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59tiao

『壹』 請教刑法、刑罰相關問題

刑罰是刑法規定的由國家審判機關依法對犯罪分子適用的限制或剝奪其某種權益的強制性制裁方法。以某種刑罰方法是只能單獨適用還是既可以單獨適用還是附加適用為標准，刑罰方法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兩類。
一、主刑
主刑，又稱基本刑，是指對犯罪分子適用的主要刑罰方法。主刑的特點是只能獨立適用，不能附加適用。對一個罪只能適用一個主刑，不能同時適用兩個或兩個以上主刑。主刑可分為五種，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
⒈管制
管制是指由人民法院判決，對犯罪分子不予關押改造，但限制其一定自由，在公安機關管束和群眾監督下進行勞動改造的刑罰方法，是刑罰主刑中量刑最輕的一種。管制是我國的獨創，其主要特點在於對犯罪分子不實行關押，犯罪人在社會上處於相對的自由狀態，但是限制其一定的活動范圍。
管制的刑期。根據《刑法》第38條和第69條的規定，管制的期限為3個月以上2年以下，數罪並罰時不得超過3年。又根據《刑法》第41條的規定，管制的期限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1日折抵刑期2日，剩餘日期為實際執行管制的日期。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勞動中應當同工同酬。
管制的執行。根據《刑法》第39條的規定，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應當遵守下列規定：⑴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⑵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行使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的權利；⑶按照執行機關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⑷遵守執行機關關於會客的規定；⑸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執行機關批准。對於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勞動中應當同工同酬。
根據《刑法》第38條的規定，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執行。根據《刑法》第40條的規定，管制執行期滿，執行機關應當向本人和其所在單位或者居住地群眾宣布解除管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還應當同時宣布恢復政治權利。
⒉拘役
拘役是指短期剝奪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就近實行強制勞動改造的刑罰方法。 拘役屬於短期自由刑，在我國主刑中，介於管制與有期徒刑之間。其特點在於雖然剝奪犯罪人人身自由，但相對於有期徒刑來說刑期很短。這既是懲罰犯罪的需要，也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具體體現。
拘役的刑期。根據《刑法》第42條和第69條的規定，拘役期限為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數罪並罰時不得超過1年。根據《刑法》第44條的規定，拘役的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宣判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1日折抵刑期1日。被判處拘役的犯罪分子享受一定的待遇。根據《刑法》第43條的規定，在刑期執行期間，刑法還規定準許其每月回家與親人團聚1至2天；參加勞動的，可以酌量發給報酬。
拘役的執行。根據《刑法》第43條第1款的規定，被判處拘役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就近執行。所謂就近執行，是指由犯罪分子所在地的縣、市或市轄區的公安機關設置的拘役所執行；尚未建立拘役所的，放在就近的監獄執行；遠離監獄的公安機關，可以放在看守所執行。
拘役與刑事拘留、行政拘留雖然都是短期剝奪自由的強制方法，但它們之間有明顯區別：⑴性質不同。拘役是刑罰方法；刑事拘留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強制措施，行政拘留屬於治安行政措施。⑵適用對象不同。拘役適用於犯罪分子；刑事拘留適用於具有法律規定的 7 種情形之一，即罪該逮捕的現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行政拘留適用於違反治安管理法規，尚未構成犯罪的違法分子。⑶適用機關不同。拘役由人民法院適用；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由公安機關適用。⑷法律依據不同。拘役是根據《刑法》適用；刑事拘留根據《刑事訴訟法》適用；行政拘留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適用。
⒊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指剝奪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並強制其進行勞動並接受教育的刑罰方法。在我國刑罰體系中，有期徒刑是適用范圍最廣泛的一種刑罰。
有期徒刑的刑期。根據《刑法》第45條和50條的規定，有期徒刑的刑期為6個月以上15年以下，數罪並罰時最高不得超過20年。根據《刑法》第47條的規定，有期徒刑的刑期，從判決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前先行羈押的，其羈押1日可折抵刑期1日。
