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59tiao

『壹』 请教刑法、刑罚相关问题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以某种刑罚方法是只能单独适用还是既可以单独适用还是附加适用为标准，刑罚方法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类。
一、主刑
主刑，又称基本刑，是指对犯罪分子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主刑的特点是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适用。对一个罪只能适用一个主刑，不能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刑。主刑可分为五种，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⒈管制
管制是指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改造，但限制其一定自由，在公安机关管束和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主刑中量刑最轻的一种。管制是我国的独创，其主要特点在于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犯罪人在社会上处于相对的自由状态，但是限制其一定的活动范围。
管制的刑期。根据《刑法》第38条和第69条的规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3年。又根据《刑法》第41条的规定，管制的期限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2日，剩余日期为实际执行管制的日期。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
管制的执行。根据《刑法》第39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⑴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⑵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⑶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⑷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⑸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
根据《刑法》第38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根据《刑法》第40条的规定，管制执行期满，执行机关应当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群众宣布解除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还应当同时宣布恢复政治权利。
⒉拘役
拘役是指短期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拘役属于短期自由刑，在我国主刑中，介于管制与有期徒刑之间。其特点在于虽然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但相对于有期徒刑来说刑期很短。这既是惩罚犯罪的需要，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
拘役的刑期。根据《刑法》第42条和第69条的规定，拘役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根据《刑法》第44条的规定，拘役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宣判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享受一定的待遇。根据《刑法》第43条的规定，在刑期执行期间，刑法还规定准许其每月回家与亲人团聚1至2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
拘役的执行。根据《刑法》第43条第1款的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所谓就近执行，是指由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县、市或市辖区的公安机关设置的拘役所执行；尚未建立拘役所的，放在就近的监狱执行；远离监狱的公安机关，可以放在看守所执行。
拘役与刑事拘留、行政拘留虽然都是短期剥夺自由的强制方法，但它们之间有明显区别：⑴性质不同。拘役是刑罚方法；刑事拘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行政拘留属于治安行政措施。⑵适用对象不同。拘役适用于犯罪分子；刑事拘留适用于具有法律规定的 7 种情形之一，即罪该逮捕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行政拘留适用于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分子。⑶适用机关不同。拘役由人民法院适用；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由公安机关适用。⑷法律依据不同。拘役是根据《刑法》适用；刑事拘留根据《刑事诉讼法》适用；行政拘留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
⒊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并强制其进行劳动并接受教育的刑罚方法。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有期徒刑是适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刑罚。
有期徒刑的刑期。根据《刑法》第45条和50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高不得超过20年。根据《刑法》第47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其羁押1日可折抵刑期1日。
有期徒刑的执行。根据《刑法》第46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或者其他场所执行。监狱是成年犯的执行场所；所谓其他执行场所，是指未成年犯管教所，即被判处有期徒刑送交执行时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犯的专门执行场所。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押送监狱执行刑罚，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有期徒刑与拘役虽然都属于剥夺自由刑，但二者存在以下区别：⑴执行场所不同。有期徒刑主要在监狱或其他执行场所执行；拘役是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⑵执行机关不同。有期徒刑的执行机关是监狱管理机关；拘役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⑶刑期不同。有期徒刑的刑期长、起点高、幅度大；拘役的刑期短、起点低、幅度小。⑷待遇不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凡有劳动能力的强制其参加劳动，不享受每月可以回家的待遇。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参加劳动的，还可以酌量发给报酬。⑸法律后果不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 5 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构成累犯，从重处罚；对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则不存在构成累犯的问题。
⒋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的终身自由，强制其参加劳动并接受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它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严厉的刑罚方法。对于罪行严重、需要与社会永久隔离、但又不必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适用无期徒刑，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又能更好地贯彻少杀政策，缩小死刑的适用面。
由于无期徒刑无刑期可言，因此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时间不存在折抵刑期的问题。根据《刑法》第57条的规定，对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而且也不存在刑期折抵问题。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它与有期徒刑相比，有重大区别：⑴期限不同。无期徒刑是剥夺终身自由；有期徒刑则是剥夺一定期限的自由。⑵严厉程度不同。无期徒刑是介于有期徒刑和死刑之间的刑罚方法，它重于有期徒刑而轻于死刑；有期徒刑是介于拘役和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罚方法，它重于拘役而轻于无期徒刑。⑶适用对象不同。无期徒刑只适用于罪行严重的罪犯；有期徒刑既适用于罪行较重的罪犯，也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罪犯。⑷适用时其他规定不同。对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而且不存在刑期折抵问题；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一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日期可以折抵刑期。
⒌死刑
死刑又称生命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因为它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所以又称极刑。
