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法學教授

1. 誰幫忙介紹下德國德國19世紀著名法學家 馮·李斯特 的簡歷

國內刑法學和犯罪學專業文獻中常常提及馮·李斯特的著名的「馬堡計劃」（marburger programm），但好象還沒有人對「馬堡計劃」進行過研究和介紹。那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究竟是個什麼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一、「馬堡計劃」產生的時代背景

當德意志刑法典於1870年問世時，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業已存在，其理論支柱是意志自由。古典學派認為，國家在倫理上和法律上對犯罪行為作出否定評價是以意志自由為依據的，認為刑法的本質是對犯罪的報應。由於德意志刑法典的問世是在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形成之後，所以，該部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典學派理論的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相信，德意志刑法典在實施過程中並未能實現其期望，德意志帝國的犯罪正以極快的速度和危險的方式增加。自19 世紀80年代初以後，被認為是「正確的法律」出了問題， 人們要求對德國的刑事立法進行合理的改革。馮·李斯特同樣提出了對刑法進行改革的主張，而他的這一主張或這一改革要求，最初見於他在德國馬堡作的關於刑法改革的學術報告「刑法的目的思想」，後人將該學術報告稱為「馬堡計劃」，實際上該學術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刑事政策問題。「馬堡計劃」的提出，使馮·李斯特成為馬堡學派（die marburger schule，也稱折衷學派vereinigungsschule）的創始人。其後，他又於1889年至1892年間在其《刑事政策的任務》一書中，對其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展【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第26版第28～29頁】。

二、「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

馮·李斯特在學術報告中首先要求對犯罪的原因進行科學的研究，以便使作為與犯罪作斗爭的刑罰措施適得其所。與以龍勃羅梭為代表的義大利人類學派相反，作為犯罪社會學派一個分支的馬堡學派擯棄「天生犯罪人」的觀點，認為犯罪根植於社會。

馮·李斯特對現行刑法進行的改革，涉及刑法的一些基本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就「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而言，在我看來恐怕還是涉及刑事政策的內容較多，而且刑事政策計劃也是馮·李斯特較為感興趣的。這些刑事政策要求的實現，馮·李斯特認為，至少要克服符合目的的和有效的刑法道路上的三個重要障礙：

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判決；

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關於障礙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馮·李斯特一再反對報應刑法原則，反對在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和刑罰之間確定一種均衡關系（proportionalitaet）。在他看來， 這一原則只能被看作是對「公正」的進行形而上學的理解的結果。在刑罰的種類和期限應當對特定之人起到最大的特殊預防效果的前提下，行為報應原則（das prinzip der tatvergeltung）是違背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轉向行為人和其個性似乎是有更合理的且也是必須的。事實上，馮·李斯特認為，如果刑法反應（刑罰）的最終目的是將某人改造為一個具有特定行為或特定思想者，則在所能提供的措施中進行明智的選擇情況下，必須將行為人的個性作為有效地和符合目的適用刑罰措施的基礎和標准。行為人及其個性是量刑的基礎和條件，如果量刑是以刑罰執行的特殊預防目的為準的話。因此，在此意義上，行為人的行為只具有表明其個性和思想的指示器的作用。「處罰的不是犯罪這一概念，處罰的是犯罪人」是馮·李斯特所堅持的觀點【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75頁】。如果在量刑時均衡關系就應當發揮作用，則「它應當是刑罰和犯罪人思想之間的均衡關系」【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1頁】，對「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應當是「行為人的反社會思想」【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3頁】。馮·李斯特認為，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是刑事立法改革的最高之主導思想。他說：「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未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地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77頁】。馮·李斯特對行為刑法的批評是純技術上的， 而非倫理上的：報應原則（vergeltungsprinzip）將阻礙刑罰方法的符合目的的運用。他的這一技術上的態度還清楚地表現在其對「犯罪人類型」的言論之中，他提出「犯罪人類型」的目的，在於改善有效的特殊預防的決定性因素。他說：「現代刑事政策從……主導思想出發，處罰之對象不是犯罪，不是概念，而是行為人；因此，對於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學構成要件概念上的區別，如刑法典所表明的那樣，而是不同犯罪人的生物學上的區別。這一刑事政策的主導思想也直接將我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涵蓋其中：指出並證明當作為規定刑罰種類和范圍的基礎的不同犯罪人之間的生物學上的區別」【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171頁】。

