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審判應不應該負法律責任

⑴ 道德應不應該干涉法律

不應該。司法獨立要求法律或者說法官審判不能受到任何個人團體、社會輿論的干預，但是這並不是說法律沒有任何制約，從立法上講，立法的過程應當民主科學，從司法上講，審判活動應當受到監督但不是干預。
這也不意味著法律必然要與道德的要求相悖，法律原則可以包含道德的要求，但是對於個案來說，過份重視道德的作用不利於公平正義的實現，體現在某個案例上可能會更加公平，但是對於更多的案例則會產生不公，容易滋生司法腐敗。典型的比如大義滅親，為民除害，這是道德的要求，但是為法所不容。

⑵ 在法律判決時應不應該有道德的介入

所謂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依據法律作出判決時，應當遵守法律的規定，但在民事案件的判決中，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的原則，不得有違」誠實信用「的原則，這其實就是道德的介入。

一、《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

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

二、《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三條

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

(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實;

(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

⑶ 法律審判應不應該考慮道德審判和社會輿論

法律的審判來源於有法可依，再次就是違法必究和執法必嚴了。
法律審判有關考慮內道德審判和社會輿論其實容可以參照「道德、輿論」在有法可依中的法律條款。
如果法律中根本就沒有道德的約束和輿論的監督，法律的審判自能就沒有考慮的依據了，自己就不會考慮了！

⑷ 青少年犯法該不該負法律責任

按實際情況，青少年犯法是否應該承擔法律責任，按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確定內。
相關法律容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十七條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⑸ 因受老百姓討厭而被道德審判是否比法律審判更可怕

有時候道德的力量要大於法律的力量
因為道德的范圍要比法律的范圍大

⑹ 公民如何承擔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

^1、道德來責任：就是自己源的良心受到拷問，讓自己的內心「很受傷」^-^，這個需求公民自己素質高啊。
2、法律責任：就是自己的良心約束不了自己的時候，自己被國家暴力機關（公、檢、法）找上門。承擔法律責任是「身不由已」@@

⑺ 違背公民基本道德規范造成別人損害要負法律責任嗎

不用。造成別人損害你是違反了法律規范，要負責人的

⑻ 道德審判的定義

這個標題有點抽象，讓我們先來解釋下什麼是道德審判。

他是跟法律的審判相對的。比如前一段時間的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事件。范老師的行為不違法，所以不用交給法庭審判。但是他或許違反了社會道德，所以交給大家用道德審判。

那麼什麼是法律呢？

灋（法）,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會意。——《說文》（水旁表示公平）

律,均布也。——《說文》（律是一種調音的器物，來規定標准音。）

法律和起來，也就是一個標准。如果不符合這個標准，就刑。

這個有點恐怖，我們還是把它理解成我們的行為規則就好了。

關於道德綁架

道德綁架說的是用道德綁架你，而不是用繩子。在這里，道德和繩子有相同的作用，那就是束縛你。一般綁架了你的人，會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勒索，而道德綁架也是會的。比如前一段時間的地震捐款。被綁架了的姚明，王石等，只能乖乖的再把錢交出來。如果這個代表了社會的主流思想，那麼非主流的那部分人就只能為這個社會悲哀了。但願我們的社會是理性的。

好了，現在開始說說道德審判和法律的關系。

中國歷來就有關於法治和人治辯論。真正古代實行法制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秦國。他延續了商鞅的思想，加上韓非子的思想，以及李斯等人具體操作，使秦國變得空前強大。當然，他最後失敗了。關於他是不是因為法治而失敗，這個問題太大，討論起來一天也寫不完，就以後再說了。

在秦以前，周朝是號稱以禮治國的；在秦以後，除了漢朝初年實行道家的無為治國以外，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就一直是以儒家為治國理念的，也就是號稱以仁治國的人治。

可見，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法治的時間太短了。所以，中國人對制度規章條款這類的東西不敏感。大部分的東西都是由人來直接操作，憑操作人的個人喜好，而很少交給優秀的制度，規范的流程。地震中倒塌的建築有統一的建築標准嗎？還是憑蓋房的人的個人判斷？

最常見到的古代審案的場景，就是一個縣官坐在大堂上，問明來龍去脈，然後開始斷案。這種段案的結果完全取決於審判人的個人能力。所以中國從古道今，還是揮之不去的精英政治。包括我們的國家制度，我們的一黨執政從根本上來說，就還是精英政治。我們的黨，就是社會上最大的一群精英。

而在國外不太一樣，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就開始了貴族民主政治。那時候的希臘，還是眾多城邦的聯合，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按照瀟水在他的《青銅時代》里的說法，春秋時期的晉國也是大家族輪流執政，如果一直按那個制度發展下去，很可能發展到元老院，或者貴族民主。）

在那個基礎上，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更近一步，所有的人都享有民主。他們不信奉精英，不相信靠一個精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他們相信的是好的制度，和規范的流程。而好的制度，和規范的流程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以前的經驗中來的，人民總結出來的。

我上面說了這么多，好像扯遠了。但其實沒有。為什麼我們現在社會里，尤其是網路上發現越來越多的道德審判？那就是因為沒有好的，適合的法律來審判。好像法律和道德審判是對立的。但有些制度可以將他們二者巧妙的結合在一起。比如陪審團制度。

