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性的天命
A. 大學生對孔子天命觀的認識
摘 要：孔子的思想以「仁」為核心，具有濃厚的人本精神和道德色彩，而與神秘主義和自然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作為孔子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天命觀，也充分體現了這種精神。孔子的天命觀，既尊天命，又重人事，而且以「人事」為重心。從而。孔子的天命觀具有三個基本特點：現實性、道德性、實踐性。
關鍵詞：孔子 天命觀 現實性 道德性 實踐性
在《論語》中，「天命」一詞曾兩章三現：「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雍也》）一曰「知」，一曰「畏」，僅二字便將孔子的天命觀著顯無遺。孔子雖不明言天道，卻特別強調尊天法天。他言「天」，終不離「人」，這種「尊天重人」的天命觀以現實性、道德性、實踐性的基本特徵，成為後世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孔子天命觀的現實性
孔子天命觀的現實性是回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的真正原因及理解其「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態度的出發點。孔子之所以不言天道，是因為在他看來，「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未知生，焉知死」（《先進》），他認同「天道遠，人道邇」，認為天道同人道相比，為人道而服務的。因此，他處處以人為本，不僅關注人事，而且要立足人事，服務人事。
春秋後期，各國爭霸戰斗不已，周公禮樂文治教化的社會秩序分崩離析，著眼於現實，孔子以安平濟世為己任，積極投身於現實，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救世精神，面對譏笑、圍攻、誤解，仍然矢志不移，以擔負天下、國家、王道為己任，為實現仁政而艱苦跋涉。正是孔子的這種現實性品格使他在天命問題上「罕言之」，「知之畏之」且「安之樂之」。這種態度，一方面削弱了主宰一切的人格化的神的絕對權威，一方面又將其改造為一種可知的義理之天。
但是，孔子並沒有否定天的主宰性，他把天命理解為一種當然之責，必然之任，如孔子重視祭祀。但他的祭鬼神，完全是為了現實人的情感需要與心理安慰，是親之所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為政》）他的祭天，是敬天，是為盡自己的當然之責。故而，孔子強調「見危受命」，言君子當勇於面對現實，敢於擔當重任，努力拯救現實，造福社會。孔子天命觀的這種現實性品格，是一種高超的處事智慧，他的高明處就在於承認現實，在現實的基礎上步步超越，以期望新的理想。這種安於現實，絕不等於安於現狀。孔子並非缺少超越感，對終級關懷不加關注，而是他以天為最終依託後，就極力注目於現實。他明白，一旦離開了現實，一切都只能是虛無。真正成聖之人，必也安己安人，不僅成就一己之德，必當成就天下之事功。雖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為而未成，則過不在己，因天命可畏，但只要立足於現實，積極有為，就可期於天成，故當知天命。
二、孔子天命觀的道德性
孔子天命觀的道德性足以解釋「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的困惑。一般釋「天命」為「上天使自己如此」，又將之分為「德命」和「祿命」。德命，指修善行德；祿命，廣指壽夭吉凶、貧富窮達等。顏子德行可謂孔門之首，然常窮困於陋巷；子貢之德不比顏回，而財富卻冠於孔門之最。夫子稱「賜不受命」，卻稱許顏回，故此「命」自然指德命而言。在這里，德命與祿命即平常所言之道德與幸福之間似乎出現了矛盾。孔子的解決之道是銷祿命以歸德命，強調其天命的道德性。「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士見危受命，見得思義」（《憲問》）這里，「命」與「禮」、「義」並稱，顯然是指德命；而「不幸短命死矣」「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雍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則主指祿命。
孔子重德命而輕祿命，並非否定人的長壽、富貴、顯達，片面要人積善行德。只不過人的貴賤禍福並非人力能定，不能完全取決於自我；而積善行德則可以為之由己。作為人本主義思想家，孔子強調「由己」，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君子修其德命則自能安處祿命。所以說唯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
在這里，「知天命」與「畏天命」當分而言之。一曰「敬畏天命」，道之廢行，事之成敗都是不可確定的，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憲問》）；一曰「貴知德命」，我之所行合於道，進於德，知其當為，則必為之，否則必不為，則是確定的，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然而，祿命與德命，「知」與「畏」，雖分而言之，並看似對立，究其實則是一致的。知天命者必安於天命，只要盡心而為當為之事，當無愧於吾心，成則吾喜，敗則亦安。至於「有德者不應該總是受苦」的二律背反，康德給了人們一個美好的彼岸世界；而孔子則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學而》）「君子固窮」（《公冶長》）解決了此矛盾。
三、孔子天命觀的實踐性
孔子思想的整體精神可歸結為實踐理性，而實踐性亦可以說是孔子天命觀的特色所在。其天命觀的現實性與道德性亦可說是一種實踐性。實踐，既是一種自由，又是一種實用。孔子對傳統天命觀的改造及其一生的行程可謂之最好注腳。孔子把「天帝」「鬼神」從一種高高在上的有人格的主宰之神降低到凡間，使其由人的強敵變為人的依託。把對「神」的敬畏變成對至親的孝順，把對「神」的祭祀變為對禮的崇尚，從而改變了「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雍也》）的偏頗，三代損益，達到了一種情實儀用「文質彬彬」的中道。
通過此種改造，不僅使人的思想觀念得到了解放，擺脫了命運的精神束縛，獲得了某種自由；而且使人在心理上、情感上得到了某種平衡與安慰。此種改造，一定程度上脫去了「鬼神」迷信性的嚴重束縛，但保留了「天」的主宰性之無上尊嚴，從而保證了孔子政治觀的實行，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恥且格」（《為政》）。
