刑事訴訟法實踐困境
在刑事訴訟中，在恢復性司法理念的引領下，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必須放在重要位置，以切實有效地恢復受損的社會關系。但是，在倡導社會關系修復的同時，我們要注重公序良俗原則在刑事案件中的體現，以維護公共利益，發揚善良風俗，弘揚社會公德，從而保障社會肌體健康發展。
我國運用公序良俗原則處理民事糾紛由來已久，1986年《民法通則》將「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等詞語載入法條。2017年《民法總則》首次明確公序良俗原則。第八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1)刑事訴訟法實踐困境擴展閱讀：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這一原則的精神：廢除了人民檢察院原來曾長期擁有的以免予起訴為名義的定罪權，使定罪權由法院專門行使；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律稱為「犯罪嫌疑人」，而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後，則改稱為「被告人」。
檢察機關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有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合議庭經過開庭審理，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㈡ 刑事訴訟法有什麼好的課題嗎
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弱勢的根源
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地位處於弱勢的根源在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在權力的驅動下運行的，公民權利在刑事訴訟中只是權力運行的客體，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也只是司法的客體，他的地位是無法同作為司法權力的行使者的檢察官和法官平等的。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了當事人地位平等 ，而刑事訴訟法中沒有相關規定，實際上在刑事訴訟中只承認公民之間的平等，但作為國家代表的檢察官與被告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是從國家機關的角度、從權力行使者的角度來制定規則的。在立法中賦予了國家機關充分的權力，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著墨甚少，而且多是義務性的規定。更重要的是，對國家機關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和制裁機制，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規定較少或者即使有規定也缺乏有效的貫徹和保障機制。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多是以便於行使權力（包括偵查、起訴、審判權）為目的制定的，以《刑事訴訟法》中對強制措施的規定為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取保候審」、第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於各自決定逮捕的人，公安機關對於經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須在逮捕後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在發現不應當逮捕的時候，必須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第七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這些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只是一種書面上的表示，在實踐中缺乏有效的操作機制，法院以及檢察院是否按照規定來做，主動權在於他們自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是不可能據以主張權利的。
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更多地考慮了司法機關工作的便利性，相應的忽視了對權力行使對象的保護。雖然新刑事訴訟法較之以前強調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權力行使的任意性，但從實際效果上看，距我們要實現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從新刑事訴訟法實施近五年來看，新文本所增設的權利符號基本上淪落成了沒有具體指涉對象的自我指涉的符號,刑事司法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慣習" 所驅使，它依然未擺脫打擊犯罪的工具面相：在偵查階段律師仍然很難介入訴訟；刑訊逼供、久押不決、超期羈押的情況仍然存在；庭審走過場的現象也未見有多大改觀；非常規化的"嚴打"活動仍在根據形勢的需要被反復發動；甚至像公開審判這樣的現代司法原則，本來是用來監督權力的正當行使，也被置換為用來展示犯罪、威懾犯罪……」 。仍以對強制措施的規定為例，對司法機關行使權力的限制性規定、採取強制措施的標准基本上是由司法機關自己掌握的，缺乏明確的客觀性標准，並且對錯誤採取強制措施的制裁沒有明確規定。
對刑事訴訟的被告人歧視以及對犯罪實施懲罰是對保護人權目的的逾越，是走到真理另一面的謬誤。國家權力在公民權利面前可以為所欲為，國家權力的行使者在公民面前高高在上，是中國的司法制度在立場上的錯誤，它違背了人民主權的原則，違背了國家權力為公民權利服務的社會主義性質。從維護公民權利出發，在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不能任意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不能為了司法權行使的便利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濫施刑罰。在刑事訴訟中對強制措施的運用只能以必要性為原則，可以不施行就不應施行，可以用監視居住就不應適用羈押。事實上，絕大多數案件都沒有必要採取羈押措施，而我國在羈押中存在的限制被羈押者與其親屬、律師會面的措施更沒有存在的必要，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踐踏。人民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在政治權利上的平等，要求任何人不能擁有剝奪、限制他人權利的權力，而只有出於前述目的才可以對具有侵害性的社會成員施以必要的限制措施。但這一限制決不能成為實施懲罰性措施的理由。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只能是保護人權，而不能是懲罰犯罪。超過必要限度的強制措施是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是國家對公民實施的犯罪。
