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2011
1.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1條規定，我局已於2011年6月14日將涉嫌非法經營罪的XX刑事拘留。
您好根據法律規定和我的辯護經驗你朋友的情況屬於涉嫌非法經營罪而被刑事拘留 你說專的刑事訴屬訟法第61條正是刑事拘留的法律依據。刑事拘留的最長時間是三十七天
在此期限內會轉為逮捕然後就是長時間的羈押等候法院審判直到法院做出生效判決。目前面臨被追究刑事責任和判刑
具體結果還要看具體案情和律師辯護情況建議盡早聘請專業刑事辯護律師介入提供法律幫助和辯護。可以進一步聯系咨詢我
2. 中國有多少個具有偵查權的機關
根據中國有5個具有偵查權的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我國專具有偵查權的國屬家機關有：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對獄內刑事案件具有偵查權、軍隊保衛機關對其管轄范圍內的刑事案件具有偵查權。
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軍隊保衛機關。偵查分工簡單地說，公安機關－治安犯罪案件，檢察院－國家工作人員腐敗職務犯罪案件，國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監獄－監獄內犯罪案件，軍保－軍人犯罪案件。
(2)刑事訴訟法2011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79年7月1日通過，1979年7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五號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10月26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
3. 取保候審期間能不能外出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九十一條 被取保候審人無正當理由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有正當理由需要離開所居住的市、縣的，應當經負責執行的派出所負責人批准。只要經過了公安機關的同意就可以，外出之前和公安機關說明外出的地點和原因就可以了。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以及司法實踐的操作情況，取保候審主要適用於社會危險性較低的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核心的判斷條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而判斷社會危險性的有無，需要綜合考慮指控罪行的嚴重程度、人身危險性、身體條件等因素。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九十一條 被取保候審人無正當理由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有正當理由需要離開所居住的市、縣的，應當經負責執行的派出所負責人批准。
對違反取保候審規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擴展資料：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九條規定：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系方式發生變動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向執行機關報告;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2.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根據案件情況，責令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項或者多項規定：
(一)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
(二)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
(三)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
(四)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3.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兩款規定，已交納保證金的，沒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證金，並且區別情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結悔過，重新交納保證金、提出保證人，或者監視居住、予以逮捕。
參考鏈接：網路-刑事訴訟法
4. 2011年刑事立案標准
立案的條件，亦稱立案的理由 ，是指能夠作出立案決定的法定理由，有了立案的材料來源，能否作出立案的決定呢？尚需要看是否具備立案的條件。刑事訴訟法第86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對於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材料，應當按照管轄范圍迅速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認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不予立案。據此，立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犯罪事實發生；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一）有犯罪事實發生 有犯罪事實發生一是指客觀上存在著某種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包括已經發生、正在發生的犯罪和預備犯罪，只有犯罪思想和動機，甚至將其予以表露，均不能認為有犯罪事實發生。二是指該犯罪事實有可靠材料證明，而絕非任何人的猜測、想像或者憑空捏造的事實。當然，在立案階段所要求的犯罪事實與刑法犯罪構成諸要件的事實應該有所不同。立案只是刑事訴訟開始的第一道程序，尚不可能要求具備能夠證實犯罪的一切情節和犯罪人是誰的證據才可以立案偵查。這就明犯罪的諸要件的在立案階段往往不清楚，需要經過偵查才能進一步查實。這就明犯罪的諸要件在立案階段往往不清楚，需要經過偵查才能進一步查實。如果經過偵查、舉報的犯罪事實並不存在，則可以撤銷案件。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的做法，顛倒了立案和偵查的順序，是絕對不可取的。 （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這是立案必須具備的法律條件。如果僅有犯罪事實的發生還不能作出立案的決定，只有當這種犯罪事實依法還應當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時候，才能決定立案。有了犯罪事實發生但情節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或者罪行雖然嚴重，但依法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就不能立案。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1. 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5.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根據刑法的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辯論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的，不負刑事責任；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正當防衛行為不負刑事責任；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採取的緊急避除行為，不負刑事責任。 從條文上看，刑事訴訟法第86條只針對立案機關受理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材料，不包括立案機關已發現犯罪事實和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其實這是立法技術問題，刑事訴訟法第86條規定的條件也應適用於該法第83條的情形。