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限制表现在以下规定：
一适用条件的限制规定。《刑法》第48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和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的统一。缺少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适用死刑。其中，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前提，而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关键。犯罪的性质是否极其严重，应该根据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法定刑来确定。凡是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规定了死刑的犯罪，均属于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犯罪的情节是否极其严重，应从犯罪的手段、犯罪的后果、犯罪的动机等方面予以判断。犯罪的手段极其残忍，犯罪的后果极其严重，犯罪的动机极其卑鄙的，应认定为犯罪情节极其严重。
二适用对象的限制规定。《刑法》第49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犯罪的时候是否已满18周岁，是决定能否适用死刑的年龄界限。“犯罪的时候”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时候；如果行为出现持续或连续状态，则指行为结束的时候。
所谓不适用死刑，是指不能判处死刑，而不是暂不执行死刑，待年满18周岁以后再执行；不能判处死刑包括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三适用程序的限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20条的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刑法》第 48 条第 2 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四执行制度的限制规定。《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这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简称死缓制度。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的独创。死缓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它既保证了对罪行极为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威慑，又大大减少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
二附加刑
附加刑，也称从刑。是指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附加刑的特点是既可以附加刑适用，又能独立适用，附加适用时，可以同时适用两个以上附加刑。附加刑可分为三种：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另外，《刑法》第 35 条规定：“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这一规定表明，驱逐出境也是一种附加刑。
⒈罚金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罚金的适用对象。罚金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同时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如妨害公务罪、盗伐林木罪等。对于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予以一定数额金钱的剥夺，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和教育的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因此，刑法分则规定的罚金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罚金的执行机关。罚金由人民法院执行。
罚金属于刑罚方法中的财产刑。它不同与行政罚款。二者区别在于：⑴性质不同。罚金是刑罚方法；罚款是行政处罚。⑵适用对象不同。罚金适用于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和犯罪
的单位；罚款适用于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分子和违法的单位。⑶适用机关不同。罚金只能由法院依照刑法的规定适用；而罚款则由公安机关和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规的规定适用。
⒉剥夺政治权利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方法。
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根据《刑法》第54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⑵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⑶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⑷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根据《刑法》第55条、57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有以下四种情况：⑴独立适用，或者当主刑为拘役、有期徒刑时，其刑期为1年以上5年以下。⑵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⑶对于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⑷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减为 3年以上10年以下。
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由公安机关执行。根据《刑法》第58条第2款的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刑法》第 54 条规定的各项权利。
⒊没收财产
没收财产是指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
没收财产的范围。根据《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的范围仅限于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时，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在判处没收财产时，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应有的财产。
没收财产的执行。没收财产一般由人民法院执行，必要时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
没收财产与罚金的相同之处较多，虽然同属于财产刑，但也存在以下区别：⑴在内容上，罚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数额的金钱；而没收财产是剥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既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其他财物。⑵在适用对象上，罚金适用于情节较轻的贪利型犯罪，如偷税、假冒商标等；而没收财产适用于严重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罪及其他严重贪利犯罪。⑶在执行上，罚金可以分几次缴纳，还可以在犯罪人遭遇灾祸，缴纳有困难时酌情减免；而没收财产只能一次性没收，不存在分期执行或减免的问题。
⒋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是指强迫犯罪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国（边）境的刑罚方法。根据《刑法》第35条的规定，驱逐出境只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和无国籍的人。因此它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故而刑法没有将其列在一般附加刑的种类之中，而是作了专条规定。实际上，驱逐出境是一种附加刑，是一种特殊的附加刑。
刑法中的驱逐出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30条规定的驱逐出境，虽然都是对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处罚，但二者有原则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⑴处罚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一种刑事处罚，适用于在我国境内犯罪的外国人。后者是一种行政处罚，适用于违反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并且情节严重的外国人。
⑵适用的机关和程序不同。作为刑罚方法的驱逐出境，由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判决。作为行政处罚的驱逐出境，由地方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的程序报告公安部，由公安部作出决定。
⑶执行的时间不同。法院判决的驱逐出境，独立适用时，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执行；附加适用时，从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执行。公安机关处理的驱逐出境，在公安部作出决定后立即执行。

