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法的本位

❶ 我國民法的性質是什麼

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二條）。

「民法」一詞源於羅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羅馬法中有市民法、萬民法(jus gentium)與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區分。市民法調整具有羅馬市民資格者的各種法律關系，萬民法調整羅馬市民與異邦人之間的法律關系。自公元3世紀起，市民法與萬民法的對立逐漸淡化。羅馬法中完備的平權主體法律規范，經過羅馬法復興運動復甦。在歐洲法典化運動中，先後產生了《法國民法典》（又名拿破崙法典）與《德國民法典》兩部具有劃時代意義法典。在對《法國民法典》的引進中，日本學者津田真道錯誤地將「市民法」一詞翻譯為"民法"。清末變法，由中國學者直接抄自日本，譯作今稱。但也有學者認為，民法一詞並非來自日本，而是中國自己創造的，在我國古代典籍《尚書》中就已有「民法」一詞。《尚書·孔氏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詞被有些學者認為是我國民法的起源（實際上，中國真正開始出現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當時的國民政府頒布）。近代以後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詞，如法語中的droit civil，德語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蘭語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轉譯而來。

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為直接與間接法源。在台灣，民法第一條便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即是對民法的法源規范。當中的法律、習慣、法理即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謂的間接法源，指學說與判例而言。現今大陸法系民法在內容分為物權法、債權法、親屬法、繼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內容上包括契約法、財產法、家庭法、侵權行為法、信託法等等。普遍認為，知識產權法、商法也屬於民法范疇。

關於如何規律司法上的關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規律個人關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規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國、法國、二戰前的日本，在中國，自二十世紀初國民政府立法之際，決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於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現今中國廣義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還有其他關於私法事項的法律，稱為特別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權行為法、知識產權法、婚姻法、繼承法等。狹義的民法僅指調整一定范圍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止於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屬於傳統商法內容的法律、法規。

民法典是按一定的體例、系統地將民法的各項制度編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國自建國以來，尚未頒行一部系統完整的民法典。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動急需要規定一些基本行為准則，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於1986年制定並頒布了一部《民法通則》。從中國民法通則的內容來看，盡管其條款較之於各國民法典的條文要簡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則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經濟活動的一般行為准則，它不僅包括了一些民法總則的規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則的部分內容。

❷ 我國的民法解釋為什麼相對不發達

跟傳抄統思想有很大關系，襲
我們民族盛行重刑輕民思想，長期以來以義務為本位制，提倡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為重，個人利益為次。個人的權利不受重視。
而民法是以平等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為調整對象，沒有刑法、行政法更能體現上下級關系，所以倍受冷落。

❸ 我國民法的首要原則、核心原則是什麼

我國民法的基本原則包括:1.平等原則2.自願原則3.公平原則4.誠實信用原則5.公序良俗原則
其中"平等原則"是我國民法的首要原則.

