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構

❶ 公文寫作提綱和提要的區別

提綱是寫作的要點，而摘要是文章寫成後編寫的文章的主要觀點、對策等（就是幾少文章主要是關於什麼的簡短說明性文字），也叫內容提要。
例子：
論文提綱：
一、背景：法律正當性與商談理論
（一）西方法律正當性的一般理論
1、正當性的兩種基本內涵：經驗正當性與規范正當性
2、作為關系性概念的正當性（或正當化）
3、法律正當性的證成模式
（二）、法律正當性之商談理論的基本特色
1、 整全論
2、 重建論
3、 商談論
二、現代法的正當性基礎：在道德與政治之外
1、現代法的雙重性質:正當性與實證性
2、法律與道德
3、法律與政治（權力）
三、現代法秩序之正當性的重構
(一)權利體系:正當法的前提條件
1、權利體系之意義與任務
2、權利的基礎：人權與人民主權（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
3、權利體系的重構
（二）法治國諸原則（特別是分權結構）的重構
1、政治立法過程模型：正當立法的理想化身
2、法治國諸原則的商談論重構：正當法的實效化
四、結語:重建法律正當性的意義與局限
內容提要
20世紀90年代以來，哈貝馬斯的商談法律理論引發了一種世界性的影響。從整體上來看，該理論代表著哈貝馬斯對自由法治國危機的一種回應，因此其主要的議題就是要重建現代法律的正當性。哈貝馬斯區分出證成性商談與應用性商談，以此來分別處理法律秩序整體的正當性與個別法律規范的正當性（或立法的正當性與司法正當性）問題。本文主要討論立法的正當性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在後形而上學世界觀的條件下，法律的正當性既不能根據與外在道德規范的符合來斷定，也不能由強制性的政治權力來確保，相反，只有那些產生於權利平等之公民的商談性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法律，才是具有正當性的法律。因此，權利體系乃是正當性立法的前提條件，由分權結構確保的民主立法程序就是產生正當法的機制，其中民主程序的正當化力量由商談的質量來保障。
為了確保法律正當性的實現，哈貝馬斯對現代法治國的兩個層面——權利體系與權力分立——進行重構。哈貝馬斯對權利體系的重構，要求其必須能夠同時確保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一方面，在一個後形而上學的時代，私人自主再也不能立足於一個抽象個體的道德自主，而必須以一種和平共存的主體間承認為基礎，通過公民間的政治自主加以具體化。另一方面，公共自主若要洗脫它那個飽受責難的「多數暴政」罪孽就必須時刻以私人自主為歸依。哈貝馬斯對權力分立的重構，則側重於構建一個理性的政治意見與意志形成過程，突出立法的優先性，反對司法與立法權的擴張，從而維持一個傳統的議會制分權框架。與此同時，哈貝馬斯也特別強調非正式的公共領域中交往形成的

❷ 跪求一篇關於傳統文化的1500字論文，很急

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現代化重構
摘 要：我國傳統倫理道德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在其產生與發展的幾千年中形成了獨有的特點，並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巨大影響。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運行，傳統倫理道德顯示出與之不相適應的方面，面臨著現代化的轉型與揚棄，必須對傳統倫理道德進行重構，使其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倫理道德；現代轉型；重構。

我國傳統道德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前後相繼，交相更替，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倫理思想和價值觀念，形成了具有獨特內容和風格的傳統美德，有諸多的道德規范，有豐富的踐履道德規范的德行，有如何實現道德建設的教育思想，有我國文化獨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論，等等。這些內容不僅是對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活秩序的深層設計，也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更是社會正常運行的重要保證。今天，進一步探討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轉型與重構，對於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基本特點。

