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96年版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最新修正版是哪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4號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專1996年3月17日第八屆全國人屬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修正 1996年3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64號公布 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2. 刑訴法96條的內容是什麼

【法律分析】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是關於強制措施的撤銷與變更的規定，法律原文如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公安機關釋放被逮捕的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應當通知原批準的人民檢察院。本條是關於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規定。
為了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確保偵查工作的正常進行，本法賦予了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和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被聘請的律師還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偵查人員在訊問中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律師。為了保守國家秘密，凡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要求聘請律師，律師要求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涉及國家秘密，是指案情或案件性質與國家秘密有關。偵查人員不得以保密為借口，任意剝奪犯罪嫌疑人和律師的權利。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九十六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公安機關釋放被逮捕的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應當通知原批準的人民檢察院。

3. 2012年刑訴法與1996年刑訴法年哪幾塊大的方面進行了修改

1、強制措施
2、辯護制度
3、簡易程序
4、證據規則
5、特殊程序

4. 96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到底修改了哪些內容

一、增加一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二、將《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三、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増加一款，作為第三款:「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

四、増加一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場所派駐值班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

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由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法律幫助。「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約見值班律師，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約見值班律師提供便利。

五、將第《刑事訴訟法》三十七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第三款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査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

六、將《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

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査的，經上一級公安機關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

七、將《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一條，増加一款，作為第二款:「批准或者決定逮捕，應當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質、情節，認罪認罰等情況，作為是否可能發生社會危險性的考慮因素。」

八、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六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修改為「（一）「偵查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對於刑事案件，依照法律進行的收集證據、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性措施」。

九、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八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二款修改為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和認罪認罰的法律規定。

十、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査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十一、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増加一款，作 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的，應當記錄在案，隨案移送並在起訴意見書中寫明有關情況。」

十二、増加一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人民檢察院對於監 察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監察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審査。人民檢察院經審査，認為需要補充核實的，應當退回監察機關補充調査，必要時可以自行補充偵查。

對於監察機關移送起訴的已採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動解除。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拘留後的十日以內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人民檢察院決定採取強制措施的期間不計入審査起訴期限。」

十三、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九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對於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十五日。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應當在十日以內作出決定，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十五日。

十四、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審査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並記錄在案。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告知其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規定，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對下列事項的意見，並記錄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實、罪名及適用的法律規定；

（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從寬處罰的建議；

（三.）認罪認罰後案件審理適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聽取意見的事項。

人民檢察院依照前兩款規定聽取值班律師意見的，應當提前為值班律師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必要的便利。

十五、增加一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犯罪嫌疑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有異議的；

（三.）其他不需要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情形。」

十六、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六條，増加一款作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並隨案移送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

十七、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應當同時對偵查中査封扣押、凍結的財物解除査封、扣押、凍結。

對被不起訴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處分或者需要沒收其違法所得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提出檢察意見，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有關主管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

十八、第二編第三章增加一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犯罪嫌疑人自願如實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公安機關可以撤銷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可以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不起訴。

根據前款規定不起訴或者撇銷案件的，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及時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作出處理。」

十九、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三條，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三人或者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但是基層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可以7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三人或者七人組成合議庭進「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至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

人民法院審判上訴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三人或者五人組成合議庭進行。

合議庭的成員人數應當是單數。

二十、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條，増加一款，作 為第二款:「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審判長應當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規定，審査認罪認罰的自願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

二十一、増加一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對於認罪認罰案 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採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

（二）被告人違背意願認罪認罰的；

（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後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

二十二、第三編第二章増加一節，作為《刑事訴訟法》第四節:

第四節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二條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認罪認罰並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的時侯，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三）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罪名、量刑建議或者適用速裁程序有異議的；

（五）被告人與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沒有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等事項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的；

（六）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四條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不受本章第節規定的送達期限的限制，一般不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但在判決宣告前應當聽取辯護人的意見和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意見。

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應當當庭宣判。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受理後十日以內審結；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十五日。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有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違背意願認罪認罰、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或者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情形的，應當按照本章第一節或者第三節的規定重新審理。

二十三、將《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一條，第二款修 改為:「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死刑緩期執行期滿，應當予以減刑的，由執行機關提出書面意見，報請高級人民法院裁定。

如果故意犯罪，情節惡劣，查證屬實，應當執行死刑的，由高級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對於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二十四、將《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改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修改為:被判處罰金的罪犯，期滿不繳納的，人民法院應當強制繳納；如果由於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等原因繳納確實有困難的，經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繳納、酌情減少或者免除。

二十五、第五編增加一章，作為第三章

第三章缺席審判程序

「第二百九十一條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時進行審判，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畢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移送起訴，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

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人民法院進行審査後，對於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符合缺席審判程序適用條件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

前款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離境前居住地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二條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或者外交途徑提出的司法協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許的其他方式，將傳票和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

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後，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並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作出處理。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三.條人民法院缺席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可以代為委託辯護人。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人民法院應當將判決書送達被告人及其近親屬、辯護人。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不服判決的，有權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辯護人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同意，可以提出上訴。

