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條例的必要性

A. 電子政務立法的必要性是什麼

我國的信息立法已取得可觀的成果：關於知識產權、信息保密、計算機系統的安全等方面的法律都有了一定的基礎，但更應看到，我國的信息立法任務還相當繁重，特別是在政府信息資源管理、信息市場的規范化、隱私權的保護等方面，仍存在許多的空白點，均無相應的法律加以規范。

近20年來，我國先後頒布了《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計算機系統安全保護條例》、《電信條例》、《互聯網服務管理辦法》以及《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電子簽名法》等法律法規。但是從總體上說，我國電子政務法律規范建設仍然明顯滯後於電子政務的發展，許多亟待法律規范的事項並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主要表現為：明確法律地位和效力。電子政府是否與有形政府處於同等法律地位？網路行政行為是否與傳統行政行為具有同樣法律效力？對於這樣一些關乎電子政務根本性質的定位問題，我國法律並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因此，完善電子政務立法的首要任務就是明確規定電子政府的法律地位及其電子政務的效力問題。

現代信息概念和意義的誕生，將人們帶入了一個更為輝煌的時代，它預示著力學時代的終結，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必然導致一系列新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問題的產生和原有社會關系的變革，用法律調整由此形成的各種新的社會關系和矛盾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從總體上看，我國信息立法表現出零亂性、無綱領性，基本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我國信息立法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對信息法律體系作一系列分析，明確它所應包含的各項法律制度，並由此形成信息法的大體框架，以便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信息法律體系。

要點概括：明確我國在信息立法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基礎上，還存在諸多空白，需要法律加以規范，了解信息社會所帶來的變革要求我國電子政務法制化的逐步進行，其必要性不容置疑，理解中等城市電子政務立法工作在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B. 請運用實踐和認識的有關知識,說明我國實行立法聽證制度的必要性

立法聽證制度是指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為了收集、獲取與立法有關的資料、信息，邀請有關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當事人及與法律法規有利害關系的公民等到會陳述意見，為立法機關審議法律法規提供依據與參考的一種制度。

聽證制度的法律依據，可溯自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中有關公民的"法律保護權"的觀念和制度。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具體理解"正當法律程序"中，聽證制度被解釋為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制度之一，是正當法律程序的一部分或一個環節。正當法律程序的聽證，原只適用於司法審判，意為在案件審判的過程中必須經過聽證，這種聽證制度被稱為"司法聽證"。後來，這種制度從英國傳到美國，美國又把它移植到立法和行政中，作為增加立法和行政民主化以及有關當局獲取信息的主要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立法聽證制度又傳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受到美國影響較大的國家。西方一些國家採取立法聽證制度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環境保護、城市管理、移民、交通安全、知識產權、犯罪及其防範等領域，越來越呈現出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作為立法者的國會議員沒有受過專門訓練，很難對其中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因此，在立法之前請有關的專家參加聽證，陳述他們對某項議案的觀點，為立法者提供有科學根據的咨詢意見，成為立法聽證會的一個主要內容。二是隨著社會關系的復雜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比如，企業中的企業家和工會；破產案件中的企業、銀行、破產企業的債權人；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中的消費者等等。這些利益群體有著自己特殊的利益。在制定有關法律的過程中，有關群體之間的利益往往是對立的。因此，在立法聽證會上聽取這些不同利益集團的意見，也是它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

我國法律第一次規定聽證制度是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行政處罰法》。之後，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也規定了有關聽證的內容，確立了聽證制度。行政處罰法和價格法關於聽證規定的實施，對促進行政行為的公開性、民主性，減少行政偏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總結行政聽證的實踐經驗，《立法法》又把聽證制度引入立法程序。目前，全國已有19個省市人大常委會舉行了立法聽證會，17個省市人大常委會制定了立法聽證規則，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聽證制度。實踐證明，立法聽證制度是推進立法民主化、科學化的有效途徑，應當積極規范和完善這項制度，使之上升為立法工作制度，從而推動立法聽證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二

立法聽證不同於立法論證。立法論證是就法案中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問題，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從科學性、可行性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論證意見。立法論證制度主要用於解決立法的科學性問題，而立法聽證制度則主要用於解決立法的民主性問題。立法聽證的基本特徵：一是透明度高。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事先向社會公布，允許公民報名參加，允許公民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二是具有一定的選擇性。立法法規定聽證會是聽取意見"可以"採取的一種形式，既不是必須採取的形式，也不是惟一可以採取的形式。也就是說，在法律法規制定過程中，可以舉行立法聽證，也可以不舉行立法聽證，主要根據法案的內容決定。三是公正、客觀。聽證參加人都是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如實發表意見，不受他人影響，前提是對法律負責。這樣通過聽證會所反映的情況和意見比較客觀、公正。四是程序性強。立法聽證的程序性不同於一般的工作程序，具有一定的法定性。聽證前一般都要制定聽證規則，規定聽證參加人和旁聽人的組成及權利，並對聽證內容、方式、聽證報告書等作出規定，以保證聽證依法有序地進行。

建立立法聽證制度，推進立法民主化，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能充分反映民情。實行立法聽證制度，社會公眾可以就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立法涉及的有關問題，直接陳述意見，反映情況和問題，從而使立法機關可以直接地、更廣泛和深入地了解實際情況和立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尤其是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困難和問題。第二能充分反映民意。我國社會主義立法就是要保護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立法必須充分反映民意，保障公眾對立法陳述意見的權利。這樣的立法，既可以兼顧民主，提高立法的工作效率，又可以防止立法的偏頗缺失，從而保證法律法規的合理可行。第三能廣聚民智。實行立法聽證制度，可以聽到各個方面的意見，尤其是法規內容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和有關行業的意見。這樣有利於立法機關廣泛集中民智，把各種好的意見、建議吸收到法規中來，轉化為立法成果。