立法增加第83條的情形有兩個目的：一是完善作為立案根據的立案材料來源的規定，二是針對司法實踐中立案機關遇此情形不立案的情況所作的督促性規定。因此不能認為第83條是對立案條件的修改。正確掌握立案的條件，直接影響到刑事訴訟活動能否正確、合法、及時地乾地，直接影響刑事訴訟任務是否順利完成。如果立案條件掌握太松，極有可能誤傷好人，造成冤、假、錯案。立案條件掌握太緊，又有可能放縱罪犯。為了維護立案活動的嚴肅性，司法工作人員一定要注意把握好立案條件，保證案件質量。 立案條件與監督 「應當立案」：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 「不予立案」：認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 立案 監督 (1)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2)公安機關收到人民檢察院《要求說明不立案理由通知書》後7日內應當將說明情況書面答復人民檢察院。(3)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4)人民檢察院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應當由檢察長決定；重大或者疑難、復雜的案件，由檢察長提交檢察委員會決定 。 刑事立案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 一、有犯罪事實 指客觀上存在著某種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這是立案的首要條件。有犯罪事實，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1．要立案追究的，必須是依照刑法的規定構成犯罪的行為。立案應當而且只能對犯罪行為進行。如果不是犯罪的行為，就不能立案。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的規定，有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就不應立案。 由於立案是追究犯罪的開始，此時所說的有犯罪事實，僅是指發現有某種危害社會而又觸犯刑律的犯罪行為發生。至於整個犯罪的過程、犯罪的具體情節、犯罪人是誰等，並不要求在立案時就全部弄清楚。這些問題應當通過立案後的偵查或審理活動來解決。 2．要有一定的事實材料證明犯罪事實確已發生。包括犯罪行為已經實施、正在實施和預備犯罪。 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指依法應當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只有依法需要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犯罪事實，當有犯罪事實發生，並且依法需要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時，才有必要而且應當立案。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雖有犯罪事實發生，但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均不追究刑事責任。 立案的條件是指決定立案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要件。 它是判明立案決定是否正確的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86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對於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材料，應當按照管轄范圍，迅速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認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不予立案。"這一規定說明，立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一)事實條件，即有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 有犯罪事實，是指有被客觀、真實的證據所證明的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的存在，包括犯罪的預備、實施、未遂、中止和既遂，但是，這不意味著證實犯罪的證據需要確實充分，但也不應是辦案人員憑估計、猜測得出的結論。這里所指「有犯罪事實」，主要是指犯罪事件已經發生，即有犯罪的客體和客觀要件；而對犯罪主體和犯罪主觀方面的查明則不是立案的必要條件，而是立案後需要進一步查清的問題。因此，此時的證據並不要求達到充分的程度，也不要求一定要查獲犯罪人，更不要求查明全部案件的事實和情節。 (二)法律條件，即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立案追究的行為，必須是具有社會危害性和刑罰應罰性的行為，只有當這種犯罪事實確需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時，才予以立案。 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通過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犯罪己過追訴時效期限的。我國刑法對追訴時效作了明確的規定，在立案過程中理應遵守執行。（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特赦是國家對某些犯罪或者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刑罰的一部或全部的措施。已經赦免得罪行，不應立案追究。（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屬於刑事自訴案件，被害人依法享有決定是否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自主權。（5）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刑事責任的承擔者已不存在，再追究死者的刑事責任已沒有意義，故不予立案。（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如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不負刑事責任。 以上情形只要屬於其中之一者，就應當決定不立案。已經立案追究的，在偵查階段應撤銷案件；在起訴階段應不起訴；在審判階段應終止案件或者宣告無罪；在執行階段應按審判監督程序依法重新審理。 自訴案件的立案與公訴案件的立案不同，它把立案與起訴和受理相重合，並與審判相連接。即自訴人起訴後，只要符合立案條件，人民法院就應當受理；人民法院立案後，不經過偵查、提起公訴，直接進行審判。因此，對立案條件除應具備上述條件以外，根據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1．案件屬於自訴案件的范圍， 2．案件屬於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3．有明確的被告人，具體的訴訟請求和能夠證明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證據； 4．起訴的主體是被害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
5. 醉駕取保候審等法院判決要多久，會怎麼判
取保候審到法院判決一般需要三四個月時間，根據案件不同時間也不同，判決開庭應當提前告知犯罪嫌疑人。請參考以下法律條例：
《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五十四條
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六十九條
人民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案件，改變管轄的，從改變後的人民檢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算審查起訴期限。
(5)刑事訴訟法2011擴展閱讀：
強制措施
第六十四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第六十五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採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取保候審由公安機關執行。
