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勞動法

① 舉例說明《勞動法》的試用范圍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等組織，適用本法。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工勤編），依照本法執行。

② 請舉例一些行政違法行為，民事違法行為以及犯罪行為的例子 如:民事違法:xx 行政違法：xx 犯罪行為:xx…

1、勞動社保行政違法行為，
某省級勞動社保部門在審核企業員工退休時，依據退休審核程序，應當審核企業送審員工的原始人事檔案，但勞動社保部門沒有審查《幹部檔案》，就將申報是內退幹部的某女會計師，憑用人單位偽造簽名的一紙工人退休通知書和30年前參加工作時的招工政審表，就將1983年轉為國家正式幹部1986年畢業的大學畢業生，中級技術職務的會計師做生產工人50歲強行退休，其濫用職權的行為直接違反黨和國家的幹部政策和《檔案法》《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勞動監督機構執法犯法，濫用職權猖獗。
2、企業勞動社保民事違法行為
而某國有企業在不斷進行內部機構調整中，不執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否認企業員工30年的國家幹部（管理人員）工作歷史，偽造員工簽名，製作虛假工人退休通知及員工簽名，用不能進入幹部人事檔案的企業違法的管理資料做《幹部檔案》進行企業員工退休報批。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侵犯職工的合法權益，違反勞動合同和崗位協議。企業為了承包人利益，違反《勞動合同法》的行為不斷發生，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主要方面。
3、枉法裁判犯罪行為
法院在明知勞動保障機關沒有審查《幹部檔案》，沒有工人崗位證據的情況下，不採信某女大學生的多個大學畢業證書，會計師資格和會計師從業資格證書，會計證、財務部長聘書，財務部長任命書、財務部長崗位協議，財務部長崗位職務工資等幾十個連鎖證據；採信虛假資料，徇私索賄、轉移訴訟請求，進行莫須有的幹部（管理人員、中級技術人員）身份喪失的人事判決。造成被侵害人人身權、榮譽權、勞動權的喪失和10萬元以上的經濟損失。（10萬元以上經濟損失才構成枉法裁判罪）
總之，由於沒有建立企業勞動合同法律監督機制，隨意侵犯職工合法權利，違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行為不斷發生。

③ 勞動法上 經商的農民是指那種概念· 他適用於勞動法的形式請舉例說明下~

勞動法 適用於勞動者，通俗理解勞動者就是去公司工廠之類的單位上班的人
經商的農民可以個體戶或者什麼的 ，不是勞動者

④ 請舉例說明什麼是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

首先，
法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回使國家立法權，依照法答定程序制定、修改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總稱；
行政法規是指國務院為領導和管理國家各項行政工作，根據憲法和法律，並且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的規定而制定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類法規的總稱；
地方性法規是指地方立法機關制定或認可的，其效力不能及於全國，而只能在地方區域內發生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法律文件。
以食品安全為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是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是由國務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規；

《廣東省食品安全條例》是由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是地方性法規。

⑤ 談談學習法律課程的重要性 1、舉例論證（勞動法、刑法、著作權法等） 2.500字左右

第一，普及民眾法律常識、提高民眾法律意識乃依法治國之基礎。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到了總人口的70%左右，這群人的法律意識得不到提高，其他30%左右的人口和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識提得再高也不能根本提升我國的法治水平。依法治國的關鍵在於形成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而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的基礎少不了生活在其中的民眾具備一定程度的法律意識，這是基礎中的基礎。現在我深感我們的這個基礎層次太低有待提高，如今它成了阻礙我國法治化進程的症結所在。當然普法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急功近利，但是我們必須充分重視普法這一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關鍵環節。

