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論法學

❶ 論述分析法學的歷史發展和主要理論特徵，並談談你對分析法學在當前立法活動中價值的理解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幾千年的古代史與不到兩百年的近現代史，兩相對比使得當代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中的「歷史」問題和「歷史」方法，有著更復雜的含義。歷史分析不僅僅是向後看的問題，還有一個看得遠與近的問題。

（一）有年輕的憲法學者在他的關於憲法哲學的理論體系建構中，在「憲法哲學的研究方法」部分毫不猶豫的列舉了「歷史方法」，「既然憲法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文化積淀和蒸餾的結晶，而人類文化是連續不斷的，那麼，要了解當前的憲法制度，就必須尋本溯源，探索其產生和成長的過程，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後對於憲法制度的含義，方可以有較清澈的認識，這是把握憲法本質及其發展規律，進一步審省憲法得失和促進憲法發展的基礎性條件。」[19]這里的歷史顯然是「大歷史」，中西古今囊括無遺，他所使用的「歷史」與廣義的「文化」幾乎是同義詞。「文化有廣狹義，廣義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表層的器物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深層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狹義，專指人類實踐重大精神創造活動長期積淀而成的社會心理、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人倫觀念、審美情趣等。」[20]這樣的「歷史分析」事實上只是強調憲法學研究中應該堅持歷史主義原則，這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堅持歷史主義原則沒有什麼不同。這個層面的歷史分析體現出來的是憲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共性而非特殊性。

對憲法問題作宏大敘事的歷史分析，是當前我國理論憲法學領域「歷史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特點。[21]不僅憲法觀念與憲法文化的研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具有實證主義法學特徵的對憲法學基本范疇的語源學探討，也往往會陷入到歷史的宏大敘事中。以對「憲法」的語義分析為例，[22]首先人們指出：「盡管古代的中國和西方都曾有『憲法』這一詞語，但他們的涵義卻與現代的『憲法』迥然不同」，接著人們就分別介紹憲法在中國和西方的詞義演變，最後作為結論人們會指出「古代西方的憲法往往側重於組織方面的意義，而古代中國的憲法卻沒有此意。」如果僅僅是為了說明近代以前「constitution」或「憲法」都沒有現代的根本法的含義，人們就沒有必要作這種包含古今與中西的對比。結合教課書知識體系中接下來必不可少的「憲法的歷史發展部分」，這樣的知識內容顯然是為「憲法產生的條件」這樣的問題，提供歷史的鋪墊。「憲法何以產生於西方？」「古代中國為什麼沒有憲法？」「為什麼在19世紀末憲法被引進到了中國？」「憲法在中國遭遇到了什麼樣的歷史境遇？」等問題是這一分析進路所隱含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意識。

這是一種宏觀的、可以依研究者的興趣無限向後追述的、跨文化的歷史觀。就歷史資料而言，人們關注的主要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一般背景性資料[23]，這部分資料並非憲法學的專業性資料，憲法學者只需要借用歷史學的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具有明顯的「拿來主義」色彩。這部分資料使用的越多，憲法學獨立的學科地位的表現就越差。

（二）當今中國憲法對於制度的歷史分析，可以算是一種「中觀的」的歷史觀。追溯年限西方基本以18世紀為限，中國基本以19世紀中後期為限，由於涉及到制度的性質轉變問題，當代中國的許多重要的憲法制度，都只能追溯到20世紀30或40年代。所使用的資料也基本上是與特定製度形式直接相關的，較少的涉及到觀念與文化問題。對於制度作歷史分析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理清制度的歷史發展脈絡，尋求現有制度的歷史合理性，而不是為了發現用於處理憲法糾紛的制度慣例，即是以理論為指向的，而不是以實踐為指向的。

