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直到哪個世紀對行政法進行研究

㈠ 行政法選擇題~幫幫忙謝謝啦

hennan

㈡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㈢ 英國憲法（全文） 中國行政法（全文） 推薦：法律大全的網趾

英國系不成文憲法的國家，但這並不表示沒有憲政制度，其實憲法與憲政都是起源於英國，迄今七百餘年歷史，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特徵。
英國憲法是漸次生長的，而不是一時制定的、其中成文法的部分包括；1215年的大憲章(Magna Carta)，1259年的人民協定(Agreement of the People)，1295年的禁徵賦稅條例(De Tallagio non Concendo)，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The Petition of right)，政府約法(The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The Habeas Corpus act)，1689年的權利法典(The Bill of right)，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1706年的蘇格蘭聯合法(Act of Settlement)，1911年及1928年的國會法(The Parliament Act)，1914年的國家防衛法(Defense of the Rralm Acts)，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1925年高等法院法(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1928年的男女選舉權平等法(The equale franchise act)，1931年的西敏寺年的西敏條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1936年的國王禪位法(the Abdication act)，1937年的攝政法(The Regency)，1947年的印度獨立法(Indian Independence Act)，1963年的貴族法(Peerage Act)，1972年的國家豁免法，1972年的歐洲共同體法(European Community Act)等，但是這些法律均未曾附以憲法的名稱，且其地位亦與其他普通法律相同。
現附幾個重要文件的地址，希望對你有幫助：
1215年的大憲章http://www.chinalawe.com/news/2006/1/ma8821161626142160024864.html
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http://www.chinalawe.com/news/2006/1/ma50162738461421600211248.html
1689年的權利法典http://www.chinalawe.com/news/2006/1/ma12904856261421600217632.html
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http://www.chinalawe.com/news/2006/1/ma8367152726142160027600.html（我們大陸一直認為是1676年）
1931年的西敏寺年的西敏條例http://www.chinalawe.com/news/2006/1/ma271931846142160023952.html
1936年的國王禪位法
http://www.chinalawe.com/news/2006/1/ma4465807142160022432.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
http://www.zixishi.cn/sikao/book.php?id=4183
中國法律法規資訊網http://www.86148.com/chinafa/

㈣ 19世紀英國法律

一、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開始於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專制統治,從而使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步清除英國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殘余,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英國建立。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機器大工業代替了傳統的工場和家庭手工業,工廠制度確立了在工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英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並使英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還推動了農業革命,到19世紀30年代,大農場經濟在農業經濟中取得主導地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體系在英國建立起來。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新興工業城市不斷涌現,城市人口急劇增加,並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以中小城市為依託的新興城市體系。工業革命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英國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英國現代各種關系的基石, 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1]。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社會的出現,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階級的形成,並與傳統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利益在社會結構性分布上的變化,利益的驅動使得人們在政治結構中都盡可能地謀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和擴大,而權力是利益實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當人們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代表時,自我利益的實現才有可能。」[2]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為對立的階級。雖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議會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甚至連選區都沒有,致使議會被土地貴族控制。經濟困難很快引起了議會改革的要求[3] ,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認識到,經濟困難的根源在於他們在議會中沒有足夠的議員與代表土地貴族的議員相抗衡,進而在議會中不能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案,因此他們認定議會改革是走向社會改革和經濟平等的第一步[4]。於是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進行議會改革。

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覺醒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開始於19世紀30年代的爭取民主的工人運動即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標志著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

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 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

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二、自由主義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回應

邊沁、密爾、格林的功利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思想為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進行了理論論證,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關系進行了探討,解放了人們思想,影響了改革實踐。

