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與行政法

Ⅰ 為什麼要在WTO下建立一套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機制

為什麼要在wto下建立一套知識產權保護國際機制

在「烏拉圭回合」開始以前，並未涉足知識產權問題由於經濟全球化及日益加強的國際貿易聯系，發達國家及我國開始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仍然很不力，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國內方面。雖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已經確立數百年，但至20世紀80年代，仍有一些國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健全。即使在建立了知識產權法的國家裡，也存在著相當多問題。有許多國家對外國人在本國取得知識產權保護往往施加許多限制，要求履行一些復雜的手續，使得外國人的知識產權很難在本國受到法律保護。同時，各國在立法上相差甚大，也妨礙了知識產權的保護。
二是國際方面。從《巴黎公約》於1883年締結，到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出現了一系列國際條約，形成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就這一體系的狀況而言，雖然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有許多不足，需要不斷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多邊國際條約的影響范圍太小。除幾個主要公約，如《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以及《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等締約國較多以外，其他許多國際條約的締約國數目太少，如《商標注冊條約》只有幾個締約國，很難發揮作用。
（2）許多國際條約本身缺陷嚴重。依目前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中起作用最大的三個國際公約——《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而言，它們本身就有很大欠缺。第一，各公約均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來保證其實施。雖然主要公約大部分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來負責管理，但該組織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保證體系來確保各公約在所有締約國都能得到遵守。其二，各公約均未規定某一締約國違反公約時應給予的懲罰，致使一國違反自己的義務時其他締約國束手無策，缺少有力的報復或懲罰措施。第三，許多公約允許締約國保留的范圍太寬，致使公約的規定名存實亡。第四，許多公約規定過於籠統，為締約國逃避自己的義務留下很大的餘地。
（3）各公約缺少相互協調機制，不能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進行廣泛的國際合作。
（4）現存的國際保護體系不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現存體系主要對專利權、商標權、版權及其鄰接權提供保護，對於一些新技術革命的成果，如生命工程、微電子技術等等，尚未納入這一體系當中。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不力已經對國際貿易構成嚴重的障礙。
首先，隨著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國際貿易中的貨物，尤其是由發達國家輸往發展中國家的貨物的技術含量較高，經常含有許多專利技術；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並不很高，對這些高新技術產品的法律保護不力，影響了高新技術產品向這些國家的出口。
其次，技術貿易和版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不斷上升，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影響了技術貿易和版權貿易的正常發展。
最後，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對商標、商號、商業秘密以及反不正當競爭保護的要求越來越高，而在這些方面尚未形成統一的國際標准，對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構成障礙。
（二）知識產權談判的原則和目標
部長宣言關於「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包括冒牌貨貿易問題」部分指出，
「為了減少對國際貿易的扭曲和障礙，考慮到促進充分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的必要性，並保證實施知識產權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對合法貿易構成障礙，談判應旨在澄清關貿總協定的規定，並視情況制訂新的規則和紀律。
談判應旨在擬訂處理國際冒牌貨貿易的多邊原則、規則和紀律的框架，同時應考慮到總協定已進行的工作。
這些談判不得有礙於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其他機構在處理這些問題方面可能採取的其他補充行動。」

對於知識產權的性質，協議序言第4段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知識產權是私權。

．知識產權應受民法保護
我國立法、司法實踐及法學研究各領域目前尚很少使用「私權」一詞。與「私權」含義相等的應當是「民事權利」。因此，我國民法學界和知識產權研究領域普遍將知識產權作為民事權利的一種。TRIPS協議有關知識產權性質的表述，更加明確了這樣一個結論：知識產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既然是民事權利，自然應受民法的規范與保護。這與我國的民事立法實踐也是相吻合的。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知識產權作為民事權利的一種，受民法通則的保護，但並不意味著知識產權法也是民法的一種分支。現在學術界有不少人將知識產權法納入到民法體系中，從權利的性質的角度來看是正確的，但從法律部門的角度來看就很值得商榷了。對於知識產權法到底屬於哪個部門的問題，我們認為，應當在對知識產權法的規范進行分類的基礎上才能得出結論。
知識產權法，不論版權法、商標法還是專利法，其基本規范不外乎兩大類：關於權利人所享有權利及其保護的規范與關於權利人取得權利的條件和程序的規范。
關於權利人所享有的權利及其保護的規范屬於人們通常所說的「實體規范」的范疇，從其部門歸類的角度來看，由於這些規范涉及的是知識產權的內容、行使、保護等問題，而知識產權又屬於民事權利，所以這些規范在性質上應與民法通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內容、行使及保護的規范是相同的。因此，就這部分「實體規范」而言，它們應屬於民法的一部分。
關於權利人取得權利的條件及程序的規范屬於人們通常所說的「程序規范」的范疇。這部分規范主要涉及權利人取得知識產權的手續和程序以及履行手續和程序中的權利義務。由於取得知識產權所需要履行的有關手續和程序在性質上屬於行政程序，這部分規范應被納入行政法的范圍。
所有知識產權法都至少由這兩種基本規范構成。不過，通過對比兩種不同性質的規范在知識產權法中的地位，我們就會發現，除了那些實行自動保護制度的國家的版權法外，在知識產權法中佔主導地位並不是那些規定權利人的權利及其保護的實體規范，而是關於權利人如何取得權利的程序規范。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籠統地將知識產權法劃入民法是錯誤的。實際上，知識產權法從其主要規范的性質上來看倒更應該被納入行政法。然而，知識產權法作為法律規范，到底應當納入民法、行政法，或者獨成一系，在實踐中似乎並無太大意義既然知識產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其保護也應與民事權利的保護一樣。就知識產權而言，其保護主要是通過制止其他人的侵權行為而實現的。從我們在本書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類型所包含的權利內容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的權利人的基本權利是禁止或制止他人未經其許可而實施有關行為。
。但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知識產權法應當劃入經濟法，但凡知識產權其必備的要件就是能夠體現出客觀的市場價值。即所謂知識產權可用具體的貨幣衡量，否則不會有人去申請專利從而獲利。我國目前在知識產權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忽視。政府監管不力和缺乏強有力的執行手段，以及國家所謂的試點工程導致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有了天壤之別。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更加惡劣的是我國為了單純追求經濟效應而放縱民間企業大量復制和侵犯他國知識產權。比較知名的有山寨蘋果手機，998元。山寨憤怒小鳥主題公園；甚至是山寨的紐約城。一片山寨風氣甚囂塵上。而我國對於對於這類山寨侵權居然持認同意見。這明顯是一種倒退，也難怪wto或美國總找我國麻煩。這一民族的認知錯誤無法改變，中國就永遠只能是望其他國家項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是，當我國與其他締約方在知識產權方面發生爭端時，可以適用世貿組織統一的爭端解決機制。這個爭端解決機制一方面有助於減少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過去極少數發達國家動輒使用的肆無忌禪的單邊報復的行為，使我們在可能與發達國家發生的知識產權爭端時，能夠在協議的框架下通過多邊談判解決爭端；另一方面，也對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們不能對有關締約方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利提供有效的保護，就有可能被終止應享有的減讓等優惠待遇，直至受到交叉報復和跨部門報復。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特別是對假冒、盜版行為進行有效、有力地打擊和制裁，就已經成為我國"入世"後必須要履行的義務。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的財產權，由智力勞動者對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在當今的國際經濟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涉及的領域在逐漸加寬，份量在逐漸加大。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競爭中，知識產權將是競爭的焦點。綜上所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機制有其合理及必要性。
（犧牲了我不少積分，希望採納答案哦）

Ⅱ 談一下加入WTO我國行政執法面臨的問題（需要個人觀點，拒絕抄襲他人的觀點，）

一,加入WTO後我國的依法行政（舊稿）

WTO規則作為全球多邊貿易規則，其規范的對象乃是締約方政府的行政行為。正如世界貿易組織所宣示的：WTO規則「是世界上大多數貿易國通過談判簽署的，為國際商業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規則，其本質是契約，約束各國政府將其貿易政策限制在議定的范圍內」。我國加入WTO後，首先受到影響將不是「企業」而是「政府」。我國的依法行政將不再完全屬於國內行政管理問題，而要受到國際協議更多的制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對此有充分的認識，以積極姿態應對WTO規則對我國行政法治建設提出的新的課題。本文擬就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據、行政行為方式以及行政救濟制度等方面，就加入WTO與我國依法行政的關系作一論述。

一、WTO規則與我國政府行政行為的依據
加入WTO意味著WTO法律規則將成為我國行政法的重要淵源，所謂「依法行政」在依據上將發生重要變化。
眾所周知，WTO使世界唯一處理國家（單獨關稅區）與國家（單獨關稅區）之間貿易規則的國際組織。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貿易盡可能自由地流動，消除貿易壁壘，鼓勵各締約方政府嚴格地遵守WTO的規則和紀律，並履行其承諾，保持其貿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
WTO的法律基礎為《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宣言》以及附件中的一系列適用協定。世貿組織協定是經各成員立法機構以憲法程序正式批準的國際條約，立法機構在批准這一協定時也承擔了使國內立法與世貿規則接軌的義務。
這一系列協定確定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為國際商業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規則，對締約方政府的對外貿易管制提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建立世貿組織協定》第16條明確規定「各成員應保證其法律、規章與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項協議規定的義務」。這也表明世貿組織成員有義務使其國內立法與世貿協議相一致。《關於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4條的解釋諒解》在原第24條規定的基礎上也增加了「成員放應對遵守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全面負責。締約（國）方應該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合理措施，保證在它的領土內的政府和當局及地方政府和當局能遵守本規定的各項規定」，如果地方政府沒有遵守有關規定，成員甚至有可能被要求提供賠償。
因此，無論從WTO性質、法律地位還是從WTO規則看，WTO約束的是締約方政府的外貿行政管制行為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國內經濟的管理行為。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達成的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議定書之19條規則詳細規定了中國國內的行政管理問題，沒有一條涉及企業行為。個人或者企業，雖然是外貿活動的主體，他們要與本國和其他各國的法律打交道，但他們並不是WTO協定的當事方，不是WTO權利義務的直接承受者。因為，WTO規則規范的主要對象不是作為單個的經濟交往主體，而是作為整體的一個國家的政府行為，比如，透明度原則要求各成員方所實施的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法令、條例、司法判決、行政決定都必須予以公布，甚至某成員方政府與另一成員方政府多締結的影響國際貿易的協定，也必須公布——這一切顯然是針對所有WTO成員方政府所言的。中國加入WTO後，無論是採取將WTO規則轉化為國內法，還是將其直接納入國內法，WTO規則將成為我國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履行WTO協定的法律依據之一，也即成為我國對外貿易行政管制的重要法律依據。
事實上，即使根據我國現行法律，WTO規則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的重要地位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國《民法通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民事訴訟法的規定1987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聯合發布的《關於處理涉外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也指出：「當國內法以及某些內部規定同我國所承擔的條約義務發生沖突時，應適用國際條約的有關規定。我國不能以國內法規定為由，拒絕履行所承擔的國際條約的義務」。無疑，在處理涉外民事案件上條約優於國內法已經成為一項基本的規則。
中國加入WTO後，處理涉外民事案件時，如果國內法與WTO規則不相一致，應該優先適用WTO規則。WTO規則成為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其效力高於國內的一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以及規章。因此，我國加入WTO後，一個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隨之大大擴張，除了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等等以外，作為國際條約的WTO規則將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二、WTO與行政行為模式的轉變
我國傳統的行政行為模式，比較強調行政的縱向管理職能，強調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管理和服從關系；強調行政行為的「權力」要素,比較忽視對權力的制約，忽視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強調行政行為的「單方性」，即行政主體只要在其法定的職權范圍內，即可自行決定和直接實施行政行為，不受行政相對人意志的影響或者左右；強調行政行為的強制性，對強制性行政行為的制約比較忽視。與此相對應，傳統的行政救濟方式和程序單一、范圍狹窄。
加入WTO後，我國依法行政的法律環境將發生重要變化，傳統的行政法律理論以及在此指導下的行政模式都將面臨巨大沖擊，強制性、單方性 、不透明性、程序欠缺的傳統行政行為將被注重服務和引導的、透明的、程序法定的、救濟周全的行政行為所代替。
具體而言，加入WTO後，我國的行政行為將在以下幾個方面發生重要轉變：
（1）行政行為理念由傳統的管理理念轉為管理與服務並重
中國入世，意味著政府將承擔更多的服務職能，要「以服務導向代替傳統的政府中心主義」（王世雄《規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新華文摘》2000年10）這種服務導向要求政府能夠為境內企業提供公開的、多方面的幫助，這是經濟全球化給我國政府的行政行為要帶來的挑戰。從而行政法將更強調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對話和合作，行政將不僅僅是縱向的管理，行政將更多地意味著「服務」。尤其是有關行政主管機關與國內企業之間的溝通、協作關系將日顯重要。因為，作為政府，一方面要對本國制定的法律法規與WTO規則的一致性負責，還要對本國企業界的行為負責，如果政府或者企業的行為違反了WTO規則，中央政府首先要對外承擔責任。但是政府難以直接監控國內每一個企業的情況，更難以比較直接了解其他締約方和企業違反WTO規則的情況，於是企業和政府為了保證充分利用WTO規則並從中獲得利益，必須充分地協作與溝通，企業應該將了解的情況及時報告政府，以便政府根據WTO規則，採取相應措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保護本國企業的合法利益。政府也應該積極與企業合作，了解情況，收集證據，只有這樣才能在提起WTO爭端解決程序時處於有利地位。這一切有賴於行政主體的服務意識的真正確立及其與企業之間的有效的溝通和充分的合作。
根據WTO規則，政府的服務功能還體現在，政府有義務設立咨詢點，方便本國或者其他成員方的企業了解本國的法律、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技術信息，政府負有答復和提供相應資料的義務。GATS第三條規定，在該領域每個成員必須設立咨詢點，依其他成員的請求，提供與GATS適用相關的或者影響其適用的普遍性的所有相關措施的特別資料。《動植物檢疫協議》則規定，政府設立的動植物檢疫咨詢點，負責提供涉及動植物檢疫措施的咨詢的處理答復以及處理相關文件。

