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事訴訟法606條

『壹』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關於民訴法的區別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一般性差異可以說是歷史過程的差異，而某些差異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體中就已經存在，因此追溯兩大法系的源頭，在源流中比較分析兩大法系的差異，找到彼此不同的「遺傳基因」，有助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認識和把握兩大法系民事訴訟體制、民事訴訟理論的本質和內核。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的源頭是古代羅馬法，而英美法系則起源於日耳曼法。因此，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也分別存在著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僅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基本構架可以從羅馬法中尋找到雛形。而且，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大多數基本概念也都能從羅馬法中尋到自己的根。例如，訴權、訴訟標的、證明責任、既判力、訴訟當事人、反訴等等。在大陸法系各國，對從事法學研究的學者來講，言必稱「羅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樣，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基本模式、民事訴訟操作原則以及民事訴訟的觀念都表現出日爾曼的血統。

公元前五世紀，羅馬法最初的法律形態——十二銅表法誕生。以後，羅馬法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不斷得到發展。到公元五世紀，羅馬法經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羅馬法之大成的羅馬法大會（corpus iuris civils）。盡管以後因羅馬帝國的消亡， 羅馬法大全也隨之暫時消失，但羅馬法大全畢竟是人類法文化的精靈，因而不會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紀，經過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得到復活。前後注釋法學派對羅馬法的注釋使羅馬法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並具有其具體適用性。另一方面，在義大利，當時宗教十分興盛，教會勢力發展迅速。隨之，為了規制教徒的教會法也應運而生。教會在有了獨自的立法權以後，便將原來的羅馬法作為教會法的主體，並通過在實際中加以運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終形成獨自的法律體系即羅馬加倫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於教會勢力的不斷擴張，在宗教領域里實施的羅馬法便也擴張到世俗裁判領域。在德國十二世紀以前， 由於存在著各個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圈和勢力范圍。所以，存在著各自不同的法律規范。但隨著經濟圈的不斷擴大，商業貿易的范圍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領域。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統一的法律規范，即適用於所有日爾曼人的法律。這使羅馬法的再生有了經濟基礎。加之當時德國皇帝接受了神聖羅馬皇帝的稱號，自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使羅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礎。

十四、十五世紀期間，德國已經完成對羅馬的繼承。這個時期，德國所繼承的羅馬法不再是羅馬法大全，還包括在教會法的影響下，通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具有適用性的羅馬法。1495年德意志帝國設立最高法院，並規定了最高法院的訴訟規則，該規則基本反映了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這些訴訟規則最終形成了德意志帝國普通法組成部分的民事訴訟法，也稱為普通法民事訴訟法。不過，德國此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規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羅馬法的訴訟規則，還不能說是已經全面羅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爾曼法的要素。盡管後來德國普通法民事訴訟法隨德意志帝國三十年戰爭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該民事訴訟法對以後德國近代民事訴訟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處於地方分權時期，除了當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法外，各州還分別制定了各自的訴訟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再一次走向統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適應這種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國集中了當時法學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時間，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訴訟法發展史上也可以稱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訴訟法典——德國民事訴訟法。現在被視為歷史的舊德國民事訴訟法與19年後誕生的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羅馬法精神得到了發揚光大。

在法國聖路易統治時代（1226—1270），羅馬法也進入了法國，並對法國近代和現代民事訴訟體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國對羅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過加倫訴訟法來實現的。而加倫訴訟法自身也吸收了羅馬法中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那一部分訴訟規范。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倫訴訟法可以說是經過加工的羅馬訴訟法。當時，由於聖路易國王反感教會行使裁判權，因而不希望在國王所管轄的裁判所中採用教會的訴訟程序。國王便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訴訟程序。但這種訴訟程序因過於繁瑣而被社會所排斥。在這種狀況下，研究羅馬法的法學家們提出廢除特別訴訟法，直接導人加倫訴訟法。的確，在法國以後民事訴訟法的發展過程中，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和訴訟理論被部分地保留下來。例如，羅馬法中的請求權、訴訟的分類、本權訴訟和佔有訴訟的區別、恢復原狀之訴等等。

當然，法國對羅馬法的繼承遠遠不如德國，因為法國不象德國那樣處於各部落割據的狀態。雖然法國也並非高度統一，但法國王權的確立使法國的法律相對比較統一。因此，對羅馬法繼承的願望就不象德國那樣強烈。在訴訟制度方面，法國把羅馬訴訟中的一部分引進了法國，並與法國原有的習慣法混合在一起，構成了獨有的訴訟法體系。當時，法國的訴訟法學者更多地是把羅馬法當做純學術上的研究對象，而不是考慮是否全面地繼承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國沒有全面繼承羅馬法，所以，法國法在大陸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國法。法國法在世界范圍的影響也不如德國法那樣大。法國法盡管屬於羅馬法系，但不是羅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國訴訟法中還遺留有部分日爾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國、法國，羅馬法也為義大利、奧地利等國所繼承，其民事訴訟體制具有羅馬法「血統」。

盡管二十世紀初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改變了原法律體系的性質，但原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徵並沒有改變，就民事訴訟體制的外貌特徵和基本結構而言，依然還保留著羅馬法的形態。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紀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都處於大陸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內，也都沒有因為其社會性質的變異而改變其內存的羅馬法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社會主義法系如果按照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類方法和根據，則可以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納入大陸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現形式和結構上，與大陸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雖然與日爾曼沒有地理上的聯系，但卻與古代日爾曼法有著血緣關系——英美法系直接發端於日爾曼法。由於日爾曼法在其歷史在發展中背離了本土政治、經濟的需要，而喪失了在德國的進一步發展、生存的內在條件，只能作為分解了的片斷而存在於歐洲大陸各國的法律之中，民事訴訟領域也不例外。