有期徒刑的執行。根據《刑法》第46條的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監獄或者其他場所執行。監獄是成年犯的執行場所；所謂其他執行場所，是指未成年犯管教所，即被判處有期徒刑送交執行時不滿 18 周歲的未成年犯的專門執行場所。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押送監獄執行刑罰，凡有勞動能力的，都應當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和改造。
有期徒刑與拘役雖然都屬於剝奪自由刑，但二者存在以下區別：⑴執行場所不同。有期徒刑主要在監獄或其他執行場所執行；拘役是由公安機關就近執行。⑵執行機關不同。有期徒刑的執行機關是監獄管理機關；拘役的執行機關是公安機關。⑶刑期不同。有期徒刑的刑期長、起點高、幅度大；拘役的刑期短、起點低、幅度小。⑷待遇不同。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凡有勞動能力的強制其參加勞動，不享受每月可以回家的待遇。被判處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參加勞動的，還可以酌量發給報酬。⑸法律後果不同。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以後，在 5 年之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構成累犯，從重處罰；對被判處拘役的犯罪分子則不存在構成累犯的問題。
⒋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是指剝奪犯罪分子的終身自由，強制其參加勞動並接受教育改造的刑罰方法。它是僅次於死刑的一種嚴厲的刑罰方法。對於罪行嚴重、需要與社會永久隔離、但又不必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適用無期徒刑，既能有效地打擊犯罪，又能更好地貫徹少殺政策，縮小死刑的適用面。
由於無期徒刑無刑期可言，因此判決執行前先行羈押的時間不存在折抵刑期的問題。根據《刑法》第57條的規定，對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而且也不存在刑期折抵問題。
無期徒刑是剝奪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方法，它與有期徒刑相比，有重大區別：⑴期限不同。無期徒刑是剝奪終身自由；有期徒刑則是剝奪一定期限的自由。⑵嚴厲程度不同。無期徒刑是介於有期徒刑和死刑之間的刑罰方法，它重於有期徒刑而輕於死刑；有期徒刑是介於拘役和無期徒刑之間的刑罰方法，它重於拘役而輕於無期徒刑。⑶適用對象不同。無期徒刑只適用於罪行嚴重的罪犯；有期徒刑既適用於罪行較重的罪犯，也適用於罪行較輕的罪犯。⑷適用時其他規定不同。對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而且不存在刑期折抵問題；對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一定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且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日期可以折抵刑期。
⒌死刑
死刑又稱生命刑，是指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因為它是最嚴厲的刑罰方法，所以又稱極刑。
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限製表現在以下規定：
一適用條件的限制規定。《刑法》第48條第1款前半段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所謂「罪行極其嚴重」，是指犯罪的性質極其嚴重和犯罪的情節極其嚴重的統一。缺少二者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適用死刑。其中，犯罪的性質極其嚴重是適用死刑的前提，而犯罪的情節極其嚴重是適用死刑的關鍵。犯罪的性質是否極其嚴重，應該根據刑法分則關於具體犯罪的法定刑來確定。凡是刑法分則的有關條文規定了死刑的犯罪，均屬於性質極其嚴重的犯罪。犯罪的情節是否極其嚴重，應從犯罪的手段、犯罪的後果、犯罪的動機等方面予以判斷。犯罪的手段極其殘忍，犯罪的後果極其嚴重，犯罪的動機極其卑鄙的，應認定為犯罪情節極其嚴重。
二適用對象的限制規定。《刑法》第49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犯罪的時候是否已滿18周歲，是決定能否適用死刑的年齡界限。「犯罪的時候」是指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的時候；如果行為出現持續或連續狀態，則指行為結束的時候。
所謂不適用死刑，是指不能判處死刑，而不是暫不執行死刑，待年滿18周歲以後再執行；不能判處死刑包括不能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三適用程序的限制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第20條的規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進行一審。《刑法》第 48 條第 2 款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四執行制度的限制規定。《刑法》第48條第1款規定：「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的同時宣告緩期兩年執行」。這就是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簡稱死緩制度。死緩制度是我國刑法的獨創。死緩不是獨立的刑種，而是死刑的一種執行制度。它既保證了對罪行極為嚴重的犯罪分子的威懾，又大大減少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范圍。
二附加刑
