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司法會議

❶ 司法所會議記錄內容怎麼寫

1. 會議基本信息：本次司法所會議的主題為「提升社區法律意識」，於2023年4月15日上午9點在司法所會議室舉行。參會人員包括所長李華、律師張偉、社區工作者王麗和趙強。因故缺席的人員為陳明，原因是他臨時被分配到其他緊急任務。
2. 會議議程：會議首先討論了「社區法律咨詢服務」的議題，隨後轉向「居民法律知識普及活動」的策劃，最後審議了「司法所季度工作總結」。
3. 會議討論內容：
- 社區法律咨詢服務：參會人員一致認為應擴大咨詢服務范圍，提供更多線上咨詢渠道，以方便居民。
- 居民法律知識普及活動：提出了多種活動方案，包括法律講座、問答競賽和宣傳冊發放。王麗提議與學校合作，利用學生的法律知識優勢開展活動。
- 司法所季度工作總結：所長李華總結了過去三個月的工作成果，包括成功調解的案例數量、法律咨詢次數和社區法律教育的進展。同時，大家討論了工作中遇到的挑戰和改進措施。

❷ 中國在1949年到1979年沒有刑法典的年代是如何打擊犯罪的

在中國內地社會主義刑法史上，具有真正刑法典意義上的分則規范，初見於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即中國內地第一部刑法典。內地現行的刑法典分則，即在這部刑法典分則的基礎上形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內地刑法分則性規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據地刑法(又稱新民主主義刑法)的有關立法內容。革命根據地的刑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制定的，對人民實行民主，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行專政的一切刑事法規的總和。在革命根據地的長期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在刑事立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刑事立法具有直接歷史淵源和重要借鑒作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至1979年7月1日內地第一部刑法典通過之前的30年間，內地刑事立法內容從性質上看，主要是刑法分則性的規范(當然，其中也滲透著不少刑法總則性制度)，這些規范內容成為嗣後供刑法典分則起草、擬訂而用的重要參考文獻。為較為全面地把握內地刑法分則的來龍去脈，下面分若干個歷史時期對內地刑法分則的立法沿革作一闡述：
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刑事立法階段
這一歷史時期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又可分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萌芽階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奠基階段)，抗日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重要發展階段)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在全國取得逐步勝利的階段)這樣四個階段。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維護工農民眾的基本權益，鎮壓國內外敵人的破壞活動，即運用刑法這一銳利武器，同國內外反動勢力及一切犯罪分子作斗爭，為此制定了一些刑法分則性規范。例如，為了懲治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1927年制定了《湖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11條，其第1條確定了土豪劣紳的主要罪行，規定：「憑借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或其他特殊勢力(如團防等)，在地方有下列行為之土豪劣紳，依本條例懲治之：(1)反抗或阻撓革命者；(2)反抗或阻撓民眾運動者；(3)勾結軍匪蹂躪地方者；(4)殺害人民及縱火、決水、強奸、擄掠者；(5)壓迫平民致人死傷或損失者；(6)苛索民財或假借名義斂財肥己者；(7)擅理民刑訴訟壓迫平民者；(8)破壞地方公益者；(9)侵蝕公款者。」此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運動中，還對貪污罪、賄賂罪、瀆職罪、侵害人權罪以及禁煙禁賭等方面的懲處辦法，作了原則的規定。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政權制定的刑法分則性規范，主要見諸1934年4月8日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該《條例》確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和主要罪行，即「凡一切圖謀推翻或破壞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權利，意圖保持或恢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不論用何種方法都是反革命行為。」接著具體列舉了各種反革命罪行，如：組織反革命武裝及土匪侵犯蘇區者，或在蘇區內舉行反革命暴行者；勾結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以武力進攻蘇區者；組織反革命團體破壞蘇維埃政權意圖恢復反動統治者；攜槍投敵或組織他人投敵者；投降反革命積極反對蘇維埃和紅軍者(革命叛徒)；以反革命為目的故意破壞蘇維埃法令及其所經營的各項事業者；以反革命為目的，混入革命機關進行破壞、暗殺、搶劫、放火或盜取國家機密者；以破壞蘇維埃經濟為目的，製造或輸入假貨幣及公債券，故意擾亂金融者；假冒蘇維埃、紅軍或革命團體名義，或偽造公私印章、文件，進行反革命活動者；以文字、圖畫、講演進行反革命宣傳者，以及對上述罪犯的藏匿者和協助者，皆以反革命論處。此外，蘇區制定了《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中央蘇區關於懲治貪污浪費的訓令、保護山林條例和紅軍懲罰條例等刑事法規。
抗日戰爭時期的刑法，是新民主主義刑法的重要發展階段，主要刑事法規有：1939年《陝甘寧邊區懲治漢奸條例(草案)》和《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盜匪條例》，以及1941年12月18日《陝甘寧邊區破壞金融法令懲治條例》、1941年7月15日《晉冀魯豫邊區毒品治罪條例》，1942年10月15日《晉察冀邊區懲治貪污條例》等等，分別規定了各種犯罪行為及其處刑辦法。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人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取締反動組織、鎮壓反革命罪犯的刑事法規。例如，《遼北省懲治土匪罪犯暫行辦法(草案)》具體規定了對各種土匪罪犯的處刑辦法。1947年11月晉察冀邊區《對破壞土地改革者的制裁問題》的布告，1948年1月晉冀魯豫邊區《破壞土地改革治罪暫行條例》規定：凡帶頭組織或勾結反動武裝，對農民進行報復、倒算、殺害幹部和農民，或者其他嚴重危害農民利益者，處死刑；次要分子處勞役。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規定：「解散國民黨、三青團、民社黨、青年黨及南京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團體，並收繳其反動證件，登記其各級負責人員」。華北人民政府1949年1月專門頒發布告規定：解散一切反動會道門封建迷信組織，其首要分子應即向公安機關進行登記，如拒不登記繼續活動者，定予嚴辦。
2�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刑法奠定基礎階段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中國內地的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隨即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立法許可權方面，根據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有權「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頒布法令，並監督其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之下，組織政務院，為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為執行政協共同綱領、國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規定的施政方針，有權頒發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在地方設立大行政區(1953年撤銷)，省(或行署)、縣、鄉各級地方政府。依照《全國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的規定，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根據並為執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國家的法律法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規定的施政方針和政務院頒布的決議和命令，在其職權范圍內頒布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擬定與地方政務有關的暫行法令條例，報告政務院批准或備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最初幾年的主要任務，是有步驟地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而創造條件，沒收官僚資本的企業並把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財政，穩定物價，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完成新解放地區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活動，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以及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為此，根據需要與可能，先後制定了一批單行刑事條例和法規，還有各種行政法規中的刑事條款，對上述各種犯罪行為及其懲治作了規定。這里就幾個重要的單行刑事法規的分則性規范內容作闡述：
(1)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經呈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於1950年7月23日聯合發布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提出：①對一切手執武器、聚眾叛亂的匪眾，必須堅決鎮壓剿滅，並將其主謀者、指揮者及罪惡重大者，依法處以死刑。②對以反革命為目的而殺害公職人員和人民，破壞工礦倉庫交通及其他公共財物，搶劫國家和人民的物資，偷竊國家機密及煽動落後分子反對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動，以及組織間諜暗殺機關，應徹底破獲並逮捕其組織者及罪惡重大者，依法處以死刑或長期徒刑。③對怙惡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慣匪，依法處以長期徒刑或死刑。④凡勾結、窩藏上述三項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節重大者，依法處以長期徒刑或死刑。
(2)1951年2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文21條，主要內容包括：①確定了反革命罪的基本概念，第2條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②自第3條至第13條，分別列舉了11項主要反革命罪行，即背叛國家罪、叛變或策動叛變罪、持械聚眾叛亂罪、間諜或資敵罪、組織或參加特務組織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罪、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罪、反革命殺人破壞罪、反革命煽惑挑撥罪、反革命偷越國境罪、聚眾劫獄或暴動越獄罪、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罪等。③規定了各種刑罰，刑種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④規定了從輕、減輕或免予處刑的條件是：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過者；揭發檢舉前或以後真誠悔過立功贖罪者；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確非自願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後又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聯系者。⑤確定數罪並罰的處刑原則：凡犯多種罪者，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者外，應在總和刑以下，多種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3)1951年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規定了對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在企業中的股份財產依法沒收的處理程序。
(4)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為防止不法地主的破壞活動，該法作出以下規定：①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嚴禁一切非法的宰殺耕畜，砍伐樹木，並嚴禁荒廢土地，破壞農具、水利、建築物、農作物或其他物品，違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②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凡侵犯人民權利者，應受法律制裁。為了懲治不法地主的犯罪活動，使人民法庭的審判工作正確掌握量刑標准，在實行土地改革的各大行政區的軍政委員會，先後頒發了懲治不法地主的單行條例，如1950年9月19日《華東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同年11月15日《西北軍政委員會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1月16日《中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2月13日《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上述條例的內容大同小異，主要包括以下各點：①凡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以下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視其情節輕重，處以當眾悔過(或當眾警告)、勞役、或處以一年以下徒刑(中南區規定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以出賣、出典、贈與、假賣、假典、假分家等方式，分散轉移隱瞞土地財產者；在減租期間，以不法手段，奪佃、抽房，致使農民遭受損失者(西南區規定：非法索取依法應廢除的解放前的欠租欠債者，以恐嚇利誘等手段脅迫農民明減租而實不減者，向農民預收或搶收地租者，隱藏或否認已收之押金或故意拖延不退押金者)；拆賣房屋者；砍伐森林者；殺害或故意餓死耕畜者；破壞農具或農作物者；故意荒廢土地者。②凡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按情節輕重，處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中南區規定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造謠惑眾，挑撥農民與人民政府之間的關系，致發生嚴重影響者；以不法行為，組織假農會或假借農會組織，徑行減租退押及分配土地，或篡奪操縱鄉村政權者；挑撥離間，製造農民內部糾紛，引起宗派斗爭，致人民財產損失或身體傷害者；以金錢財物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賄賂引誘他人，包庇其不法行為者；以威脅利誘欺騙等手段，侵奪農民已獲得之減租退押利益及分得之土地財產者。③凡企圖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中南區規定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華東區規定處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西北區規定處死刑或五年以上徒刑：為首組織土匪武裝或勾結匪特武裝，反抗人民政府，殺害農民或其他重大危害農民利益者；為首組織或利用封建迷信團體，實行暴動，殺害農民或其他重大危害農民利益者；狙擊或暗殺農民及工作人員，因而致重傷或死亡者；以爆破放火等手段，燒毀房屋糧食，破壞山林或水利建設，因而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者。