歷史的發展常常富有戲劇性。日爾曼法盡管沒有在本土上繼續生存和延伸，但卻在異國他鄉生根和發展。民族的遷移將帶來文化的異動。隨著日爾曼各部落跨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倫三島的同時，也把日爾曼法帶到了英國。1051年羅曼王朝的建立使日爾曼法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了政治基礎。因羅曼民族也屬於日爾曼民族的一個分支，當時國王威廉為了長期統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來的習慣法。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和維護中央集權，便設置了與地方領主的法院相對抗的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巡迴法院。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統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習慣法的一部分與日爾曼法予以結合，形成了統一的英國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說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爾曼法。[5]以後由於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使英國法在美國植根，並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大陸法系區別對應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訴訟方面，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表現出諸多不同。在民事訴訟程序所依據的規范的表現形式、民事訴訟程序的構造、民事訴訟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許可權、民事訴訟標的、證據制度、當事人制度、判決制度和執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大致分析一下這諸多方面的差異，可以發現其中有的差異屬於「先天性」的，有的差異則是後天所致。這里所說的「先天性」的差異是指差異系由於法系最初形成時所導致的差異。也可以說這些先天性差異是因為某種「遺傳基因」所致。導致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基本差異的「遺傳基因」到底是什麼呢？長期從事羅馬法和日爾曼法比較研究的學者指出，這種「遺傳基因」是因為在羅馬法中存在著請求權制度，而在日爾曼法中卻沒有這種制度。羅馬法中的請求權制度是整個羅馬訴訟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構築了羅馬訴訟體系。

古代羅馬法在那時盡管還沒有進化到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分離的程度。程序法也沒有從實體法中分化出來。因此，當時羅馬法的請求權也沒有形成象現在這樣的實體請求權與訴權分離的權利形態。但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如果當事人具有法所規定的請求權，就可以實現權利的訴訟救濟。相反，沒有法律所規定的請求權，其權利就得不到救濟。將法律規定的請求權作為訴訟程序基礎的作法，在羅馬法初期的法律訴訟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嚴格地加以遵守。在該訴訟中，原告必須首先向法律事務官要求得到審理救濟的許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張所根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對原告提出的主張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進行審查。對主張合法性的審查就是判斷該主張是否具有法律規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審查後，認為不符合這兩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審理，訴訟便到此為止。如果原告的起訴符合這兩方面要件，則訴訟移到下一階段，即審判官審理階段。由當事人選擇的審判官在這一階段主要審查當事人的主張是否符合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存在時，原告勝訴。反之，原告敗訴。這就使羅馬訴訟形成了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羅馬訴訟從法律程序發展到非常訴訟程序，請求權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且更加復雜化。羅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頓（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頓只是對具體的案件規范的描述，對一般的人來講難以理解。經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抽象加工——將事實與規范分離，使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分離和實體請求權與程序請求權——訴權的分離具有了基本的根據。

與此不同，日爾曼法卻沒有這種請求權制度，也就不存在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理念。日爾曼是由從祖先傳下來的各種習慣規范為主體的，沒有將權利救濟的基礎——請求權事先規定在法律之中，而是從紛爭事實出發去發現公平解決紛爭的規范，從而形成了日爾曼法從事實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國法和美國法中的判例主義、陪審制等等都是從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訴訟領域，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訴訟目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證明法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既判力等等方面差異都與上述兩大法系不同的原點和理念相關。

二、兩大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作用的比較分析

筆者在《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兩種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曾經從民事訴訟基本模式即法院與當事人的相互關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與原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民事訴訟之間所存在的模式差異，並按照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理論將其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差異。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筆者把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在基本模式上都納入了當事人主義的范圍，同時說明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兩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訴訟的作用有著更多的共同點。但這是相對於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實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之間，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是相對於原蘇聯為代表的民事訴訟體制來講，可以認為是一種非本質的差異。

當事人主義（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義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指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繼續和發展依賴於當事人，法官不能主動依職權推動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據的證據資料只能依賴於當事人，作為法院判斷對象的主張只能來源於當事人，法官不能在當事人指明的證據范圍以外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應當注意的是，所謂當事人主義，其含義是相對的，因為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動性或被動性和法官的積極性或消極性都是相對的。從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來看，既沒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來推動的民事訴訟，也不存在絕對由當事人來控制的民事訴訟，任何民事訴訟體制都是當事人和法官或法院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兩方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強弱有所不同而已。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都是相對於對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對某種民事訴訟體制或具體的訴訟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最集中地體現在其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辯論主義上，盡管辯論主義只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者對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理論概括，但它的確高度的概括了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本質。依照辯論主義的原則，其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法官不能以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作為裁判的事實根據。其二，法官應當將當事人雙方之間沒有爭議的事實作為判決的事實根據。其三，法官對證據事實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在辯論中所提出的事實。對於當事人沒有在辯論中所主張的事實，即使法官通過職權調查得到心證，該事實依然不能作為裁判的基礎。

盡管英國人、美國人沒有象法國人、德國人那樣，把民事訴訟中的原則、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論化，概括為某種主義，但體現當事人主義實質的辯論主義的基本內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運行中同樣得到貫徹實行。不過，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更為明顯和徹底。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除了集中體現在證據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與大陸法系相異的審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當事人主義。

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結構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可以大致分為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和事實審理程序。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即「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雖然也是訴訟程序，但卻不是審理程序。這種程序的目的是「發現」案件事實，法官或法院並不認定事實，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控制這種程序的運作。例如，哪些事實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實可以不提出。即所謂「非證據開示特權」。在證據開示程序中，完全是由當事人雙方通過各種方法發現和明確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對第三人（例如，證人）的詢問也都是由雙方相互進行的，程序主導者是當事人而不是法官。與此不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不存在這種單純為了發現案件事實而設置的非審理程序。在訴訟程序開始後，法官從始至終都要參與案件事實的發現和認定，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更強調法官對訴訟的指揮和控制。例如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的規定， 裁判長應當命令當事人對全案重要的事實作充分且適當的陳述。有關事實的陳述不充分時，法官應當命令當事人作補充陳述，聲明其證據。裁判長為了達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內，與當事人就事實及爭執的關系進行討論，並且向當事人發問。即所謂釋明制度。「釋明」既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又是法官的一項義務。同樣，法國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釋明制度。該法第8 條規定，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對事實提供解決爭訟所必要的說明。該法第13條規定，如果法官認為對解決紛爭是必要的話，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其對法律根據的說明。所以，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與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這種差異的形成，與法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各國的文化觀念、文化傳統和民族性密切關系。歐洲大陸國家一般地來講都具有較強的國家主義和集團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也必然會滲透到民事紛爭解決領域，使其民事訴訟體制相對於英美民事訴訟而言，具有較強的國家干預和強調社會利益的特點。法國和德國民事訴訟體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訴訟體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該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將其籠統地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這兩種基本取向對立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這種概括和認識是從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概念還被用於對民事訴訟具體的微觀分析。在微觀分析中，只是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視為反映兩種不同傾向的標簽。在某具體訴訟制度中，當事人的主導性明顯一些，則打上當事人主義的印記，反之，則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以說明該具體訴訟制度的特點。德國和法國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但如果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作為某種基本模式的總體概括的話，毫無疑問，德國和法國仍然是當事人主義，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國和美國而已。從當事人主義的基本含義去認識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雖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都納入當事人主義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從宏觀上觀察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傾向明顯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絕對的當事人主義和絕對的職權主義視為這兩種傾向的兩個極端的話，英國、美國相比較而言可以定位在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坐標」點上，法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大體上可以歸入「亞當事人主義」，因為這些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所表現出來的當事人主義的傾向比英美法系國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訴訟體制以德、法國民事訴訟體制為藍本，自然也可以定位於「亞當事人主義」。但日本在二戰以後，受美國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響，日本開始吸收美國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體的制度。在民事訴訟中也是如此。比較突出的變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當事人主義特點的「交叉尋問制」。日本民事訴訟對美國民事訴訟某些具體制度的導入，就使日本民事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色彩比其他大陸法國家更為濃厚。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盡管與原蘇聯民事訴訟體制基本上屬於職權主義類型，但近幾年的變化卻表明我國民事訴訟的發展具有弱化法院職權，強化當事人作用的趨勢。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就是例證。所以，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與原蘇聯同樣定位於絕對職權主義就是不妥當的，大體上可以成為「亞職權主義」。