第六十六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
第六十七條 保證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與本案無牽連；
（二）有能力履行保證義務；
（三）享有政治權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四）有固定的住處和收入。
第六十八條 保證人應當履行以下義務：
（一）監督被保證人遵守本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
（二）發現被保證人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違反本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的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執行機關報告。
被保證人有違反本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的行為，保證人未履行保證義務的，對保證人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6. 黃豹的主要論著
專著
《偵查構造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7萬字
《偵查權力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9月版，38萬字
《刑事訴權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版，28.3萬字
編著
1、主編
《刑事訴訟法學學習指南》，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版，總21.5萬字
《荊楚訴訟論壇》（第一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總35.7萬字
2、副主編
《訴訟法學》 ，群眾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萬字
《法理學教程》，群眾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3萬字
《法理學教程》，湖北警官學院（校內用書）2002年版， 0.5萬字
《刑事訴訟法案例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4.5萬字
3、參編
《刑事訴訟實訓指南》，法律出版社2014年7月版，35.7萬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100問》，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2萬字
《新編刑法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1萬字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5萬字
《公安行政執法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1.5萬字
《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6萬字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解讀》，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1.2萬字
合著
《檢察機關自偵辦案模式轉變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年12月版，27.5萬字
《婚姻法學釋解》，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承當字數25萬字
《刑事訴訟程序改革之多維視角》，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3萬字 1、1996年第2期，「試論『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確立的方式及其內容」，《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哲社版）》（政治類核心刊物），第二作者
2、1996年第3期，「試論我國辯護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警學經緯》，第二作者
3、1996年第6期，「公安工作與新《刑事訴訟法》」，《警學經緯》，第二作者
4、1997年第6期，「對單位犯罪的理論與實踐的思考」，《警學經緯》，獨撰
5、1997年第4期，「公安行政處罰的缺陷及其調控」，《犯罪對策研究》，第一作者
6、1997年第2期，「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如何處理與律師的關系」，《武漢檢察》，獨撰
7、1997年第3期，「輕刑化與中國刑罰改革的思考」，《雲南警學》，獨撰
8、1999年第6期，「試論我國物權立法的若干原則」，《湖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獨撰
9、2000年第1期，「淺析公務懸賞廣告」，《公安部管理幹部學院山西分院學報》，獨撰
10、2000年第1期，「懸賞通告之法律分析」，《吉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獨撰
11、2000年第2期，「論物權行為理論的借鑒與吸收」，《河北法學》（法律類核心期刊），獨撰
12、11/2002，「論網路犯罪的特點與綜合調控」，《新世紀公安偵查工作思考》（第三屆中西南地區偵查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獨撰
13、2002年第12期，「刑事訴訟法學與刑事偵查學的比較教學研究」，《公安教育》，第一作者
14、10/2002，「淺析刑事證據開示制度」，《武漢公安幹部學院學報》，獨撰
15、12/2002，「公安警察院校大學生個人主義傾向及原因剖析」，《公安警察院校大學生綜合素質研究》，武漢出版社，獨撰
16、2003年第4期，「中國區際刑事訴訟法律之比較研究」，《湖北警官學院學報》，獨撰
17、2004年第2期，「公正與效率之間的艱難抉擇——論辯訴交易在我國的可行性」，《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第一作者
18、4/2004，「刑事偵查中被害人權益保障問題研究」，《偵查理論與實踐》（2004年北京市偵查學會第七屆年會論文集），獨撰——本文獲得該年會優秀論文二等獎
19、8/2004，「關於公安法學教育定位的若干思考」，《走向現代公安法學教育之路》（中國首屆公安法學教育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獨撰——本文獲得該研討會優秀論文一等獎
20、2004年第4期，「中俄刑事陪審制度的沿革及展望評述」，《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第一作者
21、10/2004，「前科消滅的證據價值研究」，《法商研究》（2004專號）（法律類核心期刊），獨撰
22、2004年第4期，「我國偵查構造的改革基礎及完善目標」，《湖北警官學院學報》，獨撰
23、8/2004，「偵查程序中被害人權益保障的理論基礎及完善」，《偵查學論從》（第五卷）（第五屆中西南地區偵查研討會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湘新出准字（2004）第064號獨撰——本文獲得該年會優秀論文二等獎
24、10/2004，「論我國對沉默權應有的正確取捨態度」，《偵查訊問與人權保障研究》（公安大學偵查訊問與人權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獨撰
25、10/2004，「刑事證據研究領域的一部力作——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證據學論壇》（第八卷），中國檢察出版社，獨撰
26、2004年第6期，「以法律為准繩原則不容置疑」，《比較法研究》（法律類核心期刊），獨撰
27、2005年第1期，「論程序分流在我國偵查程序中的構建」，《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公共安全》，獨撰
28、2005年第1期，「清代刑事救濟程序研究」，《中外學術導刊》，獨撰
29、2005年第4期，「刑事免責制度的實踐意義及構建模式」，《湖北經濟學院學報》，獨撰