（2）WTO與抽象行政行為
WTO規則的一個重要的規定是透明度要求，主要規定在1994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0條、服務貿易總協定第3條、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63條。根據這些規定，成員方所實施的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法令、條例、司法判決、行政決定，都必須迅速予以公布，以便各國政府以及企業熟悉之。一方成員與另一方成員所締結的影響國際貿易的協定，也必須公布，以防止成員方之間進行不公平的貿易。無法公布時，必須提供公眾可以獲得的條件。這一要求通常稱為透明度原則。透明度要求有助於促進成員的法律法規與世貿規則的一致性，同時又為判斷、監督成員的法律法規是否與世貿規則一致提供了一個初步的、堅實的基礎。
為了加強WTO各成員方的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強化對成員方貿易政策評審的有效性，WTO規則要求各成員方及時將貿易政策與措施及動態變化情況通報WTO秘書處。世界貿易組織的整個協議中包含有200多項有關通報的要求，涉及到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等多個方面。例如《服務貿易總協定》第3條規定：每一成員方應立即或者至少每年一次將採用的對根據本協議已對其承擔具體義務的服務貿易有重大影響的新的法律、規章或行政命令，或對現行法律規章或行政命令所作的任何修改通報給服務貿易理事會。通報是各成員方必須履行的一項重要義務，這是貿易政策透明化的一個重要制度。
因此，加入WTO後，為了履行WTO規則，我們的行政立法行為以及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的行為需要進行改革。
目前，我國的行政法規體系還不符合世貿規則的透明度要求。近年來，我國在涉外稅收、外匯管制、加工貿易等方面的政策調整比較頻繁，但是法律政策制定的程序以及法律體系本身和金融制度等缺乏透明度。一些政策的出台，由於缺乏信息溝通渠道，往往是外商投資企業等在經營中遇到了問題，才知道有關的法律法規已經改變。
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徹底清理現行的各種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措施，不符合我國所作的承諾的，該廢止的要廢止，與WTO規則相悖的則要修改。凡需要實施的都必須在指定的公開出版物或專門出版物上發表。目前，法律法規清理的各項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進行，法律法規和政策性措施公開的及時、完整、順暢也有很大提高。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入世以後如何處理各級政府和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在政府實際工作中，規范性文件的作用是很難馬上被取代的，它是很多政府行政執法機關實際的執法依據。而規范性文件的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不透明、效力低，分散混亂；從本位利益出發制定規范性文件，如以地方「紅頭文件」築起灰色的圍牆，分割封鎖壟斷本地的消費市場，通過地方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確定本地利益或者本地當事人利益優先的原則，部門制定規范性文件為壟斷行業張目。在加入WTO後，這種規范性文件處理不當將嚴重損害我國對外的經濟形象和經濟利益，並可能被其他成員方訴諸WTO爭端解決機構。如，WTO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即TRIM）確立了發達國家在3年內，發展中國家在5年內取消如下一些不適當的投資措施：限制投資者企業在東道國生產用的原材料的進口量，限制投資者企業在當地生產的出口產品的數量、價值和比例，限制投資企業者的外匯使用權，規定必須使用國內供應的產品等措施……，我國最近修改了外商投資企業法當中與這些規定不符的部分。但這些規定很可能因為地方政府的規范性文件而遭到破壞，從而引起嚴重的法律後果。
基於此，有的學者主張取消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權力，相關措施清理後統一到法規或規章當中。我國現行法對規范性文件的界定是，它不屬於立法法所稱的立法，並且行政相對人可以經由行政復議途徑獲得救濟。筆者認為，入世以後，必須強調全國法制的統一性，尤其要強調地方政府不能以地方特殊性為由，作出違背WTO規則和在上位的法律法規規章的抽象行政行為，否則將給國家帶來極大的麻煩，對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極為不利的。但是，我國各地經濟狀況的差異性和不均衡性是客觀存在的，國家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此，一律取消規范性文件是不現實的。比較切實可行的做法是，首先實現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行為的權力明晰化，程序公開化、法定化，監督途徑多樣、方便、快捷。然後配合政府職能的轉變整合政府行政管理的領域，從根本上解決規范性文件滿天飛的問題。

（3） WTO與具體行政行為
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各國政府的職能已經集中於對市場秩序、社會秩序的管制以及公共服務方面。近二十年來，包括歐美、日本在內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鬆政府管制，加大市場調節的力度，將一些政府壟斷的項目轉移到市場競爭領域，利用社會力量分擔政府的部分職責，把市場競爭引入到一些公共管理領域。比如日本就建立了大量的「第三部門」（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非政府中介組織），將傳統由政府承擔的許多事務通過招標等方式轉由非政府組織完成。我國目前進行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包括類似的內容，即政府職能下卸、管制放鬆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我國各級行政機關將從很多傳統的行政行為中退出，行業協會及會計、律師等社會中介組織將得到發展。這也是加入世貿組織的必然結果。一方面世貿組織的宗旨是促進經濟貿易自由化，這就要求經濟市場化，放鬆政府管制，改變管制方法；另一方面通過社會中介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規范行業行為，協調企業關系，溝通政府與企業，對付國際跨國集團，進軍國際市場。
不僅如此，WTO規則賦予了傳統行政行為以新的含義，這些傳統行政行為的適用條件、方式、范圍、程度等等都無可避免地受到WTO規則的影響。尤其是行政調查、行政處罰（尤其是海關的行政處罰）、行政許可（尤其是進出口的許可）、行政徵收（尤其是關於稅收的制度）、行政給付（如政府補貼行為等）。而一些原來不為人們重視的行政行為方式將日益重要，如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規劃、行政補助。行政行為的方式將更加多樣化、規范化、程序化。可以認為，WTO規則直接涉及我國各種具體行政行為，需要行政機關按照WTO規則重新審視每一種行政行為合法性和合理性，比如就行政給付行為而言，政府的資助、補貼行為不當就會引起其他成員國根據WTO規則給予報復等。
值得注意的是，WTO規則約束的對象不僅僅是作為整體意義上的國家行政行為問題，而且將深入影響地方政府的各種行政行為。例如，服務貿易協定就涉及國內諸多法律和廣泛涉及國內地方行政行為。上個世紀的最後30年可以說是國際貿易發生重要轉折的的時期，國際服務貿易的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國際貿易的出口增長速度，年均增長超過了10個百分點，預計到2030年，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將與貨物貿易持平，甚至有可能超過貨物貿易的比重，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對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相比，對成員國法律的影響范圍是有區別的。一國政府可以通過邊境措施對貨物貿易進行統一的管理與調整，而服務貿易涉及政府的國內每一個行業的政策問題，也即涉及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為問題。再例如國民待遇要求貨物一旦進入一國市場就必須得到與境內生產的同類貨物相同的待遇，這些待遇包括對進口產品和國產品在徵收國內稅和在有關國內銷售、購買、運輸、分配所適用的法令法規方面的一視同仁，以避免進口國利用國內稅收和相應的銷售制度來抵消關稅減讓的效果。因此，WTO絕不是僅僅涉及國家作為整體意義上的行政行為問題，而且廣泛涉及國內法和地方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涉及國內行政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問題。

（4）WTO與行政程序的法定化
WTO規則與行政程序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事實上。WTO規則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規定，如，行政行為的透明和公開就屬於行政程序的要求。進一步健全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將是加入WTO後，推進我國行政法治化進程之當務之急。
根據WTO規則，通過行政程序法制化，將合理的、簡明的、有效率的行政程序制度化、法律化，促使行政機關選擇效率最優化的手段，克服人們往往為之心怵繁文縟節，提高行政效率，使得國內法律和國際條約的實施成為可能；行政程序將行政機關置於法律控制之下，它要求行政行為既符合行政實體法，又符合行政程序法（包括WTO規定的行政程序規則）；行政程序能夠大大促進行政公開性，增加行政活動的透明度，使之易為利害關系方和外界了解和預測；可以為一般公民參與行政活動，在公共管理領域依法行使主權，支持依法行政工作，減少不不要的行政糾紛，乃至創造社會安定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應該說，在我國，作為規制行政權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1989年4月通過的《行政訴訟法》，走出了我國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重大一步。在我國，它第一次以法律方式宣告：違反法定程序，行政行為無效。嚴格地說，行政訴訟法與其他訴訟法一樣，只是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程序制度，屬於事後監督范疇，人民法院通過審理行政案件，監督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合行政實體法並符合法定程序。我國1997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行政處罰法》以及1999年3月頒布的《行政復議法》是我國當代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兩個最重要的成果。《行政處罰法》，較好地體現了現代行政程序制度對於行政權的制約；它借鑒了西方的聽證制度——盡管這種借鑒是十分有限的，僅限於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處罰行為的一部分處罰，但其對於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行政復議法》的頒布，實現了行政機關內部自我糾錯程序的法律化，同時它亦強調政府復議機構對行政行為的程序審查，因而，對於我國行政程序制度建設意義重大。
但是，總體而言，我國現有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缺陷仍然是明顯的，無法適應我國加入WTO的需要。
第一，行政程序多授權部門立法而成，過於簡單，偏重於方便執法而不是保證行政行為的公正性，具有鮮明的管理色彩。我們感到，行政程序的授權立法嚴重削弱了行政程序本有的對行政執法機關的制約作用。在許多西方國家，有專門的、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結合一般性規定和特殊性規定規范行政程序行為。比如荷蘭的行政法通則和美國的行政程序法。在我國，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聲也很高，但從立法現實來看，不同行政行為分別立法的傾向很明顯，如《行政處罰法》和正在起草的《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行為法》等。
第二、行政程序的公開性低，而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是行政機關接受公眾監督的前提，程序不公開，監督便無從談起。行政程序的公開性需要得到的法律的保證和確認。其中包括行政公開以及諸如告知、聽證、申請、異議等方式。它們是保障公民了解有利害關系的行政行為、參與行政管理、體現民主原則的重要方式和程序，必須以法律形式確認和設定，使之成為法定的行政程序。行政公開是現代行政的發展趨勢，也是WTO規則的基本要求。加入WTO後，尤其是與利害關系人有直接關聯的行政決定，其過程和結果必須公開。這一點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已經有很好的規定：對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的規定必須公開，未經公布的，不得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該法還規定，對行政處罰舉行聽證的，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行政復議法》也強調「公開」，如規定了復議申請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查閱被申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但是現有規定仍然十分不夠。另外，近年來，我國許多地方政府機關實行公開辦事，制度公開、程序公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鎮務、村務公開在各地得到推廣，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但是，同時應該看到，所有的一切似乎還屬於「政府道德」的范疇，做了報章表揚、媒體宣傳，不做則也無妨，沒有法律責任加以制約。我們「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積極而不盲目地學習西方法治建設的經驗，是構築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需要，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也不例外。
第三、 違反程序法的現象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救濟。在法定行政程序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如程序缺陷，濫用程序，順序倒置等，應該有嚴格的行政和司法途徑予以挽回和補救。行政途徑包括通過行政機關自身監督機制確定，或者通過行政復議制度確定，但是在法律上，目前還沒有十分明確、嚴厲的規定追究違反法定程序者的責任，來懲戒違法者，從而牢固確立和維護法定行政程序的尊嚴。 目前較多的是通過司法審查，來確定程序違法，即由行政相對人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後提起訴訟而引起，它不僅具有確定行政行為是否違反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也有認定違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為無效並予以撤消的功能。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可以審查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並依法予以撤消。問題是我們的行政訴訟法規定在認定了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並確認無效後，往往只能做出責令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判決，實際上還是為程序違法開了綠燈。這表明我們目前的行政程序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觀念上都與國際通行的法律規則存在相當的距離。