第二， 普及民眾法律常識、提高民眾法律意識有助於提高我國基層法院法官的辦案質量和民眾的滿意率。

如今，基層法院的法官常被指責辦案質量低，當事人滿意率低等。我感覺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已使法官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們不能老把問題的責任歸咎於法官，其實導致這樣的結果當事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我國基層法院特別是郊縣或比較偏僻的地方的法官接觸的當事人普遍法律意識比較低：他們中不乏法盲，言行舉止無不表現出對法庭、法官的害怕，完全不懂其實法院也是他們主張要回自己權利的地方，打官司是一件丟臉的事已經深深地紮根於他們的觀念之中；他們中也不乏刁民，無視法庭，完全不遵守法庭秩序，甚至隨意在法庭上侮辱法官或動手打人，還有拒不簽字等等。我深感在這種環境中工作的法官實在很不容易，一方面其作為法院系統中的一名法官他受著錯案追究制等一系列法院內部嚴格的考核制度的壓力，另一方面在如此一群幾乎沒有法律常識的當事人面前運用法律斷案阻礙重重。暫且不說其聽不懂法言法語要費力地一遍遍解釋，一些和他們自己內心的道德標准相背的法律准則他們完全聽不進，情緒一激動就導致當庭謾罵法官甚至動粗。在這種環境中辦案的法官還何來威嚴感和職業榮譽感？所以要提高法官的辦案質量，要提高當事人的滿意率，提高法官素質是一個方面，提高當事人的法律意識同樣也是相當重要的，而且，當事人的法律意識的提高對法官素質的提高還會有自然的促進作用，因為法官在有著很強法律意識的當事人面前也不敢亂來。

第三， 普及民眾法律常識、提高民眾法律意識和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質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優化我國的法治環境，提高法律工者的素質是一個方面，關鍵還是要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因為後者涉及的面要廣得多，正因為面廣所以普法也是困難重重。我們可以採用小平同志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先努力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質再逐步提高整體民眾的法律意識。我感覺近年來由於司法改革的原因我國的法律工作者的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強調提高這一小部分人的素質的同時我們不能對民眾的法律意識採取太過聽之任之的態度。一味強調法官、檢察官素質的提高而對民眾的法律意識持放任態度必然會使兩者之間產生落差而不匹配。就算有了高素質的司法工作隊伍也很難使其充分發揮作用，所謂「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打個比方，就好比一個身體單薄的人你給他吃再好的補葯也沒法改善他的體質，因為他的現有體質根本沒法吸收你所提供的補葯，所以要讓補葯起作用必須要使其體質達到一定的標准。我國現在的司法改革所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和探討都是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發達的法治環境中的，在一個民眾法律意識比較低的環境中是很難實際操作的，這樣在這些地方談司法改革就顯得其改革意義不是很大。要想使司法改革收到更大的成效，那麼我們必須要重視普法，要盡可能地把普法提到與司法改革同樣的高度，這樣才能有助於兩者協調而發揮各自最大的效用。

第四， 普及民眾法律常識、提高民眾法律意識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共同重視。

要讓百姓去主動吸收枯燥乏味的法律常識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她需要運用法律常識去解決問題的時候他們才會主動去了解，既然主動學習有困難，那麼我們就應當用宏觀調空的方式來被動灌輸。下面我簡單談談我的構想：
首先，我們應當完善我們的法律援助體系，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質，使碰到法律問題的老百姓能夠方便有效地獲得法律援助。這樣老百姓能在得到法律援助的同時獲得相應的法律常識。同時基層法院在碰到典型案子的時候要適當作一些相關的法律宣傳，擴大影響面，對百姓起一個警示作用。基層法院具體的承辦法官也要主動承擔起法律宣傳工作，基層法院特別是派出法庭很多案子往往是調解結案的，此時法官應當有針對性地給予一些法律上的教育，使當事人以後能有所受益。簡而言之就是以點帶面，通過法律工作者來帶動社會大眾的法律意識。
其次，電視、報紙等各新聞媒體在加大法律宣傳工作的同時，要適當考慮大眾化問題，要吸引民眾的目光，如果太過專業化恐怕還是不能達到法律宣傳的目的。現在案件聚焦、法律與道德、社會方圓、東方110、終極對話、今日說法等節目都是比較好的節目貼近百姓生活，希望能充分發揮這些節目的作用。
再次，希望演藝圈能多產出一些國產法律類影片，電影的影響力往往比刻意的宣傳要有效得多，像《秋菊打官司》那樣成功的有關法律的影片實在太少了，我們的老百姓不能再把今天的法治環境理解成秋菊打官司那個年代的樣子了，可我發現很多文化層次比較低的老百姓的觀念還是停留在那個年代，我們需要新時代的法律影片來刷新老百姓頭腦中的打官司概念。國外有很多優秀的法律類片子，像《失控的陪審團》等，引進國外優秀的法律類片子對於文化層次比較低的老百姓而言效果恐怕不會很明顯，國外的片子往往不是他們感興趣的領域。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像打造《英雄》等國產大片一樣來打造一些高質量的法律影片來刷新我國民眾的法律觀念，喚醒民眾的法律意識。
最後，我建議我們現在的中小學都應該開設法律課程，其內容應該是實用且貼近生活的，比如有關刑法、民法、婚姻法、繼承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有關內容，可以以案例形式把有關法律理念零零碎碎地慢慢傳授給他們。不能把法律課程只作為大學生的必修課，法律課程也應該納入中小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中，甚至要作為中考高考的內容之一，讓大家充分重視法律。大學才開設法律課程太晚了，要讓孩子從小樹立起法律意識，同時孩子在課堂上所學的生動的案例和相關法律常識回到家往往就充當起法律宣傳者的角色，一人受教全家受用。我認為這是普法比較有效的途徑之一，希望有關部門能考慮考慮這個建議。

