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的結構

Ⅰ 刑事訴訟的結構簡介

我國刑事訴訟形成了以法院判決為中心，檢察機關干預公安機關偵查，提請法院審判，人民法院和公安機關很少聯系的直線型結構。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處於相對重要的地位，權力強大，影響控制著刑事訴訟後面的每一個環節。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各方面活動都會受到公安機關的直接或間接影響，而他們對抗公安機關的手段、措施卻相對較少。公安機關擁有的權力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行政權，按照權力制約理論，行政權應當受到司法權的有效監控，以司法權制約警察權，是人們對警察天然侵犯性進行深刻認識的結果〔8〕。我國的檢察機關擁有的權力廣泛，但過於分散和脆弱，對公安機關缺乏相關的實質性管理手段，法院更是無法對公安機關進行司法控制。這種刑事訴訟構造表面上看公、檢、法三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實質上是以偵查為中心的職權式訴訟模式，目的是加強審前程序，確保偵查活動的順利實施。

我國缺乏偵、檢追訴、司法審查、執行獨立的訴訟結構，現行立法中的許多制度設計也違背控辯平等和「任何人不得為自己法官」的司法原則，由檢察機關指導公安機關偵查，對逮捕行為實行司法審查、執行獨立符合訴訟任務，加大了監督力度，強化了檢察機關的控訴職責，為控辯平等、法官中立創造了條件。這樣完成的三主體(檢察、法院、司法)配偵查(控訴)、審判、執行、預防五職能的刑事訴訟制約結構包括兩方面：一方面要求控訴(偵查)與辯護(無罪推定、不被強迫自證明有罪、律師幫助)平等，保障法院獨立的公正審判；另一方面要求建立檢察（公安）、法院、司法三者之間分工協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多元型結構。總之，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應借鑒現代西方國家好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實現保障人權和懲罰教育犯罪的目的，進一步向科學性、民主化方面邁進。

Ⅱ 什麼是刑法結構

我國目前的刑法大體上只相當於國外刑法中的重罪內容，而國外刑法中的輕罪和違警罪大體對應於我國的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另外，與國外刑法相比，我國刑法還欠缺對保安處分的系統規定。為使我國刑法成為一部完整意義上的刑法典，我認為應對我國刑法結構作比較大的調整，即實現從小刑法到大刑法的轉變，使刑法、勞動教

刑法結構的概念與研究視角

通行的刑法教程或論著，將刑法定義為規定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范，指出了刑法的成分之後即徑直分列犯罪和刑罰兩大部分予以論述，而沒有涉及犯罪與刑罰之間的組合關系。儲槐植教授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他從「成分不等於結構」出發，指出成分相同而成分之間比重（結構）不同會造成事物的不同性質，如同樣有死刑、監禁刑和罰金刑等幾種刑罰方法（成分）存在，但彼此所佔比例不同，會形成重刑結構與輕刑結構的重大差別。[1]

那麼，何謂刑法結構呢？儲先生曾將刑法結構界定為「定罪面與刑罰量的組合形式」。[2]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刑法結構其實就是刑法系統內諸要素的組合形式，即罪與刑的組合，也就是不同數量的搭配。罪的數量即為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數量則是刑罰量的輕重。犯罪圈大小體現為刑事法網的嚴密程度，刑罰量輕重體現為法定刑的苛厲程度。[3]

從罪與刑相應嚴與厲的關繫上，儲先生將罪刑配置分為四種組合，即四種刑法結構：一是不嚴不厲，二是又嚴又厲，三是嚴而不厲，四是厲而不嚴。他認為，又嚴又厲的刑法結構在當今世界並不存在，典型的不嚴不厲似乎也不存在，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大體上屬於嚴而不厲的結構類型，而我國當前的刑法結構基本上算是厲而不嚴。「嚴而不厲」的刑法結構表現為「刑罰輕緩」和「法網嚴密」，「厲而不嚴」的刑法結構則表現為「刑罰苛厲」和「法網不嚴」，後者是刑法機制不暢的內生性原因，我國刑法改革的方向應從「厲而不嚴」轉向「嚴而不厲」。[4]

儲先生關於刑法結構的「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的提法，是他在刑法學界的標志性產品之一，確實帶給人不少啟發。但我認為，儲先生對刑法結構的概念界定和分類還有以下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一是他將刑法系統內的諸要素等同於罪與刑兩個要素，使刑法結構過於簡化，事實上，盡管罪與刑是刑法結構中的兩個關鍵要素，但刑法結構決不只是二者的相互關系和組合形式，它還應當包括刑法典與單行刑法、附屬刑法的協調，以及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行為矯治法（勞動教養法）等的協調，乃至刑法內部各條文之間的協調，這些都是結構的應有之意；二是他將刑法結構分為四類，而實際上他又否認另兩類的存在，結果只剩下「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兩類，但問題是，何謂「嚴」？何謂「厲」？這本身是相對的，難道那些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的刑法結構就都屬「嚴而不厲」型的嗎？它們彼此之間的刑法結構差異又作何解釋呢？三是他將刑法結構主要視為一個宏觀的東西，即是「嚴而不厲」還是「厲而不嚴」，但這似有不夠，還應當從微觀上對刑法結構進行深入研究，如所謂的我國的「厲而不嚴」結構，會不會存在刑罰總的來說偏「厲」、但個別地方卻存在偏輕（特別是罪與罪之間的刑罰不協調）呢？又會不會存在法網總的來說「不嚴」、但個別罪的定罪面又偏嚴（不該設置為犯罪的設置成了犯罪）呢？對我國刑法結構的微觀考察將會發現這些問題確實是存在的。

