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問刑條例下載

⑴ 哪裡有法學論文

明代十二種法律文獻版本述略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所輯文獻研究之一

摘要：本文是對《諸司職掌》、《洪武禮制》、《孝慈錄》、《禮儀定式》、《稽古定製》、《節行事例》、《學校格式》、《皇明祖訓》、《洪武永樂榜文》、《律解辯疑》、《軍政條例》、《嘉靖事例》等12種明代稀見法律典籍版本的研究。對各文獻的作者、制定或頒行時間，內容概要、版本、史料價值及收入《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時使用的底本做了簡要的考述。
關鍵詞：明代 法律文獻 版本 研究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三、四冊收入明代法律典籍十二種。除《軍政條例類考》、《嘉靖事例》、洪武永樂榜文中的永樂榜文、《節行事例》中有關永樂、宣德、弘治、正德年間頒行的事例外，其他均系洪武朝的法律和律注文獻。
就這些文獻的法律形式和內容而言，《諸司職掌》系職制類立法，具有法典性質；《洪武禮制》、《孝慈錄》、《禮儀定式》、《稽古定製》、《節行事例》系禮制、禮儀類立法；《學校格式》系學規類立法；《洪武永樂榜文》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頒行的榜例，《皇明祖訓》系明太祖「家法」；《律解辯疑》是對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大明律》的箋釋，系律注文獻；《軍政條例類考》是明初至嘉靖年間軍政、軍事條例的匯纂，嘉靖事例是明嘉靖朝頒行的經濟類事例的匯編。
現把各法律文獻的作者、制定或頒行時間，內容概要、版本、史料價值以及整理時使用的底本分述於後：
一、《諸司職掌》
明太祖朱元璋敕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內府刊印。該典籍以官職為綱，下分十門，分別詳細地規定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的官制及其職掌。吏部尚書侍郎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勛封、考課之政令，其屬有選、司封、司勛、考功四司；戶部尚書侍郎職掌天下戶口、田糧之政令，其屬有民、度支、金、倉四司；禮部尚書侍郎職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儀、祠、膳、主客四司；兵部尚書侍郎職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令，其屬有司馬、職方、駕、庫四司；刑部尚書侍郎職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憲、比、司門、都官四司；工部尚書侍郎職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其屬有營、虞、水、屯四司；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職掌糾劾百司、辯明冤枉，其屬有十二道監察御史；通政司職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奏報、臣民實封建言、陳情申訴及軍情等事，無屬部；大理寺官職掌審錄天下刑名，其屬有左右寺官；五軍都督府斷事官掌問斷五軍所轄都司衛所軍官兵丁刑名，其屬有左、右、中、前、後五司官。《諸司職掌》是明初最重要的行政方面的立法，為明一代的職官制度奠定了基礎。
現見的諸司職掌較好的版本有：中國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庫和京都的陽明文庫藏南直隸鎮江府丹徒縣官刊皇明制書十四卷明嘉靖刻本；日本日比谷圖書館市村文庫藏丹徒縣官刊皇明制書十四卷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補刻本；大連市旅順口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和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七年（1579）保定巡撫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二十卷本。另外，國家圖書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台灣師范大學圖書館等藏有《諸司職掌》十卷本，該書前有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沈家本序。一九四二年上海中央圖書館據明太祖洪武年間刊本影印，集在該館所刊《玄覽堂叢書》第四十三至五十冊。收入《續編》時，以國家圖書館藏南直隸鎮江府丹徒縣官刊《皇明制書》十四卷明嘉靖刻本為底本，以日本東洋文庫藏明萬曆七年保定巡撫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二十卷本（簡稱東洋文庫本）為主校本。
二、《洪武禮制》、《孝慈錄》、《禮儀定式》、《稽古定製》和
《節行事例》
明廷效法前代各朝，以儒家禮教為治國之本，特別重視禮制、禮儀方面的立法。收入《續編》的這五種文獻，均是禮制、禮儀類立法。除《節行事例》成書較晚、被收入萬曆七年張鹵校刊的《皇明制書》外，其他均是洪武年間由朝廷明令頒布。《洪武禮制》頒行年代不詳，但據《明史》記載，系洪武間頒行無疑。 該書是關於文武百官每逢天壽聖節、正旦、冬至的行朝進賀禮儀，朝臣奉詔出使禮儀、祭祠禮儀，百官的服色、勛階和吏員資格，奏啟本格式、行移體式、署押體式以及官吏俸祿方面的法律規定。《孝慈錄》頒行於洪武七年（1374）冬十一月一日。據《明史》卷九七《藝文二》：「宋濂等考定喪服古制為是書」，書前有明太祖御制《序》。該書是關於喪服制度的法律規定。《禮儀定式》頒行於洪武二十年（1387）十一月，系禮部尚書李原名等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翰林院、大理寺等官奉敕詳定，內容是關於百官朝參、筵宴禮儀、出使禮儀、官員拜禮、官員公坐、司屬見上司官、公聚序座、官員相遇迴避等第、在京官員常行儀從以及官員傘蓋、冠帶、服色、房舍等的規定。正德二年（1507）二月，明武宗朱厚照敕禮部將包括《禮儀定式》在內的累朝榜例申明曉諭，令臣民一體遵守。 由此可見，此法律曾在明代被奉為定法長期實行。《稽古定製》頒行於洪武二十九年（1396）十一月，翰林院奉敕編纂，是參照唐、宋舊制對官民房舍、墳瑩碑碣等的法律規定。《節行事例》輯錄了洪武年間頒行的開讀遣使、奉使王國、奉使諸司、奉使蕃國等出使禮儀，以及在京在外官員資格俸給、吏員資格、官吏更姓給由丁憂起復等項事例、釋奠禮儀、鄉欽酒禮等事例規定。其中也包含了宣德、永樂、弘治、正德等朝的有關禮儀方面規定。該書刊行於何時，有待詳考。然詳閱此書，內記有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戶部題奏《優免則例》，而《皇明制書》鎮江府丹徒縣嘉靖刻本中收錄有《節行事例》，由此可以推知它成書於正德或嘉靖年間。
