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理解法治的含義

⑴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中堅持黨的領導與執政黨也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活動的正確含義

「國家憲法日」設立的意義，在於喚醒政府的依法行政意識。憲法不僅僅是籠統意義上的「國家根本大法」，它更是管政府的法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制度的籠子」，更是「憲法的籠子」。各級公務人員，政府機構，各種行政作為，必須在憲法框架內活動，必須有崇高的憲法敬畏感，把依憲作為放在最高處。
「國家憲法日」設立的意義，在於喚醒人民群眾的守法意識。讓「依憲治國」在公眾輿論中完全「脫敏」，「國家憲法日」和每年的「國慶」一樣，給人民群眾所傳遞出積極的守法意識，堅定人民群眾擁護憲法和捍衛憲法的熱情與決心，使守法意識隨著「國家憲法日」的誕生而逐步融入每一個人民群眾的基因之中。
「國家憲法日」設立的意義，在於喚醒廣 大公眾參與依依法監督的意識。法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除了需要司法機關依法裁決、公平裁決、打擊邪惡、弘揚正義，也需要廣大公眾的有序參與。只有公眾提升了憲法敬畏感，時時拿起憲法公器，監督政府，督促政府，公權力才不得不在法制、憲法和規則的框架內活動，公民的各種合法權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國家憲法日」的設立，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其既顯示出中央依法治國的決心、信心和誠意，也標志著我們國家的依法治國又進入一個新的里程。讓越來越多民眾 的「法治觀念」入腦入心，讓全社會養成善於運用法律來維護合法訴求的習慣，而不是靠一味的「纏訪」「鬧訪」來解決紛爭，徹底終結「信訪不信法」，為依法治國、依法行政鋪實道路。（內容來源於網路）

⑵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的含義和意義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專治理體系和屬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⑶ 簡述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有以下六條：

第一，依法治國是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專利於加強和改善黨屬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3)活動理解法治的含義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保證。

⑷ 簡要分析依法治國的國家治理道路的重大意義

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在總結長期的執政治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的基本治國方略。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和發展目標，依法治國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新任務促使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三個代表」等重要思想應運而生，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依法治國的內涵。在新的形勢下對依法治國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解和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依法治國不僅是治國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們黨的重要價值目標

法治是一種治國之道，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觀念，法治或人治的取捨實質上是一種價值選擇。黨的十五大報告把依法治國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依法治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並被視為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不僅是我們黨就治國方式作出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決策，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把法治設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意味著法治不僅被當作一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為黨和國家所追求的一種價值觀念。

二、依法治國在本質上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標和要求相一致

法治是被世界各國長期的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有效辦法，是全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進步。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法治針對的是權力的濫用，它反對特權，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法治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因此，依法治國本質上反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徑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可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是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也是衡量我國法治建設成敗得失的標准。我們立法和執法的整個過程都要體現和服務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有機結合、辯證統一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主要表現為「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的核心內容是領導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掌管國家權力，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基本職能是立法和監督法律的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通過人大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黨組織推薦的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須經人大認可。黨領導、指導立法，但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依法治國既保證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又要求黨通過法治來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從而避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必須服務於人民當家作主。在當前的情況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關鍵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其職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

四、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執政

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標志著我們黨執政方式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方式的重大發展和轉變。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堅持依法執政，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並把依法執政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一起作為我黨執政黨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和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在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骨幹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這就意味著，我國能否實行依法治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黨及其廣大黨政幹部能否做到依法執政。當前，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

五、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

以德治國的基本含義和要求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道德和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中要組成部分，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培養和提高社會成員的修養和思想覺悟。兩者具有共同的社會目的，即維護社會秩序，保證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就是把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緊密結合起來，共同服務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經濟文化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就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而言，法治與德治歷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到德治和法治並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片面強調法治而忽視德治的思想是錯誤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為基礎，良好的道德風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會基礎，只有法治和德治並舉方可長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治國安邦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
繼續追問： 第二個呢
補充回答：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屬於社會主義體系並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渡性質的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表現在以下方面：
（1）在經濟上，由於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因而必須實行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領導作用，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經濟方面的社會主義因素。
（2）在政治上，新民主主義社會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工人階級領導權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政治方面的社會主義因素。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屬於新民主主義政權性質。
（3）在文化上，實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所謂民族的，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的、帶有中華民族特性的文化。所謂科學的，就是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所謂大眾的文化，即是民主的文化，這種文化是為人民服務的文化。