另外，對刑法結構的研究也不必限於儲先生提出的這一個視角，事實上，它可以有多個視角，如德國學者耶賽克對刑法結構的剖析如下：1、處罰之先決條件（主要指總則之「犯罪論」部分）；2、刑罰和處分；3、具體的構成要件（主要指分則內容）；4、國際刑法（如德國2002年頒布的《執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法律》）；5、附屬刑法（如《麻醉品法》）。[5]我曾經在幾年前的一次刑法學科建設筆談中提出過「立體刑法學」的構想，即刑法學研究要瞻前望後（前瞻犯罪學，後望行刑學）、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訴訟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上下兼顧（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內外結合（對內加強法的適用解釋，對外給解釋設立必要的邊界），[6]其實這也可以作為研究刑法結構的一種思路，即以刑法典為軸心，輻射至：1、「瞻前」，包括實然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和應然上的《犯罪預防法》、《證人保護法》、《被害人保護法》等；「望後」，包括實然上的《監獄法》和應然上的《刑罰執行法》。2、「左看」，包括刑事訴訟法牽涉到的刑法內容；「右盼」，包括各部門法中的附屬刑法規范。3、「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在一些國家，罪刑法定、廢除死刑等重要的刑法問題都被上升到憲法層面，[7] 我國雖然沒有如此做，但對這些問題的闡釋和理解需要藉助於憲法精神；對於我國批準的國際公約，其中涉及國際罪行的，我國刑法總則已規定「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因而也需要有此視野；至於「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則如下文所要說明，這本身就是國外刑法中的內容。4、「內外結合」，在此適宜解讀為「內」為刑法典，「外」為刑法典以外的所有刑法規范，如單行刑法（特別刑法）乃至刑法的立法與司法解釋等「准刑法」。

如果我們把上述儲槐植先生的研究視角視為實質的刑法結構，那麼耶賽克教授和筆者的這類研究視角就可稱為形式的刑法結構。當然，實質的刑法結構和形式的刑法結構並不能截然分開，二者有著內在的聯系，如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勞動教養法與刑法典的關系，表面看是刑法結構的外在形式，但其實也牽涉到「定罪面」和「刑罰量」的界定。不過它們畢竟不是一回事，如某一種法定犯（行政犯）的罪刑相同，但是規定在刑法典里還是規定在刑法典以外的附屬刑法中，這純粹是一個形式的選擇問題。以下論述旨在闡明，刑法結構的形式建設對於理順刑法機制、優化刑法效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Ⅲ 刑事訴訟價值影響一國制定刑事訴訟法的( ),不能直接決定一國採取什麼樣的( )

價值影響目的，目的決定構造。也就是刑事訴訟價值影響一國制定刑事訴訟法的目的，不能直接決定一國採取什麼樣的訴訟構造。

Ⅳ 刑事訴訟法倒三角結構

一、通行理論認為的三角結構

控、辯雙方處於三角形底邊的兩端，表示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內場對控、容辯雙方的紛爭予以裁判。

二、有人提出的，倒三角結構理論

公訴機關與審判機關處在同一水平線上，而被告人處於被控訴和被審判的位置。

這個倒三角理論認為：倒三角結構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任何國家的公訴中必有的，因而它也最高真實地反映了公訴的本質。因為公訴中控、辯雙方的地位並不是平等的，權力(權利)也不是對等的。在公訴的整體結構中，審判機關也不處於『中立』地位，不是與控、辯雙方等距離。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同為國家司法機關，它們分工不同，但任務是共同的。在刑事訴訟中，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約；而審判機關同被告人之間的關系是審判與被審判的關系。

