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道德主義

『壹』 孔子的觀點

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點是著重在啟發。孔子根據每個弟子的性格、主要優缺點，而加以相應的及時的教育。子路曾經問孔子：「聽說一個主張很好，是不是應該馬上實行？」孔子說：「還有比你更有經驗、有閱歷的父兄呢，你應該先向他們請教請教再說，哪裡能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樣問過孔子：「聽說一個主張很好，是不是應該馬上實行呢？」孔子卻答道：「當然應該馬上實行。」公西華看見同樣問題而答復不同，想不通，便去問孔子，孔子說：「冉求遇事畏縮，所以要鼓勵他勇敢；仲由遇事輕率，所以要叮囑他慎重。」
事實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這里。冉有曾告訴過孔子：「不是不喜歡你講的道理，就是實行起來力量夠不上呢。」孔子說：「力量夠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來，也還罷了；可是你現在根本沒想走！」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個痛快人，孔子曾說他三言兩語就能斷明一個案子。有一次，孔子開玩笑地說：「我的理想在中國不能實現的話，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願意跟著我的準是仲由了。」子路當了真，便歡喜起來。孔子卻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沒有什麼可取的了！」這就是子路的脾氣。孔子對他們說的話，都是對症下葯的。
孔子對其他弟子也同樣有中肯的批評。顏淵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為顏淵太順從他了，便說道：「顏回不是幫助我的，因為他對我什麼話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張全面發展的，如果單方面發展，他認為那就像只限於某一種用處的器具了，所以說：「有學問、有修養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樣。」可是子貢就有陷於一偏的傾向，所以他就批評子貢說：「你只是個器具啊！」子貢問道：「什麼器具呢？」孔子說：「還好，是祭祀時用的器具。」意思是說，從個別的場合看來，子貢是個體面的器具，卻沒有注意到全面的發展。

循循善誘：
孔子注重啟發，他善於選擇人容易接受的機會給予提醒。他說：「如果一個人不發憤求知，我是不開導他的；如果一個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鑽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覺困難的時候，我也不會引導他更深入一層。譬如一張四方桌在這里，假使我告訴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點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餘的三隻角也是方的，我就不會再向他廢話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來的想法上更進一步。子貢有一次問道：「一般人都喜歡這個人，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這不夠。」子貢又問：「那麼，一般人都不喜歡這個人呢？」孔子說：「也不夠。要一切好人都喜歡他，一切壞人都不喜歡他才行。」
孔子對弟子使用的語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讓人可以咀嚼，卻又很具體。孔子看到有些人雖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卻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沒有成就，便對弟子們說：「莊稼是莊稼，可是光有苗頭，長不出穗兒來的，有的是；長了穗兒卻是個空殼兒，不結米粒兒的，也還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導弟子的時候，最反對主觀自是。他說要根絕四種東西：一是捕風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執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觀的「我」看得太大，處處放在第一位。

「三人行必有我師」：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虛心的榜樣來教育弟子。他曾說：「我不是生來就知道什麼的，我不過是喜歡古代人積累下來的經驗，很勤懇、很不放鬆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說：「三個人一塊兒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師。」還說：「我知道什麼？我什麼也不知道。有人來問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們提的問題弄清楚，我盡我的力量幫他思索。」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一個當慣了教師的人，往往容易擺出一副無所不知的架子，有時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為一個教育家的孔子卻一貫虛心，對於求知是抱有嚴肅認真的態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說道：「仲由啊，你知道什麼是教育嗎？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這才是真知道。一個教育者是應該這樣的啊。」

活到老學到老：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斷求知、積極學習態度來鼓舞弟子。他說：「我學習的時候，老怕趕不上，又怕學了又丟掉。」他又說：「十戶人家的村子，找我這樣忠厚信實人不難，可是找我這樣積極學習的，就比較少。」他時常以不疲倦的學習，以致忘了憂愁、忘了衰老來形容自己。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習和思考都重要，他說：「光是學習，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麼；光是思考，不去學習，也是白費精神。」但孔子更重視學習，他以自己的親身經驗告訴弟子們說：「我曾經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只管想來想去，但是沒有什麼收獲，不如實實在在的學習有益處。」