傑里米·邊沁( Jeremy Benthan, 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資產階級法學家、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政治法律思想的倫理基礎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解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假如這里的當事人泛指整個社會,那麼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麼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10]。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它能夠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南,目標是追求最大快樂及將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同時,它又是人們衡量和評價一切行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人們對外界事物或某種行為贊成與否、實行與否,是根據它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快樂、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增添福利來決定的。人們判斷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就應該去做,反之,則不應該去做。這就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總之,在邊沁看來,趨樂避苦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宗旨,是解釋和說明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終極標准。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運用於立法理論中。他提出,增加個人和社會的幸福的手段應該從立法開始,政府的任務或立法者的任務就是遵循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通過立法用賞罰的方法,特別是用懲罰破壞幸福的行為的方法來增進社會幸福。這就是說法律、制度應以功利為原則。同時他還提出,判斷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也應該以功利為根本標准。如果某個法律或某項制度對於人們來說樂多於苦,那麼它就是優良的,有益於人們的。反之,如果苦多於樂,那麼它就是低劣的,無益於人們的。邊沁的理論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密爾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總體上主張個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堅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則」[11]。鑒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密爾提出了新的功利主義,為其具有新內容的自由主義思想奠定倫理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和快樂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和快樂,人們在追求幸福和快樂時要平等地顧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彼此平等的成員組成的社會[12]。以此為出發點,密爾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當尊重每人在特關自己的事情上的個人自由,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對它所允許每人施用於他人的權力保持一種注意的控制」[13]。密爾認為政府幹預的范圍和界限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特殊情況下,那些真正關繫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願意做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做,就應該而且也必須由政府來做;有利於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從中得不到相應利益而不願做,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去做。政府應干預的具體事務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是用來提高人類素質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市場上的需求來檢驗的,因此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這個一般原則,尤其不適用於初等教育」;「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但要使父母承擔這種責任,則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們能夠免費或以極低的費用接受初等教

育」[14]。第二,保護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少年兒童的權利和利益,「只要國家照看得到,就應保護少年兒童,禁止僱傭他們做過於繁重的工作。之所以應禁止少年兒童勞動的時間過長或勞動強度過大,是因為如果不加禁止的話,他們就總是被強制這樣去做。就兒童來說,簽約自由無異於強制自由」[15]。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為她們開辟更廣的就業門路,使她們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會地位。第三,政府應干預公共事業的壟斷行為,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為,許多行業如煤氣、自來水供應、運河、鐵路等雖然應讓私人經營,但是實際上這些行業毫無競爭,他們比政府更加不負責任,更加不聞不問人們的抱怨,所以國家應從社會公共利益著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經營,對於這類公共事業應保留將來收回的權利,或保留並自由行使規定最高收費的權利和經常變動最高收費的權利[16]。第四,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把工廠的勞動時間從10小時縮減為9小時,並且使工人勞動9小時得到的工資和勞動10小時一樣多或基本一樣多,這對工人是有好處的。第五,救濟窮人。密爾認為,人類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窮人更需要幫助,所以應通過社會組織救濟亟待救濟的窮人,制定濟貧法,進行社會救濟。第六,政府應主動承擔起那些沒有私人去做但又是關繫到社會利益的公用事業的建設重任,如道路、碼頭、港口、運河、灌溉設施、醫院、大中小學等,因個人無力承擔,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

總之,密爾對利己的功利主義倫理學進行修正的目的在於如何協調社會轉型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尋找一個能夠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效協調起來的契合點,以最終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17]。他的這一思想和努力具體應用於其自由理論及國家的性質與功能理論中,就是在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適當運用政府幹預來解決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作用和弊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政府幹預之間動態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論處於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為形成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促進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樣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大量使用婦女和童工、廣大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現實,誕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時英國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希爾·格林( 1836 ～1882 年) 、霍布豪斯( 1864 ～1929年)和霍布森( 1858～1940年) 。格林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他論證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並力圖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他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質上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善。任何個人的道德發展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發展相一致。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幫助,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得到幸福。進而,格林認為,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們實現共同的善,實現共同的利益,因此國家不應該是消極的、放任的國家,而應該是積極的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從而為實現個人利益、為個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論證了國家應該干預土地買賣,強迫實行教育,規定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時間, 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幾位思想家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重新解釋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並且論證了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的主張。這些主張對20世紀初英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工業社會的到來意味著社會轉型,嚴酷的社會現實導致了社會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為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逐步確立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積極干預型轉變,消極政府向集權政府轉變。也就是說,繁多復雜的經濟社會事務增添了國家的社會職能,由過去的「守夜人」角色轉變為經濟社會事務的積極調控者和管理者。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政府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主動進行糾正和干預,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社會、司法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