Ⅳ 論述無罪推定原則（從刑事訴訟方面講）

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內涵與價值構造分析

在現代社會中，無罪推定原則不但是一項在國際公約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而且更是相當多國家的一項憲法性原則，已經逐步演變成為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的理論基石。在中國，自強調依法治國以來，無罪推定原則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學術界的諸多同仁抱著科學研究的嚴肅態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且在很多方面已經形成共識。特別是中國政府相繼參加或締結了一些國際人權保障公約，對其中規定無罪推定原則的條款並沒有聲明保留，這標志著中國政府已經接受了這一原則的要求和內容。中國立法機關在其制定並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也從相關的條文中充分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精神，並結合中國的司法實踐大膽進行制度創新，極大地促進了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的立法和司法中的實施，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發展了這一重要原則。然而，在我國學界仍有少數人對無罪推定作為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持否定、批判或疑慮態度，刑事訴訟立法反映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尚不充分，司法實踐對無罪推定原則的理解有待於進一步提高，這與中國已經簽署並將要批准實施的情況不相協調。因此，僅僅說明無罪推定是目前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文化現象還是遠遠不夠的。只有澄清有關問題，才能消除加諸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否定、批判或疑慮態度，從而確保無罪推定原則的貫徹和落實，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司法現代化進程。
一、 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內涵
盡管無罪推定原則已經成為現代各國刑事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標准之一，但對其基本內涵，學術界的認識並未一致，在以往的討論中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1、有學者認為，無罪推定即是指：在刑事訴訟進行過程中，司法人員對刑事被告人有一種無罪的認識；在這種認識基礎上進行追究被告人刑事訴訟的活動。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無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對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員在刑事被告人一經確定，即主觀地認定其是罪犯，其訴訟活動都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的，那麼，無罪推定當然應是與之相反。然而，無罪推定盡管與有罪推定存在著這種對立，兩者還是有一致之處，即都是在刑事訴訟進行過程中，而不是在結束之時（判決後），在刑事案件事實尚未搞清、沒有充分確鑿的證據條件下，對刑事被告人有罪與否的一種主觀認識。同時，無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於科學研究中的假設，因為假設並不是主觀認定，而只是一種研究方法；也不同於法律中常有的根據已知事實對未知事實的推定，因為這種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審判中才有意義，並不作用於整個訴訟過程。
2、有學者認為，無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員在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證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不應認定其是罪犯或應認為其是無罪的。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無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以證據定罪。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無罪推定才與有罪推定對立。有罪推定並不是以證據定罪，而是被告人業經指控即被認定為犯罪，或者雖然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也能對刑事被告人定罪。因此，無罪推定既不是一種法律推定，因為法律推定的本質是無證定案；也不是一種主觀認識，因為它並不要求司法人員對被告人有罪與否有一先驗的認識；而是一種法律要求，即對被告人有罪與否，最終應以證據來確定。
3、有學者認為，無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在未經判決以前，應先推定為無罪，這是一種法律擬制。法律擬制的一項重要作用在於，對某些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在無充分確實的證據條件下，確定有無、是非的方法。據此法院可以適時處理該特殊情況。例如對長期下落不明的人宣告「失蹤」或「死亡」等等。當然，這種法律擬制只是一種暫時性的假定，並允許以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推翻。這種法律擬制並不是對司法人員主觀認識的一種要求。正如在無證據證明長期下落不明的人是否「失蹤」或「死亡」時，司法人員對其是否失蹤或死亡的認識與法律擬制無關；無罪推定也只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便宜措施，與司法人員對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認識無關。目前，學術界許多人持這種觀點。
4、還有學者認為，探討無罪推定概念的含義，不能脫離實際情況而憑空作出理論上的結論。他們認為，在探討無罪推定概念時，首先要注意這個詞是外來語，因而首先存在翻譯是否確切的實際問題。他們認為，「無罪推定」的譯法，是不確切的。根據該原則的實際內容和外文原意，應譯為「無罪假定」。其次，「無罪推定」的立法例，應是進行研究時需充分注意的客觀情況。從立法例來看，無罪推定有兩種不同的表述。一種以法國《人權宣言》為代表，即其中第九條規定：「任何人在其被宣告為犯罪人以前，應當假定為無罪」。另一種以義大利憲法為代表，即「被告人在最終定罪之前，不得被認為有罪」。後一種表述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刑事訴訟綱要》中也規定得很明確，即「非經法院判決，任何人不能被認定為犯罪人並受到刑事懲罰」。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推定無罪」和「不能認為有罪」，兩者有著雖然不顯著但卻很重要的差異。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無罪推定原則所引申出的幾項規則，雖然也有爭論，但對其主要的核心內容，基本上無爭議。這些核心內容包括：在被告人有罪無罪、罪輕罪重疑惑不決時，應從有利於被告人作結論；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被告人應有沉默權，其拒絕陳述，不應作為有罪的根據。
我們認為，探討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內涵，除了上述含義的理解外，更應當把握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含義：
1、字面的理解
「無罪推定」一詞是我們直接從日文譯來的，當然，人們並不是將「無罪推定」僅僅作為一個普通詞，而是作為刑事訴訟理論和法律中的一個專門術語來理解的。其核心是對這個術語中「推定」二字的法律含義的理解問題。對此，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法律擬制。即作為法律擬制的「無罪推定」，其含義是：刑事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當被視為無罪的人。然而，把無罪推定理解為是一種法律擬制，仍只不過是從字面上的一種理解。對這種擬制的含義還有不同理解。例如，有人認為其含義並不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當被視為無罪的人」，而應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確定有罪以前，不應被視為罪犯。」但筆者認為，這種對字面含義不同理解的探討，雖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關鍵所在，重要的是考察無罪推定的立法例並探討其字面含義之外的法律意義及其他意義。如果對無罪推定僅從字面含義來理解，將會導致一些荒謬的結論，對此，後文將予進一步地說明。
2、對立法例的理解
就我們所知，「無罪推定」一詞一般並不直接見諸於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刑訴法律文件中，所能見到的只是被人們認為屬於「無罪推定」的表述的立法例。例如，前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1978年
6月16日的決議中的一段：被告人（受審人）在其罪責未依法定程序被證明並被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所確定以前，被視為無罪。又如，南斯拉夫聯邦刑訴法第3條規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確定以前，不認為是刑事犯罪人。著名的法國《人權宣言》（1789年）則在第9條規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當被假定無罪。義大利則在其1947年的憲法第27條規定：被告人在最終定罪以前，不得認為有罪。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86條規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享有盡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當然，也有對其更進一步的闡述。如在尊奉判例為法律淵源的美國，其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在斯塔克訴博伊爾一案中的贊成意見里說：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傳統自由權利，就不允許妨礙其辯護的准備工作，並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懲罰。這一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不然，經過多年的斗爭所獲得的無罪推定，將失去其意義
。至於國際人權公約，不論是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還是《歐洲人權公約》等，則在規定無罪推定的條款中，均將「公正審判」、「辯護權」等內容同時作了相應規定。因此，從有關立法例來看，無罪推定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則，而是與保障司法公正、刑事被告人的權利的訴訟規則緊密聯系的原則。從有關無罪推定的判例來看，這一特點更加明顯。例如，在歐洲人權法院有關無罪推定的判例中，就將剝奪辯護權的情況，法庭審判時的偏袒，對被告人的刑事羈押時間過長等，均作為對歐洲人權公約有關無罪推定的違反來處理。

