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休正案九的相關案例

Ⅰ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體現反腐敗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在反腐敗制度建設方面有什麼重要修改和完善，對中國的反腐敗會有怎樣的促進作用?」這是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閉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表示，刑(九)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懲治腐敗犯罪的法網，完善了有關制度，加大了對這類犯罪的懲處。

那麼，刑(九)相關條款是怎樣體現懲治腐敗犯罪法網「嚴密」性的?接下來，將會為反腐敗工作帶來哪些影響?日前，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數額+情節」

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在8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鐵偉介紹，刑(九)進一步完善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將以前規定的單純的「數額」標准，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准，更符合實際情況，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適應。

「對定罪量刑標准進行修改，使其更具彈性，體現了立法的科學性。」9月6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彭新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現行刑法過於突出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實踐中的一些具體情形，導致罪刑不相適應。

彭新林分析說，1997年刑法修改時確定的5000元起刑點，與我國自古以來「計贓定罪」的立法傳統有關。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具體標准早已脫離實際，而且也會令公眾產生「量刑不公」的質疑。比如，「為什麼受賄500萬元的與受賄2000萬元的，判處的刑罰一樣?」「為什麼有的貪官受賄幾百萬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的受賄幾千萬元只是死緩?」

「在單純數額標准之下，人們很容易忽略犯罪情節，如是否對國計民生產生惡劣影響，是否有索賄情節，是否抗拒、干擾調查，是否拒不認罪等。」在彭新林看來，「數額十情節」的彈性標准確立後，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也更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數額十情節」的定罪量刑標准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對待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即無論貪污受賄數額多少，只要情節嚴重，就要受追究;在打擊腐敗和量刑時，可以避免一些爭議和誤解;非常重視腐敗的後果和影響，能提高反腐敗力度，也讓腐敗分子減少僥幸心理。

「『數額+情節』標准，也符合國際反腐大趨勢。」庄德水表示，國際上對腐敗行為也不規定基本數額標准，而是綜合考量結果。從現在反腐敗發展趨勢來看，一些利益輸送、新的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可能具體金額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對此應加以嚴懲。否則有的官員覺得自己沒有拿到那麼多錢，就不會受到懲處。

根據刑(九)，起刑點在個案中可能會高於5000元，對此該怎麼看?「威懾作用不會減弱。」彭新林說，以往的5000元和現在是不同的，人們對社會危害性的衡量標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在「數額十情節」標准下，同樣的貪污受賄數額，但是情節比較嚴重的，可能比以往處罰得更重。刑(九)對貪污受賄定罪的二元、彈性標准，更科學、更有威懾力。

「終身監禁」

讓「巨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審稿新增一大亮點，即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規定「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內容被保留至表決稿並獲通過。

「這不是一個新的刑種，它的對象只是針對貪污受賄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具體執行中的一個特殊措施。」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說。

「這在我國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將載入史冊。」刑(九)草案三審時，任茂東委員對「終身監禁」內容表示肯定。這一內容，源於部分常委會委員的建議。草案二審時，針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王其江委員建議增加終身監禁刑罰，趙白鴿委員建議對此進行專題討論。

三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簡稱「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規定「終身監禁」等問題召開座談會。最高檢、公安部贊成死緩不得減刑的規定，認為對嚴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懾作用。與此同時，刑法室也通過外交部致電我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1國使館，了解這些國家終身監禁的立法和實施情況。調研發現，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終身監禁就是最嚴厲的刑罰。該11國法律都規定有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就是『不許他出來』，相當於死刑，但基於人性的尊重又沒有剝奪其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相信威懾力會很大。」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李景平分析說，司法實踐中，一些貪官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者無期徒刑，但是過不了多久就可以通過減刑、假釋得以重返社會，「這是老百姓對反腐效果不滿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讓一些貪官有了『越獄』的僥幸心理。」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相適應，讓受賄數額不等的人的刑期產生差別。」李景平說。

「刑法中明確寫入『終身監禁』，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訴記者，規定「不得減刑、假釋」，是終身監禁落到實處的雙保險，一方面可以加大對腐敗分子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我國死刑的負面壓力，更好地開展國際追逃。

彭新林認為，「終身監禁」體現了嚴厲懲處腐敗的方針，高壓反腐會成為常態。同時也體現慎用死刑精神，發揮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對潛在的腐敗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懾作用，「想到沒有出來的希望了，心理震懾會很大。」