作為法治高度發達的美國，其司法制度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鑒。美國司法中正當程序的原則 都可以視為是為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而設置的，可以看出美國的司法制度對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重視。正當程序並不只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為什麼美國要把正當程序的七個原則都放在保護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上面？這是因為雖然正當程序要同時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和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但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一般情況下，能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也就達到了正當程序的要求。再看看美國憲法，在如此精簡的內容之中居然有多條是為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用如此大的篇幅足可體現美國人對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視。另一方面，再看看美國憲法中對國家權力的規定，字里行間充滿著對權力的限制，表現出立法者對人民可能重新被權力奴役的擔心。從立場上看，這樣的立法是從保護公民權利出發的，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這篇憲法真正體現了美國普通民眾的意願，代表了絕大多數公民的利益，也真正起到了維護民主，限制國家權力在民眾的意志下運轉的作用，因此在它制定二百多年後，一直保持著美國的最高權威，沒有發生重大的改變。
㈢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155條，在實踐中應如何理解和適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五十五條
對附帶民事訴訟作出判決，應當根據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確定被告人應當賠償的數額。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駕駛機動車致人傷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確定賠償責任。
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調解、和解協議的，賠償范圍、數額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訴法解釋 第155條第二款規定之理解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上述規定，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給出了一個可予支持的范圍。
從其羅列的各種項目看，參照民法通則(1986年)第119條、侵權責任法(2009年)第16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第17條等法條的表述形式與順序看，該款規定徹底排除了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生活費(「三項賠償」)。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辦理案件時也是明確告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與被告協商，如果協商不成，法院不會判決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與刑事案件一並判決時不會判，單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時也不會判」。按照上述規定，辦案法官這種告知是正確的。
三、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值得商榷
從立法目的、法律體系、價值取向、社會效果上看，刑訴法解釋第155條第二款之規定均屬於最高法有意放棄「三項賠償」形成的「盲區」，而不是有意或無意遺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這與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目的與任務，與立法者於立法當時確立的價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會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對於普通的民事侵權案件，可以請求「三項賠償」並能獲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權的刑事案件中卻無權請求「三項賠償」，即使提出請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這不僅凸現了公民生命健康權在不同形式的侵權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顯露了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缺陷。如果對「三項賠償」不依法予以支持，則會對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傷害」。
事實上，對於法律適用產生的社會效果，既需要從當事人利益紛爭的平衡與妥當方面去考量，更需要從個案裁判結果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去考量，如果影響是正面的、積極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價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當的裁判；反之則會產生負面的和消極的影響，就是不公正的判決。
從任何方面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都不應當排除「三項賠償」。因為，我國尚無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如果不能從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告處獲得賠償，無異於 「死了白死」、「傷了白傷」。
所以，建議立法機關對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刑事犯罪的民事賠償責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釋。
將「三項賠償」納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犯罪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范圍，在刑法、刑事訴訟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釋前，最高法院可以對刑訴法解釋第155條進行修改，將「三項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和判決支持的范圍。