(5)由政務院通過、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於1952年4月21日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的基本內容是：①規定了貪污罪的概念。第2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及其附屬機構的工作人員，凡侵吞、盜竊、騙取、套取國家財物，強索他人財物，收受賄賂以及其他假公濟私違法取利之行為，均為貪污罪。」《條例》同時規定，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和現役革命軍人犯貪污罪，適用本條例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侵吞盜竊、騙取或套取國家財物者，應追繳其違法所得財物，並酌處罰金，其情節特別嚴重者，得參照本條例予以刑事處分或沒收財產的一部或全部。②確定懲治貪污罪犯的政策原則。即要貫徹執行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對國家工作人員從嚴、對非國家工作人員(除一小部分罪大惡極者外)從寬的原則。③規定了多樣化的刑罰，便於靈活掌握。刑種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勞役、管制，以及罰金，沒收財產和剝奪政治權利等。按貪污數字多寡分為四個等級：一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者處死刑；二為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為判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年至四年勞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四為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役或管制，或免除刑罰給予行政處分。
除上述單行刑事條例和法規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還制定了其他刑事法規；在許多非刑事的行政法規中，也規定了刑法條款，內容涉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瀆職罪等方面。舉其要者：(1)有關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法規。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代表會通過《關於北京封閉妓院的決議》，規定集中所有妓院老闆、領家、鴇兒等加以審查處理。罪大惡極者依法懲處。沒收剝削妓女的財產作為救濟妓女之用。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公布了《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依照這一法規，西南軍政委員會於同年7月制定了《關於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和《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條例》，西北軍政委員會也頒布了《西北區禁煙禁毒暫行辦法》。(2)有關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放火失火罪的法規，有1950年4月《東北人民政府頒布嚴防火災的命令》，1951年1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護林防火的指示》，1952年3月《政務院關於嚴防森林火災的指示》，1953年3月《林業部關於護林防火的指示》等。關於破壞交通設備罪的法規，有1950年3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為加強保護電訊設備令》，1950年10月《東北區電信線路保護條例》，1950年11月《東北人民政府關於愛護保養鐵路電信等交通命脈嚴禁破壞偷盜的布告》等。關於交通肇事罪的法規，有1949年9月《北京市交通管理暫行規則》，1950年2月《鐵道部關於消滅事故保證行車安全的命令》和1950年7月《鐵路獎懲暫行條例》，1950年4月交通部公布的《汽車管理暫行辦法》和1953年7月《修訂汽車管理辦法實施細則》。(3)有關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法規。其中關於走私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1950年4月《海關總署關於解放區與待解放區貨運管制辦法的批示》，1950年12月政務院公布的《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1951年4月政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對於走私行為情節重大人犯的處理原則》，1952年6月《海關總署關於逃匯套匯案件應作為走私案件處理應行注意各點的命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關於各級司法機關對海關總署所提處理走私案件的意見應遵照執行的通知》。關於投機倒把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締非法工商業行為暫行辦法》，1950年11月《貿易部關於取締投機商業的幾項指示》，1953年11月《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關於偷稅、抗稅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政務院《貨物稅暫行條例》和《工商業稅暫行條例》，同年12月《印花稅暫行條例》和《屠宰稅暫行條例》，1951年1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私鹽查緝處理暫行辦法》等。關於偽造國家貨幣、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的法規，有1951年3月政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出入國境辦法》，1952年10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准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票據及證券出入國境暫行辦法》；特別是1951年4月19日政務院公布的《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共11條，根據各種犯罪情節，具體規定了量刑幅度。(4)有關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法規。其中關於侵犯他人民主權利罪的法規，有1950年3月24日政務院《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處理辦法》，1950年4月22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確立法制觀點維護革命秩序認真執行保障人權的通令》，1952年7月24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嚴格禁止濫檢查信件妨礙「人民通信自由」的通令》。關於拐賣人口罪的法規，有1952年4月《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認真處理回鄉轉業軍人婚姻問題的指示》，1953年3月《法制委員會有關婚姻問題的若干解答》。