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諭條例

1. 日元和韓元錢幣上的人像都是些誰啊

首先分析日元：

日元紙幣有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和1萬日元4種。

按當前匯率1000日元約相當於人民幣50元，2000日元約為100元，5000日元約為250元，而1萬日元約為500元。但2000日元紙幣幾乎不流通。

一、 1000日元紙幣上印刷的人是細菌學家野口英世（1876年～1928年）。

生於福島縣的農村，小時候不小心將左手伸進地爐里，導致左手殘疾。母親對於未能在傍邊很好照顧孩子深感自責，鼓勵英世通過學問建功立業。在小學時代寫的作文受到很多人關注，後來籌錢為左手做了手術。手術順利取得了成功。由於這個經歷，野口開始有志於醫學，前往美國從事研究。對黃熱病和梅毒等展開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獎提名。其本人也因黃熱病在非洲國家迦納去世。

2. 在日本首次被製造的貨幣名稱為

和同開珎（わどうかいちん、わどうかいほう），於和銅元年（708年）在日本奈良鑄制，這是一種模仿唐代開元通寶所製造的銀、銅幣。直徑24mm，孔徑7mm，方形，字體與公元621年唐代所鑄開元通寶一致。

銀幣於708年5月發行，銅幣在7月鑄造，8月發行，次年8月停止發行。而在此之前，《日本書紀》（683年）曾有稲斛銀一文錢（486顯宗2年）的相關記載。另外日本曾大量出土過一些無文銀錢（667年）和富夲Ben錢（683天武十二年），以及時間年代不詳的厭勝錢（護符錢、死人錢）和平安通寶，但似乎在我了解的時候，這些錢尚存在爭議，並未替代和同開珎的地位。

從此時開始，出現了皇朝十二錢，分別是
和同開珎(元明708)
萬年通寶(淳仁760)
神功開寶(稱德765)
隆平永寶(恆武796)
富壽神寶(嵯峨818)
承和昌寶(仁明835)
長年大寶(仁明848)
饒益神寶(清和859)
寬平大寶(宇多 890)
延喜通寶(醍醐907)
乾元大寶(村上958)

後因皇室信用度及銅料不足等原因，停止發行。至平安時代開始，便改為使用宋錢，即永樂通寶。當然還有各地豪族私鑄的鐚錢，常見仿製樣式有永樂通寶、元豐通寶、中國錢（鐵）等。

至十六世紀末（1588）年，天正十六年時，豐臣秀吉命令後騰德乘鑄造天正大判，此後並小判、文祿通寶等貨幣，才開創了日本使用金銀錢的貨幣制度。
+++++++
所以，如果說首次被製造的貨幣，應該是和同開珎，而首次形成完整貨幣制度的，則應該是大小判及文祿通寶

