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民事訴訟法內容

① 已結案的侵犯肖像權的案例

張柏芝訴東洋之花等肖像權糾紛案例評析
合肥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137號
原告張柏芝，1980年×月×日出生，住×××。
委託代理人朱曉劍，上海市信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吳文青，上海市信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化妝品有限責任公司，住×××。
法定代表人方宜新，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郭健，該公司行政總監。
委託代理人陸磊，江蘇南通瑞慈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付大勇，漢族，1975年×月×日出生，住×××。
原告張柏芝訴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化妝品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江蘇東洋之花公司）、付大勇肖像權糾紛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的委託代理人朱曉劍、吳文青、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的委託代理人郭健、陸磊出庭參加訴訟。被告付大勇經本院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參加庭審，本院依法缺席審理。本案現已審理完畢。
原告張柏芝訴稱，2002年底，原告在互聯網上發現帶有原告肖像的第一被告的廣告。經調查，該廣告是e路設計工作室在網站上發布的，e路設計工作室網站的注冊所有人是第二被告。原告認為，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均未徵得原告同意，即使用了原告肖像進行廣告發布，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為此，訴請法院判令1、兩被告停止侵權、向原告公開登報賠禮道歉；2、第一被告賠償原告損失90萬元人民幣（其中85萬元為經濟損失賠償，5萬元為精神損害賠償）；3、第二被告對第一被告的賠償款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4、訴訟費由兩被告承擔。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辯稱，1、原告承認廣告是e路工作室設計，該網站注冊人是付大勇，即使該行為構成侵權，也只能由付大勇承擔侵權責任；2、原告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我方發布了帶有原告肖像的廣告，更不能證明我方與付大勇之間有共同侵權的事實；3、原告要求賠償85萬元經濟損失和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沒有依據。
被告付大勇辯稱，本人在為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製作廣告網頁時在網頁上使用了原告的肖像，現發現本人在不經意間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對此表示遺憾，並向原告表示誠摯的歉意。本人大概在2002年5、6月份時開始為「東洋之花」設計並製作廣告網頁，同時在網頁上使用了原告肖像，因為當時我在打開「東洋之花」企業網站（http：//www.dongyang-hua.com）時發現上面有張柏芝肖像，所以我認為「東洋之花」與張柏芝之間肯定有關於可以使用張柏芝肖像的依據，既然「東洋之花」已使用張柏芝的肖像為自己做廣告，我為之製作網頁亦應可以使用，所以我在為「東洋之花」設計的廣告網頁上使用張柏芝的肖像不應承擔侵權責任。
原告張柏芝為證實其主張，提供了以下證據：
原告證據1：安徽省公證處的公證書一份，旨在證明1、被告付大勇所注冊的網站（http：//www.e6design.com）內容中有為被告製作的「東洋之花」網站設計框架，上面載有原告的肖像；2、被告付大勇是為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製作網頁。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對此質證後認為，該證據不能證明付大勇是為己方製作網頁，也不能證明己方實施了侵權行為。
本院認為，該證據真實、合法，但僅能證明原告的證明對象1，不能直接證明付大勇是為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製作網頁。
原告證據2：上海市靜安區公證處的公證書兩份及上海每周廣播電視報社的記者朱鰻在2001年10月號C期《上海電視》上發表的文章《張柏芝[東洋之花]違約案》。公證書中一份是對證人朱鰻所出證言的公證，另一份是對證人朱鰻的電腦里收藏夾中「歡迎訪問東洋之花網站」進行撥號上網所作的證據保全。上述證據表明朱鰻為寫《張柏芝[東洋之花]違約案》一文而查閱相關資料，為了解案情，其在中國雅虎網站搜索引擎上鍵入「東洋之花」四個字，並進入了「東洋之花」網站（http：//www.dongyang-hua.com）。在查閱過程中，其看到該網站上張貼有原告肖像及其為「東洋之花」品牌做廣告的照片和簽名，從而證明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有侵權行為。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對此質證後認為，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證文書不能代替證人證言，上述證據不能證明己方有侵權行為。
本院認為，證人朱鰻的證言經過公證，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被告並未提供足以推翻證言指向事實的相反證據，故在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情況下，經過公證的證言可以採信。
