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法的社会职能

㈠ 法与国家的关系

（一）国家是法存在的基础

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这是因为：（1）国家是法产生和存在的前提；（2）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国家的强制力；（3）法律的性质直接取决于国家的性质；（4）法律的发展、变化受国家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5）法律的特征、表现形式和内容也还受国家的特征、形式、传统、职能等方面的影响。

（二）法保障国家职能的实现

国家也离不开法，没有法不成其为国家。这有几方面的原因：（1）法是确认国家权力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2）法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有效工具；（3）法是完善国家制度所必需的手段；（4）法是确定国家形式、组织国家机构的章程。如要组织起复杂的、能够相互协调、有效运转的国家机构，就必须有法来规范各种国家机关的设置、职责、权限、组织形式、活动原则和相互关系等。

㈡ 国家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啊

依据国家活动的性质和方式，国家的内部职能可以相对地划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两种。

一、国家的政治职能

国家的政治职能即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运用暴力、法制等特殊的强制力，控制被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及一切破坏现存的政治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分子的反抗的政治管理职能。由于这种职能主要是通过阶级的统治和镇压来实现，所以，有时又叫镇压职能。国家的政治职能是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国家的社会职能

国家的社会职能即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执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职能。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本质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它执行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的意志，受根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国家的社会职能也具有政治性质。

三、国家的政治职能和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社会管理职能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的存在，而政治统治职能存在的前提则是国家的存在。这意味着，社会管理职能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共生性，与人类社会相始终。而政治统治职能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只是历史的产物，并非永恒存在，它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随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国家的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在阶级社会，从根本上讲，社会管理职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这种职能的执行和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权力，所以它又与政治统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职能是社会职能的前提；另一个方面，政治职能又必须以社会职能为基础，因为，国家只有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管理职能，政治统治才能够得以持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的总体要求。其社会职能上升为主要职能，表现为组织经济与文化建设。而政治职能，由于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已不占主要地位了，因此主要表现为民主与法制建设，保证社会政治稳定，同时打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分子。

㈢ 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一）法与国家的关系解析

一.法治国家的概念解析
(一)法与国家的关系解析

对法治国家进行理论研究，必须首先理清法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已经在国家法律现实的条件下生活了几千年，他们成为特定国家的公民（或臣民），服从于国家权力，使自己的行为与法律规定和要求相协调。当然，很久以前他们就开始思考关于国家与法产生的原因和方式，并创立了许多完全不同的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回答。” 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众多社会科学所探讨的重要课题。法学界对于法与国家的关系的研究一向是积极而热情的。苏联的法学家们在苏维埃法学创建之初即把法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法学理论学科的名称就是《国家与法的理论》或者《国家与法权理论》。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的法学界依然保留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传统，近年又推出了一些命名为“国家与法”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俄罗斯自然科学研究院院士B.B.拉扎列夫就组织一批俄罗斯著名学者，编写了《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被俄罗斯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大学教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界，法与国家也被联系起来研究。原籍奥地利后加入美国国籍的著名法学家凯尔森就于194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一编为“法论”，第二编即为“国家论”。对于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论，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法要依赖国家”与“国家要依赖法”等理论命题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然而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谨从本法治国家研究课题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与二元论，法与国家的优先问题着眼，从法学角度进行一些思考，为本课题的研究确立一些最基本的法与国家关系的观念。

1．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与二元论

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各种理论学说中，法与国家，几乎无可争论地被当作两个各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事物。法与国家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二元存在物。很少有疑问者。其实，放眼世界学术领域，法与国家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并无一致的看法。甚至有人十分明确地批评法与国家的二元论是一种神话，是错误的，进而主张法与国家关系的一元论。也有学者认为将国家与法混为一谈的一元论是没有意义的。

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法律与国家是同一个事物，国家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法律秩序，即规范境内居民行为的集中化的法律秩序，或者说是由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和其他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行动的人所执行的法律规则、法令的总和。” 在一元论的主张者中凯尔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凯尔森在其《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写到：

“有时人们以国家具有或就是‘权力’（power）为理由，将它说成是一个政治组织。国家被描绘为在法律背后的权力，实施法律的权力。” “法律和国家的二元论是我们认识对象的一个多余的重复或双重化；是我们先加以人格化然后又加以实体化的那种倾向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对自然的万物有灵论的解释里找到了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证，即原始人的这种观念，认为自然是有灵的，认为在每个东西的背后都有这个东西的一个灵魂、一个精神、一个神、一株树的背后有一个森林女神；一条河的背后有一个宁芙女神；月亮的背后有一个月神；太阳的背后有一个日神。这样一来，我们想象在法律的背后有它的被实体化了的人格化，即国家、法律之神。法律和国家的二元论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迷信。” 与之相应地认为，“国家的权力是由实在法组织起来的权力，是法律的权力；也就是实在法的实效。” “一个‘国家的机关’，就等于一个‘法律的机关’。”