三、WTO與我國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
加入WTO，客觀上要求我國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制度，以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注意到，幾乎所有WTO小協議都有關於司法審查的條款。GATT第10條規定，締約方應該以統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實施該條規定的應當公布的法律性規定、司法裁決和行政決定，同時，締約方應保留或者盡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判庭或者程序，以便能夠特別對有關海關事項的行政行為迅速進行檢查和糾正。這種法庭或者程序應該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之外，它們的裁判構成判例，可以成為以後同類事項的准則。《補貼與反補貼協議》第23條、《政府采購協議》第20條等，也有一些關於行政救濟的規定。這些規定的基本要求是：凡是有關對外經貿的政策措施，包括行政決定和行政裁決都必須為當事人提供司法救濟機會和司法救濟程序；如果從程序上沒有給當事人一個司法救濟程序，當事人就可以將該爭端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這一些都給我們傳統的行政救濟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
首先，關於「行政終局性裁決」行為給予司法救濟機會和司法救濟程序的問題。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凡是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是，《反傾銷協議》第13條規定，反傾銷案件的有關當事人如對處理該案件的國家主管機構所作的最終裁決或行政復審結果不服，各成員方應允許其向司法部門提起訴訟；我國《反傾銷反補貼條例》沒有規定對傾銷裁決的司法審查程序。TRIPS第41條第四條規定了對於行政部門的終局決定或者裁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給予當事人司法審查的機會。我國於2000年修改專利法，給予專利申請人不服專利復審委員會復審決定提出行政訴訟的權利。但商標法還有待修改。盡管2000年3月我國行政訴訟的司法解釋已經把原來一些由行政終局裁決的行為納入了司法審查的范圍（注），但是還很有限。
另外，根據WTO規則，司法審查的范圍將涵蓋部分抽象行政行為。《服務貿易總協定》第6條要求：「在不違背一國憲法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每個成員應維持或盡快地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在受影響的服務提供者的請求下，對影響服務貿易的行政決定作出迅速審查，並在請求被證明合理時給予適當的補救。在這些程序不獨立於受委託作出有關行政決定的機構時，該成員應確保這些程序實際作出客觀和公正的審議」。因此，盡管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抽象行政行為被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但是，在GATS中，涉及行政相對人利益的行政機關的政策、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和命令，將被逐漸納入司法審查范圍之內。
第三，我國行政審判的公正性將在世界范圍內接受評判。因此，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強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以及行政審判人員法治觀念尤其是行政審判人員必須迅速掌握WTO的協議和規則內容，學習涉外訴訟有關知識；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更必須樹立依法辦事意識，積極支持法院依法審判，共同塑造我國司法審查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如果說，「入世」以前我國的行政法治化進程的推進動力，主要是源於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變革的話，那麼，「入世」便意味著我國的行政法治化進程將更多地在「外力」的影響和作用下得到發展。入世對於我國行政法制建設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認真務實地關注兩種法律觀念和法律文化、兩種法律體系之間的沖擊與回應，對於推進新世紀中國的依法治國進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目前我國政府工作人員對有關法律尤其是國際經貿規則、慣例、WTO規則體系的了解和掌握十分有限。必須提高我國政府工作人員和企業經營者對WTO規則知識的運用水平和國際法意識，來應對入世的沖擊，這也是我們理論工作真的任務。

西娌 發表於 2006-4-7 12:01:41

二,加入WTO與我國行政法治建設之芻議

作者：未知 文章來源： 2007-1-8 22:40:5
(自查一下)

Ⅲ 沈開舉的學術成就

1.《論信訪在行政訴訟中的地位》，獨撰，《法學雜志》1987年第四期；
2.《論行政法制監督與整頓機關幹部作風》，獨撰，《河南法學》1986年第四期；
3.《經濟法實際上是經濟行政法——兼論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合著，《政法學報》1986年第一 期；
4.《論行政首長負責制》，獨撰，《領導科學》1987年第五期；
5.《論我國行政監察制度的歷史發展》，獨撰，《河南監察》1986年第二期；
6.《我國行政訴訟研究綜述》，獨撰，《河南法學》1987年第三期；
7.《論行政強制措施》，獨撰，《法學研究》1993年第二期；
8.《國家賠償法比較研究》，合著，《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四期；
9.《也談行政授權——兼論與行政委託的區別》，獨撰，《行政法學研究》1995年第三期；
10.《行政訴訟法與國家賠償法銜接問題初探》，獨撰，《行政法學研究》1995年第四期；
11.《論行政處罰法對我國行政民主的新發展》，獨撰，《行政法學研究》1997年第一期；
12.《處罰法定——行政處罰的基本原則》，獨撰，《法制日報》1995年10月12日第七版；
13.《中國行政訴訟的現狀與問題》，獨撰，《第二回東亞行政法年會文集》1998年漢城大學出版；
14.《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研究》，獨撰，《海峽兩岸行政法研討會綜述》1999年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出版；
15.《行政法部門劃分和行政法學體系分類研究》，獨撰，《鄭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二期；
16.《WTO與中國行政法治》，合著，《人民日報》2002年4月13日第六版；
17.《WTO與我國行政裁決公正性研究》，獨撰，《中國法學》2002年第五期
18.《論行政實事行為》，合著，第一作者，《中國法學》2002年增刊；
19.《論行政復議立法中的若干技術問題》，獨撰，《憲政論叢》2002年第三期；
20.《行政程序立法中實體與程序關系探析》，獨撰，《憲政論叢》2002年第三期；
21.《行政機關解決民事糾紛研究》，合著，第一作者，《國務院法制辦2003年依法行政理論研討會文集》。
22.《行政上之損失補償范圍研究》，合著，第一作者，《憲政論叢》第4期；
23.《憲政視野下的城市房屋拆遷——一種立憲主義的視角》，合著，第一作者，《走向憲政》，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4、《論行政補償的標准》，《河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
25、《中國大陸行政補償法治及理論研究之發展》，載《修憲之後的中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6、《中國行政補償體系之建構》，載《修憲之後的中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交通行政法》，主編，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審定的高等學校法學教材，中國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
2.《行政徵收研究》，獨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國家賠償法通論》，主編，中原農民出版社1995年版；
4.《行政處罰法通論》，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5.《中國行政訴訟法通論》，參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6.《中國行政法教程》，第一副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7.《警察法學》，第一副主編，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8.《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概論》，參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行政法自學考試概論》，主編，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0.《行政訴訟法概論》，參編，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1.《中外行政訴訟辭典》，參編，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
12.《行政訴訟實用教程》，副主編，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3.《行政法知識手冊》，參編，勞動人事出版社1990年版；
14.《憲法學教程》，參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5.《中國行政法學的新理念》，參編，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16.《行政法學教程》，參編，復旦大學出版社；
17.《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參編，21世紀高等院校法學系列基礎教材.必修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18.《行政責任研究》，合著，鄭州大學出版社；
19.《中國行政許可法概論》，主編，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行政實體法與行政程序法》（上下卷），主編，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1.《中國當代行政法》，參編，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22.《行政補償法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Ⅳ 行政法的紅皮書是哪個編寫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及本書(第二、三版)編寫分工
（以撰寫章節先後為序）姜明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執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自由裁量權及其法律控制》（載《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制度》（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1期）、《新世紀行政法發展的走向》（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與行政法的功能》（載《求是學刊》2002年第3期）、《公眾參與與行政法治》（載《中國法學》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1—10章，負責全書的審稿、統稿。

葉必豐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應申請行政行為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為的效力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規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行為的公定力》（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為確定力研究》（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3期）、《現代行政行為的理念》（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6期）、《行政規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論證》（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5期）等。
撰寫本書第11—13章。

楊建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198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學，1986年畢業於築波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一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3年回國後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譯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鹽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規制行政與行政責任》（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論行政法的特點》（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寫本書第14—15章。

章劍生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訟法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判決重作具體行政行為》(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為說明理由》（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3期）、《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現代行政訴訟的成因與功能分析》（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現代行政法基本原則之重構》（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等。
撰寫本書第16—17、19—22章。

於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教授，任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協議與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國行政法》（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WTO協定國內實施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購制度的發展與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規制——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WTO協定的國內實施問題》（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加入世貿組織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法律問題》（載《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國對反傾銷措施的司法審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制定緊急狀態法的基本問題》（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寫本書第18章。

王寶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教授，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青少年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斯拉丘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與行政訴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學論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讀本》（合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論文有：《行政立法評述》（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美國行政機關與美國憲法實施的監督》（載《行政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論綱》（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中國公務員立法的合理取向》（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行政許可法的實施與政府的因應》（載《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學博士，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訴訟法疑難問題探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之發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與行政法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WTO與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變更權》（載《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國家賠償法價值論》（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釋對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先地方後中央：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種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緊急狀態與行政法治》（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24、30章。

劉恆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行政法學研究會總幹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復議導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資並購行為與政府規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為法律適用判解》（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論文有：《試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權》（載《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論行政立法權》（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行政訴權面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載《學術研究》1997年第1期）、《略論外資並購中國企業的法律規制途徑》（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問題探析》（載《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等。
撰寫本書第25—27、29章。

湛中樂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環境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與行政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國家與行政法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權利保障與權力制約》（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論文有：《論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載《中國法學》1992年第2期）、《論完善我國的行政立法程序》（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及其司法運用》（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載《中外法學》2003年第2期）、《行政過程論》（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寫本書第33、37—38章。

薛剛凌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任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組委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國家賠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訴權研究》（華文出版社1999年版）、《變遷時代的行政法思考》（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組織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論文有：《行政主體之再思考》（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行政訴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2期）等。
撰寫本書第34—36章。

Ⅳ 行政法和民商法哪個好

法碩院校重點學科優勢匯總
http://www.fashuokaoyan.com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法制史（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民商法學、國際法學、刑法學、憲法與行政法、經濟法學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法學理論（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刑法學（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經濟法學（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民商法學、國際法學、訴訟法學、法制史。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學為全國重點學科（含知識產權）、憲法與行政法、法學理論、刑法學（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民商法學、國際法學、訴訟法學、法制史。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法學、民商法學、經濟法學、主要研究方向有國際商法、公司法、投資法、合同法等，其中國際法學專業是國家重點專業學科，設法學博士點有國際經濟法、世貿組織法（WTO法）、對外貿易法、國際投資法（比較公司法、三資企業法、房地產法）、國際貿易法（合同法、買賣法、侵權法）、證券法若干研究方向。

清華大學：法學、憲法學 、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訴訟法學（包括刑事訴訟法學、刑事偵查學、行政訴訟法學、物證技術學）、法學理論（含比較法學、中國刑法學、犯罪學）。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法學、民商法學，法理學與經濟法學設有金融法、稅法、公司企業法和WTO法律規則四個研究方向，民商法學碩士點設民法、商法、公司法、商事訴訟與商事仲裁等四個研究方向。

南開大學：法學院於2004年5月成立，由原法學系、法學研究所和國際經濟法研究所等單為組成。法學院現有法學理論與法律史、憲法與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訴訟法、刑法、國際法、資源與環境保護法等八個教研室和法學研究所、國際經濟法研究所等兩個研究機構。南開大學於1994年按法學門類組建包括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在內的安通學院，並於1998年開始實體化運作。為了推動各學科的發展，南開大學於2004年5月決定按法學一級學科成立法學院。

復旦大學法學院, 復旦大學法學院現有七個學科組（法理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法律史學、民商法學、國際法學、訴訟法學和刑法學）和七個學術研究中心（民商法研究中心、國際法研究中心、法治研究中心、中國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司法研究中心、比較法與普通法研究中心、日本與東亞國家研究中心）。現有國際法學可授予博士學位；法理學、法律史、憲法與行政法學、民商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和國際法學等8個法學二級學科可授予碩士學位,每年招收150名法學一級學科可授予法律碩士專業(簡稱J.M.)學位。 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華東政法學院：是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原系司法部部屬高等院校，現為司法部與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為主的高等院校。設有1個法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國際法學、法律史、刑法學、經濟法學4個博士點，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9個法學碩士點和1個法律專業碩士點，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現設有憲法與行政法研究所、民商法研究所、環境資源法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訴訟法與司法制度研究所、法律基礎課研究中心、人權法研究中心、知識產權法研究中心等學術機構。法學院現有七個碩士點，其中一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點，六個法學碩士點（法理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環境法學、國際法學）。2003年法學院已獲批准設立的法律碩士專業學位點，面向全國招收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2005年開始招收在職法律碩士研究生。