3. 如何評價福澤渝吉的脫亞入歐理論

福澤諭吉生於大坂堂島，是當時的豐前國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澤百助的次子。由於他出生的當晚，作為儒學家的父親剛剛獲得《上諭條例》（記錄清朝乾隆帝時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給他取名為「諭吉」。諭吉的父親既從事管理與大坂的商人的貸款業務，也是一位通曉儒學的學者。但是由於身份卑微，在等級制度森嚴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樹，終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諭吉在日後說「門閥等級制度是父親的敵人」，他本人對封建制度也開始產生懷疑。
諭吉在1歲6個月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回到中津(現在的大分縣)。他與他的兄弟或者當時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並沒有忠孝仁義的觀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厭倦讀書，到了14、5歲的時候，由於周邊環境的壓力，他才開始學習。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漸積累，漸漸地開始閱讀各種漢文書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歲的諭吉前往長崎，學習蘭學。作為他人生的轉機便是這時。由於佩里侵日，日本國內對火炮戰術的需求高漲。為了學習荷蘭的火炮技術，必須要有通曉荷蘭語的人才。於是諭吉的兄長便建議諭吉學習荷蘭語。諭吉此後開始拜訪長崎的火炮專家山本物次郎，在荷蘭語翻譯的指導下開始學習荷蘭語。
次年1855年，介紹諭吉認識山本的奧平一岐與諭吉不和，便通知諭吉返回中津。但是，從離開中津那時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諭吉卻自行經過大坂前往江戶（現東京）。他到大坂後，便去投靠與父親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長。兄長勸阻他前往江戶，並說服諭吉前往大坂學習蘭學。於是諭吉便來到了緒方洪庵的適塾。這中間，因為患傷寒，曾暫時回到中津休養。
1856年，諭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學。同年，由於兄長去世，他成為福澤家的戶主。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求學，變賣了父親的藏書和部分家產後，還清了債務，雖然除了母親以外的親戚都表示反對，但是諭吉還是毅然前往大坂。由於他無力支付學費，便從奧平一岐處借來便偷偷抄寫的建設工程學的教科書（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並以翻譯該書的名義作為緒方的食客而學習。1857年，諭吉成為適塾的塾長。他在塾中研讀抄寫荷蘭語的原著，並根據書中的理論進行化學實驗等。但是由於他害怕見到血，從來沒有做過放血或者解剖手術。雖然適塾主要是教授醫學，但是諭吉對荷蘭語的學習超過了對醫學的興趣。
1858年，諭吉為了擔任在江戶的中津藩官邸內設立的蘭學塾的講師，便和吉川正雄（當時名為岡本周吉，後改名古川節藏）結伴前往江戶。當時住在築地鐵炮洲的奧平家的中屋敷，在那裡教授蘭學。這個小規模的蘭學塾後來成為了慶應義塾的前身，因此這一年便被定為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時間。
1859年，諭吉前往橫濱。當時，根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橫濱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但是當地全用英語，學習了荷蘭語的諭吉連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從此他痛感學習英語的必要，便開始通過字典等自學英語。
同年冬，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團要乘坐美國的軍艦Powhatan號赴美國，日本決定派遣咸臨丸作為護衛艦。諭吉作為咸臨丸的軍官木村攝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萬延元年）前往美國。當時咸臨丸的指揮官是勝海舟。之後，福澤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僅僅7年後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縱的軍艦橫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雖然諭吉已經在書上了解了很多美國的事物，但是還是受到了文化差異的震撼。例如他在書中寫道，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孫的近況，但是美國人幾乎沒有人了解喬治·華盛頓的後代們的生活。（事實上，華盛頓並沒有留下後裔） 諭吉還和同行的翻譯中濱萬次郎一起購買了韋伯辭典的盜版書帶回國內，成為日後研究的幫助。
回國後，他仍然在鐵炮洲教授課程。但是此時他決定放棄荷蘭語，專教英語，把蘭學塾改變成英學塾。同時也受雇於幕府，從事政府公文的翻譯。據說當時他對於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還需要參考荷蘭語的譯本進行翻譯。回國的當年，福澤還將在美國購買的漢語和英文對譯本詞彙集《華英通語》加入日語譯文，作為《增訂華英通語》出版[1]。這是福澤諭吉最早出版的書籍。在書中，福澤將表示V的發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濁音符號變成「ヴ」，這成為後來日本通行的標注方法。
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內下野守為正使的使節團出使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也隨之同行。當時也用幕府發給的津貼費買了許多英文書籍帶回日本。他在歐洲對於土地買賣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異，並對於許多在書本上無法看到的事物進行調查。例如歐洲人習以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聞的醫院、銀行、郵政法、徵兵令、選舉、議會等。
通過這幾次參加海外使團的經歷，福澤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回國後，他寫作了《西洋事情》等書，開始了對西學的啟蒙運動。當時，他曾作為官員提倡幕府機構的改革，但在1868年（慶應4年）後，便將蘭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專心從事教育活動。
在明治維新後，福澤繼續大力提倡普及西學。並針對日益高漲的國會設立運動，提出創立英國流的不成文憲法的論調。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變後與政府要人絕交，在1882年創辦日報《時事新報》，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場，引導社會輿論。1898年因為腦出血而病倒，之後雖然一度康復，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復發，溘然長逝。在葬禮上，遺屬遵從福澤的遺志，婉拒了各方的獻花，但是唯獨默然收下了福澤的盟友大隈重信送來的喪禮。
由於福澤生前居住在慶應義塾的校區內，因此現在在他去世時所在的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內設有石碑。戒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澤諭吉的忌日）被稱為雪池忌，校長會帶領眾多師生前往掃墓。
福澤由於是1萬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戶曉。有時候人們也將1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或者「諭吉」。也因此，有人在數1萬元紙幣的張數時，會以1人、2人的人數來計數。
福澤也是將會計學的基礎「復式記賬法」介紹給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貸方」的用語也是福澤首先翻譯的。
首先將近代保險制度介紹給日本的也是福澤諭吉。他在《西洋旅案內》（中譯：西洋旅遊介紹）中介紹了人壽保險、火災保險和損害保險等三種保險制度。
福澤諭吉主要的思想特徵是反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擊封建時代的專制壓抑。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於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勸學篇》後續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這種均衡說體現了福澤獨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並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學說。此外，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繫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歷史等等現代科學知識。福澤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後的戒名。福澤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高級別的精神導師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但無論福澤如何認為，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的福澤在推動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問題上亦難辭其咎。他對亞洲的觀點，尤其在當時精神導師的地位而導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心理，而這種普遍存在的觀點，成為日後日本軍隊在亞洲國家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學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基本設計者，堪稱「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福澤「脫亞入歐」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著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