三、英國政府實行干預政策和立法改革

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 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 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 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在20世紀初,英國政府頒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 1908年的養老金法, 1909年的勞工介紹法, 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 1918年的教育法, 1922年的住房法。這些立法奠定了現代英國福利法的基礎[19]。「隨著19世紀的前進,社會立法不斷增加,據有資格的觀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後,議會實際上拋棄了個人主義作為它的指導原則,轉而接受了集體主義。人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處於劣勢,立法機構破天荒地通過了合乎社會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20]

英國政府頒布多種法律,積極干預經濟活動。針對無限責任公司阻礙投資增長的問題, 1855年,英國頒布《有限責任法》,規定股東僅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法律激發了社會投資熱潮,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金融業經營不規范的問題,政府出台了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管和調控。針對19世紀中後期債務人惡意宣告破產以逃避債務的現象,法院通過幾個判例完善破產法,從法律上防範了欺詐行為。針對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現象,到19世紀末,普通法開始對競爭自由採取一定的靈活態度,它不再機械地把一切限制競爭行為都視為違法,而是綜合考慮競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商業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時間等多方面因素[21]。這些立法和干預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保護了投資者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有秩序發展。

「這種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對產業革命的破壞性和對無情地推進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破壞作用而無保障措施的一種自發防衛。主要的動機是一種受威脅感,即認為沒有節制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帶來威脅。⋯⋯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理論要求重新研究國家的性質和職能,研究自由的性質、自由和法律強制之間的關系。那樣的重新研究又揭開了個人人性及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個老問題。從倫理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看,潮流是在脫離個人主義,趨於探求某種集體主義的觀念」[23]。

工業社會講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節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逐步確立必然對英國的司法制度產生影響。到19世紀英國進行司法改革前,作為上層建築主要內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組織混亂,訴訟程序繁瑣僵化,審判效率低下,費用高昂,警察組織不完備,監獄制度落後[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這些弊端,顯然與講求效率、講求成本和收益的工業社會不相適應。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尋求司法救濟和實現正義的障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實現社會正義已成為工業社會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訴訟哲學由過去的追求實質正義轉變為分配正義[25]。迫於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對不合時宜的司法制度和審判程序主動予以干預,意圖以國家的力量促進這些價值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 19世紀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對此,英國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關注,一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論證了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和指導作用。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立法理論用於考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並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 1688年以後的英國法律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著封建主義的痕跡,法律原則復雜模糊,司法工作人員因循守舊,就連英國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來收集的和無數個別的議會法令、條例組成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26] 。他還對當時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進行了批判,稱其已經「腐敗透頂」,「充斥著不必要的繁瑣程序,對於訴訟當事人來說,這只能導致拖延、筋疲力盡以及更大的開支」[27]。對於存在的這些問題,邊沁認為,普通法的傳統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設計為基礎的普通法規則,簡直是進行重要社會改革道路上的障礙」[28]。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國的法律體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費解又專橫,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實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張不但要進行立法原則、立法內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對當時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邊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則。他主張,在司法審理中,法官不能隨意解釋法律條文,律師不能擔任法官,同時,法官不能包攬全部司法審理權,應允許選民推薦自己的代表參與司法。選民代表享有半個司法權,他們不參與裁決,但應參加並監督司法審判的全過程,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法院為貧民免費提供律師與辯護條件,以至要求法官復審案件[29]。邊沁的法律改革思想為19世紀英國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建立適應現實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須對舊的法庭組織和訴訟程序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30]。於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議會得以通過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這場世紀改革主要圍繞著調整司法管理體系、簡化繁瑣的訴訟程序、理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體系的關系這些目標而展開[31]。為了消除令狀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訴訟程序繁瑣僵化的弊端,首先對令狀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令狀制度的改革主要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完成,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頒布的《統一訴訟程序法》、1833年頒布的《不動產實效法》、1833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別頒布的《普通法訴訟程序法》。這些法律實施後,令狀制度逐步減少使用,令狀制度迅速衰亡[32] ,普通法訴訟程序繁瑣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糾正。通過1852年《大法庭訴訟條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條例》,衡平法庭的訴訟程序被大大簡化。為了徹底解決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司法組織混亂和職權交叉重疊的弊端, 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並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統一的最高法院;統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當兩種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普通法原則應服從衡平法原則。這意味著法官在審判中應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發揮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允許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訴訟程序,簡化了訴訟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訴訟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個司法制度,提高了訴訟效率。