2008-5-5 10:49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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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淵源於 1980年創設於世界經濟系的國際貿易與經濟法教研室。1981年1月，院系結構調整，原世界經濟系國際貿易與經濟法教研室從事法學教學與科研工作的教師全部調整至經濟學系， 1987年，在經濟學系開始設立經濟法學專業。1991年12月，以經濟法教研室的教師和經濟法專業的學生為基礎，設立經濟法學系，下設經濟法專業和國際經濟法專業。1998年12月，法學院正式成立。現設有經濟法學、憲法與行政法學、國際法學等三個法學碩士點。 2006年法學院已獲批准設立的法律碩士專業學位點。

黑龍江大學:法學院該院設有民商法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法學理論、經濟法學、刑法學、法律史學、法律碩士專業學位7個學科的碩士學位授予權。民商法學、法理學2個學科為省級重點學科。憲法與行政法學為校級重點學科。
法學院設有法理、法制史、刑法、民法、經濟法、行政法、訴訟法、國際法、治安學等9個教研室，設有治安實驗室、微機室、圖書資料室、法制發展研究所和俄羅斯法律研究所。

吉林大學法學院：2002年1月教育部批准法學院法理學專業博士點法學理論學科為國家重點建設學科，並於2002年9月底完成了建設項目論證工作。法學理論重點學科以法理學、西方法哲學、法律社會學、法律文化學、法律經濟學為主要研究方向。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現有法理學與法律史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事法學、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國際法學、法律碩士專業學位點等碩士學位授權點。 、

2003年9月，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位[2003]57號《關於下達第九批博士學位授權學科、專業名單的通知》，法學院民商法學（含勞動法學、社會保障法學）具有了博士學位授權。

遼寧大學法學院: 的前身法律系建立於1981年，當年就進行招生，與國內教育部所屬重點大學的法學院系的建立與恢復幾乎同步。作為當時省內唯一一所招收法律專業本科生的教學基地，集中了遼寧省內高水平的法學教育和科研人才。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歷程，法學院形成了一支專業齊全、結構較為合理、教學與科研水平在省內具有很強優勢的教師隊伍。現設有訴訟法專業、經濟法專業、憲法行政法專業等三個法學碩士點，此外還是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28個試點單位之一.

煙台大學法學院：始創建於1984年，前身是由北京大學法律系直接援建的煙台大學法律學系， 1999年由系改院，現任院長為首屆「高等學校國家級教學名師獎」獲得者、法學博士房紹坤教授。 法學院設法律學系、法學研究所、英美法研究中心、大學生法律援助志願者活動中心等機構。法律學系下設理論法學、民商法學、刑事法學、經濟法學、國際法學、訴訟法學六個課程組。現有民商法學、刑法學、法理學、國際法學、法律碩士等五個碩士點；其中民商法學為重點學科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於1998年正式成立。學院現擁有一個國際法學科的博士點，4個碩士學位授權點：經濟法、海商法、國際法、法律碩士專業。法學院注重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聘請多名國內外知名學者作為客座教授。同時，與美國紐約大學國際管理學院、俄羅斯遠東大學經濟系、韓國東義大學安通研究所以及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法學部建立了積極的合作關系。

東北財經大學：法學院是東北財經大學具有法學學士和法學碩士學位授予權的一級學科教學單位。2001年11月，法律系改建為法學院。法學院現下設理論法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國際法學五個教學部。

法學專業開設的主要課程有：法理學、憲法學、中國法制史、民法、刑法、行政法、商法、經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知識產權法、物權法、合同法、WTO法律制度等。法學院現有經濟法學、民商法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法律碩士四個碩士點。

2008-5-5 10:49 回復

luoshengli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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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於2000年10月在原哲學系和法律系的基礎上合並而成，下設法律系、哲學系、政治學與行政學系三個系，設有法學、哲學、社會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學與行政學五個本科專業。 政法學院現有民商法學、憲法和行政法學、訴訟法學、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倫理學七個專業碩士授權點和一個法律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

山東大學：法律系始建於1983年，後改系為院。。法學院憑借山東大學濃郁的文史底蘊營造人文育人環境，並實踐教學改革和教育創新，努力發展法律專門人才培養質量。1995年，根據國家教委專業調整的要求，法學院原法學、經濟法、國際經濟法三個本科專業合並調整為法學一個專業，並試行學分制。2000年，法學專業本科教育試行改革，實行文理兼招，並根據教育規律和社會需要開展法學專業平台上的特色教育。1995年始，憲法與行政法、民商法、法理學、刑法學、國際法專業、法律史學、經濟法學、訴訟法學等學科相繼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1999年，開始試行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2000年，理論法學專業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鄭州大學：法學院是1980年初，鄭州大學從原政治系中分出並組建了鄭州大學法律系，85年，我院在全國第一批設立了經濟法專業，88年經濟法專業從法律系中分出，獨立組建了經濟法系。94年，法律系和經濟法系合並組建了現在的鄭州大學法學院。

1991年取得刑法專業碩士授予權。之後，又先後取得了經濟法學、民商法學、國際法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法理學、法史學和訴訟法學專業的碩士授予權。並於1998年被批准為第三批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試點單位。 2003年學院的科研機構「鄭州大學私法研究中心」、「鄭州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被評為河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山西大學：作為山西省惟一一所綜合性大學，學校現有經濟學、法學、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碩士學位3個專業碩士學位授予點， 學校擁有教育部在高校所設的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教學人才培養基地、國家華文教育基地、國家職教師資培訓基地。

安徽大學： 學院設有法理學、法律史、憲法與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經濟法、訴訟法和國際法教研室，並設有法學研究所。 安徽大學法學院現擁有法律史、訴訟法、經濟法學、民商法學4個 法學碩士點，1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點。 安徽大學法學院承擔了包括國家社科規劃項目在內的一大批研究項目，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著作和大量的論文，其中以周枬教授所著的《羅馬法原論》和陳盛清教授主編的全國統編教材《外國法制史》為代表的一批成果，曾獲國家和省部級獎勵多項。目前法學院教職工正承擔國家社科規劃項目兩項，教育部和省社科規劃項目多項。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Ⅵ 《WTO 與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屬於行政管理范圍嗎

是屬於行政管理范圍請看范先生的文章：遵循WTO「透明度」原則下的行政權整合
范一丁
有關政治的法治化困結，在WTO規則「主要是行政法上的規則」（1）的對接要求下，使原有的行政行為對自身限制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和迫切需要解決。「無法律即無行政」的要求（2），與有法律而不依法行政，以及甚至有行政而無法律的現狀的差距，使觀念在現實基礎上的轉變當然是困難的，然而同時應該發生的是現實基礎在觀念上的差距變化雖然存在必經過程，但十分的努力以求改變是必然的。現在加入WTO已完成的現實形勢會不會形成一種強力的催化已不是討論的問題，而是這種改變的必然已是刻不容緩，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首先找到解決這種差距的最主要表現形式，從而在規則上完成對接，而不能等待觀念的變化（已無必要）。其中對於「透明度」原則而言，是首當其沖的，也就是WTO做為「行政法上的規則」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為達到在國際貿易間建立一個可預測的和自由經濟和法律環境的目的，要求各成員國在貿易管理方面達到一定的透明度。這對於我國現有行政管理體制而言，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這一原則所存的內在的實質性要求，不是在於「辦一個官方刊物公布制定的法律、法規」這樣容易辦的事，而是在於我國現有行政管理方式多是採取易變的、零散的、多樣的手段，其中多數是以不公開的文件指示、批文、甚至口頭命令等方式進行的，這一套管理方式的「靈活性」的難以捉摸，是行政權力尚未完成自我約束的規范性的表現，也就是政治的法治化尚未形成，因此，困難和必須盡快解決問題都是客觀的。當然，對本文而言，僅旨在找出差距和試求解決上做出探討。

一、透明度與權力制約

凱爾森說：「政治權力就是被承認為法律的強制性秩序的實效」。（3）但這種強制性秩序尚未完整下的效果，就可能是政治權力在漏缺和不規則狀況下的任意所為，而最基本憲政制度確立的權力的權威即使是在這種狀況下同樣是不容否認的，其強制性的不容置疑所致的破壞性（對法律秩序），是嚴重的。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此，而是在於即便是在法律規則的范圍內，仍然普遍存在的權力對法律規則的背離，這當然可以從對規則實行的程序制約上尋找原因，但事實上，權力被制約是可能的話，只能來自於權力本身，即權力的分立所形成的互相牽制，以及權力分配均衡所形成的互相遏制。那麼，關於法律的權威和權力的權威是誰體現了誰？凱爾森認為不存在這樣兩個「分立的本體存在」，它們應該是統一的，即只有「法律秩序」存在。（4）但「法律秩序」的強制執行者，「在單一制國家，行政權歸屬國家」，即「國家行政機關」，這也就是川島武宜所說的：「在社會的結構之中，法律命題是為政治權力所支配著的。」（5）政治權力所確定的法律命題必須做到相對的穩定不變才能形成「法律秩序」，才能以這種秩序反過來規范權力的行使，這似乎是這兩個「分立的本體存在」被消除背反的求解，但實際的情況則更應認識到它的「背反」是矛盾存在的普遍性的體現，而這種矛盾在特殊性上應該體現的是我國現實社會政治體制和法治情況條件的矛盾的對立性要大於其統一性的客觀表現。 WTO有關透明度原則的要求中對法律、法規、司法判決和行政裁定的「公布」看似簡單，但在事實上做起來很難，因為若干政策、文件、指示、批示、命令、通知等，做為行政權力的行使方式，是難以公開的，但卻是在一定范圍內體現權力而優於法律的。而對於WTO有關透明度原則的第二項要求，即對公布的法律、法規、司法判決和行政裁定要以統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執行，是指在程序上的統一， 則涉及更大的難題。行政機關執法方式的不規范，濫用權力、瀆職，以及不依法辦事實際上正是目前存在的普遍問題，在實質上所體現的就是權力被行使中擁有權力的行為者如何避免權力可能帶來的腐敗問題。當然，在現有法治基礎條上有關上述問題的解決必然涉及對權力的整合，其意謂是指在法律上對權力的建構的合理性和優化表現，既不能脫離現實，又必須適應與WTO有關規則對接的要求，這當然更是一個亟需解決的難題。

1、權力的透視

有關政治權力在法律規則層面之下的作用，實際上是權力不被透視所致，但WTO的透明度原則所要堅持的宗旨，實質就是對權力行使的過程和結果堅持要求公開，沒有統一規則的權力行使無疑是會行不通的。當然，在此前提下應該的探求是，既然法律規則的明確是公開的和有權威的，但是權力又如何能夠在法律規則的表層下不受拘束？這在與WTO的規則接軌之前，至少是在權力范圍內的基於相互利用的認可成為通行的規則，但透明度原則要求對權力通行的過程和結果公開，無疑是要求對權力的行使規則予以透視，這顯然是有關於權力運行規則與法律規則必須同一的追求的一次機遇。《世界貿易組織馬拉喀什協議》（1994年4月15日）第十六條第4款規定：「每一成員應保證其法律、規則和行政程序，與所附各協議中的義務相一致」。這是對接的要求，但這種要求是廣泛並且具體的。廣泛是指做為加入協議後義務的廣泛，而具體則是指如「行政程序」上對義務體現的一致性，這事實上包含了上述若干權力行使中的具體結果對「行政程序」的影響，即影響其統一性和明確性。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關於解釋第十七條的諒解」第二條要求：「各成員都應對其向貨物貿易理事會通知的國營貿易企業的有關政策，結合諒解的規定進行審議。在審議中，各成員應注意在其通知中需有的盡可能的透明度，以使對所通知企業的經營方式及其經營活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進行明確的評估。」有關「政策」的「透明度」要求，無疑是一種難度，因為在政策范圍內的權力，則是更深一層次的規則潛在。因為至少從政策與法律的交合處而言，政策的規則無疑是在法律規則層面之下的另一層次。而對政策執行的規則更是一種深埋不公開的規則。因此，有關對權力透視的最理想結果是對權力行使的規則公開，而這往往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應有的結果起碼應該是權力行使的每一結果的公開，這也是必然的要求。