周公「以德配天」，使天子「敬德保民」。孔子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承認君子稟受天命，當以德治理天下。把君主冠名以「天」，稱為「天子」，既標志並肯定了無上的權威，同時也限制了權威的無限性。這種思想的現實意義在於既利於維護社會現實，保持其穩定；又批判社會現實，實現其進步革新。當然這種作用的實現，需要所有社會個體都能安知天命，各盡其責，共造和諧進步。而孔子天命觀的實踐性為此提供了可能。他把人看成是獨立的個體，有獨立的尊嚴，人不依賴「神」，不附屬於「君」。正是孔子強調人的主體性、獨立性，才能夠「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
B. 道德既是人的天命，這句話對嗎
意思是你道德的好壞決定你的命運。
C. 魚我所欲也你從孟子的主觀點鍾得到哪些啟示
倘若「死亡」並無關乎儒家核心的「仁義」價值標准，而是「傷勇」的話，則「捨生」並沒有意義，即不應該貿然一味求死，作無謂的犧牲，是否「捨生」要根據具體的情境進行抉擇。 孟子將天命視為人力之外的一種無形的力量，也在影響著人類的活動。雖然孟子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但是並不認為人的努力是毫無意義的。在孔子「知天命」、「不怨天，不尤人」的基礎上，孟子進一步提出人應該通過修養以「立命」，以求「正命」。孟子通過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和立命等概念，表達了生死由乎天命的觀點，同時將修身養性與立命結合起來，認為應該修養身心求正命。傅斯年認為儒家的天命觀是一種俟命論： 「即上天之意在大體是福善而禍淫，然亦有不齊者焉，賢者不必壽，不仁者不必不祿也。夫論其大齊，天志可征，舉其一事，吉凶未必。君子唯有敬德以祈天之永命，修身以俟天命之至也。」[5] 盡管死亡不可避免，但孟子認為不應該立於危牆之下，作無謂的犧牲，其觀點有著對生命和現實的關懷。他一方面主張修身以俟命，一方面又強調為盡道而死，才是得其正命，可見在孟子眼中，「生」固然可貴，但是在當「生」與道德使命不可得兼時，則應該舍棄自然生命，成全道德使命。 每個人都強烈地渴望擁有生的機會，而厭惡死亡。但是當個體的自然生命與道德使命不能兩全時，孟子認為應該舍棄自然生命，而成全道德使命。孟子眼中道德使命的最高原則是「義」，自然生命次之。盡管孟子認為「取義」是更高的道德要求，但儒家的道德標准大多時候並不與「生」的價值相沖突，不需要犧牲生命來成全道義。因此孟子「捨生取義」的必要性取決於行為背後的道德價值。 在這里取與不取，與或不與，死或不死，其行為抉擇的背後所對應的道德價值是廉、惠、勇。孟子的態度表明在無違儒家總體價值道德原則上，針對具體情況應該有所「權衡」。換言之，在面臨生死抉擇的大問題時，根據不同的情境，既可以「捨生取義」，即為道義而拋卻自然生命；倘若「死亡」並無關乎儒家核心的「仁義」價值標准，而是「傷勇」的話，則「捨生」並沒有意義，即不應該貿然一味求死，作無謂的犧牲，是否「捨生」要根據具體的情境進行抉擇。孟子的態度是儒家道德主義立場靈活運用的表現，也表現出孟子對生的重視。 來源：西南政法大學學報
D. 孟子的天命觀到底是什麼 他的盡心 知性 知天到底是什麼意思 說天命是道德的本原是什麼意思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意思是內，不以人的好惡自然容來到，自然實現的就是天命。人們知道了天命的作用，就不應當去違背它，要「順受其正」，也就是知天命了。他認為人在現實中的富貴、享受、生死都是天命決定的，每個人試圖改變天命都是圖勞的。如此以來，人們就會安於命運的安排，而不至於心懷不滿，也不會怨天尤人，更不會奮起反抗了。屬於典型的唯心主義。
E. 「天」是人的道德性的提升,也是道理性的意義,這是哪一家的觀點
這是儒家的觀點。
在儒家，「人」是一個道德性存在，而「天」則是人的道德性的提升內與折射，從而亦有道德性的意容義。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其目的在於從形而上的高度確證人的道德原則或道德生活的當然與必然。儒家的「性命」說，集中地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根本意旨。
《中庸》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提出「盡心、知性、知天」，《易傳》提出「天道變化，各正性命」。「性」乃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即人的道德本性，在內容上主要指仁義諸德，它上達天道，與天道為一。
從孔子始，儒家都講「天」或「天命」，但儒家很少真正相信有與人相對待的人格神存在。所謂「天命」，並不是說上帝命令人如何如何，或說上帝以自己之性而賦予人，而是說，人性是天道命之於人而使人成為一個道德性存在。
(5)道德性的天命擴展閱讀：
儒家思想的特徵
1、以孔子為先師，為思想領袖；
2、以《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等書為經典；
3、在思想上形成了仁與禮的一種張力結構；
4、由內聖而外王，通過內體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學；
5、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並將之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成為指導性的原則。
F. 荀子是我國先秦儒家最後的代表,在人的本性上,他提出了什麼
荀子是我國先秦儒家最後的代表,在人的本性上,他提出性惡論。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況，字卿，華夏族（漢族），戰國末期趙國人 。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曾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後為楚蘭陵（位於今山東蘭陵縣）令。
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在人性問題上，提倡性惡論，主張人性有惡，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其學說常被後人拿來跟孟子的『性善論』比較，荀子對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當顯著的貢獻。
G. 試論孔子是如何把對天命的敬畏與人的內在的道德性及人隊生命價值的追求結合起來的
孔子之所以會信天命，因為他無時無刻不是推銷自己的學說，卻回始終不能成功，沒辦答法為了自我的安慰而選擇了信天命，而非鬼神。
談論天，較多的就是老子，而老子的中心就是道，個人感覺孔子的天命應該和道是比較接近的。
H. 封建倫理是什麼意思
封建倫理主要指古代儒家倫理思想。