可見, 19世紀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體現了工業社會的特點和要求,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根本需要。為了貫徹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弱化普通法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逐漸強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這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反映了國王的集權意志,以此來實現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的轉型,這是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思潮的。從根本上講,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以及干預型國家的出現最終導致了這場世紀司法改革。

英國近代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寫道:「自邊沁時代以來,我不知道哪一項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邊沁的影響。」[33]改革派大法官布魯厄姆在1838年寫道:「法律改革時代就是傑里米·邊沁時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個抱有嚴肅思想來揭露我們英國法律制度的弊病⋯⋯過去20年來,我們法律制度已經取得的全部重大的進步⋯⋯自然使我們想起邊沁先生和他的學派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啟發性的勞動。」[34]

㈤ 新行政法的形成與發展論述題怎麼答

一、行政法產生的基礎
（一）行政法產生的理論基礎
行政法產生的理論基礎是自然權利、三權分立以及法治理論。
1.在法國大革命前，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了「自然權利」的主張，認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並認為這種權利是「天賦」的，不可讓與。這一思想在資產階級大革命後為法律所肯定。行政法的出現正是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權利。當然，現代行政法更注重拓展公民的權利，促進公民個體及社會的發展。對行政法的產生具有更直接影響的是「三權分立」理論。該學說創始人孟德斯鳩認為一切國家都存在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種權力，主張將這三種權力分別由不同的機關行使，以確保自由的存在。三權分立強調權力的制衡，這里必然引申出對行政權的規范和控制。
（二）行政法產生的社會基礎
行政法的產生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但直接導致行政法產生的原因卻根植於現代國家的憲政體制。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權都建立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之上，它孕育著行政法產生的最基本的條件，即行政相對獨立，沒有行政的相對獨立，也就沒有行政法。
二、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最早產生於西方國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法國大革命後確立起來的。1789年的大革命****了封建****制度，資產階級按照「三權分立」的理論重新設計了法國的政體。法國的三權分立，不僅是為了限制王權，同時也是為了限制司法權。1790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將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分開，並排除普通法院對行政糾紛的管轄權。1799年，法國拿破崙一世建立了國家參事院和省參事院。國家參事院一方面受理行政糾紛，提供解決糾紛的意見，另一方面為政府提供法律咨詢。自此，法國逐步形成獨立的行政審判制度。為行政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英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英國行政法的萌芽可追溯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初期，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普通法制度就已包含了現代行政法的精神，即對行政的控制。但在英國，行政法真正受到重視是在19世紀後期。這一時期，由於科技、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兩個顯著變化：（1）委任立法。為應付工業經濟發展所引起的社會問題，需要制定大量法律。議會由於時間、技術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滿足這一需要，不得不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具體的規則，以補充地方立法之不足。（2）行政裁判所的迅速發展。行政裁判所的職能是行使部分司法權，受理行政機關和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爭端。由於上述變化，英國的司法審判制度得到充實和加強，行政法得到進一步發展。
（三）美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美國是嚴格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分權與制衡為立國之本，立法、司法對行政的控制與其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但由於美國承襲了英國的普通法制度，公法與私法不分，行政法的出現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至洲際貿易委員會的成立，人們常將此作為美國行政法產生的標志。由於嚴格的三權分立原則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管理的需要，新型的行政機構——獨立管制機構應運而生。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承襲了英國傳統，但更側重於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強調行政程序的控權作用。1946年，美國制定了《聯邦行政程序法》之後又制定了許多程序法規，如《陽光下的政府法》等。此外，在行政組織方面，美國建立了許多獨立管制機構，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體美國學者視獨立管制機構的建立為美國行政法的開端。在解決民事和行政爭端方面，美國還建立了行政法官制度，並逐步使之完善。
三、中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一）中華民國行政法的歷史簡況
在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直到民國時期才開始萌芽。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與法治。1911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並第一次提到行政訴訟：「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但關於行政訴訟，其他他別訴訟，另以法律定之。」民國3年（1914年）5月18日，北洋軍閥政府公布了《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了《行政訴訟法》，並在同年3月公布了《平政院編制令》，規定了行政審判組織。至此，在形式上初步建立起行政訴訟制度。北洋政府依照日本的體制設有行政法院，成為「平政院」。
******政府成立後，「平政院」改名為「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處理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有三個程序，必須經過向行政機關的訴願，再訴願後，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此外，******統治時期還頒布了一些規范行政組織、行政活動的法律，如省政府組織法等。[1]
從總體上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連年內外戰爭不斷，蔣介石******政府又長期實行獨裁統治，不講法治，因此，無論是行政訴訟，還是對行政組織行政活動的規范的作用都是徒有虛名。行政法治只不過是開明人士的良好心願，客觀上並不具備行政法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維護公民權利更談不上。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新中國的行政法萌芽於20世紀50年代，但真正受到重視並形成體系、走向成熟則是在80年代以後。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行政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監察法》、《立法法》等相繼制定實施，《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等一批重要的法律正在制定過程中，行政法制度已在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
經濟體制的改革意味著國家與公民關系的變化，意味著公民從客體到主體地位的轉變，意味著對政府權力重新界定和規制的必要，這一切都深深地影響著我國行政法的發展歷程，可以預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民主政治以及依法治國的推進，我國的行政法將逐步成熟與完善。