三

如何規范立法聽證制度，《立法法》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但要求人們應當共同遵守的規則和明確可操作的程序，卻規定得比較籠統。結合一些省市人大常委會開展聽證工作的初步實踐，筆者認為，立法聽證制度還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關於立法聽證的主體。根據立法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舉行立法聽證的主體應當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制委員會、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工作機構。但這個規定，在運作上還有需要進一步探討和明確的問題。一般說來，立法聽證會是根據審議法規案的需要而舉行的，因此，聽證的主體宜與審議法規案的主體相一致。有關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工作機構可以根據需要組織聽證會；法制委員會統一審議時，也可以根據需要組織聽證會。

（二）關於立法聽證的客體。立法聽證的客體，必須是已列入人大及其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法規草案。因為，立法聽證的主體是法制委員會、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工作機構，因而也只有正式列入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的法規草案才可以作為立法聽證的客體。

（三）關於立法聽證的方式。這是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目前的做法是舉行立法聽證會。一些省市人大常委會在舉行立法聽證會時，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制定聽證規則。對舉行立法聽證會參加的人數、發言順序、發言內容、發言時間、主持人、記錄人和會場紀律等作出規定。如果聽證規則制度化了，就不必每次聽證都考慮規則問題。二是確定聽證的法規草案和聽證議題。聽證的法規草案一般選擇的是立法涉及面廣、事關人民群眾利益、為市民普遍關心和內容具有一定可辯性的法規草案進行聽證。聽證議題由聽證主體提出，須經主任會議研究同意。三是發出通知。通知的方式，往往是刊登在報刊上，允許公民報名參加。另外，聽證會參加人還可以採取召開座談會的形式遴選。即在聽證會前召開若干次座談會，從參加者中遴選有利害關系的人或者人數相當的不同觀點的人，作為聽證會的參加人。四是嚴密組織聽證會。聽證會的程序安排大致是：①由書記員宣讀會場守則或聽證規則；②主持人介紹條例草案的基本內容、會議程序、聽證人，宣布發言順序；③人大常委會領導致辭；④聽證參加人發言；⑤主持人進行小結，宣布聽證會結束。在這些過程中，除聽證參加人發言外，其餘程序都進行得非常簡短，聽證會的時間絕大部分留給聽證會參加人發言。在聽證過程中，一般宜逐個問題進行聽證，不宜交叉；聽證會參加人的發言，要做准確而完整的記錄；主持人只負責聽取意見，一般不直接參加討論和辯論；討論、辯論只在聽證會參加者之間進行；允許新聞媒體采訪報道。

（四）關於立法聽證意見建議的歸納與匯總。認真整理和吸收立法聽證會意見、建議，是立法聽證的根本目的和最終歸宿。聽證會結束後，應當將聽證記錄整理成聽證報告書，印發常委會組成人員作為審議法規草案的參考依據。聽證報告書應當全面、准確地反映聽證會參加人發言的基本觀點、爭論的主要問題。在採納吸收聽證會參加人意見的過程中，一些省市人大常委會的具體做法是，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工作機構舉行立法聽證會時，除將聽證意見、建議歸納整理成報告書外，還提出採納的初步意見，提交法制委員會，由法制委員會提交主任會議討論決定。由法制委員會召開的立法聽證會，則由法制委員會將處理意見提交主任會議討論決定。對聽證會參加人提出意見的處理辦法是：對理由充足，比較成熟的意見，予以採納；對原則性的意見，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和精神；對未作吸收的意見，須向提出人作出解釋和說明，徵得他們的理解和同意。另外，不是每一個法案都舉行立法聽證會，只有在法案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必須要舉行聽證時，才舉行聽證會。

C. 法律的重要性到底在中國有多大的意義

方立法是國家立法體系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多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我省有立法權的4個較大市和3個民族自治縣十分注重從本地實際出發，嚴格遵循《立法法》和《廣東省立法條例》，努力探索地方立法新途徑，大力推進地方立法工作，先後制定、修改、廢止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規，較好地從法律制度建設上解決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與此同時，我省地方立法工作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困難和問題。新形勢下，地方立法如何與時俱進，自覺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貢獻，實現與地方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良性互動，已越來越成為擺在大家面前的一個緊迫問題。

在2005年12月27日召開的廣東省立法工作會議前夕，本刊記者就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在立法中所面臨的難與困，分別采訪了我省部分有立法權的較大市人大法委或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以及連南、連山、乳源3個民族自治縣人大常委會負責人。

立法的舞台到底有多大？

如今，國家立法越來越多，地方立法的空間是否會越來越小？記者了解到，對該問題，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的情況不一，說法也不一。

汕頭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陳冬雷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地方立法的空間呈現逐漸縮小的趨勢，這與國家法制建設的進程密切相關。經過多年努力，目前我國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初步形成，我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無法可依的狀況。因此，地方在解決國家尚無明確規定而先行立法方面的空間會越來越小。這就要求地方立法必須與時俱進，把重點轉向解決地方特定問題和適應新形勢的創制性立法上來。但由於認識不足或觀念轉變滯後，地方立法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從另一個角度看，隨著國家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對地方立法的范圍、內容等所做出的規范或者說約束和限制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嚴格。地方在認識上存在一定偏差，在一些應立法的領域存在「等、靠、觀望」等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地方立法。

