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體系失靈

㈠ 請幫忙出幾個法律論文題目啊.

論 反壟斷法中的企業合並規制
論沉默權 國際貿易中信用證的欺詐與防範
論審判行為 論BOT投資方式的風險
論在物權變動模式下的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問題 論電子商務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
自由的真義 論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法律規制
初談死刑之存廢 論我國行政壟斷的法律規制
論受賄罪的犯罪構成 論民事證據的排除規則
貪污罪與職務侵佔罪之辨析 民事舉證責任分配的價值考察
談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和特殊防衛權 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弊端與改革
論房產抵押中的法律問題 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的道德基礎
淺論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原則的運用 論述婚姻法基本原則之自由原則
淺論先佔制度 論民事訴訟法中的再審程序
淺談公司治理可夠制度 論我國國家賠償的范圍
論證券民事賠償制度 淺談我國民事訴訟模式下的辯論原則
對我國目前違反一夫一妻制現象的淺析 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之我見
淺析夫妻侵權責任體系 小議行政分開制度
淺議電子合同生效制度的法律構建 論適應WIO的銀行制度
論國際反傾銷與中國之對策 反傾銷與保障措施的對比研究
試論醫葯廣告法律調整的完善 淺論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
未注冊商標法律保護制度之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保護少數股東權益
淺析我國不安抗辯權制度 中外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比較與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的完善
論法定抵押權 試論我國現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保護范圍及其完善
論馳名商標的認定保護 淺析我國現階段金融監管制度
電子商務中的法律問題 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性思考
淺析行政侵權損害賠償問題 從兩個案例談董事的注意責任及完善措施
淺析刑訊逼供 消費糾紛中的舉證責任
試論我國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完善 試論醫療行為豁免權
關於法官根據民法基本原則進行創造性司法活動的 法理研究 淺析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關於民事公訴制度可行性的探究 論加害給付
論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 論預期違約
論依法治國的科學含義 物權的自我救濟
論正當防衛制度的修改及把握 論沉默權在我國的實現
英美法與大陸法侵權因果關系對我國借鑒意義 論無因管理之債
論憲法的基本原則 論夫妻侵權責任
論行政執法監督制度 論我國的家庭暴力
論民事侵權訴訟的證明責任分擔 淺析我國協議離婚制度
論精神損害賠償 對人身傷害大額賠償案件有關問題法律思考
淺析大學生結婚的問題 論財產繼承中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論基因專利 試論家庭暴力
淺析辯訴交易在中國的使用 試論離婚損害賠償
我國合同法第八條之無權處分 試論配偶權的侵權及救濟
淺論 商標權和對商標權的保護 試論我國現行夫妻財產制
淺析我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 中國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必要性與可行性
淺析正當防衛 論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
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研究 論我國市場經濟中的誠信問題
論職務犯罪的控制和預防 淺議配偶權
企業商業秘密保護的思考 成年人行為能力欠缺制度之比較研究
對我國民事訴訟中審級制度的思考 論專利侵權行為的認定
挪用公款罪「歸個人使用」 淺析我國的離婚損害賠償問題
淺析債權人的代位權的理論與實踐 淺析我國婚姻無效制定的基本問題
試論公司人格否認制度 論表見代理之構成
我國民事調解制度的弊端與改革 論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濟
我國夫妻財產制 試論我國夫妻財產制度
論合同違約責任 論電子商務合同
論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動產上的適用 論侵權責任構成中的因果關系
新聞自由與人格權保護 論我國婚姻法夫妻財產制的價值取向
淺談我國婚姻法中的夫妻財產制 淺論根本違約
淺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財產制度 淺談涉外遺囑繼承
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區分標准 論 反壟斷法中的企業合並規制
論沉默權 國際貿易中信用證的欺詐與防範
論審判行為 論BOT投資方式的風險
論在物權變動模式下的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問題 論電子商務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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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原則的運用 論述婚姻法基本原則之自由原則
淺論先佔制度 論民事訴訟法中的再審程序
淺談公司治理可夠制度 論我國國家賠償的范圍
論證券民事賠償制度 淺談我國民事訴訟模式下的辯論原則
對我國目前違反一夫一妻制現象的淺析 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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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電子合同生效制度的法律構建 論適應WIO的銀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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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醫葯廣告法律調整的完善 淺論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
未注冊商標法律保護制度之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保護少數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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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行政侵權損害賠償問題 從兩個案例談董事的注意責任及完善措施
淺析刑訊逼供 消費糾紛中的舉證責任
試論我國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完善 試論醫療行為豁免權
關於法官根據民法基本原則進行創造性司法活動的 法理研究 淺析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關於民事公訴制度可行性的探究 論加害給付
論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 論預期違約
論依法治國的科學含義 物權的自我救濟
論正當防衛制度的修改及把握 論沉默權在我國的實現
英美法與大陸法侵權因果關系對我國借鑒意義 論無因管理之債
論憲法的基本原則 論夫妻侵權責任
論行政執法監督制度 論我國的家庭暴力
論民事侵權訴訟的證明責任分擔 淺析我國協議離婚制度
論精神損害賠償 對人身傷害大額賠償案件有關問題法律思考
淺析大學生結婚的問題 論財產繼承中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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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辯訴交易在中國的使用 試論離婚損害賠償
我國合同法第八條之無權處分 試論配偶權的侵權及救濟
淺論 商標權和對商標權的保護 試論我國現行夫妻財產制
淺析我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 中國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必要性與可行性
淺析正當防衛 論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
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研究 論我國市場經濟中的誠信問題
論職務犯罪的控制和預防 淺議配偶權
企業商業秘密保護的思考 成年人行為能力欠缺制度之比較研究
對我國民事訴訟中審級制度的思考 論專利侵權行為的認定
挪用公款罪「歸個人使用」 淺析我國的離婚損害賠償問題
淺析債權人的代位權的理論與實踐 淺析我國婚姻無效制定的基本問題
試論公司人格否認制度 論表見代理之構成
我國民事調解制度的弊端與改革 論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濟
我國夫妻財產制 試論我國夫妻財產制度
論合同違約責任 論電子商務合同
論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動產上的適用 論侵權責任構成中的因果關系
新聞自由與人格權保護 論我國婚姻法夫妻財產制的價值取向
淺談我國婚姻法中的夫妻財產制 淺論根本違約
淺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財產制度 淺談涉外遺囑繼承
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區分標准