如上說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因受當事人主義原則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相對於原蘇聯和原東歐國家來講是比較弱的。不過，近二、三十年來，法官在民事訴訟中作用均有所加強。民事紛爭的現代化和大型化是這種變化的客觀原因。兩大法系都面臨民事訴訟嚴重遲延以及在現代性民事訴訟中如何公正解決民事紛爭這兩大問題。 加強法官在訴訟中指揮作用被認為是促進訴訟迅速進行的良策。德國77年出台的《訴訟簡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訴訟的改革，都力圖命名法官在訴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美國也是這樣。在集團訴訟中，法院的權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要大的多。法院有決定該訴訟是否構成集團訴訟；法院對集團訴訟代表的更換、集團成員的退出有審查權；法院有權根據集團訴訟的進展，發出各種命令，以保證最合理的進行訴訟等等。

在現代型訴訟中，被害人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特別是在證據領域。在許多情況下，被害人由於證據不足，事實難以認定，使訴訟常常以被害人敗訴而告終。現代型訴訟的這種不合理現象給法官們提出了這樣的課題：如何作一個積極的法官，使現代型訴訟有利於被害人。這一要求使法官在證據領域里，擴大其成為必然。例如，在證據收集、證據判斷、舉證責任的分配、事實認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積極性都得到相當的表現。

總而言之，從總的趨勢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的職權主義因素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現代型訴訟中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但並不意味著這兩大法系民事體制就脫離了當事人主義的模式，而脫變為職權主義，職權主義的增加只是對當事人主義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誤解為，既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體制在強化法官的職權，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也應該加強和維持現存的職權主義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相反，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應進一步弱化職權主義因素，以實現我國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轉換。]當然，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不可能完全轉換為英美法系那樣的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基本模式，而應當由目前的亞職權主義向亞當事人主義轉換。

『貳』 誰能提供德國民事訴訟法，日本人事訴訟法和家事審判法、台灣民事訴訟法。急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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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舉證責任的研究分配

格拉查的分層理論學說雖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大進步，但在解釋舉證責任分配上仍含糊不清20世紀初，為研究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兩大法系的學者們自立家門，創立了不同的學說，以期用獨創的原則統一解決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雖然學說林立，但充其研究方法上的歸類，較有影響的有三大學說，即：待證事實分類說，法律要件分類說和法規分類說。待證事實分類說是依據待證事實的性質或內容來分配舉證責任，其專就待證事實本身的性質加以研究，而對於待證事實在法律構成要件上處於何種地位則根本不予考慮，其將待證事實分為積極事實和消極事實，外界事實和內界事實。凡在性質、內容上不可能證明的事實，即消極事實和內界事實，當事人不必舉證。法律要件分類說是專就個別具體的法律構成要件的事實，按法律構成要件的性質內容，依據不同價值標准進行分類，凡是歸屬於某一類法律構成的事實，當事人就該事實負舉證責任。法律要件說有很多分支學說，如因果關系說、通常事實發生說、最低限度事實說、全部事實說和特別要件說等。其中特別要件說為通說。依據特別要件說，民事實體法中的各種法律規范依其作用可以分為四類：一是權利發生規范，依此規范可以發生民事權利，比如訂立合同的訂立；二是權利妨害規范，即對抗權利發生的規范，如無民事行為能力；三是權利消滅規范；四是權利受制規范。這種規范可以排除權利的作用。1910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學家羅森伯格發表了〈〈舉證責任〉〉一書，他認為民法規範本身已經具備了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並將民法規范分為對立的兩類：一類是基本規范，也稱請求權規范，指那些發生一些權利的法律規范；另一類是對立規范，即權利妨害規范，據此凡是主張權利的人，應就權利發生規范發生的要件事實負證明責任，否認權利的人應就權利妨害規范，權利消滅規范和權利受制規范中的要件事實負證明責任。法律分類說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並作為司法審判實踐中解決舉證責任問題的理論依據存在。
英美法系國家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上則集中體現了抗辯式的訴訟方式，使負擔對抗說得以成立。其司法裁判將任何一方提出的有關訴訟請求都視為一種抗爭，案件事實對證據所提出的本質要求取決於哪方當事人就某一事實主張而承擔總體上的舉證責任以及適用何種標准。
事實上，兩大法系的舉證分配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兼容性和互補性，而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運用，在審判實踐中有助於一些特殊情形下，僅憑相關程序法和實體法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案件。為此，除程序法實體法有特別規定的以外，參照有關學說原理及規則來解決實務中的疑難問題是不無裨益的。