要有恆心，堅持不懈：
弟子有在學習上鬆懈的，他就加以批評。宰我白天睡懶覺，孔子就說：「爛木頭是不能刻上什麼的，爛土牆是不能畫上什麼的，我對於宰我還有什麼辦法！」子貢忙著批評別人，而放鬆自責。孔子便也對他說：「端木賜啊，你這么聰明嗎？我就沒有這么些功夫！」

不能自滿：
孔子最反對人在學習上自滿。子路看見古代詩歌上有這么兩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裡，也是好人。」便老背這句話，滿足了。孔子於是說：「這哪裡配稱好人呢？」

「溫故而知新」：
在學習中，他很注重溫習，也就是把學習到的東西要鞏固起來。他說：「學習會了的東西，時常溫習一下，不也很有樂趣嗎？」溫習就能熟練，熟練就會有創造，所以他又說：「溫習舊的，能產生新的心得，這樣就有資格當老師了。」

不恥下問：
孔子學問淵博，可是仍虛心向別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廟去祭祖。他一進太廟，就覺得新奇，向別人問這問那。有人笑道：「孔子學問出眾，為什麼還要問？」孔子聽了說：「每事必問，有什麼不好？」他的弟子問他：「孔圉死後，為什麼叫他孔文子？」孔子道：「聰明好學，不恥下問，才配叫『文』。」弟子們想：「老師常向別人求教，也並不以為恥辱呀！」

孔子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中，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其許多教條，「學而時習之」，「三十而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已復禮為」，對舊時代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均是琅琅於口的。一些思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成了許多中國人人格修養的重要內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繞不過孔子這個名字。

孔子及其思想，在相當一個時期，沒有人責疑，也不允許人們責疑。責疑孔子，是大逆不道，正如對皇帝出口不遜，也是大逆不道一樣。直到近代，在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國家的背景下，隨著中西文化交流增多，人們才開始反思孔子及其思想的消極性，並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自此，孔子及其思想雄風不再，而科學和民主、個人自由與價值的思想，以不可阻擋之勢在社會上蔓延發展開來。這是一種時代進步。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有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孔子被貼上奴隸主階級代理人標簽，遭到猛烈批判。林彪四人幫被打倒，孔子作為文革受害者，處境有了一些改善。九十年代，中國掀起一場抵制西方文化運動，於是孔子進一步熱了起來。一些「資深」學者辦起雜志，搖旗吶喊。一些大學辦起「國學研究所」，為孔子思想復興進行理論准備。一些城市辦起國子監，向少年兒童灌輸孔聖人「治家修身平天下」道理。使人看到，在不久的將來，對孔子及其思想的尊重，又會呈現出一種欣欣向榮的光明前景。

「五四」時期的民主和科學，可以不講。它太西方了，不合中國國情。而孔子則絕對不能不講的。正如前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大人所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亘百代而長新」。不崇孔子，國將不國，民將非民，中華將無以為中華也！

孔子何許人？儒家、儒教思想，又是何物？果真如此超凡入聖、妙不可及乎？

非也非也。世間既無聖人，也無聖物。誇大孔子及其思想，是荒謬的。愚味了自己的頭腦，也愚昧了整個社會。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魯國人。孔子自幼喜歡傳統的儀禮制度。同時也做過其他事情。如倉庫管理員、管理牧場牛羊的事。三十幾歲時，開始講學為業。有眾多學生，相傳收弟子三千多人，其中較有名的有七十二人。他整理上古時代的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易》，在保存古代文化上做出一定貢獻。晚年專門編修魯國的史書《春秋》。孔子熱心於政治，曾周遊列國，宣傳他的仁政。但終不見用，鬱郁而終。其思想觀點，集中見這於後人編撰的《論語》。

作為一個教育家，孔子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他第一個大規模地招收弟子，在中國教育史上開了一個先例。他主張「有教無類」，使一些貧寒之士也受到了教育。他的許多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不憤不啟」，閃耀著教育思想的光輝。即使是時間過去了兩千多年的今天，人們仍然可以從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借鑒到不少有益的東西。

作為一個思想家，孔子用格言方式發表了許多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他的文字很短，缺乏進一步展開。與古代希臘、羅馬的一些思想家相比，孔子的思想，顯得更直觀、表面了一些。