❹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什麼

中國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個：
（一） 人權主義
所謂人權主義， 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 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 將私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人權主義是21 世紀的人文主義。人權主義的民法典， 實際上就是私權神聖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權利法性質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確認民事主體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權利， 確保民事權利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具體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構建科學、全面的民事權利體系， 堅持除物權、知識產權實行權利法定主義外， 其他民事權利尤其是人身權利， 嚴格實行任意主義， 摒棄權利必為法律明文確認的僵化觀念； 其次， 對不同主體的民事權利給予同等的保護， 確認私力救濟制度， 完善公力救濟制度， 實行徹底的全部賠償規則； 再次， 明確規定類推適用在民法上的價值及其司法適用； 最後， 確認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或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拒絕審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疇內， 民事主體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預。換言之，民事主體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斷， 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己負責，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圍內，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種種民事權利義務關系， 在因彼此間的權益發生糾紛時可以選擇糾紛的解決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實質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方式對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場經濟中， 當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識， 自主地進行民事活動，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享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利益， 承擔自己行為的風險。意思自治能確保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當事人的非法干預， 也能抵禦不當或者越位的國家權力的干擾， 從而使市場的各種資源配置趨向優化， 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將協議、合同、契約三個概念統一， 恢復《民法通則》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為皆受意思自治規則的調整， 全面落實契約（合同、協議） 自由； 在調整契約（合同） 關系方面， 盡可能多地設置任意性規范， 使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優於任意性規范和法律推定條款。當然， 這里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個根本規則， 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舍卻利益衡平， 民法將不成其為民法。基於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應確認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情勢變更原則；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別是強化對善意的當事人的保護， 建立善意當事人保護的一般規則； 三是確立自然人債務的法定免除制度， 規定一定期限內（如15 年） 債務人確實無力償付債務的， 債務人可以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主張免除債務； 四是在體現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時， 注重效率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意義， 注重鼓勵交易、物盡其用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即制定所謂的「綠色民法典」。
（四） 規范科學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法律對現實的遷就、法律規范的通俗性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困擾我國民事立法的突出問題。不顧法的自身的科學性而一味地遷就現實的立法觀顯然是不足取的。長期以來「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謂流行觀點也必須加以改變。在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通俗性發生矛盾時， 我們應當舍棄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學性。因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當專業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權、保證、繼承、收養等， 對一般的人來說， 都難以准確理解。眾所周知， 英美法是專家法， 其法律規范主要存在浩如煙海的判例文獻中， 普通老百姓是難以知曉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國家裡， 普通人是如何行為的呢？ 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 文本法並不等於生活法（實際在民眾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遠也達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於此， 民法典應當採取區別作法， 將涉及民眾基本私權利的規范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表達， 而對除此之外的其他規范則以科學性為唯一目標。堅持規范科學的理念， 民法典還必須以我國本土的活的法律規范為基礎並吸收國際上的通行規范， 既要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際， 更要著眼於將來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的「法域」統一， 即應在未來四法域統一的框架下來設計民法典的基本結構、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這是當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問題。從中國的歷史傳統、思維偏好、世界法律的發展趨勢看， 我國民法典應當以民商合一為一基本理念。堅持民商合一， 並非輕視或者否認實質意義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於法的自身的規律性和邏輯性的考慮， 反映的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滅、民法與商法的融合。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 ①將公示主義、外觀主義、交易安全、交易迅捷、嚴格責任主義確定為基本規則； ②確認非法人組織的獨立民事主體地位， 專章規定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非法人組織的主體法規則， 甚至可以賦予合夥企業以法人資格； ③不區分民事主體與商事主體、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民事代理與商事代理、民事權利與商事權利、民事時效與商事時效， 不設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確國際商事慣例在民法淵源體系中的地位， 適當吸取國際商事慣例的可行規則， 將之直接規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則， 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海商法、破產法、企業登記法、會計法等仍作為民事單行法存在。

❺ 民國時期民商法中的社會本位原則，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說明下和國家本位，個人本位有什麼區別，

國民政府民事立法社會本位指導原則

社會本位觀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對傳統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現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對無限財產制限制的主張；對契約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張；無過失責任及嚴格責任思想的確立，等等。

1.限制個人財產權的指導原則

保護財產的私人所有權不僅是社會對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會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務，只是在時代的發展中，人們對財產權保護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時期那樣的絕對化，而是認為財產所有權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應當具有社會性。基於這樣的思想，十九世紀晚期各國民商法對所有權設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權利的行使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禁止權利的濫用。在美國，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最大限度地放任獲取和使用財產，那麼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它的范圍開始逐漸縮小了。一個法理學家在這一情況時說：「過去，財產價值高，人的價值低，現在，財產的價值低了，而人的價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紀，美國的法院傾向於適用禁止權利濫用的原則，傾向於對財產權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會的方式使用財產。在這段時期，尊重公共利益，增進社會福祉，被強調為所有權行使的指導原則。

中國民商法對所有權進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說明中有較為明確的體現。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說：「我們通常所說的所有權，乃物權的一種」，「但所有權固該尊重，而為社會一般公益起見，法律上也應同時予以相當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護各個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於為社會的安全，而不是純粹為個人的安全。所以個人的利益，必定置諸社會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權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圍之內，便是所有權亦須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說明中立法者就物權所應受到的限制以土地為例進一步說明道：對於土地所有權，「如果漫無限制，也會損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無礙於其所有權的行使時，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對於因為公益事業而為之對私人土地所有權的損害，立法者解釋說：「土地所有人對於他人直接間接之動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業大興以後，事實上便無法完全維持此種私權了。如煤氣、蒸氣、臭氧、煙氣、灰屑、喧囂、振動等等。」又如裝置電線佔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權，鋪設地下水管佔了土地私有權的地下權，建立公共設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雜草、樹枝，尋找並請求索還遺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絕、干涉和阻礙。不僅如此，立法者還主張對所有權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都要採取積極干預的措施。在立法者看來，對土地所有權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兩層意義：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為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第二，積極地通過限制和干預，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總之，南京國民政府物權法的制定，「是根據黨義，以社會利益為生，採取各國法理之長。」