『肆』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嗎

國外有民事糾紛調解，各個國家的訴訟和解制度 有所區別：
（一）美國的積極和解
在美國，大約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審前程序中以和解解決，真正進入到審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長期以來並非法官積極介入的結果，而是當事人的律師之間協商的產物。1938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制定之時，美國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極」仲裁人的形象。為了克服發現程序的濫用等導致的訴訟延遲、費用過高等弊端，1983年《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6條第1款第5項規定：「審理前會議的目的之一是促進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審理前會議或者通過電話達成協議，以便使爭議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決。」[1]這條的修改使法官在訴訟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標志著美國由司法消極主義向司法積極主義的轉化。法官不僅要為當事人提供一種機會或者對話渠道，更有可能成為調解人主動進行調解。實務中很多法官也認為在審前會議中由法官主導，積極促進和解才是對付案件數量增加和訴訟遲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國的申請「合意判決」
英國的訴訟和解與美國有許多相通之處。英國的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並不當然具備強制執行力。要獲得此種效力，必須申請「合意判決」。申請「合意判決」方式有兩種：一是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申請法院將和解事項記錄在法院的裁決上，這種裁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二是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製作「Tomlin」裁定。[2]英美兩國訴訟上和解性質為私法行為，故和解協議如有瑕疵，可援用無效或可撤銷予以救濟。
（三）德國的勸告和解
訴訟和解制度是德國一項重要訴訟制度。1877年民事訴訟法典規定了起訴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為強制和解。現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不管訴訟到何程度，法院應該注意使訴訟或者各個爭點得到和解解決。在訴訟中勸告和解成為德國法官的一項重要職責。法官勸試和解在審理程序中進行，屬「調審合一」模式。在德國，法官的和解勸告是在公開的法庭上於雙方當事人對席時進行的，這可以看作是對訴訟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徵。從法院在訴訟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國的訴訟和解可謂是「法官主導型」。
（四）法國的勸試和解
法國的立法非常重視訴訟和解。1935年法國修改民事訴訟法時，首次將法官勸試和解規定其中。現行民事訴訟法典規定，對當事人勸試和解是法官的職責；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的任何時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導下和解；法官在認為有利的時間與地點均得試行和解等。總之，法國訴訟和解的理念與德國基本一致。但是法國的法官對訴訟和解則採取消極態度。
（五）日本的嘗試和解
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法院不管訴訟進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嘗試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嘗試和解」。法官為實現和解積極地進行周旋工作。日本訴訟和解是訴訟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訴訟程序判決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審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審之訴要求撤銷。
從上述各國關於訴訟和解制度的立法來看，訴訟和解的發展經歷了由消極的法官介入到積極的法官介入。加強法官的職權作用成為訴訟和解制度的一大亮點。尤其是採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美國也在不斷調整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這說明了在兩大法系的不斷發展與融合中，都認識到了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絕對的當事人主義或絕對的職權主義對於解決民事糾紛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在當事人與法官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正確配置他們之間的權利。

『伍』 我的案號是606為什麼不開庭直接出判決可以改判嗎

符合法定條件時，不必開庭審理，可以徑行判決、裁定。一、最新《民事訴訟法》第169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注意：規定對上訴案件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二、最高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8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下列上訴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新訴訟法169條）的規定逕行判決、裁定：（1）一審就不予受理、駁回起訴和管轄權異議作出裁定的案件；（2）當事人提出的上訴請求明顯不能成立的案件；（3）原審裁判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錯誤的案件。（4）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需要發回重審的案件。

『陸』 關於《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的理解

新《民事訴訟法》第170條釋義
第一百七十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對上訴案件進行判決、裁定的規定。
立法背景
本次修訂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本條作了修改。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本條作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修改：
一是修改前的條文僅對原判決的分別處理作了明確規定，對原裁定如何處理未做明確規定，僅規定了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的處理，一律使用裁定。實踐中，法院對原裁定的處理都是參考對原判決分別處理的條文進行處理。在理發過程中，有意見認為，應在民事訴訟法中明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裁決分別處理的情況，使人民法院在處理原判決、裁定時都能有法可依。因此，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增加了對原裁定如何處理的修改。
二是對第一款第二、三項作了修改。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依法改判；認定事實錯誤或者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對事實錯誤區分情況，如果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如果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人民法院過多地將案件發回一審人民法院重審，既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又影響審判效率。本次修改以減少第二審人民法院將案件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為原則。在第二審人民法院能查清事實改判的情況下，由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在基本事實不清，第二審人民法院查清事實有困難，發回一審人民法院查清更有利於的情況下，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三是對第一款第四項作了修改。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僅規定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一方面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進行了限定，必須是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第二審人民法院才可以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另一方面刪除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較為彈性的裁量空間。
四是增加第二款的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僅規定了三種處理原則，即維持原判、改判以及發回重審，沒有規定發回重審的次數。由於法律對於發回重審的次數沒有規定，導致有的地方一個案件多次發回重審，既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負擔，又影響了審判效率和司法公正的實現。為了能在法定的時間內結案，解決案件久拖不決的問題，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當事人權益，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對發回重審的條件和次數作了限制。即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不服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又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條文解讀
根據本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上訴案件，應當根據不同的情形，做不同的處理：
一、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駁回上訴，以原判決、裁定的正確合法為根據，原判決、裁定正確合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判決、裁定的法律效力。對判決的上訴，原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判決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對裁定上訴的，原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二、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出現在以下幾種情況下，一是認定事實錯誤，二是適用法律錯誤，三是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都存在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以判決、裁定方式對原判決、裁定進行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對判決的上訴，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判決方式直接改判。對裁定的上訴，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裁定方式撤銷或者變更。
三、查清事實後改判。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首先，本項應與本款第二項結合起來理解，在一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只有在基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第二審人民法院才可以考慮在查清事實後改判和發回重審之間選擇。基本事實是指案件的關鍵事實，可能影響案件最終判決的事實。其次，在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為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第二審人民法院如果能夠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的，應當首先考慮查清事實後改判。在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方便於查清基本事實的情況下，才考慮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重審。
四、發回重審。為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2002年德國聯邦司法部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改革，改革的內容之一是限制發回重審，規定發回重審應由當事人申請。改革前，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一是依法改判，二是發回重審，比如二審發現一審應調取的證據沒調取，通常會發回重審。德國立法者認為發回重審應是例外，因為發回重審會導致時間和經濟成本增加。改革後規定，發回重審以當事人申請為條件，當事人沒有申請發回重審的，應由二審直接改判。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也對發回重審的條件和次數作了限制。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的規定，對於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可以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也可以查清事實後改判。對於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此外，本條第二款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重新審理不是對原判決的簡單更正，二是要嚴格按照一審程序重新審一遍，並且要另行組成合議庭審理。這樣規定的目的就是要人民法院嚴肅認真對待，保證合法，正確的審判。發回重審的，由於原審人民法院仍按一審程序進行審理，因此所作判決、裁定仍是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對重審案件的判決、裁定，可以上訴，對此類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發回重審。
相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1條、第183條、第189條、第19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8條、第39條。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