⑸ 說到法治，用什麼詞表達法治的涵義最准確

刑不上大夫

⑹ 談談你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依法治國基本內含的理解。

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在總結長期的執政治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的基本治國方略。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和發展目標，依法治國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所面臨的新問題和新任務促使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三個代表」等重要思想應運而生，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依法治國的內涵。在新的形勢下對依法治國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解和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依法治國不僅是治國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們黨的重要價值目標 法治是一種治國之道，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觀念，法治或人治的取捨實質上是一種價值選擇。黨的十五大報告把依法治國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依法治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並被視為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不僅是我們黨就治國方式作出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決策，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把法治設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意味著法治不僅被當作一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為黨和國家所追求的一種價值觀念。 二、依法治國在本質上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標和要求相一致 法治是被世界各國長期的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有效辦法，是全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進步。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法治針對的是權力的濫用，它反對特權，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法治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因此，依法治國本質上反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徑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可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是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也是衡量我國法治建設成敗得失的標准。我們立法和執法的整個過程都要體現和服務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有機結合、辯證統一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主要表現為「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的核心內容是領導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掌管國家權力，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基本職能是立法和監督法律的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通過人大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黨組織推薦的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須經人大認可。黨領導、指導立法，但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依法治國既保證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又要求黨通過法治來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從而避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必須服務於人民當家作主。在當前的情況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關鍵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其職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 四、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執政 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標志著我們黨執政方式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方式的重大發展和轉變。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堅持依法執政，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並把依法執政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一起作為我黨執政黨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和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在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骨幹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這就意味著，我國能否實行依法治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黨及其廣大黨政幹部能否做到依法執政。當前，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 五、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 以德治國的基本含義和要求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道德和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中要組成部分，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培養和提高社會成員的修養和思想覺悟。兩者具有共同的社會目的，即維護社會秩序，保證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強調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就是把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緊密結合起來，共同服務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經濟文化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就國家和社會的有效治理而言，法治與德治歷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到德治和法治並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片面強調法治而忽視德治的思想是錯誤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為基礎，良好的道德風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會基礎，只有法治和德治並舉方可長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治國安邦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

⑺ 什麼是「依法治國」我們應該怎樣理解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版途徑和形式管理權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⑻ 法治的含義是什麼

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

第一，法治社會的法律作為成文的衡量是非對錯的標准，由於沒有特別針對某一部分人群，所以具有普遍適用性；

第二由於條文明確規范，所以能夠約束社會每個人和每個全體的行為；

第三法律不隨時間或者具體應用情況而改變，這些保證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

第四法治社會的法律出發點為保證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位法律制定的本身提供了正當性。而對於以上的每一條，人治社會都無法給予保證。

(8)活動理解法治的含義擴展閱讀：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與司法等領域的各類法律規范及其制度。

任何一個政權要維持正常的國家機構的運作與社會秩序的穩定，都必須用法制規范人們的行為，調整不同利益群體和個人的利益。法治則意味著不僅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制度，而且要求樹立法律的權威，以此保障社會主體認真對待和遵從法律，切實依照法律治理國家。

從另一個方面看，法制存在於各種政體之中，有國家就必然有維護國家秩序的法律和制度，而法治的實踐只會存在於民主與共和的政體之中。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治