儒家倫理思想為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它反映中國宗法等級制度，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一種道德理論。其核心價值可簡單歸納為五個字：「仁、義、禮、智、信」。
儒家最重視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試圖以道德作為治國平天下的主要手段（見修齊治平）。倫理思想是儒家學說的核心，並與其哲學、政治思想融為一體，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雖然儒家內部各派的倫理思想不盡相同,但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
①重視探討道德的本源。
孔子一方面強調「天命」是道德的本源，另一方面又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命題,承認後天的「習」對個人道德品質形成的作用。
孟子雖然也講「天命」，但他把道德的本源主要看作是人之性善,企圖從人本身、人的心理和生理上尋找道德的本質和起源。
荀子排斥「天命」的作用，提出要「明於天人之分」，視道德為人性惡的結果,認為禮義道德是為了「養人之欲,給人以求」，把道德與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聯系起來。
後來的《中庸》把天命論與孟、荀抽象的人性論調和起來，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漢代以後，儒家的後繼者關於道德的本質和起源問題的討論，基本上還是圍繞著這些命題。
②重義輕利。
儒家歷來把「利」看成個人的私利，把它與「義」對立起來，強調道德原則和規范對於人們行為的指導作用。
孔子主張「見利思義」、「見得思義」。
孟子更是只談仁義，不談利益。
即使認為義與利是「人之兩有」的荀子，也是強調義，認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
在他們看來，只有強調義，才能義利兩得，而重利，則會義利兩失。
儒家主張「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提倡為道義而奮斗、獻身的精神。
孔子提出的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范體系，就包含了孝悌、忠恕、信義等道德規范。
③強調道德的社會作用。
孔子認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才能使人們懂得羞恥,自覺地遵守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
孟軻提出由「不忍人之心」，發而為「不忍人之政」,認為把人心中的仁、義、禮、智四端,「擴而充之」，就能實行「仁政」。
在他的心目中，道德是政治、法律的根本和基礎。
荀子雖然肯定了經濟、政治的重要，但也認為道德是治國的根本，說「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他認為，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的道理必須每日研究，不可疏忽或停頓。
儒家各派都有程度不同的道德決定論的傾向。
④重視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
孔子教育學生的內容是文、行、忠、信幾個方面，中心是道德教育。儒家代表人物有不少是教育家,他們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系統的道德教育理論。
儒家尤其重視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把它提到決定國家命運的高度去認識，認為「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因此，他們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在修養的方法上，儒家各派的主張不同：
孟子強調內省,充分發揮自己的自覺能動性；
荀子主張化性起偽，重視環境和後天努力。
孟、荀盡管方法不同,但都承認「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他們的教育目的都在於培養封建社會的「聖賢」。
I.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怎麼理解
意思是：三十歲能夠自立，四十歲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五十歲懂得了天命。
一、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二、翻譯
孔子說：「我十五歲立志於學習，三十歲能夠自立，四十歲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五十歲懂得了天命，六十歲能正確對待各種言論，不覺得不順，七十歲能隨心所欲，而不越出規矩。」
三、出處
春秋·孔子《論語·為政》
(9)道德性的天命擴展閱讀：
一、創作背景
《論語·為政》包括24章。本篇主要內容涉及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如何謀求官職和從政為官的基本原則、學習與思考的關系、孔子本人學習和修養的過程、溫故而知新的學習方法，以及對孝、悌等道德范疇的進一步闡述。
二、賞析
孔子自述了他學習和修養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一個隨著年齡的增長，思想境界逐步提高的過程。就思想境界來講，整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十五歲到四十歲是學習領會的階段；五十、六十歲是安心立命的階段，也就是不受環境左右的階段；七十歲是主觀意識和做人的規則融合為一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道德修養達到了最高的境界。
孔子的道德修養過程，有合理因素：第一，他看到了人的道德修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一下子完成，不能搞突擊，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和鍛煉，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第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言行的融合，自覺地遵守道德規范，而不是勉強去做。這兩點對任何人都是適用的。