30、2005年第2期，「論刑事免責制度在偵查程序中的構建」，《湖北警官學院學報》，第一作者
31、5/2005，「論偵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責制度」，《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增刊）（民族類核心期刊），獨撰
32、6/2005，「偵查構造的獨立性問題研究」，《江漢論壇》（增刊）（社科類核心期刊），獨撰
33、8/2005，「新聞自由與偵查不公開的沖突與互動」，《中國訴訟法判解》（第三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獨撰
34、10/2005，「境外賭博犯罪查處的程序法視角研究」，《訴訟理論與實踐》，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獨撰
35、11/2005，「抓捕怪案中的偵查方法評說」，《偵查論壇》（第四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獨撰
36、1/2006，「論我國刑訴法對公約「特工行動」的借鑒與吸收」，《《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獨撰
37、2006年第1期，「程序法視角下的境外賭博犯罪研究」，《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獨撰
38、2006年第2期，「職務犯罪的預防及懲治研究」，《湖北經濟學院學報》，第一作者
39、2006/02/17，「懲處境外賭博犯罪面臨的四個問題」，《檢察日報》，2006年2月17日第3版，獨撰
40、4/2006，「清朝乾隆53年之逮捕證考究」，《警史鉤沉》（內刊），獨撰
41、6/2006，「論死刑復核的權力運作及制度建構——兼評最高法院死刑復核權的回收」，《首屆法律適用國際高層論壇優秀論文集》，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作者
42、7/2006，「刑事訴訟構造的研究起源及概念辨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增刊），獨撰
43、7/2006，「偵查公開若干基礎理論問題辨析」，《偵查學論叢》（第七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獨撰
44、2006年第4期，「我國構建預審法官制度的否定性思考」，《湖北警官學院學報》，獨撰
45、10/2006，「我國《刑事訴訟法》偵查程序再修改研究」，《江漢論壇》（增刊），第三作者
46、10/2006，「對我國《刑事訴訟法》偵查程序再修改的具體建議」，《江漢論壇》（增刊），第二作者
47、11/2006，「人權保障與警察機關的權力規制」，《公安教育的人文視域》，武漢出版社2006年11月，獨撰
48、12/2006，「城市自殺秀中的警察角色定位研究」，《構建和諧社會與城市糾紛解決機制》（內刊）[全國副省級城市法學會第18次年會論文匯編（二等獎）]，第一作者
49、11/2006，「平等抑或平衡：偵查構造中的偵辯關系辨析」，《現代偵查》（第二輯），群眾出版社2006年11月，獨撰
50、2007年第1期，「偵查程序中的非法取證問題評析」，《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第一作者
51、2007年第一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零容忍理論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增刊），第一作者
52、2007年第2期，「賭博罪與非罪的若干新視點研究」，《政治與法律》（法律類核心期刊），第二作者
53、2007年第2期, 「創新與發展:江西新余、萍鄉警務改革模式之評析「，《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獨撰
54、2007年第3期，「論診所法律教育在公安院校教學中的應用」，《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獨撰
55、2007年第3期，「城市自殺秀中的若幹警務認識誤區探析」，《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獨撰
56、2007年第4期，「公安院校實施診所法律教育的難點分析」，《公安教育》，獨撰
57、2007年第5期，「偵查權權力屬性熱議之冷思考」，《湖北警官學院學報》，獨撰
58、2007年第6期，「零容忍執法政策若干理論問題之評析」，《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ISSN1671第一作者
59、2007年8月上旬刊，「中部崛起理論的程序法制研究」，《商場現代化》（經濟類核心期刊），獨撰
60、2007年第9期，「境外賭博犯罪的經濟危害及懲處研究」，《科技信息》，獨撰
61、2007年11月，「偵查公開與程序參與原則之研究」，載於《公安學論叢》（第三卷），法律出版社，獨撰
62、2008年1月，「程序法視野下的中部崛起理論研究」，載於《首屆中部崛起法治論壇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獨撰
63、2008年3月，「從偵查程序的完善看刑事訴權的缺失與構建」，載於《刑事訴訟法修改：問題與前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獨撰
64、2008年第9期，「刑事被害人訴權行使渠道之現實性分析————以「產嬰證奸」現象為切入點「，載於《求索》（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CSSCI期刊），獨撰
65、2008年第5期，「警察臨戰若干基礎性問題的法學詮釋」，載於《湖北警官學院學報》，P51-P55，ISSN1673-2931，CN42-1743/D，獨撰
66、2008年第4期，Jurisprudence Views on Procing Infant to Prove Rape，Journal of Politics and Law（季刊），P73-P76，獨撰
67、2008年11月，「證據視野下的「產嬰證奸」現象考量」，載於《證據學論壇》（第14卷），P146-P153，法律出版社ISBN9-787-5036-9099-0，獨撰
68、2008年11月，「對檢察官客觀性觀點的幾點質疑」，載於《檢察論叢》（第13卷），P251-P261，法律出版社ISBN9-787-5036-9091-4，獨撰
69、2008年12月，「刑事訴訟法修訂中的專家意見比較與評析——以公安機關偵查執法活動為視角」，載於《現代偵查（第三卷）》，群眾出版社ISBN9-787-5014-4137-2，P1-P10，獨撰
70、2009年第1期，「偵辯交易的提出及若干形態分析」，載於《四川文理學院學報》，P27-P30，ISSN1008-4886,CN51-1533/G4，獨撰
71、2009年第1期，「群體性事件警務處置中的慎用警力原則研究」，載於《湖北警官學院學報》，P10-P14，ISSN1673-2931，CN42-1743/D，第一作者
72、2009年第2期，「醫患矛盾之激化與警察介入糾紛之利弊考量」，載於《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ISSN1671-685X，CN14-1287/D，獨撰
73、2009年第3期，「刑事訴權視野下的偵辯交易研究」，載於《法治研究》，ISSN1674-1455，CN33-1343/D，獨撰——本文被《首屆中國警學論壇文集》（羅鋒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337-8/D.290,P610-617）全文轉載。
74、2009年9月，「重點學科建設基礎性理論之研究」，載於《荊楚訴訟論壇》（第一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ISBN978-7-81139-660-7，P9-17，獨撰
75、2009年12月，「公安招錄改革背景下的偵查學教學內容研究」，載於《偵查學論叢（第10卷）》（中西南地區公安政法院校偵查學術研討會2009年會），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ISBN978-7-81139-833-5，P478-484，獨撰
76、2009年第6期，「公訴權的客觀性與追訴性之評述」，載於《北方法學》，ISSN 1673-8330，CN23-1546/D，P100-105，獨撰
77、2010年第1期，「公訴權基本屬性特徵之定位」，載於《雲夢學刊》，ISSN1006-6365，CN43-1240/C，P76-80，獨撰
78、2010年第2期，「群體性事件警務處置中的慎用強制措施原則研究」，載於《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ISSN1008-8121，CN36-1213/D，P91-95，獨撰