(3)刑事訴訟法實踐困境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五十一條 秘密偵查的適用原則
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條 技術偵查措施取得證據的適用原則
依照本節規定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的，應當採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第一百五十三條 通緝的條件及程序
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布通緝令，採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 各級公安機關在自己管轄的地區以內，可以直接發布通緝令；超出自己管轄的地區，應當報請有權決定的上級機關發布。
第一百五十四條 一般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第一百五十五條 特殊偵查羈押期限
因為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不宜交付審判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延期審理。
第一百五十六條 重大復雜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的期限屆滿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
（三）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條 重刑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
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延長期限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
參考資料：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㈣ 學習刑事訴訟法的幾點體會
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學習，讓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識，為以後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基礎。我們可以利用我們所學的法律知識來維護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權利。總的體會是；
一、社會性
法律首先是一種社會規則，如刑法學是研究犯罪學等，民法學是研究人與人之間、財產與人之間的關系。
二、規范性
既然法律是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范，因此法學也就有了范性，它是法學區分於其他學科的特徵。
三、概念性
法學之概念性來源於法律規則。如欺詐行為，欺詐、行為分別為兩個概念，欺詐行為又是一個新的概念；再如損害賠直接損害賠償，人身損害賠償為三個不同概念，只有掌握概念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規則。
四、目的性
法律是行為規則，是人制定的。在我國是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來制定各項法律的。既然是人制定的，就一定有目的。法學當然也有目的性，在歷史上曾不被人注意，特別是德國的概念法學，它們過分注意概念問題，而忽略了目的性。
五、正義性
法學正義性源於法律正義性，法律規則因為有正義性才能區分於技術規則，同時法律也就有了良法、惡法之分。
六、實用性
我們學習法學是為了用法律來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就不能只知道閉門讀書，我們還要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案件，討論實際發生的和假設的案件，討論它應怎樣判決。
通過對法律的認識和平時的學習，我更加了解到了法律的重要性，無論走到哪，都離不開法律。法律對人人都是平等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每個人都要知法、懂法、用法。
㈤ 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存在哪些不足
1.我國刑事辯護制度不足.其一，會見難;其二，申請變更強制措施難;其三，調查取證難; 其五，採納律師的辯護意見難.
2.我國取保候審制度。其一，關於取保候審的條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1條對刑事訴訟過程中取保候審強制措施的適用條件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和最高法院的解釋有關規定，結合司法實踐，我們不難看出，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是：犯輕罪並能足以防止其再發生社會危害性，兩者缺一不可。對犯重罪者，由於犯罪本身的嚴重性及其預計可能受到的懲罰程度決定了擔保約束措施很難防止其再次危害社會或妨礙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因此，對犯罪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者，不應適用取保候審。但是，對「社會危險性」的內涵與外延，法律及司法解釋缺乏准確的界定；其二，申請取保候審主體資格的范圍過窄。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取保候審。這一規定既具有授權性，也具有排他性。這里將申請取保候審的主體資格授予了已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那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師或者其他辯護人是否有權申請取保候審？其三，對「嚴重疾病」的內涵缺乏明確的規定。《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羈押期間患有嚴重疾病，可以解除羈押，變更為取保候審。然而，何為嚴重疾病，《刑事訴訟法》中並無明確的規定。
3.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在「證據」這個部分只有八條規定，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很多問題規定得過於簡單，有的根本就沒作出規定。
㈥ 刑事訴訟法案例分析
你這個完全沒有說問題是什麼呀……
不過粗看了案例，有幾處與《刑事訴訟法》不符或者說有疑點：
1、第一百七十四條 人民法院對於下列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2、第一百五十二條 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
十四歲以上不滿十六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十六歲以上不滿十八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
對於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應當當庭宣布不公開審理的理由。