孔子的思想觀點，有許多積極的東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十分可取的，與基督教的博愛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有著相通之處。這也是孔子最大的閃光點吧！「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體現了一位智者對人生的豁達態度。「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的人格境界，令人嚮往。「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體現其愛護人的生命的樸素情感。「軍旅之學，未之學也」，體現其崇尚和平的精神。「古之學者為己」，體現其一種更高的治學態度。「鳥獸不可與同群」，體現其積極的入世精神。尤其是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更是體現了孔子對自由人生的熱愛，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孔子這些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寶庫中的一筆珍貴財富。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有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托爾斯泰、愛默生、伏爾泰，都曾經以尊敬的態度對待孔子。聯合國有關單位，也把孔子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但是，孔子的思想畢竟是幾千年前形成的。受個人經歷和時代條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局限性。許多思想，不但在現代社會看，是十分落後的，而且也背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不利於推動社會的進步。

試從四個方面進行說明。

其一，孔子是復古的，守舊的，而不是向前，創新的。面對變動不已的時代，人們不知何去何從，迫切需要新的價值觀去指導時代，促進時代發展。在尋找新的價值觀上，孔子是完全失敗的。他夢想的是回到西周社會那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舊秩序。在《論語》這本記錄孔子語言的小冊子中，不時可以看到孔子嚮往西周的言句：「周監於兩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周公」。他以復古而沾沾自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面對新時代新現象，孔子感到困惑不解，甚至破口大罵：「八俏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在社會大踏步前進時，孔子卻試圖用舊辦法阻住社會的前進，終究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其二，孔子的泛道德主義，是對社會生活的簡單化。人類生活離不開道德。道德可以協調人與人關系，維護社會秩序，也有利於個人心靈和諧、事業發展。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僅僅依靠道德，卻是遠遠不夠的。人性是十分復雜的，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要為社會盡必要的責任，又要維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人性的復雜性，要求社會從經濟、文化、首先、法律、教育、政治等方面，採取不同措施，引導人的思想和行動，促進個人和社會的發展。但孔子則不然。孔子片面誇大道德的價值，似乎只要倡導了道德，社會便太平無事，一切問題均可解決。而對人的權利，正當慾望和利益上的需要，孔子則強調不多。《論語》的許多格言，都體現孔子這種思想傾向。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德治來排斥法治；「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把「義」與「利」完全對立起來，否認追求個人利益的積極意義。「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種種道德誡條約束人們的個性，，抑制人性的正當需求。這種泛道德化的做法，一方面培養了許許多多「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人們的正當利益和慾望，壓制了社會的發展。不能不說，孔子及儒家所主張的泛道德主義思想，是中國社會發展緩慢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其三，孔子的嚴格的等級思想，對社會進步，也是一種反動。孔子總是把「孝」字掛在嘴巴。他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為了盡孝道，甚至可以犧牲社會公德：「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他宣稱，「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使下一代儼然成了上一代的附屬品。孔子還有著很深的忠君情結。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孔子要求每個人都要做與其社會地位相符合的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門生曾子也雲：「君子灄不出其位」。孔子把最高統治者放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們「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忠實地為最高統治者效勞。嚴格的等級思維，束縛了民眾的自由個性和思維，培養了一個個奴才型人格，給國家和民眾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越是現代社會，我們對孔子這種等級思維帶來的禍害，體會越深！

其四，孔子缺乏一種窮根究底的思維品質。真正優秀的學者，都是真理本位的。如屈原，「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如亞里士多德，「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但是，對孔子來說，並不是真理本位，而是仁政本位。正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政的人性基礎是什麼？孔子無力解決，也不想解決。使其仁政，終成一種虛幻的烏托邦。不僅如此，孔子對其它許多重大問題，也缺乏進一步思考。如宇宙是怎麼產生，人的生命從何處來，為什麼會有愛情，靈魂怎麼一回事，等等，統統不予追問，缺少對人的命運和世界發展的終極關注。對哲學有一定研究的人知道，這種終極關注，對於思想的廣度和深度的開拓，是有十分重要意義的。不但如此，孔子還缺乏求異思維。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否定不同的思想觀點存在的價值。所有這些，都使孔子的思想的價值，大打折扣。