原告證據3：北京市宣武區公證處對證人魏大凌所出證言的公證書一份，證人在證言中表述其曾於2001年9月接受張柏芝委託，擔任張柏芝與珠海東洋之花化妝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珠海東洋之花公司）合約糾紛一案的訴訟代理人，為了解情況，曾進入「歡迎訪問東洋之花網站」（http：//www.tayoi.com）這一站點，該網站上張貼有原告肖像。該證據旨在證明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實施了侵權行為。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質證稱，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另外，「歡迎訪問東洋之花網站」不能證明存在於己方的網站上。
本院認為，證人魏大凌雖未出庭，但其證言可以採信，理由同上。
原告證據4：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行政總監郭健的名片，旨在證明tayoi.com是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所有和使用。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質證後對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原告的證明目的不能成立。
本院認為，該證據結合原告證據1， tayoi.com網站的注冊人、管理員、技術聯系人及付費聯系人均是被告，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對證據4的真實性亦予認可，故原告的主張可以成立，應當認定tayoi.com網站為被告所有和使用。
原告證據5：張柏芝與珠海東洋之花公司的合約書一份，旨在證明被告沒有在網路上使用原告肖像的權利，同時作為提出索賠的參照依據。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質證後認為，珠海東洋之花化妝品有限公司與己方是兩個獨立的法人，該合約對己方沒有約束力，不能作為索賠的參照。
本院認為，該證據與本案有一定的關聯性，在原告與江蘇東洋之花公司之間沒有肖像使用合約的情況下，珠海東洋之花公司作為被告的關聯企業與原告關於使用肖像的費用標准，可以作為參考依據。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為反駁原告的主張，提供了以下證據：
被告證據1：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1）二中民初字第3136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2）高民終字第295號民事判決書及原告與珠海東洋之花化妝品有限公司的合約書，旨在證明對原告肖像權的使用期限。
原告質證後認為，對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但這三份證據不能證明江蘇東洋之花公司有權在網站或其他電子媒介上使用原告肖像。
本院認為，上述證據真實、合法，但均為珠海東洋之花公司與張柏芝之間的訴訟或合約，與本案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無直接關聯。
被告證據2：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 002）滬二中民一（民）初字第80號民事調解書，旨在證明原告的訴訟存在惡意訴訟的嫌疑。
原告質證後認為，對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該調解書是解決珠海東洋之花公司與原告在有關產品上使用原告肖像的問題，與本案沒有關聯性。
本院認為，該證據與本案不具關聯性。
被告證據3：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與上海火速軟體公司（3721網路實名的代理人）簽訂的合同，旨在證明在2003年7月23日以後方可通過鍵入「東洋之花」而進入東洋之花網站，從而證明朱鰻的陳述與事實不符。
原告質證後認為，即使該證據屬實，也只能證明在2003年7月23日後可以通過「3721」搜索引擎進入東洋之花網站，但不能證明在此前不能搜索到東洋之花網站。
本院認為，朱鰻陳述其在雅虎網站搜索引擎上鍵入「東洋之花」而進入東洋之花網站，而該證據不能證明朱鰻的陳述與事實不符。
經過以上舉證、質證、認證以及當事人的陳述，以下事實可以確認：
2000年10月5日，珠海東洋之花公司與張柏芝簽訂一份合約，約定乙方（張柏芝）參加甲方（珠海東洋之花公司）「東洋之花」護膚品及沐浴露電視及平面等各項廣告物之演出；平面廣告包括：雜志、報紙、DM、POP製作物，戶外廣告及促銷活動之平面宣傳用品，甲方並可使用乙方之簽名於平面宣傳用品；廣告物使用期間：沐浴露2000年6月15日至2002年6月15日止，護膚品2000年9月1日至2002年2月31日止；甲方應付乙方廣告肖像權買斷及演出酬勞為兩部廣告合計人民幣250萬元整；甲方還應另付乙方新聞發布會酬勞人民幣20萬元整，合計人民幣270萬元整。另，珠海東洋之花公司與江蘇東洋之花公
司均為獨立法人，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與張柏芝之間並無關於使用肖像權的合約。
2002年5、6月份，被告付大勇設計 「東洋之花」網站框架，其中張貼了張柏芝的肖像，並發布於其注冊所有的網站（http：//www.e6design.com）上。
關於本案事實和法律的主要爭議焦點在於：一、江蘇東洋之花公司是否存在侵權事實；二、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與付大勇之間是否構成共同侵權；三、原告的索賠依據何在。