深圳市人大法委副主任委員劉曙光對此卻持相反意見。他認為，地方立法的空間非常大，原因有3個：首先，當前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體系是體系，基本框架是基本框架，二者有質的區別，需填充的具體法規還很多。其次，從政府承擔的職責來看，我國與外國也不太一樣，現在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還沒有將立法權完全放下去。他向記者作了一個測算：廣東省一級涉及有關法律的業務處室500個左右，除一部分處室不執法外，大部分處室至少執行一部至兩部法規，這還是最保守的演算法。大家想想，若所有執法職能都能法定化，立法空間該有多大？再次，以往立法是面的需求，一部法規往往分章分節，管一大片，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在一部法規里基本說完。現在不同了，人們對所立的法有新的要求了，即立的法不僅需要到面，也需要到點。也就是說，一件很小的事也許就需要一部法，需要一個專門機構。例如，對韶關市丹霞山風景區的管理，就十分必要制定《丹霞山風景區管理條例》，體現地方特色。

珠海市人大法工委主任邊玉峰則說，地方立法中的先行性立法的空間較寬闊。地方立法要創新，以填補國家立法的空白。地方立法，應更注重先行性立法。

3個民族自治縣的看法又如何呢？連南瑤族自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柏良的說法頗具代表性：「目前民族自治縣的地方立法空間還是較大的。現在，我們縣除了一部《連南瑤族自治縣自治條例》外，已基本上沒有其它仍在實施的自治縣地方性法規，這不利於自治縣經濟社會的有序和可持續發展，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

立法，重數量還是重質量？

現在，社會上流行這么一種說法：地方立法立得差不多了，現在主要應注重法的質量和怎麼執行好這些法規。對此，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又是如何看的呢？

一種意見認為，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其實立法數量和立法質量同樣重要。深圳市的劉曙光說，就深圳而言，現在所制定的法規只有100多部，這遠遠不能適應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地方立法的功能及定位，就是在國家立法的空隙中尋求空間，拾遺補缺，地方立法其實是國家立法的細化。也就是說，實施性立法、補充性立法是地方立法的重點。在我國，通常是應立法的卻少有立法或沒有立法，如道路交通處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都存在這方面問題。其實，有關這一方面，任何行業都可列舉很多。而國外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例如美國、新加坡等國家的地方立法的總量就非常大，每部法典內容都很詳細，基本上做到「只要公民覺得應有法律規范的地方就一定有法規范」。現在，我國國家法律200部左右，國務院行政法規900多部，乍看起來，所立的法律、法規好像是差不多了，其實不然，因為到了地方完完全全立法的很少，大部分需要進一步細化、規范，增加一些可操作性的內容。前不久深圳市人大徵集2006年地方立法意見時，發函至政府機關，竟有100多個項目100多條意見（不包括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希望市人大在2006年裡能夠制定、修改和調研。

另一種意見是，地方立法質量始終是第一位的，同時須兼顧一定的數量。珠海市的邊玉峰說，沒有一定的數量，就難以滿足依法規范社會管理的需要，就談不上發揮立法權的優勢，實現法治社會的目標。他表示，現在我們強調依法治國，但並不是說所有問題都需要立法來解決，何況法律不可能事無巨細都覆蓋得到、解決得了。當前和在今後的一段時期里，我們應集中力量優先選擇社會急需用立法來解決的問題來立法。其中，能用行業規范解決的，盡量用行業規范解決；能夠社會自律的，盡量依靠社會自律；能夠用一般行政管理解決的，不一定非要用法規設定處罰的形式來解決。這就決定著地方立法的數量不可太多。當前，限於地方立法力量不是很充裕，從事立法的工作人員不是很多，地方立法應結合地方實際，集中立法資源和力量，提高立法質量，使制定的地方法規具有更強的針對性、操作性。

立法的難與困究竟在哪？

通過采訪，記者發現，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在地方立法中普遍處在一種尷尬地位。其中，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主要有：

第一，一些人的認識存在偏差。汕頭市的陳冬雷對此感觸很深。他說，目前汕頭有兩個立法權，一個是特區立法權，一個是較大市立法權。對兩個立法權的性質、地位、許可權、作用等問題，在一定范圍內由於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導致一些人對地方立法工作講起來重要，但做起來往往不重要。有的人錯誤地認為，上有國家法律法規，又有政策規章，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沒有必要再搞地方法規。因此，對地方立法工作不熱心、不關心、不支持、不配合；有的人存在重經濟、輕法制的思想，他們遇到問題就強調立法，立法以後又忽視執法；有的人存在立法束縛改革開放手腳思想，主張少立法或不立法，在強調地方特色時，缺乏先進科學的立法意識，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成為一些人維護現實狀況甚至一些陳規陋習的理由。

在這一點上，深圳市的劉曙光也頗有感慨。他說，地方立法主要有3個作用，即：引領社會生活、改革開放、經濟建設；促進社會生活、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確認或鞏固社會生活、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當前，多數人的認識只停留在第三個作用，對第一、二個作用，尤其是對第一個作用認識不足，導致用法律手段規范社會管理不到位。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時機成熟了就立法，沒有了分歧才立法。然而，到底什麼是沒有分歧？什麼是成熟？根本沒有固定標准。一般來說，行政命令、紅頭文件的效力、約束力不夠，強行推行很困難，效果也比較差。大家希望所立的法具有科學性、民主性、合法性，而行政命令、紅頭文件的民主性卻往往不夠。

第二，地方立法與上位法存在矛盾，上位法的一些規定與地方實際不一致。深圳市的劉曙光表示，法律統一必須是以多樣性為基礎的，沒有多樣性就沒有統一性。一直以來，上級立法機關對下級立法機關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態度不明確，寬容、鼓勵措施不夠，認為給地方立法空間越小越好，原因是怕亂套。比如，國家所立的處罰條款中就不應定死處罰金額，把錢定死了，地方怎麼定？哪來的餘地？

