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法國民事訴訟法

❶ 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區別

一、特點區別：

1、職權主義體現在程序上，主要有兩個特點：

第一，在民事訴訟的發動上，為追求實體真實，法院一般要求當事人在起訴時將有關證據材料一並提供。

第二，在案件審判上，法官指揮整個庭審，由審判長主動詢問當事人，收集調查證據，而不受訴辯雙方所提出的證人和證據的限制，總之，法官是「起決定作用的弄清真相者」。

2、當事人主義體現在程序上，主要有兩個特點：

第一，在民事訴訟的發動上，當事人享有各種主動權，如主張的提出、證據的提供、為證明主張的辯論權的行使及民事權利的承認處分等，並且在提交的起訴書上不列舉證據，為的是防止法院特別是法官產生先入為主之見，從而使審判做到不偏不倚，公正裁判。同時，訴訟案件的材料不隨案移送，證據材料仍在起訴人手中。

第二，在案件審判上，法院和法官僅僅是在當事人訟爭范圍內針對訟爭焦點作出裁決的裁判者。訴訟的進行、發展依賴於當事人，法官不能主動依職權推動民事審判活動的進行，同時裁判所依據的證據資料只能依賴於當事人，法官不能在當事人指明的證據范圍之外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所以法院和法官在訴訟程序中所處的地位是中立的、公正的。

二、成因

1、當事人主義的成因：

1806年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中首先確定當事人主義。1877年制定的德國民事訴訟法典和1891年制定的日本民事訴訟法典也相繼確定了當事人主義。

作為當事人主義開山鼻祖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在制定時，受到當時訴訟法理念，即自由主義訴訟觀的影響，該觀點認為，民事訴訟涉及私人利益的糾紛，運作訴訟和訴訟程序進行的主導權應由當事人持有，法院及法官在訴訟中的角色，是扮演嚴格中立者，只是事實作出法律上的判斷，而不是越過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界限，無端進行干預。

2、職權主義的成因：

職權主義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作為當事人主義鼻祖的法國從1935年開始，在遭受人民抵觸的情況下，也逐漸導入職權主義的一些規定。德國1976年民事訴訟簡易化法也有此傾向。

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國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年至1996年英國沃爾夫勛爵組成的司法改革小組擬定的方案，也對英美法官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超然地位作出變更，強調了法官對程序的干預。對此，日本學者江藤價泰曾形象的說，19世紀的民事訴訟法為當事人主義型，而20世紀則為職權主義型。

三、含義：

1、職權主義的含義

職權主義是指法院在訴訟程序中擁有主導權。該主義可分為職權進行主義和職權探知主義兩方面的內容。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相對立，具體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程序的進行一級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等權能由法院擔當。

我國學者一般認為，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屬於職權主義。在19世紀產業革命浪潮中，以至整個20世紀，各國在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又強調了職權主義的色彩。

2、當事人主義的含義

當事人主義是英美法系國家賴以解決民事糾紛的民事訴訟原則，是指在民事訴訟糾紛解決中，訴訟請求的確定，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和證明主要由當事人負責。

在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當事人甚至對法律的適用都是有選擇的權利。由於證據及訴訟資料的收集及提出也是由當事人負責，發現真實的主要責任也是由當事人承擔，法官則處於順應性的地位。這種順應性，其實指的就是法官對當事人之間的爭執和主張，不作干預，而是尊重當事人的意志。

❷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關於民訴法的區別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一般性差異可以說是歷史過程的差異，而某些差異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體中就已經存在，因此追溯兩大法系的源頭，在源流中比較分析兩大法系的差異，找到彼此不同的「遺傳基因」，有助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認識和把握兩大法系民事訴訟體制、民事訴訟理論的本質和內核。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的源頭是古代羅馬法，而英美法系則起源於日耳曼法。因此，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也分別存在著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僅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基本構架可以從羅馬法中尋找到雛形。而且，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大多數基本概念也都能從羅馬法中尋到自己的根。例如，訴權、訴訟標的、證明責任、既判力、訴訟當事人、反訴等等。在大陸法系各國，對從事法學研究的學者來講，言必稱「羅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樣，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基本模式、民事訴訟操作原則以及民事訴訟的觀念都表現出日爾曼的血統。

公元前五世紀，羅馬法最初的法律形態——十二銅表法誕生。以後，羅馬法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不斷得到發展。到公元五世紀，羅馬法經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羅馬法之大成的羅馬法大會（corpus iuris civils）。盡管以後因羅馬帝國的消亡， 羅馬法大全也隨之暫時消失，但羅馬法大全畢竟是人類法文化的精靈，因而不會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紀，經過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得到復活。前後注釋法學派對羅馬法的注釋使羅馬法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並具有其具體適用性。另一方面，在義大利，當時宗教十分興盛，教會勢力發展迅速。隨之，為了規制教徒的教會法也應運而生。教會在有了獨自的立法權以後，便將原來的羅馬法作為教會法的主體，並通過在實際中加以運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終形成獨自的法律體系即羅馬加倫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於教會勢力的不斷擴張，在宗教領域里實施的羅馬法便也擴張到世俗裁判領域。在德國十二世紀以前， 由於存在著各個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圈和勢力范圍。所以，存在著各自不同的法律規范。但隨著經濟圈的不斷擴大，商業貿易的范圍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領域。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統一的法律規范，即適用於所有日爾曼人的法律。這使羅馬法的再生有了經濟基礎。加之當時德國皇帝接受了神聖羅馬皇帝的稱號，自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使羅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礎。

十四、十五世紀期間，德國已經完成對羅馬的繼承。這個時期，德國所繼承的羅馬法不再是羅馬法大全，還包括在教會法的影響下，通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具有適用性的羅馬法。1495年德意志帝國設立最高法院，並規定了最高法院的訴訟規則，該規則基本反映了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這些訴訟規則最終形成了德意志帝國普通法組成部分的民事訴訟法，也稱為普通法民事訴訟法。不過，德國此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規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羅馬法的訴訟規則，還不能說是已經全面羅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爾曼法的要素。盡管後來德國普通法民事訴訟法隨德意志帝國三十年戰爭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該民事訴訟法對以後德國近代民事訴訟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處於地方分權時期，除了當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法外，各州還分別制定了各自的訴訟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再一次走向統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適應這種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國集中了當時法學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時間，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訴訟法發展史上也可以稱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訴訟法典——德國民事訴訟法。現在被視為歷史的舊德國民事訴訟法與19年後誕生的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羅馬法精神得到了發揚光大。

在法國聖路易統治時代（1226—1270），羅馬法也進入了法國，並對法國近代和現代民事訴訟體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國對羅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過加倫訴訟法來實現的。而加倫訴訟法自身也吸收了羅馬法中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那一部分訴訟規范。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倫訴訟法可以說是經過加工的羅馬訴訟法。當時，由於聖路易國王反感教會行使裁判權，因而不希望在國王所管轄的裁判所中採用教會的訴訟程序。國王便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訴訟程序。但這種訴訟程序因過於繁瑣而被社會所排斥。在這種狀況下，研究羅馬法的法學家們提出廢除特別訴訟法，直接導人加倫訴訟法。的確，在法國以後民事訴訟法的發展過程中，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和訴訟理論被部分地保留下來。例如，羅馬法中的請求權、訴訟的分類、本權訴訟和佔有訴訟的區別、恢復原狀之訴等等。