4. 一萬日元的傢伙是什麼梗

一萬日元（日本紙幣最大面額）上那個日本人的頭像，許多中國人的第一反應可能以為是哪位天皇。其實他不但不是天皇，甚至連官也沒當過，只是一個沒有任何「級別」的學者而已。

能夠登上這樣大面額的紙幣，足以證明他的重要性。確實，他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很多讀者應該都聽說過這個名字，不過可能很多人不會知道，他的名字和中國有關。

福澤諭吉的父親福澤百助是一位忠實的儒學信徒。福澤諭吉說：「從父親遺留的手書，便足以證明他是個徹底的漢儒。」他崇拜中國文化，最喜歡收藏中國的古書，諭吉誕生那一天，他恰好得償夙願，購得了一套中國清王朝的《上諭條例》，於是給新生兒取名「諭吉」。

福澤諭吉：

福澤百助堅定地信仰儒學，一舉一動都謹尊聖賢的教導，「即使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絕不做虧心事」。因此自然以儒家之道來治家。

福澤諭吉說，「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傳統。」因此，「家兄與純粹的漢學者一樣注重孝悌忠信。」有一次兄弟兩個人談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說，他一生的目標就是按孔孟的教導活著，「至死也都是忠信孝悌」。

雖然父親在諭吉幼年的時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確立的儒者家風卻長久地影響著這一家人：「我們的家風極為規矩。並非有嚴格的父親在監督我們，可是我們母子和睦相處，兄弟姊妹從不吵架。不只如此，無論如何絕不做下流之事。

5. 重大的文物流失

一、英國

英國所藏清代檔案，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戰爭中掠奪的中國檔案，其形成者是中國地方政府，如兩廣總督的檔案；二是英國在華機構，在與清政府及所屬機構的日常工作交往中形成的檔案（中英兩種文字都有），如東印度公司及外交機構的檔案。以上檔案均已向社會公眾開放，可調閱、抄錄、復制等，用於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學術研究等。
（一）英國公共檔案館
1、被掠奪的清代檔案（1765—1857年）
這部分檔案共1954件，是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在廣東劫掠的中國官方檔案。其中包括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往來的文書；地方政府本身形成的文書；原存放在兩廣總督千門、廣東巡撫衙門等機構的文書。這部分檔案可分為以下六類：
（1）鴉片貿易與鴉片戰爭檔案（1835—1857年），73件；
（2）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往來公文書（1765—1857年），337件；
（3）對外關系與對外貿易檔案（1810—1857年），529件；
（4）起義、秘密結社、軍事組織與作戰，以及鎮壓起義（1811—1857年），820件；
（5）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階段（1856—1857年），84件；
（6）地圖與插圖，71件。
以上檔案，我館已從該館復製成35毫米縮微膠片25盒。
2、英國在華機構形成的檔案
（1）東印度公司中文秘書處檔案（1793—1834年）
這部分檔案共34卷，是由東印度公司設在廣東和澳門的商船貨物監管人特別委員會形成的檔案。該委員會在1834年撤銷之前，實際行使東印度公司所擁有的英國在華貿易壟斷權。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793年英王喬治二世致中國乾隆皇帝信函的中文譯本。信中介紹了馬戛爾尼勛爵作為使團正使，前往中國。大量的通信是關於茶葉、棉花貿易；在廣東的貿易代表與中國地方當局關於司法糾紛的交涉；洋行商人破產問題以及關稅問題等。此外，還有渉及鴉片走私貿易的檔案。
（2）英駐華使領館的檔案（1727--？）
這部分檔案結止時間不祥，共699件。內容涉及：中央政府、排外運動、義和團起義、市民動亂、教育、財政、中外關系、工業、勞工、礦業、鴉片、護照、公共衛生、鐵路、改良運動、航運、中日甲午戰爭、電信、貿易等。
（二）大英圖書館東方書稿圖書部
該館保存有珍貴的中國檔案文獻。其中，滿文檔案有滿文硃批奏摺、滿文請安折等；漢文檔案有中國皇帝給英國王的敕諭、康煕南巡圖、道光二十一年鎮海營水陸圖冊，廣東吳川營、大鵬營、順德營、外海、內河水師名冊，羅浮山動植物、礦物調查冊、廣州城圖、廣州至澳門珠江沿岸軍事防禦圖冊等。此外，還有太平天國軍事文書、完整的《圖書集成》（1726年第一版）、《情報》（又稱《北京公報》，從1820年開始，1840—1908年間的幾乎完整）。
（三）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現並入大英圖書館）
1、東印度公司同中國廣東貿易檔案（1715—1833年）；
2、有關中印邊界的外交檔案（1800—1947年）；
3、印度事務部就中國問題同外交部的聯絡檔案（1858—1947年）；
4、廣東工廠檔案（1623—1841年），這部分檔案是1931年通過英外交部移至印度事務部的。主要內容是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貿易，部分是工廠檔案的復製件；
5、西藏檔案（1760—1904年間），內容：印度與西藏的雙邊關系；貿易代表處活動；各類英屬印度使團訪問拉薩。
（四）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圖書館
1、中國海關檔案：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Hart）和梅樂（Fenderick Maze）的信函136封（1868—1906年）；1884—1885年金登干關於中法和議的備忘錄。
2、在華教會監理會的檔案：會議記錄和通訊（已製成縮微膠卷）。
3、太平天國實錄；
4、澳門地圖、清宣統皇帝給庄士敦的國畫冊頁等。
（五）劍橋大學
在華洋行檔案：信函17.6萬封，及裝訂成冊的信函78卷。
（六）倫敦大學
在華教會檔案：倫敦會（1803—1939年）來函、通訊檔、報告、日誌等（已製成縮微膠卷）。