㈡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價值體現

1、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的需要。

小股東所佔公司股份較少並且比較分散，基於資本多數決原則，無法在公司股東會決議上占據優勢。因此，當小股東期望通過公司決議來解散公司以實現自我權利救濟時，其目的往往難以達到。此外，公司的由建築於投資回報率與風險承擔系數相一致的基礎上，就使那些擁有控制權的大股東在股東會或股東大會的決議中處於支配地位，在缺失限制的權力下，小股東的權益必定暴露在大股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惡性驅逐下。公司司法解散是通過立法或判例，給予小股東在無法實現其合理的期待的情況下的司法救濟手段。

2、有利於對公司僵局問題的解決。

公司僵局是公司運行過程中股東之間、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管理層之間發生激烈沖突，導致公司運行機制失靈，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各個機構無法正常運行、履行職責，公司處於癱瘓狀態、無法形成有效的經營決策的一種描述。公司正常運營的對立面，主要表現有因股東間或公司管理人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導致公司的有效運行機制失靈，股東會或董事會因對方的拒絕參會而無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議都不被對方接受和認可，即使能夠舉行會議也無法通過任何議案，公司的一切事務處於一種癱瘓狀態。

股東出資設立公司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公司這一形式來實現資本的增值，獲取利潤。因此在公司僵局的情況下，股東藉助司法救濟制度解散公司就成為股東退出公司、收回投資有效途徑。

公司在經營的過程中，由於每個股東都不可避免地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還是依靠公司內部的協商解決方式不足以解決問題。一旦問題擴大化，既有可能導致市場經濟秩序的紊亂，公司財產流失，公司信譽受損，甚至威脅到社會的穩定，長此以往，不但公司股東的利益受到損害，而且也是對社會整體資源的一種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處於閑臵狀態，無法得到有效和合理的利用。因此，股東訴諸於外部司法救濟手段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外部司法手段救濟不僅維護公司本身和股東的利益，也使整個社會的經濟秩序井井有條，健康發展。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呈現了司法性、強制性及終結性特徵，司法解散制度，其實質是個人權利即解散請求權和社會權利即企業生存權的拉鋸戰。司法解散制度的初衷是是為了解散公司僵局，保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公司一旦解散，將不可逆轉的消失，其是一種徹底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對公司還是股東都是兩敗俱傷。要軟化這項維護權利方法的激烈本性，法庭應有權選擇在適當的時候提供另一舒緩措施。從各國公司法的情況看，可供替代公司司法解散的其他救濟措施包括命令變更公司章程、撤銷或變更公司決議或行為，派生訴訟和允許股東請求公司回購股份。

3、實現投資者的合理期待。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為小股東保護自己的權益提了法律依據，使小股東在請求公司解散時不僅只有內部解決機制更有外部司法途徑來解決這類問題，使得原本的制度更完善。