㈥ 簡述英國行政法與憲法的關系

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的核心內容是對國家權力的實現方式及運作進行規范，行政法所關心的則是行政權的存在及行使的合法性。因此，憲法與行政法在調整對象、范圍及方法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然而，憲法與行政法關注的問題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間除了從屬關系與部分重合關系之外，還存在補充、發展關系具體而言，行政法在遵循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憲法的范圍內有能動活動的餘地，並對憲法的發展起著實際的推動作用。行政法與憲法之間是一種互動辯證關系。
1、憲法是行政法的根基。憲法為行政法的產生、發展指引著方向，行政法的發展則落實了憲法的基本原則、傳播了憲政的基本理念。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行政法的產生是以憲法的產生及實施作為基礎和前提的，行政法對憲法有一定的依存性。
2、行政法是憲法的具體化。國家生活的復雜化加上立法機關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行政立法在當今法律體系中處於重要地位。民眾不僅要求參與民主制度權利的實現，還對於自身權益，諸如勞動、接受教育、享受優質的環境等，有著更為強烈的要求，這些有賴於行政程序法、勞動法、教育法及環境保護法等的制定與實施，而這是憲法所辦不到的。行政法是將憲法所確認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權利予以具體化的主要途徑，是實現國家目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與提供服務是其價值所在。
3、行政法的發展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補充、發展了憲法，其深入發展是推動憲法的修改重要的源動力。眾所周知，由於立法者主觀認識的局限性與社會生活瞬息萬變的無限性之間存在著難以消解的矛盾，立法如此，立憲亦如此。成文憲法的高度原則性、概括性及預測能力的有限性，都註定了其往往滯後於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就調整對象而言，憲法與行政法有相當部分是重合的，因而行政法在遵循憲法基本原則、精神的前提下，對憲法的發展是有很大作為的。

㈦ 20世紀之前英國為什麼沒有行政法

呵呵，誰說沒有啊？行政法不是一天煉成的。有些東西取決於你觀察的角度。比如在義大利，許多治羅馬法的（他們的國粹）教授都在研究羅馬的行政法規，如果你看國內的教科書一定是寫行政法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其實制度的嚴格與演變都有一個階段性的「度」，要看你從什麼角度來理解了。好比有人說中國古代沒有民法，但是你覺得這么幾千年沒有相當於解決民事糾紛的處理方法這社會能運轉起來嗎？其實禮就是承擔著很大一部分民法的功能，只是說法不同，不能說禮的一部分實質上就不是民法。所以行政法應該是在20世紀以前就在英國存在了（而且20世紀是一個比較晚近的時期了），認為20世紀之前英國不存在行政法很可能還是對原始文獻資料的系統梳理還不到位。