凯尔森的认识有着他自己的论据。在他看来，国家与法是同一个规范性秩序，“既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有两个不同的规范性秩序——国家的秩序与国家的法律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称为‘国家’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 “从甚至连社会学家也将国家的特征说成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这一事实来看，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同一性也是显然的。既然社会（作为一个单位）是由组织构成的，那么将国家界说为‘政治组织’就更加正确。组织就是秩序。但这一秩序的‘政治的’性质是在哪一点上呢？就在于它是一个强制性秩序这一事实。国家之所以是一个政治组织，是因为它是一个调整如何使用强力的秩序，是因为它垄断了对强力的使用。然而，正如我们所已了解的，这是法律的主要性质之一。国家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强制性秩序构成的共同体，而这个强制性秩序便是法律。”

粗略看来，凯尔森的见解是有失偏颇的，我也不赞成这种一元论。他把法与国家的关系简单归结为一个“东西”与这个东西后面的“神”的关系，进而将“法与国家二元论”比之为“万物有灵论”加以批评，而证明其一元论的科学性。我认为这个证明过程本身就有问题。法与国家之间远不是月亮与月亮神，太阳与太阳神之间的关系。法与国家是同时产生，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共存互动的两种社会上层建筑。但这并不意味着凯尔森的一元论毫无意义。他所坚持的法与国家的一元论，强调了法与国家的同一性，对于倡导法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法与国家或者国家与法既然是同一的，国家当然就必须服从法律，实行法治。在国家实行法治的问题上就没有任何障碍。国家与法之间的统一就不会成为问题。也就是说，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主张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在肯定法与国家之间的同步形成与内在联系上是有意义的，在寻求法与国家的同一性从而为法治寻找根据的目标期求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法与国家的区别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将法与国家混为一谈显然是不科学的。

法与国家关系的二元论主张者，人多势众，尽管他们不一定以二元论自居，但其二元论的主张都十分清晰。苏联乃至现代俄罗斯的法学家们，以及中国的法学家们多持二元论的观点。

俄罗斯的一些法学家声称，“没有意义去研究那些从国家与法产生方式和实质的不可知性出发的观点，以及那些将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的理论。” 他们一再论述的是法与国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中包括法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国家相对于法的独立性。在前述拉扎列夫主编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的教科书中，专门设置了《国家与法的相对独立性》一章，论述了国家与法各自以及相互的独立性问题。

我国的任何一部法学理论著作几乎都肯定了法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论证了法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没有一部著作将法与国家视为同一事物。它们都在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强化了二者各自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国所有法学理论著作实际上都不主张国家与法的一元论，都是国家与法的二元论的主张者。

法与国家的二元论主张显然是比较科学的，它本身并无什么错误可言，但是它可能导致将法与国家相分离的错误。往往会导致过分强调法的地位与作用或过分强调国家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将法置于国家之上，虽然有抑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意义，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忽视国家在法的创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将国家置于法之上，过分夸大法对国家的依赖，使法律的地位被低贬，形成法治倡导与发展上的障碍，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历史上的类似教训实在太多，我们需要牢牢记取。当然，法与国家的二元论也不必然导致强调国家否定法的后果。对于法与国家二元论中的优先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会使问题更加明晰。这是下一部分所要论及的主题。

2．法与国家的优先问题

法与国家关系的一元论主张者既已把二者视为一元，一般地说，显然不再有谁优先于谁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法与国家的一元论中有把国家归结到法的法律优先的一元论，或将法归结到国家上去的国家优先的一元论。凯尔森主张的是法律优先的一元论。凯尔森的一元论中包含着法律优先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从纯粹法学观点出发来研究国家时，情况就显得比较简单了。那时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因而它的性质在原则上取决于我们以前对社团所下的定义。唯一剩下的问题是国家如何不同于其他社团。其区别一定在于构成国家社团的那个规范性秩序。国家是由国内的（不同于国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的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从法学观点来看，国家问题因而就是国内法律秩序的问题。” 在凯尔森的眼中，国家是一种法律现象，国家理论也是法律理论的一个部门。“作为实在法经验体现的规范体系具有什么特殊性质，以及它们是怎样分界和怎样相互联系的。这就是国家作为法律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是作为法律理论的一个部门的国家理论负有任务要解决的问题。”