我國傳統倫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個完整的倫理道德體系。儒家倫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國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適應了封建統治的需要，占據核心和主幹地位。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學說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則是「愛人」，其核心在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將心比心，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倫理基本准則和要求；而將這樣一套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准則擴充到社會政治領域，提出「禮仁」一體，使倫理政治化、政治倫理化，是儒家倫理的鮮明特色。這使得儒家倫理在漫長的我國封建社會具有了與封建政治一體化的正統地位，對當時社會秩序的調整和傳統文化的繼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並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修身養性，打造內質
修身是我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稱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國傳統倫理道德強調人性本善，同時又認為如果沒有一番修身慎獨的功夫，本性的善是無法轉化為現實的善。要實現這種轉化，首先必須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認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這樣的修養功夫，強調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維護人倫關系和整體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諸己」，也就是對自身厚責，嚴以責己，寬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而「求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獨，「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中庸》），這就是說，慎獨就是在自我獨處時要嚴於律己，戒慎恐懼，「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經過這樣的修養錘煉，人們就可以成為品質高尚、節操堅定的正人君子。修身為本的思想影響了封建社會兩千餘年，不僅知識分子多形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安貧樂道的氣節，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和前提，作為實現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礎和前提，畢其一生去追求、去踐行[1]。這種重視修身的道德思想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不僅在知識分子群體當中，而且在廣大的勞動人民當中都表現出重視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體。

傳統倫理道德強調人們要有社會責任、國家責任、家庭責任，強調每一個人應對社會做出貢獻。因此，人們的家國意識、鄉土情結特別濃厚，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視群體價值的最突出體現。在大一統觀念的支配下，國人都應以國家統一為樂，強調為社會盡責、為天下盡忠的獻身精神。家族為本位的集體主義，是傳統道德重視群體價值的又一體現。在宗法制下，家族是個人實現其個人價值的保證，因此只有維護家族的利益，才能實現個人的利益。群體擁有支配的權利，個體則只有服從的義務，個人只有克制身心，服從群體，才能與世俗融洽相處。重視國家、群體的利益，以家族為本位的集體主義，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來源之一，它形成了國人顧大體、識大局、以他人為重、以集體為懷的情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天下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這種美德，培育的是對社會、民族的義務感、歷史感、責任感、使命感。歷來為我國人所推崇的「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道德觀念的反映。

3.先義後利，見利思義我國傳統倫理道德堅持尚義不尚利，提倡先義後利，以義制利。孔子告誡人們要「見利思義」，見到利益要想到道義。同時，孔子根據對義利的不同態度劃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倡導要做講究大義的君子，而不做只講利益的小人。孟子更進一步認為「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4]的命題。「重義輕利」這種道德觀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觀念，因為「君子」只有通過節制人對利慾的追求，自覺「存義去利」，才能保持國家清廉和公平。這種義利觀注重社會公利，引導人們為國家和百姓作貢獻，這是一種積極的社會本位的義利觀。這種義利觀造就了中華民族積極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質，也培育了一批為國家、民族的利益勇於獻身的民族英雄、愛國志士，如岳飛、文天祥、於謙等，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實踐了成仁取義的理論，給後世留下了氣壯山河的英雄偉績。

二、傳統倫理道德在社會轉型中所受到的影響。

我國傳統倫理道德對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總是「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5]。而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封建生產關系，在對小農經濟與封建政治關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與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綱常倫理，並使之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但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形成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人們的民主觀念、法制意識不斷增強，在價值判斷和經濟判斷之間也不斷發生著無法迴避的矛盾甚至沖突，作為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倫理道德，受到了現代社會強有力的沖擊，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

首先，傳統的倫理道德只注重人們的道德教育，而忽視了法律、法規等手段對社會管理的作用，破壞了法律的獨立性，阻礙了法律的形式化，導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於我國傳統農業社會和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是倫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會，由此造成長期以來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已經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規范已經不適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對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領域造成道德規范的缺失。

其次，在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時，強調樹立群體意識、整體意識。傳統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沒有個人的獨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說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點便宜的意思」[6]。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沒有公私之分，沒有個人產權邊界的概念。而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取向是求利，利潤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佔有的利己性是市場經濟行為的根本特性，離開這一點就不會有市場經濟行為，也不存在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生產者的行為目的，都是為了賺取最大利潤，實現價值的最大化。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個性、能力、自我選擇和自我實現的權利，克服傳統的「義務型」倫理的強權傾向和片面性。