79、2010年第3期，「群體性事件警務處置中的慎用武器警械原則研究」，載於《吉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ISSN1671-0541，CN22-1307/D，P18-22，獨撰
80、2010年3月，「我國公安教育發展回顧與改革前景探析」，載於《公安學論叢》（第四卷），法律出版社ISBN 9-787-5118-0544-7，P96-110，獨撰
81、2010年第5期，「網路民意在交通肇事案件處理中的價值評析」，載於《交通企業管理》，ISSN1006-8864，CN42-1302/F，P71-72，獨撰
82、2010年第10期，「紡織類高校法學專業發展定位及其展望研究」，載於《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ISSN1672-6847，CN35-1268/C，P57-58，獨撰
83、2010年第30期，「當代湖北社會矛盾解決機制的訴權解讀」，載於《學理論》，ISSN1002-2589，CN23-1106/D，P65-66,獨撰
84、2010年12月，Learning and absorbing Clinical Legal Ecation in Police College ，載於2010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Ecation and Ecation Technology(EEET2010)，EI、ISTP收錄
85、2010年12月，「情報收集工作中若干新科技偵查手段研究」，載於《偵查學論叢》（第11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ISBN978-7-81139-8？-？
86、2011年第2期，Principle of Three Cautions in police response to Mass incidents，載於Asian Social Science，ISSN 1911-2017，獨撰
87、2011年第2期，「兩型社會與武漢ETC收費系統之正義解讀」，載於《中外企業家》，P80-83，ISSN1000-8772,CN23-1025/F，獨撰
88、2011年3月，「Means of stealing secrets and anti-stealing by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Secret War」，載於《2011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nd Neural Computing（FSNC2011）》，IEEE Catalog Number: CFP 1114M-PRT, ISBN 978-1-4244-9216-9，P354-357，獨撰
89、2011年3月，「Escaping the Siege：Problems and Solutions about Law Disciplines in WTU」，載於《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1）》（ISTP收錄），IERI，USA出版，ISBN 978-0-9831693-8-3，P422-426，獨撰
90、2012年第1期，「刑事附帶民事訴權之濫用及其規制」，載於《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ISSN1009-3699,CN42-1596/C，P67-70，獨撰
91、2012年第1期，「刑事訴訟中舉報權之濫用及其規制」，載於《武漢紡織大學學報》，ISSN1009-5160、CN42-1818/Z，P16-19，第一作者
92、2012年第1期，「達馬斯卡權力模式下欠薪入罪現象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第41條為切入點」，載於《長江論壇》，ISSN1005-3980,CN42-1344/D，P55-59，獨撰
93、2012年第1期（下），「紡織類高校診所法律教育的應用現狀調研報告」，載於《群文天地》，ISSN1009-6302,CN63-1027/G2，P282-283，獨撰
94、2012年2月，「診所法律教育方法在我國發展現狀之評析」，載於《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2）》（CPCI收錄），IERI，USA出版，ISBN 978-1-61275-006-4，P239-244，獨撰
95、2012年第2期，「紡織類高校專業存在及發展的評價標准研究——以武漢紡織大學法學專業為例」，載於《紡織教育》，ISSN1000-615X,CN31-1013/G4，P118-121，獨撰
7. 誰有2011電大《證據學形成性考核冊》答案
《證據學》作業1答案
一、問答題
證據學研究對象和具體內容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證據法及其證明規則。作為證據學研究對象的證據規則分為兩大類：訴訟證據規則和非訴訟證據規則。證據規則都要由法律以一定方式明確規定，我國證據規則的內容散見於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法規以及最高院和最高檢有關證據的司法解釋中。
（2）證據及其證據力和證明能力。證據和證據力、證明力是三個密切相關的概念。證據是有關案件有關的一切事實。所謂證據力，是指證據材料進入訴訟，作為定案根據的資格和條件。所謂證明力，是指證據所具有的內在事實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價值和證明作用。，亦即人們通常說的可信性、可靠性和可采性。研究證據學，其核心就是要緊緊抓住證據的證據力和證明力這兩個關鍵內容，學懂弄通後，案件的事實就迎刃而解了。
（3）證據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關系。證據的內容是證據本身內在具有的證明能力，它具有客觀實在性和關聯性；證據的形式是證據在法律上所具有的外在表現方式和正當的獲取手段。兩者具有對立統一的關系。
（4）證據制度及其傳統文化背景。證據學理論是於證據有關的司法和執法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是人類司法證明和「准司法證明」的智慧結晶。人類的文化傳統背景對證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也是證據學的研究對象。
（5）證據制度和經濟制度、訴訟制度的關系。證據制度需要建立在一個相應的經濟基礎之上，經濟的發達程度，決定證據的獲得能力、偵查水平和社會進步程度；訴訟制度和證據制度都是屬於一定歷史范疇的東西，是歷史的產物。它們隨著歷史的演變而進化，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證據制度又是訴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與訴訟制度相適應的。
（6）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經驗及證據理論。古今中外的司法、執法人員在證明活動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證據法學應當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研究這些證明活動的規律，並用研究成果來指導司法和執法等活動中的證明實踐。證據理論對司法實踐的指導作用，不僅是證據學的重要研究對象還是發展證據學的基本動力。
2、如何正確評價自由心證證據制度？
答：要對自由心證證據制度作出正確的公正的評價，就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它進行全面的分析。自由心證制度取代封建時期的法定證據制度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自由心證制度的建立，引起了訴訟結構的變革，否定了法定證據制度的形而上學的形式主義，拋棄了法定證據制度中的封建特權，廢除了刑訊逼供的證明方法，確定了舉證責任由控訴方擔任的原則，使被告人獲導了辯護權。自由心證制度還實行雙方當事人對等辯護的原則，能使法官根據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辯論，形成其內心確信，然後對案件作出裁判。這是歷史上構進步，對訴訟制度是一個重大的革新，它推動了訴訟制度的民主化進程。自由心證制度的建立，使法官擺脫了法定證據制度那些繁瑣規則的束縛，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良心對證據和證據的證明力進行自由判斷，從而為查明案情和正確處理案件提供了可能性。它推動了證據科學的發展和證據理論的進步，自由心證制度是確認有審判權者即有真理的原則，它為法官利用司法活動靈活地為政治服務提供了廣闊的天地。這是自由心證制度能夠產生並長期存在的一個關鍵因素。但是，自由心證證據制度，在評價證據價值上及其價值的選擇上，給法官和陪審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當今世界各國無論是在立法上，還是在理論上，對法官依良心、理性「自由」地判斷證據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18條規定：「證據的證明力由審判官自由判斷。」但緊接著第319條又規定，當被告人的自白成為對他不利的唯一證據時，法官不得將其作為有罪的根據。上述這些法律上或理論上對法官自由判斷權的限制，都體現了一些有價值的實際經驗，從而使自由心證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物證證明力的特點是什麼？