⑼ 如何理解法律充滿爭議性

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是自人類有法律以來思想家、法學家苦苦思索的問題。在當今中國社會崇尚法治、倡導法治、強調法治的歷史轉型時期，提出並探討這一問題，對於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法律和法學具有
重要意義。
一、問題的緣起
法國著名學者、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米歇爾·克羅齊埃認為，法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管理機能
不良」問題，而僅僅靠法令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推動社會前進的方法在於挖掘人類資源，鼓勵個人的積極
性，把潛在的社會力量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1 〕當代美國「統一法學」之代表埃德加·博登海默教授認為
法律存在弊端，「法治」有利也有弊。〔2 〕英國學者馬克·加蘭特也對法制化表現出某種擔憂。〔3〕美國學
者菲利普·K·霍華德也指出，在美國，法律不再是一種有用的工具，而成了沒有頭腦的專制統治者。因此法律
不可能拯救我們。〔4〕
上述幾位西方法學家所談到的法律、法制、法治的弊端都涉及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基本問題，即法
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這就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二、西方早期關於法律作用的兩大思想源頭
當我們順著歷史線索追溯西方早期思想家的法律思想時，我們發現，人類自有法律以來，就在不斷探討法
律的作用。西方早期思想家們對法律的作用發表過許多見解，並形成了兩種不甚相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高度
贊美法律的作用及功能，賦予法律在治理社會、追求理想社會生活目標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另一種看法則是貶
低法律的作用，認為法律是一種有缺陷的事物，它的作用遠不是有些人所贊美的那樣，或者認為法律必須藉助
於其他力量和因素才能有用。這兩種不同觀點的思想源頭，來自於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人治」理論和以
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法治」理論。
古希臘大思想家柏拉圖早期的理論對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評價不高。柏拉圖的全部政治理論、法律理論和哲
學思想是建立在他精心構建的「理想國」和「哲學王」基礎之上的。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而這
種不平等是建立一個等級制共和國的依據。在他的共和國中，人被分為金質（統治者）、銀質（輔助者）、銅
質（工匠）、鐵質（農夫）四個等級，各個等級有著嚴格的等級界限和特殊職責，每一個隸屬於特定等級的公
民都必須將其活動嚴格限定於適當履行本等級的特殊職責，對於政府按其特殊能力和條件而分配給他的任務必
須克盡職守，每一個等級都必須固守自己的工作而不得干涉他人事務。「各守本分、各守其職就是正義。」在
他的理想國中，也會出現糾紛，而這些糾紛必須由政府當局來裁決。在裁決時，國家的法官應當擁有很大的自
由裁量權。柏拉圖不希望他們受體現於法典中固定而呆板的規則的約束。柏拉圖的共和國是一個注重行政的國
家，它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來管理，而不是靠法律來管理。他認為正義的執行應當是不要法律的。
柏拉圖在其早期著作《政治家篇》中，闡發了他對法律作用的看法。他認為：法律絕不可能發布一種既約
束所有人又對每個人都真正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完全准確地給社會的每個成員作出何謂善德、
何謂正確的規定。人類個性的差異、人們行為的多樣性、所有人類事務無休止的變化，使得無論是什麼藝術在
任何時候都不能制定出絕對適用於所有問題的規則。柏拉圖還認為，法律原則上是由抽象的、過分簡單的觀念
構成的，然而簡單的原則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用來解決復雜紛繁的事務狀況的。立法者在其為整個群體制定的法
律中，永遠不能准確地給予每個人以其應得的東西。因此，最佳的方法並不是給予法律以最高權威，而是給予
明曉統治藝術、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權威。〔5 〕可見，柏拉圖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中較早提出有關法律缺陷、
法律的弊端、法律局限性問題的代表人物，並成為這一理論的奠基人和思想源頭。
在晚年，由於在西西里錫拉古城（Syracuse）建立理想國的實驗遭到失敗，柏拉圖開始重視法律的作用，
但他仍沒有放棄「沒有法律」的國家是最高的、最完善的「理想國」的統治形式，只不過他開始承認，這種「
理想國」的有效運行需要依靠具最高才智的人和無誤的判斷，而這種人很難找，於是不得不另外尋求一種第二
等好的統治形式，這種形式便是「法治國」。「法治國」是統治人類的第二等好的選擇。
在西方早期，同柏拉圖「人治」理論相對立的，是古希臘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雖
是柏拉圖的學生，但他在許多方面背離了他的老師。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思想家中「法治」論的代表人物。盡
管他也承認法律確實存在著缺陷，這種缺陷主要表現為「法律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但他認為