現見的《洪武禮制》、《孝慈錄》、《禮儀定式》、《稽古定製》四種文獻較好的版本有：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庫和京都的陽明文庫藏南直隸鎮江府丹徒縣官刊《皇明制書》十四卷明嘉靖刻本；日本日比谷圖書館市村文庫藏丹徒縣官刊《皇明制書》十四卷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補刻本；大連市旅順口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和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七年（1579）保定巡撫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二十卷本。日本內閣文庫藏《皇明制書》不分卷明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皇明制書》七卷明刻本，此外，天一閣文物管理所藏有《洪武禮制》明刻本、《禮儀定式》明嘉靖二十年徽藩刻本。收入《續編》時，以國家圖書館藏南直隸鎮江府丹徒縣官刊《皇明制書》十四卷明嘉靖刻本為底本，以日本東洋文庫藏明萬曆七年保定巡撫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二十卷本為主校本。
在我所見的幾種《皇明制書》明刊本中，丹徒縣官刊《皇明制書》十四卷明嘉靖刻本，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二十卷明萬曆七年刻本中輯有《節行事例》。收入《續編》時，以國家圖書館藏《皇明制書》十四卷丹徒縣嘉靖刻本為底本，以日本東洋文庫藏明萬曆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二十卷本為主校本。
三、《學校格式》
編纂了洪武初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頒行的關於國子監和府州縣學學規。這些學規曾於明英宗朱祁鎮正統九年（1444）三月、明憲宗朱見深成化元年（1465）三月、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元年（1488）三月、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1506）三月、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1522）三月和十二年（1533）三月、明穆宗朱載 隆慶元年（1567）八月重申頒行。在我所見的幾種《皇明制書》明刊本中，保定巡撫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二十卷本中輯有《學校格式》。這次整理時，以日本東洋文庫藏該書萬曆七年刻本為底本，
四、《皇明祖訓》
是明太祖朱元璋為朱氏天下長治久安、傳子萬世，給子孫制定的「家法」。《皇明祖訓》是在《祖訓錄》的多次修訂的基礎上形成的。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四月「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及官屬之制。」 洪武六年（1373）五月書成，名《祖訓錄》。 此後二十餘年中，朱元璋曾多次修訂《祖訓錄》，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庚寅「重定《祖訓錄》，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為《祖訓首章》」 。其目為十三篇，曰《祖訓首章》、《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在《祖訓》中，明太祖總結了自己的治國經驗，提出了子孫、宗室和後代必須嚴守的各種制度及其他行為規范。《祖訓》被後嗣君主奉為「祖宗成法」，在明代通行。
現見的《皇明祖訓》較好的版本有：國家圖書館藏有明洪武禮部刻本，故宮博物院、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該書明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皇明制書》不分卷明刊本。國家圖書館藏本是刊刻時間較早的版本。這次整理時，以國家圖書館藏《皇明祖訓》洪武刻本為底本，以故宮博院藏本為主校本。
五、洪武永樂榜文
原載明人曹棟撰《南京刑部志》嘉靖刊本。其卷三為「揭榜示以昭大法」，共收入榜文六十九榜，均系嘉靖朝南京刑部仍懸掛、使用的洪武、永樂兩朝榜文。《續編》中的《洪武永樂榜文》題名，是整理者所加。在這些榜文中，有五十榜是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二日刑部根據明成祖朱棣聖旨申明的，內有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間發布的四十五榜，朱棣執政後發布的五榜，另十九榜是在此之後由南京刑部陸續懸掛的永樂榜文。在這六十九榜中，最早的一榜發布於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最晚的一榜發布於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以申明這些榜文的官署分類：刑部二十五部，都察院十四榜，前軍督都府一榜，吏部一榜，戶部四榜，禮部八榜，兵部八榜，工部八榜。從有無明確的刑罰規定分類：有具體量刑標准者五十九榜，無具體量刑標准者十榜。從法律適用的對象分類：用於治官、治民者各一半左右。如把這些榜文中的洪武榜文與當時行用的《大明律》比較，可知許多規定屬於新的刑事立法，且刑罰大多較《大明律》相近條款量刑為重。這是朱元璋於洪武後期仍未徹底放棄「以威為治」的又一例證。收入《續編》時，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南京刑部志》四卷明嘉靖刊本為底本，並參閱了黃彰健先生撰《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 一文後附錄的洪武永樂榜文及研究成果。
六、《律解辯疑》
明初人何廣撰。何廣字公遠，華亭人，後徙上海。洪武間以明經為江西令，永樂二年（1404）三月擢御史，五月由浙江道監察御史升為陝西按察副使。此書前有洪武丙寅（十九年）春正月望日松江何廣自序，書末有洪武丙寅春二月四明郤敬《後序》。《後序》雲：「松江何公名儒，書通律意，由近臣任江西新囗囗囗。未仕之暇，於我聖朝律內，潛心玩味，深究其理，參之於《疏議》，疑者而解之，惑者而囗釋之，為別集，名曰《律解辯疑》。」從兩序所記成書時間看，書中輯錄的《大明律》當系洪武十九年前所頒。黃彰健在《〈律解辯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書所載明律之比較研究》 一文中，曾對這三律的異同做過對比和考證，指出了該書與洪武二十二年律（即《大明律直解》所載明律）、三十年律的差異，認為《律解辯疑》所載《大明律》系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我也曾對洪武年間所頒的明律進行過考證，認為黃氏的這一推斷是有道理的。 《律解辯疑》是現見的明代較早的律注文獻，著者對洪武年間頒行的《大明律》進行了講解和箋釋，是一部研究洪武明律及明代律學的寶貴文獻。