認真分析當今主流憲法學對於憲法制度的分析可以發現，對於制度的研究在邏輯結構上基本上由四部分組成，即制度概念、歷史發展、制度內容、制度完善，這主要是教科書的制度分析模式，因為教科書與學術專著的目的不同，教科書主要致力於教給學生系統和完整的知識，致力於對學生進行思維方式的訓練，因此教科書的制度論證模式可以看作是通用的具有共識性的制度論證模式。我們以教科書對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研究為例。許崇德教授主編的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憲法》就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本上分成四部分來介紹，即「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概念」（概念）；「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發展」（歷史發展）；「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內容）；「四、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完善）。[24]這四部分的內容分別承擔了制度性質、歷史合理性、政治合理性（其中包括規范性）、實效性的論證。其他如選舉制度、國家結構形式、政黨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也基本上按照這一邏輯順序論述。對歷史合理性的論證緊隨制度的性質界定之後，表明歷史合理性的論證具有統帥作用。憲法教科書之所以熱衷於對制度的歷史合理性的探究，是受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深刻影響，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25]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內涵，馬克思認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深處時才取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頁）在憲政制度的研究中，人們基於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確信：一個制度如果在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下產生並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而發展至今，這個制度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因此，追究觀念與制度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合理性成為了一種基本的思維定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對制度本身的規范結構和邏輯結構的合理性探究。憲法學目前的知識體系對制度的規范和邏輯分析不足已證明了這一點。唯物史觀雖然歷久彌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作為一種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顯然不能取代對制度本身的規范和邏輯分析。

對憲政制度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發展脈絡的分析，對於制度本身而言是一種外在的分析，這種外在的分析所使用的材料對於其他社會科學和法學其他領域是開放的，憲法學既可以從其他領域中「拿來」，其他領域的研究也可以簡單的「拿去」。理論憲法學領域的歷史分析盡管也可以是建立在嚴格的歷史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基礎之上的，但資料的取捨往往依研究者及其目的而定。各種形態的歷史資料都有可能使用，觀念的歷史、制度的歷史；古代史與近代史；整體的歷史與專門的歷史都可能交織在一起。歷史的確定性有時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傳統的流變與文化的抽象。這樣的歷史分析正越來越轉向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歷史分析方法在這一層面的使用，仍然無功於憲法學獨立的學科地位的形成。

對制度的歷史分析還可以圍繞特定製度的規范結構和內在運行方式來進行，這種分析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相比較而言無法直接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開放，因而有利於憲法學獨立學科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相對缺乏，以國家結構形式的研究為例，對於我國為什麼要採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基本的原因有三個，即「長期實行單一制的歷史傳統」、「民族分布和民族成份狀況」、「融洽的民族關系」[26]，這三個方面其實都是外在於單一制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但對於國家結構形式所實質涉及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問題，卻沒有真正的研究。

可見，對於制度的歷史分析既有無法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非特定性的方面，也有具體的歷史分析方法使用不足的方面。

（三）在應用憲法學領域，「歷史」的含義是基本上確切而明白的，主要指的是客觀的歷史事實、慣例、習慣性解釋、確實可循的立法資料等。

憲法與其他法律不同，憲法中任何一個條文的解釋都可能涉及重大的社會利益，任何能夠稱之為憲法沖突的事件都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憲法與其他普通法律相比應該具有更大的確定性、普遍性和穩定性。憲法的適用機關在運用憲法解決社會沖突時，應該以具有確定性的客觀資料為基礎。在成文憲法國家，「憲法原意」基本上只能通過立法准備資料來加以分析，這裡面的「歷史」便是立法准備資料。有時它也指的是慣例或習慣性解釋。[27]

在一般意義上，憲法的適用主要指的是憲法的司法適用，這一層面的歷史分析方法乃是一種司法方法，在成熟的憲政國家，這一方法的運用盡管還有爭議，但已相當成熟。在美國有法官極力主張根據歷史來理解憲法條文。宣稱「其含義如此依賴於歷史，以至定義反而成了累贅。法官適用憲法必須受制於這些歷史。」[28]我國憲法缺乏司法適用性，憲法操作技術的發展缺乏強大的實踐動力。歷史分析目前所能見到的實踐，基本上局限於立法機關對於制憲原意的分析，人們通常認為憲法草案或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應該是被參照的立法准備材料。

憲法操作層面的歷史分析所奉行的是一種「微觀」的歷史觀，強調資料本身的客觀性。

以憲法規范的解釋為目的的歷史分析方法被視為憲法學的特定方法，這時歷史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助於保持憲法學獨立的學科地位。但與其他憲法解釋方法相比，歷史解釋所佔有的比重並不大，因此也有人指出對於法官們來說，「雖然在憲法解釋中參考的歷史資料很豐富，但只要他有礙於法院保護現實的價值和利益，就幾乎會被忽略或輕視。」[29]