，「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6 〕亞里士多德要求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作為達到「美好生活」的唯
一可行的手段。他認為，達到美好生活乃是政治組織的主要目標。他認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
動物，然而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7〕
亞里士多德針對柏拉圖的「人治」理論提出了「法治」主張。他認為，正確制定的法律應該是最高的權威
，法律對於每個問題都應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因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性用事的人們較為優
良。而法律恰正是全沒有感情的。因此，「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即使有時國政仍須依仗某些人的智慮
（人治），這總得阻止這些人們只能在應用法律上運用其智慮，讓這種高級權力成為法律監護官的權力。……
要是把全邦的權力寄託於任何一個個人，這總是不合乎正義的。」〔8〕
亞里士多德認為讓法律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而讓一個人來統治，這
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獸欲，雖最好的人們（賢良）也未免有熱誠，這就往往在
執政時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9〕而且，要使事物合乎正義（公平
）， 須有毫不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法律確實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
，這些原可留待人們去審議。主張法治的人並不想抹殺人們的智慮，他們認為這種審議與其寄託一人，毋寧交
給眾人。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們既然都受過法律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是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
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手足者，這未免太荒謬。」〔10〕亞里士多德還
認為法律在國家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凡不能維持法律威信的城邦都不能說它已經建立了任何政體。法律應
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無上的權威，執法人員和公民團體只應在法律（通則）所不及的『個別』事例上有
所抉擇，兩者都不該侵犯法律。……命令永遠不能成為通則（「普遍」）〔而任何真實的政體必須以通則即法
律為基礎〕。」〔11〕據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法律至上的主張。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奠定了其後西
方兩千多年來法律思想中「法治主義」的理論基礎，成為其重要理論源淵。
可見，從古希臘開始，思想家們就已經發現並提出了關於法律局限性（缺陷、弊端）的思想。這種思想在
柏拉圖那裡表現得非常明顯。
三、當代的論爭：法治主義范疇內的法律利弊
在當代，西方法學家關於法律局限性的探討，與二千多年前柏拉圖早期學說中那種蔑視法律、力倡「人治
」的思想主張有所不同。歷史在經歷了17、18世紀的歐洲啟蒙主義思想、19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思潮、20世紀的
自然法復興運動，以及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國家的出現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之後，法治主義逐漸佔了主導地位
，並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歷史潮流。人治主義隨著封建君主國的逐漸瓦解而遭到摒棄。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
赤裸裸的人治主義主張已不多見，但對法律利弊的爭論和關注並沒有停止。與過去不同的是，法學家們將視線
轉向了在法治主義范疇內對法律局限性的探討。
20世紀初興起於歐洲大陸的利益法學，是當代西方對法律缺陷問題揭露較多的一個法學派別。利益法學批
判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統治德國法律界的概念主義法學關於「實在法律制度是無缺陷的」這樣一個理論假設。
利益法學的代表人物菲利普·赫克指出，概念主義法學的這一理論假設是虛幻而與事實不相符合的，任何一種
實在法律制度必然都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而且根據邏輯推理的過程，也並不總能從現存法律規范中得出令
人滿意的結論。利益法學的一個主要理論觀點是：法律規范構成了立法者為解決種種利益沖突而制定的原則和
原理。而為了做出一個正義的判決，法官必須弄清立法者通過某條特定的法律規則所要保護的利益，這樣，就
形成了法官對成文法和制定法的依附性。而事實上，每一個法律規范或制度體系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包攬無
遺，在實在法所未規定的情況下，甚至在作為整體的法律制度沒有為解決利益沖突提供任何根據的情況下，法
官就會變得無所適從。這樣，就需要法官善於發現法律的目的，通過法官個人的合理解釋尋求解決利益沖突的
辦法。法國的自由主義法學家弗朗索瓦·惹尼也指出：法律的正式淵源並不能覆蓋司法活動的全部領域，總是
有某種領域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決定，在這種領域中，法官必須發揮其創造精神和能動性。這種自由裁