總之，司法改革是面向司法機關、司法工作者的，他們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堅力量，必須加以重視；普及民眾法律常識、提高民眾法律意識是面向社會大眾的，它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礎，也必須加以重視，兩者不可偏廢。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我國現在人口眾多，眾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高的比例又比較低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要走「法律平民化，法官精英化」的路線，如果兩者都平民化顯然和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相背，如果兩者都精英化勢必會把大部分民眾排斥在司法保護的范圍之外，這會直接導致社會的不穩定。所以為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為了優化我國的法治環境，實現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我們必須在強調司法改革的同時把普及民眾法律常識、提高民眾法律意識提到同等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視。

⑥ 【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請舉例說明，如勞動法/反壟斷法/稅法/環保法等

經濟法與社會法的界域劃分問題是近幾年來經濟法學界與社會法學界探討較甚的一個問題。在經濟法學界，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法域下的一個法部門現象；[①]而在社會法學界，有學者從社會法視角對經濟法之本質與存在進行了檢視，此以董保華先生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會法原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論文《論經濟法的國家觀-從社會法的視角探索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會法的視野闡述了他所理解的經濟法觀點。在這種闡述過程中，我們驚訝地發現董先生對李昌麒教授的經濟法觀點「需要國家干預論」產生了許多重大的誤解，與此相適應，他所提出的有關社會法的立論也是建立在對經濟法理論的誤讀的基礎上的。我們是贊成學術批評乃至批判的，因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但是我們又認為，學術批評應當建立在對被批評者的觀點的真正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如果離開了被批評者的觀點的原意，這種批評往往達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還會引起一些學術混亂。因此我們在討論經濟法與社會法的關系的時候，也有必要對董保華先生的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無非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討論。

一、社會法學者對經濟法的誤讀

董保華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對經濟法的誤讀傾向極為濃烈，其基本分析立場是國家干預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對於這種誤讀，我們覺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廓清。董保華先生的誤讀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經濟法的控權觀誤讀為濫權觀

董保華先生指出：現代行政法的本質是控權法，而現有經濟法理論所總結的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須是控權法，經濟法理論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經濟法將其調整對象概括為「國家需要干預的社會經濟關系」，是為了給政府一個隨心所欲的空間；他進而總結出經濟法存在著理論危害，這種危害性表現為要讓政府權力擺脫控制，使經濟法脫離行政法。[1]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經濟法理論研究中所明確提出的「國家有限理性假設」與「控權觀」視而不見的情況所作出的誤讀結論。