由此看來，孔子思想，也是有其嚴重不足之處的。過份誇大孔子思想的價值，是不實事求是的。

孔子逝世後，他的思想繼續流傳。若干年後，又出現了孟子。孟子繼承了孔子的許多思想，又有不少新的開拓。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派別。

儒家的出現，並不是一個悲劇。它有積極的地方，也有消極的地方。其實世間哪一種學問，不是如此？儒家的真正悲劇，是從漢代開始的。漢武帝為維護其專制統治，採納其幕僚董仲舒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家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宗教意義的儒教，而學者孔子也搖身一變，儼然成了儒教教主。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不斷加強，封建帝王網球羅了許多文人學士，對儒家學說進行全面改造，增加了「三從四德」、「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慾」等大量體現皇權思想的內容，曾經在百家爭鳴中展示過驕人豐採的孔孟之道，終於淪為封建統治者奴役和壓迫廣大人民的幫凶！

儒家發展成為儒教，是中國數千年思想文化史最大的悲劇。它帶來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儒家思想的進步，從此停止。後來只能在孔孟文章的條條框框中去思考，不能質疑，不能批判，從而不能有新的發展。二是其他思想派別，難以得到自由發展。春秋戰國時期，有百家爭鳴。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思想文化創造上的無窮活力。經過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他思想派別也就遭到嚴重摧殘。與儒家思想不同的觀點，被視為洪水猛獸。只有道教，關注的是成仙不老之道，佛教，關注的是死後如何超生極樂世界之術，對儒教主和世俗君主不構成威脅，才網開一面，得以生存和發展。三是個人的自由個性和意志，遭到了嚴重摧殘。「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存天理，滅人慾」，一條條禁規戒律，使億萬民眾的思想和個性癱瘓，成了封建社會的馴服工具！作為現代社會的自立公民，又有誰不為這么多的人被培養成為封建社會馴服工具，而無限痛心？

孔老夫子在天有靈，理應為自己創建的儒家思想，墮落到這一地步，而痛心疾首！

近代社會喊出「打倒孔家店」，向孔子及儒家思想開戰，實屬社會發展之必然。孔子及儒家思想不倒，則皇權有可能借屍還魂，則人的個性難以解放，則民主和科學旗幟沒有辦法進一步高舉，則社會的進步發展無從談起。正如中國近代最優秀的學者之一胡適先生所言：「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搗碎，燒去。」一個世紀中國的思想解放，就是從「打倒孔家店」開始的。

近年來，國人開始對孔子及儒家思想進行深入的研究。這是一件好事。進行客觀深入的研究，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是有利於我民族前進的。

不過，筆者要提醒的是：一，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幾千年前那種宗法社會的產物，總體上是落後的。能為當代人採用的東西，是不多的。當代人的思想文化，歸根到底是要根據當今及將來社會發展的要求，去創造建設，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二，儒家、儒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儒家，不過是一種學術思想，有積極之一面，也有消極之一面。而儒教則是一種為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社會意識形態。它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消極的。三，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儒教是主體，絕不等於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主要部分在於儒家思想。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精華，並不在於儒家，而在於共工怒觸不周山、愚公移山、後羿射日這樣的古神話，在於唐詩宋詞這種明朗的時代精神，在於魏晉時代對個人自由和價值的追求，在於地動儀、印刷術等一個個天才創造中，在於黃宗羲、李摯等許多封建叛逆的新的思想中，在於勞動人民對美好的嚮往中！這些思想文化，在封建主義社會，是備遭到壓制的，卻體現了人性中的健康因素，符合社會發展要求。新的時代，理應發揚光大！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推翻封建主義制度的同時，也在積極致力於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思想文化，必將更高舉起五四運動以來的民主和科學旗幟，宏揚人的的個性自由和獨立，宏揚人的正當利益和慾望，倡導人的獨立思考和創新。傳統社會的儒家思想，只有經過深刻改造，才能得以生存發展。希望在未來時代，有一個儒家的偉大復興，完全是痴人說夢！

