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解释429条

❶ 民诉解释第429条三项什么意思

民诉解释第四百二十九条 债权人申请支付令，符合下列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五日内通知债权人：(三)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

❷ 倾我所有--求有关建筑合同纠纷的案例分析十则

案例一 ：
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沈同富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

本院认为，上诉人隆波公司在承包本市龙华西路31弄《海波花苑》工程后，又将该工程（铝合金门窗不属沈同富承包范围）以内部承包形式交于沈同富承包施工并与沈同富签订的承包工程协议。此由上述承包协议和隆波公司聘任沈为隆波公司建筑二分公司经理职务的通知为证。鉴于上述协议系以内部承包形式交与沈同富施工，但实际上属于转包性质，故上述协议与有关法律规定相悖，应确认为无效，对工程量及工程款应按实结算。关于工程结算清单系隆波公司单方制作，隆波公司对该结算清单之真实性亦未表示异议，故应予确认。鉴于沈同富已实际完成了双方约定的工程项目及上述工程结算已为沈同富所认可，且隆波公司有关结算清单中铝合金工程款数额的异议不能成立，故原审依照实际工程量参照原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结算工程款，经对工程款余额审计确认与工程结算清单所列数额相符后，依法支持沈同富的尚欠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另鉴于双方所签合同为无效合同，故原审对沈同富主张的违约金请求以逾期付款利息计处，应属不当，本院应予撤销。隆波公司称工程结算清单中有关铝合金工程款的数额有误，但未提供相关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隆波公司另称其反诉请求在原审时未被受理，致其诉权被剥夺。经查，原审在当庭告知其另行起诉后，隆波公司并未表示异议，故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隆波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0）徐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0）徐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8，573.80元、审计费18，000元，合计36，573.80元。由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2，797.75元，沈同富负担3，776.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案例二
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沈同富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波公司”），住所地本市浦东新区杨高路2585 弄126号

法定代表人：张龙弟，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德尧，上海市友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昌友，上海市友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同富，男，1949年10月1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上虞市盖北乡四合村

委托代理人：张嘉兴，上海市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隆波公司因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0）徐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0年9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0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隆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德尧、徐昌友律师；被上诉人沈同富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嘉兴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8月27日，双方签订“承包协议”一份。内容为隆波公司向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住宅办公室承建的本市龙华西路31弄《海波花苑》工程，交由沈同富承包施工；工期参照隆波公司与建设方的主合同为开、竣工的时间；沈同富负责工程项目及工程施工前期工作及工程技术管理工作；沈同富向隆波公司上缴工程总额 14％作为管理费、税金（包括营业税）及利润等，其余款项由沈同富支配使用。协议另外约定，工程的铝合金门窗款项在工程总价中扣除，不属于沈同富承包范围，但须保证配合安装。上述合同签订后，沈同富即组织人员进行了施工。海波花苑工程至1997年9月竣工。隆波公司除在施工中按工程进度拨付部分工程款外，一直未作工程决算。直至1999年2月12日，隆波公司向沈同富出具“承诺书” 一份，明确承诺在1999年3月3日之前向隆波公司作出海波花苑等工程的施工决算费用同时结清。同年4月7日，沈同富向隆波公司出具了事先制作好的“工程决算清单”表格一份，明确海波花苑工程款额为20，073，646元，并列明应扣管理费2，629，942.21元、材料费11，767，337.77 元，甲方供料5，101，441元、代扣105，000元（含屋面保修金3.5万元、维修保养费4万元、围墙基础费3万元）、个调税40，000元，尚有余额429，925.02元。同年4月7日，隆波公司向沈同富支付了海波花苑工程款7万元。余款未付。沈同富遂诉至原审法院。

诉讼中，隆波公司对由其自己出具的“工程结算清单” 明确的数额提出异议，认为其与工程建设方的“海波花苑工程结算备忘录”中关于铝合金门窗的工程款不是载明的 1，502，224元，而应调整为202万元左右。经查，1998年5 月22日，隆波公司与海波花苑工程建设方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住宅办公室双方签订的“海波花苑工程结算备忘录”中的（三）甲方供材料扣款、铝合金工程款为1，502，240元。因隆波公司向沈同富提供的“工程结算清单”隆波公司未盖章签字且双方对工程款的数额各执一词，故由原审法院委托上海沪港工程审价事务所对海波花苑承包工程的工程款余额进行了审计鉴证，结论为审定的工程款余额为 359，925元（该款不包括隆波公司代扣屋面保修金35，000 元、该款待保修期满后由隆波公司另再退给沈同富）。上述审计结论与隆波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清单”明确的数额相一致。
原审法院另查明，沈同富原并非隆波公司单位职工，隆波公司为将承包的工程分包给沈同富，特聘任沈同富为其二分公司经理。二分公司并无法人资格或对外经营的营业执照。工程竣工后聘任关系即告解除。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本案隆波公司将承包的建设工程以内部承包的形式交由沈同富承包施工，双方为此签订了“承包协议”，现沈同富按约已进行了施工且工程项目实际已完成，故可以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参照原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结算工程款。本案工程款的余额经审计鉴证与隆波公司向沈同富出具的 “工程结算清单”明确的数额相一致，故沈同富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沈同富主张的违约金请求，可以隆波公司向其出具的“工程结算清单”应付而未付款后的逾期付款利息计处。隆波公司辩称其出具的“工程结算清单”中少扣了铝合金门窗的工程款，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