『贰』 刑事诉讼法59条怎么理解的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是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规定。如果检察院要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不能证明的，检察院可以提请法院通知侦查人员等出庭说明情况。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叁』 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六十五条内容是什"

第三百六十五条 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内名称、金额、数量、存容放地点及其处理方式等。涉案财物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附清单。

涉案财物未随案移送的，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并写明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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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警察法规定在例行检查的时候可以随便搜身吗

是可以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警察是可以当场盘问、检查被盘问人的证件、人身和随身携带的物品的。被盘问人应当配合，无正当理由不配合的，警察可以强制盘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

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

(4)刑事诉讼法59tiao扩展阅读：

警察抓错人需要负的责任：

应当道歉，并且进行经济赔偿。否则就向公安局警务督察处反映。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有下列违法行政职权行为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在调查的这段时间内他肯定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也是国家赔偿的主要原因。

1、仅采取拘留或者逮捕等已采取强制措施系违法措施才赔偿；

2、如当事人故意隐瞒案情，或故意谎报案情的不属违法；

3、赔偿按照当地日工资X天数。

警察抓人流程

抓人，或逮捕，逮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对于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才可实施逮捕，并且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逮捕的决定权或批准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逮捕犯罪嫌疑人，一律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在接到执行逮捕的通知后，必须立即执行，并将执行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在执行逮捕时，必须出示逮捕证，被逮捕人签名或按手印。

『伍』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这句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如果没有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法院批准，公安机关不能逮捕任何公民，如果人民检察院和法院批准了，那么只有公安机关才可以执行逮捕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下：

1、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2、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3、第八十条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5)刑事诉讼法59tiao扩展阅读

1、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2、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3、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4、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陆』 刑事诉讼法论程序正义