事實上，「需要國家干預說」經濟法理論是建構在以下兩個基本立論的基礎之上的：（1）國家的有限理性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對經濟法的哲學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傳統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設為立論基礎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由此導致傳統經濟法認為，由一批具備完全理性的人類精英所組成的政府是可以無所不能的，而這個無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會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從而主張國家應當全面干預經濟。於是，傳統經濟法呈現出強烈的擴權趨勢。而現代經濟法理論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前提的。有限理性認為個人理性在認識社會生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從而認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並精確計算社會發展的各種變數的。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無所不能的，因而不應當全面干預經濟；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個「好政府」，也會出現某種失靈。而「需要國家干預說」正是基於對政府失靈的普遍性的考慮而提出來的。[2] 承認有限理性就意味著認同國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場並成為資源配製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說國家的干預是適度的干預，[3] 政府的權力應當被控制，而並非像董保華所描述的是一種濫權觀。（2）經濟法是一種控權觀。對於國家權力的認識，經濟法理論從來沒有認為國家權力應當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認識到國家權力可以從促進、破壞或者阻礙三個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權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進和破壞經濟發展的「二重性」。國家權力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常是在國家權力的行使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或者有利於調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的時候才發生的，反之，則對經濟的發展起阻礙或者破壞作用。[4] 另外基於有限理性的假設，「需要國家干預說」早就指出了政府失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如決策失誤、運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靈現象，從而認為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調整社會關系時必須體現「政府幹預」和「干預政府」的辯證統一。[5] 該說在批判了那種人們在談論經濟法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時，更多的是著眼於「政府如何干預」，而很少論及「怎樣干預政府」的傾向，同時還指出了我國現行的涉及政府幹預經濟的立法也存在著這種傾向，進而認為「政府幹預」與「干預政府」是我國經濟法必須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偏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影響經濟法應當具備的功能的全面發揮。「[6]

（二）將經濟法的「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和「適度干預觀」誤讀為「全面干預觀」和「隨意干預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在於模糊政府責任，沒有科學性可言，並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為了給這種理論找到根據，不惜將一部人類發展史描繪成一部國家干預史。[7] 在董保華看來，「需要」兩字是用來故意模糊干預的范圍和條件的，以便為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找到理由。並且董保華先生還認為現今的經濟法理論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國家可以對經濟生活隨意干預。[8]

董保華先生的上述論點是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性的嚴重歪曲，表現在對「需要」兩字的任意解釋和對「需要國家干預說」的「有限干預觀」與「適度干預觀」的曲解。

⑴對「需要」所蘊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華先生認為「需要國家干預說」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經濟法干預的隨意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保華先生對「需要」一詞的過分簡單和膚淺的認識。在我們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們對需要的不斷提高和滿足的歷史。「需要」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實質上它是確定的，事實上，「國家需要干預說」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於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對政府能力並非全能的客觀認識所作出的科學界定。正如有學者評論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特殊價值就在於：第一，有準確的切入點導入干預（市場缺陷理論）並運用了「需要」兩字加以配合，這就使得該論十分得體；第二，由於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在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第三，由於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而「需要干預」的概念則能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動態發展及干預環境的復雜性，有助於我們動態地把握市場和國家的職能邊界，最終達到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和諧。具體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說」又從三方面界定了國家干預的范圍：其一，市場失靈的范圍就是國家干預的范圍，市場失靈決定了國家運作的空間范圍；其二，並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由國家干預，當干預成本過高或干預能力過弱時，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范圍就要受到限制；其三，與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場失靈的優勢，在一定范圍內，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對有限、適度干預觀的曲解。「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國家干預作為國家對經濟的一種介入狀態，在不同體制下應當有不同的表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全面的，它近乎於排斥經濟民主的「經濟專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是一種有限干預。[10] 同時「需要國家干預說」還認為適度干預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者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是體現經濟法本質特徵的原則。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一方面表明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經濟生活進行過多的干預；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家不能完全放棄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這里所指的適度，既包括干預范圍的適度，又包括干預手段的適度。衡量干預是否適度的根本標準是要看這種干預是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的發展。[11] 可見「需要國家干預說」絕非如董保華先生所認為的是全面干預和隨意干預，相反「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的干預只能是有限的和適度的。