關於《律解辯疑》的刻本，據我多年尋訪，只見到此書一種明刻本。此刻本原藏於北平圖書館，後曾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再之後又遷至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張偉仁主編的《中國法制史書目》 一書在介紹該書版本時說：「洪武年間刊印，刊印者及刊印年分不詳」。黃彰健認為今見該書版本系「明永樂以後印本」。 國家圖書館所藏《律解辯疑》縮微膠卷，系北京圖書館據該刻本拍攝。縮徽膠卷中該書封面上寫：「《律解辯疑》不分卷，何廣（明）撰，明洪武間刻印」。據國家圖書館善本室專家介紹，封面所書文字是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拍攝該書時有關人員寫的，至於是出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人員之手，還是出於北京圖書館人員之手，尚難確定。現見該書刻本的文字有多處殘缺，還有相當多的文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我和吳艷紅副教授曾把台灣中央圖書館所藏明刻本與國家圖書館微縮膠卷逐字、逐句進行了對校，其內容、字體、排印格式及殘缺文字等毫無二致。另外，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律解辯疑》抄本，此抄本是據刻本抄錄而來，抄錄的格式、每頁的行數、每行的字數和上下兩字均一致，脫漏文字處與刻本也幾乎一樣，只是抄本脫漏的文字稍多一些，這很可能是抄者因對刻本的有些字辨認不清，故未冒然照抄而致。對於這部書的作者、版本及現見《律解辯疑》是否洪武年間所刻，因史籍有不同記載，學界尚有不同看法 ，應繼續予以探討。關於現見《律解辯疑》刊本刻於何時，檢該書卷首「照刷文卷罰俸例」後有一篇類似「序」的文字，內有「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肇造區夏」十三字，可知該書非洪武時所刻。至於何廣撰《律解辯疑》事，不僅該書前有何廣《自序》和郤敬《後序》可證，且明代其他史書也有記載。《明史》卷九七《藝文二》：「何廣《律解辨疑》三十卷」；明刻《本朝京省人物考》：「何廣，上海人……嘗著《律解辯疑》」。《律解辯疑》作者當系何廣無疑。
七、《軍政條例類考》
明嘉靖侍御史霍□輯。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據該書序雲：霍公「奉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惟憲度，究觀典章，博採羣情時事，凡所施為建白，悉中機宜，參酌成書，厘為六卷，名曰《軍政事例》雲。於是方伯西潭汪君，副憲羅江陳君，請刻以布，用式有政。」「嘉靖壬子（三十一年）秋七月既望，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武進薛應旗謹序。」《軍政條例類考》輯錄了明代自宣德四年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百餘年間，累朝頒布的軍政條例一六七條，其中《軍衛條例》五十三條，《逃軍條例》二十六條，《清審條例》六十三條，《解發條例》二十五條，並輯錄了朝臣有關清理軍務的題本、奏本二十四件。這些題本、奏本均是經皇帝聖旨「准擬」了的，在當時被奉為「例」，具有法律效力。該書對明代的軍衛制度、逃軍的解補、軍伍的清理、軍丁的解發等各類軍政事宜進行了詳盡的規定。
八、《嘉靖事例》
明人范欽等編。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明抄本。范欽，一字安卿，號東明，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靖時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范欽為明代著名藏書家，喜購書，築天一閣藏之。有《天一閣集》十九卷，《嘉靖事例》是其所編書之一。該書輯錄明嘉靖朝經濟方面的事例八十餘件，包括屯田、征田、國公田土、寺田、屯種、田糧、田租、賑田、鹽法、茶法、錢法、酒醋、馬羊、魚課、草料、瓜果蔬菜、菜戶、積谷造冊、桑園、采礦、邊儲、邊餉、祿米、香錢、軍糧內府收納、米俸、倉糧除耗、賑濟流民、議處荒政、商稅門攤、內府絲料、織染所填繳、官引、違例支俸等。現見的明代經濟法規中，有關田糧征解、賦役、鹽法、漕運、廠庫、屯墾等分類編纂的單行法較多，但把同一朝的各類經濟立法匯編在一起的法律文獻相對較少。《嘉靖事例》是現存的不多見的同一朝經濟類法律的匯編。
現見的明代法律及法律匯編性文獻達上百種之多，在劉海年和我主編的《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4卷） 中，收入了明代法律典籍二十五種，主要有：《大明令》、《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大明律直解》所載明律、《教民榜文》、《刑名啟蒙例》、《律條直引》、《軍政條例》、《憲綱事類》、《皇明成化二十三年條例》、《皇明弘治六年條例》、《吏部條例》、弘治《問刑條例》、《大明律直引》所附《問刑條例》和《比附律條》、《大明律疏附例》所載《續例附考》及《新例》、《嘉靖新例》、嘉靖《重修問刑條例》、《宗藩條例》、《嘉隆新例》、《真犯死罪充軍為民例》、《皇明詔令》、《皇明條法事類纂》等。《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是《集成》姊妹篇。按照教學、研究急需和所收錄的文獻應是代表性的法律等編選宗旨，我們在《續集》中收錄了十二種明代法律文獻。這些法律文獻對於研究明代法制史及政治、經濟、軍事制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其一，洪武朝是明一代立法的奠基時期，對明代法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現見的洪武朝的主要法律，在《集成》中收入十種，除《大明令》和《教民榜文》外，基本上是刑事方面的立法。《續編》收入《洪武禮制》等五種禮制、禮儀類法律，《諸司職掌》等行政類立法。這樣，現見的洪武朝的代表性法律經整理後，基本上被兩書收錄，也比較完整地反映了洪武朝立法的全貌。
其二，《諸司職掌》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行政立法。《大明會典》所依據的材料就是以《諸司職掌》為主，參照《皇明祖訓》、《大誥》、《大明令》、《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製》、《孝慈錄》、《教民榜文》、《大明律》、《憲綱》等十二種法律、法規和百司之法律籍冊編成，並附以歷年有關事例。然《大明會典》除將《大明律》全文照收外，其他法律均是述其概要，並非都是法律原文照錄。編纂《大明會典》的目的是為了記載明代的典章制度，方便官吏檢閱。許多著述把《大明會典》說成是行政法典，似欠妥當。研究法律制度應特別重視第一手資料，引用法律條文應依當時頒行的法律為據，《大明會典》是第二手的參閱資料。從研究法史的角度看，《諸司職掌》是研究明代行政立法和典章制度首先應研讀的重要文獻。
其三，《軍政條例類考》、《嘉靖事例》是研究明代軍事、經濟法律制度的珍貴文獻。明代較之前代法制的一個重大發展，是經濟、軍事方面的立法更加完備。現見的明代經濟、軍事類法律甚多，但大多是某一領域的單行法。軍政條例匯纂了明初至嘉靖一百多年中重要的軍政制度方面的立法，其內容涉及到了軍事立法的方方面面。嘉靖事例雖為一朝的經濟類法律匯編，但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因而這兩部文獻在明代的軍政、經濟立法中，頗有代表性。
其四，明代律學比較發達，僅現見的私家釋律文獻就有數十部。明代律學及律例關系理論，是中國法律文化特別是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亟待加強。《律解辯疑》是現存的明代較早的律注文獻，它不僅保存了洪武十八九年行用的明律，而且對於研究明律的修訂、變化以及明代律學有特別重要的價值。
其五，《集成》和《續編》收錄的三十餘種明代法律文獻，為我們全面了解明代的法律體系提供了豐富資料。在以往的法史研究中，存在著注重刑事法律，忽視行政、經濟、軍事、民事等法律的缺陷，有些著述甚至以刑事立法史替代立法史，未能全面地反映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全貌。在明代法律史研究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這三十餘種法律文獻的整理、出版，將有助於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明代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也有助於我們開闊視野，注重對各種形式的法律研究，推動法史研究進一步走向科學。