（1）行政權力內容的界定。

對行政權力內容的界定實質上是對其予以有效限制的充分表現，因為只有體現其充實的內容，才能使其權力界定的邊界變得清晰。此正如邏輯上關於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的關系一樣，內容空洞的行政權設置，必然導致其 「管什麼」的問題上隨意性。WTO關於成員的定義是指「國家或在對外貿易關系以及本協議和多邊貿易協議所規定的事務方面享有充分自主的單獨關稅區」（《世界貿易組織馬拉喀什協議》第十二條第1款）。因此，國家履行協議的行為當然首先是一種行政行為，這種行為的代表性（對國家內社會公眾利益而言）是強制性和受制約性的統一表現。其強制性是指對公眾意志具有代表性的權力體現；而受制約性則是這種體現的可靠和內容充分的表現，即邊界因受制約性的體現而使權力內容清晰充實。WTO關於關稅減讓、限制補貼、農產品的國內支持措施、政府服務計劃、技術規章的制訂、採用和實施、標準的制訂、國民待遇和數量限制、反傾銷、臨時保障措施等，都是具體由國家的代表性決定的行政行為，這些行為的產生源自於行政權力的范圍必須確定，否則會出現的不適應是：A、不能及時作出反應。因范圍不確定而不能及時在貿易爭端中作出反應，使其權力的代表性喪失從而消弱權力本身。如在對有關技術標準的制訂、採用和實施上范圍不確定或有范圍而無內容（行業標準的落後是有范圍而無職責確定內容空洞，甚至沒有對新產品的行業標准卻無責可究是范圍劃歸不清）將導致在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設置面前無相應手段； B、導致錯誤的出現。在范圍不明情況下的行政行為，容易產生越權或權力使用不到位，以及隨意性的易變將使權力結構體系受到侵害。錯誤所致的損害後果應該是受到來自於外界的對抗性處罰和由自身不能正確主張權利（在權利的選擇方向上）所受到的來自於內部的自傷。在這方面，一是現有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情況，也就是缺漏，如在補貼與反補貼，對國內產業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有做法而無明確的法律規定，這是與WTO的要求所不符的，並且，這些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行政行為的「范圍」，就成為可為的「暗箱」，其易變的無規則將使對外爭端發生時隨時都可能成為失敗的根源；二是相抵觸的有關規定，在行政行為范圍上所體現的混亂不清，在實際上必然導致錯誤。如《海關法》中有關海關估價與WTO的要求的必須有關於估價的程序，以及復議、起訴與明確規定不相符。這種不相符從表面上看是一種缺漏，但在實質上是現行做法與WTO的要求的相抵觸。帶來的後果只能是隨時都會發生的對抗不利，施措不能；三是自相混亂，規則不一。如某些地方保護主義的規定因地因時而有所不同，中央規定和地方的某些變通規定的不統一，這些混亂是現有法律體系和行政規范體系內部產生的，這種混亂所導致的在有關行政行為范圍上的不同圈界以及這種圈界之間互無關聯與互相干擾相混合，必然使行政行為的相互干擾、阻礙出現相互否認，其行為後果也將成為市場競爭，貿易爭端對抗中的不利根源。

（2）對行政權力制約的設定

行政權力對社會公眾及公眾利益最直接和持續的影響，可以說是很容易被經常感受的，其強制性特點所帶來的強大必須要有制約，以及其富有的擴展性，「管理事務的擴展」的自發性，能「以最迅速的方式組織公務和對社會進行管理」（6）必然需要的對抗，都表明有關制約的對抗力和有效性將成為問題的實質。當然，法律設置的約束是最具體和明確的部份，行政機關依法辦事的要求就是一種制約，這當然要求法律要有對制約性的設置，但是並非行政權力完全可以通過法律來予以制約的，因為與法律相比，「政治佔有主導地位」。「政治意識不等於法律意識。政治家可能會拋棄法律，不以法律的名義去解決政治問題」。（7）權力的自我約束，還是公眾意志起支配作用是權力被制約的根本，是一個認識和作為中的普遍被思考的怪圈，先生雞還是先生蛋的問題在此被提及是因為權力被公眾意志所賦予和所決定，但一旦權力產生，它在行使中是獨立的和帶有強制力的，權力的這一特徵決定了法律的制約首先要解決的是權力必須首先帶頭接收這種制約，而其它公眾權的設置與權力的對抗要在法律強制力之外必須是有效的，首先是法律是不是有可能產生對權力的制約機制？其次是公眾權的設置形成的對抗能夠排除在權力的強制力之外嗎？當然，在此所做的認識上的深入是一個疑難，不過，在具體和有效性上的探討是一種對目標的漸近。這種漸近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立法權制約。無疑立法可以削弱，甚至消除某些行政權，但這在目前來看，僅僅是對具體的行政組織機構而言，在實質上只是對行政權力的轉移，即由此一機構消弱後的權力，又被賦予另一機構。當然，也有對權力賦予中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又往往因為立法是行政機關提出，行政權對立法權的滲透的表現，在根本上是權力根據需要而設置法律，並非法律根據需要設置權力，因此，在立法上對權力的制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立法權的獨立性，即人民代表大會制的立法權行使的獨立性和行政組織立法權的獨立性，必須與行政行為分開，其中有關於行政組織立法行為尤為突出和重要。「行政立法活動本質上當然不是行政機關的當然職權」。那麼，立法者應該是「權力機關的授權」，（8）但這種「授權」所不能解決的仍是行政機關的自行立法，包括各級行政機構的地方性立法活動本身仍是在行政力的結構范圍之內的問題，因此，有關行政權與「相對方之間行政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實現的「平衡論」，即龐德所說的「專斷權力之一端與受限權力之另一端間達到平衡」，（9）能夠達到的平衡設置，才是一種憲政秩序之具體所需
的實際。這種平衡所實現的制約的可能在於其設置對行政機關與相對方之間，以及行政機構之間關系中對對立和統一的矛盾認識，並能有效調控。具體表現是內部分權和外部分權。內部分權指在國家機關之間職能上的權力設置，應實現制約和平衡的分配，使其獨立性和相互制約性有充分的體現。但是，在這一前提下的有關行政組織立法對行政機關自身而言，仍有一個自身不能完善自身的問題存在。那麼，行政組織立法權的獨立性應有充分的體現，就要在立法活動中使立法職權從行政職權中劃分出來，這應該也是加入WTO後所帶來的迫切需要解決的有關行政行為透明度問題解決的可能方式，即只有將立法權包括行政組織的立法權獨立出來，才能更有效地做到統一性，行政機關自行制定的規章只能是其內部的約束行為，設立這樣的獨立立法機構應該是一個最新的問題。

公眾權制約。公眾權即私權領域的確切構建和保護，是有效防制權力侵入的措施，同時也是對權力的制約。行政權力的自行擴張本性必須遇有確切的阻礙時才能有效遏制，行政權力的相對方實際上就是公眾權的保護對象，當然，公眾權在實質應是指公眾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統一，而後者則是公眾對政治的參與權，這就包括民主政治條件下的公眾行使權力的主要方式是對國家公務員的選舉，選舉權當然只是一種間接的權力，其真實性和有效性當然在於程序保證。此外，公眾對行政權的行使的參予應當體現為對行政決策權的控制和監督，應當有公眾參與決策的議事機構和渠道，並應賦予其否決權，這當然會對行政權的獨立性和效率構成影響，但在平衡條件下的合理體現公眾否決權（包括許可權范圍，適時運用，方式體現等），是會更有利於行政決策權的行使正確的。而公眾對行政權行使的監督渠道，包括旁聽，報道與傳播，對行政機關決策、決定的事項、文件、資料、信息、情報等內容公開刊截，以及查閱，即允許公眾對各級行政機關資料可組織查閱，（10）當然這些方式所體現的參與權和監督權只是一種外在的環境條件的制約和影響，雖然不能直接改變權力的行使方向和方式，但無疑可以使與此相抵觸的權力行使受阻，從而不能形成其違反公意的完全損害後果，並將對改變、改善權力行使的方向和方式有著後續的作用。

執行權制約。執行權是行政權構成的核心部份，對執行權的確切定義以及其真實實現，是對行政權的真實合法、合規的體現。同時也應是對濫用權力有效制約的關鍵所在。執行權包括執法權和執行政策的權力，這兩者所倚重的都是在於程序實現的合法合規，並因此而實現效率和效益。首先要解決的當然是行政主體的合法，其重要性在於對行政職責和職權的明確，這種明確有利於圈定權力范圍，制止越權行為，因為行政權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使越權行為事實上缺少相對方有效的對抗，而行政權的擴張性是會不斷產生越權的可能的，並且由於行政權的直接性和影響的廣泛性，社會公眾利益將因此受到廣泛的影響，因此，對行政主體的確切劃分是很重要的首問。事實上，行政權的行使在有關行政主體問題上所反映出的問題還在於傳統體制的弊端，即「傳統體制的最大弊端之一」是在於「集中」，（11）因為集中而無權力分配，無分配則不分職責職權，越俎代皰，欺上瞞下，相互扯皮等現象所造成的混亂，對錯誤後果的難究其責，往往就是因為權責不明，即「冤無頭、債無主」。行政機關中國家中央機關和地方機關關繫上的集中以及機構內部各機關之間關系的集中，導致權力范圍內容的定義不能明確細致，有權無責和有權無為的結合使權力在不確切之處顯得無規，在確切之處又顯得無力（無職責明確自然無行為主體）。而集中體現在與其它社會組織的關系時，則將行政權與社會公眾權力混淆，行政權力的擴張性造成其越權而為的包攬替代，甚至是干涉和強加，社會公眾權力得不到正常行使或者使這種權力被幻化為行政權成為被利用，將導致行政權力被腐蝕，以及導致公眾權力被消弱、萎縮。因此，行政主體問題的核心權責分明就必須是分權的合理化和合法化。當然，這種分權在體現為執行法律和政策時應顯得尤為重要和必須，而在於立法立規上的統一趨勢而言，則只能是在統一原則范圍內的實現，這是對接WTO透明度原則的需要。其次，對於執行權而言，執行程序的合法合規化，是實現有效制約行政權的最重要內容，因為程序實現過程就是行政權力實現的過程，程序的每一環節上的權力實現，都應當保持正確性和合規性，在這方面，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對政策執行的「程序」，這實際上是一種將現有潛在規則公開化已變成迫切需要的問題，以及對於沒有規則的空隙要及時予以補漏的問題。當然目前人們廣泛關注的是對法律執行的程序問題，甚至是在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好（相當長的過程才能實現）的情況下，對有關政策的執行必須變成桌面上的公開化問題。在這里，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在以往過多的只是領會為執政黨的獨立活動，但是，至少我國司法制在目前所確定的憲政秩序肯定了政黨的活動規則必須符合法律規則，也就是在規則上將政黨行為規則的「潛在性」轉變為法律的公開性的必須，即「根據憲法制定政黨法，對政黨的組織活動進行明確規定」。（12）在這里，首先要明確的是，即便是執政黨，其政策不應直接等同於政府政策。政黨政策，應經合法程序，包括公意表示，才能成為政府政策，其次是政黨的活動不能直接等同於政府活動，二者必須分開。當然，最後仍然是政府的政策執行規則必須進行合法程序制定、公開。WTO透明度原則所要求的義務包括對法律、法規、司法判決和行政裁定的公開及以「統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執行」則在要求上更為側重的是執行方式的統一，沒有行政執行，無法實現這種統一；沒有行政執行的規則，不可能實現統一；而對於公正和合理的執行，沒有制約，無法實現和體現公正；沒有公開的規則使執行者監督自己和接受監督，就無法使民意的表示找到真實的根據和有效的方式。

二、透明度與權力整合。

透明度規則下的權力分配和權力運行在陽光下將迫於「自然法則」而自行收斂、伸展和整合，「自然法則」之力是無形和外在的，但對權力的解構和結構形成更新層次深入，則是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和必需。弗里德曼說：「法律規則和法律程序是權力的產物。」「這些規則和程序也限定權力並指導人的如何使用權力」。（13）但有關權力的規則，包括分配和行使的效益優化對社會公益而言，是不可能完全接受權力的這種自省的，即權力產生程序和因法律而形成的自我限制並不是其自認的可以達到「效益的優化」，必須有另一種力量來矯正和做為參照，即「規則來自社會，社會是其設計者」。（14）那麼，這種來自於社會的力量的體現首先就應該是透視在先，對權力的整合的必須和可能都是因為透視權力的目的以及作用是制約、調整，使其不違背社會公意，對大多數人的利益起良好的維護作用。因此，社會的這種「設計作用」的規則是先要進行探討的，其次才是如何「設計」。WTO的「透明度」原則，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基本規則，而是貫穿於整體規則體系的始終，即在雙邊和多邊協議中的成員權利和義務的體現中，具體規則對成員的要求，首先就是其行為每一步驟都必須是可預測的，可知曉的，前後一致的（可遵循的）。 1994年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最後文件第4條稱：「WTO協議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予以開放，供所有參加方依照協議第十四條以簽字或其他方式接受」，協議的「開放」即是一種「公開」的「透明度」。同樣，對成員們內部權力運用中有關政策，對外貿易措施的制定，都要求「公開」，如有關「實施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的協議」附件，「衛生和植物檢疫法規的」透明度「第2條中有關各成員對」衛生或植物檢疫法規的公布「，要求在」開始和生效之間的合理的時間間隔「，是因為要讓出口成員，按照對方公布的法規要求，調整其產品和生產方法，以適應進口成員的要求，即」透明度「的規則的所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要讓相對方能夠」遵守「和監督對方」遵守「。這種」遵守「和監督行為本身就是規則的最基本要素，因此，權力將不能逃避這種」公開「，不能只是制約他人而自己不受制約。