二、美國

（一）美國國會圖書館
1、清內務府檔案，28卷。
2、堂行簿，1卷。道光29—30年。
3、完婚登記簿，2冊，道光27年至同治8年。
4、開銷總簿和實存經費並開銷銀兩總簿，7卷，光緒28年至宣統2年。
5、喪禮簿，1卷，宣統一年。
6、題本和奏本，乾隆7年。
7、內務府編寫的北京店鋪詳細名錄，30頁。
8、家譜圖表，其中有5卷為滿文。
9、鑲藍旗應得口食、銀兩、兵丁等花名冊，8頁，道光12年。
10、正白旗閑散幼丁等花名冊，10頁，乾隆朝。
11、紅白事銀兩數目冊，乾隆朝。
12、帳本，嘉慶7年。
13、各庫武器和供應帳冊，乾隆至光緒年間。
14、有關建築物規范的件冊。
15、盛京內庫出入細數銷算清冊，乾隆12年。
16、富人收稅人名錄。
17、帳冊，康熙至嘉慶年間。
18、圓明園大木作定例。
19、普詳峪萬年吉地工程做法清冊，8卷。
20、公主府工程做籌冊，19冊，光緒一年。
21、朝陽門箭樓各項銀總冊，6卷。
22、估修復聖林工料細冊，4卷。
23、宣統崇陵工程做法，47卷，宣統一年。
24、菩陀峪萬年吉地東西配殿做法，7卷。
25、奉天省東大陵照片，81張，光緒20年。
26、桂公府內閣間工程做法冊，3卷。
27、宗人府選冊，4卷，光緒10年至宣統9年。
28、宗人府選冊，4卷，同治12年至光緒15年。
29、咸豐果園人丁清冊，4卷，咸豐6—9年。
30、光緒果園人丁清冊，4卷，光緒21年。
31、江南提督公文，1卷，光緒19年。
32、京察滿司宮履歷清冊，2卷，光緒13年。
33、京察滿司宮履歷清冊，2卷，咸豐7年。
34、恩旨豁免賠項冊，4卷，嘉慶25年至道光1年。
35、廣東布政使司武職各官罰俸冊，1卷，光緒27—28年。
36、江蘇夷務軍需製造銷冊，57頁，道光22年。
37、江北糧台帳目抄本，2卷。
38、江北藩庫收銀放銀簿，4卷，光緒31年。
39、直隸地糧未解及豁免清冊，1卷，咸豐7年至同治9年。
40、王府帳房總帳、分藍甲銀帳、人名簿、升遷降革病故帳、存制錢帳、銀錢帳、分金帳等，9冊，光緒10年至同治7年。
41、膳房辦買肉斤雞鴨清冊，24卷，光緒30—33年。
42、大清同治吏部奏議，4卷。
43、駐津驗米大臣來往文件，4卷。
44、山西巡撫張之洞奏議，4卷，光緒7—10年。
45、上諭檔，2卷，光緒5—13年。
46、江蘇夷務軍需章程，1卷，道光22年。
47、鴉片戰事公文，道光22年。
48、京抄，42卷，道光23年。
49、京報，38卷，光緒33年至宣統3年。
50、徐州糧台並軍需章程，1卷。
51、乾隆嘉慶兩朝奏譜，40卷。
52、秋審檔案，9卷，嘉慶18年至道光2年。
53、秋讞比，16卷，嘉慶8年至道光12年。
54、法部直隸各省重囚招冊，65卷，光緒33年。
55、秋審要案，4卷，乾隆39年至道光14年。
56、江西調查民事問題，2卷，宣統2年。
57、鄉會試朱卷匯輯，38卷，嘉慶至道光年間。
58、歷朝歲試，4卷。
59、鄉試題名錄，47卷（手抄件）。
60、江康虎手稿，包括一份會試朱卷，6份書單，1份起居注後跋和若干試卷。
61、蘇藩政要，2卷，道光6—7年。
62、府庫風俗頌慶祥宮號玉磁銅等件和道庫公字玉器陳設，4卷。
63、內府物器譜，5卷。
64、擬辦宣化府等處煤礦文件圖說，1卷。
65、蘇郡九邑孝子節婦冊，1卷。
66、吏部銓選滿州官員則例，1卷。
67、長沙市各業公所章程，2卷，乾隆58年至民國6年。
68、諭折匯存，700卷，光緒20年至宣統3年。
69、上諭條例，240冊，雍正13年至乾隆56年。
70、山東交代章程，8冊，光緒28年。
71、豫東歷年刊公布條例，16冊，咸豐元年至光緒21年。
72、泉漳治法論，1冊，同治7年。
73、歷年錢毀條例，120冊，乾隆16年至嘉慶22年。
74、吏部奏定章程，12冊，道光至咸豐年間。