嚴懲行賄

讓「圍獵」者「賠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過向國家工作人員陳某行賄30萬元、向對水務局相關官員有影響力的市民張某行賄70萬元等手段，接近、拉攏水務局相關官員，違規向該市一水庫傾倒殘渣余土。後法院依據刑法修正案(七)，認定陳某、張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並追究刑事責任。但對徐某的行賄行為，法院僅認定其向陳某行賄30萬元構成行賄罪，而對其向張某行賄70萬元的行為則未定罪量刑。

這是發生在2009年的一則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後，類似徐某行賄張某這種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行賄的行為，也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庄德水表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是近年來滋生的腐敗現象，一些行賄中介「圍獵」官員無效的時候，會轉而向官員身邊的人，如親屬或司機、秘書等工作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如高薪聘請、重金送禮、合作經營等，以「曲線」行賄的方式達到目的。「刑(九)的這一條款相當於切斷了行賄渠道，壓縮了行賄犯罪的空間，對行賄人將給予沉重打擊。」

記者看到，刑(九)對行賄犯罪增加了財產刑，在每一檔量刑中新增「並處罰金」。「這是讓行賄人『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項懲處。」庄德水認為，很多行賄人是為了不正當利益和需求才行賄，現在讓他經濟上受損、無利可圖，相當於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賄人行賄目的是獲取更高收益，如果給予單純的自由刑，其財產沒有損失，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不利於遏制尋租行為發生。而有了財產刑以後，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會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賄行為。

此外，刑(九)還嚴格了行賄犯罪從寬處罰的條件。依據現行刑法第390條，行賄人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刑(九)則規定，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對行賄人加大懲處力度，是從源頭上打擊腐敗，從而防止腐敗發生的有效手段。那麼，對行賄人「免除處罰」門檻的提高，是否會給司法實踐帶來挑戰?

「這對司法機關辦案會有一定的壓力，這就要求我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來獲取犯罪證據。」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對犯罪官員的懲處，另一方面加大對行賄犯罪空間的壓縮，「兩頭掐，才能真正減少腐敗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應該服從於司法的實質正義。」庄德水表示，換個角度看，刑(九)的這一修改，也是倒逼偵查機關、司法機關提高反腐敗查案能力，不依賴口供，更多依靠書證、物證等客觀證據。

「受賄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別是一對一的受賄犯罪人不供述的時候，行賄人如果不指控，會給偵查帶來挑戰。」彭新林分析說，但是刑(九)的修改也並不是說行賄人指控了受賄人就沒有回報，還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現時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參考：網頁鏈接

Ⅱ 刑法中的禁止類推解釋中不禁止對有利於告人的類推解釋是什麼意思，能舉個例子嗎

1. 類推解釋的禁止與例外：在我國刑法中，一般禁止類推解釋，即不允許通過將刑法條文適用於與規定不完全相符的情況來填補法律空白。然而，這種禁止並不適用於那些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換句話說，如果類推解釋的結果能夠對被告人有利，那麼這種類推解釋是被允許的。
2. 有利於被告人的類推解釋示例：以《刑法修正案九》中對盜竊、侮辱屍體等罪行的修改為例，刑法原條文並未將骨灰納入保護范圍。按照字面解釋，盜竊或侮辱骨灰的行為並不構成犯罪。然而，立法者在修正案中明確將侮辱骨灰納入了刑法保護，盡管這超出了原條文的字面含義。這種修改實際上是對原有規定的類推，即由保護屍體擴展到保護骨灰，但由於其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死者尊嚴的保護，有利於被告人，因此不被視為禁止的類推解釋。
3. 司法解釋與類推解釋：在司法實踐中，司法解釋應當遵循罪刑法定原則，不得進行類推解釋。司法解釋的任務是在具體案件中適用刑法條文，而不是創造新的法律規定。因此，司法解釋應當嚴格限制在對刑法條文本身的解釋范圍內，不得超越文字的通常含義，更不能通過類推解釋將刑法適用於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
4. 禁止不利於被告人的擴張解釋：除了類推解釋外，擴張解釋也是一種刑法解釋方法。擴張解釋是指將刑法條文的含義擴張到超出字面含義，以便更好地適應實際情況。但即使是擴張解釋，也不能不利於被告人。如果擴張解釋的結果導致對被告人的不利，這種解釋也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它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