第三，地方立法機制受到局限，立法效率較低。深圳市的劉曙光指出，其中一個客觀原因是，常委會每年對法規的審查時間較短，每年常委會會議審議時間只佔一年的1／20，而國外有的用整年或者是一年的1／3時間來審查，有些國家還專門設有個技術把關的部門，一般稱為立法改革委員會，該委員會專門在立法技術上把關，這樣提交審議時，大家就不需要考慮法規的技術問題，只需討論有爭議的核心之處。我們要提高立法效率，有必要借鑒國外的好做法。他以深圳為例，該市人大常委會每年召開6次會，每次會議一半時間審議法規，一次會議4天左右，一審、二審下來，一年立法充其量20至30部。市政府提議案，到市人大審議，不足4個月時間，滯留時間太長，運用時間太短。制定法規，包括修改在內，較匆忙、較倉促，這樣很難有什麼更新意見。再者，材料提供得也不夠，有的與會者到會場才看一看材料，根本沒有時間調查研究。至於反復辯論，更是做不到。

第四，公眾參與地方立法能力低，沒有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普遍反映，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參與立法的渠道比較單一，往往局限於書面徵求意見；聽取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意見的范圍也比較窄，特別是沒有充分發揮專業、行業的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的作用；一些人大代表和市民參與地方立法的積極性和業務水平也不夠高。

第五，當前我國的地方立法工作還不能完全適應國家法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需要。有的地方性法規與法律、行政法規之間、地方性法規之間存在著矛盾或者不協調，有的地方性法規「大而全」、「小而全」，重復立法比較多；有的地方性法規比較原則，操作性不強；有的地主性法規缺乏地方特色，針對性不強。

此外，地方立法的執行保障機制也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法規的起草沒有真正做到「領導落實、人員落實、責任落實、時間落實、經費落實」。

而對於3個自治縣來說，當前地方立法存在的最嚴重問題和困難則是，立法經費、法制人才和各類專業人才嚴重不足。

今後的努力方向及解決對策

2005年12月23日,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廣東省農業機械管理條例》新聞發布會，圖為發布現場。

「當前，地方立法在某些方面還存在著許多立法空白或缺口，一些法規需全面修訂。」這是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的共同心聲。他們提出的解決對策是：

一是要進一步統一認識，充分認識地方立法的重要性和現實迫切性，真正把立法工作擺上位置，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二是要進一步提高編制地方立法計劃的科學性，進一步抓好地方立法計劃的落實，切實完善地方立法工作責任制，保證當地重大方針政策貫徹實施和保障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立法事項優先立項，對於單純調整政府部門內部關系的項目原則上不立項。

三是要積極發揮人大主導作用，把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進一步拓寬人大代表了解、參與立法工作渠道，加強人大代表對法規起草、調研、修改、審議各個階段的參與，高度重視與立法工作相關的人大代表議案、建議的辦理等工作。

四是要不斷拓寬立法思路，大膽借鑒國外立法的好經驗，堅持立、改、廢並重，切實防止立法中的「利益部門化」和「部門利益法制化」傾向，努力挖掘地方立法先行性、針對性的特點，通過創制性立法，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建立在法制的軌道上。

五是要建立、健全提高立法質量的長效機制。進一步探索立法的形式、立法的程序，規范提前介入制度，完善法規草案指引、服務制度，切實提高法規草案起草質量，把好法規案的審議關，努力提高立法審議質量，不斷提高立法工作水平，使地方立法更具科學性、民主性、實用性。

此外，我省有立法權的3個民族自治縣還提出了以下建議：一是加強對民族立法工作的指導，把民族立法納入省人大的立法總體規劃。二是加強對民族立法人員的培訓，提高立法水平，保證立法質量。三是請求省人大幫助解決地方民族立法經費問題，以促進民族立法工作不斷發展。

相關鏈接

一、一組數據

1．20多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00多件法律，國務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規。

2．2004年9月至2005年9月，4個較大的市報請省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地方性法規19項，其中廣州5項、深圳7項、珠海3項、汕頭4項（均不含特區立法）。