75、刑律條例，內容包括戶律條例和禮律條例，70冊，乾隆年間。
76、刑錢必覽，嘉慶19年。
77、解州清丈圖說章程，光緒7年。
78、宛陵判事日記，1卷，光緒29年。
79、上諭條例，12冊，咸豐1—10年。
80、本朝題駁公案，11卷，康熙59年。
81、歷年有關秋審，1冊，乾隆7年至嘉慶12年。
82、定例匯編，86卷，乾隆21年至道光19年。
83、1662年前繪制的中國地圖集。
84、1673年繪制的大型中國地圖。
85、1821年印製的大型中國掛圖。
86、1831年印製的大型中國水墨掛圖。
87、長城邊界手繪圖。
88、天津至廣州海域圖，兩張。
89、西安至成都手繪路線圖。
90、18世紀浙江地圖集（手繪）。
91、河南、山東、直隸三省手繪掛圖。
92、南京市手繪明細圖，註明1864年太平天國起義軍收復情況。
93、廣西南部邊界山區通道軍事圖。
94、雲南、四川邊界軍事手繪圖，兩張。
95、廣西省軍事防禦掛圖。
96、18世紀杭州市手繪圖。
97、18世紀錢塘江和杭州灣掛圖。
98、18世紀浙江省海岸線掛圖。
99、山東省萊州市平面圖。
100、吉林省手繪掛圖。
101、山西省太原市掛圖。
102、18世紀長沙市地圖集。
103、日本佔領前台灣地圖集（印刷本）。
104、黃河流域圖三張（手繪）。
105、乾隆黃河下游閘壩圖，包括長江和運河工程圖，20張，康熙至乾隆年間。
106、黃河圖。
107、山東全省河圖。
108、豫東黃河全圖。
109、河源圖。
110、中遊河工全圖。
111、黃河下游圖。
112、黃運湖河全圖。
113、六省黃河堤壩河道全圖：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南。
114、中河廳屬光緒元年分補廂中牟下汛三堡順堤掃工題估河圖。
115、河北道屬光緒二年黃河形勢工程全圖。
116、下北河廳屬光緒二年比較元年搶修掃工平險丈尺圖。
117、下南河廳屬光緒二年分搶修工段比較上年化險為平河圖。
118、黃河水壩圖。
（二）哈佛燕京圖書館
該館藏有明清檔案，約計千件左右；藏有中國善本和手抄本2500餘種3萬余冊；中國地方誌約3525種35000餘冊；滿文圖書百餘種及不少滿文檔案等。主要清代檔案目錄如下：
1、駐美公使梁誠檔案，2函12冊。
2、全銜奏檔，1函6冊。
3、各省秋審實緩比較，2函17冊。
4、道光錢糧奏摺，1冊。
5、富德奏摺檔（滿文），1冊。
6、嘉慶稟底本，1冊。
7、嵩年奏摺檔，6函24冊。
8、小玉牒，1冊。
9、大清奏稿，1冊。
10、京師城內首善全圖，系木版印刷。
11、京師全圖，系木版印刷紙本。
12、陝西全圖，系方格木版圖。
13、嘉峪關外安西青海合圖。
14、嘉峪關外鎮迪化分伊犁合圖。
15、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
16、八旗鈕祜祿氏通譜。
17、吉勒圖堪尉諾命。
18、陳慶慈知縣父母誥命。
19、武備院庫藏冊。
20、鈔本上諭。
21、滿漢奏摺對譯。
22、滿漢奏摺錄。
23、奏摺。
24、奏摺錄。
25、陵寢事奏摺。
26、內務府事務。
27、批折舊式。
28、行各部院衙門白文。
29、誇蘭達存之戶口。
30、乾隆52年6月來文檔（正黃旗滿洲都統）。
31、嘉慶12年10月來文（正黃旗滿洲都統）。
32、正藍旗滿洲都統檔冊。
33、正紅旗滿奏本（正紅旗滿洲都統）。
34、鎮守杭州等處將軍檔冊。
35、鎮守荊州等處將軍檔冊。
36、奏摺檔簿。
37、戶部奏摺底。
38、上諭奏摺檔。
39、駐藏辦事大臣奏摺檔。
40、第四甲喇檔冊。
41、清俄條約。
42、盛京內務府順治年間檔冊（順治4—8年）。
43、清阮元收藏的銘文拓本，吳大澄收藏的墓誌等，約有2000張。