⑵ 有人有 大明律法條例 嗎

明代綜合性法典。

制定過程

吳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長、御史中丞劉基等議定律令。十二月，編成《律令》四百三十條，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條，令一百四十五條。同時又頒《律令直解》，以訓釋《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以《律令》為基礎，詳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頒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為《衛禁》、《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條。二十二年又對此作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職掌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傳統的法律體例結構至此面目為之大變。三十年五月重新頒布，同時規定廢除其它榜文和禁例，決獄以此為准。由於朱元璋嚴禁嗣君「變亂成法」，此次重頒《大明律》後，終明之世未再修訂。有變通之處，則發布詔令或制定條例，輔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問刑條例》二百七十九條。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內三百七十六條；萬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內三百八十二條。此後律、例並行。

基本內容

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條，是全律的綱領。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簡稱。它規定了對不同等級、不同犯罪行為論罪判刑的基本原則。其中「五刑」條規定刑有五種，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體條款中又有凌遲處死、邊遠充軍、遷徙、刺字等刑罰；「十惡」條規定了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等十種所謂「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維護封建統治和綱常名教的階級實質。「八議」即議親(皇親國戚)、議故(皇帝故舊)、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議賓(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確定了皇族、貴戚、官紳的法律特權。這八種人犯罪，法司皆不許擅自鞫問，須實封奏聞，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議」中文武官員的特權與前代比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職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條。主要規定文武官吏應該遵循的職司法規及公務職責。其中「大臣專擅選官」、「文官封公侯」、「交結朋黨紊亂朝政」、「交結近侍官員」、「擅為更改變亂成法」等死罪條款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權及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日趨強化的歷史特點。

《戶律》分為《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條。此律是人口、戶籍、宗族、田土、賦稅、徭役、婚姻、鈔法、庫藏、鹽法、茶法、礬法、商稅、外貿、借貸、市場等有關社會經濟、人身關系及婚姻民事內容的立法。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大為增加，《課程》、《錢債》、《市廛》專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在土地制度、賦役制度、人身依附關系、宗法關系等方面也有時代特點。不限制私人土地擁有量，但嚴禁「欺隱田糧」；允許土地買賣，但規定典賣田宅必須稅契、過割，並嚴禁正常土地買賣之外的土地兼並。有關錢糧等事明律科罪較唐律重，但「脫漏戶口」、「商嫡子違法」、「別籍異財」、「居喪嫁娶」、「良賤為婚」等科罪卻較輕。另外，還規定庶民不準蓄奴，田主不得隨意役使佃客抬轎、佃戶對田主只行「以少事長」(即以弟事兄)之禮。

《禮律》分《祭祀》、《儀制》二卷，二十六條。此律是對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各種禮儀的法律規定。律中除「留難朝見官員」、「阻擋上書陳言」、「假降邪神惑眾」等直接侵犯皇權的行為外，對其餘「虧禮廢節」行為(有的尚屬「十惡」)的科罪大都較輕，「合和御葯誤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堅固」等，盡管屬「十惡」范圍，但僅定杖罪。「聞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亦屬「十惡」，僅為徒罪。

《兵律》分《宮衛》、《軍政》、《關津》、《廄牧》、《郵驛》五卷，共七十五條，此律是有關軍戎兵事的立法。對軍人犯法科罪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軍官有犯」、「軍官軍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條外，復設此專篇。

《刑律》分為《賊盜》、《人命》、《斗毆》、《罵詈》、《訴訟》、《受贓》、《詐偽》、《犯奸》、《雜犯》、《捕亡》、《斷獄》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條。規定了對刑事犯罪的論罪定刑及訴訟、追捕、審判的原則，是全律的重點。其中對「謀\反」、「大逆」、「造妖書妖言」、「強盜」、「官吏受贓」以及「強奸」等論罪均較重。如「謀反大逆」罪，唐律規定本人處斬，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絞；明律規定本人「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皆斬；「強盜」罪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官吏受贓」罪，明之死罪起點比唐低得多，此舉意在加重製裁直接觸犯封建統治的犯罪，與此同時，對「子孫違犯教令」、「子孫告發祖父母父母」、「和姦」以及僱工人毆、罵、奸、告家主等間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罰則有所減輕。

《工律》分《營造》、《河防》二卷，十三條，是關於工程營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橋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設置專篇為明代所獨有。

此外，又有喪服圖和五刑圖。

主要特點

《大明律》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它雖然以《唐律》為藍本，但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發展。在形式上，結構更為合理，文字更為簡明；在內容上，經濟、軍事、行政、訴訟方面的立法更為充實；在定罪判刑上，體現了「世輕世重」，「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的原則，「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定罪較輕；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定罪較重」。其律文結構和量刑原則對《大清律》有較大影響。

朱元璋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的經驗總結，是他經過反復修改，「凡七謄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視其為維護朱明皇朝長治久安的法寶。為把《大明律》貫徹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朱元璋還匯集官民「犯罪」事例來解釋律條。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次年又頒《大誥續編》、《三編》，二十一年又頒賜《大誥武臣》，令全國官吏軍民誦習。其目的是通過律令的教育和宣傳，使廣大人民服從封建統治。

《大明律》，是中國明朝明代法令條例，由開國皇帝朱元璋總結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而詳細制定而成。

制定伊始

按《明史‧刑法志》，元至正25年（1365年），朱元璋佔領武昌後，開始著手議訂律令。1367年，朱自稱吳王，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編修法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計令145條，律285條。（明朝中葉以後又有條例，萬曆時，刑部尚書舒化定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之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適用於民間的律令條文及違犯法令的案例，分類編輯成冊，頒發到州縣。洪武六年（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再次修訂律令，第二年書成。經過實踐考察之後，又經過三次修改和增刪，洪武30年（1397年）才將大明律正式頒發，作為各級司法部門決獄量刑的依據。

內容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貴、議賓），以及吏律二卷、戶律七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條。這種以六部分作六律總目的編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來的，與《唐律》面目已不盡相同，在內容上也較《唐律》有許多變更。又增加了「奸黨」一條，這是前代所沒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輕者更為減輕，罪重者更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階級內部的訴訟，後者主要指對謀反、大逆等民變的嚴厲措施。不準「奸黨」「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攬權、交結黨援的集權思想。

在刑法上，《大明律》淵源於《唐律》，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即所謂正刑，其它如律例內的雜犯、斬、絞、遷徙、充軍、枷號、刺字、論贖、凌遲、梟首、戮屍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為明代所創。所謂廷杖就是朱元璋開始實行的，其它大明律未規定的酷法灠刑也層出不窮。至於錦衣衛的「詔獄」殺人最慘，為害最甚。其後又有東廠、西廠、內廠相繼設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⑶ 《皇明制書》鎮江丹徒縣刊本收錄了哪些內容

《皇明制書》鎮江丹徒縣刊本，原有嘉靖舊刊本。萬曆四十一年，知府康應乾補刻。凡十四卷。第一至第十卷，收錄《大明令》《洪武禮制》《諸司職掌》《孝慈錄》《禮儀定式》《教民榜文》《節行事例》《稽古定製》《憲綱》等九種，內容與大名府刊本同。第十一卷為弘治吏部條例，計六項九十八條。第十二卷為軍政條例，包括宣德四年條例三十三條，正統元年條例十四條，以及正統二年和三年條例。第十三卷為弘治問刑條例，計二百八十條。