日正長，路也正長。迎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大膽創造去吧！有誰扮著「千年聖賢」、「萬年祖宗」的面孔，阻住你前進的路，一一把它推翻，無論它是妖是鬼，是神是仙！這樣才會有社會的進步，才會有人類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參考資料：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3512142.html

『貳』 中國傳統文化的泛道德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1、提升文化的凝聚力。我國是人口大國，我們要擁有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范，這也就是現如今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鬥志，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只有被人民群眾掌握才會凝聚成社會共識，表現出文化發展最主要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我們必須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核心任務。
2、提升文化的吸引力。為了提升文化軟實力還有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展示出該國家或是該民族特色的文化吸引力。這是因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傳統文化可以通過依附在語言和其他載體上，逐漸凝固和演化成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通過這種文化環境引導她的國民的行為，達到協調整合社會的作用，並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3、提升文化的普及力。也就是加強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和教育，讓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發揚廣大。我們要開展優秀傳統文化的宣傳，充分利用大眾傳媒，有意識地引導廣大民眾喜愛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最終使其成為民族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沉澱在每一個中國人民的心靈深處。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我們要有意識的加強傳統文化在學生中的學習力度，在教學中增加對傳統文化的學習，開展具有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活動，使他們自覺願意接受和欣賞。
（二） 振興中國文化產業
就目前形勢來看，文化競爭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要特徵，我們要找准我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滿足人民對文化的要求，提升文化軟實力，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我國要大力發展我國文化產業。首先我們要制定科學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制定文化產業的管理辦法，盡量減少政策辦法中不足的地方。其次是深化和完善文化產業的政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找到一條適合中國文化自己的道路。最後就是加大國家對文化產業的扶持。設立規范化的文化產業組織，政府積極引導文化產業發展，加強對文化產業的重視和支持。 （三） 加強文化傳播和交流
關於文化傳播和交流，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文化外交，在國際交往中，文化往往能夠起到政治和經濟難以達到的作用。所以文化外交在國際中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我們要制定科學、合理的對外傳播策略，擴大其在國際傳播中的份額，使其他國家能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文化，進而了解中國；促進漢語的標准化和規范化，提高世界對漢語以及中國文化的認同，形成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全力打造中國品牌的文化，創造出一批原創性比較強的文化產品，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
大力弘揚和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國家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作為每一個中國人，我們要努力發揮自身的文化優勢，重視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

『叄』 泛道德主義特徵

在泛道德主義的社會環境中，人們普遍抱有高標準的道德期待。集體中，人們被鼓勵展現出無私、堅韌、樸素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如在互相批評和自我批判的文化中，如中國的文革時期，道德上的瑕疵往往會成為被指責的對象。若有人公開表示難以達到這些要求，往往會遭受他人的攻擊和質疑。

在這個社會中，道德被視為衡量個人品行的首要標准，而非現代社會所倡導的寬容、禮貌、智慧和誠信等特質。這里的「道德」更像是一套被廣泛接受的行為准則，或稱為「世故」。個人的道德評價至關重要，一旦被大眾否定，可能導致在社會中難以立足，如「先做人後做事」的觀念就體現了泛道德主義的特點。

在人際沖突中，泛道德主義傾向下，人們不再通過溝通和理性的討論來解決問題，而是通過爭搶道德制高點來占據優勢。這種情況下，人們可能會不擇手段，道德武器成為攻擊他人的有力工具。

對於那些未能遵循社會主流道德的人，他們往往會遭受嚴厲的懲罰，這些懲罰可能超出必要，如身體暴力、排斥和誹謗。就連與「不道德」者交往的人，也可能被社會大眾孤立，反映出社會對道德一致性的嚴格要求。

泛道德主義[1]是一個倫理學概念，也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是指，在某個社會下，社會形成的道德規范或者對個人人品要求在正常人的能力范圍之外，以至於惟道德是論。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各種社會問題往往都歸結為人的道德境界問題，歸結為自私、物慾、怯懦，歸結為犧牲和奉獻精神的丟失。對於沒有按照社會道德從事的人，將遭到道德批判。[2]