（三）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
1、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第4卷至第6卷），順治2年6月—12月，朱絲欄寫本，蝴蝶裝。
2、大清聖祖仁皇帝聖訓（第14、40—42卷，朱絲欄寫本）。
3、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第60卷）乾隆15年4—6月，朱絲欄寫本，蝴蝶裝。
4、滿文紀，朱絲欄寫本，2函16冊。
5、《漢文國史列傳》6函60冊，乾隆朝抄本。
6、《滿文忠義列傳》12函24冊。
7、《滿文禮部則例》4函186卷，朱絲欄寫本。
8、滿文小玉牒，1冊，系第六代世祖章皇帝支本。
9、大清上諭奏事檔集，18函112冊。
10、清內務府檔案，包括咸豐、同治、光緒三朝。
11、《治平勝算全書》（年羹堯輯著）1函8冊，序文所署日期為雍正2年春正月，似為原寫本。
12、《兵鈐外書》1函12冊，系原寫本，沈陽呂磻、廣寧盧函恩同輯。
13、《重刊洴澼百金方》2函20冊，道光12年4月。
14、《大清律例按語》10函70冊，綠格原寫本。
15、《秋審比較匯案》1函8冊，7行紅格原寫本。
16、《說帖》7函24冊，9行紅格寫本，道光18年—光緒11年。
17、《律例統纂集成》24冊。
18、《沈家本監獄訪問記》（線裝鉛印本）。
19、清末載澤等大五臣《考察日本憲政報告書》2函10冊，為憲政編查館朱格寫本。

（四）耶魯大學圖書館東亞圖書館
該館所藏中文圖書約有19萬冊，以現代中國史料最為豐富，有關太平天國起義軍的藏書，共有320種640冊。該館還藏有反映16至18世紀的各式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

（五）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
該館藏有中文圖書約計15萬余冊，與釣魚島事件有關的資料，約有360種；太平天國資料103種；康有為著作及傳記資料72種；梁啟超著作及傳記資料82種。還有原屬張學良藏《滿文篆書御制盛京賦》10函40冊；廣西雲南地方的苗民圖說共10冊，等等。

三、日本

（一）國立國會圖書館
1、族譜360種。
2、黔南識略。
3、滇系，兩套4函、另6函。
4、江蘇賦役全書，14函。
5、福建賦役全書，4函。
6、吳縣洞庭山魚鱗冊，12函120冊。
7、長洲縣魚鱗冊。
8、魚鱗冊，康熙15年丈量，2函2冊。
9、吳縣租冊，6函。
10、長邑魚鱗冊，16冊。
11、長盧鹽務冊（原檔），11函22冊。
12、吳縣忙銀漕糧實徵文冊，32函133冊。
13、河南錢糧冊，87函1092冊。
14、乾隆邸報（乾隆36年、38年、40年、44年，嘉慶6年）。
15、第一期修理昭陵明樓等工程約估清冊（上、下）24冊。
16、盛宣懷致井上馨函，5件（未發表過）。
17、袁世凱函件（日本國陸軍大臣寺內正毅文書內）。