【摘要】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什么样的程序是正义的？必须考虑设立程序的目的，设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程序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说程序是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当事人权利来源于何处？最终来源于设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义的，程序正义的标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标准。
【关键词】程序 正义 人性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正义”一词通常有二方面的意义，其一，指按法定程序办事过程所体现的正义。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如果按本条做了，至少在审判侦查、起诉和审判的组成人员方面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种标准的程序所体现的正义。如上例，如果诉讼法没有规定司法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时应当自行回避，就不是正义的程序，因为它忽视了人的趋利性。符合什么标准的程序是正义的？即程序正义的标准是什么？
程序正义的标准依其内容可分为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前者如立法的简明扼要、逻辑的缜密、期限设计的恰当等，后者如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允许当事人申辩等。技术标准以立法经验和客观存在为依据，价值标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为依据。本文着重讨论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
从逻辑推论，对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应该与程序立法的历史同步，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程序正义价值标准研究起于何时。但是，自觉的系统的研究仅仅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我国则是上世纪末。1977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奇尔曼在《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形式与协作目标》中，阐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尊严价值、参与价值、威慑价值和实现价值。 1981年耶鲁大学教授马修发表《行政性正当法律程序：对尊严理论的探讨》，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尊严价值理论。 陈瑞华评论说：“马修尊严理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强调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从而具有人的尊严。就是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实现的目标，也是一项法律程序公正与否的尺度。” 与马修同时代的康乃尔大学的萨默斯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类似的观点。陈瑞华认为，程序正义有六个要素：参与、中立、对等、司法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 以上中外学者对程序正义的研究有历史性贡献主要有：第一，确立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命题，程序不再是实体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义品性基础上，意识到衡量程序正义的标准问题。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义标准：尊严、平等、参与、隐私、可预测、透明、中立、理性、及时和终结等等，提出了设计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深化了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把程序正义标准与程序关系主体即人的尊严联系起来，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显的：第一，尊严、中立等价值标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义内涵，例如，程序设计是否应该考虑程序主体的生存、亲情、自由和发展？第二，尊严、平等、参与、隐私等价值标准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那么统一于什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它们统一到程序正义的旗帜下。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应该是对立统一的，不能为了强调程序正义而割裂程序和实体二者的联系。本文从人性的角度，试图系统论证程序正义的人性价值标准及其理论基础。
二、人性的基本内涵
人性是什么？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需求倾向。
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种本能，过了幼年阶段，人的生存欲望就超越了本能，总是带着一项或多项“任务”生活着。人因珍爱自己的生命而珍爱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须让别人能生存。人类一开始就是群体的生活方式，原始社会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人赶出部落。今天的个人似乎越来越独立了，其实不然，人们的相互联系和依靠越来越重要了。
尊严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严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没有尊严，特别是没有内心的尊严，就不成为人。人的尊严，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一个人的权力、金钱、寿命、相貌等无关。尊严像空气一样，不引人注意，却非常重要。
亲情是人对其关系密切的人的眷恋和关爱，有父母子女亲情、夫妻亲情、朋友亲情、种族亲情等等。父母子女亲情以血缘为基础，是亲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亲情俗称爱情，以性为基础，但不止于性，包含着互相尊重、互相依恋、彼此关怀的道德情感。
名誉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周恩来曾称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亚当·斯密称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誉上不应有的损失。人们曾询问托尔斯泰创作的动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对于荣誉的渴望。所以，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说：“最高的名望和荣誉是大多数曾给历史带来转折点的人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在亚历山大、凯撒、弗里德里希、拿破仑那里就是这样。而且，假如在人的记忆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的精神和艺术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名誉，因为名誉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有一致性。小孩从懂事开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称赞，这种希望一直伴随着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从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宁死”，康德则认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权利。卢梭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去做人，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 中国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论自由》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当的对应词，他非常焦虑，推开窗户，低吟柳宗元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灵感。
发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永不满足。在一种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仅仅会有一段短时间的“高峰体验”，人还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永远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后目标是人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种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人性的内容呈现无限多样性，以上探讨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是基本人性，那么，人性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如认识、学习、创新、自觉、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现，只不过与前列相比，具有继发性特征，后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绝对地存在，不以财产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职业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气候、种族肤色为根据，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实证分析
以刑事诉讼法中的逮捕为例。为什么设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设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会危害性发生。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对侦查活动的干扰，继续犯罪或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碍取证，是为了规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规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誉和自由等权利受到贬损和限制。詹姆斯·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与人性》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 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趋的主要之“利”，“犯罪后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几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于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倾向而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和发展，会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抑制被强制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意识和行为。
为了防止人性的恶而设立逮捕制度的，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时也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因为可能会出现权利之恶。并且工作人员最终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征，“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权力没有界限，就会导致权力腐败。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恣意枉为，保护被强制人的正当权利，刑事诉讼法就逮捕制度还设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说第61条是针对被强制人的话，那么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条都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条款。
因此，可以说，逮捕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对司法人员来说，都是基于基本的人性，具体指人的生存需求、尊严需求、亲情需求、自由需求和发展需求。
四、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理论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体是人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幼稚，因为从法理学来说，这是一个常识，但现实生活表明，这个常识常常被误解了。我们眼中往往只有国家、政党、社会、阶级、集体和抽象的人，而忘记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经济组织，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体。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并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一切社会主体都是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但阶级不是法治的主体。
然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人？一是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作用，二是现行法律的国家本位主义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某些异化。法眼无人，法律的统治蜕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动中，仅仅看到法律规范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静止的规则，而看不到其与法律目的、价值、法整体之间的联系，看不到法之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体，将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变成毫无人性的机械运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人法分割，只虑事、不思人，使法律规范远离人性，更不能随时代之进步而在法律中给人更多的关怀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订的