量權不應當根據法官那種不受控制的、任意的個人感情來行使，而應當根據客觀的原則來行使。〔12〕
20世紀初產生於德國的自由法學運動，也是在對法律的缺陷做出分析之後，主張擴大法官的司法裁量權，
要求法官根據正義與公平去發現法律。自由法學家並不想解除法官忠實於成文法的一般義務，但他們認為，當
實在法不清楚或不明確的時候，法官就應當根據占支配地位的正義觀念來審理案件。如果連這些正義觀念也無
法確定，法官就應當根據其個人主觀的法律意識來判決。〔13〕
從柏拉圖時代到當代的一些西方法學流派，關於法律的缺陷的評判總是與主張擴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相關
連。凡主張擴大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觀點，其理論前提就是認為法律總是存在著不完整、不周全、不明確、不清
楚、不合理等等缺陷，擴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力，依靠正義和公平觀念處理案件，會彌補法律的上述缺陷，這
並不違背法官忠實於法律、向法律負責的法治精神。這是當代西方法學家探討法律利弊問題的一個新特點。
在東方，法律的作用及其利弊問題也為法學家們所關注。被譽為近代日本啟蒙思想之父的日本思想家福澤
諭吉，在對西方文明進行考察之後，對法律的利弊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不論為欲或為利，必須老老實實
遵守商業的法規，只有遵守法規才能進行交易，從而促進文明的進步。在現代的人類世界上，除了家庭和親友
之外，不論政府、公司、買賣、借貸，一切事物莫不依據法規辦事。〔14〕福澤諭吉對法律的作用評價道：就
目前情況而論，促進世界文明的工具，除了法制之外並無其他更好的辦法。厭惡事物外形，而拋棄其實際效能
，是智者所不為的。他認為，道德只能行之於人情所在的地方，而不能行之於法制的領域。法制的效能雖然也
能達到人情的目的，但是從它所表現的形態看，法制和道德似乎是完全相反、互不相容的東西。〔15〕
另一位東方學者、阿爾及利亞現代思想家穆罕默德·貝賈維，也對法律的作用及利弊作了深刻的分析。他
指出：法律是社會的固有現象，離開社會就無法設想法律的存在。法律是社會現實的結果，或者說是包含所有
經濟、歷史、文化和其他成分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他指出：人們已清楚地意識到法律中包含的奇特而又富有成
果的矛盾，即法律的真實本質和它的真正作用之間的矛盾。法律本質上看來是進化的，但其作用卻又是保守的
。一方面，法律反映了變化著的社會現實，盡管肯定會出現差距和延遲，它卻必須適應這一現實，就這一點看
它是進化的；另一方面，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表現方式，對產生它的社會環境起著決定性或者說穩定性作用。
因此，它加強並捍衛各種既定做法（秩序），排斥任何可能危及這些做法（秩序）的變革，就這一點講，它又
是保守的。運動和惰性，變革和守舊是兩對永遠影響法律的現狀和法律的未來的因素。每當社會經濟結構和關
系發生變化，法律常常在較遲一段時間之後就適應這種變化，以便使變化能鞏固下來。但是，在保證和捍衛業
已取得的進步的同時，法律又成為社會經濟關系重新向前邁進的阻力。這種阻力雖說不是不可克服的，但的確
會造成延遲。隨後，當社會經濟關系的新發展越來越清楚，范圍越來越少時，它們所代表的現實和作為障礙的
法律之間不斷嚴重的脫節現象變得越來越突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矛盾相當突出，舊法律結構由於明顯的不
足和迅速地衰退而解體，法律准則就不再是神聖的了。〔16〕
四、我的認識和思考
1.對法律局限性的討論在西方法律思想中長達兩千多年。在早期，它表現為柏拉圖式的人治主義理論，在
當代，它成為對法律的利弊進行分析的思維視角和分析工具。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是對特定社會發展階段
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道德等的高度概括，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實
則是對社會現實的認識，這種法律觀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該社會現實的觀念和態度。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也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社會，所謂「理想的社會」，總是相對而言的。從發展的、「理想
的」角度來看，社會總是不完美的，是要不斷發展的，因此，反映社會現實的法律，自然也不會是盡善盡美的
，總會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和局限性。
2.法律既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產物，是人類文化的表現形式，這是法律產生、存在、
變化、發展不可缺少的主客觀基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從歷史長河來看，是無限的，無窮盡的，只要
人類存在一天，這種認識就不會終止。但對歷史長河中的特定社會發展階段來講，其認識能力和水平又是有限
的。正是由於人類認識能力的這種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為法律局限性產生的認識論根源。法律的局限性
導源於人的認識的局限性。只要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和無限性的矛盾及人類社會不斷變化發展進步的現實這兩大
導致法律局限性的主客觀根據存在一天，作為它們的反映物——法律的局限性也就存在一天。因此，法律局限
性可能是法理學的一個「永恆的」主題。
3.在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人的認識歪曲地反映客觀世界而表現為法律上的一些缺陷，即人類在自己的認識
范疇內本應認識到而由於各種原因沒有認識到，導致法律出現本不應有的技術性缺陷和弊端，這是討論法律局