這里我們似乎覺得董保華先生並未了解「需要國家干預論」的全部論據，甚至極不嚴肅地「篡改」了（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筆誤）李昌麒教授關於對國家運用經濟法形式干預經濟的五個階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論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一文中，將經濟法干預經濟的歷史概括為原始干預階段、消極干預階段、全面干預階段和混合干預階段等五個階段，然而在董保華先生的《社會法原論》中，「混合干預」被「筆誤」為「全面干預」。這一「筆誤」非同小可，讀過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觀點的讀者也就罷了，未曾讀過上述文章的讀者還真以為李昌麒是一個極其頑固的「全面干預論」者。

如果我們全面了解了「需要國家干預論」所持的立論基礎，我們就會發現，該論是有其科學性的，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那樣：「需要國家干預說」內含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進行干預、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單純干預論」的不足，並有助於確定國家干預范圍，建立國家和市場的良性關系；有助於及時進行制度變遷，克服政府慣性行為；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政府體制改革和有助於改變國家完全理性之假設。[12]

（三）將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誤讀為國家本位觀

董保華先生認為：經濟法是虛置的「社會本位」，實質上是「國家本位」；經濟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國家本位觀；經濟法理論歸根結底是要給國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經濟法學是以維護所謂的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使國家（政府）擺脫社會的監督，通過「暗渡陳倉」的方式，使「國家本位」與「管制經濟」聯手。[13] 這些論點無疑也是對經濟法社會本位觀的一種誤讀。

首先，從經濟法理論的基本分析立場而言，「需要國家干預論」所認為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國家本位」，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個體本位」，這是以當事人利益為主導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會本位」，這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華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需要國家干預說」理論中的一句話：「就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言，有時很難找出它們的區別，因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從根本上來講是一致的。」據此就批評「需要國家干預說」所稱的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社會本位實質上就是國家本位。如果我們把與這句話緊接的前一句話和後幾句話完整地引用出來，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樣的斷章取義。這一句話的前句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三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嚴格區別的不同范疇，它們彼此相輔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後句是：「但是，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6] 這表明「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其所主張的社會公共利益不局限於國家與個體，而是強調公共與整體，強調利益分享機會的公眾性。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指出，董保華先生實際上是機械的認為社會利益是絕對獨立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事實上，利益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溝通和轉化，甚至同一種主張可以以不同的名義提出，龐德早就指出了「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作為法人的利益以及國家作為社會利益捍衛者的利益兩個部分，」[17] 誰也無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數時候是在提供社會利益，同時它所提供的社會利益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觀和辨證地看待問題，我們就應當承認利益獨立的相對性，相對獨立的利益范疇並不影響作為法學研究的範式，相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法部門理論就會少幾分霸氣而多幾分科學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董保華先生對「管制經濟」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我們不知道他是從何種意義上談管制經濟的，如果說管制經濟是指把所有的經濟都納入管制的范圍，那麼對這種管制我們也是持反對態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在這里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要對「管制」本身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對於管制究竟是什麼，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有一些界定。與管制相對應的英文為「Regulation」，對此有的將其譯為「規制」，有的將其譯為「管制」，這兩種譯法如果從語言學和文體學上去考察，它們並無多大差異。《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管制解釋為某種規則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為或過程，或者由行政機構或地方政府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則或命令。這大體上揭示了管制的內涵。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當一般地去反對管制。管制是一個內容比較廣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經濟管制、社會管制等，但是人們通常是把管制一詞使用在公用事業上，稱為公用事業管制。董保華先生反對經濟法與管制聯手，而在我們看來，公用事業管制恰恰是經濟法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問題。圍繞著公用事業管制，曾經出現了各種學說，比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說、自然壟斷說、管制俘獲理論說、管制經濟說、公共選擇說、新制度經濟學等。綜觀這些學說，它們都不是一般地反對管制，它們都在力圖構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所不同的僅僅在於管制的價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圍。考察管制的發展歷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管制絕非萬能，管制也絕非有害。現在各國所追求的並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標是通過管制尋求一種利益平衡。現在我們姑且不說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因過度管制而造成的對經濟的阻礙以及因適度管制而產生的經濟奇跡，而只說911事件之後各國政府對管制的態度的變化。資料顯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僅美國空軍應航管機構的要求出動戰機為可疑民航飛機警戒護航的費用就高達3.78億美元；[②]美國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財務造假丑聞出現之後，美國政府為防止金融欺詐行為採取了若干加強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電之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電力管制利弊之爭，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指責大停電的重要原因是電力行業解除管制而造成電網的不穩定。[③]就我國目前而言，面臨著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仍然保持了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據「需要」進行某種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說，經濟法與管制是必須聯手的。