原审法院审理后于二OOO年七月十八日作出判决：一、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同富工程款359，925元。二、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沈同富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359，925元、自1999年4月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 9，286.90元、审计费18，000元，二项共计27，286.90元，由沈同富负担1，378.10元，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5，908.80元。

判决后，隆波公司不服，上诉于本院。其上诉称，沈同富系自然人，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的主体资格，无权承包建筑工程，故其与沈同富签订的“承包协议”违背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应属无效。依据无效合同而产生的工程结算清单亦不具有法律效力，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确认上述承包协议为无效合同，对沈同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隆波公司另提出，其在原审时已就铝合金工程款的预算价与实际价之间的差价应从工程总价中扣除一节提出反诉请求，但原审以“审计报告已十分清楚，可另行起诉” 为由不予受理，而未以裁定书形式驳回其反诉请求，违法了诉讼程序。被上诉人沈同富则认为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协议并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隆波公司称该协议无效未提供任何事实依据，关于工程结算清单系隆波公司制作，且与审计报告所确认的工程款余款数额相一致，原审据此所作判决是正确的。故请求驳回隆波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审理中，隆波公司对工程结算单中关于铝合金门窗工程款的数额提出异议，要求将此款在工程结算单中予以扣除，但未能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沈同富则认为审计结论已说明上述异议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隆波公司在承包本市龙华西路31弄《海波花苑》工程后，又将该工程（铝合金门窗不属沈同富承包范围）以内部承包形式交于沈同富承包施工并与沈同富签订的承包工程协议。此由上述承包协议和隆波公司聘任沈为隆波公司建筑二分公司经理职务的通知为证。鉴于上述协议系以内部承包形式交与沈同富施工，但实际上属于转包性质，故上述协议与有关法律规定相悖，应确认为无效，对工程量及工程款应按实结算。关于工程结算清单系隆波公司单方制作，隆波公司对该结算清单之真实性亦未表示异议，故应予确认。鉴于沈同富已实际完成了双方约定的工程项目及上述工程结算已为沈同富所认可，且隆波公司有关结算清单中铝合金工程款数额的异议不能成立，故原审依照实际工程量参照原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结算工程款，经对工程款余额审计确认与工程结算清单所列数额相符后，依法支持沈同富的尚欠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另鉴于双方所签合同为无效合同，故原审对沈同富主张的违约金请求以逾期付款利息计处，应属不当，本院应予撤销。隆波公司称工程结算清单中有关铝合金工程款的数额有误，但未提供相关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隆波公司另称其反诉请求在原审时未被受理，致其诉权被剥夺。经查，原审在当庭告知其另行起诉后，隆波公司并未表示异议，故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综上，隆波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0）徐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0）徐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8，573.80元、审计费18，000元，合计36，573.80元。由上海隆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2，797.75元，沈同富负担3，776.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参考地：http://anli.lawtime.cn/jjfjianzhu/index.html

❸ 法院为什么不愿受理支付令

（1）债权人和法院担心债务人异议权滥用，一般不使用支付令

《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虽然该条款增加了对债务人异议的审查，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异议审查标准，只要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提出异议，也不需要提交任何证据，就可能导致督促程序终止。

一旦督促程序终结，债权人于此前付出的成本，包括时间、人力和费用在内瞬间归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支付令申请费用还要债权人承担。因此，在债务纠纷中，债权人不愿意使用督促程序。

（2）支付令申请条件苛刻，债权人申请动力不强

《民事诉讼法》第429条规定：“债权人申请支付令，首先必须是已到期且金额确定的金钱、汇票等有价证券；其次，债权人没有对等的给付义务；再次，债务人在我国境内且未下落不明，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最后，债权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在实践中，很多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隐匿行踪，这导致支付令送达较难。最关键的是债权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就会出现15日的空档期，债务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导致支付令最终执行困难。