再次，傳統的倫理道德提倡重義輕利，國家要不以利為利，個人要以義為重，甚至產生「以貧為榮、以富為恥」的扭曲的道德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直接導致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不能也不可能把發展社會生產力、追求物質利益作為社會的基本問題和價值目標來加以解決、規范和追求。

綜上所述，個體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新舊倫理觀念相互沖突，善惡是非界限非常模糊，這就需要社會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確的社會道德規范，告訴人們什麼是應當做的和不應當做的，協助個體確立正確的倫理道德觀。同時，個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難以克制自私慾望的膨脹，在社會轉型時期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制度所提供的約束，包括輿論的譴責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強化個體的道德意志。

三、傳統倫理道德現代化重構的路徑。

邁進新世紀，在我國社會廣泛而激動人心的現代化轉型中，不只是現實社會關系的重新整合，同樣面對著對於傳統倫理道德的重構、整合、創新。那麼如何來重構呢？不能因為傳統倫理道德存在的某些問題而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倫理道德體系。應本著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原則，並根據現時代的特徵，建立符合我國特色的倫理道德體系，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實現道德與法律的統一與互補。

雖然傳統倫理道德中有其消極的一面，如等級特權、尊卑有序的觀念是為自然經濟和專制制度服務的，與現代社會極不相容，但誠實守信、等價交換，公平競爭等道德在現代社會仍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對於傳統道德應客觀評價，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揚棄。另外，道德習慣的形成，除傳統的勸導、說服、教育外，還需要一定的強制性。在市場經濟中某些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如假冒偽劣、權錢交易、損壞公物等，僅靠道德約束是不夠的，必須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因此要改變重德輕法的傳統，逐步確立法律的權威。同時，我們應看到道德規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這既可以保證社會變革中道德規范的更新，又可保證已形成的道德規范的貫徹執行。此舉是重建現代道德文明，樹立道德新風，防止道德淪喪的重要途徑，也是強化倫理道德觀念與強化法律意識同步進行的有效方式。當代我國的法制現代化是我國人民在現有的歷史條件下展開的法制變革運動，它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強調社會價值與個人利益的統一。
我國的傳統社會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道德社會，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逐漸形成了一套龐大而又嚴密的道德文化體系，並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縝密的道德規范，將人們的言論和生活，自內心深處納入傳統經濟需要之網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特別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與人之間、個人與集體之間、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利益關系在進行著不斷的調整。

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競爭、民主、法治經濟，雖然能夠激發人們的競爭意識、開拓精神、創新思想和效率意識，但同時，市場自身的趨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換等價值原則，容易引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和消極腐敗現象。離開一定的經濟道德基礎，只能是金錢至上、物慾橫流、信譽崩毀、甚至罪案叢生。因此，這就意味著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僅強調個人利益或集體利益，而要更多地強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統一，將尊重和保護個人的正當利益與國家經濟政策有機地協調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集體與個人是互為目的的。

一方面集體作為個人利益的代表應以個人為目的，在物質上根據社會公正原則盡力滿足個人的正當利益，不斷提高個人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個人的人格尊嚴和個性發展，促進個人利益的實現。另一方面個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應以集體為目的，為維護和增進集體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體利益得到了滿足，集體壯大和發展了，個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體現和實現。

通過兩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進，使個人和集體都達到共贏，從而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3.應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賞罰機制。