通過對有關立法例的考察，對無罪推定的理解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突破了字面理解的局限：
第一，無罪推定的上述立法例表明，對這個法律術語的各種字面理解，實際上不過是某些立法例的翻版；而「無罪推定」一詞，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有關立法例所表述的法律規定的簡稱。
第二，無罪推定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是一種具有世界性普遍意義的法律文化現象。1966年通過並於1976年生效的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
得到了世界各國廣泛承認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
第三，對「無罪推定」的字面理解較之立法例的實際情況，更為抽象、貧乏。就立法例來看，無罪推定原則的內容，更為具體廣泛；並且，還表現其不僅是一項孤立的法律原則，而且與刑事訴訟中的其他法律規定有密切關系。就內容而言，如前面曾引證的前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決議對無罪推定的表述中，就包含有「經法定程序證明」、「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所確認」等項內容，而這是字面理解無法包含的；又如，1982年的加拿大憲法第11條第4項規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獨立的不偏袒的法庭舉行公平的公開審判中，根據法律證明有罪之前，應推定無罪。其所包含的內容也超出了字面理解的內容。就與其他法律規定的關系而言，如聯合國大會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1項的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視為無罪，審判時並須予以答辯上所需之一切保障。而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規定無罪推定的第2款之前和之後的相關款項中，則規定了與無罪推定相關的更為廣泛的有利於保障公正審判、被告人權利的內容。
通過對無罪推定的有關立法例的考察，一方面，使我們突破了對該項原則的字面理解，因而使理解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提出了更多的問題。例如，無罪推定究竟包含哪些內容，該原則與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著怎樣的聯系；該原則為什麼會成為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法律文化現象，等等。只有對這些問題展開深入的研究，才能對無罪推定的含義有一個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3、對無罪推定的性質的理解
對一事物性質的正確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將其置於與他事物的聯系中加以考察。要理解無罪推定的性質，就有必要搞清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的關系及其他有關的問題。為此，先澄清如下兩個事實：
第一，有罪推定並不象無罪推定那樣，有明確的立法例可資證明。「有罪推定」，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人們對封建專制下的刑訴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現象所作的原則性歸納。該原則的含義是：任何被指控為犯罪的人，被假定為有罪，可以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而將其直接宣告為罪犯或作為罪犯對待；或者，雖經司法程序才將刑事被告人宣告為罪犯，但這種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為基礎而設立並進行的。人們對有罪推定的這一原則性歸納，主要針對的是封建專制下刑事訴訟制度中的這樣一些現象：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不經其他司法程序而被法院或其他有權作出判決的機關確定為罪犯，或象對罪犯那樣可加之以刑罰；被告人是訴訟客體，不僅沒有辯護權等各項訴訟權利，而且可以對其長期甚至無限期關押；缺乏公開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刑事訴訟實現客觀、公正地適用法律；被告人的口供是證據之王，可用刑訊逼供等既不人道又不科學的方式獲取，等等。
第二，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在反封建斗爭中，針對其專制野蠻的有罪推定刑訴制度而提出的。無罪推定從其被資產階級提出開始，就不是一項孤立的原則，而是包含著與有罪推定現象相對立的一系列內容。這從貝卡利亞的論述中可以得到說明。被認為最早比較完整地闡述了無罪推定原則的義大利啟蒙法學家切查利·貝卡利亞，在他1764年所著的《論犯罪和刑罰》一書中表述無罪推定時說：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稱為罪犯。而且社會就不能不對他進行保護。如果犯罪行為沒有得到證明，那就不應折磨無罪的人。因為任何人，當他的罪行沒有得到證明時，根據法律他應當被看作無罪的人。當時還僅限於對無罪推定進行理論說明和宣傳。當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就將該原則規定為法律，並進而以此原則的精神為指導，確立了一系列與有罪推定現象相對立的訴訟制度。如被告人具有以辯護權為核心的各項訴訟權利；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應經公正的司法程序；禁止刑訊逼供，並否定以非法方式獲取的口供及其他證據的證據效力；被告人不負舉證責任；對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應有限制條件，等等。
上述兩個事實喻示我們的有兩點。一點是：對無罪推定含義的理解，必須將其置於其對立面——有罪推定的相互關系中加以考慮，並進而將無罪推定不是作為一項孤立的原則，而是與刑訴制度許多方面有密切聯系的具有指導性意義的思想，才能獲得有關這項原則的完整認識。另一點是：正由於無罪推定原則與刑訴制度的許多方面所具有的密切聯系，才使這項原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受到世界多數國家普遍的重視和確認。實際上，無罪推定的思想萌芽早就有了。例如，中國古代社會中就有「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思想
。然而，這一使人振奮的思想火花，畢竟沒能劃破我國數千年封建專制刑事訴訟制度的黑夜，留給我們的是只開花不結果的遺憾。探究起來，除受當時的社會制度制約外，這一無罪推定思想的萌芽，未能貫徹、反映到刑事訴訟制度的有關內容中，也是重要原因。然而，資產階級則不同，他們不僅提出了無罪推定思想，並且將其規定為法律，進而使之貫徹、反映到刑事訴訟制度的有關內容里去。這是其刑事訴訟制度與封建刑事訴訟制度有巨大區別並在許多方面體現出先進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刑事訴訟制度中有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內容，作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確立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參考，與無罪推定原則有密切關系，那麼，世界多數國家在其法律制度中普遍重視和確認無罪推定原則，就不應是令人奇怪的現象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無罪推定」的含義應作這樣的理解：無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經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判決有罪以前，應當被假定為無罪的人；作為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與有罪推定相同，並不是一項孤立的原則，而與刑訴制度諸多方面有密切聯系；這項原則不僅在反封建斗爭中曾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在現代仍是一種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法律文化現象。
二、 無罪推定原則價值構造
作為一項確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則，已經遠遠超越了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法律文化傳統的界限，成為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憲法性原則，並作為民主法治社會的制度性要素充分體現在現代各國刑事訴訟結構之中。由此可見，無罪推定原則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適性，能夠確保刑事訴訟公正性目標的實現，而且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賴以存續和發展的堅實基礎。所以，深入探討其內含的價值構造，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1、無罪推定原則的程序意義
如前所述，作為一項與有罪推定相對立的原則，無罪推定需要在刑訴制度中反映其一系列的要求，這是無可置疑的。然而，無罪推定對刑訴制度具體有什麼要求，這些要求包含哪些內容，在學術理論界卻是一個雖經長期爭論而至今仍眾說紛紜的問題。詳細闡明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所應包含的全部內容，是本文篇幅所無法容納的，但對其中的核心內容的說明，卻是必要而可能的。筆者認為，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含義，該原則對刑訴制度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既然無罪推定意味著被告人在未經判決有罪以前，應被視為無罪的人，那麼，刑訴法律制度應賦予並保障被告人各項訴訟權利，就是其邏輯的必然。世界各國的現代刑訴制度，之所以大都賦予了被告人以辯護權為核心的廣泛訴訟權利，並注重保障其實現這些權利，追本窮源，就因與其肯定無罪推定原則有著必然的聯系。因此可以說，使被告人擺脫訴訟客體的地位，而具有訴訟權利主體的身份，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二，既然無罪推定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需經法律規定的程序，那麼，刑訴法律制度為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而設立公正的訴訟程序並維護其不可違反的尊嚴，就是其應有之義。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需要而設立的公正訴訟程序的含義雖不易確定（因為各種不同司法制度所規定的司法程序繁多，且差異很大），但其中心點是可以確定的，即它與在有罪推定刑訴制度下，司法機關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時普遍存在的司法恣意，是截然相反的，或者說制約司法機關的行為，使其司法活動既有助於實現客觀公正，而又避免對被告人的不公正對待，就是這種程序的基本要求。
第三，無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決前是無罪的人，那麼，在任何具體案件中要推翻這一假定，就必須有充分確鑿的證據；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具體案件中要推翻對被告人的這一假定，提出證據並予以證明的責任應由控訴一方承擔；刑訊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獲取證據應被禁止。對法院來說，這就意味著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應建立在確鑿、充分的證據基礎上，口供不再是證據之王；對被告人來說，既不應承擔自認有罪的義務，而且雖然未能證明自己無罪，但如果控訴人的指控沒有確鑿充分的證據，對其無罪的假定即應轉為判決的依據。
第四，無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決前無罪，那麼，在判決前其不能作為罪犯來對待就應是該原則的必然要求。在現代刑訴中不應將被告人作為罪犯來對待，其中心思想是要求將限制被告人一系列公民權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的訴訟強制措施，應予以嚴格限制，不僅應慎用，而且即使採用了，也應盡早結束這種強制措施，使被告人接受及時審判以確定其最終法律地位，任意關押、長期關押或無限期關押都不能允許。