（3）督促程序不在法院考核范围，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

督促程序自制度设立以来一直未被纳入法院系统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督促程序适用率长期游离于法院绩效考核工作之外，其结果必然是督促程序适用问题难以进入法院重点工作的视野，更难以成为法院重点推进的工作事项。

此外，督促程序收费低，且法院在督促程序阶段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收益容易因为债务人异议而归零。因此，法院法官对于督促程序比较排斥，积极性也不高。

(3)民事诉讼法解释429条扩展阅读：

支付令的优点使得该程序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运行良好，德国督促程序利用率甚至超过80%。与此同时，支付令在我国使用却不尽人意。

中国法律年鉴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数逐年增加，从1993年的209万件增至2007年472万件。但是，支付令十五年间结案数却并未同步增加，甚至近些年开始下降。支付令2003年之前结案数在15.1～18.2万之间波动，之后结案数逐年递减，2007年已降至8.8万件。支付令在我国利用率最高值为1993年的7.5%，2008年的适用率仅为1.1%。

❹ 支付令申请的条件

申请支付令，实质复上适用制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符合下列条件的，法院应予受理：请求给付金钱或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的。

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的；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的；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法院将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债权人提出申请后，法院应当在5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

(4)民事诉讼法解释429条扩展阅读

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债务人收到支付令之日起15日内，应清偿债务，或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起诉。债务人在15日内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

❺ 向债务人通过书面方式催要,让对方签字的法律文书名称

支付令。民诉法第十七章 督促程序，第214条-217条
(《民诉法》第214条，《民诉司法回解释》第429条)
答1.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
2.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3.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
4.债务人在我国境内且未下落不明;
5.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
6.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该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指债务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如果是受理的条件，此条件为：收到申请书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7.债权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五日内通知债权人不予受理。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支付令案件，不受债权金额的限制。
【注意】支付令的效力(《民诉法》第217条)
督促效力、强制执行效力。