⑷ 明朝的駙馬能夠封什麼爵位啊1

在明朝，皇姑稱大長公主，皇姐妹稱長公主，公主丈夫封駙馬都尉（地位在伯爵之上，侯爵之下），其他宗女丈夫稱儀賓。
明王朝的皇家，有一條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規矩，即駙馬須從平民或低級官吏家庭中選取，而且子弟被選中的人家，近親中便不能再出仕為官，即使已經做著官的也得退休回家。《明世宗實錄》中便記載著這樣一句話：「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為定例。以故詩禮世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家結親，惟閭井白丁扳援宗戚，轉相誘引。……覆議『累朝以不許王親除授京職，蓋亦防閑之道宜然』……」
原來是為了不讓王公貴族及大小臣工，借皇家姻親的身份為非作歹，危害政權。說得倒也頭頭是道，可是一個家族若有子弟被選為駙馬或儀賓，則舉族不能應舉做官，而所謂的駙馬儀賓也不過是做一個領干俸的虛職。這樣一來，民間的世家大族、書香門第都視與皇家結親為畏途。於是，公主及宗女們的丈夫，往往素質參差。
《明英宗實錄》中便這樣記著：「……富家子弟投托各主婚官員與議婚陰陽人通同作庇，有錢求囑或雖人物鄙猥，亦稱年命相宜堪與成婚，無錢求囑者雖人物聰俊，遂稱年命相剋難以成配，以此多不得人。」「各處王府選擇儀賓赴京授職，多有人物鄙偎，禮貌粗陋者。……」
堂堂公主宗女，居然會嫁給醜陋頑劣的市井小人，真是悲劇。

⑸ 弘治中興的政治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著手改革弊政。先著手人事安排，後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還在於解決這些危及統治的社會矛盾問題。不過，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待到這些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他便開始注重於對內憂外患的治理。 清除佞臣 成化時期，許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術、房中術進獻皇帝得到寵幸，然後與太監梁芳狼狽為奸禍亂朝政，打擊忠臣，扶植朋黨。明孝宗即位之後立即逮捕了兩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興。
接著，明孝宗開始整頓吏制，將成化朝通過賄賂，溜須拍馬發跡的官員一律撤換，改革首先從內閣開始，罷免了以外戚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萬安遇事除了喊「萬歲」，沒有半點主張，明孝宗罷免他不久後，和萬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離職回鄉，只留下了劉吉。明孝宗看的出來劉吉除了混事，也會幹事，接替內閣首輔的劉吉，在弘治年間一反常態，不但時常建言國事，更是對工作極其負責出力。特別是西北的哈密戰事，正是在他的統籌下得以圓滿解決的。
明孝宗還罷免了大批的「傳奉官」，明憲宗時期的得寵的諸多僧道門，也都被趕走，少數罪大惡極的，依法懲治。比如成化年間的和尚繼曉，由於仗著明憲宗的寵信，作惡多端，於弘治元年被斬首示眾。
斥佞用賢的弘治初政，給成化後期混亂的朝廷打了一針興奮劑，使明朝有了中興的希望。後來又去掉佞臣李廣。明孝宗對於文臣極其禮敬，也別是對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謝遷、劉健、李東陽幾位閣臣，更是體貼備至。 重用賢能 在清洗了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時，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象王恕、懷恩、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於直言被貶的官吏；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賢臣。為於謙建旌功祠，使得無論是朝中還是宮中都為之一新，時稱朝序清寧。
明孝宗登基後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後沒有辜負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開展了官場考察，考察的標准也極其嚴格：不但經濟有問題的要被追查，就連身體不健康不能勝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罷免。僅弘治元年（1488年）從中央到地方經過吏部考察被罷免的官員就多達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樣，馬文升在部隊裡面也開展了整頓。除了罷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館外，還清理屯田，整頓地方武備，明軍的戰鬥力，一度煥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馬文升的強力行動下，基層的一批慵懶官員被清除，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而治水有功的劉大夏於是成為明孝宗身邊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劉大夏被拜為兵部尚書，代替了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以後，明孝宗幾乎事事都不能離開劉大夏了。這過度的寵任頗遭物議，有些大臣不平於劉大夏獨蒙眷顧，私下裡講些「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類的話，也傳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對劉大夏更為回護。
劉大夏是正直而傳統化的官員，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於本人極強的辦事能力，同時也得之於朝臣們的交薦，當時他是頗具清望的。也正因為如此，劉大夏對弘治後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劉大夏更被認為是「弘治三傑」之一。
盡管許多官員都有直言上諫，但是劉大夏更能具體細致地道出種種弊端，恐不多見。明孝宗不由嘆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 之後，在朝中掀起了一個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運動，其結果涉及的不僅有反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傳奉官、控制捐納等等主張。
當時人稱：「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雲：『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劉大夏、戴珊以及內閣諸臣均為正人，明孝宗身邊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難以得逞。這也使弘治後期政治顯得十分謹嚴有度。
這一年冬天，明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回原衛團操，引起以私役班軍為利的內臣不滿，於是有人製造流言蜚語，貼於宮門，誣陷劉大夏。明孝宗對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內臣貪弊之甚。而劉大夏提及鎮守太監一事，也使他想到宮中弊端，此後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給事中、御史清理裁革，歲省光祿寺金錢八十餘萬。 但是內臣們從此對劉大夏心懷忌恨，這便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筆。 限制宦官 鑒於前朝宦官專權亂政的教訓，明孝宗對宦官嚴加管束，東廠、錦衣衛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職，因而幾任錦衣衛指揮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寬松。這是明中後期其他朝代所罕見的現象。
對於宦官的限制，執之最厲者並不止劉大夏。謝遷亦曾言內府宦官索賄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約時，謝遷道：「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蘇。」由此諸內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劉大夏雖非閣臣，明孝宗對他的倚靠則不僅限於兵部，至有密帖之諭。
在弘治中興時期，還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東陽，謝遷等等。對於明武宗時期劉瑾亂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製作用。 官員考核 明朝官員考核分兩種，一種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一下各級官吏，六年一次；一種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為「大計」。「大計」期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負責，但後來御史權力大增，在永樂時期就逐步變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負責考核。但是巡按御史畢竟是中央官員，按察司是地方官員，一點地方上相互勾結，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見肘。弘治八年（1945年）這條規矩被改了，變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撫一起來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權的按察司，徹底靠邊站。
這樣一來，加強的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官員勾結徇私舞弊，而「大計」制度也有變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內容經吏部判定後，方可允許科道言官進行彈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員，可以上書自辯陳述。這樣確保中央威權，也防止冤假錯案，官員管理審查力度大大加強。
明孝宗還出現了類似今天「內退」的規定，凡主動提出退休的官員，沒有年齡限制，即使40歲提出退休也會被批准。 提高辦公效率 明孝宗在位期間還大大加強了辦公效率，明孝宗規定，凡是交給大臣討論的奏章，普通內容的，復奏處理不能超過兩天；如果事關多個部門，不能超過十天；如果是涉及戰爭等重大事務的，最多不能超過十五天。也就是說十五天里，一件奏章必須處理完畢。
這個規矩定下後，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時期的幾個重要經濟決策和改革，也從此快速完成。 明孝宗勤於政事，同時，他又重開了經筵侍講，向群臣咨詢治國之道。他還開辟了文華殿議政，利用早朝與午朝之餘的時間，與內閣共同切磋、商議政事。
弘治元年（1488年），他採納大臣的建議，開設大小經筵， 向群臣咨詢治國之道。這一制度是在正統初年制定的，大經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舉行，主要是一種禮儀；小經筵又稱日講，君臣之間不拘禮節，從容問答，是重要的輔政方式。大小經筵制度，在明憲宗朝時一度廢置。明孝宗開始堅持日講，不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設午朝，每天兩次視朝，接受百官面陳國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機會協助皇帝辦理政務。孝宗還開辟了文華殿議政，其作用是在早朝與午朝之餘的時間，與內閣共同切磋治國之道，商議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至奉天門奏事，可以說是無日不視朝。據說他有一首詩，常於病中自誦：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 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
由於明孝宗銳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紛紛上言，或痛陳時弊，或廣進方略。馬文升上時政十五事，包括選賢能、禁貪污、正刑獄、廣儲積、恤士人、節費用、撫四裔、整武備等諸多方面，明孝宗無不大為贊賞，一一付諸實施，這對弘治朝興利除弊起了積極的作用。 明孝宗力求節儉，減少皇宮的開支與供奉，僅皇宮的太監、宮女等各色人員，比明憲宗時期減少了一大半，宮廷開支最儉約的時候，只有成化年間的六成。還停止各類奢靡活動，不大興土木，主張節約費用，各色的民間采辦也都叫停，緩解人民負擔。他屢次下詔，禁止宗室、勛戚侵佔民田，魚肉百姓；還多次下詔減免一些地方的夏稅、秋稅。這些都十分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正統、成化年間，農民起義不斷，有幾次聲勢還相當大，而弘治一朝卻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節儉，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曾對朝鮮的國王說： 「先皇帝（憲宗）或於用人，間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則銓注登庸一出於正。又性不喜寶玩之物，雖風雪不廢朝會，臨群臣皆以喪服，惟祀天祭用黃袍，臣等慰宴時不奏樂，不設雜戲，勸花置於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張矣。」
明憲宗生前愛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紅細布裁製的衣，每年要向那裡加派上千匹。而這種織品，用工繁浩，名雖為布，實際卻用細絨織成。明孝宗當時還是太子，內侍給他送來新裁製的衣服。他說：「用這種布縫制的衣服，抵得上幾件錦鍛衣服。穿它，太浪費了。」遂謝而不用。他當了皇帝後，下令停止為皇宮織造此布。
明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詞，不過，與前後幾朝相比，弘治時期的朝政的確算是清明的。 明孝宗重視司法，他令天下諸司審錄重囚，慎重處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問刑條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編成《大明會典》。刪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項殘暴的法令，倡導寬仁治國，減輕刑罰。他命內外慎刑獄，任用的執法官吏比較賢明公正。
《問刑條例》正對《大明律》中與現實不符的狀態，增補二百七十多條條例。作為大明法律的重要補充，從此律例並行更成為中國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個重要特點。 內閣劉吉、徐溥、劉健、丘濬、李東陽、謝遷文臣吏部尚書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馬文升戶部尚書周洪謨、韓文、周經、佀鍾、葉淇禮部尚書傅瀚、徐瓊、張升兵部尚書餘子俊、馬文升、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白昂、彭韶、何喬新工部尚書徐貫、劉璋、曾鑒兩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宦官何鼎、蔣琮、李廣