3、第一百六十八條 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
4、第一百八十條 被告人、自訴人和他們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有權用書狀或者口頭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被告人的辯護人和近親屬，經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訴。
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和他們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中的附帶民事訴訟部分，提出上訴。
對被告人的上訴權，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剝奪。
以上四處有些問題，首先簡易案件由審判員獨任審判。其次，像這個案子必須公開審理並宣判。再次，審理期限沒有特殊原因的至多1個半月，案例中所屬1個月後是多長時間有待考慮。最後，被告人的上訴權不能被剝奪！
㈦ 《刑事訴訟法》第87條是怎麼規定的
你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刑事立案監督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的案件沒有依法立案以及刑事立案活動是否合法所進行的法律監督。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刑事立案進行監督，是法律賦予人民檢察院的重要職權之一。這一規定是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基本原則在立案階段的具體體現。所謂刑事立案監督的范圍，是指應當以哪些案件實施立案監督。刑事訴訟法對刑事立案監督范圍的規定主要有刑事訴訟法第87條和第18條第2款。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刑事立案監督的范圍，分歧較大的是如何理解刑事訴訟法第87條規定的「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的案件。對該條應如何理解？除了通常所講的「有案不立」之外，是否還應包括其他案件？以罰代刑、以勞動教養代替刑罰的案件是否屬於刑事立案監督的范圍？共同犯罪案件中未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適用刑事立案監督程序糾正？具體來講，「公安機關應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的案件，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屬於公安機關管轄且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立案條件，而公安機關不予偵查的案件：
一、公安機關接到報案或者發現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沒有作出刑事立案決定的，這種情形屬於典型的有案不立。
二、公安機關以治安處罰案件立案或者處理。俗稱「以罰代刑」。在司法實踐中，這類案件較為普遍，原因在於公安機關沒有按照刑事案件立案，把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作為治安處罰的對象對待，這實際是放縱了犯罪。
三、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後轉治安處罰、勞動教養等行政處罰的。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後作治安處罰或者勞動教養處理的案件能否作為立案監督案件辦理，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存有一定分歧。有的認為，案件已經作為刑事案件立案，檢察機關不能作為刑事立案監督案件進行監督，這種觀點是不妥的。因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對符合刑事立案條件的案件立案後，應當進行偵查，發現不應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撤銷案件。治安處罰和勞動教養是行政處罰的具體措施，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後又作治安處罰或者勞動教養處理的案件，其實質是把刑事案件作非刑事案件處理。因此，這類案件也屬於刑事立案監督的范圍。
如還有不清楚的或新情況再回復或聯系。祝維權成功。
縱橫法律網-黑龍江大公律師事務所大慶分所-張文東律師
㈧ 刑事訴訟法追贓存在什麼問題
我國刑法第六十四條對刑事追贓制度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即對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並將其返還被害人或予以沒收。
一、追贓制度的特點
1、利益恢復性。利益恢復性與權利救濟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刑事追贓制度的基本屬性。任何人包括被害人均不能從違法行為中獲益，對一切違法行為所獲得的任何利益包括衍生利益，都應當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以盡量恢復到利益被侵害前的狀態，所以，刑事追贓主要是利益恢復，不具有懲罰性。
2、民事責任刑事化。犯罪嫌疑人非法佔有被害人財產的行為的本質是民事侵權行為，法律將其中部分嚴重侵犯他人財產權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之後，改用追贓手段予以救濟，這是刑事化的民事責任，追贓制度的運行不能完全脫離民事責任追究制度的土壤。
3、程序運行的強制性。刑事追贓程序的強制性是民事責任刑事化的必然結果。追贓是相關機關的法定責任，並不是應申請的行為，追贓過程與刑事訴訟過程同在。
二、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司法實踐中，我國刑事追贓制度存在以下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1、刑事追贓缺少制度制約。刑事追贓在我國刑事訴訟過程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重刑輕民」思想的反映，刑事訴訟仍然側重於打擊犯罪，司法機關並沒有足夠的追贓動力，亦沒有完整的追贓制度予以保障。
2、司法資源配備不能適應追贓需要。刑事追贓的過程不可避免地要適用大量民事方面的法律規范對贓款贓物的權屬、性質、范圍等內容進行界定，刑事司法人員相關專業能力的不足是我國刑事追贓制度執行過程中存在的瓶頸之一。
3、刑事追贓程序運行封閉。追贓程序的封閉性突出表現在角色缺位。在公民的權利意識日益增強的今天，權益保護應當放到與打擊犯罪一樣重要的位置看待，制度設計上應當賦予被害人、相關利害關系人參與途徑和方式，增強追贓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體現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完美結合。