二、4個較大市的地方立法情況（2000年-2005年）

廣州市：立法43項，其中城建口11項、財經9項、教科文4項、農村農業2項、內司1項、其他4項。

深圳市：特區法規133個，較大市法規23個。

珠海市：法規43件，廢止2件，其中特區立法26件，較大市立法15件。

汕頭市：制定、修訂、廢止法規34件，其中特區立法18件、較大市立法13件，法規性文件3件。

D. 立法解釋的作用

立法解釋是一種完善補充法律的重要手段，又是介於立法和法律實施之間促進法律 實施的一種技術，在某種程度上，立法解釋對於衡量是否為違法行為具有決斷作用。具體說立法解釋有以下作用： 在有些情況下，立法解釋實質上起著修改法律的作用，它可以改變法律原意，賦予那些已不適應客觀現實的法律條文以新的含義。有些法律條文修改起來非常困難，而不修改又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為此有時只有通過解釋來打破窘境。當然，通過解釋改變法律條文的原意必須十分慎重，應嚴格遵守解釋規則，符合語詞與邏輯規范。
立法解釋具有修改法律的作用。但筆者認為不能公開允許和提倡以解釋法律來代替修改法律，否則會對法制的權威和統一產生不利影響。解釋法律和修改法律不是一回事。在國外修改法律是議會的權力，解釋法律是最高法院的事。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雖可制定法律，又可解釋法律，但是它可解釋憲法，就無權修改憲法。顯然允許以解釋來代替修改法律是有害的。 這是一項特殊的立法解釋，與其他法律解釋不同的是，憲法解釋機關的專一性。它不存在對憲法的立法解釋和執法解釋的區分問題，對憲法的解釋都是立法性解釋，具有最高權威。憲法解釋只能由一個專門的最權威的機關來實行。憲法解釋機關專一性，並不意味著只能由立法機關進行解釋，相反，在西方國家，有權解釋憲法往往不是議會，而是最高法院或者憲法監督委員會。在我國，解釋憲法的機關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此外，任何人或組織都無權對憲法作出有法律約束力的解釋。
憲法解釋的必要。解釋憲法是憲法實施和發展的重要手段。這主要是因為:憲法雖然有些規則條文，但條文含有更多的原則性。由於原則的特點是概括性，其含義比較模糊和不確定，實施起來就特別需要解釋。同時，憲法與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長的適用時效，就是說，憲法需經得起歷史發展的考驗。一部好的、穩定的憲法，要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除了憲法制定得好以外，充分運用憲法解釋是一門重要技術。可見，要實現憲法規范的直接適用性和規范性，使憲法具有較強的適應現實能力，憲法解釋是不可缺少的。
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是一體。解釋憲法就是為了使憲法得到適用實施。憲法實施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按憲法原則精神去制定法律和規范，從而保障憲法得以落實。所在，實施憲法的關鍵是監督審查法律規范是否與憲法的原則精神一致。而要審查判斷法律規范是否與憲法一致的前提，就要闡明憲法條文的含義。所以，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是不能分開的，各國情況大致如此。美國和日本的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由聯邦最高法院行使。德國和法國的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由憲法法院和憲法委員會進行。我國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
憲法解釋一般是因憲法實施過程中碰到的問題提起，通常不是事先抽象解釋，而是事後的，隨具體案件進行的。就憲法中原則性條文的立法精神、含義、行為的界限作出確定的說明，使人們能根據這個說明准確判斷某一行為或法律文件是否符合憲法。 這里的法律是狹義的，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法律從它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看，處於中間層次，上有憲法，下有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它的這種地位決定法律解釋的重要性和廣泛性。法律對社會規范的廣泛性和它承上啟下的地位，決定法律規范有雙重特點。一方面，對社會行為作出具體規定，能直接適用，這是些規則性條文。實踐中，對規則性條文提出的解釋，大量屬於法律實施中對條文理解不同和具體應用性解釋。這主要由司法和行政部門解釋。有些法律不是由司法和行政機關執行，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其工作機關直接實施的，如選舉法、代表法、議事規則和有關國家機構的組織法等，實施中的具體問題，一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或法制工作委員會解答。在法律的規則性條文中，也有少量涉及到明確法律界限、含義和補充意義的解釋。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立法解釋。另一方面，由於法律適用廣泛性要考慮各地方、各部門的具體情況和技術性問題，法律有時只能作比較原則的規定，因而有些原則性條文的適用往往需要解釋。這些條文適用大多又是間接的，它依賴於其他法規和實施細則來落實。法規和實施細則與法律不協調和矛盾時、需要對法律進行解釋。這方面的解釋主要是立法解釋。通過解釋。以確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立法原則、精神。
對法律的立法解釋權，憲法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所以在法律的附則中一般不規定解釋權條款(許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有解釋權條款)，常委會也很少將法律解釋權授予他人。由於對法律解釋權缺乏充分認識，加上兩個月一次常委會難以適應實際中經常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常委會實際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釋權。實踐中，不管是對法律條文界限的闡明，還是法律適用中的具體理解問題的解釋；都由執法部門和法工委進行。於是，不斷有學者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失職，最高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和法工委解釋越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應重視解決這個問題，行使立法解釋權。解決這個問題有個相關的技術問題，就是區分法律解釋和法律實施中具體問題解答的界限。當然，要想弄清這個問題的絕對界限是不可能的、目前，人大常委會能做到對一些重要的，特別是對有關國家機關和組織提交的對法律條文意義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解釋就可以。 國務院承擔兩種法律解釋任務，一是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在實施中對具體問題所作的解釋叫行政解釋。另一種是國務院對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規所作的解釋，叫立法解釋。我們現在研究的是後者。大量的行政法規是基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能而制定，一般比較具體，可直接執行，它不需要再制定具體規章或法規來貫徹實施，操作性比較強，因而需要作的立法解釋較少一些。但實際上，由於立法的指導思想、經驗和技術等問題，一些法規制定得比較粗，因而也需要國務院大力加強對行政法規的解釋。
對行政法規的立法解釋權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法律解釋體制的推論，毫無疑問是屬於國務院的。根據現行的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情況看，凡國務院自行制定頒布的法規，有些在附則中明文規定由國務院解釋;有的沒有規定由誰解釋；有些主要涉及部門管理和專業性較強的行政法規，明確授權由部門進行解釋；如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在附則中明確該條例由證券委員會負責解釋。如果是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頒布的法規，大多都規定由制定部門解釋。凡沒有明確授權部門解釋的行政法規，都由國務院解釋。 對地方性法規的立法解釋權，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對地方性法規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進行解釋或作出規定。可見，地方性法規的解釋權由省級人大常委會統一行使。因為，這里的地方性法規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規和它的常委會制定的法規;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的省會所在地的市和較大的市制定的法規；民族自治州、自治縣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然而，在實踐中，對地方性法規的立法解釋並不是這么統一的。地方性法規對法規解釋權現有四種情況:一是在地方性法規的立法程序法中規定立法解釋權屬省級人大常委會;二是在法規附則中規定法規解釋權屬人大常委會；三是在法規的附則中沒有規定解釋權條款;四是將法規解釋權明確授予其它國家機關行使。筆者認為，不管在專門法規還是在具體法規中有沒有規定立法解釋權屬省級人大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它都是屬於省級人大常委會的。所以，如果不是對某一法規解釋權進行授權，地方人大制定法規時，可以不必規定解釋權條款。對解釋權進行授權的，現在一般有這幾種情況：對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一般明確規定解釋權屬於該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會。如貴州省的自治法規都對此作了規定。對省會所在地的市和較大市的法規的解釋權，有的地方在制定法規程序的規定中，或者在具體法規中規定，由報批法規的市的人大常委會行使，如山東省人大常委會的法規制定程序法作了此規定。有的地方規定報批法規的市的人大常委會只有法規應用問題的解釋權，如寧夏的地方性法規制定程序規定中有些規定。而四川省對成都、重慶兩市制定的法規，有的附則中規定解釋權是市人大常委會，有的規定解釋權是市人民政府，有的規定為市政府的某個部門。有的地方將常委會議事規則的解釋權授予給主任會議，將常委會聯系代表工作條例的解釋權授予給省人大代表工作委員會，有的直接將解釋權授予給政府及有關部門。可見，地方性法規的解釋權各地實際做法很不一致。