答：物證同其他證據種類相比，更直觀，更容易把握；同言詞證據相比，它更客觀、真實性更大。言詞證據的運用一般要靠實物證據來檢驗，言詞證據同實物證據相結合，才能發揮其證明作用，物證則可以不依賴於言詞證據而存在。
物證的證明力按照物證的不同形態，可分為兩種情況說明：一種情況是，凡有一定固定形狀的證物，是以其外部特徵，同案件事實產生的關聯性，而發揮證明作用的。所謂外部特徵，是指本證物的外部形態、規格、大小、結構。商標、圖案。出廠日期等特殊的標志。另一種情況是，凡沒有一定的固定形狀的證物，是以其所使用的物質材料的特殊屬性同案件事實產生的關聯性而發揮證明作用，例如：各種毒殺案件中所使用的毒品、毒氣，就是通過技術鑒定所作的鑒定結論，而確定的屬性的同一性，來認定案件事實。
4、收集證言的基本程序有哪些？
（1）對證人的詢問應由指定的辦案人員進行。為了保證證言的客觀性，詢問證人時不能少於兩名辦案人員。
（2）詢問證人前應作好充分的准備工作，擬訂詢問提綱，認真分析案件，尤其是對詢問的重點要明確，還要對證人與本案和本案當事人的關系了解清楚，做到心中有數。
（3）詢問證人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最好到證人所在的單位或在本人住所進行。詢問時必須出示詢問的證明文件；必要時，可通知證人到指定地點接受詢問。
（4）詢問證人必須個別進行，不許採用討論會、座談會的形式啟發誘導進行詢問。
（5）詢問時，應當告知證人如實提供證據，實事求是作證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如果有意作偽證或隱匿罪證要負法律責任。
（6）詢問時，還要查明證人的身份及基本情況，以及證人與本案的關系，不得啟發、誘導、指名問證，要讓其全面、客觀地敘述他所了解的案件情況，然後，再根據詢問提綱要解決的問題，向證人提問。
（7）詢問證人要製作詢問筆錄，並交給證人核對或向他宣讀，允許補充、修正。在承認無誤後，由證人在筆錄上簽名或捺手印。
（8）詢問未成年證人時，要有他父母或監護人在場，要選擇他們習慣的場所。詢問的方式也要適應未成年人的特點，盡量消除他們不必要的顧慮。詢問聾、啞的證人，應當有懂得聾啞手勢的翻譯，並且將這種情況記入筆錄。
5、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的概念和運用規則各是什麼？
答：直接證據，是指能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間接證據，是指不能單獨直接證明，而需要與其他證據結合才能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
直接證據的運用規則：
（1）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
（2）必須在法庭上經過控辯雙方的詢問、質證，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3）孤證不能定案。即只有一個直接證據，而沒有間接證據印證的情況下，不能據以認定案件事實。
（4）直接證據必須得到間接證據的印證，才能認定案件事實。
間接證據的運用規則：
（1）必須審查每個間接證據是否真實可靠。
（2）必須審查間接證據與案件事實有無客觀的內在聯系，防止把那些與案件毫無關系的材料，當作間接證據加以收集和使用。
（3）必須審查各間接證據之間是否互相銜接，互相協調一致，互相印證，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鎖鏈。
（4）所有的間接證據結合起來，對案件只能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必須具有肯定性和真實性，並且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6、如何對證人證言進行審查、判斷？
證人證言的證明力反映在真與假的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辦案的過程中，必須認真審查、判斷。（1）按照證人證言形成的三個階段即感受、記憶、陳述三個階段，判斷證據力的大小與強弱，即使一個如實提供證言的人，其陳述的內容也有不符合客觀真實的可能，這主要是因為，證言的形成過程是一個復雜的、主觀能動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感知、記憶和陳述的過程。（2）審查、判斷證人證言同案件事實的關聯性。如果證人證言與案件事實本身無關聯，即使在內容上是符合客觀事實的，也無證據價值。（3）審查、判斷證人與案件當事人或案件本身是否具有利害關系，以確定其傾向性，判斷其真實程度。證人提供的對與其有親屬關系或者其他密切關系的一方當事人有利的證言，其證明力低於其他證人證言。（4）審查認定證人的品格、操行對其證言是否產生影響。總體而言，凡是品格、操行一貫優良的證人，其證言則具有更大的真實、可靠性；反之，其證言的真實、可靠性較弱，即證明力不強。（5）審查、判斷證人的作證能力。證人的作證能力與其民事行為能力基本是相適應的。（6）綜合對比，實物驗證。任何一份證言必須要經得起實物驗證，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案件的質量得以保證。
二、選擇題
ABCD
B
ABD
ACD
ABC
ABCD
A
A
BCD
A
三、案例分析（題目見作業冊，答案只提供答題思路，具體內容自行發揮）
三、1、（1）、被告人詹國平的辯解為直接證據；而物證（如收繳的贓款、現場遺留的桶、鞋以及屍體等）、證人證言（如姜曉霞、李青等人證言）、現場勘查筆錄、視聽資料（如電信局的通話記錄）都是間接證據。
1、答：（1）本案中全是間接證據，沒有直接證據。因為所有的證據都是間接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
（2）答案要點：要答出起碼2個要點a 孤證不能定案，但如果案件都是間接證據只要滿足一定的條件，符合一定的適用規則，同樣可以定案。（答出完全靠間接證據定案的規則） b 賦予被告人沉默權，不會必然導致漏罪。（注意展開分析）。
2、答：在本案中，主罪中作案工具的照片和次罪中現場照片及用於作案的氧氣瓶的照片是傳來證據，因為它們不是直接來源於案件事實或原始出處，是經過了中間環節形成的證據是對無法直接取得物證的固定，所以屬於傳來證據；其他為原始證據，因為它們都是來源於案件的第一手的材料，都是直接來源於案件事實的證據。
主罪中證人證言、鑒定結論和被告人的口供和次罪中證人證言、鑒定結論為言詞證據，不論記載方式如何，它們都是以人的陳述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所以是言詞證據；其他為實物證據，因為它們都是以實物形態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
主罪中被告人的口供和次罪中被告人的口供為直接證據，因為它能夠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因此是直接證據；其他皆為間接證據，因為它們都是無法單獨直接證明，而需要與其他證據結合才可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因此屬於間接證據。
《證據學》作業2答案
問答題
1、簡要論述三大訴訟證明的異同？
答：三大訴訟證明的共同特徵：
證明是溝通實體法和訴訟法的紐帶，是橫跨兩大法域的綜合概念。因為，實體法的抽象規定和一般原則要落實到具體案件上，就必須對實體法規范的要件事實進行證明。從實體的規定上說，證明源自實體法的要求；從形式的規定上說，證明則是由訴訟法加以調整的。這一點，是刑事、民事、行政等三大訴訟法中的證明的共同特徵。三大訴訟證明的方式也是相同的，都採用邏輯椎理。司法認知和推定等方法。另外，三大訴訟證明的主體也是相同的，即都是司法機關或者司法人員。當事人和律師。
三大訴訟證明的差異：