2.防止契約自由濫用的指導原則

契約理念的變化是這一時期民法發展變化的最顯著的表現。有人撰文描述這種現象時說：「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事實上，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契約在西方社會沒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對社會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著眼點方面的私人商業活動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經濟主體對普通的商業活動及其私有權利仍不受拘束，締結契約時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學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書中強調，契約法龐大復雜，並未死亡，不能對契約中的某些缺點加以攻擊，就認為契約法已經完結。「20世紀以來，法學界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不再過分強調契約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這一變化被描述為「從契約到身份」。契約自由原則，是自由競爭時期市場經濟必然產物和本質特徵，它反映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經濟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這一時期里民商法對契約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現為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它帶來的結果是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於市場的不完全性，一方面，無限制的契約自由給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帶來一些損害，(法學家們對這些現象的思考導致了類似於《德國民法典》中第138條、第242條、第126—129條等條款的出現)，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受到失業威脅的工人來說，「契約自由」無異於一種為擺脫飢餓而出賣權利、自由的委婉辭令。由於經濟主體在經濟實力方面的巨大懸殊，所謂的完全「自由」的契約在經濟生活中已經給人們的權利帶來諸多的損害，伴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締約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眾對工業社會的種種弊端產生了強烈的反應。契約自由雖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但已經不是從前的狀況，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對契約的某些條款加以明確的限制規定，舍棄契約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實上的契約關系」作為判決的依據，國家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對契約的自由從形式到內容加以限制。在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則也同樣規定：「契約自由，不得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化。」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漢民在立法院講述《民法債篇的精神》，作為立法者對民法債篇的解釋。其解釋「系完全依據總理三民主義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護」，，胡漢民解釋說，「蓋以」「債權」二字，意為專指保護債權人」，胡漢民認為「債務人常處於經濟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專為保護債權人，斯為霸道」，因此《民法債篇》不採用一般所慣用的「債權篇」，而用「債篇」為名。在立法說明中胡漢民列舉了僱傭、租賃、贈與、著作權合同等幾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對於私人契約行為進行干預的必要性。例如租賃一事，「在許多國的都市都無不拚命保護所有權人，把所有權看得神聖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經濟上的弱者，如此卻逼到他弱而又弱。現在我們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規定，買賣契約不能破壞租賃契約，這已是所以保護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賃物如遇損害，如被火燒，必須承租人有重大過失時，才對於出租人負賠償之責；倘不管他有無過失，租賃物一有損害，即須賠償，那就不王道了。」對於土地的租賃契約，立法者基於國民黨「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所採取的也是這樣的主張：「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減少全無時，可以請求減少或免除租金」，並且明確主張「這種租金減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從而避免耕地承租人無知地拋棄此種權利。3.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指導原則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思想較典型地體現出其社會本位的特點。立法者在《民法債篇的精神》中說明道：「如因故意過失而予人以損害時，照理應由加害人負賠償之責，但有時損害的發生和擴大，被害人也有相當的過失，那就不能專歸責加害人了。」「又如債權者對於債務者的行為，認為有妨害其債權時，得請求對於此種行為加以制止，此為保護債權者一方面的，但有時債務者雖有過失，致發生對方的損害，而其事件於債務者本身並無利益，那就不能專責債務者怎樣賠償了。」基於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張在司法實踐中如遇到類似的案例應採取這樣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減輕或免除加害者、債務人賠償或處分，而並不一味以壓迫債務者為能事。「普通債務者負了債，照理是應依契約按價償還的，但有時債務者沒有依照契約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的失卻，事實上以不是故意的過失，那麼，法官也可斟酌其經濟情況，於不甚損害債權人利益之相當范圍，令其分期償還。」而對於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立法者說明道，這種人「在許多的法律中」，對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他是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好象一個精神錯亂者，在他無意識的行為中，致他人受了損害，他可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損失倘若很大，甚至承當不起，難於恢復原狀時，加害者固然毫不負責，此外更無負責之人，事理豈不太不公平?被害者豈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張規定：這種損害，雖然法定代理人對於行為人已盡了監督之責，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請求，斟酌兩方經濟情形，判定賠償。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歐美，國家要求和鼓勵個人進行風險投資以建立新企業、開發新領地，因此，以個人為焦點的社會經濟倫理觀受到挑戰，人們試圖修正過錯責任原則而以無過失責任原則取代之。十九世紀以來，科學技術不斷向新領域開拓，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給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工業社會給人類帶來的副產品威脅著人類自身的安全，絕對責任原則在客觀上不能適應這種要求，侵權行為法中責任原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發展變化，過失責任原則作為近代私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得以確立，是私法社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德國，交通事故嚴格責任的立法是從普魯士時期1838年的《鐵路法》最初確立的。在英國，1868年上議院通過的賴蘭茲訴弗萊徹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上議院在其後的判決中又把嚴格責任原則擴大到新的領域。在美國，二十世紀初期已經有幾個州採用了英國賴蘭茲訴弗萊徹案所確立的嚴格責任原則。1909年，紐約州制定的《勞工賠償法》規定了僱主對發生於僱傭過程中的損害事故負嚴格責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國民黨中央會議提交的債編立法原則說明書中，對侵權行為的無過失責任也有類似的立法思想。以僱傭契約為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雇傭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的責任。但僱人已盡監督之責的，可不負賠償責任。在某種情況下，單由受僱人負賠償之責，超越其經濟承受能力時，法院得因其申請，斟酌雇傭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傭人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對於這樣的思想，胡漢民曾舉例加以說明詳細：「例如某人用一個汽車夫，平時開車本來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鬧出禍來，損害了人的生命，在雇傭人方面，原可不負什麼責任，但是受僱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憐時，法官為主持公道計，可以斟酌雙方經濟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當賠償」。