當然，法國對羅馬法的繼承遠遠不如德國，因為法國不象德國那樣處於各部落割據的狀態。雖然法國也並非高度統一，但法國王權的確立使法國的法律相對比較統一。因此，對羅馬法繼承的願望就不象德國那樣強烈。在訴訟制度方面，法國把羅馬訴訟中的一部分引進了法國，並與法國原有的習慣法混合在一起，構成了獨有的訴訟法體系。當時，法國的訴訟法學者更多地是把羅馬法當做純學術上的研究對象，而不是考慮是否全面地繼承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國沒有全面繼承羅馬法，所以，法國法在大陸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國法。法國法在世界范圍的影響也不如德國法那樣大。法國法盡管屬於羅馬法系，但不是羅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國訴訟法中還遺留有部分日爾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國、法國，羅馬法也為義大利、奧地利等國所繼承，其民事訴訟體制具有羅馬法「血統」。

盡管二十世紀初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改變了原法律體系的性質，但原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徵並沒有改變，就民事訴訟體制的外貌特徵和基本結構而言，依然還保留著羅馬法的形態。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紀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都處於大陸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內，也都沒有因為其社會性質的變異而改變其內存的羅馬法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社會主義法系如果按照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類方法和根據，則可以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納入大陸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現形式和結構上，與大陸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雖然與日爾曼沒有地理上的聯系，但卻與古代日爾曼法有著血緣關系——英美法系直接發端於日爾曼法。由於日爾曼法在其歷史在發展中背離了本土政治、經濟的需要，而喪失了在德國的進一步發展、生存的內在條件，只能作為分解了的片斷而存在於歐洲大陸各國的法律之中，民事訴訟領域也不例外。

歷史的發展常常富有戲劇性。日爾曼法盡管沒有在本土上繼續生存和延伸，但卻在異國他鄉生根和發展。民族的遷移將帶來文化的異動。隨著日爾曼各部落跨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倫三島的同時，也把日爾曼法帶到了英國。1051年羅曼王朝的建立使日爾曼法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了政治基礎。因羅曼民族也屬於日爾曼民族的一個分支，當時國王威廉為了長期統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來的習慣法。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和維護中央集權，便設置了與地方領主的法院相對抗的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巡迴法院。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統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習慣法的一部分與日爾曼法予以結合，形成了統一的英國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說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爾曼法。[5]以後由於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使英國法在美國植根，並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大陸法系區別對應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訴訟方面，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表現出諸多不同。在民事訴訟程序所依據的規范的表現形式、民事訴訟程序的構造、民事訴訟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許可權、民事訴訟標的、證據制度、當事人制度、判決制度和執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大致分析一下這諸多方面的差異，可以發現其中有的差異屬於「先天性」的，有的差異則是後天所致。這里所說的「先天性」的差異是指差異系由於法系最初形成時所導致的差異。也可以說這些先天性差異是因為某種「遺傳基因」所致。導致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基本差異的「遺傳基因」到底是什麼呢？長期從事羅馬法和日爾曼法比較研究的學者指出，這種「遺傳基因」是因為在羅馬法中存在著請求權制度，而在日爾曼法中卻沒有這種制度。羅馬法中的請求權制度是整個羅馬訴訟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構築了羅馬訴訟體系。

古代羅馬法在那時盡管還沒有進化到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分離的程度。程序法也沒有從實體法中分化出來。因此，當時羅馬法的請求權也沒有形成象現在這樣的實體請求權與訴權分離的權利形態。但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如果當事人具有法所規定的請求權，就可以實現權利的訴訟救濟。相反，沒有法律所規定的請求權，其權利就得不到救濟。將法律規定的請求權作為訴訟程序基礎的作法，在羅馬法初期的法律訴訟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嚴格地加以遵守。在該訴訟中，原告必須首先向法律事務官要求得到審理救濟的許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張所根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對原告提出的主張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進行審查。對主張合法性的審查就是判斷該主張是否具有法律規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審查後，認為不符合這兩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審理，訴訟便到此為止。如果原告的起訴符合這兩方面要件，則訴訟移到下一階段，即審判官審理階段。由當事人選擇的審判官在這一階段主要審查當事人的主張是否符合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存在時，原告勝訴。反之，原告敗訴。這就使羅馬訴訟形成了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羅馬訴訟從法律程序發展到非常訴訟程序，請求權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且更加復雜化。羅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頓（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頓只是對具體的案件規范的描述，對一般的人來講難以理解。經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抽象加工——將事實與規范分離，使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分離和實體請求權與程序請求權——訴權的分離具有了基本的根據。

與此不同，日爾曼法卻沒有這種請求權制度，也就不存在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理念。日爾曼是由從祖先傳下來的各種習慣規范為主體的，沒有將權利救濟的基礎——請求權事先規定在法律之中，而是從紛爭事實出發去發現公平解決紛爭的規范，從而形成了日爾曼法從事實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國法和美國法中的判例主義、陪審制等等都是從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訴訟領域，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訴訟目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證明法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既判力等等方面差異都與上述兩大法系不同的原點和理念相關。

二、兩大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作用的比較分析

筆者在《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兩種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曾經從民事訴訟基本模式即法院與當事人的相互關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與原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民事訴訟之間所存在的模式差異，並按照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理論將其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差異。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筆者把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在基本模式上都納入了當事人主義的范圍，同時說明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兩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訴訟的作用有著更多的共同點。但這是相對於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實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之間，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是相對於原蘇聯為代表的民事訴訟體制來講，可以認為是一種非本質的差異。

當事人主義（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義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指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繼續和發展依賴於當事人，法官不能主動依職權推動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據的證據資料只能依賴於當事人，作為法院判斷對象的主張只能來源於當事人，法官不能在當事人指明的證據范圍以外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應當注意的是，所謂當事人主義，其含義是相對的，因為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動性或被動性和法官的積極性或消極性都是相對的。從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來看，既沒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來推動的民事訴訟，也不存在絕對由當事人來控制的民事訴訟，任何民事訴訟體制都是當事人和法官或法院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兩方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強弱有所不同而已。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都是相對於對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對某種民事訴訟體制或具體的訴訟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最集中地體現在其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辯論主義上，盡管辯論主義只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者對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理論概括，但它的確高度的概括了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本質。依照辯論主義的原則，其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法官不能以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作為裁判的事實根據。其二，法官應當將當事人雙方之間沒有爭議的事實作為判決的事實根據。其三，法官對證據事實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在辯論中所提出的事實。對於當事人沒有在辯論中所主張的事實，即使法官通過職權調查得到心證，該事實依然不能作為裁判的基礎。

盡管英國人、美國人沒有象法國人、德國人那樣，把民事訴訟中的原則、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論化，概括為某種主義，但體現當事人主義實質的辯論主義的基本內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運行中同樣得到貫徹實行。不過，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更為明顯和徹底。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除了集中體現在證據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與大陸法系相異的審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當事人主義。