㈧ 簡述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1)
越權無效原來則；是英國行政自法最重要的一項原則，直接導源於議會主權原則，是指政府必須嚴格地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和范圍進行活動，如果政府的行為確系越權，法院可依法宣告政府的越權行為無效，並責令政府就其越權行為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
(2)
行政行為合理主義；該原則要求政府的行政行為必須始終以公共利益和正當理由為依據。這項原則的目的在於防止政府專斷、濫用權力，要求政府始終將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3)
行政程序公正正義；該原則要求政府實施行政行為的程序必須公平，尤其是當公民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或行政行為直接對其不利時，首先要給公民提供反對意見的機會，政府對這些意見要給予充分考慮。

㈨ 行政法的中西方比較

本人認為，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外行政法的歷史發展，應該首先了解各自的發展歷史，這是前提所在，然後再分別對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一、新中國建立以前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在中國產生於民國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訴訟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質，行政審判權不屬於普通法院，而屬於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行政訴訟法》，1945年4月16日又頒布了《行政法院組織法》，這兩個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專門處理行政訴訟案件。它規定行政訴訟有三個步驟，當事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和再訴願，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二、新中國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新中國行政法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行政法的初創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初創階段，沒有制定系統的行政法體系，甚至對行政法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與破壞階段（1957－1977年）。這一時期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壞殆盡。
3、行政法的恢復階段（1978－1988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82憲法開始，行政法進入了恢復階段。許多領域的行政法律規范相繼制定，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審理行政案件，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行政訴訟制度誕生的。
4、行政法的發展階段（1989年－）。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具有重大意義，確立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給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切實的保障，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正朝著「法治國」的目標艱難而穩步地前進著。
三、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在人們使用行政法這一概念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產生較早，體系完善、理論發達。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有兩個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兩種法律規則，即公法和私法。法國行政法和德國行政法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由於大陸法系各國的歷史不同，在行政法的產生和發展上也存在差異。
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在審理各種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時，適用同一體系的法律規則。
1、英國行政法
在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所以早期的英國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作為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產物。
2、美國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受英國行政法的影響產生較晚，美國行政法的產生是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相聯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是美國行政法的開始。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行政法迅速發展，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國行政法上劃時代的法律，該法以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基礎，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歷史發展比較
外國行政法主要分為兩大法系行政法，即為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1、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
雖然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中國行政法相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特別是法國、德國的而言，起步較晚。從產生開始，中國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德國行政法的影響。
2、中國行政法與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中國行政法研究則起步較早，重視程度也較高。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產生於民國初期，而英美法系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其
學者們才開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並逐步建立了理論體系。在英國，作為一門科學，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視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情；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
從當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外行政法日趨融合。兩大法系互采之長，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圍向廣義演進，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實體法，既包括內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過去上訴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審理，現在，上訴法院專設了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大陸法系行政法已經突破公法的范圍，在一些行政領域適用私法，在法德等國，行政私法已成為流行詞，公私法的界限日漸模糊。
參考文獻：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編行政法學》，譚宗澤，重慶出版社，2001年。
參考資料：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6-10-23/1507300.shtml

㈩ 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的發源國是哪個國家

一、 一般說來，行政訴權出現於歐洲中世紀時期,概括地說，行政訴訟分別起源版於法國和權英國，並按照不同的軌跡發展。正因為此，行政訴訟制度也才有英美法系的行政訴訟制度和大陸法系的行政訴訟制度之分。
二、 法國是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的發源地，也是大陸法系行政法的代表。法國的行政法院系統最早起源於拿破崙時期。 但行政訴訟在法國的確立卻比行政法院的出現要早得多，最早出現於中世紀時期.
三、在英國，行政訴訟最初可追溯到普通法的形成時期。 英國的行政爭議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樣，均由普通法院管轄，沒有像法國那樣獨立於普通法院之外的行政法院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