法与国家谁优先的问题，更存在于二元论之中。在二元论主张者中法与国家之间一直有着谁优先的争论，根据学术界的不同认识，我将其称为国家优先论、法律优先论和法与国家互从论。

关于国家优先论。俄罗斯学者在其著作中总结到：“对于法与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学术界在传统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基于国家优先于法的论点，依据这一观点，法被视为国家活动的产物和国家的结果。这一观点在我国的法学著作中流传甚广。举例来说，法被认为从属于国家。倾向于把法看作国家附属物的政治实践成为这一观点的事实条件，而将法视为由国家制定的规范总和的形式教条主义则成为其理论前提。” 英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国家优先论，并且还倾向于国家优先论，“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它规定各种法律机构的权利和职责，确认其存在，维持社会秩序，提供维护公民之间利益和要求冲突的准则。法律制度的这种作用正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 “在一国境内发生效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通常主要是由国家制定的，同时立法机关不断地对之进行修改和变更。而对于效力较低的一般法律的修改和变更，则通过行政机关受权立法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和判例等途径。由此可见，国家是法律规则和原则的直接的实际的渊源。”

中国学术界对于法与国家关系的认识普遍地既有互从论的观点，也有国家优先论的观点。先来看看国家优先论的表现，我国几乎所有的法学教科书在定义法或法律时，其他不相干的成分我们不必引证，与国家相关的表述都是，“法或法律是国家制定认可的，表现为国家意志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这种对于法的认识贯穿了所有法学著作的始终，似乎成为了我国法学界对于法与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共同认知。

关于法律优先论。俄罗斯学者说，法律优先论的观点“则是按自然法观念确立的。这一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拥护者从社会契约中得出国家概念，他们从国家受制于法的观点出发，认为来自于自然法的不可违背性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体公共权力的不可转让性。从这一观点的立场来看，法与国家相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法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前，它早于国家，任何国家和政权都不是法的最初来源。” 《牛津法律大辞典》也注意到了这种观点的客观存在，它说，“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高于国家，国家从其产生之日起即受到法律约束。这种观点接近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自然法学派认为，国家虽然可以制定实在法，但它必须受自然法的约束。一些现代思想家否定国家创造法律的观点，认为法律的渊源另有所在，例如公众权利的主观意识、社会休戚相关的事实等。”

关于法与国家互从论。法与国家相互从属的理论，没有人给它命名过，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将一元论和二元论之外的第三种观点称之为“法与国家的互从论”。有著作认为这种界于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的互从论观点，作为“第三种观点，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上述观点拥护者的看法，并且同时避免对法与国家相互关系评价的偏激性。” “依第三种观点，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如此一致的因果关系（国家产生法或者从法产生国家）。这一关系显然更加复杂，并且带有双向的相互从属性：国家与法彼此不能单独存在，即它们之间存在职能性关系。” 我国的法学著作在具有国家优先论的表象之外，还具有法与国家互从论的特征。我国的每一部法学著作都在肯定法对于国家的依赖的同时，也会四平八稳地论述国家对于法的依赖。或者强调二元并存中的国家优先，或者强调法与国家的二元互从。是选择国家优先或是二元互从，学者似乎并不特别在意。

就国家优先论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理论。前苏联和目前一部分俄罗斯学者，中国的部分法学家都持有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充分强调了国家的意义。在强调国家至上，忽视或否定法律作用的时代是很有响应者的。它对于法要从属于国家的片面强调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甚至以主张国家比法先产生来证明国家要优先于法，这是没有根据的。恰恰是这种片面强调国家意义的理论，为专制者无视法律、否定法律奠定了认识基础和理论基础。它本身的不科学性和它所产生的恶劣后果都要求我们必须将其抛弃。

就法律优先论来说，与前者是同样传统的理论，西方以自然法学为代表的法学家们多持有类似的观点。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常常以法比国家先产生作为论据。这一观点对于强调法，推行法治，有着不可置疑的优势，它“是在政治实践中确立法的统治地位思想的哲学纲领” 。这一观点的追求目标是好的，但是这一观点的主张者常常以自然法先于国家，法比国家先产生作为论据，我以为同样是不妥当的。

就法与国家互从论来说，是在前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比较中庸，而为目前许多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实际采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避免在法与国家关系上的片面认识，使我们更清楚地把握法与国家相互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更清楚地把握法对国家的作用与国家对法的作用。这种表面上的公允，也有实际上的问题。法与国家并存而相互作用，看似客观，其实其忽略了法与国家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应然关系配置，会导致主张者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