以上論述表明，無罪推定原則對刑訴制度所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內容，涉及到刑訴制度的各個方面：從被告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到司法機關的職責，從司法程序制度、強制措施制度到證據制度，都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制約。同時，無罪推定的各項要求並不是孤立存在、各不相乾的，而是環環相扣，只有整體運作才能共同實現無罪推定原則。另外，對於刑訴制度中的那些體現無罪推定原則要求的規定，只有將其置於與無罪推定原則的聯系中，才能認識其更深層的意義。
2、無罪推定原則的客觀真實性價值
法律需要反映社會現實及其需要。法律的客觀真實性問題，也就是其反映社會現實及其需要的客觀性及其程度問題。就無罪推定的客觀真實性而言，是與刑事訴訟的客觀現實及其要求相聯系的。對此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刑事訴訟的發生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無犯罪痕跡就不會有刑事訴訟，無犯罪嫌疑人，也就沒有刑事控告。這一事實說明，旨在對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的刑事訴訟，從立案偵查到起訴再到審判，一般都是以公安、司法機關認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為前提的。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如果只從一個角度進行，就容易陷於主觀偏面性，發生差錯。無罪推定的價值體現為，在判決前應假定被告人是無罪的，這就從一個相反的角度對司法機關的認識提出了要求：它要求司法機關在訴訟的各個階段時時注意自己對犯罪事實和刑事被告人的認識，是否有確實、充分的根據，以推翻法律的這種假定。無罪推定正反映了對司法機關提出的防止主觀認識偏面性的客觀要求。
其次，刑事訴訟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與國家的公安、司法機關的對抗。國家司法機關與刑事被告人的對抗，兩者力量對比的懸殊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力量對比的差異不僅由於國家司法機關掌握著被告人不可能擁有的財力、物力、人力和各種專門技術手段等因素而產生，並且由於刑事被告人處於特殊的法律地位，被剝奪或限制了其作為公民而具有的某些權利（如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擴大了。無罪推定原則要求賦予並保障被告人的廣泛訴訟權利，制約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雖然不足以也不可能實現在刑事訴訟中司法機關與被告人力量的對等，但有助於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前述的無罪推定作為一種法律假定，所具有的防止司法機關主觀認識偏面性的功能，因為這種平衡而得到了另一重保障，其現實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再次，刑事訴訟有兩項基本任務，即：發現、揭露、證實犯罪和犯罪人並正確適用法律對之追究刑事責任；與此同時，應保障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無罪推定對於實現這兩項任務，具有不應忽略及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無罪推定要求賦予並保障被告人廣泛的訴訟權利、禁止刑訊逼供等，不僅有助於保障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而且有利於司法機關正確認識案件的客觀情況。
因此，無罪推定原則正是基於刑事訴訟的這種客觀實際情況，為保障公正、准確實現刑事訴訟的任務而必須的，因此，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觀真實性。然而，在某些對無罪推定原則心存疑慮的人看來，刑事訴訟從立案、偵查、起訴到審判，無不是以認為有犯罪存在為前提的，若在判決前假定被告人無罪，則顯然與刑事訴訟的這種實際情況不符。這是將無罪推定原則僅從字面含義上予以理解的結果。這種理解的錯誤在於，如果按照這種理解，那麼，實行無罪推定原則的刑事訴訟，將比實行有罪推定原則的刑事訴訟更愚昧、更野蠻、更落後。因為依據有罪推定原則，追訴犯罪尚且需要以懷疑有犯罪嫌疑為前提，而依據無罪推定原則，追訴犯罪不再需要以懷疑有犯罪嫌疑為前提，任何人因此都將在被認為無罪的前提下受到刑事追訴。如果按照這種對無罪推定原則的理解所得出這種結論，當然是荒謬的。
3、無罪推定原則的社會價值
第一，刑訴制度的民主程度雖然可以體現在許多方面，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有無及廣泛程度，卻是其中最突出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民主總是需要具體表現為人的權利。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是處於中心地位的特殊人物，其訴訟權利的有無及充分與否，當然對刑訴制度民主程度的高低，有決定性意義。無罪推定要求確立被告人為訴訟主體，應具有廣泛的訴訟權利，就表明了它對刑訴制度的民主化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第二，刑事訴訟制度的文明程度雖然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然而，實現刑事訴訟任務的手段的差異，從直觀的意義上說，更鮮明地反映了刑事訴訟制度的文明程度。由於實現刑事訴訟任務的手段不同，人們也能夠並且必然會對其文明程度作出判斷。例如，法西斯時期的刑事訴訟制度因盛行刑訊逼供，就是其被人們視為野蠻的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罪推定要求嚴厲禁止刑訊逼供等野蠻手段來實現刑事訴訟追究犯罪的任務，要求嚴格限制對被告人採取的強制措施等，實際上就是對刑事訴訟制度文明化發展的突出貢獻。
第三，如果說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既要完成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又要注意避免使無辜者受刑事追究，是自刑事訴訟制度出現以後就產生的雙重且往往是矛盾的任務，那麼，如何協調完成這兩項任務就是判明刑事訴訟制度民主與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實行有罪推定的刑事訴訟制度，注重的是完成前一項任務，後一項任務僅僅是前者的附屬物。因此，寧可錯捕錯判有罪，也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被告人，這是實行有罪推定的典型結果。而無罪推定則要求，從刑事訴訟一開始，就應假定被告人是無罪的，因此要求司法機關從認識上，以及在司法程序的設立上，始終注意使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之累。因此，把兩項任務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只要認識到存在錯捕及錯判有罪的可能，就不能捕，不能判有罪，就是實行無罪推定的必然要求。兩種原則對這兩項任務所產生的矛盾的不同處理方式，孰優孰劣，一目瞭然。
應當看到，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與文明程度的高低，並不是簡單的僅以是否實行無罪推定原則來決定，其發展水平還要受到諸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許多方面的因素制約。但是，無罪推定原則必竟為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與文明發展提出了要求、明確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民主與文明進步的積極意義。對中國來說，其積極意義應予以更進一步地肯定。因為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體現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例如，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不僅未明確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而且還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有「應當如實回答」的義務；又如，對於保障和實現辯護權具有重要意義的「先悉權」，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也未能得到充分體現。因此，闡明無罪推定原則的含義，宣傳無罪推定原則的精神，對於推動中國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早日批准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Ⅵ 刑事訴訟法的價值談談我國案件頻發的原因