關於爭議焦點一：原告證據1—安徽省公證處的公證書中已查明tayoi.com網站的注冊人、管理員、技術聯系人及付費聯系人均是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在庭審時亦確認tayoi.com網站和dongyang-hua.com 網站均為被告注冊所有。證人朱鰻證實其於2001年9月看到dongyang-hua.com網站上曾張貼了原告的肖像及原告為「東洋之花」品牌做廣告的照片和簽名；證人魏大凌證實其於2001年11月11日以前看到tayoi.com網站上張貼了原告肖像；被告付大勇陳述其於2002年5、6月份在dongyang-hua.com網站上看到原告肖像。上述三人證實tayoi.com網站和dongyang-hua.com網站上曾張貼有原告肖像。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認為即使公司網站上張貼有原告肖像，原告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張貼原告肖像的行為系由己方所為，對此，本院認為，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作為tayoi.com網站和dongyang-hua.com網站的注冊所有人，對網站負有使用和管理的責任，應當對網站上的內容負責，且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並未舉證證明張貼原告肖像的行為系由其以外的第三人所為，故應當認定江蘇東洋之花公司在其注冊所有的網站上張貼了原告的肖像。
關於爭議焦點二：被告付大勇已確認其在自己注冊所有的網站中的「東洋之花網站設計框架」網頁上張貼了張柏芝肖像，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但在使用張柏芝肖像的問題上，本院認為，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與付大勇並未達成共識，沒有共同過錯，不構成共同侵權。
關於爭議焦點三：原告主張賠償85萬元經濟損失，並未提供確鑿的證據，但原告確實存在經濟上的損失，其數額應不少於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若與原告簽約使用肖像的費用，具體數額應由本院根據原告的損失酌定。至於5萬元精神損害賠償，本院認為，張柏芝在與珠海東洋之花化妝品有限公司簽訂有關合約時，對「東洋之花」品牌是認可的，故本案被告使用原告肖像為「東洋之花」品牌做推介，並不構成對張柏芝的精神損害，因此，對於原告要求兩被告賠償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本院認為沒有依據。
綜上，本院認為，首先，在法律適用上，本案是侵犯肖像權糾紛，應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因本案的侵權行為實施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故選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法律。其次，在案件處理上，本院認為：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與張柏芝之間並無關於使用張柏芝肖像的合約，故江蘇東洋之花公司以營利為目的，在其注冊所有的網站上張貼張柏芝的肖像，是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與付大勇之間不構成共同侵權，應當根據各自的過錯程度承擔民事責任。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明知其沒有在網上使用原告肖像的權利而出於營利目的張貼了原告肖像，過錯責任較重；被告付大勇在失之審查的情況下，參考了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的網站內容，張貼了原告肖像，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過錯責任較輕。從原告與珠海東洋之花公司所簽合約及當今社會客觀實際來看，由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賠償30萬元是適宜的；被告付大勇責任較輕，且已書面表示歉意，由其向原告賠償1萬元為宜。對於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登報道歉的主張，本院認為基本上屬合理請求，但道歉的范圍應以在原侵權范圍內消除影響為限，故應由兩被告在原張貼張柏芝肖像的網站上發表道歉聲明。至於原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付大勇停止對原告張柏芝肖像權的侵害；
二、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付大勇於本判決生效後一個月內連續十日分別在www.tayoi.com（或www.dongyang-hua.com）網站和www.e6design.com網站上向原告張柏芝發表道歉聲明，內容需經本院審定；逾期不履行，本院將在《新安晚報》上公開判決結果，相關費用由兩被告承擔；
三、 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於本判決生效後十日內賠償原告經濟損失30萬元；
四、 被告付大勇於本判決生效後十日內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萬元；
五、 駁回原告張柏芝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14010元，實際支出費2105元，財產保全費5020元，合計為5元，由原告張柏芝承擔14000元，由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公司承擔6900元，由被告付大勇承擔235元。（原告預交的費用不退，由被告於本判決生效後十日內直接給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決，原告張柏芝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被告江蘇東洋之花化妝品有限責任公司、付大勇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照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人應在遞交上訴狀次日起七日內預交上訴案件受理費16812元，直接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或匯至該院帳戶（開戶行：合肥市商業銀行淮河路支行；帳戶：2121012080056205）。逾期不交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
審判長宋長城
審判員劉凈
代理審判員尹剛
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書記員費俊勇