1、行政權力的收斂

收斂不是不合理的局限。平衡論所認識的權力運用的最佳狀態是在於權力所支架的社會關系相互和諧地凝聚於社會公意之所指。但是，多數至上主義有關「一個政治上的多數」可以為所欲為，與「民主的合憲概念」有關政府機構代表集體的決定是將「社會所有成員都視為一個個體，並予以同等關注和尊敬」（15）之間所形成的分歧的解決，往往被以多數至上主義的權力運用程序的科學、合理即集體對個體意願代表人最大可能所掩蓋，這是因為多數至上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實際的操做程序，這種程序往往是權力運用所不可避免的惟一選擇。可是即便是少數人的利益和意見被拋棄的理由不應該是這些利益和意見不應被尊重，在與多數人利益和意見的關繫上並不都是對抗性的，應該存在對不被顧及個體的可兼容性。WTO談判中的「雙贏」規則被倡導，正是這種兼容性的規則被倡導的表現。找到那種對雙方均可獲利的道路和方法本身就是協議原則的根本。權力運用的意願（集體）與權力所能影響的對象（個體）之間，後者之所以被給予越來越多的重視，是在於合理的模糊性與科學的精確性，都是法律的正確性的最重要內涵。而科學性（無錯誤）顯然是對於具體適用對象所必須的，這對於權力而言也應是同樣的，那麼，權力的收斂就是指其運用中精確性的形成，包括如何製造其無誤的機制和怎樣做到無誤。WTO透明度原則就是讓錯誤無從躲避從而消除各成員的錯誤會誤導他方和使他方受損的可能。（1）剛性強度與彈性限度。行政權的剛性是在規則上的運行所帶來的強制性力量，是權力的特徵。而在范圍內的靈活性和可變性則是在原則內的彈性，是權力的特點。當然，對於行政權力的剛性顯現而言，易於了解，或者說是可視的，而對於行政權力的彈性采說，則是不易於認識和掌握的。當然，剛性強度則是指行政權力強制力的邊界限制，以及在針對適用對象時的強、弱控制的適度；而彈性限度對於不公開的政府行為而言，是指相對的權力運用的規則性，程序性要求。很顯然，WTO透明度原則要求對於後者而言是更重要的，也是目前最需解決的。不過，就即便是對公開規則的執行，即剛性表現，也存在著在程序上的權力彈性。同時，對於彈性運用，並非沒有在透明度原則下的適度范圍，也就是說可以彈性的地方，是應該會運用的。這看來是十分需要了解和掌握的。A、政策與法律。政策的適時性和不規則性，是彈性表現，而法律的剛性則是在於對規則遵循的強制性。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總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對透明度的要求是：各成員方對相關法律、法規條例、行政命令以及成員方政府或政府機構與另一成員方政府或政府機構簽定的影響國際貿的現行協定，都應迅速公布。如不能公布，也應將信息公布，並且應將各方面的任何修改和有實質性影響的任何新法律、法規或者行政命令迅速並且至少每年一次通知WTO組織有關機構。公布法律是在於剛性規則的明確性和規范性，公布顯然是一種最有效的自我約束，即對於相對方而言為其提供要求這種約束自己的規則，而不是僅僅在於要求對方按公布的規則行事，因此，這種公布的後果自然是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的相互矛盾所帶來的不利，缺漏因「公示」的會帶來被利用的可能，以及最為不利的是在與多方成員國法律的對接中會固定一種劣勢的形成（如果法律制定有劣勢的話），競爭將成為一種在「游戲規則」上的優劣競爭，這顯然是剛性規則的固有弊端。而法律的優劣是法律文化發展的一種先進與落後的反映，與經濟環境和社會條件必然相關，那麼，我們有關於公布法律的想法就不是急於跟上的簡單，但卻又是要緊跟其上的慎重，更重要的是了解、熟悉和吸收先進的法律文化因素。對於政策的彈性來說，WTO所建立的貿易政策審查機制，要求所有成員方的貿易政策和慣例均應當提交審查，定期輪流評審，因此，有關政策的彈性在我國長期形成的行政體制中的作用將被改變認識。首先是政策的及時性與適應性的作用，會因其模糊性而被反利用。適應性的彈性，是在於規則不明確的模糊性，
這種模糊性會導致兩種可能，即對公布的法律的不明確改變（或不遵循），以及對在此前後的相關政策的矛盾，對法律的愈越或對前後政策不一致所造成的矛盾。都會帶來在約束上的兩可，會被反利用。其次，政策的及時性本身就帶有固有的局限，即在適時上的條件存在有限的情況下的決定，往往在條件改變後將不再適用。因此，及時修改政策是最為重要的，但同時政策又必須保證在一定時限內的有效性，這就要求政策的及時性必須考慮不利後果，即在未修改前可能出現的條件變化。再次，政策的模糊性本身就是規則不確切，要求不明，是否通行的後果（責任）不固定，那麼，有關政策在對成員的另一方形成利用的依據時，可以解脫責任。當然，在政策的制定上，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機構在制訂政策的權力上的分配問題，往往是造成政策不統一的根源，也就是職權范圍的明確不是在於以往的「行政管轄區域」 概念或「管理范圍」的概念，而應該是行政管理可能及於的相對方或對相對方的該項行為權力，不是地域概念和事項范圍。而是相對的對象范圍，當然，有關政策執行的統一性要求所帶來的問題要大於政策的制定，因為各行其事的各級行政權力的「潛在規則」是無法公布的，但行為的後果則是不可能不公開的，這種後果往往會被反利用為針對對公開政策違背的行為。因此，行政權力在此被收斂是很顯然的。在這里，WT

Ⅶ 請問,誰能給我一份關於WTO與反傾銷論文的範文或者實例,包括建議.謝謝

WTO反傾銷協議與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內容摘要：反傾銷歷來都是GATT和WTO談判的主要內容。經過長期的談判和妥協，締約各國終於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後的1994年達成了「關於實施《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6條的協議」(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
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傾銷協議，該協議的第13條規定了「司法審查」的內容。

中國加入WTO之前就曾經承諾：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裁決將允許司法審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開始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中卻沒有關於司法審查的規定。現在，中國已經加入WTO，中國應該在法律規定等方面與WTO的原則和規定保持一致。

本文從WTO反傾銷協議對司法審查的規定談起，分析中國《反傾銷條例》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提出在中國應建立反傾銷的司法審查制度，並提出筆者的總體構想和微觀設計。

關鍵詞：WTO反傾銷協議 司法審查

傾銷（Dumping）是出現在國際貿易中的一種經濟行為。1994年WTO反傾銷協議對「傾銷」的定義為：一項產品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該產品的出口價格在正常的貿易過程中，低於出口國旨在本國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可比價格，也即以低於其正常價值進入另一國的商業。反傾銷（Anti-mping）則是一種政府行為，是一種行政行為，一般是指進口國當局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或者本國生產企業的利益，採取增加關稅等措施以對進口國及其企業的傾銷行為進行限制的行為。[i]

司法審查在嚴格意義上是一個憲法學與行政學的概念，而且司法審查有著很廣泛的含義。在許多國家，如美國，司法審查有下述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法院對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進行審查，主要是審查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有沒有違反憲法的規定，所以又稱之為違憲審查；二是法院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決定進行審查，防止行政權的濫用對公民的侵害。「司法審查在國家權力控制的運作過程中主要發揮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是對行政權力的作用對象提供權益救濟；二是對行政權力的主體實行監督。」[ii]WTO反傾銷協議中的司法審查主要指的是後者，即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的司法審查。

反傾銷屬於行政行為，為了切實保護反傾銷過程中利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防止行政權的濫用，從正當公平的角度應該允許對反傾銷的行政決定進行司法審查。

一、WTO反傾銷協議關於司法審查的規定

WTO反傾銷協議第13條規定了「司法審查」的內容，即：為了能夠迅速對最終裁決和本協議第11條規定的有關行政復議決定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每個在國內立法中規定了反傾銷措施的成員國，都應當設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機構或者程序。該機構或者程序應當獨立於對有爭議的裁決或者復議負責的主管機構。[iii]

從上述的條文規定來看，WTO反傾銷司法審查的主體包括三個：司法、仲裁和行政機構。目前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都擁有最終的司法審查權。那是不是說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有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傾銷協議之所以如此規定我認為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員國的憲政體制下，法院不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決定擁有司法審查權。對於這些國家的司法審查問題，GATT第十條第3
款（丙）項作了補充的規定，「如於本協議簽訂之日在締約國領土內實施的事實上能夠對行政行為提供客觀公正的檢查，即使這個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以外，本款（乙）項的規定，並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換它。實施這種程序的締約國如被請求，應向締約國全體提供有關這種程序的詳盡資料，以便締約國全體決定這種程序是否符合本項規定的要求」。根據此項規定，只要在這些國家內，享有司法審查權的機構只要能夠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提供可觀和公正的審查，即使它不完全獨立於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構，也是允許的。這種擁有司法審查權的機構或許是仲裁機構或許是行政機構。二是為了尊重有些國家的法律規定中的「行政救濟用盡」的原則。WTO反傾銷協議中規定的能進行客觀和公正的司法審查的行政機關可以被理解為以下兩種體制下的兩種機構：歐洲大路法系國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歐洲許多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院擁有對行政機關行政決定的司法審查權，但行政法院在原則上是完全獨立於其他行政機關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國家，行政裁判所雖然是政府行政機關的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獨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決定的作出要經過正式的聽證程序，這時的行政裁判所實質上是一個行政法庭。經過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決定在當事人不服的情況下還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訴，即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因而行政裁判所雖然在表面上是不獨立於行政機關的，但是從實質的法律關繫上還是獨立和客觀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決定還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審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國家，法律界人士對WTO反傾銷協議中的司法審查主體不作並列的理解，而是分層次的關系。涉及到反傾銷的當事人可以先尋求行政法庭的救濟，即「行政救濟用盡」；在當事人表示不服的情況下，還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請司法審查。主要的區別在於行政法庭負責進行審查實體法律關系，而普通法院只負責審查法律的適用。[iv]

二、中國法律法規有關於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規定

中國目前對於反傾銷方面的法律法規只有2001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簡稱《反傾銷條例》。但是目前在《反傾銷條例》中根本沒有明確的司法審查的規定。目前學者都在討論中國的反傾銷法應該與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能夠相一致，討論修改中國的反傾銷法的問題，增加司法審查的規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修改的項目。

此外，因為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來講是屬於憲法學與行政學的范疇，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就規定了司法審查的內容。《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了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認為是侵犯了其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行政行為。[v]《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排除了幾種行政行為免受司法審查。

從《行政訴訟法》本身的法律條文規定來看，《行政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反傾銷過程中的司法審查問題。《行政訴訟法》第12條的排除性規定也沒有涉及到反傾銷問題，分析其中的具體含義，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反傾銷問題的行政決定不是國家行為，不是抽象行政行為，不是行政機關內部行為，也不是法律規定的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為。

從根本上講，關於反傾銷問題上的司法審查問題實際上在中國法律和法規中是缺乏法律規定的，是缺失的。[vi]

三、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從我國目前的法律狀況和相關問題以及WTO的反傾銷協議來看，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在加入WTO之前承諾的一部分。我個人認為，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應該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在總體上將反傾銷司法審查納入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法》，二是在我國的反傾銷法中明確規定司法審查制度，以完善我國的反傾銷法律制度。

（一） 以《行政訴訟法》為基礎建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在上述的闡述中，我們已經看到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實際上並沒有對反傾銷司法審查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是從《行政訴訟法》受案范圍的內涵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反傾銷問題實際上是可以被納入《行政訴訟法》的范疇。[vii]

第一、反傾銷行為屬於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對行政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的規定。該解釋第一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根據中國的《反傾銷條例》，反傾銷一般是由進口產品的相同或類似產品的國內生產者或者有關組織向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以下簡稱外經貿部）提出反傾銷調查的書面申請；然後由外經貿部對書面申請進行審查，決定是否立案；決定立案調查之後，由外經貿部會同國務院相關部門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出來之後，由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根據調查結果分別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傾銷和損害成立的，要進行進一步調查，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根據進一步的調查結果分別作出最終裁定，並由外經貿部予以公告。根據上述法規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反傾銷的調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訴、立案、調查和裁定等；反傾銷措施的裁定部門主要是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顯然，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都是國務院的下屬部門，是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部門。因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釋，我們完全可以同意反傾銷行為是一種可以由當事人向法院申請提出司法審查的行為，是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的。[viii]