一、刑事訴訟價值的提出
價值，是指客觀事物對主體的效用或者滿足水平，這一觀點說明了價值存在於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中，其哲學上的意義大都停留在認識論的層面上，而不具有更高的哲學高度的價值。而對刑事訴訟的價值的考量也存在這樣一種局面，對刑事訴訟功利性或者是工具性的價值的關注往往超越了對其本身內在的、固有的價值的研究。
很多學者將刑事訴訟的價值概括為秩序、安全、自由、效益、效率等等，從實然的角度來看，這些的確是刑事訴訟制度所體現的價值之所在，刑事訴訟也往往具有多元性價值的特徵，這是研究任何一種法律價值所首先必須承認的觀點。基於這些價值的抽象性，多數學者更願意以工具（功利）價值和內在（公正）價值來概括刑事訴訟的價值。學者大都認為，英美法系的國家有權利保障或正當程序式的訴訟價值觀，大陸法系的國家則有控制犯罪的訴訟價值觀，因此對刑事訴訟的價值問題的探討存在一個對自由或安全的選擇，一個對目的或手段的選擇，或者是對內在價值和功利價值的選擇。然而，筆者在這里所做的陳述不是要從兩種不同的價值追求中比較孰優孰劣，從而做出一個規范的判斷，而是要試圖從中國的刑事訴訟模式中去探討一些制度上和實務中的缺陷，從而探討中國的刑事訴訟價值中的一些不足之處。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條規定，「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二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這表明了我國的刑事訴訟的目標主要是懲罰犯罪，保障社會秩序，刑事訴訟當然地具有了保障實體法實施的這一工具性價值，在個人權利和國家以及社會的權益的沖突中，國家及社會的利益實為更重要的一面，對實體正義的保障也常是最為重視的一個方面。然而，刑事訴訟的總體目標應當是使國家、社會利益與嫌疑人的利益實現大體的平衡[①]，更何況是在這種個人與國家對抗中個人力量與國家力量存在著天然差距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才是「潛在的有組織的犯罪集團」[②]，刑事訴訟的價值應該不僅局限於作為實體正義的保障，而應還原到其制度設計本身的目的和價值上。因此，刑事訴訟絕不僅是查明事實真相的認識活動，還包含訴訟價值的實現和選擇[③]，刑事訴訟的價值不能簡單地被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割裂開來，筆者只能結合實際地說應該關注的是那些較為我們忽視的內在（公正）價值，即刑事訴訟本身的對程序正義的保障。
二、中國模式下的刑事訴訟和價值選擇
美國學者帕克在分析訴訟模式時提出「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的模式理論，在犯罪控制模式的視角下，刑事訴訟程序為了保護社會公眾的安全和自由，必須有效地發揮控制犯罪的功能，而在正當程序模式中則更注重對被告人的權益保護，同時這在發現事實真相方面反而具有一定優勢[④].而現今學者大多以職權主義的訴訟和當事人主義的訴訟作為區分，由此可以得出，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更側重於對犯罪的控制，以期達到社會秩序的穩定，而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則更側重於對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保護，以重重程序上的制約來達到正義的目的。由此看來，這是基於不同的訴訟價值在目的與手段之間所做的選擇
刑事訴訟模式或者刑事訴訟構造是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的，並由主要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中的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⑤].刑事訴訟構造有「橫向構造」和「縱向構造」之分。前者是指控訴、辯護和和裁判三方在各主要訴訟階段中的法律關系的格局，就是說，在刑事訴訟的任何一個點上，都存在控訴、辯護和和裁判三方的關系，且構成相應的格局。主要包括偵查構造和審判構造。後者是指控訴、辯護和裁判三方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順序關繫上的相互關系的特點，主要包括偵查與起訴的關系及起訴與審判的關系。橫向構造著眼於三方訴訟主體在各個程序橫斷面上的靜態關系；縱向構造更加強調三方在整個訴訟程序流程中的動態關系[⑥].不論「橫向構造」還是「縱向構造」，均建立在一定的訴訟理念與原則的基礎之上，受相應理念與原則的調整。中國的刑事訴訟模式經歷了由中華法系中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到清末形式上的職權主義，再至新中國成立後的強職權主義向以強職權主義為基調的混合式訴訟模式的轉變[⑦]，總體說來，中國的刑事訴訟雖融入了對抗主義的些許色彩，但是仍然具有職權主義的總體特徵。
在我國這種職權主義色彩較為鮮明的刑事訴訟模式下，刑事訴訟的價值具有了對實體正義的絕對追求，其工具價值尤為重要。而這種正義的獲得往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之上，對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的保護顯得極為薄弱，這種對刑事訴訟的內在價值的忽視不容樂觀。相較於應然的訴訟模式，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具有以下特徵。
首先，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是以追訴為中心的，偵查階段構成了整個訴訟的主要部分，裁判權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我國公安機關的許可權面臨著擴張化的危險，並且缺乏司法授權和司法審查機制：公安機關是基本獨立的偵查活動的主體，進行著專門調查工作，可以對嫌疑人實行拘傳、拘留、通緝、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等措施，這其中存在許多問題，如證據取得手段的合法性，中國奉行「為發現真相不惜一切代價」的思想，對嫌疑人實行刑訊逼供實為常見，且沒有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的適用；同時強制性措施被廣泛運用，尤其是看守所的歸屬問題，在我國實踐中看守所實際是歸於公安機關，這造成了許多實務上的困境；此外，公安機關還享有一系列的行政處罰和保安處分的權力，諸如勞動教養等等的對公民人身權利的限制的措施，這造成了理論上的一個悖論——作為隸屬於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在涉及公民權利保護的情況下，沒有司法機關的介入公安機關是否能夠採取這些強制措施，結論即是這與實體正義相違背，並且在程序上體現為為追求行政運作的高效率而缺乏了對程序正義的保障。因此，這一階段是缺乏裁判權力的介入的，這種以追訴為中心的訴訟模式也缺乏對公民的權利的保護，不利於刑事訴訟的內在價值的實現。