② 民事訴訟中需要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的條件是什麼

民事訴訟中需要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的條件是當審理選民資格案件、重大及疑難的案件，以及第二審民事案件，都需要組成合議庭審理。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如下：

第四十條人民法院審理第二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發回重審的案件，原審人民法院應當按照第一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

審理再審案件，原來是第一審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原來是第二審的或者是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按照第二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

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

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可以在本院進行，也可以到案件發生地或者原審人民法院所在地進行。

第一百七十八條依照本章程序審理的案件，實行一審終審。選民資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難的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審理；其他案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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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③ 什麼叫做「舉證倒置」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現代社會，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及科技進步，各種事故損害賠償、公害責任急劇發展，新型危險事項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訴訟中經常遇到舉證的困難。因為危險事故的發生原因十分復雜，技術性強，且在發生過程中受害人常常處於無證據狀態，而行為人又常常處於持有或壟斷案件主要證據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如果按照傳統的侵權法的過錯責任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確實不能為當事人的權利提供充分的救濟。因此在證據法上，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漸擴張，適用范圍越來越寬泛。而舉證責任倒置的運用不僅關繫到訴訟中權利實現的問題，更關繫到實體權利的實現，不論在證據法上還是實體法中均有重要的意義。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徵、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對司法解釋的評述等四個方面，本版將分四次連載，敬請關注。
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在一般證據規則中，「誰主張誰舉證」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這一原則的例外。所謂舉證責任，學者定義不一，被認為是民事訴訟領域最容易引起歧義的術語之一。英美法學者把舉證責任分為提供證據責任與說服責任；德、日等大陸法系學者將舉證責任分為主觀的舉證責任（形式的舉證責任）與客觀的舉證責任（實質的舉證責任）。學者大都認為，英美法與大陸法的這種雙重區分具有相似的意義。前者一般指當事人根據辯論主義原則的要求，在訴訟中提出主張後必須向法院提供證據的義務；後者亦稱證明責任、確認責任，指當事人在提供證據以後，如果沒有使法官對要件事實形成內心確信，就要承擔的敗訴的不利後果。（參見（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論界爭論很大。一些學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從表面上理解是原來由對方（或己方）舉證，倒置由己方（或對方）舉證，舉證責任的主體發生了對換。從邏輯上講，倒置必須以正置為前提，但何為正置呢？因此仍應該認為這是正常的舉證責任分配。我國理論界尚未就正置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自然無從「倒置」。（參見張衛平：《證明責任倒置辨析》，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頁。）這種觀點從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證明責任分配的基點出發，不無道理。但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也並無不可。因為一方面，如前所述，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因此，所謂「正置」就是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相對於這一「正置」原則而提出的，是與「誰主張誰舉證」相對應的概念，二者間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構成了完整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作為「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通過對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解釋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第四條、第七條則作為例外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這些都是針對一般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設立的例外規定。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約定俗成，已成通說，如果因為概念之爭貿然否定，則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舉證責任倒置的特點表現在：
（一）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張的一方或稱為積極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過錯或因果關系等問題）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反對的一方負擔舉證責任。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舉證責任的轉換，即在訴訟的審理進行中，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出本證對要件事實予以證明後，相對方基於使該項證明發生動搖的必要性所承擔的提供證據責任。（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認為兩者是有區別的。舉證責任的轉換一般是指在具體訴訟中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轉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證明責任的分配。在訴訟中，一方提出請求，另一方提出抗辯，雙方都需要對自己的主張負提供證據的責任，在舉證過程中由於這種請求或者抗辯，使提供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之間依次轉換，這種情況便屬於舉證責任的轉換。亦即，舉證責任的轉換，是提出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間來回轉移的情形。按照大陸法系的說法，叫做主觀的舉證責任的轉換，客觀的舉證責任不發生轉換的問題。發生舉證責任轉換的原因在於：一方面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體現，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訴訟的特點與性質所決定的。民事訴訟有別於刑事訴訟，在誠實信用原則下，當事人間的真實訴訟義務與訴訟促進義務要求當事人對他方的主張與抗辯，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主張或抗辯。這就決定了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主張與抗辯的提出，必須在當事人間轉換。
