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宗旨

⑴ 税收立法攻坚提速 多部税法将有突破性进展

2019年我国税收立法全面提速。我国首部资源税法正式通过并将于2020年9月1日实施。财政部先后就土地增值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公开征求了意见。契税法和城市建设税法也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展望2020年,对照税收法定原则目标,立法任务更加繁重,业内预计税收立法会进一步提速攻坚,进入最后冲刺。增值税法等重头法律将有突破性进展。

2019年税收立法全面提速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首次明确提出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按照这一原则,新开征的税种应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现行的税收条例应通过修改上升为法律。近年来,我国多项财政法律、法规制定工作蹄疾步稳。尤其是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几乎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有相关税收法律审议内容,税收法定步入快车道。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9年是关键的一年、攻坚的一年。在这一年,通过了一部税法——资源税法,此外,包括土地增值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在内的多部税法公布了财政部部内征求意见稿,契税、城建税等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9年8月26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资源税法正式通过,将于2020年9月1日正式实施。

日前,继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后,财政部陆续公布了增值税法、消费税法的征求意见稿。尤其是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立法迈出实质性步伐,被业内视作我国落实税收法定的关键一步,对于健全我国现代税收制度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体量上来说,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大进步。对于2020年落实税收法定,增值税能否立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9年完成多个税种的立法工作,统筹考虑、同步推进,及时让税制改革成果体现为法律,通过落实税收法定来进一步巩固及拓展减税降费的成效,也为2020年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打下坚实基础。

除了落实税收法定之外,2019年的税收立法保障了减税降费成果,增强了税收确定性。李旭红指出,随着2019年税收制度加快落实税收立法,一些短期性的政策性减免将转变为法定式减免,通过落实税收法定来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将深化税制改革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相结合,及时以法律形式体现税制改革成果,有效增强税收确定性,从而形成了协同作用,在振兴实体经济、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创新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指出,税收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税收立法既是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加强立法、补上财税立法的短板,将税收纳入法治框架意义重大。同时,税收法定的落实是不断形成共识的过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艰巨复杂工作,每一项都要稳妥推进,植根我国现实国情,既立足现阶段,也着眼长远。

税制改革与税收立法相融共进

值得关注的是,多部税法中都强调了平移税制和总体税负不变,用立法形式巩固改革成果的同时,也为下一步的税制改革预留了空间。

以增值税法为例,李旭红表示,增值税立法的征求意见稿中充分反映出了现代税制的特点,例如将留抵退税制度法制化,减少了企业的资金沉淀,打通了增值税链条,避免重复征税,充分体现出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从征求意见稿的内容看,基本按照保持现行税制框架总体不变的原则,平移了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有助于稳定各界预期,减少增值税立法工作给征纳双方带来的影响。此外,为避免“一刀切”的立法改革,特别安排了“过渡期”,有助于确保立法工作的平稳过渡。

再比如,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资源税法中对减免税政策进行了规范。对现行长期实行而且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税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实际需要,便于相机调控,税法授权国务院对有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护环境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免资源税,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税收立法不是简单地从“条例”变成“法”,而是要在立法要素确定上凝聚社会共识、倾听民意,这是非常关键的。税制改革在立法框架下实施,无疑有助于凝聚共识。同时,税制改革也为税收立法提供了鲜活支撑,改革的目标和立法宗旨精神严格贯穿,实施税收立法也是实施改革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2020年税收立法将再提速

“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实体性税法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应抓紧推动税收立法工作,明确我国税收相关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征纳规则和法律责任,尽快将目前成熟的暂行条例等上升为正式的法律,以提高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李旭红指出。

她表示,预计2020年关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的立法工作会有突破。在她看来,最值得关注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增值税由于适用面广并且是最大的税种,因此其立法工作对于我国建立现代税制而言十分关键。消费税改革广受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对于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而关税的立法由于与国际贸易及经济开放紧密相关也十分重要。