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結構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可以大致分為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和事實審理程序。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即「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雖然也是訴訟程序，但卻不是審理程序。這種程序的目的是「發現」案件事實，法官或法院並不認定事實，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控制這種程序的運作。例如，哪些事實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實可以不提出。即所謂「非證據開示特權」。在證據開示程序中，完全是由當事人雙方通過各種方法發現和明確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對第三人（例如，證人）的詢問也都是由雙方相互進行的，程序主導者是當事人而不是法官。與此不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不存在這種單純為了發現案件事實而設置的非審理程序。在訴訟程序開始後，法官從始至終都要參與案件事實的發現和認定，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更強調法官對訴訟的指揮和控制。例如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的規定， 裁判長應當命令當事人對全案重要的事實作充分且適當的陳述。有關事實的陳述不充分時，法官應當命令當事人作補充陳述，聲明其證據。裁判長為了達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內，與當事人就事實及爭執的關系進行討論，並且向當事人發問。即所謂釋明制度。「釋明」既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又是法官的一項義務。同樣，法國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釋明制度。該法第8 條規定，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對事實提供解決爭訟所必要的說明。該法第13條規定，如果法官認為對解決紛爭是必要的話，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其對法律根據的說明。所以，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與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這種差異的形成，與法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各國的文化觀念、文化傳統和民族性密切關系。歐洲大陸國家一般地來講都具有較強的國家主義和集團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也必然會滲透到民事紛爭解決領域，使其民事訴訟體制相對於英美民事訴訟而言，具有較強的國家干預和強調社會利益的特點。法國和德國民事訴訟體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訴訟體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該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將其籠統地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這兩種基本取向對立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這種概括和認識是從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概念還被用於對民事訴訟具體的微觀分析。在微觀分析中，只是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視為反映兩種不同傾向的標簽。在某具體訴訟制度中，當事人的主導性明顯一些，則打上當事人主義的印記，反之，則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以說明該具體訴訟制度的特點。德國和法國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但如果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作為某種基本模式的總體概括的話，毫無疑問，德國和法國仍然是當事人主義，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國和美國而已。從當事人主義的基本含義去認識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雖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都納入當事人主義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從宏觀上觀察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傾向明顯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絕對的當事人主義和絕對的職權主義視為這兩種傾向的兩個極端的話，英國、美國相比較而言可以定位在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坐標」點上，法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大體上可以歸入「亞當事人主義」，因為這些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所表現出來的當事人主義的傾向比英美法系國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訴訟體制以德、法國民事訴訟體制為藍本，自然也可以定位於「亞當事人主義」。但日本在二戰以後，受美國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響，日本開始吸收美國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體的制度。在民事訴訟中也是如此。比較突出的變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當事人主義特點的「交叉尋問制」。日本民事訴訟對美國民事訴訟某些具體制度的導入，就使日本民事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色彩比其他大陸法國家更為濃厚。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盡管與原蘇聯民事訴訟體制基本上屬於職權主義類型，但近幾年的變化卻表明我國民事訴訟的發展具有弱化法院職權，強化當事人作用的趨勢。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就是例證。所以，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與原蘇聯同樣定位於絕對職權主義就是不妥當的，大體上可以成為「亞職權主義」。

如上說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因受當事人主義原則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相對於原蘇聯和原東歐國家來講是比較弱的。不過，近二、三十年來，法官在民事訴訟中作用均有所加強。民事紛爭的現代化和大型化是這種變化的客觀原因。兩大法系都面臨民事訴訟嚴重遲延以及在現代性民事訴訟中如何公正解決民事紛爭這兩大問題。 加強法官在訴訟中指揮作用被認為是促進訴訟迅速進行的良策。德國77年出台的《訴訟簡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訴訟的改革，都力圖命名法官在訴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美國也是這樣。在集團訴訟中，法院的權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要大的多。法院有決定該訴訟是否構成集團訴訟；法院對集團訴訟代表的更換、集團成員的退出有審查權；法院有權根據集團訴訟的進展，發出各種命令，以保證最合理的進行訴訟等等。

在現代型訴訟中，被害人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特別是在證據領域。在許多情況下，被害人由於證據不足，事實難以認定，使訴訟常常以被害人敗訴而告終。現代型訴訟的這種不合理現象給法官們提出了這樣的課題：如何作一個積極的法官，使現代型訴訟有利於被害人。這一要求使法官在證據領域里，擴大其成為必然。例如，在證據收集、證據判斷、舉證責任的分配、事實認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積極性都得到相當的表現。

總而言之，從總的趨勢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的職權主義因素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現代型訴訟中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但並不意味著這兩大法系民事體制就脫離了當事人主義的模式，而脫變為職權主義，職權主義的增加只是對當事人主義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誤解為，既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體制在強化法官的職權，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也應該加強和維持現存的職權主義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相反，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應進一步弱化職權主義因素，以實現我國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轉換。]當然，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不可能完全轉換為英美法系那樣的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基本模式，而應當由目前的亞職權主義向亞當事人主義轉換。

❸ 外國法制史的司法制度

1、法院組織。在封建社會，法國已有獨立的法院系統，即王室法院、領主法院和城市法院，後來設立了終審法院即巴黎高等法院及其所屬是省高等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先適用控告式訴訟，後來採用糾問式訴訟。
2、民事訴訟制度。1806年《法國民事訴訟法》於1807年1月1日公布實施。法典共2篇1042條。法典的特點有：第一，實行訴訟自主原則。第二，規定國家機關在某些情況下應干預訴訟。第三，對維護債權人的利益作了詳細的規定。第四，在立法技術上，該法典缺乏法國民法典那樣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1806年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施行了長達170年久，至1976年新民事訴訟法典正式生效，這部法典的基本特徵有 ：在其形成上，是在對1806年民事訴訟法的不斷修改的基礎上成就的；在其結構上，是一般規定與特徵規定、抽象與具體的雙重結構體系；在其模式上，實行的是當事人主義，訴訟主導權在訴訟當事人；在其內容和制度上，有特色的如民事裁判機構的多元化和程序多元化、訴權的制度化和具體化、事前程序與審理程序的分離、書證優先原則、審級的多元化、緊急的審理程序的設置等等。
3、刑事訴訟制度。1808年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公布實施於1808年11月27日。法典由總則和2篇組成，共643條。這一法典的內容特點為：
（1） 法典兼采糾問式與控告式的訴訟程序。
（2） 確立了起訴、預審 和審判職能分立的原則。
（3） 關於審判管轄，是按照法定刑來劃分法院的案件管轄的。
（4） 法典的許多內容和制度來源於1670年的刑事訴訟法令。
1957年法國頒布了新的刑事訴訟法典，這也是法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分卷首和5卷共802條。新法典保留了舊法典中的基本原則和不少的制度，同時，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規定了許多新的原則和制度。 1．法院組織。德意志帝國建立後，於1877年1月17日頒布沒《法院組織法》，確認了司法獨立原則。規定審判權由獨立的法院行使，審判只服從法律，法官施行終身制。設置了由區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帝國法院構成的普通法院體系，帝國法院為全國的最高司法審級。
2．民事訴訟制度與刑事訴訟制度。1877年2月1日頒行了《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分別規定了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程序和原則。《民事訴訟法》共10編，1084條。主要規定了總則、第一審程序、上訴、再審程序、證據制度、強制執行和仲裁程序等。《刑事訴訟法》共7編，474條。主要規定了總則、第一審程序、上訴、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再審、特種形式的訴訟程序、刑罰的執行和訴訟費用等。 1．法院組織。明治維新初期，日本還沒有系統的法院組織體系，司法與行政部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事裁判權統一由其監管，地方則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審院各級法院職制章程》，規定大審院為全國最高司法機關，下設上等法院、巡迴法院、府縣法院，廢除了地方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實現了司法與行政的分離。
明治憲法頒行後，按法國的德國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兩個系統，並於1890年頒行了《裁判所構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構成法》參照德國法院組織體系制而成，規定全國設區法院、地方法院、控訴院、大審院，實行四級三審制。《行政裁判法》規定了行政法院組織以及行政訴訟原則和制度，共4章47條。法律規定在東京設立行政法院，只負責審理依法律、勒令及有關行政裁判文件所規定的 行政違法案件。
2．訴訟制度。1890年日本政府參照德國刑事訴訟法，制定《刑事訴訟法典》，1890年10月公布，同年11月實施。
1885年日本政府在德國人鐵肖指導下，完成民事訴訟法典草案，經法律調查委員會幾度修改，於1890年月公布，次年1月實施。這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典》，