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的判決確有錯誤的，應當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五條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自動投案或者被抓獲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理。

「罪犯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後到案的，人民法院應當將罪犯交付執行刑罰。交付執行刑罰前，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罪犯有權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罪犯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理。

依照生效判決、裁定對罪犯的財產進行的處理確有錯誤的，應當予以返還、賠償。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六條因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無法出庭，中止審理超過六個月，被告人仍無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申請或者同意恢復審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況下缺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七條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止審理，但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無罪，人民法院經缺席審理確認無罪的，應當依法作出判決。

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

二十六、將《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改為第三百零八條，修改為:「軍隊保衛部門對軍隊內部發生的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

中國海警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對海上發生的刑事案件行使偵査權。

對罪犯在監獄內犯罪的案件由監獄進行偵查。

軍隊保衛部門、中國海警局、監獄辦理刑事案件，適用本法的有關規定。

刑事訴訟法的有關章節及條文序號，根據本決定作相應調整。

本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根據本決定作相應修改重新公布。

5. 1996年為什麼要修改《刑事訴訟法》

1.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對刑事訴訟法制定宗旨的規定是:「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考慮到「人民」在我國是一個政治范疇，在外延上不包括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訴訟法要保護的是包括涉嫌嚴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權利。同時考慮到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目標，《建議稿》將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修改為「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2.進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關於程序法定原則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根據法治國家的授權原則，並特別考慮到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進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則的重要內容，《建議稿》將程序法定原則獨立作為一條，並分兩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許可權。」「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訴訟行為，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違法的輕重程度及結果情況，決定違法行為是否有效。」 3.將人民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造為無罪推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之基石，《建議稿》第十條第一款根據國際社會的通行表述，將無罪推定原則表述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確定有罪之前，任何人應當被推定為無罪。」此外，為了保證無罪推定原則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於被追訴人處理的精神在實踐中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和落實，該條第二款還規定:「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按無罪處理;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輕的，按罪輕處理。」 4.增加規定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是現代公法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被譽為公法的「帝王條款」。在刑事訴訟中，比例原則的確立對於合理劃分國家權力與公民個人權利的界限，防範國家權力濫用，保護公民個人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建議稿》增加規定了此原則，並將其表述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實施強制性訴訟行為，應當嚴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並與所追究罪行的嚴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相適應。」 5.增加規定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基於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對於防止刑訊逼供、保護被追訴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並考慮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這一原則的規定，《建議稿》第十二條確立了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於自己的陳述。」至於此原則是否包含沉默權，可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解讀。 6.增加規定刑事和解原則。考慮到刑事和解制度既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又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復性司法在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趨勢，《建議稿》在第二十條將刑事和解作為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願，並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7.增加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鑒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禁止雙重危險規則)在保障人權、維護司法權威和裁判穩定性方面的重要意義，考慮到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重復追訴之現實，結合國際社會一事不再理原則相對化的發展趨勢，《建議稿》第二十一條確立了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後，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再次受到起訴和審判，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8.增加規定國際法優先原則。鑒於我國已經簽署和批準的國際公約都規定了不少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內容;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與這些國際公約的規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異。為此，《建議稿》參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條增加規定了國際法優先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本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不同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9.增加規定未成年人特別保護原則。考慮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發展的狀況，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訴人的特別保護對於保障人權以及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建議稿》第二十三條將未成年人特別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規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10.完善辮護人的職責。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關於辯護人職責的規定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在辯護的內涵上對程序性辯護體現不夠;二是過分強調了辯護人有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針對這兩個問題，《建議稿》第五十四條將辯護人的職責修改為:「辯護人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以及維護其訴訟權利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11.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盡管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的幫助，但是沒有明確賦予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從而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順。為此，《建議稿》明確規定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12.通過加強保障辯護人閱卷權的方式解決辯護方的知情權。針對現行刑事訴訟法造成的司法實踐中律師閱卷難的突出問題，《建議稿》結合實際，不明確規定證據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時間，另一方面擴大了辯護人閱卷的范圍。《建議稿》第五十五條規定:「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國家秘密外，可以查閱、摘抄、復制犯罪嫌疑人的陳述筆錄、技術性鑒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訴訟文書。」「自審查起訴之日起十日後至一審判決前，辯護律師有權到檢察機關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再審程序中，辯護律師有權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當為辯護人依法查閱、摘抄、復制案件材料提供條件和便利。」

6. 刑事訴訟法96條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是關於強制措施的撤銷與變更的規定，法專律原文屬如下：
第九十六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公安機關釋放被逮捕的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應當通知原批準的人民檢察院。

7. 96年以後有沒有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

我國現行刑法為1997年開始實施的；先後頒布過7個刑法修正案；至於整部刑法典的修改，似乎尚未進入立法日程。

8.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9. 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前把犯罪嫌疑人叫什麼

你好：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前公安機關從立案、偵查、刑拘、回逮捕、預審提請起答訴意見等法律文書的製作以及刑事訴訟活動中將犯罪嫌疑人統稱叫（人犯）。

在法審判期間叫被告人，有罪判刑後叫罪犯。和現在叫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