隨著從行為刑法向行為人刑法的轉變要求的提出，馮·李斯特試圖克服一個由以行為為中心的量刑而得以存在的重要的障礙：盡管根據他的觀點，實施犯罪行為是適用刑法的先決條件——在這里未提出純思想刑法（即行為人刑法）——但不應當再取決於這一決定對當事人科處何種刑法後果的行為的質量。如此，刑事政策在實現其目的時能夠自如些，並可使犯罪人的個性特徵作為唯一的決定性因素，無需通過被目的思想（der gesichtspunkt der zweckmaessigkeit）認為是違背理性的行為報應原則（das tatvergeltungsprinzip）來加以限制。

關於障礙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刑。 在解決犯罪問題的刑法干預和以犯罪人的特徵和思想為中心方面，馮·李斯特也期望對刑法典作必要的修改，這是明確的，「如此，我們刑法典中的整個刑罰制度將會有重點的改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0頁】。他認為， 在報應刑法中，立法者的藝術在於，為特定的犯罪找到合適的刑罰種類，並按照犯罪行為的客觀的嚴重程度區分不同的刑罰。他設想：「將來的刑法典將會多麼的不同啊！盡管如此，對具體的犯罪仍將科處不同嚴厲程度的刑罰，也許科處最高刑度或最低刑度：所有其他的區別將不復存在了，因為相對於行為人的反社會意義，犯罪行為的法學特徵退居次要的地位」【出處同上】。

馮·李斯特認為，每一個人均必須清楚，「在犯罪人站在面前的幾分鍾或幾個小時內，刑事法官是不大可能對犯罪人的應當作為處罰依據的真實的內心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的」【李斯特文集第2 集第91頁】。作為該問題的解決辦法，馮·李斯特建議或者講要求適用「不確定判決」（das unbestimmte urteil, die unbestimmte verurteilung），認為刑罰執行機關應當取代法官的位子，根據被判刑人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表現，最後確定刑罰執行的期限：「為判決之法官根本不確定刑罰期限；刑罰期限應根據在具體情況下是否實現刑罰目的，也即根據刑罰執行的效果來確定」【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1頁及以下幾頁】。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馮·李斯特不確定判決的言論，就不難發現，他主要是將不確定判決作為有效地與犯罪作斗爭的工具來看待的。他說：「如果真想改變，則必須找到弊病的根源。但弊病的根源並不存在於刑罰范圍內，它也不存在於刑事法官的軟弱或無能之中；它更多地存在於法官的量刑原則本身……因此，至少部分地取消法官的量刑就成為今天的刑事政策向我們提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該問題的解決，將導致刑法各個領域的徹底的且非常有益的改變，這種改變必將促進和保證成功地與犯罪作斗爭」【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333頁】。

在對待不可能被矯正的慣犯問題上，馮·李斯特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他首先申明，「至少有一半的犯罪人是不可能矯正的慣犯，他們今年進入監獄，成為監獄人口，明年又從監獄里釋放出去」。馮·李斯特認為，在所判處的刑罰執行完畢後，又將他們「象猛禽一樣」放入社會，僅僅是因為對他們報應已經足夠了，是完全「荒謬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8頁及以下幾頁】。對於這種情況，馮·李斯特明確要求從罪責報應原則（das schuldvergeltungsprinzip）轉為特殊預防。他說：「防衛社會則要求使這些反社會因素不可能再危害社會。由於排除了將犯罪行業的所有成員予以絞死或斬首的可能性……，除通過執行自由刑使他們與社會相隔離別無他法……根據我反復強調的今天仍然堅持的觀點，原則上將他們長期監禁直至其死亡，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27頁】。