關於誣告陷害、報復陷害罪的法規，有1950年12月《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953年5月8日政務院批準的《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規定「誣告」與「誤告」的界限)等。(5)有關懲治妨害婚姻家庭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法規，有1951年5月24日《華東軍政委員會為貫徹執行婚姻法保障人權的通令》，同年9月26日《政務院關於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指示》。關於重婚罪的法規，有1950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關於重婚案件的處理原則》，1953年6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關於處理重婚、納妾、童養媳案件的時間界限問題的復函》，同年12月22日《法制委員會對中南政法委員會關於在婚姻法公布後的重婚、納妾如何處理問題的解答》。關於破壞軍人婚姻罪的法規，有1952年4月22日《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認真處理轉業建設軍人婚姻問題的指示》。(6)有關瀆職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泄露國家機密罪的法規，有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關於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保守國家機密的指示》，1951年6月政務院公布的《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
上述各類法規，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
建國初期在制定單行刑事條例、法規和非刑事法規中的刑事條款的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在1950年也著手起草刑法的准備工作，並由法制委員會先後擬制了兩個刑法草案，這兩個草稿為以後正式起草刑法典作了必要的准備，起到了參考對比和啟示作用。
3�社會主義刑事立法的初步發展及其被削弱和破壞階段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一部憲法，標志著中國內地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憲法的頒布，也大大推動了內地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自1954年冬起，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負責。至1957年6月28日，已擬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初稿)》(即第22次稿)，該草案分總則、分則兩編，共計215條；其中分則8章119條，8章的名稱是：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會經濟秩序罪；侵犯人身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婚姻、家庭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瀆職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室自1962年5月開始，對刑法典草案第22次稿進行了多次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寫出第33次稿，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正稿)》，其中第二編分則共8章111條，8章的名稱與第22次稿基本相同，只是將「危害公共安全罪」改為「危害社會安全罪」；「妨害社會經濟秩序罪」改為「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改為「妨害管理秩序罪」。當然，條文的內容調整變動較多。內地第一部刑法典的第33次草案稿曾考慮公布施行，但因「四清」運動很快開始，接著又進行「文化大革命」，刑法典一直未能出台。
自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頒布至1957年以前，在刑法典起草工作進展較快的同時，其他各項單行刑事法律和包含有刑法規范的行政法規，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但這一發展趨勢，自1958年以後，不僅沒有得到繼續加強，反而被逐步削弱。進入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法制橫遭踐踏摧殘。

❸ 審判委員會的歷史沿革

審判委員會作為中國法院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最早起源於新民主主義時期。1932年中共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中規定，縣以上裁判部組織裁判委員會。該裁判委員會即是審判委員會的雛形。
1950年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中，司法主管機關初步提出了法院組織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審判委員會。
1951年中央政府通過了《法院暫行條例》，該條例第15條規定，省、縣兩級法院設立審判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庭庭長及審判員組成。
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正式頒布，規定在我國各級法院內部設立審判委員會，作為對審判工作的集體領導形式。
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成立，並形成了審判委員會的一些工作制度。隨後，全國各級法院相繼組建了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作為一項法定製度開始運行。
審判委員會制度在選擇與建構時受了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沿襲司法與行政合一，行政機關的行政長官統領行政權力，兼行司法職權。新中國建立後，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審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於建國前革命根據地的司法機關普遍實行集體領導，審判委員會的設立與我國司法傳統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極大的親和力。其次，新中國成立後，打碎了舊的司法體制，創建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司法體系，法制建設百廢待興，司法幹部極其缺乏，當時法院法官絕大部分由工農幹部組成，法官的業務素質整體上較低，有必要採取集體決策的方式，以保證審判質量。再次是大陸法系和前蘇聯審判體制的影響。
20世紀初，在現代法律制度的選擇中，中國更多地參照了大陸法系傳統。新中國的法律也深受大陸法系的影響。與普通法系國家相比，大陸法系在法院的內部組織結構中帶有較強的等級色彩，強調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力的制約與指導，法院體系結構帶有濃厚的官僚層級味道。比如法國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國聯邦法院中的「大聯合會」，就與審判委員會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處。前蘇聯的審判制度則強調執政黨對審判的干預和具體指導，強調集體智慧，這些都給構建中的中國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記，使審判委員會制度成為可能。
由院長主持、庭長及資深法官組成的這一組織即可實現政黨及領導層對審判工作的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