第二、反傾銷行為涉及的利害關系人享有行政訴訟法的訴訟主體資格。在各國的反傾銷行為中，涉及到的利害關系人一般有三個，一是提出反傾銷申請的進口國產業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傾銷的出口國產業或其代表，三是進口國負責作出反傾銷裁定的主管當局。前兩個會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中的原告，第三個會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中的被告。根據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作為反傾銷行政訴訟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論述中已經闡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贅述。在我國，作出反傾銷裁定的行政機關的三種行為可能受到司法審查。一是不發起調查的決定。反傾銷調查的發起是基於國內聲稱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產業提出的反傾銷書面申請，由外經貿部會同國家經貿委作出是否立案調查的決定。當外經貿部作出不立案調查的決定時，申訴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司法審查，即申訴人成為司法審查的原告。二是終止調查的決定。根據中國的《反傾銷條例》，外經貿部在調查開始後，在四種情況下應當終止反傾銷調查。如果外經貿部作出終止反傾銷調查的決定，國內的申訴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請司法審查，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決和最終行政裁決。在這種情況下，進口國產業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國產業或其代表都有可能會向法院提起訴訟，成為行政訴訟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國產業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情況下，依據國民待遇原則，允許適用行政訴訟法的涉外行政訴訟一章和其他相關規定。

（二） 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微觀設計

在確定以《行政訴訟法》為基礎建構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之後，我們需要在具體的微觀上設計並完善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第一、 確定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模式。

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模式實質上是指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反傾銷裁定如何審查以及對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給予什麼樣的法律關注的問題。[ix]

目前我國的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司法審查模式是：以法律審查為主，以事實審查為輔；只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不審查行政行為的合理性。當然，從行政訴訟法的條文規定來看，有些條文規定超過了合法性審查，延伸至合理性審查，如行政機關濫用職權等，但在實踐中，合理性的審查幾乎是沒有的。

反傾銷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濟問題和法律問題，涉及到很強的技術性問題。反傾銷調查的專業性、技術性以及相關事實的復雜程度遠非一般行政活動可比，有關行政機關事實判斷的背後是紛繁的實際證據、復雜的專業知識及敏銳的政策意識的強力支撐，而法院司法活動的消極性、司法資源的相對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識結構的局限性都決定了法院不能也不應該以自己的事實判斷代替有關專業行政部門的事實判斷，而只能對在尊重後者事實判斷的基礎上，著重對其事實判斷進行法律方面的審查。

目前在我國行政訴訟法實踐當中，法官對事實進行審查的程度要較成文法規定的要高，這一方面以損失司法效率為前提，浪費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當然，法官也不應當全面放棄事實審查，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時候事實和法律問題是很難區分的，二是有些法律問題的審查要依賴於事實審查，否則法院的司法審查就只是走過場而已。

總而言之，在我國將來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模式中，應該注意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職權取證。我國行政訴訟實踐中法院熱衷於庭外取證，審查事實，使庭審流於形式的不正常現象絕非個別。[x]禁止法官依照職權取證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有關當事人提交證據的法律審查方面，對事實的審查只是為了更好的進行法律審查。二使法官應慎用和不用「主要證據不足」。「主要證據不足」是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否定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依據之一。這一條在一般的行政訴訟法中適用的比較多，但是若將這一依據用在反傾銷司法審查中，則會因標准適用嚴格而使反傾銷的司法審查制度沒有辦法發揮效用。反傾銷有其極其復雜的情況存在，例如WTO反傾銷協議中第20條規定，在利害關系方不提供資料、不予合作的情況下，有關機關可以徑自依現有資料作出裁定。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法院以「主要證據不足」為由撤銷有關機關的裁定，實屬不妥。三是法院應該尊重有關機關的政策取向。反傾銷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措施，與進口國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關系。進口國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來決定是否給予被控傾銷的外國相關產業是否徵收反傾銷稅，即使外國相關產業的傾銷行為給國內的產業造成很大的損害。

第二、明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

關於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我在前面已經有很多的論述，現在就著重談一談關於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界定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呢？我認為如果這樣做，主管反傾銷的行政機關從反傾銷案件是否立案開始就要受到司法機關的監控之下，這將有損於行政機關行政活動的連續性和高效率，同時也會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因此我們應該有限制性的選擇一系列對當事人的經濟利益有重大影響的行政活動作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

在我國，反傾銷行為要經過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訴、立案、調查、初步裁定和最終裁定。因而作出反傾銷裁定的行政機關的三種行為可能受到司法審查。一是不發起調查的決定。反傾銷調查的發起是基於國內聲稱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產業提出的反傾銷書面申請，由外經貿部會同國家經貿委作出是否立案調查的決定。二是終止調查的決定。根據中國的《反傾銷條例》，外經貿部在調查開始後，在四種情況下應當終止反傾銷調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決和最終行政裁決。這三種情況應該是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xi]

第三、 明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訴訟主體

訴訟主體實際上是訴訟過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體資格問題。因為前面我曾經提到過這個問題，在此簡要談談前面沒有談到的問題。

首先說原告的問題。進口國內提出反傾銷調查申請的產業或其代表以及外國被控傾銷的產業或其代表都可以成為反傾銷行政訴訟的原告。

其次說被告的問題。前面提到我國《反傾銷條例》中提到作出相關立案調查、終止調查以及相關裁定的行政機關主要是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因而這兩個行政機關最有可能成為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被告。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兩個以上行政機關作出同一具體行政行為的，應列為共同被告。問題在於我國《反傾銷條例》中多次提到外經貿部應在「經商國家經貿委」後作出有關決定，那麼在此種情況下，應該將外經貿部單獨作為被告呢？還是應該將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作為共同被告呢？就我個人認為，應該將此兩部委作為共同被告比較合理，因為畢竟二者共同參與了這個決定的成立，應當共同承擔責任。

第四、確定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管轄范圍和審級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4－17條對行政訴訟的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概括起來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中級人民法院對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進行管轄；高級人民法院管轄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轄全國范圍內重大、復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它們都是國務院的下屬部門，因而一般情況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第一審管轄法院都應該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當然不排除因為反傾銷案件的重大和復雜性，而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負責第一審。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依法實行兩審終審制度。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作為行政訴訟的一部分，也應該實行兩審終審制度。

綜上，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管轄范圍和審級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負責一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負責二審；二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負責一審，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二審；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進行審理。

[i] 參見甘文：《WTO反傾銷協議與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人民法院報》2001年1月7日。

[ii] 孫寧華主編：《權力與制約——行政法研究》，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頁。

[iii] 參見王福明主編：《世貿組織運行機制與規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iv] 參見王承斌主編：《西方國家反傾銷法與實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v]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的法律規定。

[vi] 參見黃玲：《論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vii] 參見張曉東、余盛興：《論建立與完善我國反傾銷訴訟體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viii] 參見張曉東：《中國反傾銷立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ix] 參見房東：《建立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探討》，《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

[x] 參見於紹元等：《行政訴訟中的事實審與法律審》，《現代科學》1999年第5期。

[xi] 參見並比較張曉東：《加入WTO與修改中國的反傾銷法》，《法學評論》2000年第6期。

其他參考資料

1、 彭文革、徐文芳著：《傾銷與反傾銷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 張慧龍編著：《歐美反傾銷法對策》，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萬里書店，1993年3月第1版。

3、 王傳麗：《中國反傾銷法——立法與實踐》，《中國法學》1999年第6期。

4、 程大為：《WTO反傾銷措施和中國反傾銷應訴》，《國際經濟合作》2000年第11期。

5、 薛榮、李居遷：《反傾銷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現代法學》2000年第4期。

6、 石青凱：《國外反傾銷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及對策》，《國際商報》2000年8月10日。

7、 姜愛麗：《加入WTO的反傾銷問題研究》，《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3期。

8、 王偉：《美國反傾銷法損害標準的演變及評價》，《河北法學》2000年第3期。

9、 趙敏燕、董立、李易：《歐共體反傾銷程序及中國企業之對策》，《法學論壇》2000年第4期。

10、蔣小紅：《歐共體非市場經濟反傾銷規則研究》，《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4期。

11、休·斯多克、楊國華、孟慶欣：《歐盟對華反傾銷的法律與實踐——一個歐洲律師的觀點》，《法學評論》1999年第5期。

12、古少勇：《歐盟反傾銷理事會適用不同價值標准法官判決擁有自由決定權》，《人民法院報》200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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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WTO規則的強制性規定