E. 制定監督法的必要性

制定法律監督法，加強司法活動監督，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
「法律監督價值目標的實現，必須通過賦予法律監督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必要的職權，如建立發現並督促糾正執法和司法錯誤的必要渠道，明確被監督主體的義務責任等，方能使制度層面法律監督的價值目標變成現實。」鞏富文說，從司法實踐來看，由於憲法和法律對法律監督的范圍、程序、手段和效力規定得不夠完備，制約了法律監督職能的有效發揮。
「制定法律監督法是檢察機關依法監督、強化自身監督的內在要求，也是克服當前我國法律監督分散立法缺陷的必然要求。」認為，近年來，中央提出加強對司法權的監督制約，各級地方人大針對法律監督體系中訴訟監督相對薄弱的實際問題，相繼出台了一些規定，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訴訟監督工作。但地方立法有先天局限，比如地方立法不可能在檢察職能方面創設新的監督措施和監督程序。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權力去推進法律監督層面的立法。
「應當圍繞檢察機關在法律監督實踐中面臨的普遍性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制定法律監督法。」建議，在監督的內容方面，重點對法律監督的概念、基本原則、職權配置等作出明確規定。在權力配置方面，明確賦予檢察機關在監督過程中對違法行為的處置權。在監督的程序方面，進一步完善法律監督的范圍、方式、手段和具體程序，使監督規范更具有操作性。在監督的保障方面，重點規定被監督對象拒絕接受檢察機關法律監督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承擔的相應責任以及完善法律監督工作的保障機制和配套措施。

F. 法律、法規、條例有何不同，立法權指

立法權在我國，是指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據憲法所享有的制定法律的權力。專這里的法律屬是狹義的法律，僅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特定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
而法規，分為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兩種。前者是由國務院依法制定的法律文件，它不是狹義的法律，但在其特定許可權范圍具有規范效力；地方性法規是有權地方人大依立法程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
而條例，是規范性文件的一種名稱，它主要可以指代法規，規章等。
你說的「上海市政府有制定《......條例》」屬於地方規章，是指有權地方政府依准立法程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它也不屬於狹義的法律，而是行政立法。上海市政府可以制定地方規章，是因其享有行政立法權，它是一種准立法權。這種准立法權不同於立法權，主要表現在程序沒有後者嚴格，前者不能於後者沖突，不能規定專屬於後者的領域。因此不能說上海是政府享有立法權，上海市政府享有的是行政立法權，屬於廣義的行政權，與立法權性質完全不同

G. 法律法規的意義和重要性

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於法律的性質和價值的不同，法的規范作用的實現程度是會有所不同的。
指引作用是指法對本人的行為具有引導作用。在這里，行為的主體是每個人自己。對人的行為的指引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個別性指引，即通過一個具體的指示形成對具體的人的具體情況的指引；
一種是規范性指引，是通過一般的規則對同類的人或行為的指引。個別指引盡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建立和維護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而言，規范性指引具有更大的意義。從立法技術上看，法律對人的行為的指引通常採用兩種方式：
一種是確定的指引，即通過設置法律義務，要求人們作出或抑制一定行為，使社會成員明確自己必須從事或不得從事的行為界限。
一種是不確定的指引，又稱選擇的指引，是指通過宣告法律權利，給人們一定的選擇范圍。 評價作用是指，法律作為一種行為標准，具有判斷、衡量他人行為合法與否的評判作用。這里，行為的對象是他人。
在現代社會，法律已經成為評價人的行為的基本標准。 教育作用是指通過法的實施使法律對一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這種作用又具體表現為示警作用和示範作用。法的教育作為對於提高公民法律意識，促使公民自覺遵守法律具有重要作用。
預測作用是指憑借法律的存在，可以預先估計到人們相互之間會如何行為。法的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相互之間的行為，包括公民之間、社會組織之間、國家、企事業單位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行為的預測。
社會是由人們的交往行為構成的，社會規范的存在就意味著行為預期的存在。而行為的預期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也是社會能夠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 強製作用是指法可以通過制裁違法犯罪行為來強制人們遵守法律。
這里，強製作用的對象是違反者的行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讓人們遵守，是希望法律的規定能夠轉化為社會現實。在此，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離開了強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權威；而加強法律的強制性，則有助於提高法律的權威。

H. 論我國旅遊立法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健全的旅遊立法是旅遊資源開發和旅遊產業建立和良性發展的法制前提和保障。加快旅遊立法是培育、規范旅遊市場秩序，應對和接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客觀需要，同時也是建立我國旅遊法律體系的重要內容和步驟。許多旅遊業比較發達的和法制比較完善的國家，旅遊法律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成為國家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雖然已經建立了以憲法為基礎，以部門法為主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框架體系，但是從部門法的角度看，我國旅遊法律還存在著嚴重滯後性。這種滯後性已給發展旅遊業帶來了不利影響，甚至出現了一些企業為了賺錢，在開發旅遊資源的幌子下搞出破壞環境、糟踏資源的項目，擾亂旅遊經營市場、侵害遊客合法權益，使我國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旅遊大環境的建立面臨嚴重的挑戰。這種滯後性主要表現為：

