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案例

⑴ 什么是杜培武冤案从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

1998 年 4 月 20 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原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死在一辆微型车上。为侦破此案，昆明市公安局决定成立“ 4 �6�1 22 ”专案组，由当时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大队长宁兴华具体负责侦破工作。 被害人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 在昆明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办公室，被告人秦伯联、宁兴华采用连续审讯 ( 不准睡觉 ) 、拳打脚踢、或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培武拳打脚踢，并用手铐将杜吊挂在防盗门、窗上，然后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拴在脚上的绳子，让其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 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又被用毛巾堵嘴，还被罚跪，“背铐”用电警棍电击，直至杜培武“承认杀人犯罪事实”，“指认作案现场”。 同年 7 月 19 日被送往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1999 年 2 月 5 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杜培武不服，以“没有杀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为由提出上诉， 1999 年 10 月 20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死刑，缓期 2 年执行。1999 年 11 月 12 日杜培武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随着杨天勇等故意杀人抢劫案的侦破，确定杀害王俊波、王晓湘的凶手是杨天勇等人，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是错案。 2000 年 7 月 6 日，省高院宣判杜培武无罪，并释放。
从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尚无关于律师介入讯问过程的规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往往以侦查不公开为由，排斥律师介入侦查过程，这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保障律师在讯问中的在场权，建构一个“看得见”的刑事讯问程序，让阳光进入讯问程序。就不能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实现刑事程序的正当性和法治化。

⑵ 哪些行为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机关有哪些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刑法实施有哪些

1．（1）“审讯人员将李某提到公安局办案基地对其实施了捆绑、吊打、电击等行为，3天3夜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只给少许水喝，并威胁不坦白交代抢劫杀人罪行、认罪态度不好法院会判死刑。最终，李某按审讯人员的意思交代了抢劫杀人的事实。”这是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非法证据，而且，依据该条款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2）“侦查人员还对李某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当场未出示搜查证”，侦查人员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属于物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属于非法证据，才应对该证据予以排除。

2．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之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本案负有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机关包括东湖市公安局、东湖市检察院和东湖市中级法院。

3．对于李某的盗窃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认，而且有李某的供述，并经查证属实。因此，对李某的盗窃罪应作有罪判决。
对于李某的抢劫罪，只有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加以证明，未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的给被告人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4．结合本案，简要说明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刑法实施的价值。
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刑法实施方面的价值有：第一，通过明确对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适用刑事实体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诉讼法通过明确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主体的权力与职责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与义务，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及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构架；同时，由于有明确的活动方式和程序，也为刑事实体法适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规定了收集证据的方法与运用证据的规则，既为获取证据、明确案件事实提供了手段，又为收集证据、运用证据提供了程序规范。第四，关于程序系统的设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减少案件实体上的误差。第五，针对不同案件或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程序，使得案件处理简繁有别，保证处理案件的效率。
在本案中，刑事诉讼法通过规范证据的收集程序和运用规则，让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在本案中，通过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相互之间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了刑法的正确实施，保证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以有效的程序机制保障了刑法的实现。

5．结合本案，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过程，阐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在我国，为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查证核实等，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几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以刑讯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方面，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在三个方面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一，排除范围。即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第二，法庭调查，包括启动、证明、处理。即刑事诉讼法第56、57、58条的规定。第三，法律监督。即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
在本案中，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对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贯彻和落实。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乃至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能够使非法取证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结果和实体结果，消除非法取证的心理动力，从而达到保障诉讼参与人各项权利、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保障李某的人权，同时，警示司法人员在以后的执法中应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督促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过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彰显了程序的独立价值，维护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
第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彰显法治精神。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规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司法权威的实现和确立。司法机关若非法取证、带头违法，就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形象，损害法律权威，对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着巨大的破坏。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抑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督促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惩罚与保护并重的司法理念，坚持规范理性文明执法，这对树立我国司法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⑶ 黎庆洪案的程序裸奔