WTO反傾銷協議與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傾銷（Dumping）是國際貿易中一種經濟行為，WTO《關於履行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的協議》（簡稱反傾銷協議）將其界定為，「一項產品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該產品的出口價格在正常的貿易過程中，低於出口國旨在本國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可比價格，也即以低於其正常價值進入另一國的商業」。而反傾銷（Anti-mping）則是一種政府行為，主要是指進口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或者本國生產企業的利益，採取增加關稅等措施對進口國的傾銷行為進行限制……
從目前國際貿易的情況看，歐美國家對中國眾多出口產品和企業採取反傾銷措施、徵收反傾銷稅，從各類生活用品到各式各樣小商品等等，而這些正是中國企業的「優勢產品」。但在中國，反傾銷案件卻寥寥無幾，由於行政部門採取或者不採取反傾銷措施而引起司法審查的案件還未出現。我國加入WTO後，國際貿易將急劇增加，如何遵循WTO反傾銷協議，確立司法審查的規則體系，充分發揮司法審查在保護本國經濟利益和國際貿易自由方面的作用，是一個日趨重要的問題。筆者將在文中著重論述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問題。
WTO反傾銷協議第十三條（司法審查）規定：「各成員， 其國內立法包括有關反傾銷措施的規定，根據本協議第十一條的內容規定，對最終裁決和復審決定的行政行為可特別要求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者通過訴訟程序，迅速進行審議，該法庭或訴訟程序應完全獨立於負責作出該裁決或復審決定的當局。」WTO 除了在反傾銷協議中規定了司法審查，還在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二十三條、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六條、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第三十二條、 裝船前檢驗協議第四條中作了大致相同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是源於關貿總協定（GATT）的規定。GATT第十條第3 款（乙）項規定「為了能夠特別對於有關海關事項的行政行為迅速進行檢查和糾正，締約各國應維持或盡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這種法庭或程序應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之外，而它們的決定，除進口商於規定上訴期間向上級法院或法庭提出申訴之外，應由這些機構予以執行，並作為今後實施的准則；但是，如果這些機構的中央主管機關有充分理由認為它們的決定與法律的既定原則有抵觸或與事實不符，它可以採取步驟使這個問題經由另一程序加以檢查」。從字面上看，WTO 規定了三個司法審查的主體：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由於WTO 反傾銷協議對司法審查的主體及其司法審查權的規定不是十分明確，有的學者認為，在我國，不應當由法院行使司法審查權，而由其他行政機關對反傾銷行為進行最終審議或者由作出反傾銷行為的行政機關進行最終審議。
筆者認為，這些觀點與WTO的司法審查的原則不相符。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在我國應當明確法院對反傾銷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的司法審查權。
WTO反傾銷協議沒有排斥法院擁有最終司法審查權的原則
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法院都擁有對行政行為的最終司法審查權。著名的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是這樣解釋司法審查的概念的：「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政府的另一部門或另一級政府決定的權力。從行政機構向法院提起的上訴，以審查事實認定或法律，或審查兩者。也指上訴法院審查初審法院或中級上訴法院的裁決。」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代表了英美法學的普遍認識。王名揚先生認為，「在美國，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國會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以及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及法律而言」。在英國，司法審查通常是指，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機關侵害，請求高等法院根據其對下級法院和行政機關所具有的傳統的監督權，對後兩者的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當然，司法審查並不專門指英美法系國家普通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在美國，反傾銷司法審查案件由國際貿易法院管轄，上訴法院是聯邦上訴法院，後者為普通法院），也包括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如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便是如此。在德國，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行政法事務的管轄權（jurisdiction），行政法方面的事務由專門的法院即行政法院（the administrative court）管轄。因此，在德國，司法審查是指行政法院審查行政機關行使的行政權力。在法國，行政法院同樣具有司法審查的權力。在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看來，行政法院是嚴格意義上的司法機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們與其它法院共同地行使國家的司法權。行政法院像普通法院那樣，與行政機關是相互獨立的。
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法院對行政行為都擁有司法審查權。那麼，為什麼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產生的WTO 反傾銷協議中規定了司法審查三個並列的主體呢？有兩個理由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一是在有些WTO成員國的憲政體制中， 法院對行政行為不具有司法審查權。對於這些國家的司法審查問題，GATT第十條第3 款（丙）項作了補充的規定，「如於本協議簽訂之日在締約國領土內實施的事實上能夠對行政行為提供客觀公正的檢查，即使這個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以外，本款（乙）項的規定，並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換它。實施這種程序的締約國如被請求，應向締約國全體提供有關這種程序的詳盡資料，以便締約國全體決定這種程序是否符合本項規定的要求」。根據該項規定，能夠對行政行為進行客觀公正的審查的機構，即使不是完全獨立於作出行政行為的司法機構，或者在形式上不獨立於作出行政行為的機構，也不必然是不合格的主體。這種審查主體和程序是否符合第十條第3款（乙）項的規定，由締約國全體決定。 這種規定主要是基於締約國的司法、行政和仲裁體系的不統一。允許在有的國家由獨立的行政機構或者仲裁機構過渡性地替代法院作出最終的裁決，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的國家，可以排除法院對反傾銷行為的司法審查權。二是基於WTO 規范的行政行為涉及的行政專業性很強，WTO規定了獨立的行政機構的審查程序， 體現了很多國家行政法上行政救濟窮盡的原則。WTO 中規定的獨立的「行政的法庭」，可以理解為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院，還可以被理解為英美法系國家的行政裁判所（the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普通法中的行政裁判所盡管被認為是政府行政部門的組成部分，但享有自己的法律地位。美國行政機關依正式聽證程序裁決行政爭議時，實質上是一個行政法庭。它們的裁決仍然受普通法院的監督。在這方面美國和英國相同，和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院不同。從形式上看，英美法系國家的行政裁判所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從法律關繫上看，完全獨立於作出行政決定的機構，並且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律家們對於WTO有關司法審查規定的主體不作並列的理解， 而是分層次的理解，即反傾銷行為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尋求行政法庭的救濟，對行政法庭的裁決不服，可以再尋求法院的司法救濟。兩者的區別是，行政法庭可以審查行政決定的合理性問題，而法院只能審查合法性的問題；行政法庭的審查是初步的，而法院的審查結論具有最終裁決性質。
在我國法律框架下，應當明確法院對WTO 反傾銷行為的司法審查權
從嚴格意義上講，司法審查是一個憲法學和行政法學的概念。在很多國家，司法審查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法院對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進行審查，這通常被稱為違憲審查；二是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WTO反傾銷協議中的司法審查主要是指後者。司法審查是現代民主政治國家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是一國法院對其他國家機關行使公共權力的行為進行審查，救濟公民權利的法律制度。我國行政訴訟法確立了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的基本原則，系統的、完整的司法審查制度隨著行政訴訟法的頒布而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運作狀況，是一個國家民主制度和人權保障制度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同時，行政訴訟法還規定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以及其他提起訴訟的條件。我們在判斷反傾銷行為是否應當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的時候，應當充分考慮我國的司法審查法典即行政訴訟法的規定。
（一）反傾銷行為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根據WTO 反傾銷協議的規定，一國的反傾銷主管行政機關接到國內產業的申請後，應當對外國進口產品進行調查，確定國內產業的損害程度，並決定是否對外國產業採取反傾銷措施。反傾銷的調查程序包括申訴、立案、調查、裁決等。主管行政機關的三種行為可能受到司法審查。一是不發起調查的決定。反傾銷調查的發起一般是基於國內聲稱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產業提出反傾銷申請。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 反傾銷申請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例如，「表示支持申請的國內生產的產量不足國內產業同類產品全部生產量的25％的，則調查不應發起」。二是中止或者終止調查的決定。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主管行政機關在調查開始後， 一旦確認沒有充分的傾銷或者損害證據以證明有理由繼續對案件進行調查的，應當駁回申請，並盡速終止調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決和最終行政裁決。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 主管行政機關在調查的基礎上可以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有關傾銷或者損害的初步行政裁決。在初步裁決的基礎上，主管行政機關可以採取臨時措施和價格承諾措施。最終行政裁決則是指主管行政機關最終確認進口產品傾銷並造成損害而作出徵收反傾銷稅的裁決。這三種行為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上看，都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基本特徵。
（二）反傾銷行為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具備訴訟主體資格。WTO 反傾銷協議中規定的反傾銷行為一般涉及兩個主體，一是提出反傾銷申請的國內產業或者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傾銷的出口國產業。在特定條件下，訴訟主體還可能是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第三國企業。通常請求司法審查的是被指控傾銷的出口國產業。WTO 反傾銷協議規定當事人可以尋求司法審查，對於保障當事人特別是被徵收反傾銷稅的當事人的利益，防止反傾銷行政當局濫用權力十分重要，這是國際反傾銷立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在我國，允許進口國產業擁有訴訟主體資格，也符合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組織在中國進行行政訴訟，同中國公民、組織有同等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由於WTO反傾銷協議屬於國際條約，有關司法審查的規定， 主要適用於出口國尋求司法救濟的程序。國內產業對反傾銷主管行政機關不調查、中止調查或者終止調查的決定不服，則可以根據行政訴訟法尋求司法救濟。
當然，反傾銷行為還可能涉及其他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根據最高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規定，這些當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WTO 反傾銷協議第六條第11款規定，「本協議所稱『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應包括：（a）受調查的出口商或外國生產者或產品的進口商，或其大多數成員是該產品的生產者、出口商或進口商的商會或同業公會。（b ）出口國成員政府。（c）進口成員的同類產品的生產商， 或者其成員的大多數是進口成員地域內生產同類產品的商會和同業公會。除上述列舉的名單之外，這個名單並不排除將國內或國外的當事人包括在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之列。」WTO反傾銷協議規定的反傾銷行為的利害關系人， 與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的「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當事人」基本一致，只是出口國成員政府是否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原告，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新問題。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沒有排斥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國內政府或者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案件中，地方政府和行政機關作為原告參加訴訟是常有的。WTO 反傾銷協議中「出口國成員政府」，在反傾銷司法審查的案件中，代表的是出口國產業的經濟利益，因此，也可以作為訴訟代表人而成為行政訴訟的原告，請求進口國法院司法審查。
（三）法院行使司法審查權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礙。WTO 規則和國內立法的關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在有關WTO 反傾銷協議與國內立法關繫上，存在同樣的沖突與選擇的問題。國內立法排除法院行使對反傾銷行為的司法審查權，往往被有的學者作為支持其主張的一個重要理由。我國國務院1997年曾經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規定，我國有關主管行政機關可以初步裁定傾銷成立和最終裁定傾銷成立，「最終裁定傾銷存在並由此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可以按照規定程序徵收反傾銷稅，並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予以公告。徵收反傾銷稅，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出建議，由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由海關執行」。例如，2000年8 月我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和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作出的《關於對原產於韓國的進口聚酯薄膜反傾銷調查的最終裁定》，用的就是「最終裁定」的概念。但我們不能據此得出「最終裁定」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審查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WTO反傾銷協議用英文final determination（直譯為最終的決定）表述最終行政裁決，但這只是行政程序中的最終裁決， WTO反傾銷協議還規定了利害關系人對反傾銷行為可以請求司法審查。
《條例》與WTO反傾銷協議不同的是， 沒有規定利害關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也沒有明確規定，對於反傾銷行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有人據此認為，《條例》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審查。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缺乏法律依據。理由有二。第一，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對八項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盡管反傾銷行為不包括在第（一）項至第（七）項內，但該款第（八）項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因此，不能因為行政訴訟法有關受案范圍的規定中沒有列舉反傾銷行為而否定這類行為的可訴性。第二，即使《條例》規定的「最終裁定」不是指行政程序的最終裁定，也不能排除司法審查。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的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是法律規定的。而這里的「法律」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僅指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通過的規范性文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對此也作過明確規定。最高法院的這一解釋是符合行政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的。排除司法審查只能由立法機關通過立法來決定，若允許行政機關（國務院也是一個行政機關）通過制定行政法規或者行政規章排除司法審查，則不符合權力制約原則和法治的精神。
（四）法院的司法審查具有不可替代性。我們在討論司法審查的主體的時候，應當明確，WTO反傾銷協議規定行政的、 仲裁的機構可以作為司法審查的主體的前提是，某個特定國家的法院不具有司法審查權。但是，目前仍有觀點認為，在中國也應當由獨立的行政機構來進行司法審查。這種觀點的存在，與我國法院司法審查的權威性和信任度的低下有一定的關聯。但是，與法治程度相當的法院的尊嚴不是通過放棄權力而可以取得的。這是我國法院的司法審查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一個重要理由。第二個理由是，在中國是否存在一個獨立的行政的裁決機構是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如果我們排除法院的司法審查，但為了遵循WTO 的規定，應當由獨立的行政的裁決機構對反傾銷的最終裁決進行審查。國務院或者國務院的法制工作部門都不可能成為合格的機構。其一，國務院是作出反傾銷最終裁定的上級行政機關而不是與之相獨立的機構。其二，國務院的實際審查機構是國務院法制工作部門，而這些機構只能通過復議程序進行審查。而我國的復議程序，很顯然不是WTO 所稱的司法審查的程序。第三個理由是，法院有充分的能力進行司法審查。盡管反傾銷行為是一種特殊的行政行為，但這不能成為排除法院司法審查的理由。因為，任何行政行為對於法院來說，都具有行政專業性，但都是可以審查的。這關鍵不在於法院的法官具有很強的相關行政專業知識，而是在於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和法官的法律判斷能力。法院的司法審查權不能因為行政的專業性而被放棄。我國新的專利法賦予法院對專利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權，正是法院的司法審查的價值重新得到承認的重要標志。

論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一 反傾銷司法審查在我國缺乏具體法律規范
自從1997年12月10日我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決定對來自美國、加拿大、韓國的新聞紙正式立案進行反傾銷調查以來，我國有關主管當局就不斷收到關於反傾銷案件司法審查問題的質詢。傾銷是指進口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其正常價格，當傾銷給進口國的國內產業造成損害時，進口國可以決定對該進口產品徵收反傾銷稅，以達到保護本國工業及國內市場的目的。反傾銷措施是世界貿易組織允許各國採用的保護本……
在1997年5月的世界貿易組織第二次中國工作組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裁決將允許司法審查。我國現行的反傾銷法規《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沒有對司法審查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沒有司法審查程序，實際上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由於行政機關就反傾銷案件做出的行政決定涉及當事人的財產權，所以當事人有權提起相應的行政訴訟；而且行政訴訟案件的審理由人民法院進行，符合1994年反傾銷法典關於進行司法審查的機構要獨立於進行反傾銷調查機構的規定。不過當事人對哪些具體的反傾銷行政決定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哪些人可以提起訴訟，具體由哪個法院受理此類案件還是有必要成立專門的法院予以受理，則是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同時也是各方存在爭議的問題。
二 世貿組織及歐美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規范
世貿組織1994年反傾銷法典第13條規定：為了能夠迅速對最終裁決和本協議第11條規定的有關行政復議決定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每個在國內立法中規定了反傾銷措施的成員國，都應當設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機構或者程序。該機構或者程序應當獨立於對有爭議的裁決或者復議負責的主管機構。這一司法審查的規定對保障當事人的利益，特別是被徵收反傾銷稅當事人的利益是有利的，是國際反傾銷立法上的一次有意義的突破。同時該規定也是強制性的，隨著關貿總協定為世界貿易組織所取代，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均必須在其反傾銷立法中貫徹該條規定的內容

Ⅸ 下列屬於行政法法源的是( )。

abd 。c不全面 太泛泛 假設中國在未加入WTO之前《關貿總協定》在國內而言就是沒有意義的

Ⅹ 加入WTO對中國行政法律制度的影響

對於中國來說，奉行「依法治國」的方略以及加入，必將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規范如何與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相整合的問題。應當特別注意的是，這種中國自身法律體系與國際的接軌，不僅僅發生於有關國際貿易與投資等領域。事實上，中國國內的公法制度，即憲法和行政法制度，不僅構成法治之實現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WTO自由貿易理念及其多邊貿易體制的落實具有關鍵性意義。特別是作為國內公法的行政法制度，更涉及到世界貿易組織管理規范的核心問題。因此，在法治和WTO的背景之下探討中國公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緊迫而重要的意義。

WTO背景下中國行政法改革的若干突出問題
（1）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及相關問題
從行政法角度來說，地方保護主義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第一，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違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委規章的規定，制定特殊的保護性規則。
第二，為保護本地區利益而進行的行政干預。
第三，在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中，還存在著民族自治區、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開發區等使用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區域，這些區域中相關的法律與管制政策，例如許可制度、價格、稅收優惠制度等等，都與其他地區存在某種程度的差別。
第四，司法過程中的地方保護主義。
（2）法律與政策的統一實施問題
（3）行政許可制度的完善
（4）規章制定和法律實施中的透明度問題
（5）行政管制機構的中立性問題
（6）對行政行為的復議和司法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