『肆』 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是什麼

一、在道德領域與非道德領域的關繫上，中國傳統價值觀傾向於以道德價值為至高的價值標准學界常說中國傳統社會中有「泛道德主義」的偏向。我們可以從道德價值與物質價值、道德價值與政治價值兩個方面作具體分析。 從道德價值與物質價值的關系來看，中國傳統主要以義與利、理與欲、公與私的論辯表現其價值取向。「義」主要是道德價值，而「利」則主要表現為物質價值。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他為君子、小人的區分提供了標准，這一標准就是二者的道德層次，而其中又以義與利的對立為前提。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也是把利與義對立起來分析的。其共同傾向在於，二者同時在對立中選取「義」而放棄「利」，似乎「義」不但是最高的，而且是自足的。問題在於，道德從來就是調整利益關系的原則和標准，義與利總有其內在關聯。這一矛盾的解決是靠公與私的對立實現的，儒家所說的「利」指私利，它與作為公利、整體利益的「義」是對立的。由此我們再看墨家的義利觀，它與儒家不同之處在於它認為義就是利，從而把義與利同一化。但是，墨家所說的義其實就是公利，因此它與儒家的義利觀並無本質區別。至於理與欲，實際上是義與利的派生，只不過「理」是進一步把當時的道德綱常本體化了。 從道德價值與政治價值關系的角度看，中國傳統的政治觀是典型的倫理政治觀，其中表現出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交織，也可以說是道德的專制與專制的道德相交錯，從而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德治主義傳統，結果「政」只不過是「正」的另一種表達而已。由內聖而外王，是儒者追求的成長路徑。中國傳統價值觀以道德價值統制其它領域價值的傾向影響十分深遠，後儒雖有從內部挑戰的努力（如陳亮等的功利主義），但影響甚微。新文化運動中，除了「德先生」與「賽先生」兩條救國方略之外，還提出了「穆姑娘」（即morality,道德），並認為道德上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這種道德革命的取向在辛亥革命領袖人物中也體現出來，它雖然有針砭傳統積弊的功效，但卻還是犯了傳統的錯誤，並未跳出傳統思路。因為它雖然要以新道德對抗舊道德，但潛台詞仍然是道德價值是最根本的價值，以及可以從道德上解決一切社會歷史問題，這就陷入了傳統的窠臼，也與唯物史觀相距甚遠。當代新儒家牟宗三甚至認為從良知中可以悟出民主政治和科學，這種觀點被另一位學者余英時批評為「良知的傲慢」 。\[1\]（P86） 現代社會是一個領域分化的社會，社會的經濟、政治、道德等多領域需要構築和諧的價值生態，這無疑要求我們首先破除傳統中的上述弊端。羅爾斯的《正義論》同時討論道德與政治問題，現代經濟學家高呼「經濟學（家）要講道德」，這決非回到傳統中以道德統制其它社會領域的狀況，而是在不同領域中發掘其不同的道德問題，它是以承認其它領域的合法存在為前提的，我們需要從這里重新思考我們的傳統。現代社會中道德的功能已不再是傳統社會中的統制、統攝，亦即它不能覆蓋更不能「派生出」、「開出」其他價值領域，相反，它更多地是滲透並附著於其他領域，起導向、制約和協調的作用。馬克斯·韋伯也分析了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觀念，但這種觀念不是統制，恰恰是許可、鼓勵和理性化的制約。恩格斯曾指出，在古代社會，一切團體、組織的活動都帶有「意識形態的附帶目的」，並把這種附帶目的「奉為神聖」 ，\[2\]（P447）正是批判了傳統社會的上述弊端。 二、在家庭生活領域和政治生活領域的關繫上，中國傳統價值觀將二者類同化 君父一致、家國同構是中國傳統的一大特點。傳統觀念認為，從修身到齊家再到治國平天下是一條自然而然的、毫無矛盾沖突的提升過程。從家庭關系中的「孝」可以推至政治中的「忠」。孝悌之所以是「仁之本」，不但在於它是自然倫理的體現，而且在於，一旦能作到孝悌，就不會「犯上」，不會「犯上」，就不會「作亂」。在「三綱」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國同構，君父一致的印跡。正是由此才形成了宗法傳統。 中國人喜歡將一切社會關系進行血緣化的「擬制」，與此蓋出一源。「師父」、「師兄」、「子民」、「父母官」等日常用語都帶有傳統色彩。也就是說，我們習慣於把非自然的關系自然化（主要是血緣化），似乎非此不能突出親密性和可靠性。這一血緣擬制的過程就是將自然、道德、家庭倫理濫用的過程。