（二）東洋文庫
東洋文庫收藏滿蒙藏文圖書：《鑲紅旗檔》，自雍正五年至宣統，共2420件；蒙文《甘珠爾經》一部，共108套；《宗喀巴法句集》一部20套，零星佛經220餘種；藏文《甘珠爾經》一部103套，《丹珠爾經》一部225套。主要目錄如下：
1、養壽園電稿（寫本），光緒16—24年，1函3冊。
2、從政觀法錄，30卷。
3、江西賦役全書，影印。
4、老賬，5冊。
5、吳縣漕米實征冊（檔案）共26函，156冊。
6、浙江賦役全書，7函。
7、淮關統志，滿漢文，6函。
8、續淮關志。
9、四川賦役全書，2函10冊。
10、河南賦役全書，13函78冊。
11、直隸宣化賦役全書、直隸畿輔賦役全書，共35冊。
12、蘇州賦役全書，8函48冊。
13、山西賦役全書，6函36冊。
14、福建賦役全書，4函24冊。
15、錢票標本集（實物），10冊（中國紙幣的各種式樣）。
16、內務府造送皇產地畝冊，2函33冊。
17、定陵注略，2冊（影印）。
18、奏摺檔乾隆3年3月、11月—60年12月。
19、奏摺檔，嘉慶元年正月。
20、奏摺檔，道光27—29年，1函8冊。
21、吏部考功司題稿，嘉靖20—22年，4函11冊。
22、上諭檔，乾隆53年—嘉慶元年，5函16冊。
23、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朱格10行寫本，二品銜署長盧監運使津海關道周馥謹識。
24、邊事匯鈔，1函。
25、苗族風俗圖，冊頁彩繪，1函。
26、苗冊，冊頁彩繪，2函。
27、鑲黃旗鈕祜祿氏弘毅公族譜，2函10冊。
28、朝鮮國王來書簿，寫本4冊，1935年照沈陽崇謨閣藏本抄。
29、掌儀司嘉慶元年冊封後妃檔，6函6冊。
30、查辦八旗事務表檔，24冊。
31、滿洲旗世襲武職及世受佐領家族譜，19函。
32、滿文八旗則例。
33、各種佛經。
四、俄羅斯

（一）俄歷史檔案館
1、中俄談判御旨。
2、中東鐵路文書，1817—1930年。
3、中國到俄國考察海軍，1888年。
4、張作霖政府時期的商業活動，1902年。

（二）俄海軍歷史檔案館
1、1840年北京地圖。
2、1886年中國通商文書。
3、1989—1916年光緒請俄搶救中國船員。

五、加拿大

國家檔案館
中國個人或家庭移民及人頭稅的檔案。

六、澳大利亞

華人去澳洲的移民檔案。

七、義大利

羅馬國家檔案館保存有清代康熙年間的賣身契和雍正年間的軍餉檔案，數量不詳。

註：未注朝年者，均為原稿未提供。

6. 清朝科舉制度

中國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他淵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朝，廢除於清朝末年，歷經隋、唐、宋、元、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年。

中國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一大進步，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它對我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給廣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的階梯而入仕登上歷史政治舞台而提供了公平競爭的平台、機會和條件。因此說，在封建時代，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開創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選拔制度。

進士科考試是明清科舉的主要形式，它共分為三級：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不過，在此之前，讀書人必須通過由本縣知縣主持的縣試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試，以取得童生的身份，取得了童生身份才有資格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這可以看做科舉前的預備性考試。在清朝，縣試多在二月舉行，而府試則在八月。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貫徹的是民族歧視政策。滿人享有種種特權，做官不必經過科舉途徑。清代科舉在雍正前分滿漢兩榜取士，旗人在鄉試、會試中享有特殊的優特，只考翻譯一篇，稱翻譯科。以後，雖然改為滿人、漢人同試，但參加考試的仍以漢人為最多。
科舉制發展到清代，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於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於消亡。

清代對科舉進行了一些改革，增加復試。順治十五年（1658年）首開鄉試復試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實行會試復試制。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後，各省的舉人一律要到京師進行復試，規定沒有經過復試的舉人不準參加會試。這些改革措施都只注重於如何防止作弊及維護考試的公正上，而對科舉如何才能選拔真才實學之士重視不夠。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科舉開始設置新科目。光緒十三年（1887年）把算學列為考試科目。光緒二十五年（1898年）設經濟專科。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發布上諭規定答題一律不準用八股文形式。