在我看来，法与国家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渐变形成的，二者之间没有谁先产生谁后产生的问题。法与国家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各自萌芽的因素是相互促进、彼此互动、互为因果的。一定要去确定某一时刻国家产生了或者某一时刻法产生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如果您不任意地改变法与国家的概念，我就可以肯定地说，法与国家自始至终都会紧紧相伴，不离须臾。但由于二者的特性不同，法是一种普遍而公开的行为规则，国家是一种具有强力的又不能不为特定的少数人管理或运作的公共组织，因此，在法与国家共存的历史期间，运用法律规制国家，将是永恒的课题。否则，组成国家的民众的意志就无法受到尊重，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赞成并主张法律优先论的，只是我的理由不是基于自然法，也不是基于法比国家先产生，而是基于法与国家的不同性质，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的目标。狄骥主张国家必须合法，而且国家的目的也在于实现法。他说，“国家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但这种强力当其行使得合法时才是合法的。” “国家追求的目的有三项：（1）维持本身的存在；（2）执行法律；（3）促进文化，即发展公共福利、精神与道德的文明。 ……我们如果深入事物的实质，则国家指定的这三个目的可以归结为实现法的惟一目的。”

㈣ 简述法律的社会作用

法律的社会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法律的指引作用

指引作用是指法(主要是法律规范)对本人行为起到导向、引路的作用。其对象是每个人自己的行为。法律的指引是一种规范指引，它不同于个别指引。

2.法律的评价作用

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其作用对象是他人的行为。任何社会规范(如道德、政治纪律)都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的作用。

3.法律的预测作用

预测作用是指人们根据法律可以预先估计人们相互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的相互行为。

4.法律的教育作用

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行为。

5.法律的强制作用

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律可以用来制裁、强制、约束违法犯罪行为。这种作用的对象是违法犯罪者的行为。

(4)国家与法的社会职能扩展阅读：

法律除了有社会作用之外，还有对国家的作用如下：

1，保障、引导和推进国家经济发展，在一系列的法律约束下。国家的经济才会有一个快速稳定的上升空间。

2，保障、引导和推进国家民主政治。法律还能推动国家民主建设，法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用法于人。建法于人。

3，保障、引导和推进国家精神文化。法律还能让国家的精神文化层次有一个质的飞跃，人们学习法律，不断的提高各方面素质。

参考资料网络：法的作用

㈤ 简述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内容

一、国家的政治职能
国家的政治职能即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运用暴力、法制等特殊的强制力，控制被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及一切破坏现存的政治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分子的反抗的政治管理职能。由于这种职能主要是通过阶级的统治和镇压来实现，所以，有时又叫镇压职能。国家的政治职能是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国家的社会职能
国家的社会职能即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执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职能。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本质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它执行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的意志，受根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国家的社会职能也具有政治性质。

㈥ 法与国家有什么关系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工具。法是提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也是为实现阶级统治服务的工具。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家必须有法，法又是统治阶级实现国家权力不可缺少的工具，主要表现在：
①法为组织国家机构所必需。统治阶级要用法来建立国家机关体系，具体规定国家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明确其任务，划分其职权和活动范围，调整各国家机关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没有法，国家机构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和有效地运转，也就不能充分发挥阶级统治工具的作用。
②法为实现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所必需。任何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都是为了使国家按照本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行事，并进而把本阶级的意志表现为法，从而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所以，法只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不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要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只体现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不体现统治阶级内部任何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而且要防范他们任性行事，破坏整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统治阶级内部个别成员犯法，也会受到国法的制裁，这样做不是违背而恰恰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
③法为实现国家职能所必需。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内与对外职能，贯彻执行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就必须制定各种法律规范，用以保护人民、维护社会治安；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发展国内经济与文化，维护交通秩序，保护环境卫生，保证各行各业的生产正常进行；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际交往，加强国防建设，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法。它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以巩固它的统治地位。

㈦ 法的制定是国家实现其（）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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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要在同一时空同一语境解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涵义，可能要循以下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探讨国家、政府、社会的不同内涵和外延。

其次，研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中法治的共同要件；最后，分析法治分别与国家、政府、社会组合后法治涵义重心的差别，法治与国家、政府、社会组合后形成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的异同。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三根支柱。法治国家是目标，法治政府是主体，法治社会是基础，三者本质一致、目标一体、成效相关，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法治中国建设都难以有效推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三个一体建设”。

㈨ 法的社会作用和职能与法的规范作用和职能的区别是什么

法的社会作用侧重于法律惩处违法犯罪,而规范则多指法律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的作用

㈩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国家政权的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体制发展为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体制。

(10)国家与法的社会职能扩展阅读：

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并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必须组成与有产阶级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

工人政党要有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共产党在为实现自己纲领的斗争中要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要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善于争取各种同盟者，善于同其他政党采取种种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