三、歷史分析方法的缺陷

羅斯科·龐德在全面批判歷史法學派的《法律史解釋》一書中寫道：「要理解19世紀歷史學派的法理學教義，我們就必須牢記：就研究法律論題而言，歷史法學派實際上是一種消極且壓抑性的思想模式，它完全背離了哲學時代那種積極且創造性的法理思想。當然，這還不是全部。從更為直接的角度看，歷史法學派在兩個方面背離了晚期的自然法思想：一是背離了自然法關於制定成文憲法的觀念以及狂妄無視傳統政治制度和法國大革命時代特定時空下的條件的做法；二是背離了自然法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在立法中創造奇跡的思想。」[30]

他還轉述了法官霍姆斯對歷史法學派痼疾的揭露：「第一，它不能自覺地去考慮法律規則的正當性論證必須賴以為基礎的各種社會利益因素；第二，它對法律的改進總是持否定態度；第三，它還根深蒂固地認為，一項業已確立的法律規則，只要法律年鑒能夠表明它早已存在或已然成為歷史原則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必定是一項適當的甚或是必要的行為規則。」[31]

由於歷史法學派認為法律是發現而不是制定的，把歷史作為「支撐法律律令的不容置疑的權威和法律發展中的終極動因。」[32]也就是將歷史分析方法作了極端化的運用，因此，歷史法學派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也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缺陷，最終被其他學派所取代。

唯物史觀與歷史法學派的歷史觀在哲學立場上根本不同，但即使是唯物史觀指導之下的歷史分析方法在憲法學研究中被過度使用也會帶來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對於制度合理性的論證過分地依賴歷史合理性，客觀上減低了人們對於制度的價值目標的關注，幫助人們繞過了一些價值難題，但也因此使憲法學在價值問題上較為模糊。

自由、平等、法治、人權等價值目標是近現代各國的憲政制度共同關注的，但顯而易見，人們對上述價值的理解不同，為實現上述價值而設計的各類制度的具體細節也不同。憲法規范內在地包含人們的價值選擇，憲政制度的發展應該以這些價值目標為標准並服務於這些價值目標的實現。對於中國的憲政建設而言，由於具有長期的借鑒與移植的歷史，如何進行價值選擇和如何面對價值沖突，更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價值難題。

歷史分析方法強調資料的真實可靠，客觀上是一種實證分析的方法，而實證分析的方法在價值問題上基本上是中立或主張價值多元的。運用實證分析方法對制度進行研究是為了弄清楚制度是什麼，而不是制度應當是什麼。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歷史分析方法著重對制度的歷史合理性的論證，從有關制度研究的客觀結果上來看，就是通過對制度的外部條件的實證分析，取代對制度本身的價值判斷。因此，我們所看到的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合中國的國情和適應國家性質的簡單判斷上，至於這一制度內的國家權力分配和運行原則、主權與人權的關系、代表與選民的關系等具有較多價值內涵的問題的研究不是含混其辭便是根本沒有。歷史分析使人們擺脫了價值上的困擾，但也因此降低了憲法學的理論價值。

有學者在批判中國憲法學方法論的總體取向時指出：「在新中國的憲法學時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實證主義也好，雖然均受到我國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嚴厲批判，然而在反對自然法、堅信規范可以創設權利這一點上，我國（憲）法學其實恰恰與西方傳統的法律實證主義一脈相通。」不僅如此「西方傳統的法律實證主義早已經再H·凱爾森的純粹法學上得到極其重要的發展，而中國的憲法學迄今還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套『純粹』的規范科學，精微縝密的憲法解釋學也尚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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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用經濟法怎麼分析法學價值觀怎麼量化