㈢ 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為什麼不能繼續採用

這當然意味著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促進刑事司法公正。所謂從質的方面促進刑事司法公正，其含義是可以確定的，即刑事司法不僅要求實現實體公正，而且要求實現程序公正。而從量的方面提升刑事司法公正，則應是指「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對此應當怎樣理解，需要深入研究。一方面，基於人間的司法不同於人們想像中的「神的審判」，難免會有差錯，因此，人們很容易將這個要求視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另一方面，也應當預見到，一旦按照「以審判為中心」的要求完善了我國的訴訟制度之後，刑事訴訟領域仍然會發生不公正的問題。就此而言，這項改革成功的標志，在司法公正「量」的提升上究竟意味著什麼，也將是個疑問。對這個問題，應當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確實是個前所未有的高目標，但提出這個目標有其合理性以及必然性。就民眾對司法領域的不公正現象的「零容忍」要求而言，黨中央對司法公正所提出的這個目標有其合理性；而從司法的公平正義包含著不同內容來看，該目標又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如果說司法的公平正義所包括的刑事實體公正不枉不縱地解決刑事責任問題，其中的不放縱犯罪需要主客觀條件的充分具備，因而難以在每一個刑事案件中都實現，但至少不冤枉無辜以及「疑罪從無」這個最低限度的刑事實體公正，應當作為目標在刑事審判這最後一道防線中被堅守。另一方面，如果說司法的公平正義所包括的刑事程序公正難以在所有的刑事案件的全部訴訟階段中都得到保障，那麼，起碼應該在刑事審判這最後一道防線中得到有效保障。
第二，關於從質和量這兩個方面促進司法公正，我們不僅應當看到上限被抬高到了「每一個案件」的司法公正，同時，也應當看到，關於司法不公正的底線也需要相應的上升，以此彰顯司法在公平正義方面的發展。在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中，經濟總量的增長固然重要，而生活貧困線的不斷抬高以及貧困線以下人口數量的減少，同樣是重要指標。也就是說，雖然人間的司法終究難免出錯，但是，我們至少應該能夠有效預防、避免和減少冤假錯案。這正是通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且，因為「以偵查為中心」的司法模式所產生的「制約失靈」而導致的冤假錯案，通過這項改革，應能進一步得到預防、避免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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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資源鏈接：

鏈接：https://pan..com/s/1vqmLiZ51UDpc4v5qxpksTQ 密碼：ldh1

書名：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作者：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譯者：羅耀宗

豆瓣評分：7.4

出版社：天下雜志

出版年份：2013-1-4

頁數：320

內容簡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重建有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經典著作

國際媒體報導推薦：經濟學人、時代雜志、紐約時報、衛報、彭博商業周刊、美國公共廣播

版權銷售超過14種語文

工作機會消失，經濟成長停滯，不是全球化必然的結果，是政府管理失能，政策失當！

民主成為一元一票的機制，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決策，犧牲99%大眾的生計！從北非、西班牙、到英國、華爾街，全球同時怒吼，是挺身而出，為自己爭取個機會公平的未來的時候了！這是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會！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史迪格里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2008金融危機後，史迪格里茲受法國前總統薩科齊邀請，擔任國際經濟與社會進步評量委員會主席，打破GDP的迷思。

這次，史迪格里茲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而政府失能、完全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只是中產階級與勞工，更已經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

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作者簡介：作者簡介：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有《失控的未來》（Freefall）、《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世界的另一種可能》（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以及和比莫（Linda Bilmes）合著的《三兆美元的戰爭》（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等暢銷書。

無論在美國或國際間，學、仕歷練具足的史迪格里茲擁有高度影響力。美國《新聞周刊》稱他是「對金融危機始終抱持正確主張的專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暨資深副總裁史登（Nicholas Stern）稱他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英國衛報更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茲這樣的經濟學家」。

譯者簡介：羅耀宗

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譯作無數，曾獲時報出版公司2002年「白金翻譯家」獎；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