對「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實務中存在著一種誤解，即認為只有原告才有舉證的責任，而被告不負有任何舉證的責任。這一觀點顯然是不對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實際上是指誰提出主張或者抗辯，誰就應當對此主張或抗辯的事實的存在進行舉證。具體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請求應當就此進行舉證，舉證證明的對象，應當是請求權存在的基礎事實。在個案中，反訴請求也屬於此種請求，皆為本證，都須提出證據證明。由於反訴與本訴是基於同一訴訟主體間相同或不同的法律關系而發生，有時還以同一事實為根據，且反訴的請求具有獨立性、對抗性、消滅性，這就使反訴與抗辯常常發生混淆。有時，反訴是廣義抗辯的內容之一，如原告起訴被告欠款不還，被告主張債務抵銷。二者區分的根本標准在於：反訴可以獨立成訴，而抗辯則不能獨立成訴，它只能依附於某一訴訟中。在具體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一方僅僅是否認對方的請求，則屬於抗辯而不屬於反訴。否認，只是加重了被否認方舉證的責任，否認者並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否認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認的事實主張，對此否認所依據的事實，否認人應當有提出證據的責任。如原告主張被告欠錢一萬元不還，被告說絕無此事，這就是否認，他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認的同時，又說這個錢早已還了，對此還錢的事實，則要承擔舉證的責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張以後，另一方對該主張進行抗辯，應當就此承擔舉證的責任。在實體法中，抗辯的事由或類型很多，如在合同訴訟中有債務不存在的抗辯、時效已過的抗辯等。例如，在個案訴訟中，原告主張被告侵犯其不動產使用權，訴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被告卻主張房子是自己的。在該訴訟中，原告須對侵權行為發生的事實以及損害後果存在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被告須對房子屬於自己的事實以及被告對該房子沒有使用權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
舉證責任轉換並沒有免除任何一方舉證的責任，它仍然是「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的體現，它所轉換的只是當事人提出證據的責任，即主觀的舉證責任，而且該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訴訟的進行，經常是在當事人間來回轉換。而舉證責任倒置則突破了「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它免除了提出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應負擔的舉證責任，而將此種負擔置於反對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稱為「倒置」。
（二）在舉證責任倒置中，反對的一方應當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負擔舉證責任。
民事責任特別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一般包括損害事實、因果關系和過錯，這些要件事實的存在也構成了決定原告是否勝訴的關鍵。但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原告不必要就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否都負擔舉證責任，而應當由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與否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指證明責任依據法律的規定發生特定分配的現象，同時還意味著反對一方所證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嚴格的限定，即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反對的一方究竟應該反證證明什麼，必須要由法律規定。通常，由被告方證明的事實是由實體法加以明確限定的，其證明的事由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對自己沒有過錯的證明；二是對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證明。在某些情況下，對這兩個事實的證明通常是結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則不僅表明被告沒有過錯，而且同時也表明損害的發生與被告的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兩個問題有可能也是相互分離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因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觀上沒有過錯，從而應當被免除責任。
（三）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由被告承擔證明某種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無法就此加以證明，則承擔敗訴的後果。
舉證責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證據責任的倒置，實際上是就某種事實負有證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責任的倒置，是證明責任在當事人間如何分配的問題。然而，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對事實證明責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對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響到訴訟結果，即「舉證責任分配之所在，乃勝訴敗訴之所在」。因為一旦倒置以後，舉證責任被倒置的一方負擔了較重的證明義務，如果其不能夠就法定的事由進行舉證，便推定提出主張的一方就該事實的主張成立，這就會從整體上影響到訴訟的結果。
敗訴後果的承擔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一種證明責任的分配，證明責任是一種結果責任，解決的是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敗訴風險的承擔問題。在實體法上，對被告承擔的此類事實作了嚴格的限定，被告方對此要舉證證明也有相當的難度。例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被告必須證明危險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責，倘被告無法就此舉證則可能要敗訴。這樣，舉證責任倒置通常是和嚴格責任聯系在一起的，由此也進一步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與舉證責任轉換的區別。舉證責任的轉換與嚴格責任問題沒有必然聯系，任何類型的案件在訴訟中都可能出現舉證責任轉換的現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實體法規范，只是當事人在具體訴訟過程中相互活動。
（四）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中，發動訴訟的原告一方，也應當對部分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的責任。
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是否意味著原告不負任何舉證責任，而應由被告證明一切？我認為，即便依據實體法的規定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擔就一定事實存在或不存在舉證的責任。在適用嚴格責任的情況下，對於過錯、因果關系等，根據法律規定應當由被告證明，從而免除了受害人對此事實的舉證的責任，而將該責任倒置給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擔無法舉證時的敗訴風險。但其他要件事實，如加害人、損害事實等，則還應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規則分配舉證責任，由該事實的主張者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高度危險作業的責任中，至少原告要證明危險是因為被告的行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則其連訴訟主體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確，怎麼訴訟？對誰訴訟？再如，在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倒置中，作為被告的醫院一方，應當就其行為的科學性、及時性、沒有過錯的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而患者應當就被告行為的危害後果事實、危害後果與被告的行為間有關聯的事實等，承擔舉證的責任。在舉證責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擔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的原因是：從實體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張權利都應當提出證據證明其權利的存在；從證據法的角度看，主張的一方也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即使法律從特定的目的出發，為加強對一些處於舉證遇到障礙的特定當事人的保護，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只是將特定的證明事項倒置給被告一方承擔，這並不是說，將所有的訴訟證明事項甚至釋明事項，都交給被告承擔。從性質上看，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基於法律規定，由原告證明A事實的存在，但應當由被告承擔B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明，被告不能證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二）