立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神，不是国家，也不是统治阶级。谁在立法？神的启示这个最古老观点已经不值一驳。法律是不是国家制订的？从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国家制订的，由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机关承担立法的任务，如我国人大行使立法权。但是，应该看到，立法机关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人，立法机关还有什么？法律是不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肯定是的，但阶级是由人组成的。基于同样的思路，执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行政机关；司法和诉讼的最终主体是人，不是司法机关；守法的主体最终也是人。
人的本质决定了法的本质，人的命运也决定着法的命运。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词，则法的本质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为规范的总和”。法的本质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强调法的根本属性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同的社会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继承和借鉴的可能?其继承和借鉴的东西是什么?很难自圆其说。
（三）程序法的内容是人的权利和义务
“社会法律生活表明,权利和权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见、最基本的法现象,法学应当以权利和权力为最基本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从而形成新的范畴结构和新的法现象解释体系。” 如果我们承认程序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人，那么程序法律的内容就是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刑事诉讼为例，有三类“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机关，这三类主体最终都是自然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就是这三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和。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终都是自然人，因此诉讼权利义务都归根到底是人的权利义务。司法人员代表司法机关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似乎与司法人员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无关，实则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条等具体规定了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整个诉讼程序的法理结构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制约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利，“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就体现在对裁判者权力的制约以及对被裁判者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权利义务的内存依据
基本人性凝结成人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产生生存权，人的生命不可剥夺，困境中的生命应该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权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义务。尊严需要形成人格权，人在任何情况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权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义务。亲情需要产生亲权。亲情是精神的归宿，亲缘是亲情的载体。亲缘关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别是其中的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替代、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拥有，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有保护亲缘的义务，每个人都有享受亲缘的权利。名誉需要产生名誉权，人有捍卫名誉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誉的义务。自由需要产生自由权，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产生发展权，自己要发展，他人也要发展；穷人要发展，富人也要发展；“好人”要发展，罪犯也要发展。
依照人性构建的程序权利义务，应该能够成为程序关系主体的自觉意志和行为，为什么还需要法律去规定，特别是还需要刑法的强制保障？有二类原因。第一，人能够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但资本、市场等物质力量的异化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杀了。在某些时候，大众之恶也可能伤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恶的一面。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柏拉图用吉格斯指环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孟德斯鸠、 麦迪逊、 杰弗逊 都论证过权力拥有者“潜恶”的存在，因此对权力所有者与权力的谨慎与防范成为一种现实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决定了这种“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靠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与法律。
既然人性恶有其固有的属性，那么又为什么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质力量。人们追求健康的体魄、社会的尊重、真挚的亲情、行为的自由和发展的机会，都是一种与社会进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种“善”的力量。其二，社会力量。在社会力量面前，个人有力量总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视社会力量，服从社会支配。
人按人性行为，法治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以人性善为实施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法的产生，是人性导致人类行为有善有恶的必然结果，有善有恶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础。人的恶性与人的恶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对象，才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人的善性与人的善行，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现。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扬善抑恶。如果真正做到了扬善抑恶，程序正义也就实现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义的根本价值标准
传统的立法价值原则，通说认为主要有四项，《立法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为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 严格地说，前两项原则仅仅是技术原则，后两项既是技术原则，更是价值原则。
但是，笔者认为，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不能准确地概括立法的价值。苏格拉底是民主的牺牲品， 苏格拉底的悲剧会重演吗？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证明；将来还会重演吗？可能，因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刚“出土”的时候，只有少数关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开始只在少数人手里，但认可真理的权力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此时，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实质是多数原则，不是全民原则，可能出现多数人之恶。其三，民主毕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与人与生俱来的，不能说明人的价值。因此民主作为立法的原则值得反思。
科学原则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内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学是历史阶段的科学，因为我们掌握的是相对真理，被标签为科学的东西不一定是科学技术或者不完全科学。退一步说，尽管是按科学规律立法，但是科学与人性的异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尽管科学无所不能，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与美。爱因斯坦曾告诫那些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鉴于以上分析，真正能体现立法的价值目标的是人性原则。因为人性是确定的、具体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 “法律程序的设计者、指挥者时刻不能忘记面对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体。” 威廉·布伦南法官曾说过:“我一直认为法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捍卫每个人秉于人的自我价值而怀有的正当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违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义的程序。应该肯定，我国的程序设计基本是正义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诉讼法第48条。妻子知道丈夫确实犯了罪，那她作证还是不作证？作证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法律的价值之一是维护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如团结、安全、秩序、亲情、友爱等。多元价值主体之间肯定会有冲突，那么就必然产生价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为了社会安全牺牲亲情，也不能为了亲情牺牲社会安全，因为两者都是社会存在的条件，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的必需条件。在一个夫妻无爱、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环境里，人性将被扭曲，活力将被扼杀。法律应该实现，但强迫亲属作证的法律一般不能实现，不能法律实现的法律不如不制订。法律是解决矛盾的而不是制造矛盾的，第48条就是制造矛盾。朱苏力教授曾说：“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贯彻。其实，真正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是那些与通行习惯和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 这里的通行习惯和惯例，我想应该是关注人性的。“法律不强人所难”，是一条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应该是社会肯定的，法律否定的，应该是社会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罗尔斯说：“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能够去做或能够避免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 为什么？因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与社会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法学家的作用在于研究和确定社会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法律式表达。因此，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法学家并不制造法律，而是发现法律。法学家发现的法律应该是一般人都希望的并且能够做到的。亲属作证义务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对的，是强人所难。

『柒』 逮捕 拘留 羁押 分别是什么意思

逮捕、拘留、羁押是三种行政或刑事控制手段，其区别如下：

羁押：在我国，羁押基本上是一种逮捕、拘留决定以后的，依附于拘留、逮捕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羁押的场所包括：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留置室。留置室不是专门的羁押场所，它可以是派出所的一个屋子，也可以是刑警队的一个屋子，是随意的一个屋子，也就是侦查、盘问阶段完全由侦查人员自行来控制。

逮捕：逮捕是检察院、法院批准或决定，公安机关执行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它不仅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而且逮捕后除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和符合变更强制措施条件的以外，对被逮捕人的羁押期间一般要到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为止。正确、及时地使用逮捕措施，可以发挥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串供、毁灭或者伪造证据、自杀、逃跑或继续犯罪，有助于全面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证实犯罪，保证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

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刑事拘留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现行犯是指正在实施犯罪的人，重大嫌疑分子是指有证据证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

『捌』 刑诉法59条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回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答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五十九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