第一，證明責任的分配不同。在刑事訴訟中，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以及刑責輕重的責任由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偵查機關承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行政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則由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承擔，原告不承擔證明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責任。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則不以訴訟地位的特定化決定證明責仟承擔的主體，而是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分別由當事人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
第二，證據的種類有所不同。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鑒定結論。勘驗筆錄、證人證言等，是三大訴訟共同的證據種類。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訴訟特有的證據種類；現場筆錄是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行政訴訟特有的證據種類。需指出，刑事訴訟法將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的「當事人陳述」，分解為「被害人陳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兩項。
第三，證明標準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對證明標准，我國三大訴訟法採取的術語不同。《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只有「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根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才能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民事訴訟法》第153條規定「事實清楚」，與刑事訴訟法相比，少了「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是「證據確鑿」，與刑事訴訟法相比，不僅沒有「事實清楚」的要求，而且也沒有「證據充分」的要求。
第四，證明對象不同。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主要是有關犯罪行為構成要件和量刑情節的事實；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主要是民事糾紛產生和發展的事實和民事法律關系構成要素的事實；行政訴訟的證明對象主要是與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有關的事實。
第五，證明的程序規則不同。由於證明程序是訴訟程序的一個組成部分，與訴訟程序具有一致性，所以，三大訴訟程序的不同決定了相應的證明程序也不同。刑事訴訟特有的證明程序是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如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民事訴訟特有的證明程序規則體現在處分原則和辯論原則之中；行政訴訟特有的證明程序規則是被告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調查收集證據等。
2、我國關於證明責任問題有哪些立法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均沒有提到證明責任或舉證責任這一詞彙，只有在《行政訴訟法》第32條明確提到了「舉證責任」的概念，但是該條文並沒有揭示舉證責任概念所包含的意思。不過，我國三大訴訟法實際上也建立了證明責任制度，表現在立法上，有如下法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的規定：「在被告人最後陳述後，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依據去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民事訴訟法》第64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行政訴訟法》第32條：「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3、推定與證明責任有什麼關系？
答：推定與證明責任的關聯表現在：
A．在特定情況下，推定決定證明責任的分配，證明責任之所以是這樣分配而不是那樣分配，其原因主要在於推定的客觀存在。
B．推定能夠改變證明責任的證明對象。當事人之所以可對此事實而不是彼事實負證明責任，關鍵的原因在於在此事實與彼事實之間有推定關系存在。
C．推定決定證明責任的轉移和變化。在訴訟過程中，證明責任之所以能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發生轉移，其原因就在於推定發揮了作用。
4、證據制度與訴訟制度的關系是什麼？
答：訴訟是司法機關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和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生產關系，對各種糾紛和犯罪現象進行揭示、證實、處理（懲罰）的一種司法活動。訴訟法就是對這些訴訟活動的制度化、條文化和法律化。那麼，什麼是訴訟制度呢了法律對於訴訟活動的任務、原則、程序、原告、被告的權利和義務，司法機關的職能和任務，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和義務都作了規定，這種規定的總稱就是訴訟制度，也就是訴訟活動的法律規范總和。證據制度是訴訟制度的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之一，它與訴訟制度的關系是從屬關系，即有什麼樣的訴訟制度就有什麼樣的證據制度。它與訴訟制度的關系是從屬關系，即有什麼樣的訴訟制度就有什麼樣的證據制度，訴訟制度決定證據制度。當然證據制度並不是完全被動和消極的，它可以影響並反作用於訴訟制度。總之，二者密切聯系，不能截然分開。
5、在證明中如何體現訴訟證明的真理性和正當性？
答：只有對案件事實的真理性認識，才能導致對法律規范的正確適用，從而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決結果。但是，受自然條件、經濟條件和科學技術條件等客觀因素和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證明的案件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不可能完全吻合。所以，就證明結果的真理性來說，只能達到一種相對的真實性。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的認識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主觀的認識結果必須完全符合客觀情況，認識才具有絕對的真理性。但是，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從經驗上，我們都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主觀和客觀的兩極對立永遠無法消除。因此，作為主觀的人的認識，與客觀世界或者客觀發生的事情，只能達到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在訴訟證明領域，證明結果也只能達到一種相對性。
第二，訴訟證明制度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結果的相對性。在訴訟領域，案件事實必須通過證據來證明，但是，證據本身仍然要通過其他證據來證明，而其他證據的真實性要其他證據證明，因此訴訟證明從邏輯上說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人類的理性會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上讓無限推演的證明活動停下來。這是因為人們具有共同的知識框架或背景，是不用證明即可接受的經驗規則。而經驗規則並不是絕對的，所以訴訟證明的結論，也只能是相對的。
第三，法律價值的沖突和協調也造成了證明的相對性。一種訴訟程序不僅要追求對案件事實的真理性的認識，而且還要在正義、秩序、效率等價值之間做出適當協調，如果以犧牲這些法律價值為代價，則會造成物極必反的效果。