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
探討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質，還必須要澄清這樣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還是由法律所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製度。在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體的訴訟中改變了法定的證明責任分配，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以「造法」的方式確定新的證明責任分配標准（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國許多學者也贊成此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法官根據特定的案情所具體運用的一種舉證技巧，即法官如果發現原告的證據距離相對遙遠或者基於對一定主體（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護等法律原因的考慮，可以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採取舉證責任倒置。只有通過自由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才能保證法官正確行使裁判權並保證司法的公正。該觀點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則」）產生了較大影響。「規」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這就是說，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仍然屬於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學者對此解釋為，由於目前我國立法規定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無法律規定為由拒絕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樣，為當事人創設一種『准據法』……法官在確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同時，也在宣示一種新的實體法規范」（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我認為，將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完全視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舉證責任倒置不僅是一個證據法上的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而且與當事人在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密切相關。這主要是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與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在內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確立了過錯責任的基本原則。但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危險責任的不斷增加，事故損害的頻繁發生，使侵權法的某些價值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當代侵權行為法適應社會的需要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同時在侵權法和證據法上都提出了一個如何對危險責任以及事故責任中的受害人進行有效的救濟和全面的保護問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若不堅持確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環境污染問題、產品責任問題、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權糾紛案件中，可能會造成極不公正、極不合理的結果。尤其應當看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通過將因果關系或過錯的舉證負擔置於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擔，也能夠有效地促使舉證責任被倒置的當事人一方積極採取措施，預防和控制損害的發生。從訴訟的角度看，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為法官查清案件事實真相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醫療過錯事件和公害、葯害事件那樣的通過高度科學性、技術性過程發生損害的場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證明損害到底是否可能預見，對於預見到的危險加害者負有何種結果迴避義務，並且，是否可以說加害者已盡到該義務，這些對受害者來說簡直就是強人所難。在這種場合下，與作為專門家、事業者的被告相比，作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學的專門知識、理解能力上均處於劣勢，並且根本談不上准備證據的經濟上的資力（於敏：《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現代民法引入了嚴格責任等新的歸責原則。
舉證責任倒置是嚴格責任實現的途徑和方式。在侵權法中，嚴格責任「雖然嚴格，但非絕對。在嚴格責任下，並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為所生之損害，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免責，各國立法例多承認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辯或免責事由」（王澤鑒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頁）。嚴格責任的嚴格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損害以後，就行為人是否有過錯或因果關系的問題不負舉證責任，而應當將此證明負擔倒置給行為人。二是對行為人反證證明的事由進行嚴格的限制。法律上對行為人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事由是有嚴格規定的，即行為人只有在證明損害是由於受害人的過錯、第三人的行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責任。這種限制也可以說是對於「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為實現了舉證責任倒置，且對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限制，因此責任才是嚴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格責任與舉證責任倒置是相通的，嚴格責任必須要通過舉證責任倒置才能體現其責任的嚴格性，而舉證責任倒置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落實嚴格責任。由於嚴格責任作為過錯責任的例外，其通過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的分配是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使與承受，如果允許法官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自由裁量，無疑允許法官未經審判就決定當事人一方勝訴或敗訴。
從國外的立法經驗來看，西方國家關於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分配模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由實體法規定舉證責任分配。這種模式由於受到法律要件分類學說的影響，舉證責任分配規范被認為屬於實體法的內容，主要流行於德國、日本等傳統大陸法系國家。一種是由實體法與訴訟法共同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此種模式除了在實體法中就具體的問題作出規定外，還在訴訟法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進行原則性的規定，如法國、葡萄牙、俄羅斯、美國等（參見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頁）。但各國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確定的。比較而言，我認為由於舉證責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因此就嚴格責任問題應當在侵權法中詳細規定。其必要性在於：一方面，嚴格責任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責任，可以與其他的責任制度協調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權法中規定嚴格責任，可以將抗辯事由規定得更為詳細具體。當然，可以在民事訴訟法中設置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引導有關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