㈤ 最近世界范圍內內部控制失效的案例有哪些請給出一些知名上市公司的案例，最好是近幾年的。

1.多元化投資
(1)三九集團的財務危機
從1992年開始，三九企業集團在短短幾年時間里，通過收購兼並企業，形成醫葯、汽車、食品、酒業、飯店、農業，房產等幾大產業並舉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醫葯（000999）發出公告：因工商銀行要求提前償還3.74億元的貸款，目前公司大股東三九葯業及三九集團（三九葯業是三九集團的全資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權已被司法機關凍結。至此，整個三九集團的財務危機全面爆發。
截至危機爆發之前，三九企業集團約有400多家公司，實行五級公司管理體系，其三級以下的財務管理已嚴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債權銀行貸款已從98億升至107億，而遍布全國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貸款和貸款擔保約在60億至70億之間，兩者合計，整個三九系貸款和貸款擔保余額約為180億元。
三九集團總裁趙新先曾在債務風波發生後對外表示，「你們（銀行）都給我錢，使我頭腦發熱，我盲目上項目。」
案例簡評：三九集團財務危機的爆發可以歸納為幾個主要原因：（1）集團財務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資（非主業/非相關性投資）擴張的戰略失誤；（3）集團過度投資引起的過度負債。另外，從我國國有上市公司的發展環境來看，中國金融體制對國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資、快速膨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華源集團的信用危機
華源集團成立於1992年，在總裁周玉成的帶領下華源集團13年間總資產猛增到567億元，資產翻了404倍，旗下擁有8家上市公司；集團業務跳出紡織產業，拓展至農業機械、醫葯等全新領域，成為名副其實的「國企大系」。進入21世紀以來，華源更以「大生命產業」示人，躍居為中國最大的醫葯集團。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銀行對華源一筆1.8億元貸款到期；此筆貸款是當年華源為收購上葯集團而貸，因年初財政部檢查事件，加之銀行信貸整體收緊，作為華源最大貸款行之一的上海銀行擔心華源無力還貸，遂加緊催收貸款；從而引發了華源集團的信用危機。
國資委指定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對華源集團做清產核資工作，清理報告顯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華源集團合並財務報表的凈資產25億元，銀行負債高達251.14億元（其中子公司為209.86億元，母公司為41.28億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預付賬款合計高達73.36億元，即這些上市公司的凈資產幾乎已被掏空。據財政部2005年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報披露：中國華源集團財務管理混亂，內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屬子公司為達到融資和完成考核指標等目的，大量採用虛計收入、少計費用、不良資產巨額掛賬等手段蓄意進行會計造假，導致報表虛盈實虧，會計信息嚴重失真。
案例簡評：華源集團13年來高度依賴銀行貸款支撐，在其日益陌生的產業領域，不斷 「並購－重組－上市－整合」，實則是有並購無重組、有上市無整合。華源集團長期以來以短貸長投支撐其快速擴張，最終引發整個集團資金鏈的斷裂。
華源集團事件的核心原因： （1）過度投資引發過度負債，投資項目收益率低、負債率高，說明華源集團戰略決策的失誤；（2）並購無重組、上市無整合，說明華源集團的投資管理控制失效；（3）華源集團下屬公司因融資和業績壓力而財務造假，應當是受到管理層的驅使。
（3）澳柯瑪大股東資金佔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瑪（600336.SH）發布重大事項公告：公司接到青島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青島澳柯瑪集團公司佔用上市公司資金處置事項的決定》，青島市人民政府將採取措施化解澳柯瑪集團面臨的困難。至此，澳柯瑪危機事件公開化。
澳柯瑪危機的最直接導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瑪集團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億元資金。澳柯瑪集團利用大股東優勢，佔用上市子公司的資金，用於非關聯性多元化投資（包括家用電器、鋰電池、電動自行車、海洋生物、房地產、金融投資等），投資決策失誤造成巨大損失。資金鏈斷裂、巨額債務、高層變動、投資失誤、多元化困局等眾多因素，使得澳柯瑪形勢異常危急。
澳柯瑪症結並非僅僅是多元化投資下資金問題，關鍵問題還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魯群生近17年的家長式管理模式。魯群生在特定環境中創業成功，然而在擴張中缺乏應有的風險意識，澳柯瑪近親繁殖任用領導現象是企業對市場缺乏應有的敏感度。
案例簡評：擴張幾乎是每個企業追求的目標。而同在青島的三家家電集團（都是上市公司）卻有不同的選擇：海爾的擴張基於品牌戰略；海信的擴張基於技術突圍；而澳柯瑪的擴張卻選擇了不相關多元化道路。
「發散型的多元化擴張，不但沒有讓澳柯瑪做大作強，發而使其一盤散沙」。澳柯瑪集團大額佔用上市公司資金，用於其非相關多元化投資；然後頻頻發生的投資失敗和管理不善，致使資金鏈斷裂，也把集團風險也轉嫁給上市公司。應當說，造成澳柯瑪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層投資決策失誤、投資監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綜合因素造成的。
2．金融工具投機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機
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航油）是中國航油集團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掛牌企業。中航油於2004年由於石油衍生品交易導致5.54億美元的虧損；被迫於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請債務重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評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風險委員會，還曾聘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編制了公司的《風險管理手冊》和《財務管理手冊》；風險管理手冊明確規定，損失超過500萬美元，必須報告董事會。
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開始做油品套期保值業務。但總裁陳久霖擅自擴大業務范圍，從事石油衍生品期權交易；一直未向中國航油集團公司報告，中國航油集團公司也沒有發現。陳久霖一直獨立於中國航油集團公司班子的領導之外，集團公司派出的財務經理兩次被換，集團公司卻沒有約束辦法。
陳久霖和日本三井銀行、法國興業銀行、英國巴克萊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和新加坡麥戈利銀行等在期貨交易場外，簽訂了合同。陳久霖買了「看跌」期權，賭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沒想到國際油價一路攀升。中航油從事石油期權交易從最初的200萬桶發展到出事時的5200萬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時造成賬面實際損失和潛在損失總計約5.54億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華永道發布了有關中航油巨額虧損的最終調查報告。報告認為以下因素單獨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權投機交易上受到損失：（1)後來被證明從2003年3季度開始的對油價走勢錯誤的判斷；（2)不想在2004年披露損失；（3）沒有按照行業標准對期權倉位進行估值；（4）沒有正確的在公司的財務報表上記錄期權組合的價值；（5）缺乏針對期權交易的適當的及嚴格的風險管理規定；（6）公司管理層有意違反本應該遵守的風險管理規定；（7）整個董事會，尤其是審計委員會，就公司投機衍生品交易的風險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職責。
