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上的反射利益行政裁定书

① 公立是否都涉及行政（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

都涉及。
行政法意义上研究的行政，是指公共行政中的国家行政，即作为国家机关的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执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活动。
公立，体现的就是国家行政公权力，包括资金来源或人事安排等各方面。

② 行政法中有哪些条款提到"公共利益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概念,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具体到土地行政征收上,以公共利益为本的行政法不仅是“公共利益”保护的最佳路径选择同时也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本文指出对行政法保护“公共利益”的制度设计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利益 行政征收 行政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063-02
一、公共利益的现状
“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人类文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排除“公共利益”的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指出:“一切运营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强者的利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后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修宪让人欢欣雀跃,“公民的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保护“公共利益”等字眼白纸黑字的写进根本大法实是难能可贵,遗憾的是《土地管理法》等下位法没有跟上,造成“公共利益”的悬空,实践中土地行政征收矛盾丛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我国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等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但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在我看来,应该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的界定(有总比没有的好)。当然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穷尽其宽泛的外延。但是在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后,在实践中完全可以由权威机关进行合法性的解释。法律原本就具有滞后性,为什么在“公共利益”这里就不具有了普遍性呢?
二、“公共利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一)用宪法来具体实施公共利益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看出,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规范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运行的基本原则,一切国家机关、政治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要用宪法来具体保护“公共利益”显然行不通,当然不排除宪法的权威解释。
(二)公共利益的保护也不能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重要的划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民法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私法的范畴,由一部私法范畴的法律去规范一个典型的公法概念显然并不合适。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有关是否界定公共利益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用私法限制公权的天赐良机,也有人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类似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弹性条款的概念不宜在物权法中明细。在我们看来,在《物权法》制定中,既要考虑富人的“金马桶”又要保护穷人的“盛水瓮”对民事立法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考验,所以就根本没精力、也没必要在原本属于行政法等公法研究领域的“公共利益”上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
(三)选择“公共利益”的刑事法律保护也存在不足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以看出,在刑法对罪与刑的严密的思辨过程中,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已经成立。刑事法律再进行惩罚,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四)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护
公共利益是公法研究的核心和起点,是行政权力产生的缘由。“实际上,行政法的许多概念、规则、原则,都是从‘公共利益’这一总的要求出发从私法中借鉴出来的”叶必丰教授将行政法定义为:“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仅是行政法调整的对象而且是现代行政的目的,同时也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所涵盖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公共利益”主要的实施者而且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所以行政法的公共利益保护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三、“公共利益”行政法保护的制度设计——以土地征收为例
现阶段,全球的经济危机,粮食安全倍受各国的高度重视。如何保护耕地,规范行政征收行为,限制公权,如何在行政征收中体现公共利益等问题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确立为耕地保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保护耕地就是现阶段我国“公共利益”保护的重中之重。
(一)土地征收的立法行为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曾言:“公共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应该掌握在“公众”手里,因为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什么是自身的共同利益,也只有人民才应当是公共利益最权威的决定者;而由公众决定公益内容的最好形式,莫过于通过人民的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来制定法律,在我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公共利益”的内容宽泛,所以要在一部法律中穷尽之,显然不可能。有必要具体到个案中,这样更好把握。“立法者于规定公益内容之时(尤在有公益授权,授权行政机关来执行公益之需求时),应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语,而是将公益予以类别化、特别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规范之公益的内容,能使其在该法律条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内容、动机以及范围”。当我们的归纳受阻,我们可以选择演绎之法。与其苦思冥想的去定义一个言语不可能穷尽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毋宁敞开心扉,放眼社会实践,一事一议,由行政法律法规来落实宪法对“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从而达到准确的把握“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目的。拿土地的征收来说,如果把公共利益放在一个横轴为具体事项,纵轴为特定历史阶段。那么SARA中政府隔离措施无人非议,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征地行为所要指向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公共利益”的正确坐标都活生生的跃入我们的眼帘。“惟有立法者在理念上承继宪法理念,在立法技术上,强调“具体规范”原则,国家权力滥用公益之情况,将可望被遏阻。”
(二)行政征收行为的做出须体现程序正义
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由个人利益组成的某种派生性的复合利益,虽然与个人利益有着内在一致性,但其出现时所伴随的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与克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从世界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即使是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非常全面和完备的国家,也认为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利。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去积极地思考,如何让这种限制或者是克减恰到好处,进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利益;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也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在处理公共利益问题的全部过程中,在设置其他必经的行政程序外,应该重点引入行政听证程序,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公民财产权的有合理维护。听证程序适用领域非常广泛,是现代程序正当原则的核心内容,它的主要内容是公开透明程序、公众参与的程序以及说明理由程序。具体到土地征收,就是要做到:征收前听取被征收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在征收决策前邀请被征收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并提出申辩的理由,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有意义的博弈,从而实现双赢。
(三)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审查
“无救济则无权利”,所以法院对有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很有必要进行事后审查。现实的情况是,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时,公民的法律救济途径少,行政诉讼保障程序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是犹如水中月,镜中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没有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为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这就使公民在对行政征收、征用行为主体提起诉讼时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常常对此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一般是针对特定人和特定事项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不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应当归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行政征收、征用行为过程中出现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纠纷所产生的行政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也就顺理地成为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否则将会出现严重后果,即在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有违法行为时公民无法诉之法院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无疑这是与行政法调整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