『柒』 瑕疵民事行為的訴訟行為瑕疵概述

行為存在瑕疵的主要原因很多，在我國民法上，沒有使用意思瑕疵，而是代之以不真實、重大誤解等概念來表述。而且，對於意思表示不真實的行為，被歸入無效民事行為之列，而對有重大誤解的民事行為，則歸入可撤銷的民事行為之列。依此類推，訴訟行為存在意思瑕疵，是指行為人的行為與意思表示不一致，或者在受欺詐、誤解等情況下實施的行為。
凡實施行為，就不能排除與行為密不可分的意思存在瑕疵的可能。民事訴訟行為的實施也不能例外。但是，在民事訴訟中，對於與行為相關的意思瑕疵，例如存在錯誤、欺詐、能力等方面的問題，導致當事人實施的訴訟行為與訴訟意思表示不一致時，應該如何對待？舉例說，當事人之間在訴訟外進行協商並達成了撤回訴訟的協議，但是，卻出現了被告冒用原告的印章蓋在撤訴書上，再由原告提出給法院的結果。對此行為應如何對待？
有關訴訟行為的意思瑕疵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9條有較明確的規定，即訴訟代理人在代被代理人為重大訴訟行為時，如果沒有被代理人的特殊授權，不能為之。或者在實施後，經被代理人追認，可被視為有效的代理行為，否則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法律效力（代理行為的無效）。但是，對於其他有意思瑕疵的訴訟行為，應該怎麼處理，尚未有明確的規定。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不同，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實施各種訴訟行為，主要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利。從這一角度看，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利益關系的民事實體法存在有適用於民事訴訟行為的可能性。但是，民事訴訟法屬於公法，而且由國家設立的專門機關——人民法院來施行。因此，在公法與私法之間就存在一個整合的問題。私法強調的是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自治，公法強調的是公平、迅速以及經濟的訴訟運營，那麼，對訴訟行為及其意思瑕疵的規制和調整應該如何進行呢？
在訴訟行為論的起源地德國，關於訴訟行為的意思瑕疵問題，赫爾維希在1910年主張，對此應該區分可以適用私法來調整的訴訟行為和不可以適用私法來調整的純粹訴訟行為，而哥爾德舒密特在1932年前後則否定對訴訟行為適用私法加以調整，主張應強調適用民事訴訟法調整的獨立性。而且，哥氏的觀點後來在德國占據了支配地位。到了1968年，阿連斯提出了利益衡量的學說，主張對訴訟行為應該根據行為的類型，調整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對此，不能排除適用私法規范加以調整的可能性。
在日本，傳統上，無論判例或學說都對適用私法法規來調整民事訴訟行為持消極態度。然而，對於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訴訟行為，司法部門也通過迂迴手段來加以解決。這些方法包括：第一，原則上承認可以自由撤回訴訟行為；第二，廣泛認可對錯言、誤筆行為的糾正或補充；第三，可以將有意思瑕疵的訴訟行為導致的結果，作為再審的理由。但是到最近，很多學者已經開始主張適用私法調整民事訴訟行為。他們認為，盡管不能一律適用私法規范來認定有瑕疵的訴訟行為無效或加以撤銷，例如基於程序的安定性考慮，對於程序發展成為障礙的行為（如理由不足的推遲訴訟行為、有過失的行為），不應適用私法規范。而對於終結程序的行為，如撤訴、和解等，原則上不會影響對方當事人的利益和程序，所以可以適用私法規范加以調整。（註：[日]伊藤真：《民事訴訟法Ⅰ》，有斐閣1995年版，第271頁；同氏：《民事訴訟法》，有斐閣1988年版，第276—277頁。）
我國民訴法中關於訴訟行為意思瑕疵的規定實質上是不明確的。對有關瑕疵行為的救濟，是否可以適用民法的規定，有必要加以檢討。根據上述的介紹，德國的通說和日本學者最近的主張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

『捌』 訴前證據保全的現行制度的缺陷

目前，我國民事訴訟證據保全制度雖然已經基本確立，但民事訴前證據保全制度並沒有在民訴法中加以規定。在立法表現上以及在制度的具體構造上缺乏許多因素，某些規定又缺乏合理性。
(一)訴前證據保全啟動主體不明確
訴前證據保全的主體分為啟動主體和受理主體(這里的受理主體是指對案件的主管而言)。訴前證據保全的啟動主體是指申請訴前證據保全的利害關系人或依職權啟動訴前證據保全的法院。
在德國，不論是訴訟前還是在訴訟中採取證據保全措施，只能依當事人的申請提起。如德國民事訴訟法485條規定:「根據當事人一方的申請，為保全證據，可以命令採取勘驗、詢問證人和鑒定人」。在日本，訴前證據保全，依當事人的申請提起。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34條規定:「法院認為，如果不預先進行調查證據則產生難以使用該證據的情形時，根據申請，依照本章的規定，可以進行調查證據」。在美國，訴訟前利害關系人可申請聯邦法院做筆錄證言來保全證言證據(見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民事訴訟規則第27條第1款)。在我國台灣地區，訴前證據保全也是依當事人的申請提起。可見，不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訴前證據保全均由利害關系人或當事人提起。
然而，我國民事訴前證據保全制度的啟動主體規定不明。在民事訴訟法中和證據規定中也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只是在相關司法解釋中有所規定。
（二）證據保全管轄不明確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486條規定，申請保全證據，向訴訟系屬的法院提出也可以向書記官陳述，記入筆錄。在有急迫危險時，也可以向應詢問人所在地或應勘驗物所在地的、有管轄權的初級法院提出申請。在訴訟尚未系屬於法院時，申請保全證據向上述初級法院提出。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35條規定:起訴前證據保全應當向應接受詢問的人或文書持有人的居所地或勘驗物所在地的地方管轄法院或簡易法院提出。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369條規定:保全證據之申請，在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在起訴前，向受訊問人居住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遇有急迫情形時，於起訴後，也得向前項地方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上述各國或地區的立法例對證據保全的管轄均在立法上將申請證據保全的管轄分為起訴前與起訴後兩種情形。其次，有的立法例規定，在緊急情況下，為了有助於及時保全證據的需要，即使在起訴後當事人也可以向在起訴前法律所規定的法院提出證據保全的申請。例如，德國、日本、以及我國台灣地區的立法例等。第三，有的立法例規定，在起訴前，當事人可以向接受詢問人的居住地或證物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出證據保全的申請。如德國、日本、以及我國台灣地區的立法例等。
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沒有明確區分訴訟前證據保全和訴訟中證據保全，也沒有明確規定法院在訴訟前可否採取證據保全，所以對證據保全管轄法院的規定也就不夠明確。我國應當借鑒大陸法系國家的相關立法規定，明確訴前證據保全和訴中證據保全的管轄法院，以免在案件受理過程中造成相互推誘的現象。
（三）訴前證據保全范圍原則化，操作性弱。
相關國家或地區對證據保全的范圍主要採取兩種做法:一是在法律上設有明確的范圍限定，主要採取列舉式。例如，法國《民事訴訟法》第174條規定，法官的指示對進行的審前准備活動全部或一部製作錄音、錄像、或者錄制視聽資料。錄制的材料保存於法院書記室。每一當事人均可以請求提交一份錄制材料，或者進行復制或者轉錄。德國《民事訴訟法》第485條規定，根據當事人一方的申請，為保全證據，可以勘驗、詢問證人和鑒定人。但是根據德國法的規定，證據保全程序不適用於書證。目前在立法上並不設定明確的范圍限制，由法院根據具體的情形採取必要的方法或措施。例如，日本民事訴訟立法對證據保全的范圍並不作出明確的規定。我國台灣地區現行民事訴訟立法對證據保全的方法也不採取列舉的方式，據此應理解為其方法不受任何限制。在我國，因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對一般的民事案件適用訴前證據保全措施，我們只能參照《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仲裁法》以及保護知識產權的特別規定中關於訴前證據保全的方法的規定。筆者認為，民訴法可以對訴前證據保全方法做明確規定，用列舉式的方式，參照刑事訴訟中勘驗、檢查、鑒定等相關規定。
（四）民事訴前證據保全的費用負擔和擔保規定不明確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有關證據保全的費用為訴訟費用的一部分」。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保全證據程序之費用，除別有規定外，應作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定其負擔」。由此可見，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對證據保全的費用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根據相關國家或地區的立法規定及立法解釋，證據保全程序的費用包括申請費用、證據調查費以及選任特別代理人的費用，由法院就該事實作出裁判時確定其負擔，如果訴訟保全後，訴訟始終未系屬的，凡為此曾行使過主張或者防禦權利的當事人，自應請求對方當事人賠償其墊支的費用損失，但因自己的過失而發生證據保全的原因時則不在此限。
而在我國，盡管司法實踐中申請證據保全，一般要求先預交一定的訴訟費用，最後也是與其它訴訟費用一並決定負擔比例。但現行的民訴法和司法解釋對訴前證據保全的費用作出規定，也沒有規定保全費用包括哪些項目，使得司法實踐中操作混亂。另外，在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也沒有規定訴前證據保全的擔保，更沒有規定擔保的形式。