案例簡評： 中航油從事場外石油期權投機是我國政府明令禁止的。國務院1998年8月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期貨市場的通知》中明確規定：「取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只允許進行套期保值，不得進行投機交易。」1999年6月，以國務院令發布的《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四條規定：「期貨交易必須在期貨交易所內進行。禁止不通過期貨交易所的場外期貨交易。」第四十八條規定：「國有企業從事期貨交易，限於從事套期保值業務，期貨交易總量應當與其同期現貨交易量總量相適應。」2001年10月，證監會發布《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制度指導意見》，第二條規定：「獲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只能從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進行投機交易。」
對從事金融衍生業務操作來看，中航油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還只是個新手；直接與國際大型基金進行對壘，無疑「以卵擊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現在「管理層凌駕」，導致監控機制的失效；直接抵觸了內部控制的經營合規性目標和報告可靠性目標。其違規之處有三點：一是做了國家明令禁止不許做的事；二是場外交易；三是超過了現貨交易總量。 其報告不可靠表現在：從事期權場外交易沒有在財務報告上披露，也沒有直接向母公司匯報。
（2）南方航空的委託理財
南方航空集團公司2004年7月間曝出的巨額委託理財投資損失；隨後，國家審計署廣州特派辦對南方航空實施了專項審計；廣東證監局也在2005年10月對南方航空股份公司進行了檢查。2004年績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業中，南航集團由於重大財務違紀事件，從B級降至了C級。2006年4月底，在香港、紐約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財年巨虧17.94億元人民幣；公司將其歸結為航空燃油價格持續暴漲，以及近年收購北方航空、新疆航空兩家公司導致的費用攀升；但這顯然難以說服市場。
南方航空集團屬於國有大型企業，在銀行貸款方面具備良好的信譽憑證，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從每個商業銀行獲得10至20億元的貸款。用銀行的錢來進行投資理財，確實是賺錢的商機。南航集團從2001年就開始進行委託理財業務；與南航集團有過委託理財業務的有漢唐證券、中關村證券、世紀證券。南航集團調集巨額資金乃至賬外資金進行委託理財，其中僅流向深圳世紀證券公司的委託理財資金即達12億元。
南航給世紀證券的委託理財資金基本上被世紀證券用於重倉持有南航集團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當時因「非典」的影響，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於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價最低的。世紀證券在此低位入貨，3個月不到，南方航空從4.2元上漲到6.8元，升幅超過60％，世紀證券也獲得了豐厚的賬面利潤。但隨後，在油價不斷攀升的壓力下，航空股開始萎靡不振，世紀證券因此損失慘重。從世紀證券賬面上看，南航委託理財的12億資產已經無法償還。也正是由於對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債務壓力，世紀證券被迫走上重組之路。世紀證券無力歸還南航集團12億元委託理財中的7.15億元，南航集團無奈只得將其實行債轉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團副總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發、南航集團財務部部長的陳利明因涉嫌違法，先後被司法機關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廣東省反貪局移交廣州市檢察院起訴。2006年10月16日，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原財務部部長陳利民因涉嫌挪用、貪污、受賄等罪，接受廣州市中級法院公開庭審。據檢察機關偵查證實，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陳利民利用經辦委託理財的職務便利，採用先辦事，後請示或不請示；只籠統匯報理財收益，不匯報合作對象或隱瞞不報等方式，大肆超范圍地開展委託理財業務，已侵吞集團部分理財收益，收受回扣；超許可權地從銀行貸款供個人、朋友注冊公司、經營所用；收受漢唐證券、世紀證券、姚壯文賄賂近5400萬元，挪用公款近12億元，貪污公款1200多萬元。
案例簡評：南航集團的委託理財業務，實際上是南航集團用自己的錢，藉助於證券公司進行操作自己的股票。從法律法規方面來說，不論是國有資金入股市炒股，還是利用自有資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從內部控制的角度說，南航集團幾十億的委託理財業務集中於公司2-3個人的運作，企業決策層、黨委、內部審計監管沒有跟上，雖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層縱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說是對重大投資監控不到位；個人收受賄賂、挪用和貪污公款，反映了關鍵人員的道德敗壞和企業基本內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層凌駕等問題。另外，中國的金融體制也為這種現象提供了便利。
（3）國儲局的銅期貨投機
2005年11月13日開始外電紛紛披露，中國國儲局一名交易員劉其兵在LME（倫敦金屬交易所）銅期貨市場上通過倫敦金屬交易所場內會員SEMPRA，在每噸3000多美元的價位附近拋空，建立空頭頭寸約15萬至20萬噸。這批頭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來，銅價每噸上漲約600多美元，這些空單無疑已經造成巨額虧損，而該交易員劉其兵則神秘失蹤。國儲局的交易對手包括斯邁爾金屬公司、瑞福期貨、倫敦標准銀行、巴克萊銀行、曼氏集團、AMT、薩頓公司、以及一家總部在法國里昂的基金公司。
國儲局選擇了部分交割，即向倫敦交易所交付5萬噸現貨銅，其餘15萬噸的空單展期到遠期。市場人士指出，國儲目前以3.7億元左右的虧損，換得了短期的風平浪靜；但是與國際基金的對決還將繼續，最後的結局還沒有出現，不排除基金再度逼倉的局面出現。
在國儲銅事件上，同樣是普通的調節中心的交易員，一邊為中心做交易，一邊為自己建立了多達20萬噸的頭寸，嚴重被套且長時間沒人發現；另外，交易行為由原來的兩個崗位變成由劉其兵一個人操控。
案例簡評：國家物資儲備是國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戰略後備力量，是保障國家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實上，當國儲局從負責國家戰略物資儲備調節向投機賺錢的方向轉變時，它就已經開始背離其固有的職責。
同中航油期權投機案一樣，同樣是小角色、新手的國儲局，與國際基金大諤對壘，顯然不是其的對手。
吳其兵進行投機性銅期貨操作，顯然有悖於國家相關法規規定的限於套期保值業務。對於重大的期貨業務交易由一個人操控，嚴重違反了內部控制的基本原則（不相容職務分離）；另外，一起跟進的與公司業務相當的「老鼠倉」，說明關鍵交易員存在嚴重的道德敗壞。