她指出,在立法过程中应注重税法内部的系统协调性,加强不同税种政策的整合,使税收政策恰到好处、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施正文对记者表示,税收立法正在紧锣密鼓推进,2019年进度明显加快,不过对照税收法定原则的目标,2020年税收立法的任务依然很繁重,预计会进一步提速攻坚,进入最后冲刺。他预计契税法、城建税法明年有望通过,印花税法、土地增值税法、增值税法等有望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力争在明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他同时表示,要处理好税收立法和税制改革的关系,改革要做到在法治轨道上改革,于法有据。涉及重大改革的税收立法可以通过试点探索寻找正确的政策,取得经验。立法是为了更好地引领和规范改革、保障改革成果,同时要注意为未来的改革预留空间。

⑵ 什么是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来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自程。税收的法制建设应该是一种多层次、多环节、多因素的建设。

法制是用制度性质的法律来治理,要求1.即成的法律得到了普遍的遵从.2、人们普遍遵从的法律必须是良法.3、良法就是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不忽视少数人正当利益的法律.

⑶ 会计里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1）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
（2） 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
（3） 保障国家税收收入
（4） 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5）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⑷ 税法基本原则的税收法定

税收法定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各国宪法一般对其加以肯定，且都是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这两方面予以规范，并尤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中国宪法目前既未对财政税收制度作专门的规定，也未对税收立法权作专门的规定，仅是在“公民的基本义务”一节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故而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上未得到明确的肯定。因为该规定仅能说明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照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为了弥补这一立法上的缺失，《税收征管法》特别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这一规定使得税收法律主义只是在法律上而不是在宪法上得到了确立，尽管其积极意义也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由于位阶低，其效力、效益深受局限。有鉴于此，应当通过宪法修改案的方式增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以使我国宪法更加完善，税收法治更为健全。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由以下三项具体原则组成：
税收要素法定原则
税收要素法定原则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在税收立法方面，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的授权而保留专属自己的立法权力，除非它愿意就一些具体而微的问题授权其他机关立法，任何主体均不得与其分享立法权力。行政机关不得在行政法规中对税收要素做出规定，至于部委规章、法院判决、习惯等更不得越雷池半步。立法机关之所以严格保留税收要素的立法权，是因为税法同刑法一样，均关系到相关主体的自由和财产权利的限制或剥夺。税收法定原则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是一致的，凡涉及可能不利于国民或加重其负担的规定，均应严格由人民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制定，而不应由政府决定。
税收要素明确原则
依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税收要素、征税程序等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给权力的恣意滥用留下空间。所以，有关税收要素的法律规定不应是模糊的一般条款，否则便会形成过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当然，税收要素的绝对明确也是很难做到的。为了实现税法上的公平正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范围内使用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也是允许的，如“在必要时”，“基于正当的理由”等。但是，不确定概念的使用，应该做到根据法律的宗旨和具体的事实可以明确其意义。
征税合法性原则
在税收要素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涉及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要素均由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这就是征税合法性原则。据此，没有法律依据，征税机关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征税机关无权超越法律决定是否征税及何时征税，不允许征纳双方之间达成变更税收要素或征税程序的税收协议。只不过，为了保障公平正义，该原则的适用在如下几种特殊情况下应当受到限制：（1）对于纳税人有利的减免税的行政先例法成立时应适用该先例法；（2）征税机关已通常广泛地作出的有利于纳税人的解释，在相同情况下对每个特定的纳税人均应适用；（3）在税法上亦应承认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反悔的法理，以进行个别救济，因而在个别情况下，诚信原则应优先适用。

⑸ 税收管理制度

税收管理体制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税收管理权限的一项制度，是国家税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税收管理体制的存在是以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各级职能机关的存在为基础的。国家是在原始社会公共事务执行者不断专职化的基础上产生的，除了拥有公共权力外，同时把自己的领土划为若干区域，在每个区域设置相应的机构，执行相应的职能。因此，从国家产生之日起，就同时并存着中央与地方各级职能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同时和纳税人发生关系，或者是中央与地方分别向纳税人征税，或者是以中央为代表统一向纳税人征税。为了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税收管理体制。

税收管理体制的内容包括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税务机构的设置以及机构隶属关系的确定等几个方面。划分税收管理权限是税收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税收管理体制中规定的中央与地方拥有的税收管理权限，包括建立税收制度的权限和执行税收制度的权限。税收管理权限具体内容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

(一)税收立法权
它是指对税收法律、条例、税则等基本税收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施行的权限。我国的税收立法权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税法；