❹ 處分原則的歷史發展

民事訴訟處分權的歷史淵源
1、當事人的民事訴訟處分權來源於民事實體法上的「私法自治」理念。
民事訴訟處分原則的核心是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處分權，所以有必要在這里闡述一下處分權的淵源。德國學者拉德不魯認為「在早期實體訴權說和保護私權說的民事訴訟目的論的影響下，在訴訟程序中的私法自由處分與在訴訟程序外權利擁有的自由處分並無兩樣。
2、處分權從私法性的實體處分權發展為公法性的民事處分權的歷程（以羅馬法發展歷程為例）
由於中國的法律體系主要移植於原蘇聯法，近年來又大量地借鑒了西方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因素，而（1）西方的大陸法系直接來源於羅馬法；（2）英美法系在中世紀也受到過羅馬法的重要影響。（大量英國學生到歐洲大陸以海倫亞大學為代表的經院法學院全面學習羅馬法，並把羅馬法的影響帶回英美，還有許多著名的寺院法學家受英國各大學的邀請，以拉丁文在英國教授羅馬法）；（3）且蘇聯在對十月革命前的法律進行的「徹底改造」時對羅馬法仍有大量有意或無意的繼承。
大陸法系處分原則發展概況
1、法國法中處分原則的發展
第一階段：私權訴權說理論占統治地位階段。在該階段的法國正處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制定了1806年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確立了處分權主義等民事訴訟基本原則。
第二階段：公權訴權說理論占統治主導地位階段。
第三階段：現代法國法對處分原則的最初意義有所限制。
2、德國法中處分原則的發展。
第一階段，以個人主義為立法指導思想的階段。
第二階段，公訴權說理論佔主導階段。
第三階段，現代德國法對處分原則予以一些限制。
社會主義法系處分原則的發展概況
1、蘇聯模式下的處分原則
蘇聯民事訴訟法和相關理論是中國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的「母體」因而有必要對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制度進行分析。
2、處分原則在中國的發展狀況。
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80年代。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實行）》 （以下簡稱試行法）頒布時期。
第二階段，1991年《民事訴訟法》通過後至今