『玖』 民事訴訟法的知識框架

1991 年我國頒行的《民事訴訟法》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 為解決群體性糾紛，吸收借鑒美國的集團訴訟和日本的選定當事人訴訟的立法經驗,確立了我國群體訴訟的制度———代表人訴訟制度。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意見》對該制度進一步作了具體規范。

一、代表人訴訟制度對解決群體性糾紛的重要意義

群體性訴訟制度的主要功能是:

1. 解決主體眾多與訴訟程序空間容量有限的矛盾, 擴大司法解決糾紛的功能;

2. 保證訴訟標的相同或者屬於同一種類的糾紛能夠獲得相同的裁判, 避免法院做出矛盾的判決;

3. 增強單個受害者抗衡現代高技術企業或者行業等具有強大實力的組織的能力, 切實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4. 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1]

二、現階段我國代表人訴訟制度的局限性

（一）、從訴訟成本來看 [2]

有人認為訴訟成本是「生產正義的成本」, 包括國家負擔的「審理成本」和由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3] 從審理成本方面看

（1）法院立案審查工作繁重。法院需要對眾多當事人一方的訴訟標的是否相同或者屬於同一種類,訴訟請求或者抗辯方法是否相同，還要審查代表人是否適格等，極其繁雜。

（2） 受理人數不確定的案件後不僅需要進行不少於30日的公告, 而且還要對陸續前來的當事人進行審查和登記。

（3）, 當事人如果不能推舉出合適的訴訟代表人, 法院還要與全體當事人商定或者遴選訴訟代表人。

（4）法院必須對代表人是否忠於職責進行監督。

（5）, 案件審結後每當有當事人在訴訟時效期間內起訴的, 法院都要對其請求進行審查並作出裁判。

顯然, 在這種制度約束下, 代表人訴訟案件的當事人愈多, 法院的上述工作任務就愈重, 法官需要投入的時間、精力和法院的投入成本也愈大。

1、 從訴訟成本方面說

（1）, 在提起訴訟之前, 意圖提起代表人訴訟的當事人必須與其他當事人聯絡, 徵求各個當事人提出訴訟的意向、其後要彼此商談具體的訴訟請求、推舉適當的訴訟代表人選, 收集相關證據材料、物色滿意的代理律師等;

（2） 在提起訴訟後, 舉凡訴訟請求變更或者放棄、承認對方的訴訟請求、進行

和解和撤訴等訴訟事項發生, 都必須在所有的當事人之間征詢意見並達成共識, 才能做出相應的訴訟對策, 而涉及訴訟代表人變更的, 又必須重新確定代表人。

（3） 交通費、律師代理費等等訴訟費用。代表人訴訟涉及的受害人愈多, 搜尋有關信息和達成訴訟合意就越困難, 當事人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大。

過高的訴訟成本為糾紛當事人提起代表人訴訟設置了難以跨越的門檻。

（二）、從當事人適格的角度來看

傳統理論強調訴訟當事人必須與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 這樣的當事人才是適格當事人。傳統的民事訴訟主體適格理論在現代型訴訟中同樣受到了沖擊和挑戰。現代型訴訟的特點是: 「紛爭當事人一方常常是數量眾多且處於弱勢的受害者, 從而在人數和利益等方面具有集團性行業擴散性。」4[4] 作為現代型訴訟的集團訴訟也往往超越個人的利害關系, 其爭議因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會化和政治化, 即群體性糾紛的大量出現, 已經使單獨個人的私益問題, 變成了一個廣泛的公益問題。5[5] 而傳統的訴權理論及當事人適格問題則關閉了公共利益保護之門。一定程度上也關閉了個人權益保護之門。2000 年發生的日本「東芝」筆記本電腦、「三菱」汽車事件中,眾多中國消費者無法通過便利有效的群體訴訟機制來實現對其受損權利的救濟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事例。[6] 我國代表人訴訟中有關當事人適格的規定存在以下幾個問題。7[7]