一是旅遊基本法和單行法空白。旅遊基本法屬於我國旅遊法律體系中的「憲法」，是各級、各類旅遊立法的淵源和依據。旅遊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不僅對於旅遊法律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於我國旅遊業的整體發展也具有規范和指導意義。但自建國以來，我們尚未制定過一部全面、系統的旅遊的基本法律或單行法律。九屆全國人大以來，不斷有代表建議國家應將旅遊法的制定頒布作為當前旅遊業發展工作的重中之重，組織專門力量，加快旅遊產業法律體系的建設[1]。事實上，旅遊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整個中國旅遊法制建設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也使得地方性旅遊立法活動缺乏可供遵循的立法根據和原則。這種狀況也是引起目前旅遊市場秩序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國家級旅遊立法數量少，層次低，旅遊法律體系很不完備。改革開放後我國非常重視法制建設，但至今沒有一件專門調整旅遊關系的法律，國務院頒布的調整旅遊關系的行政法規僅有三件[2]，國家旅遊局頒布的旅遊規章也僅有六件。總體上看，現行的法規、規章在立法層次上沒有對國家發展旅遊業的原則和措施作出根本性的規定，也沒有對旅遊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關系作出有效的約束和調整。所以，在我國旅遊法律體系中，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作為社會公共產品在數量上供給嚴重不足，在立法的位階上處於比較低的層次，有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立法思想過時，內容簡單、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三是地方性旅遊立法各自為政，缺乏統一性和協調性。近年來，一些地方為了實現和保障旅遊業在本地產業中的支柱性地位，相繼出台了地方性旅遊法規。但由於各地市場經濟和旅遊業發育程度不同，這些地方性旅遊法規立法水平參差不齊，內容不一，個別的還存在與國家政策導向相抵觸的現象。同時由於其適用范圍分別僅限於本行政區域，因而無法實現對整個西部地區旅遊資源的整合，也不可能統一協調各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更無法實現跨省、跨區域間的旅遊合作。

法理學原理告訴我們，法的運行與作用的發揮不是僅僅依靠一部法律或地方性立法，而是由成龍配套的一系列的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結構合理有序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來共同發揮作用。

旅遊立法也應當是多層級、全方位發展。要加強和完善旅遊立法，首先要合理協調「兩級」的立法關系。國家立法要先於地方立法，要在宏觀上能夠規范和引導地方立法；地方立法要與國家立法相互協調，增加國家立法在地方的適應性，細化國家立法的可操作性；要調動「兩級」立法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國家立法與地方立法在規范、保障、引導旅遊資源開發與保護、旅遊產業建立、旅遊市場秩序維護及旅遊監管體制創立與運行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要加快國家級旅遊立法的進程。國家立法涉及到以下幾個層次的法律法規：一是完善旅遊大環境的法律。這類國家級大法的重點是解決旅遊發展的法治大環境問題。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有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保險法、食品衛生與安全法等。這些大法對旅遊發展的宏觀環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法律已經制定，現在需要逐步修訂和完善。二是加快制定旅遊法。旅遊法是規范旅遊業發展的綜合性實體法和部門法。同時該法作為規范旅遊業的「憲法」，還要為旅遊單行法、國務院旅遊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旅遊法規提供立法依據和指導。所以，旅遊法對旅遊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根據全國人大代表的建議，《旅遊法》的內容應重點放在：「明確旅遊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確定國家發展旅遊業的原則和措施，確立合理開發、科學利用旅遊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制度，規定對旅遊者權益的保障等」[3]方面。三是健全旅遊行政法。這是由國務院制定和頒布的旅遊行政法規，通常以「條例」等形式出現。國務院旅遊法規的內容一般操作性比較強，制定程序也不像制定旅遊法律那麼復雜。目前主要有《旅行社管理條例》《導遊人員管理條例》《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還有一些行政法規如稅收、出入境管理、旅客運輸損害賠償等涉及到旅遊方面，但這些都不是針對旅遊業發展而專門頒布的旅遊行政法規，在適用上有一定局限性，有的還不相協調，需要進一步完善與修訂。與其他部門法相比較，旅遊行政法規的類型與數量還遠遠不夠，與旅遊大國不相適應。應當盡快制定和頒布《旅遊資源開發與保護條例》《旅客權益保護條例》《旅遊飯店管理條例》《旅遊安全與旅遊保險條例》等行政法規。四是搞好部門規章的配套工作。這是由國家旅遊局單獨制定或與國務院其他部門聯合制定的各種調整特定旅遊關系的行業性規范。部門規章已有近20件，其中由國家旅遊局頒布的13件。這些部門規章是目前我國旅遊行業中遵循得比較多的規范，包括一些具體規定和技術標准，是調整全國旅遊工作的主要規范。這類旅遊規章需要進一步清理、補充、修改。
第三，地方立法的重點是要抓緊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旅遊條例、旅遊資源保護條例、旅遊市場行為的監管及遊客利益保護等地方性旅遊規范[4]，細化立法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拓展地方旅遊立法的空間范圍；注意把比較成熟的由政府頒布的行政規章及時上升為穩定的地方法規。這樣既可以完善地方立法，又可以為旅遊基本法的制定和頒布積累豐富的地方立法經驗。

I. 黨內監督條例的立法目的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問答

《 1、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立法目的是什麼？

答： 為加強黨內監督，發展黨內民主，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堅持黨的先進性，始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黨內 2、監督的指導思想是什麼？