㈥ 結合拜登與特朗普這次大選分析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如何「失靈」

現在說失靈還有些太早了吧
根據它們的相關規定，參選人對選舉結果有異議的話可以通過司法渠道來解決，由異議人先是向其認為有異議的州法院提告，州法院有權選擇是否受理並作出裁決。提告人對裁決不服的話可以向聯邦法院提起上訴，聯邦法院是終審法院，它可以對這個爭議做出最終裁決。
現在還只是進行時，什麼是失靈？就是做出終審判結後一方（異議人或者州政府）依舊不服，造成族群間出現動盪撕裂甚至是使國家陷入內亂內戰，這才叫失靈因為所有的相關機制都失效了。
不過美國建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它們歷史上打官司很常見，但最終都會尊重聯邦法院的判決。美國人其實有個邏輯或者說是政治規則就是輸了無所謂，但要輸得起，死纏爛打胡攪蠻纏才是恥辱會被所有人蔑視，那你的政治生涯基本就算結束了以後沒人會搭理你，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過不認賬的情況。

㈦ 在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境或阻礙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㈧ 中國農地保護制度改革: 思維和視野的突圍

(一)國內不同地方農地制度改革的嘗試

1.安徽等省份的農村宅基地抵押試驗

2008年4月9日，來自安徽省的消息稱，安徽省將建立並實施農民住房產權登記制度，農戶獲得建設部門發放的房屋所有權證後，可以以農村住房作抵押獲銀行貸款。4月15日，在抵押擔保問題上，浙江省表示計劃根據農民住房特點和銀行抵押貸款的條件，在城鄉結合部的農村地區試點農房抵押貸款。5月19日，山東省政府《關於進一步做好促進就業工作的通知》提出，「農村金融服務機構要拓寬農戶小額信貸和聯保貸款覆蓋面，放寬貸款條件，降低貸款抵(質)押標准，創業人員的房屋產權、土地使用權」等「均可作為抵(質)押品」。

但是，按照目前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和相關法律，農村宅基地只能在村集體內部流轉，尚不允許城市居民或外村人購買，也就是說，農民的宅基地和土地不能進入市場交易，也沒有獲得抵押貸款的資質。同時，相應的房屋權屬登記系統也極為滯後，缺乏進入市場的技術支撐。

2.棗庄市的土地資本化試驗

2008年9月14日，我國第一家農村土地使用產權交易所———山亭區徐庄鎮農村土地使用產權交易所揭牌成立。棗庄市市長陳偉親自把土地使用產權證頒發給了徐庄土地合作社的280戶農民。領到土地使用產權證的徐庄土地合作社理事長張凱華，興奮不已。不久後，張凱華便以部分土地使用產權證作抵押，得到了山亭農村信用聯社兩筆共45萬元的貸款，用於采購急需的化肥和從事水利設施建設。這標志著國內各地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案例中，增加了一種新的模式。

3.嘉興市的「兩分兩換」改革試驗

按照規劃，嘉興市嘉善縣姚庄鎮4800多戶農戶將全部搬遷到集鎮居住，這是嘉興新一輪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試點帶來的新現象之一。

2008年4月，嘉興被列為浙江省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針對優化土地使用制度這個核心，按照宅基地與承包地分開、搬遷與土地流轉分開，以宅基地置換城鎮房產、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社會保障(即「兩分兩換」)的總體思路，嘉興市政府制定了《關於開展節約集約用地試點加快農村新社區建設的若干意見》，率先在浙江省開展探索與實踐。

土地置換後，不改變土地所有權性質和土地用途。土地流轉後，農民凡是非農就業的，3年內必須實現養老保險的全覆蓋;對已經進入老齡階段的農民，逐步提高養老保險的待遇。嘉興確定了首批9個試點鎮(街道)，試點區域總面積達265km²，農戶近4萬戶，人口近15萬人。目前，嘉興的試點改革已進入實質動作階段，農民集聚新社區建設啟動，簽約換房(或搬遷)農戶達2100多戶;共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3萬多畝，約佔全市流轉總數的近8%，其中5700多畝實現了二次流轉，已簽約農業投資項目6個，簽約投資額6600萬元。

4.成渝地區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制度改革

(1)成都市溫江區的「雙放棄一退出」

所謂「雙放棄一退出」，就是通過建立居住、就業、社保等方面的激勵機制，鼓勵主要收入來源為非農產業的農民自願放棄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集體經濟組織，進入城鎮自主購房或按政府規劃要求進入集中居住區居住。退出的宅基地收政府組織復墾，騰出的集體建設用地按規劃集中使用，對「雙放棄」的農戶進行合理補償。

(2)成都市錦江區的「統一流轉」

具體做法是政府主導，統一規劃，統一流轉。全區成立了土地儲備拍賣交易中心，建立起集體建設用地交易平台，集中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指標，在土地交易中心公開掛牌交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入和土地整理後新增農用地的流轉收入，在扣除土地整理成本和配套成本後，預留50%的收益用於保障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社保，另外40%的收益用於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再發展，其餘部分作為紅利分配給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