❻ 為什麼說民法是以民事權利為本位的

民法最基本的職能在於對民事權利的確認和保護，這就使民法具有權力法的特點。無論民法在歷史上是以義務為本位還是以權利為本位，或以社會為本位，民法都強調對私權的充分保護。民法確認了民事主體所享有的人格權，通過對人格權的保護而對主體的人格予以了充分的尊重，同時民法賦予了主體廣泛的財產權利，如債權、物權、知識產權、繼承權等等，並為這些權利提供了充分保護；民法是以平等的商品經濟關系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在法律上的表現必然是以權利本位為基點的權利和義務的有機統一。無論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所有制的社會基本的共性：即民法以權利為核心，換言之，民法就是一部權利法。

我國民法所確認的自然人所享有的人身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等，都是自然人的基本權利，民法在內容上不僅對各項民事主體的權利要實行平等的保護，而且民法通過民事權利的保障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價值以及生活的安定，同時還擴大到對憲法及其他法律所確認公民享有的各種經濟文化權利（如勞動權、自由權、環境權、受教育權、休息權等）的保障，當公民的這些權利受到侵害時，均可藉助侵權行為法獲得救濟。民法保護民事主體各項權利的功能，集中體現了法律的基本價值。

❼ 怎麼理解民法的本質和本位

法的本位是法律的基本觀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基本任務，或者回說以何者為中心民法本位，答一種是義務本位觀點，認為，自然人在社會中各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形成不同的等級。一種是權利本位觀點，認為，人來到世上是來做人的，自然人各個體都享有做人的資格。現代社會的主流思想是權利本位主義。
我理解就是人在這個社會中的權利義務關系,也就是民法的基本內容,給民法奠定基礎的東西.

而民法的本質是: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維護民事關系~來保證統治階級的統治.

❽ 民法的權利本位，義務本位，社會本位的演變順序是什麼

所謂民法本位，是指民法的基本觀念，其實質是指民法的直接根據，即立法理由，是民法的一種價值取向，具體說來，也即民法的利益選擇問題，特別是當個人利益、家族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民法所表明的一種態度。
一、我國民法本位的演進
（一）中國古代的義務本位
在我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強調倫理等級關系，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個人只是整個家族的一分子。這一時期的民法設計以義務為中心，法律中多為禁止性規定和義務性規定，且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不分，其目的在於對不同身份的人課以不同的義務，以維護社會秩序。所以義務本位觀又可稱為身份本位、等級本位。法律就是通過規定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義務，來確認他們的不同身份和等級。妻子對丈夫、子女對家長、奴隸對主人、臣民對君王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義務為鏈接。義務本位的法律的實質是：法律之確認少數人乃至一個人享有完全的權利資格，多數人不享有或只享有不完全的權利資格。
（二）清末民初的權利本位
清末，西方處於自由資本主義競爭時期，權利本位的民法盛行。在以沈家本為首的法理派的努力下，以權利本位為原則，制定了一系列民法規范，但沒有真正貫徹下去。雖然這些以權利本位為原則的民法以滿足人的需要為出發點，以豐富人的品格內涵為指導思想，它表現為法律是確認和保護權利的基本手段，法律是權利的載體，法律通過規定人的權利實現人的人格。權利本位的法律實質是：法律確認所有的人都享有人的資格，承認所有的人都是人。雖然清末民初的權利本位並不完全體現西方的權利本位，但結合當時的環境，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
（三）南京國民政府的社會本位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以國家和社會本位法律觀為理論基礎，受西方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的影響，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任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確立了「社會本位」的立法原則。這一立法思想被充分貫徹到民事立法中去，立法要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謀公共的幸福為前提。傳統民法的三大原則即所有權神聖、契約自由和過錯責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削弱或限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社會本位僅僅是直接從西方移植過來，它所經歷的社會環境變化與西方不同。這或許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民法實施不理想的原因。
（四）新中國的國家、集體本位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進入了計劃經濟時期，對西方權利本位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實際的運行中，片面強調國家、社會利益，在法律思想上表現為「徹底的社會本位」、「極端的社會本位」。縱觀我國民法的發展史，民法本位多是義務本位，或與義務本位貌異神合的所謂「社會本位」，權利本位缺失，民法衰微，民眾權利主體意識淡薄，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於法治現代化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