附加刑，也稱從刑。是指補充主刑適用的刑罰方法。附加刑的特點是既可以附加刑適用，又能獨立適用，附加適用時，可以同時適用兩個以上附加刑。附加刑可分為三種：罰金、沒收財產和剝奪政治權利。另外，《刑法》第 35 條規定：「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這一規定表明，驅逐出境也是一種附加刑。
⒈罰金
罰金是指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
罰金的適用對象。罰金主要適用於貪財圖利或與財產犯罪有關的犯罪，同時也適用於少數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如妨害公務罪、盜伐林木罪等。對於追求不法經濟利益的犯罪分子判處罰金，予以一定數額金錢的剝奪，既能起到更現實的懲罰和教育的作用，又可以從經濟上剝奪其繼續進行犯罪活動的物質條件，預防其再次犯罪。因此，刑法分則規定的罰金適用范圍較為廣泛。
罰金的執行機關。罰金由人民法院執行。
罰金屬於刑罰方法中的財產刑。它不同與行政罰款。二者區別在於：⑴性質不同。罰金是刑罰方法；罰款是行政處罰。⑵適用對象不同。罰金適用於觸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和犯罪
的單位；罰款適用於不構成犯罪的一般違法分子和違法的單位。⑶適用機關不同。罰金只能由法院依照刑法的規定適用；而罰款則由公安機關和海關、稅務、工商行政管理等有關部門依照有關法規的規定適用。
⒉剝奪政治權利
剝奪政治權利是指剝奪犯罪分子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活動權利的刑罰方法。
剝奪政治權利的內容。根據《刑法》第54條的規定，剝奪政治權利是剝奪下列權利：⑴選舉權和被選舉權；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的權利；⑶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⑷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
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根據《刑法》第55條、57條的規定，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有以下四種情況：⑴獨立適用，或者當主刑為拘役、有期徒刑時，其刑期為1年以上5年以下。⑵判處管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與管制的期限相等。⑶對於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應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⑷死刑緩期執行減為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時，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刑期減為 3年以上10年以下。
剝奪政治權利的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由公安機關執行。根據《刑法》第58條第2款的規定，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監督管理的規定，服從監督，不得行使《刑法》第 54 條規定的各項權利。
⒊沒收財產
沒收財產是指將犯罪分子個人所有財產的一部或者全部強制無償地收歸國有的刑罰方法。
沒收財產的范圍。根據《刑法》第59條規定，沒收財產的范圍僅限於犯罪分子個人所有財產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沒收全部財產時，應當對犯罪分子個人及其扶養的家屬保留必需的生活費用。在判處沒收財產時，不得沒收屬於犯罪分子家屬所有或應有的財產。
沒收財產的執行。沒收財產一般由人民法院執行，必要時可以會同公安機關執行。
沒收財產與罰金的相同之處較多，雖然同屬於財產刑，但也存在以下區別：⑴在內容上，罰金是剝奪犯罪分子一定數額的金錢；而沒收財產是剝奪犯罪分子個人所有的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既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其他財物。⑵在適用對象上，罰金適用於情節較輕的貪利型犯罪，如偷稅、假冒商標等；而沒收財產適用於嚴重犯罪，如危害國家安全罪及其他嚴重貪利犯罪。⑶在執行上，罰金可以分幾次繳納，還可以在犯罪人遭遇災禍，繳納有困難時酌情減免；而沒收財產只能一次性沒收，不存在分期執行或減免的問題。
⒋驅逐出境
驅逐出境，是指強迫犯罪的外國人離開中國國（邊）境的刑罰方法。根據《刑法》第35條的規定，驅逐出境只適用於犯罪的外國人，包括具有外國國籍的人和無國籍的人。因此它不具有普遍適用的性質，故而刑法沒有將其列在一般附加刑的種類之中，而是作了專條規定。實際上，驅逐出境是一種附加刑，是一種特殊的附加刑。
刑法中的驅逐出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30條規定的驅逐出境，雖然都是對在我國境內的外國人的處罰，但二者有原則的區別，主要表現為：
⑴處罰的性質不同。前者是一種刑事處罰，適用於在我國境內犯罪的外國人。後者是一種行政處罰，適用於違反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有關規定並且情節嚴重的外國人。
⑵適用的機關和程序不同。作為刑罰方法的驅逐出境，由法院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進行判決。作為行政處罰的驅逐出境，由地方公安機關依照有關規定的程序報告公安部，由公安部作出決定。
⑶執行的時間不同。法院判決的驅逐出境，獨立適用時，從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執行；附加適用時，從主刑執行完畢之日起執行。公安機關處理的驅逐出境，在公安部作出決定後立即執行。