陪審團又是個什麼東西呢？

在英美法系裡，這個陪審團代表著全社會人的道德觀。由這個代表全社會道德觀的團體，來幫助判斷案件。那麼選擇陪審團的組成人就很關鍵了。選擇的要點就是要是一個自然人。所謂reasonable man.能獨立思考的人。這個人最好不受到各種外界各種訊息的影響，最好是不看電視，不看報紙，絕對不能只聽一家之言。這個人最好只有人類最基本的道德觀。

找到這樣的一個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找來一個團的人，來平均一下，大體可以代表社會的一般價值觀。

其實這是什麼呢？這就是道德審判啊。從這一個意義上來說，道德和法律是統一的。

法律不是寫好的條文，而是全社會的道德認知。

還有就是選陪審團員的時候往往要找一些跟被告同類的人。舉例在道德審判范跑跑的時候也遇到過這個問題，那就是要找一個經歷了當時地震的同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最能體會當時被告的心情。

我寫這篇東西，也並不是為了鼓吹陪審團制度的好處，實際上他的缺陷還是很顯而易見的，比如說如何能保證陪審團員的合理性和客觀性。以及這個制度需要龐大的開支，需要花費很大的社會成本。

而實際上，現在陪審團在英美法庭出現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然而那時因為他們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以前的案例，來處理新發生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案子。人家的制度可以說已經足夠完善了，流程已經很規范了。

而在中國，成文法的法律條文不可能覆蓋到任何一個細小的地方，而覆蓋不到的地方，統統會被拿出來在網上道德審判之。即使覆蓋到，也難免出現紕漏，比如說前一段時間的許霆和ATM取款機的案子。

其實法律應該是全民參與的，但是我們參與不到的就只能道德審判，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找到共識，從而使之制度化，規范化。也難免各路專家有點受不了，深怕審判到自己。

我前面說的陪審團制度也是道德審判，那麼我們的網民是否符合陪審團員的資格呢？不太符合，因為他們不包括不能上網的那一部分人。然而這已經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代表社會道德觀的人了。網路基本是由草根組成的。

其實我們中國也有自己的人民陪審員制度。

關於陪審員，法院主要是面向社會招聘，條件是：高中畢業以上，政治素質好，熱愛審判工作，責任心強，身體適宜審判需要等等，根據這樣的條件，由社會各界推薦，然後由法院匯總報人大常委會決定。

但是這個條件的隨意性還是過大，不太容易操作。至少不如網路更能夠代表社會的價值觀。

在這個開放的社會里，我們需要更多的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們都是網路陪審團的一員，這是一個公民具有的最基本的權利。

⑼ 該不該鼓勵媒體道德審判（辱母案想

媒體記者是人，只要是人都有情感，都有傾向性——「不平則鳴」，正義感本身就是情感，被不公正激發出來的正義感就是傾向性——記者對法院不公正裁判的鞭笞與道德審判就是合理的、正當的傾向性，社會需要這樣的傾向性來維持社會公平，媒體記者報道中的傾向性和客觀性可以統一也應該統一，媒體記者報道中的傾向性不等於改變基本事實，媒體記者的傾向性和尊重事實並不矛盾。如果報道中有歪曲、捏造事實，那就是不實報道、虛假報道，而不是傾向性。要求記者報道沒有傾向性不可能，把「傾向性」報道和「欺騙」劃等號這個邏輯不成立。司法審判和輿論審判的關系後面，是民主與法治的關系。與民主相對稱的是法治，但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有完善的法治。否則，法律只不過是既得利益者手中的工具。民主包括民主選舉與民主監督；而輿論監督是民主監督必要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民選不普及、司法體制不健全時，輿論監督更顯重要。如果說，公開是公平—公正的前提，那麼媒體監督就是法治建設的必要環節。正像只有蝙蝠害怕陽光，只有貪官才害怕記者——目前只有記者才有老百姓不具有的能耐使權力在陽光下運作。當前廣大人民群眾把網路媒體視為表達民意的直接通道，媒體監督甚至可以說比現有司法體系更為群眾所信賴、所依託，群眾把媒體監督、特別是網路媒體監督視為維護社會公正的真正的最後一道防線。另一方面，當廣大人民群眾對媒體監督寄予厚望時，也更應該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把媒體運作與媒體炒作區別開來。媒體監督與媒體商業化運作兩者間不但不矛盾，而且互為前提——人心向善向美、趨善避惡、疾惡如仇的本能和人民大眾對重大事件渴望真相的沖動，完全可以把媒體與記者的正當利益，同媒體監督的新聞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有機結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但如果媒體把商業化運作異化為商業化炒作或「有償新聞」，失去了「新聞」的客觀性、「媒體監督」的可信度，那麼對於媒體自身效益將是一大損失。只有樹立媒體的誠信品牌，媒體的商業化運作才能一路走好。而媒體誠信品牌的內涵，就是實事求是與科學精神。民主與法治互為前提，法院審判獨立與媒體輿論監督互為前提，法律審判與道德審判互為前提。民主與法治、法律審判與道德審判的辯證關系決定了媒體監督不等於輿論挾持；法律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並不等於法律跟著大多數人的感覺走。誠然，法律是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但法律代表的是大多數人的真實的而非虛假的利益、深層的而非膚淺的利益、長遠的非眼前的利益、整體的而非局部的利益。怎樣使法律代表大多數人真實的、深層的、長遠的、全局的利益呢？只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如果法律跟著大多數人的感覺走，用大多數人的感覺決定法院審判，那麼很可能所代表的只是大多數人虛假的、眼前的、局部的、膚淺的利益，而犧牲了大多數人真實的、長遠的、全局的、深層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