❺ 求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淵源 越具體越好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國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資本主義國家的和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基礎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公布時的名稱是《法蘭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賦予它《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稱[3]。該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別以1816年的王政復古版留傳下來。所以我國商務印書館的譯本中保留著"國王"和"王國"字樣。別的版本則在"國王"下有"(共和國總統)"字樣。
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雖然其中仍留有若干舊思想的殘余，但終究是革命思想的體現。這種革命思想就是自由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和人權思想。法典雖然未能在家庭制度方面完成"人的解放"(在這方面，法典較之革命後的法令有些退步)，卻在經濟方面較為徹底地做到了這一點．法國民法典是"人權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體現。我們如果把依照這個民法典構築的社會與革命前的社會(封建社會)對比一下，就會看到法國民法典的思想意義——它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當然，這個新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那個時代，它是人類文化的頂峰。在封建社會中，"人"受著各種各樣的束縛，受著各種力量的壓迫，既沒有意思自由也沒有行動上的自由，法國人分為各種階層，沒有平等可言。但在民法典的規定下，所有的法國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總之，法國民法典是"解放"人的法典，而不是"束縛"人、更不是"奴役"人的法典。就是在今天，法國民法典的這種精神仍對我們有啟示作用、指導作用，我們仍可從這方面去學習它。
二、法國民法典的思想內容
根據上面所說，對法國民法典的研究，應該著重於它的思想內容。以下分為4點說明：
（一）法國民法典規定了近代民族國家法律的幾個基本原則，奠定了近代法律的基石。
法國民法典前面有一部分，標題為《前編•法律的公布、生效以及一般適用》，有6個條文。這6條規定的實際上不只是民法的問題，而是一切"法律"的幾個基本原則。而且這個《前編》(Titre Preliminaire)沒有與以下各編統一編號。據說，這6條在當時制定時不是只作為民法的前6條，而是作為當時計劃中的包括幾個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的一個總法典的《前編》的。[4]現在這6條只列於民法典之首(其他幾個法典大多經過了很大的變動)，使人以為這只是民法典的前編了。
這6條的內容是近代民族國家的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則(除第3條是國際私法性質的規定外)，也是對"封建法"的改變。
1．法律統一原則。第1條規定："經國王(共和國總統)公布的法律，在法國全境內施行。"這個條文包含兩點：(1)法律須經"公布"。公布是法律對外生效和施行的要件。(2)法律公布後，在全國施行。全國的法律是統一的，這與封建法律的地域性和分散性是正相反對的。
公布的作用在於使人民知悉法律，至少是可得知悉。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公開性"。對於這一點，中國人是深有體會的。在我國，不久前還有所謂"內部規定"，那就是不公布的規定，也就是不讓人民知悉的規定。
一個統一的國家必須有統一的法律，這一點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社會，情況不是這樣。這就難怪凡是研究法國民法典的人，莫不首先把統一全國私法作為這部法典的偉大成就。例如澳大利亞法學家瑞安說："伏爾泰曾說，在法國旅行需要經常更換法律，就像經常更換馬匹一樣。他的俏皮話與事實相差並不遠。法國直到1804年拿破崙法典頒布之後，才成為一個法律上的整體[5]。"又說"拿破崙法典的目標是要統一法國的私法，從這方面看，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6]。"這就是這個第1條的意義。
2．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第2條規定，"法律只對將來生效，沒有溯及的效力。"封建社會的法律，由帝王制定，可以任意追究過去的事情，可以侵犯或剝奪人民的既得權利，可以肆意改變人民的已有的法律關系．近代法律以不溯既往為原則(當然有例外)，不僅民法如此，刑法也如此。這一原則的首要作用在於維護人民的既得權利與原有的法律地位，使人民在行為時只須注意並遵守當時有效的法律，不須顧慮行為後法律的變動(因為行為後法律的變動，只能影響以後的行為，對法律施行前的行為或事沒有影響)，從而有安全感。
3．立法與司法分離的原則。第5條規定，"裁判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裁判。"確立行為的一般規則，是立法的范圍。司法官只能對其審理的個別案件，進行個別的裁判，不得將其裁判作為一般的規則而當然適用於其他案件。這也就是立法權與司法權分離，亦即三權分立的原則。
法國在大革命之前，由於沒有統一的法律，各地區存在著分散的、彼此不一致的"習慣法"，於是法院就有對這些習慣進行解釋，從而使之取得法律效力的權力。各地區的法院常常公布一些具有立法性質的判決，使司法判決成為"一般規則"[7]。法國民法典的第5條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定的。
司法權的作用既然是裁判個別案件，法官就不能拒絕裁判。第4條規定："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時，得依拒絕裁判罪而追訴之。"如果法官可以因法律之故而對人民間的糾紛不予裁判，必將使人民的糾紛無從得到解決，而陷社會於混亂與不安。
本條是原則規定。詳細的處理辦法規定在民事訴訟法和刑法之中。
4．公私權(公私法)相互獨立的原則。第7條(不屬於"前編")原來的文字是，"(民事)權利的行使，與市民資格相互獨立，後者依憲法取得並保有之。"1889年改成現在的條文[8]，即："民事權利的行使與依憲法和選舉法取得並保有的政治上的權利的行使是相互獨立的。"這一條規定民事權利與政治權利相互獨立，二者不互相依賴，不互相影響，民事權利以民法(私法)為依據，政治權利(公民的資格、選舉權)以憲法與選舉法(公法)為依據。被剝奪公權(政治權利)的人仍可享有並行使其民事權利。
劃分公私法，這是近代法律的原則。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主張，私權是天賦的人權，與政治權利不同，行使私權並不以享有公權為條件(前提)。
(二)一切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
法國大革命"解放"了在封建制度下被壓迫、被奴役的一切人，把所有法國人置於同等(平等)的地位，這一點表現在民法上就是承認所有的法國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權利。這就是第8條的內容。這一點的意義，今天已經不必多說了。從此以後，這一條已成為任何一個國家民法的最根本的原則。當然，在各國民法典里，盡管所用的文字和詞語有所不同，例如德國民法典第l條，蘇俄民法典第9條等等，但都毫無例外地接受了這種原則。
對法國民法典苛求的人可以說，法國民法典的這一條只說到"法國人"，與德國民法典第1條只說"人"相比似乎差了一點。但應該注意到，在那個時代，民族國家是人類最高的生活共同體，用"法國人"這個字眼是完全正當的。何況就是1964年(一個半世紀以後)的蘇俄民法典也還是說"蘇俄公民"呢?
法典第488條規定："滿21歲為成年；到達此年齡後，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第13條規定："外國人經政府許可設立住所於法國者，在其繼續居住期間，享有一切民事權利。"前者與第8條合起來奠定了近代民法自然人能力制度的基礎。第13條奠定了近代民法與國際公法中外國人地位的制度的基礎。
法典還就兩項特別能力作了明文規定，第1123條規定："凡未被法律宣告為無能力之人均得訂立契約。"第1594條規定："一切法律並未禁止其為買賣行為之人，均得買受或出賣。"訂立契約和買賣物品。在封建社會是有嚴格限制的。法國民法典特別規定這兩條，也是"解放"人的表現。這些規定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們想一想，我國在解放後，在農村土地改革後，要特別申明農村借貸自由和買賣自由，就可以理解，法國民法典的這些規定，對剛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人們是多麼重要了。
(三)法國民法典奠定了近代民法中財產法的基礎。
近代民法中財產法的基礎，即所有權絕對和契約自由，在法國民法典得到完成。封建的財產制度和封建性的財產權利，在法國民法典中被清除得乾乾凈凈。在這一點，德國民法典也不如法國民法典做得好。
關於這一方面，只要舉出幾個原則性的條文就夠了，用不著詳加闡述。第537條第1款規定："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處分屬於其所有的財產。"第545條規定："任何入不得被強判出讓其所有權；但因公用，且受公正並事前的補償時，不在此限。"我國近年來制定某些法律時，對於類似於第545條的規定，還要反復討論。這時，不禁令人感到，200年前通過這樣的條文，要有多大的勇氣。
法典第967條規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繼承人的方式、或以遺贈的方式、或以其他適於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遺囑處分其遺產。"
其次關於契約自由。法典第1101條規定，"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於其他一人或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第1119條規定，"任何人，原則上僅得為自己接受約束並以自己名義訂立契約。"第113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
契約自由也擴及於夫妻之間。第1387條規定："夫妻間的財產關系，僅在無特別約定時，始適用法律的規定；夫與妻只須不違背善良風俗，並依後述各條規定的限制，得隨意訂立契約。"
法國民法典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民法，貫穿了意思自治原則。意思自治包含有幾層含意。第一，廢除古代的形式主義。第二，不許國家干預個人的意思自由。第三，講求個人的真實意思。法國民法典的意思主義（典型的規定是第1583條，買賣的合意成立後，即使標的物尚未交付，價金尚未交付，合同即告成立，標的物所有權即移轉)，是近代民法法律行為理論的核心。
總之，人們可以指出法國民法典在身份法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之處甚至是缺點，但很少能在財產法方面指出什麼大的問題。法國民法典在這方面，一方面繼承了羅馬法的一些優良的制度和規定，一方面貫徹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一些思想主張。為了說明這一點，還可以舉出以下幾條規定。第一，法國民法典把關於國有財產的規定納入民法典(第538-542條)，具有特殊意義。在這種規定下，國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立於同等地位，受到同等對待。第二，法國民法典對契約的解釋作了詳細規定(共9條)。第三，在買賣中，法國民法典只保留了"買回"而廢除了"先買"制度。對於買回，法國民法典對買回的期限規定不得超過5年，法院也不能將之延長(第1660條、第1661條)。與此不同，德國民法典規定了買回與先買兩種，而且把土地的買回期定為30年(第503條)。兩相比較，法國民法典的規定在當時更具有進步的意義。第四，法國民法典第1674條關於買賣有失公平時不動產出賣人可取消買賣的規定及其整個辦法(第1675條以下)，為以後的各國民法典開啟了先例。把法國民法典的規定與其他國家民法典的類似規定比較研究後，不能不承認法國民法典的規定仍有其獨到之處。因為第一，限於不動產，第二，規定了嚴格的評估鑒定辦法。
法國民法典財產法中的某些規定，因其為當然之理，以後各國民法典多不作規定。但正因如此，這種規定就成為對我國民法學生十分重要的知識。例如第2092條規定："負擔債務的人，以其現在所有及將來取得的一切動產及不動產，負履行其債務的責任。"第2093條規定：「債務人的財產為其全體債權人的共同擔保；因此其財產的價金應依債權人債權額分配之，但債權人中如基於合法原因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存在時，不在此限。」這種規定，特別是前一條的規定；由於在別的國家民法典中已經沒有，因此，今天在對中國民法學生說明什麼是債務人的無限責任時，仍要引用它。因為必須明白了無限責任後，才能明了有限責任。
(四)法國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繼承法方面的成就
在家庭法和繼承法方面，法國民法典的成就遠較財產法方面遜色。大革命後在這方面的一些激進的、先進的法律——例如廢除家父制度，准許協議的甚至單方面的離婚，長子繼承製的廢止，遺產的平均繼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緩和，有的甚至回復到"舊制度"的原樣，以致有人說這是"對革命的反動的法典"[9]。所以會如此，當然有復雜的原因，對此，本文不去詳論。
但是與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法比起來，法國民法典並不是沒有成就，它仍舊對"舊制度"(封建制度)作了極大的變革。首先是婚姻法的世俗化。中世紀末期，國王和教會爭奪對婚姻家庭的司法管轄權的斗爭，到法國民法典終於確定。民族國家對婚姻家庭取得了絕對的管轄權，教會完全失去了它在這方面的權力。法典第165條規定："婚姻儀式，於當事人一方的住所，在身份吏前公開舉行之"。以國家的身份吏代替宗教的教士和神父，從此，婚姻世俗化的過程完成了[10]。法國民法典早於德國民法典100年，卻不像德國民法典那樣，仍然在法典中承認教會的地位[11]。這一點表明，法國民法典在婚姻世俗化這一點，比德國民法典還要先進。
法典也否定了在結婚方面的家父的絕對權力。法典規定了復雜的結婚同意制度，以緩和對家父權的沖擊，但在經過了多次以「尊敬證書」請求同意後，法典於第152條、第153條規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不再需要家父的同意而結婚，這樣最終地擊敗了家父的同意權這個封建力量的強大堡壘。
法典第326條規定，"民事法院對於有關身份的訴訟，有專屬管轄權。"這一條規定的意義，有的學者只解釋說，它排除了刑事法院對身份問題的裁判[12]。但是不能否認，這一規定也同樣排除了教會對身份問題的干預，因而也具有世俗化的意義。
法典保留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規定，保留了不自由的離婚制度。這些都一直要到許多年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隨西方國家的普遍的家庭法的改革而得到糾正。
在繼承法方面，法國民法典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質。首先，法典只承認財產繼承，只承認繼承是一種取得財產的方法，因而將之規定在第三編之首。法典完全不承認身份繼承，也不承認特殊的貴族財產繼承製度，實行不分男女的均分繼承製度，否定了封建制度下的男性繼承與長子繼承。第732條規定：「法律之規定財產的繼承，不考慮財產的性質與來源。」原來在封建時代，遺產區分為貴族財產、傳來財產與取得財產。對貴族財產實行獨占繼承製度(長子繼承，以後長子不獨占繼承，但享有較大份額)，對傳來財產實行兩系分別繼承製度(父系和母系分別繼承)，對取得財產實行兩系均分繼承。民法典廢除了這種劃分，只在第733條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分系繼承。第745條規定："子女與其他直系卑親屬，不問性別與長幼，亦不問其是否出生於同一的婚姻，得繼承其父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等血親的遺產。如繼承人均為被繼承人的一親等直系卑血親，且以自己的名義繼承時，應依人數平均繼承；如繼承人全部或一部代位繼承時，應依房數繼承。"這些規定，建立了近代法上的法定繼承製度，開以後各國民法里的法定繼承製度之先河。
(五)法國民法典樹立了近代法中的個人責任原則
在封建法中，由於封建領主制與家長制的關系，民事責任與民事行為是分開的。有時，行為人不是責任人，而非行為人卻要對他人的行為負責。刑事方面的株連制度在民事方面也有所表現。法國民法典既然承認每個成年人都有平等的能力和自主的意思，當然也就承認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典第1382條規定："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失而致行為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的責任。"以下各條又規定了侵權行為的各種情形。法典關於侵權行為的5條構成以後大陸法國家民法整個侵權法的基礎。
上面列舉的5個方面，當然不能說完全是法國民法典的創造，不是由法國民法典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來的。它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產物，是文化積累的成果。但是法國民法典把這一些成果完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確立下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也為個人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一個新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法典的保護之下發展成長起來。人類文明也被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這是法國民法典的偉大的思想意義和光輝業績。
三、法國民法典的編制、體例與語言
像法國民法典這樣古老的法典，它的編制和體例自然帶有時代的特點，不應該用後代的眼光去評論。所以指摘法國民法典結構不合理，說；"任何科學的安排方法都不會在一編之中把繼承和贈與、契約和侵權行為、婚姻財產、抵押和時效等這些毫不相乾的內容都放在'取得財產的不同方法'之下[13]。"甚至說法典的第三編完全是異類題材的大雜燴[14]。這都是不適當的。法國民法典承繼了《法學階梯》的編法而稍加調整，分為人法、物法和債法，今天看來，無可厚非。
相反地，法國民法典的教科書式的體例有獨到之處。例如第二編第一章《財產分類》，第三編第三章第一節關於契約的《通則》，就可以當作財產和契約的教科書來讀而得到應有的知識。
法國民法典的語言一直受後人的稱贊。或說它淺顯易懂、生動明朗，有人甚至說法典是一部"出色的法國文學著作"[15]。
據說，拿破崙希望這部法典能為全體法國人民讀懂，法國人民能人手一冊。這一點差不多做到了。而這應歸功於法典的淺近的和優美的文字。
法國民法典在這方面與德國民法典完全相反。這是兩種文化的產物，很難比較其優劣。但是這畢竟是後世制定法典的人所應注意的。
四 結論
法國民法典是影響及於全世界的一部大法典。奧地利普通民法典就產生在它的旁邊，卻相形見絀，不為後世所重。至今我們仍不能不研究它，仍從它那裡得到啟示。
法國民法典所表現的啟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對於任何地方、任何時代的尋求自由與解放的人民，都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和價值，對於任何一個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極大的益處。
真難怪法國人民對這部法典充滿著愛好和感情，幾次想要改造它而又捨不得它，還是保留它的原貌。世界人民也把它作為一部有高度學術價值的著作。我國商務印書館將之與《法學階梯》一並列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完全是應該的。
在我國，研究法國民法典，深刻領會其革命的精神與思想史上的價值，用以促進我國自己的民法典的制定，是這一代法學者的任務。

