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对释法的反响
㈠ 如何看待五次人大释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
1.认定依法宣誓是相关公职人员就职的必经程序,未经合法宣誓或拒绝宣誓者不得就任相应公职;
2.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法定誓言;
3.拒绝宣誓者丧失就职资格,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
㈡ 从人大释法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有什么意义·
对于维护“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贯彻基本法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大释法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和香港法治,顺应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人大释法均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国家与香港的整体利益。事实证明,人大释法不会损害香港的法治,反而可以帮助香港解决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大释法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又是香港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举,实质是为“一国两制”保驾护航,使其继续沿着正确方向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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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释法是慎重之举,不会轻易进行。香港回归以来的释法(不包括本次基本法104条释法),即:
(1)1999年6月26日,对基本法第22条和24条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问题;
(2)2004年4月6日,对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问题;
(3)2005年4月27日,对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新行政长官任期问题;
(4)2011年8月26日,对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应适用中央政府采取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的问题。
㈢ 形势与政策 从人大释法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坚持了哪些原则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对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集中阐述,其提出的所有观点在宪法、基本法以及中央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依据。
有一些人认为白皮书偏离了中央当初提出的基本方针政策,也有人担心中央是否会收窄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这都是毫无根据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央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后,香港社会也曾出现过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变的声音。
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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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要继续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进一步发挥香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就必须继续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这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香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需要;不仅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也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因此,“一国两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始终没有改变,也绝不会作出改变。
㈣ 香港不是享有高度的立法权吗为什么还会由人大发布基本法基本法在香港有什么地位释法又是怎么回事
香港是享有高度的立法权,但是香港的立法也必须是在规定的范畴内,对于香港地区的立法,人大有发回权(认为与宪法或其他想抵触的)。
㈤ 如何看待香港社会对释法的不同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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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香港终审法院的释法争议
香港终审法院对除了《香港基本法》外的香港法律具有最终解释权。基于香港终审法院对刘港榕案的判决,香港终审法院仍可就《香港基本法》作解释,但没有最终解释权。因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基本法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授权香港法院自行解释基本法关于香港自治范围的条款。由于香港终审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源自人大常委,人大常委对基本法的解释可推翻香港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但不能直接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
这令香港法律界经常担忧香港的司法独立能否保持,称这个安排为“悬在头上的剑”。这些争议在1999年的香港居留权争议中至为明显。
㈦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释法之后有人宣称香港已死,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问题作出的又一重要决定,对于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香港民主制度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健康发展,保持和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在认真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出的报告的基础上,严格依法按程序作出的。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规定的解释,12月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咨询情况及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12月17日,委员长会议研究决定,将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报告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同时将报告交国务院提出意见。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行政长官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中反映的香港社会普遍“希望能早日订出普选时间表”,“特首先行、立法会普选随后",“不迟于2017年先行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将有较大机会在香港社会获得大多数人接纳”,“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可参考现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组成",“行政长官候选人的人数以两至四名为宜”,“至于普选立法会的模式、路线图及时间表,立法会、社会各界和市民对此意见纷纭,未能形成主流意见”等意见和诉求,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现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作出决定,明确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可作适当修改以及明确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普选的时间表,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委员长会议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并认真考虑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意见和行政长官的报告,提出了《决定(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香港回归十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贯彻实施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领导特区政府认真执行基本法,团结带领香港各界人士沉着应对各种挑战,保证了香港大局的稳定,香港出现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的局面。特别是2003年下半年香港经济复苏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大都市的特色,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继续是全球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国两制”是做得到的,也是行得通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基本法是一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好法律。贯彻实施基本法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要在认真总结实施基本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坚定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和信心,更加珍惜香港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更加维护基本法的权威,进一步增强实施基本法的自觉性,把“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发展问题,事关“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贯彻实施,事关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事关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和广大香港同胞的利益,事关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中央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明确了普选时间表,再次体现了中央推进香港民主发展的一贯方针,符合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我们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定能够高举基本法的旗帜,团结香港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妥善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顺利实现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㈧ 香港法律对保释一词的解释
在被逮捕的人提供担保或者接受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其释放的制度。为在司法机关被关押的刑事被告人提供担保而准予释放。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保释须由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保佐人申请并缴纳相当数额的保证金。
在中国,对应当逮捕的人犯,如发现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及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或罪行较轻的人,即可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司法机关将申请保释的人和保证人当面对保落实,然后予以释放。这种保释措施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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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释,在中国称之为取保候审,在我国取保候审之中的“保证”,不仅有被保释之人的“保证”(在西方的刑事诉讼法中,往往是“宣誓”),还应包括财产之担保或他人之担保;而所候之“审”,除了法院的审判外,还包括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之传讯(审问)。
取保候审虽然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但相对于刑事拘留和逮捕这两种强制措施而言,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却较少被采用。
这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项关于“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的规定,明显不相符合,因此,需对此问题予以研究,以推动取保候审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更多地被采用。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
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管规定、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假释的,由执行的看守所提出假释建议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请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㈨ 人大释法后,多少香港“问题
人大释法后,10位香港立法会议员或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