(3)重慶市九龍坡區的「九龍—雲陽」跨區域統籌

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統一部署，根據總量不變、占補平衡的要求，合理調劑區域間建設用地指標，保證城鄉統籌發展的需要。通過互建設園、財稅分成等方式，建設九龍—雲陽工業園，實現主城區支持庫區、主城與庫區聯動發展。

(二)農地制度改革思維和視野的突圍

按照馬林諾斯基的觀點，任何僅從法律的觀點研究土地產權制度的企圖，必然導致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如果對於當地人的經濟生活不具備完備的知識，就不能對土地的產權制度進行定義和描述。而且，你必須首先知道當地人怎樣使用他的土地;怎樣使得民間傳說、信仰和神秘的價值圍繞著土地問題起伏變化;怎樣為土地而斗爭，並保衛它;懂得了這一切之後，你才能領悟那規定人與土地關系的法律權利和習慣權利體系。

正如有人看到一個醉漢在黑夜裡的路燈下似乎在尋找什麼，便過去問詢。醉漢說:他的鑰匙丟了，他在尋找他的鑰匙。路人說:為什麼你總在路燈底下尋找?醉漢說:因為只有路燈下才看得見。在面臨解決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這樣的復雜問題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視野不能類同於這個醉漢，只願在自己熟悉的范圍和領域內尋找答案，總是受制於自己的個人基本價值觀，即使這個答案並不在所能見到的范圍內。

目前，全國各地都在積極探索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取得了許多有意義的成果，並積累了重要的經驗。但是，必須充分重視「高估成功率是普遍現象」、「人們更傾向於信任『小數規律』」以及「與其承認錯誤不如更多的損失」等行為經濟學現象，在探索和創新的過程中，不斷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全面提高改革績效。

我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在整個國家的平衡和穩定中，國家與農民是中軸。因而，在我國發展和建設的邏輯中，土地政策是平衡農民、國家政權和現代化的一種重要工具，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必須尋找多方可以接受而且滿意的平衡點。這種改革，不能只從法學和經濟學角度研究，還必須從政治學和社會學角度進行分析，更需要在實際工作的基礎上，從文化人類學的基本立場和屬性進行考察和探究。

(三)土地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

1.土地市場體系

現有的土地市場體系因在農地非農化的成本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在對農地非農化外部性控制上的困難性等問題，而一直受到批評。對於市場體系中能夠體現的經濟價值的分配，中國正在進行相應的改革，隨著「招拍掛」比例的增加、「收支兩條線」的實行等，對規范現階段農地非農化的收益分配、提高農地非農化制度的置信度、穩定農民和其他利益主體的情緒及提高合作意願都有好處。然而，由於現有土地市場體系的割裂局面，市場本身的價格機制和供需機制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預，加上產權本身的弱點，降低了「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效果，造成了土地市場的失靈。進一步的是，現有的市場體系仍然無法解決忽視農地資源非市場價值的問題。所以總體上看，這些制度環境層次的問題都不利於土地市場降低農地非農化的交易費用，也直接影響了治理結構層次的選擇。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上，打破現有的市場割裂局面，是土地市場體系改革的方向。然而，為了實現對農地非農化外部性的控制，以及滿足現階段經濟增長對農業生產剩餘索取的要求，現有割裂的市場體系又十分必要。從這點看來，打破市場的割裂局面，其本身的交易費用會非常高。另外，對於控制農地非農化外部性的問題，或者如何在現有的市場體系中納入農地的非市場價值，新古典經濟學的價值評估方法只能是一種工具，關鍵的還是需要通過產權等制度安排和相應的治理結構的設計來實現。而涉及產權的改革，自然需要面對更大的交易費用。比如，理論上如果將農地的非市場價值寫入制度，賦予相關的利益所有者，農地的非市場價值自然會「內化」到利益相關者的決策體系。這時，就不需要政府通過各種行政手段來干預市場，實現交易費用的降低。但是，這個論斷的前提是必須考慮了產權制度的設定和改變的成本。所以在現實中，從建立有利於治理結構改變的制度環境入手，才是更符合效率的改進措施。已經有一些可以借鑒的例子來說明如何通過建立有利於治理結構改變的制度環境來實現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比如，通過建立有機蔬菜的認證體系，引致有機蔬菜比普通蔬菜價格高，就是一種生態價值的「內化」。所以，考慮如何通過與土地資產產業鏈的其他環節的產品價值相結合，建立一種利於信息流通的價格機制，將有利於提高現有土地市場體系在解決外部性問題上的能力。比如，房地產開發位於濕地保護區附近，則該房地產的價值必然比具有相似其他條件但不具有濕地景觀的房地產價值高，而如果賦予了農地所有者相關必要的信息，則該地區的生態價值將可以「內化」進非農化後建造的房地產中。