⑹ 《皇明制書》的嘉靖舊刊本是什麼樣的

鎮江丹徒縣刊本，原有嘉靖舊刊本。萬曆四十一年，知府康應乾補刻。凡十四卷。第一至第十卷，收錄《大明令》、《洪武禮制》、《諸司職掌》、《孝慈錄》、《禮儀定式》、《教民榜文》、《節行事例》、《稽古定製》、《憲綱》等九種，內容與大名府刊本同。第十一卷為弘治吏部條例，計六項九十八條。第十二卷為軍政條例，包括宣德四年條例三十三條，正統元年條例十四條，以及正統二年和三年條例。第十三卷為弘治問刑條例，計二百八十條。不分卷刊本，選刊者不詳。其中除《大明令》、《御制大誥》、《洪武禮制》、《禮儀定式》、《教民榜文》、《孝慈錄》、《稽古定製》外，還有《御制大誥》續編八十七條，《御制大誥》三編計四十三條，《大誥武臣》計三十二條，及《皇明祖訓》。此外，還有八冊明刻本、嘉靖刻本二十一卷、朝鮮版本三十卷等。北京圖書館藏有鎮江丹徒縣刊本和八冊明刻本。日本東洋文庫藏有大名府刊本，蓬左文庫藏有嘉靖丹徒縣刊本，市村文庫藏有萬曆丹徒縣補刻本，內閣文庫藏有不分卷本。1967年日本古典研究會將東洋文庫、蓬左文庫、內閣文庫所藏三種刊本匯編影印出版，書後並附有山根幸夫《皇明制書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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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知道這位公主是誰嗎

(轉載)
明萬曆十年，明神宗決定要為自己的四妹妹永寧公主選一位駙馬。

朱明王朝的皇家，有一條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規矩，即駙馬須從平民或低級官吏家庭中選取，而且子弟被選中的人家，近親中便不能再出仕為官，即使已經做著官的也得退休回家。《明世宗實錄》中便記載著這樣一句話：「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為定例。以故詩禮世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家結親，惟閭井白丁扳援宗戚，轉相誘引。……覆議『累朝以不許王親除授京職，蓋亦防閑之道宜然』……」
原來是為了不讓王公貴族及大小臣工，借皇家姻親的身份為非作歹，危害政權。說得倒也頭頭是道，可是一個家族若有子弟被選為駙馬或儀賓，則舉族不能應舉做官，而所謂的駙馬儀賓也不過是做一個領干俸的虛職。這樣一來，民間的世家大族、書香門第都視與皇家結親為畏途。於是，公主及宗女們的丈夫，往往素質參差。
《明英宗實錄》中便這樣記著：「……富家子弟投托各主婚官員與議婚陰陽人通同作庇，有錢求囑或雖人物鄙猥，亦稱年命相宜堪與成婚，無錢求囑者雖人物聰俊，遂稱年命相剋難以成配，以此多不得人。」「各處王府選擇儀賓赴京授職，多有人物鄙偎，禮貌粗陋者。……」
堂堂公主宗女，居然會嫁給醜陋頑劣的市井小人，真是悲劇。
陳規陋習與至上的政治利益下，她們遂成為貪官污吏和市井小民卑劣計謀的最大受害者。