三、作者簡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漢族，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人，先祖為宋國貴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 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J. 中國歷史上有沒有道德革命
內容提要：中國革命道德是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在大力弘揚我國古代傳統優良道德傳統的同時，還應該大力弘揚中國共產黨人、人民軍隊、一切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所形成的優良革命道德傳統。中國革命道德源生於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取決於共產黨人的高度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意識。從先秦到辛亥革命時期所積淀和流傳下來的傳統倫理道德是中國革命道德產生的歷史前提，革命道德是中華民族道德發展的嶄新階段，其產生和形成實現了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史上空前的革命性變革，它同古代傳統道德既有聯系又有本質上的區別，既有繼承又有創新，是在對古代傳統道德揚棄和超越的前提下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理論成果。
關 鍵 詞：革命道德；古代道德傳統；社會主義道德；繼承；超越
中國革命道德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有機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是當今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的寶貴文化資源。我們應該倍加珍惜，並大力傳承與弘揚。
一、古代傳統道德是中國革命道德產生和形成的歷史前提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她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覺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積極地倡導和推進先進文化的建設。革命道德就是中國共產黨自覺傳承與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倫理理論成果。中國革命道德的基本內容包括：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為最終目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和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基本原則，高舉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旗幟，形成了無私奉獻、頑強拼搏、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等革命精神。中國革命道德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先進文化成果，就其形成的思想源流而言，它首先傳承了中華民族古代的優良傳統道德，並立足於新的實際進行革命性改造，使其發生根本性的變革，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嶄新理論成果。
古代傳統道德主要是指從先秦到辛亥革命時期所積淀和流傳下來的倫理道德。其得以形成的基礎是：在所有制上，以土地佔有制為特徵；在經濟存在形式上，以自然經濟為基礎；在社會關繫上，表現為等級森嚴的人倫之道；在文化背景上，正統儒家倫理思想為主導。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1](P88)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則是地主階級的道德。它的基本內涵和本質特徵是，以「畏天命」、「知天命」、「順天命」的唯心史觀為理論依據，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基本綱領，以尊君孝親為主要行為原則，以仁、義、禮、智、信為主要行為規范。這套系統的道德規范體系，從其階級本質和歷史功能來看，是為維護地主階級剝削和壓迫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是強加在勞動人民身上的枷鎖。但在封建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儒家倫理思想為主導的社會倫理和道德教育理論，曾經發揮了推動社會進步、維護社會和諧的積極作用，其中宣傳仁愛思想、強調整體精神、倡導人倫價值、追求理想人格、重視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等內容，順應時代和民心，是生活智慧的集結，不乏可取的實踐理性成分，且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性特徵，需要認真甄別和借鑒。
封建社會除了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道德外，與此相對立存在的還有農民階級的道德。在壓迫和被壓迫的封建制度統治下，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階級自然產生「等貴賤、均貧富」的道德主張，把「主公道、講義氣」作為人際關系的原則，並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形成了勤勞、勇敢、忠厚、簡朴、互助濟貧等優良品質和精神。這些突出地表現在歷代農民的生活實踐和農民起義中的道德訴求，由於受歷史的局限和封建主義文化的影響，其中不可避免地夾雜著小生產者的保守、狹隘、缺乏組織性的落後意識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消極因素，但它的本質、主流是好的，它直接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精神需求，同無產階級的道德要求有著天然的聯系，是革命道德應當重視和批判繼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