其次，不僅是裁判權不受重視，我國的刑事訴訟還存在「流水作業」的模式的特點[⑧].我國不是採用「正三角形」的訴訟模式，而頗具有線形的訴訟模式特點，即偵查、起訴、審判階段中三個機關的相互配合，這三個階段不是相互獨立地，往往帶有行政運作色彩，後一個階段的活動是對前一個階段活動的進一步確定，如帕克教授所說，這種訴訟制度是典型的「接力比賽模式」[⑨].檢察院是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的進一步確認，而審判階段也只是流於形式，這對嫌疑人的保護存在著一個極為重大的偏頗，這體現在：第一，案卷送移制度導致法官提早介入了對證據的實體調查，法官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受到質疑，中國的有限卷宗移送制度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法官的預斷，但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0條，法院有權獲得檢察機關的追訴資料的復印件，這與過去的全卷宗移送並不存在實質的差別，另外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還可以在事實不是特別清楚時告知檢察官，並且延期或是休庭，使其提供新證據；第二，由於證人的不出庭，導致法官對案件的判斷主要來源於對案卷筆錄的了解，這與直接言詞原則存在嚴重的悖論，而在被告人的律師沒有掌握案卷記錄的情況下，根本不能作出有力的抗辯，法官的審理只不過是一個對檢察機關掌握的案件事實的合法化判定；第三，法庭審理模式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法院受當地政府和黨委的領導，與當地財政稅收掛鉤，這是其行政運作的外部原因，而法院的內部也存在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等一系列「上級指導下級」的行政運作模式；第四，法院在偵查和檢查活動後還可以發揮繼續追訴的作用，如認為檢察院起訴不當可以變更罪名，這反映了法院的主動性，推動了程序的逆向運行；第五，在個別情況下，公檢法三方可以聯合辦案，以期達到最佳的效率。由此可見，我國的訴訟模式決定了從一開始，法院就不能以超然和中立的姿態介入訴訟，而是對控方決定的一種程序上的肯定，這種流於形式和接力工作的方法，使得被告人被置於一種無所適從的狀態中，其本身的權利和正義得不到保障。
再次，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救濟機制沒有完善的保障。所謂無救濟即無權利，中國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經常得不到保證，也沒有申訴的方式。例如對其最重要的律師權，律師何時能夠參與訴訟，律師怎樣參與訴訟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國的律師介入刑事訴訟存在著重重困難，法律上的規定和實務上的結果大相徑庭，律師的閱卷權僅限於對公開的訴訟文書的查閱，而對案件具有重要意義的口供乃至被害人的陳述卻沒有了解的權利，這導致了控辯雙方的信息完全不對稱；律師的會見權也存在很大問題，這種權利的行使需要經過檢察院或者法院的同意，尤其是在審前會見嫌疑人，需要經過公安機關和看守所的同意，而看守所實際上又是屬於公安機關的，律師會見嫌疑人更是難上加難；律師對辯護也不能產生實質的影響，法院常常不會採納律師的意見，從而導致了辯護效果不佳的局面。因此，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機制相當薄弱，這對其程序正義的價值追求產生了不利後果。
綜上所述，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具有職權主義的特點，以追訴為中心，並且具有明顯的流水作業特徵，且這種訴訟構造不能給予被告人以平等的保護，這是基於我國訴訟價值的選擇，為了打擊犯罪和獲得實體正義而忽略了對訴訟的內在價值的追求，訴訟正義顯得薄弱無力。
三、內在價值選擇下的刑事訴訟的應然模式
我國的刑事訴訟的價值是重其功利性的一面的，而對其內在價值的追求顯得較為薄弱，這是有著深刻且廣泛的原因的。而英美法系側重的是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利益保護，在美國罪犯的人權好像更為重要，霍姆斯認為「罪犯逃脫法網與政府的卑鄙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因此，借鑒英美法系對刑事訴訟構造的經驗，我們可以總結出刑事訴訟的內在價值指導下的應然的刑事訴訟模式的特點。
首先，從偵查與起訴的關系中看，偵查活動與起訴活動應相對獨立，偵查權應當分配給偵查機關行使，行使控訴權的檢察機構不應參與偵查活動，另外還應有司法審查機制的運行，還必須注重對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的保障，使得律師參與活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第一，偵查權由偵查機關行使，偵查機關可以通過合法的手段獲得證據，實行逮捕、羈押、保釋、搜查、扣押、訊問等活動；第二，檢察機關不應參與偵查的活動，例如批准逮捕的權力不應有檢察機關享有，否則檢察機關既是偵查活動的裁判者，又是運用偵查活動的證據結果的起訴者，這樣矛盾的角色將會使追訴主義的色彩在刑事訴訟模式中大大加深，因此，檢察機構只是將偵查活動的事實結果推向程序化進程；第三，偵查權不應過分擴張，應有裁判權的早先介入，在美國警察對任何人實施逮捕、搜查都必須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提出申請，並且有較為完善的司法審查機制，例如有證據的「排除規則」；第四，偵查活動應更為中立，不能僅為起訴活動服務，而應同時注重對嫌疑人權利的保障，如律師權以及辯護律師對偵察活動的證據結果的掌握的權利。
其次，從起訴與審判的關系中看，應實行控審分離，裁判中立以及控訴中的平等對抗。第一，實行控審分離，法官對檢察機關的起訴應當是不告不理，賦予檢察機關充分的不起訴權，不能主動積極地進行訴訟，這也是保持司法中立性、實現辯方與控方的平衡對抗的重要條件；第二，裁判應當中立，不能是對偵查和起訴的確定，而應當在充分掌握證據、了解事實的基礎上做出公正的判決；第三，控訴雙方實行平等對抗，確立被告人的地位，使其行使對抗的權利，尤其是辯護權等多種救濟方式。
由此可見，應然的訴訟模式應當更加傾向於橫向上的控、辯、裁三方的獨立性，縱向上的以裁判為中心的方式。這對程序正義有著重要的意義，使得控辯雙方能夠獲得更大的平等性。有的學者用「正三角形」的構造來形容這種構造模式，顯然這種模式對正義的獲得更富意義。
四、結語
中國的訴訟模式由其對訴訟價值的選擇而決定，從而也導致了對訴訟的內在價值的忽視。對程序正義的追求或許並不一定優於對實體正義的追求，但是以中國的現狀來看，對程序正義的忽視已經達到了一個嚴重的地步，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現狀令人堪憂。所以，中國的刑事訴訟的價值缺少了對內在價值的追求，中國的訴訟模式更應該吸取內在價值選擇下的應然模式的特徵，加大對被告人的保護力度。
選擇法律程序，不是放棄實體真實，而是堅持統一[⑩].中國的法律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以逐漸達到實體真實和程序真實的統一，正如吉迪恩所說「我相信，每一個時代都有法律的進步。
望採納！！！