(1)在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中,用以最終確定人數的權利登記制度存在負面作用。由於群體訴訟多為「小額多數」之訴,在信息不發達地區或權利意識不強烈的情況下,會出現許多受損者沒有機會或不願意進行權利登記的實際情況,這樣就會導致登記的賠償總額與違法者的非法所得之間出現較大的差異,從而放縱違法者。

(2)代表人的訴權需要經由其他成員的明示授予而獲得,對對私人利益的側重保護,導致群體訴訟的提起困難重重。由於群體糾紛涉及的利益主體范圍廣,規模大,要求代表人只有在獲得其他當事人一一授予的訴訟實施權的情況下才能以「集團」的名義提起訴訟,無疑是一項復雜又艱巨的工作,而且在某些群體糾紛中當事人並不是可以完全確定的情況下,要想獲得所有當事人的明示授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代表人需要由經過權利登記的全體當事人明示授予其訴權與法院生效判決對那些未經權利登記的人具有「間接」拘束力存有制度上的矛盾,容易產生「搭便車」的懈怠訴訟心理。可能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大家誰都不先提起訴訟,等著直接適用判決,個人私利得不到保障的同時,社會利益被破壞殆盡。

（三）、從訴訟代表人訴訟代表人產生及許可權角度

1、 訴訟代表人訴訟代表人產生：

我國訴訟代表人產生需要經被代表人的推薦、商定及授權。但群體訴訟人數眾多且不確定性以及分布的廣泛性, 就決定了充分的授權是不可能的, 而且取得意見一致的授權更是有很大難度。即使實現了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授權, 也僅僅是登記范圍內權利人的授權,因為代表人並不能代表那些受到侵害卻沒有登記的人們, 而他們及其受到的侵害卻是客觀存在著。可以說,這個制度設計的本身就是以犧牲權利人的部分訴權的行使為代價的。

2、 訴訟代表人訴訟代表人的許可權：

民事訴訟法規定:「代表人變更、放棄訴訟請求或者承認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和解,必須經被代表人同意。」使代表人在訴訟中處分實體權利困難重重，由於代表人訴訟中當事人人數中眾多,居住分散,處分實體權利要徵得全體當事人的同意,不僅代表人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造成訴訟拖延,增大了訴訟成本,而且當事人人數眾多,極易造成意見不統一,使得代表人無法行使代表權,最終導致代表人訴訟無法進行。具體來說：

（1）、訴訟代表人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分離最終導致訴訟代表人的訴訟權利難以保障。訴訟代表人不享有實體處分權, 便無法根據自己的意志和判斷, 自主地行使權利, 維護己方合法權益。代表人的許可權權相當於委託訴訟代理中的一般代理,忽視了代表人的當事人身份。

（2）、訴訟代表人缺乏實體處分權, 不能對實體問題獨立做出讓步和諒解, 而要徵求被代表的當事人同意, 一旦有人執意反對, 調解結案便成泡影。.為調解結案設置了障礙。其訴訟權利充其量不過是被動地把各當事人意思表示收集後代為轉告而已。

（四）、從訴訟標的同一的角度 [8]

訴訟標的同一或屬於同一種類的這一訴訟要件,導致代表人訴訟的提起要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4 條、第55 條規定,當事人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其訴訟標的為同一或同一種類的,當事人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其訴訟標的為同一種類的。這兩條規定表明,我國代表人訴訟適用范圍是以訴訟標的同一或同一種類為前提,共同訴訟人之間不能因存在共同的「法律問題或事實問題」提起代表人訴訟。實踐中因同一事實造成眾多當事人損害時,不同的當事人依據不同的法律規定,可能有的用合同關系起訴,可能有的用侵權行為起訴,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並不同一,也不是同一種類的,這樣就導致造成眾多當事人損害的事實相同,訴訟標的並不同一或同種,在這種情況下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盡管受害人眾多,也因不符合代表人訴訟的要件而不能提起代表人訴訟。

(五) 從判決效力具有間接擴張性角度 [9]

判決效力具有間接擴張性導致「搭便車」的心理普遍存在,從而使代表人訴訟提起困難重重。我國民事訴訟所講的判決效力間接擴張是指在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中,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認定其請求成立的,裁定適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決、裁定。這樣規定有利於維護同等情況得到同等對待這一司法統一的基本要求,也體現了訴訟經濟原則。但是,判決效力的間接擴張極易助長當事人「搭便車」的心態。參加訴訟的當事人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訴訟,而且他們還可能承擔敗訴的法律後果,而對於因同一事實遭受損害的未參加登記的當事人來講,在勝訴之後再行起訴,法院可直接裁定適用原裁判,這部分人以極小的代價獲得同等的利益,這樣做的後果會導致遭受損失的當事人都不先起訴,都等「搭便車」。從當事人的心態看,誰也不願意費力地帶頭到法院起訴,而讓他人坐享其成,分享利益。

(六)從上訴角度 [10]

當事人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人民法院裁定適用已作出裁判不得上訴,這一規定與二審終審制度相沖突。依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允許當事人提起上訴的裁定有四種:不予受理的裁定,對管轄權異議的裁定,駁回起訴的裁定和駁回破產申請的裁定。據此,對代表人訴訟中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內提起訴訟時,人民法院所作出的適用原裁判的裁定是不能上訴的,這種裁定是解決實體問題的,並且裁定所適用的案件均為民事權益爭議案件,並不屬於一裁終局的非民事權益爭議案件,不允許當事人上訴,這與二審終審制度是相沖突的。

（七）、從管轄角度：

級別管轄上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還是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如果二級人民法院都可管轄,應如何分工;地域管轄上,適用一般地域管轄的規定,還是適用特殊地域管轄的規定。代表人訴訟案件的管轄問題關於代表人訴訟案件的管轄，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及相關解釋並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在實踐中，如果眾多的當事人已向同一法院起訴或者被同一原告向同一法院提起訴訟，且該法院有權進行管轄的，當然就不存在什麼管轄疑問。但現實的社會情況千差萬別，群體性糾紛案件的當事人人數眾多，往往可能會分散在許多法院管轄區之內，甚至跨縣、跨省，而不便於集中進行訴訟，直接套用傳統的民事訴訟管轄規則，對於代表人訴訟來說，就可能會顯得過於原則而缺乏應有的靈活性。如民事訴訟管轄規則對侵權行為引起的民事案件的管轄是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轄權，這在侵權行為地較為分散的情況下仍優先適用，顯然不利於充分保障全體當事人的民事權利，也不利於人民法院集中調查取證、審理案件從而使案件得以全面合理有效地解決。