現在永寧公主要出嫁了，太監頭子「掌管司禮監」馮保彷彿又聽到了銀子的敲擊聲。
在收受了巨額賄賂之後，他居然為花容月貌、豆寇年華的永寧公主選了一個身患癆病的梁邦瑞為駙馬。
在那個年代，癆病是不治不症。梁家知道兒子命不久矣，巨大的財富不如用來買個名聲地位。於是捨出家底，買通了馮保等人，硬是將這個病鬼塞給了公主，如願以償地當上了皇親。
對於年青的皇帝萬曆來說，他從小就對喜歡打小報告的馮保畏懼萬分，馮保利用太後壓制小皇帝，為所欲為。現在又將臟手伸向了永寧公主。

在婚禮上，情緒激動又勞累過度的梁邦瑞就當眾吐了血。為這樁婚事敲響了喪鍾。
但是他沒有想到，做駙馬，過了選聘的一關，還遠遠沒有完。

明清兩朝的內廷，都設有敬事房，對帝王家的私生活予以嚴密的管理，並為此制定了一套荒誕的管理制度。敬事房裡不僅有宦官，也有女官——可以想像，一類是身體殘缺的廢人，一類是終生幽閉後宮，連正常男人都看不到的老處女，他們的心理變態會到何等程度。這兩類人怎麼看得慣別人正當的情慾呢？因此他們常串通一氣，在後宮作惡。
皇室的家規里還有這么一條：公主下嫁後，必須派一位這類老女官給她，全權管理公主的大小事務。而名義上已經出嫁的公主，實際上只在公主府里度過大婚的一夜，便要搬回後宮專設的殿宇居住，空盪盪的公主府里便只住著駙馬一人，如果公主與駙馬要見面談情的話，駙馬必須趕進宮去與她見面。
然而，這樣的老女官，最看不慣的，當然就是公主與駙馬之間卿卿我我的場面。因此，假如駙馬想要入宮去與公主相會，享受夫妻之情的話，勢必要遭到這個「管家婆」老女官的百般刁難。公主與駙馬如果不拿出大堆真金白銀出來行賄的話，根本就過不了她們的關，見不到自己的丈夫（妻子）。

現在，梁邦瑞將要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管家婆，以及與她勾通一氣的太監群。
管家婆早已知道太監頭子馮保在這樁婚事上，大撈了一筆銀子，自然胃口大開，對梁邦瑞所送的例行金銀不看在眼裡，滿心希望在這位病駙馬身上發財致富。
梁邦瑞自認已是皇親，卻被小小的女官如此作弄，終於忍不住辯解起來。

管家婆惱羞成怒，乾脆喊來太監，將這位駙馬爺一頓好打，然後拖出宮門，扔在大街上。

原以為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許與皇家聯姻，能療疾愈病的梁邦瑞萬萬沒有想到，做上了駙馬，會是這樣的遭遇。本就病體支離的他氣得渾身發抖，當街便大口大口地吐起了血。
梁家人將梁邦瑞抬回家中救治，卻是葯石無靈。
成婚不過一個月的梁邦瑞就此一命歸西了。

可憐的永寧公主，在這短暫的一個月婚姻里，根本就沒有和自己的駙馬有過夫妻之實，當然更談不上孕育兒女。
而倡導貞節的朱明王朝，後妃都要為帝王殉葬，上好則下效，民間更因此貞女烈婦層出不窮。高貴的公主流著皇帝的血脈，雖然不用為臣子駙馬殉節，但是也沒有再嫁的可能。

在苦苦地守了二十年寡之後，永寧公主離開了人世。
二十年中，她唯一的安慰，就是一手製造她人生悲劇的「大伴」馮保，在猖狂了十餘年之後，被終於成年掌權的神宗皇帝發配到南京，去看守孝陵，不久自盡。

當永寧公主去世的時候，給她裝殮的人心酸地發現，她竟然還是一個處女。
可憐她連自己的丈夫是什麼樣子都沒有看清楚過，假如死後真有靈魂，她都找不到自己的駙馬梁邦瑞的魂魄。