顯然，家庭倫理和自然道德雖然具有普遍性，但絕不能普遍化。因為家庭倫理自然是論親疏遠近的，或說它本身就是親疏遠近的產物。儒家對此倒並不虛飾，明確提出「親親為大」、「急親賢之為務」（《孟子·盡心》）。費孝通先生說中國人道德生活中具有「差序格局」，\[3\]（P307） 梁漱溟將倫理本位概括為「關系本位」，\[4\]（P93）若從自然道德的角度看，這其實是必然的，並無可厚非。 但是，當把這種關系和處理這種關系的道德思路納入到政治領域和其他社會領域，它的危害就十分巨大，就很有可能導致濫用家長式統治、以權謀私等社會積弊。家庭作為血緣關系的產物，它自身中包含了長幼序列等自然的不平等傾向，而現代政治生活領域則要求承認人的平等權利，經濟生活中亦要求按市場原則平等交換。在社會生活的廣闊領域中，已經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而契約只能以平等為前提。但即便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中國式的家庭倫理仍有其可貴的價值。西方契約化社會中的人情淡漠、家庭缺乏溫情等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畢竟個人首先是在家庭中培養起健全的心理並實現人格的認同。問題在於，如果把這種家庭倫理普適化到社會生活所有領域則必然會犯錯。大概正是這種錯誤，使得「五四」時期形成了一種全盤性反傳統的傾向，因為他們認為既然由家庭倫理支撐的王朝政治已然瓦解，這種倫理的整體也必然失效。林毓生先生曾用懷海德（A·N·Whitehead）所說的「錯置具體感的謬誤」來概括中國傳統的這種弊病，\[5\]（P38）其洞見無疑是十分深刻的，它正確指出了把家庭倫理放置到政治生活中的錯誤，同時又維護了家庭倫理的現代價值。 三、在道德價值領域與超道德的神聖價值領域的關繫上，中國傳統信奉人道與天道的契合 宗教或宗教性的神聖價值雖與道德價值密切相聯，但它畢竟不同於日常社會中的道德，因而可被視為超道德的領域。 在儒家傳統中，人道是對天道的模仿，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乾象》）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表達。天道一旦突破自然性而倫理化，實際上就具有神聖性、神秘性。在中國傳統中，天道成了一種境界的象徵，人通過俗世的、內在的修養，可以達到這一境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易傳·文言傳》）是「大人」的境界。儒學認為，「誠」是聯通人道與天道的中介，通過它，人們可以達到與天地並立、「與天地參」（《禮記·中庸》）的高度。這就是西方社會學、宗教學中常說的「東方神秘主義」的表現，它是以儒家的性善論為基礎的。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是儒家的信念，就連信奉性惡論的荀子也認為，通過化性起偽，「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學者常以這些論點為基礎，認為儒學雖有積極入世的態度，卻也有通向天道的維度，從而認為儒學具有宗教性。牟宗三先生認為儒家的修養之道是「天命下貫」 的過程，也是「下學而上達」的過程，這典型地表現了中國傳統中人道與天道的契合。\[6\]（P16） 我們知道，在西方社會，神人對立、靈肉分裂的二元論是一種重要的傳統，這與中國大不一樣。中國傳統價值觀中人道與天道的契合確乎有利於人生的境界追求，但卻難以衍生出現代社會中普遍的世俗的道德准則。據此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更適合構建個人的人生哲學，如李澤厚則主張將宗教性道德與社會性道德分開，這些都是基於對現代社會道德要求的分析。歷史上曾有人認為，沒有了宗教，沒有了上帝的存在，道德亦不再可能。這一憂慮曾由俄國作家妥斯陀耶夫斯基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提出。在思想界同樣存在這種擔心，因此啟蒙大師伏爾泰雖然尖銳地嘲弄和批判宗教，但同時認為，沒有上帝也要造一個上帝出來，因為似乎唯有上帝才能保證善惡的區分和懲惡揚善的終極公正。康德把上帝存在、靈魂不朽的論證從理智領域中驅逐出去，但卻認為為著道德實踐的考慮，必須保留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的假設，也是出於相似的理由。我們認為，對於天道、宗教的信仰是個人的事情，現世社會的道德完全可以由實際的社會關系來決定和安排。