1905年9月2日，晚清重臣張之洞、袁世凱、端方等6人會銜上奏，要求廢除科舉，興辦現代學校。面對如此眾多位高權重大臣的意見，清廷同月即諭令從1906年就開始廢除科舉制度，停止所有鄉會試，科舉制終於滅亡。

清朝從乾隆朝末年開始逐漸衰落。皇帝一度重用貪官和珅，導致政治日漸腐敗。而清朝統治者也失去了早期那種銳意進取的精神，漸趨保守和僵化。19世紀上半葉，英國開始向中國走私鴉片，由於清朝的禁煙行動，導致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列強開始不斷入侵，迫使清政府與其締結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根據這些條約，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主權受到嚴重損害。人民負擔沉重，由此而爆發了一系列的反抗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一度對清朝的統治構成了嚴重挑戰。
為挽救自身命運並增強國力，清政府內部亦進行了一些維新運動，試圖革新圖強，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自18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全國各地開始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修建新式學校、培訓技術人才；同時也成立了新的軍事工業，逐步改進清軍的武器裝備和作戰方法。洋務運動使得清朝的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增強，到同治年間一度出現了較安定的局面，史稱「同治中興」。其間清朝成功消滅太平軍、捻軍之亂，並收復新疆，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也有較大的改善。至1880年代，清朝軍隊的裝備和洋務運動之前相比已有了明顯的提高；在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的一系列戰役中，清軍和法軍互有勝負。戰後，清朝設立了海軍衙門，並建成了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近代海軍艦隊--北洋水師。洋務運動雖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最終仍未達到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效果，結果導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及其後《馬關條約》的簽定。隨後，由光緒帝親自領導發動的政治改革運動--戊戌變法則因保守派的反對和政變而告流產。
清朝的衰機，可說是起於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時六次南巡，耗費無藝。中歲後又任用和珅，貪瀆為古今 所無。官吏都不得不剝民以奉之，上司誅求於下屬，下屬虐取於人民，於是吏治大壞。清朝歷代的皇帝，都是頗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權於臣下的。他以異族入主中 原，漢族真有大志的人，本來未必幫他的忙。加以他們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壓士氣，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間，而局面遂一變。

7. 乾隆皇帝為了懲治貪污，用了哪些方法

我們從各種史料中不難看出乾隆帝一直對懲治貪污都是非常重視的，眾所周知清代的法律，是有律又有例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律、例並行，無論是律還是例都是判案的理論根據和准則。

隨著貪污案的形式多樣，乾隆朝也不斷的改定律例。先後重新修訂、改編並最終發布了《大清律例》、《大清會典》（乾隆朝）、《大清會典則例》、《上諭條例》以及各部、院、衙門的《則例》，和起到律法作用的乾隆帝的各種手諭，聖旨，數不勝數。

由此可見，貪官污吏的下場不僅僅是身首異處, 而且家產也一律沒收。可貪污案卻是屢禁屢發，到晚期更是變本加厲，正如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載: 一個小小縣吏,“善巧取人財”,“人計其平生所取, 可屈指數者, 約三四萬金”。

從上面這段話，我們不難看出乾隆朝貪污案之多，也能看出乾隆也很重視懲貪，但是貪污之風卻愈演愈烈，到了後期，便一發不可收拾。

8. 為什麼福澤諭吉能被印到日本面值最大的鈔票上

明治維新，這個詞含有兩個意思：狹義指1867年江戶幕府第十五代德川將軍奉還大政，明治新政府成立，天皇親政，1868年發布「五條誓文」（明治政府的基本方針），富國強兵，所以今年是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確切地說，是改元明治一百五十年），連中國媒體也跟著紀念，大概要當作他山之石；廣義指日本創立近代國家的一連串過程，至於截止於何時，廢藩置縣抑或立憲體制之確立，眾說不一。與明治維新有關的另一個詞是福澤諭吉，我們中國人也久聞其名，廣義的明治維新期間他堪稱最大的啟蒙思想家。

福澤諭吉的業績主要在教育和著述。代表性著作有《勸學》《文明論之概略》《福翁自傳》。特別是《文明論之概略》，明確給時代提出理論性指針，對後世也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屹然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經典。不過，據一位把此書翻譯成現代日語的大學教授調查，他的學生里沒有人讀過福澤的著作。正因為是啟蒙讀物，而今讀它不需要高度的知識和訓練，但畢竟過去百餘年，當時寫得簡明易懂，現今卻變得佶屈聱牙了。明治時代的書還是滿紙漢字，對於遠遠比日本人更堅持漢字傳統的中國人來說，倒是別有親切感，若略通古文，幾乎可以用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讀出個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