永寧公主的悲劇，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公主選婿的規矩。

⑼ 永寧公主的簡介

萬曆十年（1582年）3月15日，明神宗封胞妹為永寧長公主，並為之選駙馬，由司禮監太監馮保負責。馮保在收受賄賂後選擇京城中一位身患癆病的富家子弟梁邦瑞，首輔張居正極力贊同，李太後也被他們蒙在鼓裡。婚禮當日，梁邦瑞竟鼻血不止，沾濕禮服，幾乎不能完成儀式，而太監們竟還堅稱是掛紅吉兆。梁邦瑞在結婚後又遭到太監、宮女屢次勒索，且被打罵，不到兩個月（5月9日）便告身亡，永寧公主竟終生不識閨房之事 。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永寧公主逝世。 朱明王朝的皇家，有一條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規矩，即駙馬須從平民或低級官吏家庭中選取，而且子弟被選中的人家，近親中便不能再出仕為官，即使已經做著官的也得退休回家。《明世宗實錄》中便記載著這樣一句話：「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為定例。以故詩禮世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家結親，惟閭井白丁扳援宗戚，轉相誘引。……覆議『累朝以不許王親除授京職，蓋亦防閑之道宜然』……」
原來是為了不讓王公貴族及大小臣工，借皇家姻親的身份為非作歹，危害政權。說得倒也頭頭是道，可是一個家族若有子弟被選為駙馬或儀賓，則舉族不能應舉做官，而所謂的駙馬儀賓也不過是做一個領干俸的虛職。這樣一來，民間的世家大族、書香門第都視與皇家結親為畏途。於是，公主及宗女們的丈夫，往往素質參差。
《明英宗實錄》中便這樣記著：「……富家子弟投托各主婚官員與議婚陰陽人通同作庇，有錢求囑或雖人物鄙猥，亦稱年命相宜堪與成婚，無錢求囑者雖人物聰俊，遂稱年命相剋難以成配，以此多不得人。」「各處王府選擇儀賓赴京授職，多有人物鄙偎，禮貌粗陋者。……」 堂堂公主宗女，居然會嫁給醜陋頑劣的市井小人，真是悲劇。 陳規陋習與至上的政治利益下，她們遂成為貪官污吏和市井小民卑劣計謀的最大受害者。
現在永寧公主要出嫁了，太監頭子「掌管司禮監」馮保彷彿又聽到了銀子的敲擊聲。 在收受了巨額賄賂之後，他居然為花容月貌、豆蔻年華的永寧公主選了一個身患癆病的梁邦瑞為駙馬。 在那個年代，癆病是不治不症。梁家知道兒子命不久矣，巨大的財富不如用來買個名聲地位。於是捨出家底，買通了馮保等人，硬是將這個病鬼塞給了公主，如願以償地當上了皇親。 對於年青的皇帝萬曆來說，他從小就對喜歡打小報告的馮保畏懼萬分，馮保利用太後壓制小皇帝，為所欲為。現在又將臟手伸向了永寧公主。
在婚禮上，情緒激動又勞累過度的梁邦瑞就當眾吐了血。為這樁婚事敲響了喪鍾。 但是他沒有想到，做駙馬，過了選聘的一關，還遠遠沒有完。
明清兩朝的內廷對帝王家的私生活予以嚴密的管理，並為此制定了一套荒誕的管理制度。內廷不僅有宦官，也有女官——可以想像，一類是身體殘缺的廢人，一類是終生幽閉後宮，連正常男人都看不到的老處女，他們的心理變態會到何等程度。這兩類人怎麼看得慣別人正當的情慾呢？因此他們常串通一氣，在後宮作惡。
皇室的家規里還有這么一條：公主下嫁後，必須派一位這類老女官給她，全權管理公主的大小事務。而名義上已經出嫁的公主，實際上只在公主府里度過大婚的一夜，便要搬回後宮專設的殿宇居住，空盪盪的公主府里便只住著駙馬一人，如果公主與駙馬要見面談情的話，駙馬必須趕進宮去與她見面。 然而，這樣的老女官，最看不慣的，當然就是公主與駙馬之間卿卿我我的場面。因此，假如駙馬想要入宮去與公主相會，享受夫妻之情的話，勢必要遭到這個「管家婆」老女官的百般刁難。公主與駙馬如果不拿出大堆真金白銀出來行賄的話，根本就過不了她們的關，見不到自己的丈夫（妻子）。
現在，梁邦瑞將要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管家婆，以及與她勾通一氣的太監群。
管家婆早已知道太監頭子馮保在這樁婚事上，大撈了一筆銀子，自然胃口大開，對梁邦瑞所送的例行金銀不看在眼裡，滿心希望在這位病駙馬身上發財致富。梁邦瑞自認已是皇親，卻被小小的女官如此作弄，終於忍不住辯解起來。
管家婆惱羞成怒，乾脆喊來太監，將這位駙馬爺一頓好打，然後拖出宮門，扔在大街上。 原以為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許與皇家聯姻，能療疾愈病的梁邦瑞萬萬沒有想到，做上了駙馬，會是這樣的遭遇。本就病體支離的他氣得渾身發抖，當街便大口大口地吐起了血。 梁家人將梁邦瑞抬回家中救治，卻是葯石無靈。 成婚不過一個月的梁邦瑞就此一命歸西了。
可憐的永寧公主，在這短暫的一個月婚姻里，根本就沒有和自己的駙馬有過夫妻之實，當然更談不上孕育兒女。
而倡導貞節的朱明王朝，後妃都要為帝王殉葬，上好則下效，民間更因此貞女烈婦層出不窮。高貴的公主流著皇帝的血脈，雖然不用為臣子駙馬殉節，但是也沒有再嫁的可能。
在苦苦地守了二十年寡之後，永寧公主離開了人世。 二十年中，她唯一的安慰，就是一手製造她人生悲劇的「大伴」馮保，在猖狂了十餘年之後，被終於成年掌權的神宗皇帝發配到南京，去看守孝陵，不久自盡。
當永寧公主去世的時候，給她裝殮的人心酸地發現，她竟然還是一個處女。 可憐她連自己的丈夫是什麼樣子都沒有看清楚過。
永寧公主的悲劇，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公主選婿的規矩。
在永寧公主辭世後不久，神宗自己的女兒也到了女大當婚的年紀，依宮規都在婚後返回宮城居住。 有一位公主曾經召喚自己的駙馬入宮會面。當駙馬來到時，「管家婆」正在別處飲酒找樂子，沒能及時趕回來收取「過路費」，等到老太婆喝得醉熏熏地聞訊趕來時，早已等得不耐煩的駙馬已徑自入宮與妻子會面了。管家婆大怒，居然借著酒勁直沖進公主寢宮，向正在濃情蜜意中的公主駙馬破口大罵，還召來宦官將駙馬趕出了宮。
公主又羞又氣，天亮以後便去找母親訴苦。誰知管家婆早已向皇後告了黑白顛倒的一狀，將公主說得十分不堪。 萬曆長年冷落正宮皇後，這位皇後終生沒有生育，而且深陷在寵妃妒忌的漩渦里。這場黑狀自然告得很是地方。
結果，公主反而被嫡母訓斥了一番。 駙馬聞訊，想入宮去為妻子辯解，卻被管家婆的太監假夫帶人堵住，打得頭破血流。
此事是如此處理的：管家女官失職換人（換湯不換葯的玩藝，有啥用呢）、打人的太監毫釐無傷，公主駙馬倒因違反宮規，被罰三個月不得會面。 明代宦禍，以及公主的凄涼生活，由此可見一斑。 父親：明穆宗朱載垕
生母：孝定太後李氏
同母姐妹：三姐壽陽公主朱堯娥、五妹瑞安公主朱堯媛
同母兄弟：兄明神宗朱翊鈞、弟潞王

⑽ 請教明朝法律制度~~~

一、歷史概況
元朝末年，統治腐朽，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難連年。農民無法生存，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出生佃農的朱元璋率領的一支紅巾軍，不久在江南地區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極為貧寒，從小給地主放牧牛羊，歲時旱蝗大飢，父母兄弟相繼餓死，朱元璋無所依照，投奔寺廟當了雲游和尚。當元軍圍剿義軍，濫殺無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時候，不得已，17歲那年，投奔郭子興的農民起義軍，他作戰勇敢，富有才幹，足智多謀,受到郭子興的器重,被召為女婿。後來，這支起義軍就由朱元璋領導。他善於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應天為京城，稱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統一封建國家之後，採取了獎勵墾荒，減輕賦稅，加強封建法制，整頓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經濟又呈現出暫時的復興景象。為鞏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兒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勢力日益膨脹，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勢力尤其強大.明太祖死後,朱棣為爭奪帝位與建文帝發生了「靖難之役」，1402年，朱棣奪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從南京遷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後，皇帝經常不上朝，大權由宦官掌握。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烈，預示著明王朝的衰敗。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災。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爆發。1644年，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被清軍打敗。明朝滅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