『貳』 刑事訴訟法59條怎麼理解的

法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是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規定。如果檢察院要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證明，不能證明的，檢察院可以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等出庭說明情況。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叄』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五條內容是什"

第三百六十五條 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應當在判決書中寫明內名稱、金額、數量、存容放地點及其處理方式等。涉案財物較多，不宜在判決主文中詳細列明的，可以附清單。

涉案財物未隨案移送的，應當在判決書中寫明，並寫明由查封、扣押、凍結機關負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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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警察法規定在例行檢查的時候可以隨便搜身嗎

是可以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九條規定，警察是可以當場盤問、檢查被盤問人的證件、人身和隨身攜帶的物品的。被盤問人應當配合，無正當理由不配合的，警察可以強制盤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公安機關對與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可以進行檢查。檢查時，人民警察不得少於二人，並應當出示工作證件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開具的檢查證明文件。

對確有必要立即進行檢查的，人民警察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當場檢查，但檢查公民住所應當出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開具的檢查證明文件。

(4)刑事訴訟法59tiao擴展閱讀：

警察抓錯人需要負的責任：

應當道歉，並且進行經濟賠償。否則就向公安局警務督察處反映。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有下列違法行政職權行為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對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沒有事實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拘留的，作出拘留決定的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在調查的這段時間內他肯定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這也是國家賠償的主要原因。

1、僅採取拘留或者逮捕等已採取強制措施系違法措施才賠償；

2、如當事人故意隱瞞案情，或故意謊報案情的不屬違法；

3、賠償按照當地日工資X天數。

警察抓人流程

抓人，或逮捕，逮捕是需要一定條件的。

對於有證據證明存在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的刑罰、採取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才可實施逮捕，並且以上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憲法第37條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行。

逮捕的決定權或批准權屬於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

逮捕犯罪嫌疑人，一律由公安機關執行，公安機關在接到執行逮捕的通知後，必須立即執行，並將執行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在執行逮捕時，必須出示逮捕證，被逮捕人簽名或按手印。

『伍』 「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這句話什麼意思

意思是如果沒有經過人民檢察院或者法院批准，公安機關不能逮捕任何公民，如果人民檢察院和法院批准了，那麼只有公安機關才可以執行逮捕決定。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如下：

1、第三條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2、第七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

3、第八十條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行。

(5)刑事訴訟法59tiao擴展閱讀

1、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檢察長決定。重大案件應當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2、人民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的案件進行審查後，應當根據情況分別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對於批准逮捕的決定，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執行，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於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說明理由，需要補充偵查的，應當同時通知公安機關。

3、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4、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的七日以內，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於需要繼續偵查，並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陸』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柒』 逮捕 拘留 羈押 分別是什麼意思

逮捕、拘留、羈押是三種行政或刑事控制手段，其區別如下：

羈押：在我國，羈押基本上是一種逮捕、拘留決定以後的，依附於拘留、逮捕的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當然狀態，不是一種獨立的強制措施。羈押的場所包括：監獄、看守所、拘留所、留置室。留置室不是專門的羈押場所，它可以是派出所的一個屋子，也可以是刑警隊的一個屋子，是隨意的一個屋子，也就是偵查、盤問階段完全由偵查人員自行來控制。

逮捕：逮捕是檢察院、法院批准或決定，公安機關執行的，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時間內完全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逮捕是刑事訴訟強制措施中最嚴厲的一種，它不僅剝奪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而且逮捕後除發現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和符合變更強制措施條件的以外，對被逮捕人的羈押期間一般要到人民法院判決生效為止。正確、及時地使用逮捕措施，可以發揮其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串供、毀滅或者偽造證據、自殺、逃跑或繼續犯罪，有助於全面收集證據、查明案情、證實犯罪，保證偵查、起訴、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

刑事拘留：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在偵查過程中，遇到法定的緊急情況時，對於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採取的臨時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強制方法，是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刑事拘留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拘留的對象是現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現行犯是指正在實施犯罪的人，重大嫌疑分子是指有證據證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

『捌』 刑訴法59條是什麼

刑事訴訟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根據1996年3月17日第回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答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根據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第五十九條 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