(2)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通过、国务院发布的税收条例(草案)；

(3)授权国务院制定和发布的税收条例(草案)；

(4)授权财政部制定，经国务院批准或批转的税收试行规定。

前两项的立法权由立法机构行使，第三项立法权由行政机关经立法机关授权行使，第四项立法权是行政机关行使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此外，税收立法权还包括：

1、税法解释权

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或授权财税管理部门，根据税收立法的宗旨，对税收法律、法规内容的解释和制定实施细则的权限。

2、税种的开征与停征权

这是指对已经制定税法的税种，何时将其税法付诸实施的权力；或者对已经开征的税种，由于政治或经济诸方面的原因，何时停止其税法执行的权力，一般来说，税种的开征与停征权同税法的制定颁布权是一致的。但对一些小税种，其开征与停征权也可交给地方政府。随着“分税制”的实施，地方政府将逐步拥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权力。

3、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权

它是指增加或减少征税项目的权力，以及对征税对象或征税项目的税收负担调高或调低的权力。虽然各种税的税法对其征税的项目及其适用税率都有明确规定，但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有时需要扩大征税范围，增加税目；有时则需要缩小征税范围，减少税目。此外，有时还需要对原有税负进行调整，这就需要提高或降低税率。

4、税收减免权

这是指制定减免税规定，审批减免税数额、幅度、期限等权限。税收减免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它应适当集中，不宜下放过多，以保证征纳双方以及各级政府的利益不受侵犯。

上述税收管理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改，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由此形成各种类型的具体税收管理体制。合理确定税收管理权限，对于正确处理税收管理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税收收入归属权
(三)税收征收管理权

税收管理体制与所有经济管理体制一样，都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经济基础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税收管理体制又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也必须与各级经济管理体制相配套。

税收管理体制涉及到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因此，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适应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是建立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制定，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条原则是制定各项经济管理体制，包括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

统一领导，就是属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税收方针、政策由中央制定，并要求地方贯彻执行。分级管理是指具体税种由中央和地方分权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税收作为国家从宏观上引导、控制国民经济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税收管理必须有较多的集中。属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税收方针、政策必须由中央制定，并监督地方贯彻执行，全国的税收工作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效益和税收负担能力有很大差异，为便于地方因地制宜处理一些地区性税收问题，更好地组织收入和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也应给地方必要的税收管理权。

(二)责、权、利相结合
责，就是责任，指与权利相对应的各级政府应负的职责；权，就是权利，指各级政府处理本级政府范围内行政事务的法定许可；利，就是利益，指各级政府在履行其权、责过程中所得到的回报和与责任相联系的财力保证。

建立税收管理体制在于实现合理分权，而合理分权归根到底是为了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的分配关系。因此，不能把税收管理体制仅仅归结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它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并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只规定国家或地方政府担负的责任，而无相应的权利，没有适当的利益驱动，势必挫伤各级政府及职能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反之，仅规定政府及职能机构享有权力，缺乏行使权利的责任约束，也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确立税收管理体制必须遵循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三)按收入归属划分税收管理权限
按收入归属划分税收管理权限是指凡属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以及共享收入，管理权限在中央；凡属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管理权限在地方。

税收管理权限的明确划分，是税收管理体制的首要问题。如果权限划分不清，在税收管理上责、权、利统一的原则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体现出来，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哪些管理权限由中央行使，哪些由地方行使，都应规定清楚，避免越权行使和互相扯皮现象的发生。

(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税收管理体制的建立，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的作用，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税收问题，税收管理权限应相对集中；对涉及局部地区经济利益的税收问题，税收管理权限应下放给地方；对某些重要的税收管理权限，逐步缩小以至取消地区间的差别，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利于公平税负、平等竞争。

确定税收管理体制，就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税务管理主体分别拥有哪些税收管理权限，应当依照以下顺序：首先根据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确定其事权范围，然后根据事权范围确定其应拥有财权的大小，最后视其财权大小确定其税收管理权限。如果最终确立中央拥有较多的税收管理权限，这种管理体制就是集权型的；如果地方拥有较多的税收管理权限，地方自主性很强，这种税收管理体制就是分权型的。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税收管理体制，其确定的依据一般都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政治体制
它是政权性质和组合形式的综合反映，是决定事权范围的依据。一般情况下，政治体制为单一制的国家(即地方政府直接由中央政府领导)，中央政府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负责管理的公共事务较多，因此要求拥有较多的财力，表现在税收管理体制上多为集权型；政治体制为联邦制的国家则相反，为分权型。国家政治体制是确定税收管理体制的最基本的依据。