經濟法是與市場經濟活動聯系最為密切的法律部門之一
經濟法學是研究經濟法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守法活動，以及經濟法學基本理論和實務操作的學科，應當全面、完整反映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重要作用、立法意義和理論依據。
、經濟法與經濟法學
經濟法與經濟法學，是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概念。經濟法及其發展規律是經濟法學的研究對象；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為經濟法的完善發展創造了條件，經濟法學所提出的各種經濟法學說、概念、理論、原理及對各種經濟法制度建設的探討為經濟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可借鑒的建議。經濟法與經濟法學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屬於不同的范疇。不過，有學者在重新考察了經濟在我國初始使用的含義之後，又發現，經濟法被分化出了新的語義，這一語義使經濟法在某些時候等同於經濟法學。
二、經濟的法與經濟法
「經濟的法」的觀點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經濟活動中的法律問題，因而凡是與經濟有關的法統統可稱之為經濟法。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廣義上的經濟法，其法域幾乎涉及部門法體制下的所有部門。「經濟法」則是更多地從狹義的角度講的，這一語義被嚴格限定在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特定范疇之內，即只有反映國家作為社會的代表干預、參與及調節經濟，以及社會公益等經濟法本質屬性，且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才屬於經濟法的范疇。
三、經濟法學與法經濟學
法學和經濟學的相互滲透和交叉，是現代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集中體現在法經濟學和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法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模型、方法來解構法律的成長規律、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核心思想是「效益」。它側重於用經濟學的准則和價值觀來評判法律問題，認為一切法律都應以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為目的。經濟法學是以經濟法為研究對象的一個部門法學，探討經濟法理論問題並揭示經濟法規律的法學學科。它側重於用法學的准則和價值觀分析經濟問題，研究對特定經濟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或規制。二者既有聯系，又存在區別。
（一）兩者的聯系
兩者的聯系體現在，都是對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現實和法律現象進行研究的理論，都涉及法學和經濟學理論，都研究法律制度與經濟運行相互之間的關系。
（二）兩者的區別
兩者的區別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基礎理論、目的的不同等方面。
1．在研究對象上
法經濟學幾乎涉及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而經濟法學則僅以經濟法這一部門法為研究對象。
2．在研究方法上
法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理論方法來研究探討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運行及其他具體的法律問題，主要對規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進行經濟分析，它之所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在於它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而經濟法學運用法學理論方法研

❹ 關於法理學中法的價值論的一道司考題

樓主沒有明白原則和規則的區別。這條是法律原則。
1.法律規則是更具體的法律版原則，而法律原則不權具體設定權利義務內容，只是規定指向。
2.在適用范圍上，一個案子只能適用一個規則，而原則的適用范圍要廣泛得多。
3.在適用方式上，法律規則是以「全有或全無的方式」應用於個案當中的。而法律原則則不是此種情況
做題要看清楚

❺ 為什麼法學本體論和價值論是法理學的核心地位。求高手回答

法學從中世紀開始起源於西方，西方（特別是羅馬法）法學塑造了現代意義上回的法律科學答，法律科學也就形成了以邏輯推演和經院哲學為主的一種法律演繹模式，從上到下，金字塔頂端乃是正義的上帝之眼，而最下為演繹羅馬法文本。因此必須了解金字塔頂端的那個抽象實體正義含義。
此外法學作為人類共同生活的一種基礎，必須具有本體抽象含義，法學本體論，是具體實體抽象出來的一個概念核心。
另外由於西方形成了「任何對於事實的邏輯或者自然的法則的反抗都必須以承認事實和價值的二元論為前提」，這和中國傳統的帶著倫理的視角，內涵價值的不一樣。要想要了解法學，西學，必須了解價值。
純手打，法理學研究生，勿盜。

❻ 如今法學界哪一個是主流觀點行為無價值論還是結果無價值論

行為無價值是相對於結果無價值而言，「行為」是指行為本身以及行為人的主觀內容，行為「無版價值」是指行為權違反社會倫理秩序，或者行為缺乏社會的相當性，或者行為違反法規范、違反了保護法益所需要遵守的行為規范，故行為無價值論主要認為故意、過失是主觀的違法性要素。

❼ 證據法學理論基礎

證據法學的理論基抄礎現在有認識襲論，價值論，多元論。。。可我的疑問是為什麼要研究一個學科的理論基礎呢？就是人會追問，追問到這里了。當然，如果你沒有什麼實踐經驗，當然不知所雲。
為什麼以認識論這種哲學思維來解釋呢？因為要知道真理是怎麼得來的，是不是真的。
這些理論中哪個更好呢？沒有哪個理論是好的，真理不分理論，只要不為實踐證偽即可。