❻ 公益訴訟的原告制度

公益訴訟是相對於私益訴訟而言的，起源於羅馬法，成熟於日、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被稱為罰金訴訟、民眾訴訟，在此它指的是「與案件無利害關系的人，基於公益而提起的訴訟。」私益訴訟是為保護個人所有權利的訴訟，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訴訟是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義大利法學家彼得羅。彭梵得指出「人們稱那些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設置的罰金訴訟為民眾訴訟，任何市民均有權提起的訴訟。」在這里公益訴制度是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根據法律的授權，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起訴，由法院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活動。在古羅馬法中，「人們稱那些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設置的罰金訴訟為民眾訴訟，任何市民均有權提起它，受到非法行為侵害的人或被認為較適宜起訴的人具有優先權。」由此觀之，古羅馬的任何市民都可以代表集體直接起訴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不限於直接利害關系人，直接利害關系人只具有優先起訴權。在英國，一般只有法務長官（檢察長）可以代表公眾提起訴訟以倡導公眾利益，阻止公共性不正當行為，但有以下例外：其一，在不正當行為已直接使自己的利益受損或可能受損，而法務長官（檢察長）又拒絕行使其起訴權時，經法務長官（檢察長）同意私人可以提起訴訟，但其目的不是為了其自身而是為了一般公眾的利益。美國法學家G。蓋茨稱之為「檢舉人訴訟」。其二，英國的《污染控製法》規定：「對於公害，任何人都可提起訴訟」。其三，某些組織經檢察長同意可以提起環境公共衛生群體訴訟。其四，英國法也賦予某些機構如英國的平等委員會及某些特別公職人員如公平交易局局長等以特別訴權，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但美國是現代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之一，它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原告的多元主義思路。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謝爾曼法》，1914年《克萊頓法》均規定對反托拉斯法禁止的行為，除受害人有權起訴外，檢察官可提起衡平訴訟，其他任何個人及組織都可以起訴。1986年10月的《反欺騙政府法》第二次修正案規定，任何個人或公司發現有人欺騙政府，索取錢財後，有權以美國政府的名義控告違法的一方，並在勝訴以後分享一部分罰金（一般是從被告罰金中提取15-30%金額作為獎勵）。《美國區法院民事訴訟法規》第17條也規定：「在法定情況下，保護別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合眾國的名義提起。」但美國法對公民提起公益訴訟作了限制性規定即只針對「主要的違法行為」以防止濫訴。
德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對涉及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可提起民事訴訟。防止不正當競爭法、專利法、商標法等民事經濟法律都規定了有關公益團體（如消費者保護團體，促進工商業利益團體等）可以提起團體訴訟。大革命以後，法官的檢察官在民訴活動和民事活動中不再是國王利益的代表，而是社會公益的維護者。1804《拿破崙法典》規定，檢察官可以為了社會公益提起或參與訴訟。1806年《民事訴訟法典》及後來的《法國新民事訴訟法》也都有相應規范，如後者第422條規定「法律專門規定的案件中，檢察機關作為主要當事人提起訴訟。」第423條則更明確規定「在公法秩序受到損害時，它（檢察機關）可以為維護公法秩序而提起訴訟。」1913年，法國以判例方式確定了團體訴訟。1973年法國的羅艾依埃法律第46條正式給消費者團體以原告資格。
綜上所述，無論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關於民事公益訴訟原告的具體制度規定上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在民事公益訴訟中的原告資格上並未採取一元化即只能由直接利害關系人提起訴訟，而是多元化，除了直接利害關系人外，非直接利益關系人也可以充作原告。具體而言，檢察機關作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是一種通用形式，與案件無利害關系的一般民眾或社會組織、社會團體，在很多國家也具有原告資格代表他人提起訴訟，並且在一些國家，對基於公共利益而提起的私人訴訟或民眾訴訟有一定的獎勵。這些共同點一方面說明了在民事公益訴訟領域中立法實行原告的多元化已成為近現代民事公益訴訟的基本趨勢；另一方面，也為中國關於民事公益訴訟原告制度的設計提供了藍本。