⑦ 舉例說明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與勞動法法律規定不一致的地方

在時效方面，勞動法是60天，調解仲裁法為一年。

⑧ 試述我國勞動法關於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規定. (舉例)

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律責任

《勞動法》第十七條規定：「勞動合同依法訂立即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必須履行勞動合同規定的義務。」但是，這並不表示勞動合同的內容一經訂立就不得變更或解除。勞動法同時還規定了用人單位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依法、依約解除）。此外，實踐中用人單位隨意解除勞動合同的情況也非常普遍（非法解除）。在網路及電台接受咨詢的過程中，很多人都對用人單位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律責任問題非常關心。因此，上海市弘正律師事務所周智靈律師現根據《勞動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就上述問題結合實踐作以下歸納總結：

依法（依約）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及法律責任

一、試用期內解除：勞動者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用人單位可以隨時解除勞動合同。

特別提示：用人單位須對勞動者不符合錄用條件提供證明。

二、因違紀違章解除：勞動者在試用期間嚴重違反勞動紀律或者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用人單位可以隨時解除勞動合同。

特別提示：用人單位須證明規章制度以公布及勞動者系嚴重違紀。

三、因刑事犯罪解除：勞動者在試用期間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用人單位可以隨時解除勞動合同。

特別提示：系刑事責任，不包括行政拘留及勞動教養。

四、因協商一致解除：經勞動合同當事人協商一致，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根據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年限，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最多不超過十二個月。工作時間不滿一年的按一年的標准發給經濟補償金。

五、因患病或負傷解除：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按其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同時還應發給不低於六個月工資的醫療補助費。患重病和絕症的還應增加醫療補助費，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於醫療補助費的百分之五十，患絕症的增加部分不低於醫療補助費的百分之百。

特別提示：此中情況下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須提前30天通知。

六、因不能勝任工作解除：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按其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時間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最多不超過十二個月。

特別提示：此中情況下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須提前30天通知。且用人單位須先行對勞動者進行培訓或調整工作崗位。

七、因情勢變更解除：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時間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

特別提示：此中情況下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須提前30天通知。工作地點重大調整即可適用該規定。

八、因破產整頓解除：用人單位瀕臨破產進行法定整頓期間或者生產經營狀況發生嚴重困難，必須裁減人員的，用人單位按被裁減人員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經濟補償金。在本單位工作的時間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

特別提示：此中情況下解除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須提前30天通知工會和勞動者本人。單位六個月內錄用人員的，應當優先錄用被裁減的人員。

總結提示：用人單位單方面解除職工勞動合同時，應當事先將理由通知工會，工會認為用人單位違反法律、法規和有關合同，要求重新研究處理時，用人單位應當研究工會的意見，並將處理結果書面通知工會。未經上述程序，用人單位單方解除的行為無效。

⑨ 分析並舉例說明勞動法的淵源

勞動法的淵源來，也稱為勞動源法的形式，即勞動法律規范以什麼樣的立法形式體現出來。
（1）憲法中的有關規定。
（2）法律。法律，是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華人民工和國礦山安全法》等。
（3）行政法規。行政法規，是指國務院規定的規范性文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失業保險條例》等。
（4）部門規章。部門規章，是指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制定的規章。
（5）其他法律規范中有關勞動問題的規定。
（6）地方性法規和經濟特區法規。地方性法規，主要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勞動法規。
（7）地方規章。地方規章，是指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省會及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市，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勞動規章。

⑩ 從事人力資源工作者，最主要熟悉哪些相關勞動法，請大家舉例，謝謝!

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動監察條例、工傷保險條例、社會保險法、社會保險暫行條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