這里，我們必須弄清楚馮·李斯特所說的「不可矯正者」和「猛禽」究竟是指誰或哪些人：「與慣犯的斗爭是以對它的清楚的了解為前提條件的。但這種前提條件我們至今還沒有。與慣犯的斗爭只涉及慣犯的某一部分，比如作為社會病態現象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險的慣犯，我們習慣上將之歸結為貧民階級。乞丐和流浪漢、男妓和女妓、酒鬼、騙子、廣義的半上流社會、精神和身體上墮落者——他們構成社會秩序的最主要的反對者大軍，而他們的代表便是那些慣犯」【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7頁】。在馮·李斯特看來，那些沒有希望從根本上改變其思想者，從小偷到銀行劫匪，從低級騙子到高級騙子，應當予以終身監禁，使其不能再危害社會（muessen unschaedlich gemacht werden）， 以行為為中心的報應原則只是我們道路上的不受歡迎的障礙。因為這涉及與慣犯的不服從社會秩序的犯罪傾向作斗爭，這種犯罪傾向是所有不可矯正的違法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徵，在馮·李斯特看來，這要比根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所侵害的不同法益的質量給予不同處罰重要得多。馮·李斯特認為，「盜竊、窩贓、搶劫、勒索、詐騙、縱火、毀損、強奸和強奸兒童」，只要是慣犯所為，那麼，它們對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危害是一樣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9頁及以下幾頁】。

關於障礙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將刑法的目的確定為特殊預防，不僅僅是轉為行為人刑法，而且還要將行為人的個性置於刑法利益的中心位置。之所以將犯罪人的個性作為量刑的基礎和標准，是因為通過特殊預防，犯罪人的個性首先能夠成為刑法措施的目的：以特殊預防為目的之刑法必須將改變犯罪人的個性，使之在將來的生活中尊重刑法規范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必須尋找有效的行為調節和個性研究方法，並將這些方法始終如一地運用於犯罪人。為了盡可能有效地實現特殊預防目的，刑罰制度必須具有靈活性可變化性。馮·李斯特認為，「具體的刑罰制度的價值取決於使實現刑罰目的成為可能的保安性和靈活性。每一種具體的刑罰措施必須同樣具有保安性和靈活性」【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4頁】。

三、簡要之結語

實際上，在刑罰執行中追求特殊預防目的，存在使犯罪人成為不正當治療的被害人的可能性。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正如馮·李斯特所堅持的那樣，有可能侵犯當事人的權利，如侵害對其陰私權和意志自由的保護，分割其作為一個人而被承認和尊重的正當要求，而不是成為國家權力的犧牲品。

對馮·李斯特的主張或者說思想進行分析之後，我們不難發現，他的刑事政策計劃（當然不僅僅局限於其「馬堡計劃」中）表明了這樣一種傾向，只有當刑法所涉及的當事人的權利成為刑事政策目的之障礙時，當事人的權利才受到限制。他的「在刑法中實施目的思想」的要求，盡管毫無疑問地具有啟蒙性質或影響，但不能被誤解為要求構建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刑法。馮·李斯特的目的思想所追求的是有效的以行為人為中心的刑事政策，它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國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實現其刑法目的。馮·李斯特完全是從純技術上，而沒有從道德和公正的角度來對待該問題的。易言之，在馮·李斯特看來，最重要的是何種措施和方法最能有效地實現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法措施和方法，在規范上是被認為公正的在他看來是無所謂的。公正的刑法被馮·李斯特與有利於刑事政策的刑法等而視之：只要符合公眾利益，可以不擇手段【鮑爾曼：「無節制的刑事政策——關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載奧地利《犯罪社會學書目》1984年第11期，總第42期】。