❻ 简答题：宣告死亡制度的构成要件

内容提要: 我国民法典应沿用宣告死亡的概念和制度。因危难事件下落不明的期间与一般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期间应分别规定。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宣告死亡，军人和平民要区别对待。死亡宣告申请权不应有顺序之分，可赋予检察机关申请和撤销死亡宣告权。原则上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时间为法定下落不明期间届满之日。宣告死亡判决确定的死亡日期与真实死亡日期不一致为撤销死亡宣告事由，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被宣告死亡人失踪前以住所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实质要件：自然人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间
(一)下落不明期间根据引起下落不明的原因不同分为普通期间和特殊期间
1.普通期间。我国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落不明满4年，利害关系人可申请宣告其死亡。德国法律将普通期间规定为10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普通期间为推定失踪判决作出后经过10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为10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为5年，日本法律和我国台湾地区均规定为7年。[1]相比之下我国的期间规定较短，亦有学者认为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期间加以延长。笔者认为，现今社会人们活动领域扩大，通信手段日新月异，信息的沟通交流日益迅捷；况且社会经济流转速度加快，以个体为中心的权利义务变动频率亦日趋加速，所以规定较长期间已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不仅起不到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只能使以自然人为中心的法律关系长期僵化。我国的期间长短规定较为合理，无变动必要。
宣告死亡的下落不明期间是否因失踪人的年龄而各国和地区区别对待?德国法律规定已满80岁者下落不明5年即可宣告死亡而不拘泥于10年界限。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一般原因失踪下落不明期间为7年，而80岁以上年迈者失踪则为3年。此种区别对待看似符合客观规律，人终有生命极限，而年长者相对接近，在同样失踪情况下年长者较年轻者生存希望更为渺茫，在长期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为年长者规定较短的期间，有利于及时结束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稳定状态。然而宣告死亡制度并非是事实判断，而是法律拟制。在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同时，也要考虑失踪人的利益，期间长短则关系失踪人的利益保护，赋予年长者较短期间，年轻者较长期间，将两者置于不平等地位，似乎后者应着重保护，前者次要保护。申言之，如果以失踪人的自然状态不同来区分期间长短，那么患有严重疾病、视觉、听觉存在严重障碍的失踪人是否也规定较短的期间呢?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不因失踪人的自然状态不同而区别对待，而是同等保护较为合理，值得推崇。
2.特殊期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失踪人死亡的可能性与一般情况下失踪相比较大，故法律规定相对较短的特殊期间。我国法律规定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期间为2年，德国、日本法律规定为1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为2年，俄罗斯民法典规定为6个月。然而意外事故当中的一些危难事件，如海难、空难、矿井瓦斯爆炸、雪崩等情况，在此类意外事故中失踪，失踪人生还的机会极其微小，经过长时间有组织搜救未果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拘泥于意外事故的期间呢?德国法律采取单独列举的方式，规定空难为3个月，海难为6个月。意大利和日本则没有区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的，不受民法有关宣告死亡之特别期间的限制。”此规定被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编订的《民法典总则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以下简称《建议稿》)借鉴，《建议稿》第43条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从其最后离开住所或者居所而下落不明的次日开始计算。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从战争结束之日开始计算。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计算”。第44条规定；“自然人在危险事故中下落不明时，经有关机关根据现实情况确认其绝无生存可能，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不受本法42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期间的限制。”[2]此类规定有利于迅速结束权利义务的不确定状态，有疑问的是“绝无生存可能”是否还属于宣告死亡的范畴。宣告死亡制度是出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目的，运用高度盖然性原理，将持续一定期间的生死不明状态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定，实为法律拟制，而非事实上确定，以满足现时需要。而“绝无生存可能”已经不是盖然性而是确定性的表述，另赋予“有关机关根据现实情况确认”“绝无生存可能”的事实，会制约宣告死亡制度功能的发挥。例如确认的作出要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关机关”在不同危难事件中又表现为不同的机构，如何认定机构的公信力、权威性等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实际事故的调查、搜救，责任的认定时间亦不会短，未必能起到及时了结权利义务关系的效果。反而，时间的经过具有客观性、确定性，不会受失踪事实以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笔者认为在上述危险事件中下落不明，虽然失踪人生存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只是高度盖然性，而非确定性，尽量减少不确定因素对于宣告死亡制度运做的干扰，在制度设计上可以仿效德国的作法缩短危险事件的下落不明期间，从而实现失踪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平衡。
(二)下落不明期间起算点的确定
期间长短固定、期间计算起点的确定则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宣告死亡制度功能的实现。普通期间的计算各国通常规定为知道失踪人最后信息之日计算。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自获得最后消息之日起经过10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某人停止在其住所或居所出现，且他人无其音信，被法院判决确认推定失踪，自推定失踪的判决做出10年或虽无法院判决确认失踪，但当事人停止在其住所地或居所地出现，无信息20年以上者。德国法律规定从有最后信息起算[3]。我国《民法通则》无起算点的规定，《意见》第28条规定：“一般情况下落不明，从公民音信消失之次日起算。”探悉立法者本意，似从最后音信的次日起算，然表述上不清晰，何为“公民音信消失之次日”?况且下落不明期间失踪人一直处于音信消失状态，究竟从哪一天起算呢?《建议稿》第43条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时间，从其最后离开住所或者居所而下落不明的次日开始计算”。该条规定的目的在于解决期间计算起点问题，而“下落不明的时间从下落不明的次日起算”表述不清楚，下落不明是事实状态而不是确定的日期，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犯了相同的表述错误，实践中无法掌握。另下落不明关键是被宣告人音信的有无，下落是否确定，而与是否“最后离开住所或者居所”无关，实践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被宣告人未离开住所地而符合宣告失踪条件的，因此时间的起算点不应与住所或者居所相联系。综上，笔者认为应直接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期间从最后音信的次日起算，这样清晰、明确，易于操作。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计算。我国法律规定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从战争结束之日起算，“然在战争失踪，如战争延长，则于战争继续中不得为死亡宣告，事实颇为不便。”[4]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但战争、地区冲突有时在所难免，战争的长短通常难以确定(例阿富汗战争持续20余年，伊拉克战争已经5年)，若自然人在战争中某一刻下落不明，直到战争结束时才能计算，则权利义务的不确定状态在失踪人最后消息到战争结束和战争结束后4年内长期持续，甚至可能由于战争的长期进行，而宣告死亡制度无法启动，对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利益保护不利。《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参加战争的军人、辅助人员和在部队中服役而在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自和平条约生效之日起经过2年，未缔结和平条约的情况下，自停止敌对状态之日起经过3年可以宣告死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也对于军人给予类似特殊规定。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借鉴意义，为鼓励军人参加保卫祖国战争，稳定军心，在宣告死亡制度下落不明期间起算点的设计上对参战的军人应给以特殊保护。因此参战军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期间的起算点应为战争结束日。除此以外的自然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期间的起算点以最后音信的次日为妥。二、形式要件