Ⅶ 法考客觀題題型是什麼

客觀題題型是：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和不定項選擇題。

2020年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客觀題考試共兩卷。分為試卷一、試卷二，每張試卷100道試題，分值為150分，其中單項選擇題50題、每題1分，多項選擇題和不定項選擇題共50題、每題2分，兩張試卷總分為300分。具體考查科目為：

試卷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中國法律史、國際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試卷二：民法、知識產權法、商法、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

(7)刑事訴訟法的結構擴展閱讀：

報名客觀題人員報名時應當具有以下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證。

2、畢業證書。本人畢業證書應當能夠在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網站查詢或認證。

3、申請享受放寬政策人員，須具有放寬報名學歷條件地方戶籍。網上報名時，應上傳戶口簿首頁及本人頁電子照片。

4、電子證件照片。報名人員應當提供符合規定格式（寬413像素×高626像素）要求的本人近三個月內彩色（紅、藍、白底色均可）正面免冠電子證件照片。

5、司法行政機關要求的其他材料。普通高等學校、軍隊院校2021年全日制應屆本科畢業生和以同等學力報考的應屆碩士畢業生網上報名時，應當簽署《應屆畢業生承諾書》等等。

Ⅷ 刑事訴訟模式的含義，特徵以及訴訟模式的理論有哪些

刑事訴訟是國家司法機關處理刑事案件的活動，即國家的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分子的活動。
刑事訴訟模式的特徵是：實行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訴訟模式。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保留了原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職權主義的一些合理規定，如在偵查、起訴階段由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依職權單方面採取偵查、起訴行為；在審判階段由法官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和在庭審中調查核實證據的權利等。同時借鑒當事人主義的有益經驗，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在起訴階段便可委託辯護人為自己辯護，特別是在審判階段，將法院的庭前審查由實體性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從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先入為主，從而客觀審案；庭審中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物證書證首先和主要由控、辯雙方進行，法官即使進行這些活動，也只是起到補充作用而已，而且法官只有在庭審過程中對證據有疑問時才可以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此外，控辯雙方不僅可以在法庭辯論階段可以進行互相辯論，而且在法庭調查階段也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互相辯論。
關於訴訟模式的理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觀點：
（一）是職權主義模式。這種觀點流行於20世紀80-90年代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被介紹到中國的初期。主要針對1996年之前的刑事訴訟形態，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在訴訟價值方面關注犯罪控制、在訴訟結構方面重視司法機關的職權發揮，因此，屬於職權主義訴訟模式。
（二）是混合模式。這種觀點主要流行於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認為1979年刑事訴訟法是職權主義或強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典範，而修訂後的1996年刑事訴訟法引入了當事人主義的因素，遂成為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混合模式。
（三）是超或強職權主義模式。隨著對西方兩大訴訟模式的認知，一些學者越來越發現我國現有的訴訟制度與歐洲大陸職權主義還有區別，為此，提出超或強職權主義模式的概念來概括我國刑事訴訟，特別是1996年刑訴法改革之前的刑事訴訟制度。

Ⅸ 那些人可以申請人民陪審員

一、擔任人民陪審員應具備的條件

1、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年滿二十八周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3、遵紀守法、品行良好、誠實守信、公道正派；4、具有正常履行職責的身體條件。

擔任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候選人的產生

1、隨機抽選

司法行政機關會同基層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從轄區內的常住居民名單中隨機抽選，並徵求本人意見。

2、個人申請

符合擔任人民陪審員條件的公民直接向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的轄區司法分局提出書面申請。

3、組織推薦

公民所在單位、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人民團體徵得本人同意後進行推薦，推薦表提交至所在鎮（街）司法分局。

通過個人申請和組織推薦產生的人民陪審員，不超過所在基層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名額數的五分之一。

(9)刑事訴訟法的結構擴展閱讀：

一、不得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情形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和執業律師等人員，不得擔任人民陪審員。

下列人員不得擔任人民陪審員：

（1）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

（2）被開除公職的。

二、人民陪審員的產生與任期

（1）符合擔任人民陪審員條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戶籍所在地的基層組織向基層人民法院推薦，或者本人提出申請，由基層人民法院會同同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機關進行審查，並由基層人民法院院長提出人民陪審員人選，提請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

（2）人民陪審員的名額，由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審判案件的需要，提請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3）人民陪審員的任期為五年。

Ⅹ 試論我國刑事訴訟結構之特點

【刑事訴訟】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兼具三角結構的特點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原有的刑事訴訟結構做了重大的變革。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刑事訴訟結構淡化了職權主義刑事訴訟結構的色彩，吸收了當事人主義刑事訴訟結構的成分，取長補短、兼收並蓄，是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兼具了三角結構的特點。
我國刑事訴訟三角結構的特徵是：
首先，審判中立。第一，不告不理。法院作為爭議事實的裁決者決不能主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只有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或自訴案件原告起訴後，方可依法予以審理。第二，審判的非偏向性。在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有義務與控、辨雙方保持同等的司法距離，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當前尤其不能偏向檢察機關。
其次，控、辨平等。它包含一下兩層含義。其一，控、辨雙方在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雙方都是訴訟主體，而非一方是訴訟主體，一方是訴訟客體，或雙方都是訴訟客體。這一點在自訴案件中自不待言，即使在公訴案件中，也不能應為控方是國家機關的檢察院，辨方只是普通的公民而有所區別，須知雙方在社會中雖具不同身份，但在刑事訴訟中，在法庭的審理中都只是所審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其二，控辯雙方權利相同或對應。既然控辯雙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其訴訟權利自然應相同或對應。相同是指雙方完全享有同樣的訴訟權力。如：庭審雙方都有權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重新鑒定或勘驗，都有權申請相關人員迴避等。相對應指一方行使與他方相對應的權利。如：辯護方的辯護權對應與控訴方的控訴權，一方的反對權對應與另一方的請求權等。
再次，控辯積極對抗。刑事訴訟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被追訴者刑事責任的有無及大小。很明顯，控辯雙方對此的看法和主張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對立勢必體現為訴訟行為方式上的對抗。由於控訴方是刑事訴訟的發動者和刑事責任的追究者，整個訴訟過程基本上呈現出控方的進攻性訴訟活動和被告方的防禦性訴訟活動相互交織的情景。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最大的修改處之一就是審判方式上的變化，即強化控辯雙方的舉證和辯論，使得雙方積極對抗，以推動刑事訴訟活動向前發展。因為，「控辯雙方的相對辯論，是法官發現客觀真相，正確運用法律的基礎和前提,所以，這種變化能夠充分推動控辯雙方的控訴職能和辯護職能的發揮，增強庭審的辯論性和透明度，以便法庭審理更趨科學，審理結果更能為當事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