答： 黨內監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

黨 3、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有哪些？

答：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

黨 4、黨內監督的重點內容有哪些？

答：黨內監督的重點內容是：
（一）遵守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維護中央權威，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黨組織決議、決定及工作部署的情況；
（二）遵守憲法、法律，堅持依法執政的情況；
（三）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
（四）保障黨員權利的情況；
（五）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執行黨和國家有關規定的情況；
（六）密切聯系群眾，實現、維護、發展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情況；
（七）廉潔自律和抓黨風廉政建設的情況。

http://cache..com/c?word=%B5%B3%C4%DA%3B%BC%E0%B6%BD%3B%CC%F5%C0%FD%3B%B5%C4%3B%C1%A2%B7%A8%3B%C4%BF%B5%C4&url=http%3A//www%2Ewhqx%2Egov%2Ecn/whqx%2Dqxjj%2Ehtm&b=0&a=52&user=
--------------------------------------------------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共五章47條，全文約6600餘字。第一章總則規定了《黨內監督條例》的立法目的和黨內監督的指導思想，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和重點內容、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的關系等。第二章監督職責規定了各級黨委、黨委委員、各級紀委、紀委委員、黨員和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在黨內監督中的職責、責任和權利。第三章監督制度規定了規范黨內監督的10項制度，即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制度、述職述廉、民主生活會、信訪處理、巡視、談話和戒勉、輿論監督、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第四章監督保障規定了實施《黨內監督條例》的保障措施。第五章是附則。
《黨內監督條例》通篇貫穿了發展黨內民主、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這一主線，力求通過發展黨內民主，保持黨的活力和創造力；通過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維護中央權威，保證中央政令暢通，提高黨組織的戰鬥力。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規定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這是根據黨內監督的實踐和解決黨內監督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而提出的。加強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監督，是黨內監督實踐中的難點和薄弱環節。這個問題如果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就可以帶動黨內監督其他工作的順利進行。
學習《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關鍵是要把握住一條主線：加強黨內監督，既要發展黨內民主，又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二者不可偏廢，這是《條例》的主線。把握好這條主線，是我們學習《黨內監督條例》的關鍵。

http://cache..com/c?word=%B5%B3%C4%DA%3B%BC%E0%B6%BD%3B%CC%F5%C0%FD%3B%B5%C4%3B%C1%A2%B7%A8%3B%C4%BF%B5%C4&url=http%3A//www%2Enjdj%2Egov%2Ecn/jydj/jy%5Fjie/jyj1/wz%2Ejsp%3Farticle%5Fid%3D50151&b=0&a=132&user=

J. 法律法規的現實指導意義

可以分為規范作用與社會作用。這是根據法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形式和內容，對法的作用的分類。從法是一種社會規范看，具有規范作用，規范作用是法作用於社會的特殊形式；從本質和目的看，法又具有社會作用，社會作用是法規制和調整社會關系的目的。這種對法的作用的劃分使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相區別，突出了法律調整的特點；同時，又明確了各個時期法律目的的差異。 法的規范作用可以分為指引、評價、教育、預測和強制五種。法的這五種規范作用是法律必備的，任何社會的法律都具有。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於法律的性質和價值的不同，法的規范作用的實現程度是會有所不同的。 指引作用是指法對本人的行為具有引導作用。在這里，行為的主體是每個人自己。對人的行為的指引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個別性指引，即通過一個具體的指示形成對具體的人的具體情況的指引；一種是規范性指引，是通過一般的規則對同類的人或行為的指引。個別指引盡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建立和維護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而言，規范性指引具有更大的意義。從立法技術上看，法律對人的行為的指引通常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確定的指引，即通過設置法律義務，要求人們作出或抑制一定行為，使社會成員明確自己必須從事或不得從事的行為界限。一種是不確定的指引，又稱選擇的指引，是指通過宣告法律權利，給人們一定的選擇范圍。 評價作用是指，法律作為一種行為標准，具有判斷、衡量他人行為合法與否的評判作用。這里，行為的對象是他人。在現代社會，法律已經成為評價人的行為的基本標准。 教育作用是指通過法的實施使法律對一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這種作用又具體表現為示警作用和示範作用。法的教育作為對於提高公民法律意識，促使公民自覺遵守法律具有重要作用。 預測作用是指憑借法律的存在，可以預先估計到人們相互之間會如何行為。法的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相互之間的行為，包括公民之間、社會組織之間、國家、企事業單位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行為的預測。社會是由人們的交往行為構成的，社會規范的存在就意味著行為預期的存在。而行為的預期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也是社會能夠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 強製作用是指法可以通過制裁違法犯罪行為來強制人們遵守法律。這里，強製作用的對象是違反者的行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讓人們遵守，是希望法律的規定能夠轉化為社會現實。在此，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離開了強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權威；而加強法律的強制性，則有助於提高法律的權威。 社會作用是從法的本質和目的這一角度出發確定法的作用，如果說法的規范作用取決於法的特徵，那麼，法的社會作用就是由法的內容、目的決定的。法的社會作用主要涉及了三個領域和兩個方向。三個領域即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領域；兩個方面即政治職能（通常說的階級統治的職能）和社會職能（執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 當然，盡管法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律不是萬能的，原因在於：（1）法律是以社會為基礎的，因此，法律不可能超出社會發展需要「創造」或改變社會；（2）法律是社會規范之一，必然受到其他社會規范以及社會條件和環境的制約；（3）法律規制和調整社會關系的范圍和深度是有限的，有些社會關系（如人們的情感關系，友誼關系）不適宜由法律來調整，法律就不應涉足其間；（4）法律自身條件的制約，如語言表達力的局限。在實踐活動中，法律必須結合自身特點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