❽ 論述法律價值

作為主體的個人、集團、階級、社會和國家等與作為客體的法律之間，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僅會由於法律對人們的行為或社會關系的調整而形成一定的社會控制關系，而且會由於主體及其內在尺度的作用，使客體趨向於主體、接近主體，為主體的需要及其服務，形成一定的價值關系。"法律價值"概念就是對這種關系的概括。我們先把意義上的價值概念到法學中，給"法律價值"下一個初步的定義：法律價值是指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發展變化對一定主體需要及其發展的適合、接近或一致。這個定義雖然還未完全揭示法律價值的特點或規定性，但它具有一定的論意義，是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揭示法律價值的基礎。
首先，法律價值概念不是一個屬性范疇，它不等於法律作用或法律效用（法律的有用性）等概念。法律本身的各種屬性，包括法律的各種作用、法律的階級意志性和強制性等，只是法律價值得以形成的基礎和條件。盡管法的客觀屬性對說明法的價值有意義，但相對而言，主體及其內在尺度是形成法律價值的主導因素。武步雲先生在其《馬克思主義法哲學引論》中指出："如果我們把價值的一般概念規定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需要與滿足相統一的效應關系，那麼，法律的價值也應是這樣的：一種法律是否有價值，既不能以主體的意志、願望和需求，又不能以法律的功能、作用、有用性為標准，而必須是二者的有機合一所形成的』第三種東西』。"〔1〕這一推論雖說得過去， 但他在後文中說："我們將法律價值的總概念規定為法律對社會有序性的維護和增進……"〔2〕，這就可能使法律的有用性與法律價值混淆， 也不免失之狹隘。孫國華先生認為："法的價值就是法這個客體對滿足個人、群體、階級、社會需要的積極意義。一種法律制度有無價值、價值大小，既取決於這種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決於這種法律制度能否滿足一定主體的需要以及滿足的程度。"〔3〕孫先生這一定義比較恰當， 但他沒有充分突出法律價值是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的范疇。至於某些習慣用法如"法律價值是法律對人的意義"等，只有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使用才可能避免誤解。在哲學史中，主義價值觀曾經把價值簡單地歸結為對象的客觀屬性，使價值認識變成了功能，使價值評價變成了功能比較，最後使價值論變成了認識論。法律價值論不應該重蹈覆轍。
其次，法律價值概念也不是一個意識或理念范疇，而是一個反映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性質、方向和作用的范疇，或者說，是反映主體與法律之間特定關系的范疇。在哲學史上，主觀唯心主義價值觀認為，事物的價值完全依賴於主體，是主體賦予的；客觀唯心主義價值觀則認為，價值是事物的某種潛在的、隱蔽的意義。前者撇開了客體，使價值成為純粹主觀的東西；後者撇開了主體及其社會實踐，使價值成為超驗的"宇宙尺度"；兩者殊途同歸：使價值脫離了現實世界。馬克思主義價值論認為，價值的形成和發展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概括為"認識-評價-實踐"。單獨從法律（客體）或單獨從主體的角度都難以界定法律價值，只有從主體與法律的特定關系中，從人的積極的、能動的實踐活動中，才能界定法律價值.

❾ 存在主義法學家是怎樣論述法律的價值

存在主義哲學以強調「自我」存在，「自我」價值的非理性主義為特徵，而回存在主義法學正是主張答從自我的「存在」來認識法律現象的。
1.強調法學研究不應注重於書本上的法和抽象的法的概念，而應關注實際的法，研究具體的法的沖突及其審理程序。
主張存在是法律的基礎，法學以法的存在為其出發點。所謂法的存在便是不斷出現但又不重復的法律事實，即一個個具體的案件是法的本質、效力和真正的淵源所在；
2.強調法的價值。
認力法是實現一定價值的規范體系，法所需要實現的基本價值包括正義、秩序，自由、安全、個人尊嚴等。在價值體系中，各種價值的性質和地位各不相同。法的最高原則是人身完全、財產享有、名譽保障、言論自由、隱私權和教育權等；
3.強凋絕對自由和自我負責。
認為個人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自由等。人的行為因其自由意志而生，必須對自己行為後果負責，道德責任和法責任是人自由選擇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