限性的重點。西方學者所列舉的許多法律局限性的表現形式和實例，大都表現為這一層面的含義。例如：法律
正在失去它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變得更加浩繁、更加復雜和更不確定，法律失去了獨立性和自治性，訴訟費
用的高額增長對法律所造成的污染，法律應用成本的增加，法律制度缺乏效率等等。〔17〕
4.法律是人類用來對社會進行控制、調整、規范、指導的手段，是人類追求理想社會結構和幸福生活目標
的途徑，是人類文化的結晶。「法律的作用在於保護自由、人身不可侵犯、最低限度的物質滿足，以使個人得
以發展其人格、實現其『真正的』使命。」〔18〕「法律的作用是促進人類價值的實現。」〔19〕法律也像其
他社會控制機制一樣不是盡善盡美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在人類迄今為止尚未找到其他有效和有用
的手段之前，法律仍不啻為對人類有益的工具和調整機制，是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目標的有效手段。有局限性的
法律比起人治主義和無法狀態而言，還是要優越萬千倍。人治主義和無法狀態，只能導致社會專制、極權、剝
奪人的自由權利和民主權利，阻礙社會進步和發展。
同樣，任何一種有益的事物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實行法治也要付出代價，有時這種代價還很大，但是這種
代價比起無法制的代價來，還是要小得多。優良的社會管理，也應遵循功利主義原則，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
利益。在政治社會中，法律是有成本的，以較小的成本支出換取較多的收益，是社會管理者應優先考慮的問題
，法治便是最好的選擇。而法律的局限性，不管它表現為內部的局限還是外部的局限，也是這種代價的一種反
映。
5.法律的利弊和局限性本身是一個價值判斷命題。法律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對法律利弊的評價自
然要結合具體法律制度的本質及屬性才能得出合乎事實的科學結論。法律的利弊常常表現為多面性，如同莫斯
科大學一位教授所說：法在自己的任何部分既可以成為自由的生命，也可以成為奴役和專橫的工具；既可以成
為社會利益的妥協，也可以成為壓迫的手段，既可以成為秩序的基礎，也可以成為空洞的宣言；既可以成為個
人權利的可靠支柱，也可以使專制的暴政和無法無天的局面合法化。也許，每一種法學概念的益處和社會意義
就在於通過對其他法學概念的薄弱方面的批判來闡明法本身的消極性和危險傾向。〔20〕這是對具體法律制度
的作用所作的價值評判。而我們對法律局限性的研究，是在抽出其具體法律制度的本質屬性中的價值內容之後
，在一般抽象理論的層面上，將法律僅僅視為治理社會的一種方式的前提下來探討其利弊的。
真理向前跨入一步，就成謬誤。對法律局限性的研究也是如此。站在懷疑主義的立場上，任意誇大法律的
缺陷、弊端、局限性，將法律說得一無是處，就有可能倒退到人治主義和無法狀態的舊路上去，為反法治主義
提供理論根據；而對法律局限性這一客觀存在的事實視而不見，略而不談，甚至將這一理論與反法治主義相聯
系，就難以發現法律中客觀存在的種種不足和問題，而導致立法難以完善，法律就難以進步和發展，也會從另
一方面對法律的運作帶來弊害。探討法律的局限性，正是為了糾正法律的局限性，尋求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方法
和途徑，以使法律更加完備和完善，而不是以此作為攻擊法治主義的口實和根據。這就是我們應取的價值標准
。另一方面，法律局限性的客觀存在，使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法律領域內，人類是否已經窮盡和
利用了所創造的已有的全部智慧？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就促使我們更深入地思考，不斷提高我們的認識能力
，提高法律的有效性和有用性，克服其局限性。法律應該將人類已經創造的全部智慧成果反映到自身結構和運
作中去，使法律更好地造福於社會，造福於人類。
6.在當前中國社會強調法制、倡導法制、向現代化社會（包括法制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提出重視和研
究法律的局限性問題，是一個帶有「超前性」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中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
主義民主政治體制，首先要建立與此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國家要進行大量的立法活動，還要大量吸收、借鑒、
引進以至移植西方的法律，就應重視對法律局限性的研究，加強對具體立法的預測，以克服法律中已經存在的
局限性和新立法中可能出現的局限性，避免西方在法制發展過程中走過的彎路。研究法律的局限性是為了克服
法律的局限性，在法律領域內盡可能利用人類所創造的全部智慧，以便更好地貫徹法制，實現法治。這是提出
這一問題的現實意義之所在。它的理論價值在於：它可以加深我們對法律及其作用乃至對整個人類法律的本質
的認識，避免用一種盲目的熱情代替對法律的冷靜的、清醒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法哲學思考，使法律哲學
、法理學成為真正的法律科學。

注釋：
〔1〕〔法〕米歇爾·克羅齊埃：《論法國變革之路——法令改變不了社會》，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
《譯者的話》第1—2頁。
〔2〕〔5〕〔7〕〔12〕〔13〕〔18〕〔19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
，鄧正來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392、7—8、10、137—138、139、197頁及《1962版序言》第2頁
。
〔3〕〔17 〕〔英〕馬克·加蘭特：《法律浩繁——北大西洋周圍的法制化》，周湘士譯，《外國法譯評
》1993年第1期，第73、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