應當明確，不僅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由法律規定，而且對於倒置的事由也必須要由法律明確規定。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被告方究竟應當舉證證明什麼？也就是說，究竟應當「倒什麼」、「置什麼」？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過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四條規定，以下案件可以實行證明責任的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則」對此也有反映。這一規定非常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在這些類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對一切要件事實都負舉證責任，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有關因果關系的問題都要被告來反證，這對被告過於嚴苛，且在司法實踐中也是無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訴訟請求，主張損害賠償，必須就其實際損失范圍舉證。如果連實際損害范圍的舉證責任都倒置給被告，則原告在起訴時根本無法提出具體數額的訴訟請求，也就無法發動訴訟程序，這在實踐中是個荒謬的怪圈。所以我認為，關於何種要件事實需要舉證責任倒置，十分復雜多樣，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舉，必須斟酌具體法律關系類型，在實體法中明確限定。最好的辦法是在侵權法中對嚴格責任的抗辯事由作出嚴格限制，從而在法律上明確舉證責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國，確定舉證責任倒置必須由法律規定，還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一方面，有利於貫徹立法法的精神。由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屬於立法權事項。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也並非完全不能填補這項法律空白，只是應慎重。另一方面，考慮到目前我國法官整體素質並不是太高，允許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將使法官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力，使其在具體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舉證責任，自由地決定倒置的內容，其結果使當事人對司法缺少了應有的可預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難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適當地行使甚至濫用其自由裁量權，其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我認為，應當對實施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進行嚴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許各級法院都可以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使允許法官對個別特殊的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必須進行嚴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明確的司法解釋或者針對個案進行批復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
按照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的原則，即使對於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法律上也應當有所限制。也就是說，應當在法律上為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規則設定條件。我認為，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至少應當符合如下條件：
一、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應當屬於實體法規范的范疇，實體法必須包含必要的證明規則，那種割裂證據法與實體法的固有聯系，認為證明規則應當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規定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現代證明責任理論大都認為，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不是脫離實體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內容，而是本質上包含於實體法規范之內的。如侵權行為法規范包含了特殊的證明責任規范的內容，其性質不同於純粹過錯歸責的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通常，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應當由實體法和程序法共同規定，程序法或證據法可以確立一些指引性的規范，引導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而有關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對倒置事由的規定必須要由實體法作出明確的界定。通過對實體法規范的適用，最終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范具有強行性，無論當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應予以適用。在這一點上，法官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而必須適用法律的此種強行性規定。如果法律並未明確規定，則法官只能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來確定具體的訴訟案件中是否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我認為，法官不能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來隨意在訴訟中進行舉證倒置。即使不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並不意味著無法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應當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減輕受害人舉證負擔、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方式並非舉證責任倒置這一種情形，證據法中的「表見證明」法則、推定規則等也能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負擔。
二、原告就某種事由的證明出現舉證障礙
原告必須是離證據距離比較遠，客觀上幾乎沒有取到證據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張者即須舉證的原則，作為原告的受害人幾乎百分之百敗訴。這意味著需要衡量訴訟雙方的取證能力強弱和當事人與證據距離的遠近，來判定是否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主張證明責任分配蓋然性說的德國學者萊納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應考量舉證可能性，擁有更多的舉證可能性的一方當事人，應負該事實的舉證責任。舉證的可能性，即是由證據與當事人距離的遠近決定的，如果一方當事人遠離證據，該證據全在另一方當事人保持范圍內，他就沒有可能得到，那麼，此類案件就應當由保持該證據的一方承擔舉證的責任。例如，在醫療事故案件中對過錯的舉證問題，由於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醫療過程與醫療行為，所有醫療行為的證據，包括手術記錄之類的病歷等證據，全在醫療者手中，他離過錯證據距離較遠，他所能夠保持較近距離的證據，只能是到過該醫院治療，發生了損害後果之類事實的證據，所以，他應當對這部分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對過錯事實則由持有證據的院方承擔。
證據的距離，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空間位置（准確距離長度），而是當事人控制證據的可能性的度量。證據距離遠，就說明他很難控制證據，或沒有控制證據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難得到該證據；證據距離近，就說明他能夠控制該證據，因而他也能夠得到該證據，甚至該證據本身就為其持有或佔有，如果讓他舉證，他就有獲得或提出證據的可能性。比如，舉證責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險領域說，也反映了證據距離與舉證責任分配的關系。危險領域是指當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支配的該危險發生的生活領域，即根據所控制的危險領域范圍（證據距離）來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這是因為一方無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險領域內發生的侵權事實，他離該事實的證據距離較遠，故難以舉證證明，而該危險領域的控制者，他離證據的距離較近，更易於得知案件的事實真相的證據，讓他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就成為可能。
三、根據案件的具