4、刑事追贓缺少監督制約。刑事訴訟過程中，公、檢、法三家都有追贓的責任和義務，但是無監督的責任等於無責任，責任監督制度不完善也是追贓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針對以上幾個方面的問題，應轉變司法理念，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刑事追贓工作，重視對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將追贓情況納入案件移送內容之內，並落實責任追究制度。同時將刑事追贓工作納入各機關考核目標，提高司法人員的工作責任心，以制度保障追贓工作的順利運行。以專業化為目標，配備司法資源，加強隊伍建設，以適應刑事追贓的需要。檢察機關作為憲法規定的法律監督機關，應當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追贓工作擔負起應有的法律監督職責，具體可通過糾正違法或檢察建議的方式進行。檢察機關可利用人民監督員制度駕加強自身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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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關於刑事訴訟法追贓的規定，應進行辨證的理解，既要看到國家對被害人合法財產權的維護和保障，又要看到在追贓執行的具體實踐中，還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如沒有制度保障和制約，專業素質和追繳資源配備不夠，追贓過程不夠公開透明等，需要有針對性的進行建章建制、加強人員隊伍建設和資源配置，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監督作用。
㈨ 刑事訴訟法108條第三款
第三款：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對於報案、控告、舉報，都應當接受。對於不屬於自己管轄的，應當移送主管機關處理，並且通知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對於不屬於自己管轄而又必須採取緊急措施的，應當先採取緊急措施，然後移送主管機關。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
被害人對侵犯其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控告。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對於報案、控告、舉報，都應當接受。對於不屬於自己管轄的，應當移送主管機關處理，並且通知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對於不屬於自己管轄而又必須採取緊急措施的，應當先採取緊急措施，然後移送主管機關。
犯罪人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自首的，適用第三款規定。
(9)刑事訴訟法實踐困境擴展閱讀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九條 報案、控告、舉報可以用書面或者口頭提出。接受口頭報案、控告、舉報的工作人員，應當寫成筆錄，經宣讀無誤後，由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簽名或者蓋章。接受控告、舉報的工作人員，應當向控告人、舉報人說明誣告應負的法律責任。但是，只要不是捏造事實，偽造證據，即使控告、舉報的事實有出入，甚至是錯告的，也要和誣告嚴格加以區別。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如果不願公開自己的姓名和報案、控告、舉報的行為，應當為他保守秘密。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對於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材料，應當按照管轄范圍，迅速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認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不予立案，並且將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請復議。
參考資料：中國法院網-《刑事訴訟法》
㈩ 刑事訴訟法
陳某已經滿14周歲。
對刑事責任年齡作了如下規定：(1)不滿14周歲的人，一律不負刑事責任，即不滿14周歲的人所實施的任何行為，都不構成犯罪。刑法理論稱之為絕對無刑事責任時期或完全無刑事責任時期。(2)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此即相對負刑事責任時期。刑法作出這樣的限定，除了考慮犯罪的嚴重性之外，還考慮了犯罪的常發性。還有一些犯罪或許重於這里所列舉的犯罪，但由於處於這一年齡階段的人不可能實施或者很少實施，刑法未作規定。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八種犯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而不是具體罪名。「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實施了殺人、傷害行為並且造成了致人重傷、死亡後果的，都應負刑事責任。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綁架人質後殺害被綁架人，拐賣婦女、兒童而故意造成被拐賣婦女、兒童重傷或死亡的行為，依據刑法是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姦淫幼女，或者在拐賣婦女、兒童的過程中，強奸婦女或者姦淫幼女的，也應追究刑事責任。例如，15周歲的甲綁架他人後故意殺害他人的，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刑事責任；15周歲的乙在拐賣婦女的過程中強奸婦女的，應以強奸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行為，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後果的，不認為是犯罪。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盜竊、詐騙、搶奪他人財物，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故意傷害至人重傷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殺人的，應當分別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使用輕微暴力或者威脅，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隨身攜帶的生活、學慣用品或者錢財數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輕微傷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到校學習、生活等危害後果的，不認為是犯罪。(3)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即已滿16周歲的人對一切犯罪承擔刑事責任，此即完全負刑事責任時期。(4)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此即減輕刑事責任時期。
除上述規定之外，刑法第17條第4款還規定，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嚴加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