③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1.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3.法律上保护的权益。

⑴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⑵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4.审理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复议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

【当事人信息】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广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黄戟，市长。

【诉讼记录】

再审申请人刘广明诉被申请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家港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苏05行初59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刘广明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苏行终14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广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白雅丽、汪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张家港市发改委）向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洲公司）作出张发改许备〔2015〕823号《关于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备案的通知》（以下简称823号通知）。该通知内容涉及项目名称、主要功能及建设内容、项目选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有效期等五个方面。刘广明于2016年1月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认为该通知将其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福利村悦丰片一、二组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纳入其中，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情形，遂向张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张家港市政府经审查认为，刘广明与823号通知不具有利害关系，遂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张行复第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于2016年3月22日送达刘广明。刘广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凭项目备案机关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书，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本案中，823号通知系对建设项目的备案行为，是职权机关就申请人申请备案的项目是否符合项目备案条件依法进行审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为产生实体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是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对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直接影响。金沙洲公司仅凭该通知是不能实施开发建设的，还必须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故刘广明与823号通知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因此，张家港市政府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

刘广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实与理由，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广明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家港市政府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823号通知具有行政审批效力。该通知是涉案地块进入征收程序的必备文件。唯有该通知通过，涉案项目才能启动其他程序。因此，823号通知并非只影响到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还直接对用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产生影响。823号通知将再审申请人的土地纳入项目选址范围，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823号通知的作出，导致再审申请人的土地因涉案项目需被征收的法律后果，且再审申请人作为相关地块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仍未获得合法补偿，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故再审申请人与823号通知有重大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理应受理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二审法院并未就案件情况向再审申请人进行任何询问即决定进行书面审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就本案而言，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等规定，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行为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是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以下统称项目审批行为）。考察上述一系列规定，并无任何条文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保护或者考量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益保障问题，相关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须考虑类似于刘广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具体到本案中，张家港市发改委作出823号通知即使涉及刘广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刘广明也不能仅以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以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其申请之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广明如认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的土地征收与补偿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

另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一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对于二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本案的主要争议是法律适用问题，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方式审理，系法院职权所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有关二审法院未经询问即书面审理违法的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

【文尾】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审 判 员 汪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辉妮

书 记 员 周 萍

④ 行政法中关于执行申请期限有哪些规定

1、 90天，《行诉法》司法解释 第九十条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版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90 日内可以申请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180天，《行诉法》司法解释 第八十八条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 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行诉法》司法解释 第八十三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第八十四条申请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生效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和行政赔偿调解书的期限为1年，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180日。

5、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中没有规定履行期限的，从该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⑤ 民法中的反射利益

字面看来就知道它是一种“利益”，这里不是双方的主动的。反射性利益，是一个与“法律上的利益”相对应的概念。此概念缘于“国外行政法学”传统理论。而这个词语用的比较多的都是相对于政府与自然人之间的，是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二元论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放在了对立的位置。所谓的反射性利益，指的是当法律完全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是以保护特定个人的利益为目的时，该法实施给私人带来的利益，即为反射性利益。反射性利益受到侵害，公民个人无权以此为由请求法律救济。举个虚构的例子：某省政府出台一规章，内容为：“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自某年某月某日始，省内所有公园均免收门票。”该规章一经出台，游园的公众（不特定多数的人群）都是受益者，因为大家均省下了门票钱。但是，该规章施行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管理的需要，政府又取消了该规章的实施，重新发布规章规定各大公园再次开始收门票。从免费游园到重新收费，必然会造成游客利益受损。——这部分受损的利益，既为“反射性利益”。按照传统行政法理论，公民反射性利益受损，单个个体不能提起法律救济。在通俗点就好象你通过正规渠道买了块地皮建了房子后，但国家对这一地皮路段要进行修建公共或者机场铁路什么的工程，而此时你那段地皮也已经涨价了，这个就是一方得利了，一方却没受损，有种被动升值的解释。

⑥ 怎么理解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

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指的是公行政，不包括其他组织实施的私行政。
行政内法上的行政是容法治行政，行政活动必须限制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行政法上的行政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
行政法上的行政主要是具体事件的处理。
行政法上的行政是针对将来的活动。
行政法上的行政是一种社会塑造活动。

⑦ 行政法上的最长诉讼时效如何理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内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容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是司法解释规定的。
理解这个规定要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结合起来看，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单从这一规定看，由于在特殊情况之下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可能会与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间隔很久，而且没有限制，但是，一方面如果间隔时间过久证据难以取得，即使有证据也会花费大量成本，另一方面，行政行为作出经过相当长时间之后，社会关系已经根据行政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并且已经定型，如果此时允许通过诉讼推翻，则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损害他人利益。而且在某些情况之下，行政行为作出与知晓时间相隔十分久远，当事人没有察觉行政行为对自己明显的影响，也说明行政行政行为对其影响甚微。这些原因共同决定了法律对此时间作了一个20年的限定。

⑧ 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为什么要分为立法保留和执法保留

法律保留是指某些事项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规范，行政法规、规章都无权版予以规范。
在我权国，法律保留原则严格区分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之间的界限，保障了法律的至上性或者法律效力等级的有序性，有利于控制行政立法权的膨胀，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10条第1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的这些规定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