Ⅲ 刑法修正案九虐待罪都進行了那些修改

近年來，虐童事件、虐待老人等行為經常引起人們的關注，但是在網民和普通民眾憤憤不平之外，往往對於這種行為無能為力。目前我國已經有些法律規定涉及到此類事件的防控，當我們謀求從《刑法》上尋找救濟的時候，往往受限於虐待罪構成要件的規定而不能利用刑法的規定獲得救濟。事實上，這種救濟途徑的尷尬根源在於虐童行為的刑 法規 制存在著漏洞、空白。而《刑法修正案(九)》對於虐待罪的修改，預計能對於這種局面帶來積極的影響。 一、最新《刑法修正案(九)》對虐待罪的修改 根據2015年8月29日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的內容，其針對虐待罪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修改： 1、將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三款修改為：「第一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被虐待的人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除外。」 2、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六十條之一：「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者 拘役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從虐待罪的 刑事訴訟 程序啟動的修改來看，其改變了原先全部虐待罪告訴才處理的模式，將「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情況排除在「告訴才處理」的范圍之內。這就將一部分虐待案件的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權掌握在了國家機關的手中，在被害人自身無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時，由國家機關啟動刑事訴訟程序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體現了國家對於人權的保護的加強，避免了因強制、威嚇無法告訴而無法得到救濟的情況。 從虐待罪的構成要件的角度分析，可以得知，《刑法修正案(九)》將虐待罪的主體由具有特殊的 家庭關系 的主體擴展至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這些人員和機構在負責看護人員的日常起居等事項時就具有了《刑法》虐待罪中要求的「監護、看護職責」滿足了虐待罪的主體構成要件，當實施相應的虐待行為，情節嚴重的，就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擴大虐待罪犯罪主體范圍是本次虐待罪修改的最大之處，此次修改將大量的原先難以處理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之內。 二、對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二款的理解 虐待的本質特徵體現在虐待行為的經常性、一貫性，行為人並不想直接一次性造成被害人傷害或者死亡的結果，被害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損害也是逐漸形成的，一次虐待行為不足以構成虐待罪;而 故意傷害 行為對人體造成的損害後果則是由一次性的傷害行為造成的。 虐待罪的主觀故意是使被虐待者肉體上、精神上受摧殘、折磨，行為人並不想直接造成被害人傷害、死亡的結果，被害人所以致傷、致死是由於長期虐待的結果。而 故意傷害罪 的主觀故意在於使被害人的身體產生輕傷以上傷害的結果。 虐待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權利和被害人的人身權利，故意傷害罪侵犯的客體是被害人的人身健康權。 從上面兩個 罪名 的構成要件的區分可以得知，《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的「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並不是虐待罪包含了故意傷害罪。兩者是性質不同的犯罪行為，不能混為一談。 三、虐待罪與其他犯罪的區分 針對具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員構成行為既構成虐待罪又構成其他犯罪的情況該如何處理的理解實踐中，由於行為人在虐待家庭成員的過程中經常伴有故意傷害的手段，容易發生被虐待人傷害甚至死亡的結果，對這種案件，原有的觀點認為應該依照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的構成標准，結合具體案情分情況處理;認為行為人對被虐待人有故意傷害行為，但沒有給被害人造成輕傷以上傷害後果的，應該視為虐待，在經常性虐待過程中，其中一次行為人明知其行為會給被害人身體造成傷害，且客觀上已經給被害人造成傷害後果的，應當認定為故意傷害罪，如果將該行為分離出來獨立評價後，其他虐待行為能夠充足虐待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實行 數罪並罰 。 如果將故意傷害罪分離之後，其餘虐待行為不構成虐待罪的，只能以行為人犯故意傷害罪一罪處罰。按照《刑法修正案(九)》對虐待罪的修訂，在將故意傷害行為獨立出來後，剩餘的行為仍然夠成虐待罪的，應該按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並沒有採取數罪並罰的處理方法。 虐待不僅僅出現在未成年的兒童身上，還規定對老人、精神患者等行為障礙或行為受阻的人群實施的虐待構成輕傷或死亡的，我國法律機關進行相關鑒定，並進行相關了解的犯罪當事人，予以虐待罪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