❼ 法國民訴法典什麼時候頒布的

1806 《法國民事訴訟法典》
1976 現行《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

❽ 民事訴訟模式與訴訟結構的關系

1，民事訴訟結構，是民事訴訟制度的內在結構，是當事人、法院的訴訟地位與相互關版系的內在反權映。
2，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的民事訴訟制度本質的外在反映。

3，民事訴訟結構中法官（法院）或當事人在訴訟中能動性的消長，形成了兩種民事訴訟模式：
（1）職權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法院擁有主導權，程序的進行以及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負責。

（2）當事人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訴訟請求的確定、訴訟資料的提出和證據的收集和證明主要由當事人負責。法官處於順應性的地位，尊重當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預。

❾ 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聯系與區別

辯論原則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案件事實和爭議的問題陳述各自的主張和意見，相互進行反駁和答辯，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具體地說，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時，應提交書面起訴狀，陳述事實和理由，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被告有權在法律規定的期間內提出答辯，以證明原告請求的全部或部分不能成立；第三人也可以就爭議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和事實根據，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論。」我國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有權進行辯論。」辯論原則是進行民事和行政訴訟的法定原則，也是當事人應當享有的重要的民事和行政訴訟權利，是為法律所保護與保障的。辯論原則貫穿於訴訟的全過程。無論是第一審普通程序、第二審程序，抑或審判監督程序，都應當開庭審理，並貫徹這一重要原則，允許並提供方便保證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當然最基礎的仍是在第一審普通程序中，當事人及其代理人一定要充分利用這一機會進行辯論。這樣才能使辯論原則得以很好地貫徹執行。當事人在辯論時，既可以採用書面形式，如起訴狀、上訴狀、答辯狀等，也可以採用口頭形式，如法庭辯論等；既可以就權利義務本身進行辯論，也可以就訴訟程序方面的問題進行辯論。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7條規定了法庭辯論階段的活動規則(順序)：「法庭辯論按照下列順序進行：(一)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二)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答辯；(三)第三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或者答辯；(四)互相辯論。法庭辯論終結，由審判長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後順序征詢各方最後意見。」第128條規定：「法庭辯論終結，應當依法作出決。……」這些具體規定，都是為貫徹辯論原則所必須的程序。 處分原則是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中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中國民事訴訟中的特有原則之一。處分原則反應民事訴訟的特質，是貫徹私法自治原則的必然結果，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民事訴訟的基本法理。在中國作為舶來品的該原則被認為「一直處於非原則或半睡眠狀態」或稱「該原則沒有充分或真正發揮其作為原則的作用」在很長的時間里並沒有受到理論的關注，探討也不多。
（一）民事訴訟處分權的歷史淵源

1、當事人的民事訴訟處分權來源於民事實體法上的「私法自治」理念。

民事訴訟處分原則的核心是當事人依法享有的處分權，所以有必要在這里闡述一下處分權的淵源。德國學者拉德不魯認為「在早期實體訴權說和保護私權說的民事訴訟目的論的影響下，在訴訟程序中的私法自由處分與在訴訟程序外權利擁有的自由處分並無兩樣。

2、處分權從私法性的實體處分權發展為公法性的民事處分權的歷程（以羅馬法發展歷程為例）

由於中國的法律體系主要移植於原蘇聯法，近年來又大量地借鑒了西方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因素，而（1）西方的大陸法系直接來源於羅馬法；（2）英美法系在中世紀也受到過羅馬法的重要影響。（大量英國學生到歐洲大陸以海倫亞大學為代表的經院法學院全面學習羅馬法，並把羅馬法的影響帶回英美，還有許多著名的寺院法學家受英國各大學的邀請，以拉丁文在英國教授羅馬法）；（3）且蘇聯在對十月革命前的法律進行的「徹底改造」時對羅馬法仍有大量有意或無意的繼承。

（二）大陸法系處分原則發展概況

1、法國法中處分原則的發展

第一階段：私權訴權說理論占統治地位階段。在該階段的法國正處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制定了1806年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確立了處分權主義等民事訴訟基本原則。 第二階段：公權訴權說理論占統治主導地位階段。 第三階段：現代法國法對處分原則的最初意義有所限制。

2、德國法中處分原則的發展。

第一階段，以個人主義為立法指導思想的階段。 第二階段，公訴權說理論佔主導階段。 第三階段，現代德國法對處分原則予以一些限制。

（三）社會主義法系處分原則的發展概況

1、蘇聯模式下的處分原則

蘇聯民事訴訟法和相關理論是中國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的「母體」因而有必要對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制度進行分析。

2、處分原則在中國的發展狀況。

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80年代。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實行）》 （以下簡稱試行法）頒布時期。

第二階段，1991年《民事訴訟法》通過後至今
《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此規定在學理上被歸納為處分原則。主要包括幾點：第一，只有當事人和類似當事人的人（如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經當事人特別授權的委託代理人）才能享有處分權。第二，當事人在訴訟中處分權民事權利一般通過處分訴訟權利來實現。第三，當事人處分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力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如果當事人的處分行為超過了法律的規定，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權益，其處分行為就無效，即處分原則是有限的，是應當接受法院的監督和審查的。

處分原則在訴訟中的適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發生爭議或其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自主決定是否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糾紛。

第二，訴訟開始後，當事人有權以撤訴的方式結束訴訟，在訴訟中，原告可以變更、增加或放棄訴訟請求，被告可以反駁或承認原告的訴訟請求，也可以提出反訴。

第三，一審判決作出後，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啟動二審程序，並確定上訴審理的范圍。二審程序開始後，當事人也可以撤訴的方式終結訴訟。

第四，當事人在訴訟中還可以通過和解的方式和申請法院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

第五，法院作出的裁判生效後，在義務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所確定的義務時，是否通過執行程序來加以實現，原則上也由當事人決定。
在中國給處分原則下的定義是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是在國家本位主義的指導下定義的，與國家干預緊密聯系，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和地區，處分原則一般是指「當事人有權決定訴訟的開始，訴訟的對象及終了訴訟的訴訟原則。」