換言之，一個完全由無神論者組成的社會在道德上是可能的，這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必然結論。這種契合論的另一弊端就是，由於以性善論為基礎，我們可能對人性寄予過高的期待，從而在政治生活中疏於制度的完善而過分依賴領導者的道德修養，這一點已形成了相當的共識。在對當前種種道德憂慮的反思中，越來越多的人強調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在這方面，西方社會中似乎更注重從人性惡的假設出發來構築道德的制度防線。 四、在不同文化領域之間，中國傳統價值觀傾向於以華夏文化為標准判斷其它文化的優劣文明與野蠻、傳統與現代、進步與落後，這些對立的概念都蘊涵著一定的價值判斷。這種判斷既可以用於歷時性評價，也可用於共時性評價。 不同的民族往往也是不同文化的載體，如何在共時性的背景下評價這些不同的文化，事關一個民族的文化心態與文化取向。對此，中國傳統中有影響深遠的「華夷之辯」。它傾向於用文化本身而不是種族、膚色等自然標准來評價民族文化優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優點。中國古人國家觀念淡薄，天下觀念濃厚，其所謂「天下興亡」之「天下」，實為一個文化統一體，它不是一個特定的地域范疇，也不是純粹的政治概念。但它所使用的標準是華夏文化自身，特別是「禮」，認為「禮」不僅是人禽之別的分水嶺（「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也是華夷之辯、文野之別的標准。在中國傳統中，夷狄往往與禽獸相提並論，足見夷、狄、蠻、戎等對周邊和外域民族的稱呼中所包含的價值傾向。其中亦反映出文化中的自大心態。傳統中「修文德、以來之」的懷柔遠人的外交思維不能不說與此有關，就連鄭和下西洋，也只不過是為了「振綱常以布四海，敷文德以及四方」。這種傲慢和固步自封的文化心態在文化鼎盛時期尚有其存在的空間，但到國難當頭之時仍持這一心態，則只能是作繭自縛，導致可悲的結局，它實際上與曾長期風行的歐洲中心論如出一轍。事實表明，中國並不真正具備「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傳統。歐洲中心論早已由德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予以駁斥，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也是以承認文化多元論為前提的。現時代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如何實現現代化、順應全球化而又不在傳統中固步自封或全盤西方化，需要我們在文化價值觀上來一個較大的轉變。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各個價值領域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中國傳統價值觀有一種明顯的一元論傾向。這里所說的一元論，就是指或以一方統攝其他方面，或派生出其他方面，或排斥其他方面。為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體系，我們首先要糾正這些傳統偏向，包括讓道德價值讓出統制地位，在領域分化的背景下構建道德規范，把社會日常倫理與個人修養的境界區分開，在文化價值觀上取兼收並蓄的態度。

『伍』 泛道德主義的特徵

泛道德主義要求社會排斥一些「不道德」的人，因此會出現人與人之間無法正常相處。由於每個人都存在「不道德」的地方，只不過被各種表現出來的假象和謊言所掩蓋。因此，任何人隨時都可能遭到各種攻擊。人和人之間往往會互相防備。
除此之外，還會造成「不承認錯誤」、「一錯錯到底」的現象。在這種社會體系下，人和人之間有任何誤解或者矛盾，往往不會通過溝通、分析和反省來解決，而是會採用很多極端的方法，如雙方都採用暴力的手段來解決。因為，任何一方如果進行分析和反省，必然自身有造成矛盾的責任。有責任，那麼這一方在「道德上」就吃了虧。所以，就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如果發生沖突，互相都不能回頭。最後必然是，實力大的一方佔領道德制高點，取得「勝利」。 「不道德」者由於遭到他人批判、貶低，甚而達至虐待的程度，會導致反抗社會的心裡。即便一些社會道德確實是不文明的行為，被攻擊者也會予以否認。因此會出現仇恨社會、仇恨他人，最終導致大量的人棄善從惡，導致社會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