2. 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德國著名的法學家

編輯詞條
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 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年2月21日－1861年10月25日)生於梅因河畔法蘭克福市;德國著名的法學家和國王顧問，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
生活
薩維尼出生於古老的 lothringischen 家族，薩維尼這個名字來源於薩維尼城堡（der Burg Savigny ）這一地名。 薩維尼13歲時父母雙亡。 1795 就讀於馬爾堡大學，主修法學，師從德國著名的刑法學家 Anton Bauer (1772–1843), 以及以研究中世紀法學而著稱的 Friedrich Weiss教授。
此後，薩維尼又先後在耶拿大學(Jena)、萊比錫大學（Leipzig）、格丁根大學（Göttingen）就讀過，1800年轉而回到馬爾堡大學學習，同年開始在那裡被授予博士學位並被聘為編外講師，講授刑法和潘德克登法學（pandekten）。Gebrüder Grimm 是他的學生之一，這對他的後期學術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
1803年薩維尼發表了著名的《財產法》。 1804年與Kunigunde Brentano結婚。1808年在蘭茨胡特被正式聘為教授，教授羅馬民法，但薩維尼在那裡只教授了三個學期。1810年薩維尼受到威廉•馮•洪堡的邀請到新成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 1814年為一篇著名的論文進行答辯，該論文就是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 （大意為，關於必須有一個德國民法總論）。 同年他的兒子卡爾•弗里德里希•薩維尼出生，該子後來成為德國著名的外交家。
1815年薩維尼與Karl Friedrich Eichhorn等一起創建立歷史法學派雜志社，作為歷史法學派的機構。1815年出版《中世紀羅馬法歷史》第一冊，1831年完稿。 1817年薩維尼成為普魯士司法部樞密院成員； 1819年成為萊茵省高級法院的成員； 1820年成為普魯士政府地方法總則修改委員會成員；1835年開始撰寫《現代羅馬法體系》一書。
薩維尼同時是現代國際私法的創始人。1842年薩氏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為政府法律審核部部長一職，期間中止了學術活動，1848年德國大革命時期恢復學術活動，並於1850年發表《法學札記》；1853年完成《現代羅馬法體系》、《債權法》。
薩維尼 於1861年10月25日於柏林去世。在薩維尼的葬禮上國王威廉一世致悼詞，全部王子參加葬禮。他的墳墓安放在柏林市中心Hedwigskirche教堂。
著作
《財產法》 1803年
《現代立法和法學職業》 1814年
《中世紀羅馬法歷史》 1831年
《現代羅馬法體系》 8卷 1840- 1849
《法學札記》 1850年
《債權法》 1853年
《歷史法學派雜志》 1815年到1850年

3. 法學，刑法，關於刑法因果關系的問題。

對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因果關系的區別，早有學者提出，如有學者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與先驗范疇的因果律不同，與自然科學的必然性因果法則不同，而與歷史學的個別因果關系的因果意義是相同的。刑法學的認識目的是關於個別的因果關系的認識。但是刑法因果到底是什麼，應如何界定？本文從刑法本身的目的、任務以及機能出發，區分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聯系以及事實因果關系，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由立法者所評判，而表現為人的行為與其造成的危害結果之間存在的，據以判斷確定犯罪和刑事責任的法律上的聯系。這一界定沒有改變多少，主要包含著以下幾個方面的涵義：（一）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有價值取向的判斷。出於刑法的目的、任務和機能，刑法認一定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而不局限於事實聯系及事實因果關系，從而具有一定的主觀判斷性。（二）刑法因果關系依然是一種聯系，是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三）刑法因果關系有兩個機能，一個是定罪上的機能，一個是量刑上的機能。已如前述，刑法因果關系涉及對犯罪請便的認定和刑事責任的承擔。（四）這種聯系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所謂具有法律意義，是指這種聯系因其本身涉及法律的目的和機能而進入法律的視野，且最終由法律進行評判。如某甲為一汽車運輸隊的修理員，明知由駕駛員所駕駛的汽車有故障的存在，但故意不予維修，駕駛員在不知情況的條件下，在一次出車中發生了重大的事故。在此案例中，修理員的不作為與事故之間顯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而駕駛員的業務行為則與事故固然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系，但其不具有刑法之意義，不是刑法因果關系，從而修理員的行為構成犯罪，而駕駛員的行為不構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