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被告人潘立新的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受贿罪进行秘密审判
被告人潘立新被控三项罪名：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受贿罪。其中的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被告人黎庆洪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密切关联，并且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是一定要进行公开审理的。但小河法院竟然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被告人潘立新的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受贿罪进行秘密审判。杨大庭长为学者型法官，岂不知小河法院的狗屁理由完全不能成立。但杨万明庭长装聋作哑，任由小河法院裸奔，则与杨大庭长的专业知识无关了，以至杨金柱差点上飞机去最高法院找一级大法官张军副院长理论。
二、没有让一个办案警察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出庭作证
本案有20余名被告人在法庭上陈述公安办案时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10多人均指向办案警察潘立新和杨涛两人。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后，经过控辩审三方当庭验伤，被告人梅芸瑜四年以后双脚背上的伤痕犹在。
面对如此铁证，杨金柱律师和陈有西等许多辩护人强烈要求潘立新和杨涛出庭作证。此时，公诉人出具了贵阳市公安局的一份证明作为挡箭牌。贵阳市公安局在该证明中陈述了不让警察出庭作证的两点理由：其一，该案所有办案警察均依法办案，文明办案，无一人对被告人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其二，目前证人保护制度不够完善，为了避免办案警察受到报复和保护办案警察的人身安全，故不让所有的办案警察出庭作证。
小河案已经成为明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标志性案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已经正式写入新刑诉法，但全国的公安局均效仿贵阳市公安局，来上这么一纸狗屁证明，即将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废除得干干净净，使律师们空有一身武功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此，国家法律完全成为儿戏，这才是杨金柱特别痛恨之处，故特别要和杨大庭长单挑一场。
三、庭审举证质证一个多星期，没有看见一个控方证人出庭作证
本庭自控方举证第一天开始，辩护律师们即强烈要求控方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当庭答复：“合议庭研究后予以答复”。但这一研究遥遥无期，一个多星期音信全无。
最高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第一期（总第3期）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轮训班上发表了无端指责律师们“无良”、“胡说八道”、“闹庭”的言论，还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作了发言。
杨金柱现在将经济观察报《法院副院长们的压力》一文中一级大法官张军副院长的有关讲话摘录如下:
在谈到新刑诉法中落实证人依法出庭作证时，张军毫不避讳地说：“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现在有多大呢？也就是2%~3%，不超过5%。”分析原因时，张军说不是证人不想，不敢，不能出庭，而是公诉人和法官都不希望证人出庭，怕证人出庭与书面证言发生冲突。
张军特别提到了正在审理的一个案件。“到目前为止，一个证人也没有出庭。这还是一个全国，甚至举世瞩目的案件。”
张军希望这能够引起各级法院重视。因为证人不出庭、出庭率低一直是困扰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顽疾。也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他表示，法官的观念意识要跟上相应的变化，“否则只是条文的变化没有什么意义。”
四、公诉人对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完全不予回应，审判长天天在违法审理
庭审举证质证第一天的程序是：公诉人首先举证、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公诉人对辩护人质证意见发表意见、辩护人对公诉人意见予以回应。
但从第二天开始，公诉人改变了方式，变成只举证，对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不发表一个字的评论。把辩护人搞得云里雾里，长二金刚摸不到脑壳。按照常理，公诉人对辩护人质证意见不发表意见，即表示其同意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但公诉人却又要来上一句：公诉人所举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请求审判长予以采纳。真是怪事处处有、小河特别多！

⑷ 什么是排非

关于排非，干货都在这里

排非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简称，有时也代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或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排非”规则诞生的背景

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民事、行政法还是刑事领域，证据都是第一位的，因此有“证据为王”、“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等说法。

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还是书证、物证、鉴定意见，能否作为证据证据使用，首先必须解决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关键是要取得这些证据的方式方法和过程符合法律规定。

近十年来，陆续随着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等一系列冤假错案被披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些冤假错案之所以发生，直接原因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中存在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遏制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侦查取证。

为了甄别和处理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具有证据的名义但实际上不具有证据的资格，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证据），防止这些所谓的“证据”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成为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的依据，我国从2010年开始，正式开始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法律渊源

1、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的条款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4、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成型。

三、“排非”的实践状况

在实践中，排非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证据非法性问题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称为控辩双方博弈的焦点问题。实践中“排非”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并不是所有违反法定法定程序的证据都是非法证据。关于实务中如何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建议参考广大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的《排非手册——非法证据排除的应用与实践》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