通過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對利益的要求，來引導人們的行為。道德賞罰機制就是賞善罰惡、揚善抑惡，它是社會運用利益機制對法律規范調整范圍之外的個體行為進行的一種特殊的道德評價和調控方式。所謂「賞」，就是社會通過給予實施道德行為者更多的利益來肯定某種行為的合理性，從而昭示和倡導一定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所謂「罰」，就是社會通過剝奪實施不道德行為者的既得利益來否定某種行為的合理性，從而顯示道德規范的權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為的再次發生。如對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等行為可通過樹立典型、輿論引導等方法，對行為者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進行獎勵，以保證行為者的利益；而對於不道德行為，如制假賣假、坑蒙拐騙等，我們應當通過各種媒體對其進行揭露和批判，並對其進行物質上的處罰，從而讓人們分清是非善惡，對自身的行為產生積極的導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對原來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個從有序到無序再到基本有序的過程。無序狀態的存在，既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個基本環節。今天討論該問題，著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陳陳相因的傳統後重新建構我們的倫理體系。社會轉型時期迫切要求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使社會從動盪走向有序，從「個人倫理」走向「制度倫理」，這是當代我國道德嬗變的趨勢。

參考文獻：

[1]王紅武。關於我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 .學術探索，2007（3）：6-10.

[2]於銘松。論我國傳統道德倫理[J] .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4）：92-97.

[3]魏英敏。當代我國倫理與道德[M] .北京：昆侖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東方道德研究（第三輯）[M] .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9:196-197 .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434.

[6]費孝通。鄉土中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62.

❸ 提綱跟摘要區別是什麼

提綱是寫作的要點，而摘要是文章寫成後編寫的文章的主要觀點、對策等（就是幾少文章主要是關於什麼的簡短說明性文字），也叫內容提要。
例子：
論文提綱：

一、背景：法律正當性與商談理論

（一）西方法律正當性的一般理論

1、正當性的兩種基本內涵：經驗正當性與規范正當性

2、作為關系性概念的正當性（或正當化）

3、法律正當性的證成模式

（二）、法律正當性之商談理論的基本特色

1、 整全論

2、 重建論

3、 商談論

二、現代法的正當性基礎：在道德與政治之外

1、現代法的雙重性質:正當性與實證性

2、法律與道德

3、法律與政治（權力）

三、現代法秩序之正當性的重構

(一)權利體系:正當法的前提條件

1、權利體系之意義與任務

2、權利的基礎：人權與人民主權（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

3、權利體系的重構

（二）法治國諸原則（特別是分權結構）的重構

1、政治立法過程模型：正當立法的理想化身

2、法治國諸原則的商談論重構：正當法的實效化

四、結語:重建法律正當性的意義與局限

內容提要

20世紀90年代以來，哈貝馬斯的商談法律理論引發了一種世界性的影響。從整體上來看，該理論代表著哈貝馬斯對自由法治國危機的一種回應，因此其主要的議題就是要重建現代法律的正當性。哈貝馬斯區分出證成性商談與應用性商談，以此來分別處理法律秩序整體的正當性與個別法律規范的正當性（或立法的正當性與司法正當性）問題。本文主要討論立法的正當性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在後形而上學世界觀的條件下，法律的正當性既不能根據與外在道德規范的符合來斷定，也不能由強制性的政治權力來確保，相反，只有那些產生於權利平等之公民的商談性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法律，才是具有正當性的法律。因此，權利體系乃是正當性立法的前提條件，由分權結構確保的民主立法程序就是產生正當法的機制，其中民主程序的正當化力量由商談的質量來保障。

為了確保法律正當性的實現，哈貝馬斯對現代法治國的兩個層面——權利體系與權力分立——進行重構。哈貝馬斯對權利體系的重構，要求其必須能夠同時確保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一方面，在一個後形而上學的時代，私人自主再也不能立足於一個抽象個體的道德自主，而必須以一種和平共存的主體間承認為基礎，通過公民間的政治自主加以具體化。另一方面，公共自主若要洗脫它那個飽受責難的「多數暴政」罪孽就必須時刻以私人自主為歸依。哈貝馬斯對權力分立的重構，則側重於構建一個理性的政治意見與意志形成過程，突出立法的優先性，反對司法與立法權的擴張，從而維持一個傳統的議會制分權框架。與此同時，哈貝馬斯也特別強調非正式的公共領域中交往形成的意見對於正當立法的重要性。

❹ 摘要和提綱一樣嗎

提綱是論文的大致結構，有概要還要有篇章安排等
摘要主要是概要和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