(二)经济体制
它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管理，地方的自主权极其有限，对财权的要求并不十分强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市场参与者都是一个独立的决策主体，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配置资源，地区之间客观存在的自然差异促使各地方要求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地方要求根据自己的利益独立地行使事权和财权。因此，计划经济往往导致集权型税收管理体制，而市场经济则倾向于确立分权型税收管理体制。

(三)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管理体制是由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在高度集权制国家，要求财力高度集中，因此，税收管理权限也基本都集中在中央。而在中央与地方明确划分事权的国家，则要求明确划分财权，实行分级财政体制，因而税收管理体制也多为分权型的。

(四)法制环境
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各级政府对自身行为约束力较强，能够按照既定的事权、财权范围行事，因此有利于实行分权型税收管理体制。反之，只有靠行政命令实行集权型体制。

(五)国情
一国的疆域大小、人口多少、社会经济的地域差异、产业结构状况等，对确定税收管理体制都有重要影响。一般而言，领土广阔、地区间差异较大的国家，应首选分权型税收管理体制，这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并提高管理的效率。

世界各国依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确立了不同的税收管理体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财税体制大体上分为“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和“中央集权制”两大类型。目前很多国家都采用了“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即“分税制”。在实行分税制的国家里，税权的集中与分散、中央支配收入的比重大小等都各不相同，尚不能以此来衡量一国税收管理体制的优劣。但有一点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即应该实行适度的分权。何为“适度"?只有一个标准，即实现了政权、事权、财权与税收管理权的和谐统一。

⑹ 房产税立法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房地产的价格

出租房屋的房产税怎么收：
现行房产税政策规定，出租房产按租金收入专征税。
在实际的房产租赁属中，一些出租人往往采取给予一定期限免收租金的优惠来招揽承租人。而房产免收租金期间如何征收房产税，各地做法也不尽一致。一些地方按实际租金收入征税，免收租金期间纳税人对其房产按零租金申报，据此计算的应纳税款为零，造成了税收流失。还有一些地方采取了核定租金收入的办法，但按照征管法规定，核定收入的前提是申报收入偏低，而免租期间出租人又确无租金收入，核定征税的前提也不成立。尽管免收租金期间没有租金收入，但该房产用于出租，属营业用房，应缴纳房产税。为堵塞出租房产免收租金期间房产税征收漏洞，规范执行，通知明确，出租房产免收租金期间计税依据为房产原值。
房产税如何计算
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房产税税率为12%和4%。
（注：4%的适用范围：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用于居住的，可暂且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这个你需要和税务局确认一下）。

⑺ 税收征管法目的

税收征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整个税收征管法规是围绕如何维护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这个主题来规定怎样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的。

⑻ 国家税务的宗旨

国际税法的宗旨

一、国际税法的宗旨
国际税法的宗旨，是国际税法的目的论范畴或价值论范畴，是国际税法所促进的价值与所要实现的目标，研究国际税法宗旨对于建立完整的国际税法范畴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于国际税法的宗旨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需要在这方面予以加强。

宗旨指的是主要的目的和意图，[1] 国际税法的宗旨就是国际税法的目的与意图，也就是国际税法所促进的价值与所要实现的目标。有些学者直接使用“国际税法的目的”[2] ，实际表达的就是国际税法宗旨的意思。

国际税法的宗旨与国际税法的价值和国际税法的原则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国际税法的价值强调的是国际税法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功用或属性，含有较多的客观色彩，而国际税法的宗旨强调的是国家制定国际税法的主观目的与意图，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国际税法的价值是国际税法宗旨的体现，因为，国际税法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的，国际税法必然有助于实现人们的这种目的，否则这种国际税法就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国际税法，它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国际税法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实现人们对于国际税法的期待，有助于实现人们创制国际税法的目的。因此，国际税法的宗旨规定了国际税法的价值，国际税法的价值是国际税法宗旨的体现。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国际税法的宗旨向国际税法的价值转化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国际税法的宗旨、保证国际税法具有实现其宗旨的价值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国际税法的宗旨就谈不上国际税法的价值，也没有基本原则存在的必要。离开了国际税法的价值，国际税法的宗旨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实现的可能。而离开了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税法的宗旨就无法实现，或不能很好地实现，现实的国际税法也就不可能具备或不可能很好地具备人们所期待的价值。