④ 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的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

1.證據包括：當事人的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勘驗筆錄。

2.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

3.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4.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

5.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製品、照片、副本、節錄本。提交外文書證，必須附有中文譯本。

6.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7.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

因情況緊急，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利害關系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證據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4)2002年民事訴訟法內容擴展閱讀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

1.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2.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3.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4.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2.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3.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並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4.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5.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6.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

⑤ 法院應責令一方當事人提交原件的民事訴訟法是哪一條規定

舉證是指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證據。為了防止在訴訟過程中出現「據突襲」的現象，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對提供證據的時間進行了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已於12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01次會議通過,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

一、當事人舉證

第一條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被告提出反訴，應當附有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

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

第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促使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誠實地完成舉證。

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可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

三、舉證時限與證據交換

第三十二條被告應當在答辯期屆滿前提出書面答辯，闡明其對原告訴訟請求及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的意見。

第三十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與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後果。

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並經人民法院認可。

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

第三十四條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

對於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

當事人增加、變更訴訟請求或者提起反訴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

第三十五條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

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指定舉證期限。

第三十六條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證據材料確有困難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舉證，經人民法院准許可以適當延長舉證期限。當事人在延長的舉證期限內提交證據材料仍有困難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請是否准許由人民法院決定。

第三十七條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組織當事人在開庭審理前交換證據。

人民法院對於證據較多或者復雜疑難的案件，應當組織當事人在答辯期屆滿後、開庭審理前交換證據。

第三十八條交換證據的時間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並經人民法院認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組織當事人交換證據的，交換證據之日舉證期限屆滿。當事人申請延期舉證經人民法院准許的，證據交換日相應順延。

⑥ 民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二項

您好！新《民事訴訟法》第170條釋義
第一百七十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對上訴案件進行判決、裁定的規定。
立法背景
本次修訂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本條作了修改。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本條作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修改:
一是修改前的條文僅對原判決的分別處理作了明確規定，對原裁定如何處理未做明確規定，僅規定了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的處理，一律使用裁定。實踐中，法院對原裁定的處理都是參考對原判決分別處理的條文進行處理。在理發過程中，有意見認為，應在民事訴訟法中明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裁決分別處理的情況，使人民法院在處理原判決、裁定時都能有法可依。因此，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增加了對原裁定如何處理的修改。
二是對第一款第二、三項作了修改。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依法改判;認定事實錯誤或者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對事實錯誤區分情況，如果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如果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人民法院過多地將案件發回一審人民法院重審，既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又影響審判效率。本次修改以減少第二審人民法院將案件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為原則。在第二審人民法院能查清事實改判的情況下，由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在基本事實不清，第二審人民法院查清事實有困難，發回一審人民法院查清更有利於的情況下，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三是對第一款第四項作了修改。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僅規定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一方面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進行了限定，必須是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第二審人民法院才可以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另一方面刪除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較為彈性的裁量空間。
四是增加第二款的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僅規定了三種處理原則，即維持原判、改判以及發回重審，沒有規定發回重審的次數。由於法律對於發回重審的次數沒有規定，導致有的地方一個案件多次發回重審，既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負擔，又影響了審判效率和司法公正的實現。為了能在法定的時間內結案，解決案件久拖不決的問題，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當事人權益，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對發回重審的條件和次數作了限制。即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不服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又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條文解讀
根據本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上訴案件，應當根據不同的情形，做不同的處理:
一、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駁回上訴，以原判決、裁定的正確合法為根據，原判決、裁定正確合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判決、裁定的法律效力。對判決的上訴，原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判決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對裁定上訴的，原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二、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出現在以下幾種情況下，一是認定事實錯誤，二是適用法律錯誤，三是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都存在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以判決、裁定方式對原判決、裁定進行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對判決的上訴，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判決方式直接改判。對裁定的上訴，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裁定方式撤銷或者變更。
三、查清事實後改判。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首先，本項應與本款第二項結合起來理解，在一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只有在基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第二審人民法院才可以考慮在查清事實後改判和發回重審之間選擇。基本事實是指案件的關鍵事實，可能影響案件最終判決的事實。其次，在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為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第二審人民法院如果能夠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的，應當首先考慮查清事實後改判。在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方便於查清基本事實的情況下，才考慮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重審。
四、發回重審。為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2002年德國聯邦司法部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改革，改革的內容之一是限制發回重審，規定發回重審應由當事人申請。改革前，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一是依法改判，二是發回重審，比如二審發現一審應調取的證據沒調取，通常會發回重審。德國立法者認為發回重審應是例外，因為發回重審會導致時間和經濟成本增加。改革後規定，發回重審以當事人申請為條件，當事人沒有申請發回重審的，應由二審直接改判。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也對發回重審的條件和次數作了限制。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的規定，對於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可以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也可以查清事實後改判。對於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此外，本條第二款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重新審理不是對原判決的簡單更正，二是要嚴格按照一審程序重新審一遍，並且要另行組成合議庭審理。這樣規定的目的就是要人民法院嚴肅認真對待，保證合法，正確的審判。發回重審的，由於原審人民法院仍按一審程序進行審理，因此所作判決、裁定仍是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對重審案件的判決、裁定，可以上訴，對此類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發回重審。
相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1條、第183條、第189條、第19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8條、第39條。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