比較中國與西方國家所下的定義可以發現，中國僅從當事人「權利」的角度來定義，而西方國家則不僅從當事人權利的角度而且從該權利的行使效果的角度予以定義。也即是說，中國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當事人有處分權，但是卻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效果，使處分原則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對當事人的處分行為置之不理，處分行為對人民法院往往沒有約束力，是非約束性原則。台灣學者亦指出：「他們規定的法條（指中國的民事訴訟法—引者注），大部分都是要提供當事人去遵守，好像不是針對法官應該如何遵守而規定的。此種規定的結果，使法官是否遵守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變成不重要。對於法官所做的規定，幾乎都相當於這里（指中國台灣地區—引者注）所謂的『訓示規定』，而不是『效力規定』。」

中國民事訴訟法處分原則的這種非約束性使處分原則在司法實踐中變得非原則化，在許多情況下都無法貫穿於各項具體訴訟制度和程序基本准則之中，沒有發揮實質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幾點：

第一，對超職權主義原蘇聯民事訴訟制度的全面吸收和移植。

第二，繼承了中國過去民事糾紛解決的傳統，並使之溶進中國民事訴訟實踐中。 第三，事實探知絕對化認知也導致人們對處分原則的淡化和對處分原則的不當限制。

誠然在職權主義模式下無約束的處分原則是具有一定的時代適應性的，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隨著中國社會全方位的變革，尤其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下，進一步帶動了社會各方面的變革和轉換，不管是政治體制、社會觀念亦或是生活方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的改革和發展促使了法制的發展和完善，而改革的成果又必須由相應的法律制度加以鞏固。許多與經濟體制改革聯系緊密的經濟民事法規范變的不合時宜，迫切需要改變。其中非約束性處分原則成為明顯需要完善的一點。理由如下：

第一，從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後，市場對經濟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而要使市場能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必須保證商品交換的平等和自由競爭，而只有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平等才能保障商品交換的平等和自由競爭，因而在商品經濟社會里，大量民事爭議是關於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爭議，爭議主體之間是平等的，平等性成為民事訴訟性質的規定性，亦決定了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體地位。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在訴訟中的凸現，必然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處分權。傳統民事訴訟體制下，法院的職權至上，國家的積極干預成為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當事人的處分權受到限制的做法顯然已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實況。因而處分原則的約束性，急待加強和落實。

第二，加強落實約束性處分原則不僅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而且對保障民事訴訟中的人權，防止法院濫用職權都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鑒於此，以下對中國民事訴訟處分原則在立法和實踐中的受到的不當限制，存在的缺陷和完善的方法做一下探討。
1．就起訴而言

民訴法第119條規定：「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參加訴訟「，通常稱之為法院依職權追加共同訴訟人。起訴權、應訴權是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當事人可以自由處分。在承認「不告不理」原則條件下，立法賦予法院自行追加當事人的職權是對當事人處分權的粗暴干涉。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自己申請參加他人之間的訴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參加與否是享有處分自由的，但若由法院通知實際上是強制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使法院起主動追究第三人民事責任的作用。

2．就撤訴而言

《民訴法》第131條規定：「裁判前，原告申請撤訴的，是否准許，由人民法院裁定。」第156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判決宣告前，上訴人申請撤回上訴的，是否准許，由第二審人民法院裁定。」此為中國特有的撤訴法院許可制度。

3、就申訴而言

民訴法規定，當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時，當事人可以通過申訴，要求法院提起再審程序。但《民訴法》在當事人申訴的時間和啟動程序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卻賦予法院和檢察院擁有超強的再審啟動程序。

4、在應訴權的行使上

現行《民訴法》第10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必須到庭的被告，經兩次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傳。」應訴是當事人的一種訴訟權利是可以自由處分的，當事人不到庭，不應訴是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不應受法律的干預。

5、就執行程序而言

民事訴訟法216條規定：「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當事人必須履行，一方拒絕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也可以由審判員移送執行員執行。」民事訴訟法賦予人民法院依職權主動提出啟動執行程序的權利在涉及到公民生活急需的「三費」案件時，為確保當事人權益的實現而啟動是沒有問題的，但應把法院依職權移送執行案件的范圍予以明確，以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

6、就裁判對象而言

就裁判對象而言應僅限於當事人的請求。中國現行民訴法既未規定法院判決的事項必須與當事人訴訟請求的事項和范圍相一致，也未規定法院有權越出當事人申請審判的事項及范圍而下判決。教科書對於處分權原則的闡述和判決的解析均未涉及這一問題。但是在實務中脫離原告主張的訴訟請求而為判決的情形卻大量存在。

7、在調解上的處分權問題

1982年試行法中規定；「達成調解協議，必須雙方自願，不得強迫」但在基本原則中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著重進行調解」，而且把對調解制度的認知上升到哲學的高度，用哲學中的事物矛盾性質來分析，並將之稱為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樣造成許多法官在實務中片面追求調解率，強迫當事人接受調解，較為普遍存在的強迫調解嚴重削弱乃至取消了當事人的處分權。

8.承認訴訟請求（認諾）和放棄訴訟請求（舍棄）上處分權問題

現行民事訴訟法第52條雖然規定「原告可以放棄或變更訴訟請求，被告可以承認或者反駁訴訟請求，有權提起反訴。」但對當事人承認或放棄訴訟請求的法律效果卻緘口不提，使其成為只給予權利，不給以保障的一個口號，因而在司法使實踐中必然造成弱化當事人處分權和法院審判權的擴張。
中國民事訴訟法理論和立法從整體上看是以原蘇聯民事訴訟法理論為基礎的，是在國家干預和職權主義觀念指導下形成的，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意識環境相照應的，有極強的時代色彩。而今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意識、法律觀念等都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民事訴訟理論對民事訴訟實務的指導，同樣也必須與發展的社會相適應，否則就會成為民事訴訟體制發展的桎梏，妨礙民事糾紛的公正解決以及社會普遍公正的實現。在不斷變化的社會大背景下，現有的民事訴訟理論和立法逐步凸現出與當前民事紛爭解決現實不相一致的缺陷，因為現行的民事訴訟和民事理論體系有著深刻的「蘇式」烙印，在結構上是以職權主義為理念框架，以國家干預為指導的，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事訴訟質的規定性具有「不柔和性」。要實現中國傳統民事訴訟理論體系的轉化，首先要以適應市場經濟社會背景下民事訴訟規定性的當事人主義理念框架取代職權主義的理念框架，而實現這種轉變的具體方法是還原體現當事人主義核質的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而不是僅將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作為空洞的，沒有約束力的只有單純象徵意義的規范。因而強化和完善處分原則對中國確立當事人主義的理念框架和建立與中國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事訴訟制度是有重要價值的。一方面，《民事訴訟法》中還保留了許多職權干預的制度性規定，另一方面，人們的觀念中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處分原則的真正價值，受傳統審判觀念的影響，實務中當事人的處分權總是受到法院審判權的隨意干涉。因而還很難契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事訴訟制度的內在要求。例如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起訴制度、撤訴制度、申訴制度、應訴權問題、執行程序啟動問題，裁判對象問題，調解問題、承認或放棄訴訟請求的問題上處分原則的精神都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和落實，處分權與審判權的關系嚴重失衡。在現代法治國家，為防範權利濫用和權利腐敗，任何國家權利的設定和運作都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處分權的存在則構成了對審判權的合理制約。然而由於人民法院在訴訟法律關系中所處的主導地位，當事人的處分權在訴訟中能否得以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官能否正確對待當事人的處分行為，如果審判權過於膨脹，不當侵入了那些本應由當事人自由處分的界域，當事人的處分權將化為烏有。正確處理審判權與處分權的關系是將訴訟中的權利在當事人和法院之間重新分配，以達到權利互相制衡的理想狀態。在適當的時候審判權對當事人的處分權給予合理的指導，監督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