2.土地規劃體系

現有的土地規劃體系還是一種指標的規劃體系，而不是西方國家成功的「空間規劃」的概念。指標規劃體系帶來的一個潛在問題就是「層級制」中信息流通的矛盾，導致了農地非農化在指標上具有「低排他性」和「高競爭性」的「公共池塘資源」的特徵。土地利用規劃缺少公眾參與、信息不對稱，無法促進利益相關者的長期合作意願，同時造成執行和監督上的困難，這些都會導致對農地非農化這種「公共池塘資源」的過度利用，必然也導致了土地規劃體系在農地非農化的外部性控制上功能的減弱。

將土地規劃體系從「指標規劃」的特徵轉變為「空間規劃」的特徵，同時優化規劃體系的信息流通機制，比如增加規劃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這一方面是規劃制度本身設計的問題，另一方面與產權制度也有很大聯系。如果土地的產權能夠充分引起公眾的興趣，公眾參與將不再是被動地由政府來推動。總體來看，規劃制度在信息不對稱和無法促進長期合作上，其改進產生的交易費用不會比產權制度改變所產生的交易費用高，因此從這個方面看，土地規劃制度的改進可以實現制度環境的改進，從而為資源配置和治理結構層次服務。

3.土地行政體系

從上面對現有農地非農化制度缺陷的掃描可知，土地行政體系在兩個方面存在改進的需求。一方面是土地行政的宏觀層面，一方面是土地行政的微觀層面。宏觀層面是指對農地非農化行政體系中的監督體系的改進需求，以及「從下到上」地改進治理結構的試驗機制。微觀層面是指農地非農化從業人員層次的行政管理體系改進需求。

對於宏觀的監督體系，首先，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現有中央政府負責為特徵的監督體系不能夠滿足監督的需要，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的違規行為;其次，在政府通過土地規劃來壟斷土地徵用市場和土地一級市場的過程中，壟斷的行為理論上是可行的，可以起到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但政府壟斷行為的本身需要監督;再次，無論是監督體系如何改進，誰來監督「監督者」?這是理論上和實踐中始終面對的難題。因此，針對這三個監督體系的改進，是未來可行的改進方向。這可以通過改進土地規劃體系、改變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考核標准、提高農地非農化信息的透明度和增加農民及普通市民的監督權力來實現。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加強監督，不是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和把權力集中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作用不能被抹殺，這在現有經濟社會體制下尤為重要。

對於宏觀的「從下到上」地改進治理結構的試驗機制，是實現制度自發向效率「進化」的有效機制。這種「從下到上」的機制，有利於根據當地實際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來設計和安排相應合適的治理結構和制度安排。「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地股份合作制」都是經典的「由下到上」的證據。現階段對這種地方的「試驗」模式還缺少規范的制度環境的支持，所以這方面是未來制度環境改革的重要方向。

對於微觀的行政體系，隨著政府機構的調整也一直在不斷改革。現階段的崗位設置和績效考核體系，已經能夠起到激勵、監督、懲罰相應農地非農化從業人員的目的。然而，也不能排除少數從業者無視法律法規的機會主義行為。在增強職位安全感上，現階段已經做得很好，因為已經是「公務員」的崗位設置。當然，在增強上下級信任、忠誠、政令暢通方面，可能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果針對不同具體職位，根據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績效考核機制、不同的獎懲機制來提高從業人員的積極性、忠誠度，是土地行政體系需要進一步加強的。這個方面改進的成本(新增加的交易費用)似乎更小，而收益(減少其他交易費用)似乎很大，因此，是值得現階段的制度改進考慮的。

4.土地法律保障體系

目前一直缺少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獨立的司法體系來保障土地的產權和解決土地的糾紛。

缺少完善的法律體系是指，缺少到達自然村和農戶層面的土地登記體系，缺少系統的土地利用違規、違法行為的懲罰機制，缺少解決土地利用沖突的正式的法律條例和條文。沒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作為基礎，土地法律保障體系就不可能運行良好。

缺少獨立的司法體系是指，現有的體制一直受到政府行政部門的影響，這對產權、法律、市場、規劃等方面的公信力和效果都產生很大影響。雖然，中國的法院系統和行政系統是獨立的系統，但是對於土地沖突和糾紛，比如農地徵用的糾紛，法律還是規定由批准項目的政府來裁定。這無疑增加了土地法律保障體系的復雜程度。

建立和完善土地法律體系和獨立的司法體系，固然受到政治上的限制，但基於現有的土地管理法和獨立的法院體系，對這個方面的改進，其交易費用似乎也並不是很高，同時，其收益又是明顯的，所以對土地法律保障體系的進一步改進，將對治理結構層次的選擇產生積極的影響。

㈨ 怎麼讓「鴻茅葯酒案」成為一個法治標本

4月17日，針對「譚秦東損害鴻茅葯酒商品聲譽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回應：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指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聽取了涼城縣人民檢察院案件承辦人的匯報，查閱了案卷材料。經研究認為，目前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指令涼城縣人民檢察院：將該案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並變更強制措施。公安部亦表態，已責成內蒙古公安依法開展核查工作，加強執法監督，確保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依法辦理。

所以，輿論既要看到當地公安機關辦案引起的巨大爭議，也應該看到，當地檢方亦有堅守法律底線的作為。同樣是在當地，大家都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喝著同樣的水，當地檢察院此前就主動做出退回補充偵查的決定。這也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