（一）有关国际税法宗旨的观点及其评析

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从而为国际经济合作与经贸往来创造良好的条件。[3] 又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关系，从而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往来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是为国际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4] 还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宗旨在于实现对跨国征税对象的公平合理的税收分配关系，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正常发展。[5]

上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是从国际税法调整对象的角度来论述国际税法的宗旨的，即国际税法是为了更好地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实现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不科学的，首先，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除了国际税收关系，还包括涉外税收关系，对此，上述观点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其次，从抽象的角度可以认为国际税法是为了实现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关系，但从具体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税法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税收主权以及本国涉外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并不一定为了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的建立，比如有些国家为吸引外资所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就很可能违反公平合理的原则而变成恶性税收竞争，而美国拒绝承认“税收饶让抵免”也很难说有利于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的建立。因此，笼统地、抽象地，而且常常是理想化地把国际税法的宗旨看成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往往并不符合实际，而且也不利于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再次，什么是公平合理？说到底也不过是本国自己认为的公平合理而已，不可能存在一个国际税法所追求的各国普遍承认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国际税收协定领域存在两个范本就是一个明证。综上说所述，这种抽象层面的概括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

（二）本书主张的国际税法的宗旨

我们认为，法律的宗旨总是制定法律的主体的目的与意图所在，而制定法律的主体的目的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国内层面，法律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国际层面则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国际税法也不例外，它并不是为了维护或建立什么抽象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最终目的总是在于维护本国的利益。这里所谓的本国利益主要包括本国的税收主权和本国涉外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因此，我们可以把国际税法的宗旨概括为：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涉外纳税人基本权。

维护国家税收主权是国际税法的首要宗旨，税收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税收领域的体现。没有税收主权，国家在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一切利益都无法实现，甚至连国际税法本身都不会存在，因为国际税法是以国家税收主权的存在为前提的。各国所谓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其判断标准最根本的就是本国的税收主权，税收主权是隐藏在公平合理等口号下的实质，各国所主张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之所以有所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税收主权所要求的国际税收秩序的不同。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国际税收秩序是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税收主权的，同样，发展中国家所呼吁的国际税收秩序也是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主权的。不维护本国税收主权的国际税法根本不可能存在。

维护涉外纳税人的权利也是国际税法的宗旨，因为国际税法也是法律，也必须反映纳税人的利益。这里所谓的涉外纳税人首先是指本国的涉外纳税人，其次是指在本国投资的外国人。本国的法律保护本国纳税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本国的法律保护外国投资者也是为了处于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即吸引国际投资。国际税法一方面通过国际税收协定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国内税法的方式来维护涉外纳税人的利益。涉外纳税人的基本权是公平税负权，即涉外纳税人与其他纳税人在税收负担上是公平的，不因其涉外因素而多负担税收义务。维护涉外纳税人基本权的基本方法是避免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双重征税。

国际税法的两个宗旨实质上是统一的，维护国家税收主权通过维护涉外纳税人基本权来实现，维护涉外纳税人基本权前提是维护国家税收主权。没有国家税收主权，就没有涉外纳税人基本权可言，而离开了涉外纳税人基本权的实现，国家税收主权也就无从体现。只有两个方面同时实现，才是真正实现了国际税法的宗旨。

⑼ 税收基本原则与税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是

1、税收基本原则就是税法基本原则，他们同属一个概念。
2、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是贯穿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的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
3、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社会政策原则。

（1）税收法定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由以下三项具体原则组成：税收要素法定原则、税收要素明确原则和征税合法性原则。
（2）税收公平原则是指政府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它指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
（3）税收效率原则所要求的是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
（4）社会政策原则是指税法是国家用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实质就是税收的经济基本职能的法律原则化。 这一原则主要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才提出并随即为各国普遍奉行的税法基本原则。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杠杆大量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固有的调节经济的功能被重视和自觉运用，不再仅仅当作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被广泛地用来作为推行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税法来推行贯彻社会政策，才被确立为税法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