(一)利害关系人申请
1.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如《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受遗赠人、受赠人以及所有由于失踪人的死亡能够取得某种权利的人，遗嘱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或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可以申请宣告死亡。我国《民法通则》无利害关系人范围的规定，《意见》第24条规定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和顺序：(1)配偶(2)父母、子女(3)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4)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2.概括式。《法国民法典》规定任何有利害关系人和检察院可请求法院宣告失踪。《日本民法典》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失踪宣告。
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权行使是否有顺序限制，《建议稿》第45条规定：“宣告死亡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申请宣告人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其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申请宣告死亡不受前款所列人员的顺序的限制”。有疑问的是，利害关系人前加上“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定词，从反面推之，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上述人员则无申请宣告死亡的权利，只能任由权利义务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立法理由中未见详细说明。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通过代理人进行申请，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仅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不表示对不同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权利进行区别对待，此项限定应取消为妥。
检察机关能否申请宣告死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申请宣告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死亡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介入，对其如何处理，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有些国家、地区法律确立检察机关申请宣告死亡的权利，如意大利、法国、我国台湾地区。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为宣告死亡的申请人依职权干涉民事活动，须有充足理由谨慎为之，至少应满足两项条件： (1)仅赋予利害关系人申请权，不足以保护所有的利益主体。申言之，只有通过赋予检察机关申请权才能弥补利益保护“真空”。(2)应严格限定检察机关行使申请权的条件。现实生活中有时自然人长期下落不明，没有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因各种原因不申请宣告死亡，致使权利义务不确定状态长期存在，从而国家利益有遭受损害的危险。如失踪人下落不明，其曾立有遗嘱将全部财产遗赠给国家，而此时没有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申请宣告死亡，这时如不赋予检察机关申请权，显然不利于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当然自然人长期下落不明，使国家以外的利害关系人处于一种不利益状态，利害关系人享有是否申请宣告死亡的自由，而不能由他人或检察机关“越俎代庖”。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损害为国家介入的唯一理由。失踪人无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提出死亡宣告，而不申请会造成国家、集体利益损害的，由人民检察院申请。”[5]较为合理，只有在国家利益遭受损害时，才能赋予检察机关以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申请宣告死亡，以保护国家利益。《建议稿》第46条“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无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提出死亡申请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死亡宣告申请”，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第429条规定“如某人消失且音信全无满两年，任何利害关系人或检察院都可向法院宣告其失踪”。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对于检察院的申请权显然赋予过宽，会导致对利害关系人意思自治的严重干涉，致使非国家利益以外私人权利义务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而发生变动，与民法私法之本质不合，实无必要。
(二)由人民法院判决宣告
宣告死亡制度的适用将导致以被宣告人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消灭，对被宣告人的利害重大，故不能由自然人或其它机关随意为之，为确保其严肃性、稳定性，只能由法院依法审查并以判决宣告。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判决中对于死亡日期的确定，《民法通则》无明确规定，《意见》第36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学者们对此规定看法不一，支持者在比较几个时间点优劣后，认为“死亡宣告称‘宣告’，当然应以判决宣告日最具优势，司法解释之规定可资赞同”[6]反对者认为“它使得对于被宣告人死亡的时间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来决定，极不严肃。它将被宣告人死亡时间统一规定为某一时间，忽视了被宣告死亡人下落不明的不同情况，以及有关该人在生理死亡时间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异。建议被宣告死亡人其下落不明满4年之日为其死亡日期，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战争结束之日为死亡日期，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意外事故消失之日为其死亡日期。”[7]笔者认为，死亡日期的确定直接影响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如被继承人的范围大小，遗产的多少等。对死亡日期的确定要慎重衡量，应确定一客观事实发生时间为死亡时间，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日期确定的影响。通常下列时间点对于宣告死亡制度有重要意义：(1)最后音信之日(2)下落不明期间届满日(3)申请宣告死亡日(4)人民法院发布寻找失踪人公告日(5)公告期届满日(6)人民法院宣告判决日(7)判决生效之日。其中(3)、(4)、(5)、(6)、(7)易受利害关系人或法官左右，被宣告人何时死亡掌握在他人手中，作为死亡日期不严肃，不可采用。应在(1)、(2)中选择。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采用(1)，而意大利采用(2)。失踪人丧失音信，长期下落不明，其可能死亡亦可能没有死亡，如死亡其可能在无音信之日后的任一时间死亡，无法准确判断。“客观上，失踪人已经死亡的推定是随着时间的持续进行而逐步形成的，实际生活中，有当事人对于失踪人‘已经死亡’的认识，只能形成并强化于失踪事实的长期延续而非失踪事实之发生。”[8]因此确定期间届满之日为死亡日期，既符合人们的心理习惯，又顾及对被宣告人利益保护，客观上又避免人为因素左右，较合理。
同理，因意外事故、战争等原因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时间均应为上述相应期间届满之日。当然，因为是推定，如有反证能够推翻此推定时间，应以反证时间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