第四，司法活動與科學研究不同。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司法活動的證明對象不僅包括客觀存在的事物，還包括當事人的心理活動；科學研究揭示的規律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輕易地進行檢驗，司法活動證明的對象具有不可回復性，一旦發生，根本無法將其復原；科學研究的唯一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司法活動在此之外，還要協調各種價值；科學研究可以採取人類所能承受的各種手段，甚至不計成本，而司法活動則必須使用法律允許的手段，而且有嚴格的期間、甚至人員限制。
司法活動不僅要靠國家的強制力來維護，還要靠它的理性來維護。這種理性，一方面，存在於訴訟證明的相對性之中，因為相對性蘊含著絕對性，絕對性通過相對性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則是靠訴訟證明過程的正當性實現的。所謂正當性，就是在倫理上具有道德性。正當性有時又稱為合法性。具體來說，訴訟證明的正當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證據要合法，也就是說證據要具有證據能力或者可采性。證據合法，包括兩個方面：來源合法與表現形式合法。
其二，證明的程序必須正當、合法。由於證明的程序就是訴訟程序，所以，訴訟程序必須體現一定的法律價值，遵守一定的原則，而且，依據這些原則建立的訴訟程序必須在實際的證明過程中被遵守。就嚴格的法律調查和事實認定過程來說，舉證、質證、辯論以及評議等必須符合法律的要求。
實際上證明結果僅具有相對性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正當性，才能最終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
6、我國證明標准有哪些特點？
答：從三大訴訟法對證明標準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證明標準是統一的，即都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我國證明標準的最大特點，即實行一元化的證明標准，這與國外實行的不同訴訟有不同證明標準的多元化標准有鮮明區別。
我國實行一元化的證明標准，說明對訴訟中案件事實的證明程度的要求不但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很高、很嚴格的。將所有案件的結論都建立在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無疑是好的。但是，盡管設定這種統一化的證明標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設定的是否科學、合理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實際上，一些從事民事訴訟法學和行政訴訟法學研究的學者，已經開始對這種一元化的標准提出了質疑。我們認為，否定一元化的證明標准，實行多元化的證明標准，是符合司法實踐的實際情況的，也是符合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哲學要求的。
我們認為，在刑事訴訟中，可以繼續實行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但是，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則有必要降低證明標准。民事訴訟證明標准可以參考國外通行的「優勢證據」標准確定，而行政訴訟證明標准則應介於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或者接近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
二、選擇題
C
AD
C
D
ABD
B
C
A
C
A
三、案例分析（題目見作業冊，答案只提供答題思路，具體內容自行發揮）
1、答：（1）本案的法定證據種類有：a物證（包括查獲的部分走私集成電路、繳獲的全部賄賂物品等贓物）它們以物質的存在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屬於犯罪行為侵犯的客體物。
b書證（偽造的發票、審計部門的查證報告），以其所記載的內容反映案件的真實情況，即走私的數額。c 證人證言 d 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在本案中主要是被告人承認自己犯罪事實的供述，即對走私和受賄事實的供述。
（2）上述證據中，直接證據主要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它能夠直接證明主要犯罪事實。
間接證據包括物證、書證（偽造的發票、審計部門的查證報告）、證人證言以及鑒定結論。這三類證據都是間接地證明案件的事實，其中物證和書證只能證明案件的結果。
2、答：（1）本案中的縣工商局應承擔舉證責任。因為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說明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應該由被告承擔。從理論上講，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來說，被告是處在主張者的地位上的：行政機關有舉證能力；由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能有效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這些也都說明應該由工商局承擔舉證責任。
（2）本案中應當證明的事實包括：a 縣工商局行政處罰的主體資格和許可權的事實，即應當證明它有無對非法變更經營范圍以及不申領特種經營許可證而進行營業的行為進行處罰的許可權，還應當提供所依據的有關的規范性文件；b 劉某是否實施了被處罰的行為，即劉某是否實施了縣工商局加以處罰的非法變更經營范圍以及不申領特種經營許可證而進行營業的行為；c 縣工商局的行政處罰符合法定程序；d 縣工商局的處罰目的正當；e 該處罰行為與劉某的違法行為的情節、性質相適應，無顯失公正的情形。
3、答：本案中原始證據是（1）證人證言（2）法院的民事判決書（3）石油管理局的證詞，因為它們都是來源於案件的第一手的材料其中（1）和（3）直接來源於案件事實，（2）是來源於原始出處；傳來證據是（4）法院調查和庭審筆錄，它是對案件事實的部分證據的固定，不是第一手的材料，因此是傳來證據。
本案中言詞證據是（1）證人證言，它是以人的陳述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所以是言詞證據；實物證據是（2）法院的民事判決書（3）石油管理局的證詞（4）法院的調查和庭審筆錄， （2）和（3）是書證，其中（3）石油管理局的證詞這種證據由於證人證言的主體應該是自然人，所以單位不能作為證人，（3）也就不是證人證言而是書證。（4）是物證，它們都是以實物形態為存在和表現形式的證據，所以是實物證據。
本案中的直接證據只有（4）法院調查和庭審筆錄，是對整個案件證據的固定，它能夠單獨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因此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是（1）證人證言（2）法院的民事判決書（3）石油管理局的證詞，因為它們都是無法單獨直接證明，而需要與其他證據結合才可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因此屬於間接證據。
4、問題一：本案中，公安機關收集的法定證據包括：（1）物證（作案工具麵包車、聯絡工具手機、贓物珍稀動物的皮革250張），它們以物質的存在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屬於犯罪行為侵犯的客體物、犯罪行為實施的方法和手段。
（2）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張某和王某的供述），在本案中主要是被告人承認自己犯罪事實的供述，即對販賣珍惜動物皮革事實的供述。
（3）證人證言（馬某的陳述），馬某因為非本案犯罪嫌疑人，因此其所作的陳述不能作為口供而作為證人證言對待。
8. 詐騙金額達到500元 構成詐騙罪嗎 立案的話需要什麼證據
詐騙罪立案並不需要直接的證據，只要受害人如實報案，公安機關應視其情節予以版立案。
《刑法》第二百六權十六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指控犯罪的證據適用《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1)物證、書證；
(2)證人證言；
(3)被害人陳述；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5)鑒定結論；
(6)勘驗、檢查筆錄；
(7)視聽資料。
以上法律規定的七種證據，只有在經當事人雙方和公訴人、辯護人的質證，通過將該證據所提供的情況與其他證據相互驗證，去偽存真後，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