三、我國訴訟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一) 適用范圍要擴大。

我國訴訟代表人適用范圍是訴訟標的同一或同類,而不涉及同一事實問題或法律問題。這就把訴訟代表人制度作為一種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的特殊處理形式,限制了訴訟代表人制度的適用。而依通說,所謂的訴訟標的就是發生爭議並提請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關系,即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這樣就產生了盡管有相同的事實問題,但當事人依不同的法律規定,比如有的依合同關系,有的依侵權行為而提起的訴訟,都不能適用訴訟代表人制度。這必然把訴訟代表人局限於狹窄的范圍。所以應從寬理解為有同一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就允許適用訴訟代表人制度。

(二) 人數不確定的訴訟代表人制度在登記權利時,程序要件應有所放寬。

如上文所述,我國人數不確定的訴訟代表人制度適用時要經過權利登記使人數確定化,而對於未登記並且在訴訟時效期間內也不主張權利的人則根據不告不理的原則不加保護。而現行的美國集團訴訟制度則採取相反的作法,凡是沒有申報退出將自己的實體權利作出處分的權利人,一律視為當事人並加以保護或拘束。相形之下,我國現行的代表人訴訟登記程序與美國1938 年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的「申報加入」相似,而該規則已被1966 年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所拋棄。這種拋棄是講究實證的美國人利弊權衡的結果。採取登記或申報的做法各有利弊,登記之後雖然確定了當事人,但是對於沒有登記的權利人不但沒有保護,而且會使侵權人因此而獲得非法利益。而申報退出的做法雖然有嫌於忽略當事人的實體處分的權利,但是相對於集團訴訟對於公益特殊的保護和預防功能,前者應該讓位於後者。

（三）、擴大訴訟代表人訴訟權利

1、在對訴訟代表人的資格予以規范的前提下，可以考慮賦予其更為廣泛的訴訟權利，在訴訟中留給其更為廣泛的活動空間。在我國現有的代表人訴訟制度框架下，訴訟代表人在訴訟活動中的訴訟行為所受的限制比較大。其中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代表人在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方面沒有自主權。從立法者的考慮來看，是為了防止因訴訟代表人的惡意行為而給其他當事人造成損失這一情況的發生。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安排是不符合群體訴訟制度自身的內在機理及其宗旨的。這是因為，群體訴訟制度的目的本來就是為解決大規模糾紛而設立的，而且群體訴訟制度的價值所在就是其效率性和經濟性。訴訟代表人可以看成是被「濃縮」的當事人，要保證整個訴訟活動真正富有意義，就必須賦予其充分而全面的訴訟權利，其中就包括處分權，尤其是實體處分權。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訴訟代表人的「代表」作用。倘若對代表人的行為做出較大的限制，不給予他充分的意志自由，無疑會束縛其手腳，不利於其能動作用的全面發揮。更為重要的是，關鍵時刻要求代表人徵求被代表人同意或授權的做法勢必造成訴訟的延誤，同時也造成不必要的程序耗費，和設立群體訴訟制度的初衷相悖。尤其是在當事人一方人數特別多，分布特別廣的情況下此種做法更是行不通，或者成本相當大。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美國集團訴訟的某些處理方式，賦予代表人在法院的監督下行使處分權（尤其是實體處分權）的權利，從而使我國代表人訴訟制度徹底從共同訴訟的框架中走出來，成為適應現代社會需求、名副其實的大規模群體糾紛解決機制 [11] 2、加強對代表人資格的審查和監督

不斷擴大代表人訴訟權利尤其是實體性處分權利，要求訴訟代表人能夠本著被代表人利益行為。因此，對於訴訟代表人的訴訟資格、訴訟能力以及必要的責任意識等問題有待

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進一步予以明確和具體化，法院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待增強。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沒有對訴訟代表人的條件做出明確規定，顯然不利於對代表人實施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作為合格訴訟代表人，尤其在前述擴大其訴訟權利的基礎上，應該具備起碼的條件，才能為被代表當事人利益不受侵害提供保障。包括：1.訴訟代表人與其他成員應具有共同的利益；2.具有訴訟行為能力；3.能公正善意的維護所代表全體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另外，「當代表人沒有很好履行代表職責時，被代表的當事人應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更換代表人；同時人民法院對此也應承擔必要的監督職責，在審理中發現訴訟代表人不適格的，也有權通知當事人更換代表人。」 [12] 此外，對於訴訟代表人的失職或者與對方當事人串通損害被代表人利益的惡意行為，必須要有相應的、及時的救濟措施，比如人民法院可以宣布其惡意的訴訟行為無效。在訴訟代表人的產生問題上，應該更為充分的尊重當事人意志。當出現推選或者商討不出訴訟代表人的情形時，人民法院不應強行指定，而應告知這些當事人可以分別進行訴訟。

(四) 賦予某些團體以訴權

現代社會尊重個人權利, 但個人權利的實現往往須通過其所在的社會組織或團體實現,所有團體的行為最終可歸結為組成團體的個人的行為 [13] 。所以可借鑒德國的做法, 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則, 尊重當事人的選擇, 在某些領域設立團體訴訟, 基於團體章程以公益事業為目的直接起訴。如果當事人不能或無法選擇訴訟擔當人, 則可以由法律或法規規定的某個機構作為其訴訟擔當人 [14]。可優先賦予消費者保護團體和環境保護團體以訴權, 賦予其直接提起侵權之訴或不作為之訴(停止侵害) 救濟的權利 [15]。在證券集團訴訟中, 可仿照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的做法, 專門成立一個「投資者權益保護協會」機構 [16] 。直接代表股東的利益, 代表股東從事訴訟活動。

（五）對民事訴訟法立法空白問題的構想

1. 管轄問題。

以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為原則,案情簡單、訴訟主體較少、訴訟標的不大的案件,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主體特別多、標的額巨大,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地域管轄適用民事訴訟法一般規定

2. 上擴問題。一審判決後,部分代表人上訴,部分放棄上訴的,部分上訴訴訟代表人的上訴行為對全體成員發生效力,上訴法院應當通知放棄訴訟的其他訴訟代表人參加上訴審,如其不願參加,可以上訴的部分代表人作為上訴審的訴訟代表人,二審判決的效力及於全體;一審判決的,全體訴訟代表人放棄上擴,群體中部分當事人不服原判,部分當事人無上訴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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