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羅法治

1. 西塞羅，奧斯丁，柏拉圖，龐德，凱爾森他們在法上的成就或觀點是什麼

西塞羅：「法是自然所固有的最高理性」出自他之口

胡果：（1）首先提出法律行為這一概念（2）18世紀末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

奧斯丁：（1）19世紀上半葉，他關於美國民主的研究，使得法律職業階層是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的中流砥柱的觀念被更為廣泛地接受（2）分析法學的創立者 （3）他認為法是主權者針對臣民發布的以強制為後盾的命令，法的體系是這些命令的集合（4）既是現代法理學的創始人，也是要求人們辨法的淵源的確切含義和范圍，並努力使其明晰化的第一位人物（5）法的本質論說中權力論代表

凱爾森：（1）直言法的淵源是個被學界搞得「極端模糊不明」且賦予其種種含義的概念（2）西方學人在對法律秩序的詮釋中，「制度論」的代表人物

霍布斯：認為權力就是主動出擊的行動者和被動承受的對象之間的因果關系

柏拉圖：在何謂正義的問題上，提出等級秩序正義觀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包含兩種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托馬斯阿奎那：（1）指出：在神的理性指導下，世俗的最高主權者都應當毫不例外地接受法律的支配的神學家（2）中世紀把一切法律問題都染上神學的色彩，並以阿奎那的神學法律觀丶神權政治論以及其經院哲學，構成歐洲中世紀意識形態領域占統治地位學說體系

孟德斯鳩：提出立法權丶司法權和行政權不能為同一機關行使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的著作者

霍菲爾德：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美國法學家霍菲爾德提出的有關法律權利和義務的公式最為著名

龐德：指出「在法律和法學文獻中，沒有一個詞比權利這一術語更加含糊不清」

波斯納：20世紀60-70年代後，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

烏爾比安：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劃分學說

2. 有哪位名人說過法治是最科學的治理方式。

法律解釋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尋獲其時代問題的答案.
——拉倫茨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話,全部藏書就會變成廢紙.
——基希曼
法律的真理知識,來自於立法者的教養.
——黑格爾
解釋法律系法律學之開端,並為其基礎,系一項科學性工作,但又為一種藝術.
——薩維尼
法律是人類為了共同利益,由人類智慧遵循人類經驗所做出的最後成果.
——強森
法治意味著,政府除非實施眾所周知的規則,否則不得對個人實施強制.
——哈耶克
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伯爾曼
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礎,應該是對於人的價值的尊重.
——陳弘毅
法律職業的社會地位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標志.
——費爾德
盡量大可能把關於他們的意志的知識散布在人民中間,這就是立法機關的義務.
——邊沁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國是距離法治最為遙遠的一種,甚至與歐洲形成了兩極相對的反差.
——滋賀秀蘭
法律顯示了國家幾個世紀以來發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數學課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霍姆斯
憲法創制者給我們的是一個羅盤,而不是一張藍圖.
——波斯納
法律提供保護以對抗專斷,它給人們以一種安全感和可靠感,並使人們不致在未來處於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魯納
民眾對權利和審判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對法律來說,是一個壞兆頭.
——龐德
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銘是什麼?那就是「嚴格地服從,自由地批判」.
——邊沁
一項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裡以惡行為前提,那麼它本身就越好.
——拉德布魯赫
無論何人,如為他人制定法律,應將同一法律應用於自己身上.
——阿奎那
真想解除一國的內憂應該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機會.
——亞里士多德
憲法是一個無窮盡的、一個國家的世代人都參與對話的流動的話語.
——勞倫·卻伯
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
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雖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絕不是一種荒唐的玩笑.
——德沃金
法發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學,也不在司法判決,而在社會本身.
——埃利希
自由是一種必須有其自己的權威、紀律以及制約性的生活方式.
——李普曼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體系中生活比在無拘無束的孤獨中更為自由.
——斯賓諾莎
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事情的權利.
——西塞羅
由於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舉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舉止才能維護法律.
——馬基雅弗利

3.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雅典思想家著有鼓吹法律和法治的大量作品，但西塞羅認為大多數希臘人「永遠不理解或

如果這是法學題目那就選D。
如果是歷史或者思想政治的題目就選A。

4. 西塞羅的政治思想是什麼

1、對政治變革的分析：西塞羅政治思想上的反應，是分析傳統政體中那些賦予其穩定與和平的因素，並對其不足進行診治。

西塞羅繼承了希臘關於政治動盪屬於可怕事物的傳統，而他經歷的事件，證實了這一點。從亞里士多德，也許是間接地那裡，他了解到政治穩定需要不同利益集團相互補充的平衡。他與柏拉圖還有羅馬史學一樣，對衰落進行道德分析。

但與他對羅馬貴族精英的失敗所進行的道德診斷不同。這個階級的職責是公共服務，尤其是提出明智的建議，但他們受到了通過戰爭贏得光榮的誘惑。因此，西塞羅的任務是重新把雄心和愛國主義美德體系結合起來。

西塞羅政治思想的內容是由他的經歷決定的，是他經歷的不斷的內戰。在元老院鼎盛時期，貴族辯論決定著對外政策和內部爭端，軍事光榮則是對那些與羅馬敵人作戰者的獎賞。現在，城邦的領袖們開始把他們的私人軍隊用來相互爭戰，因此反對羅馬。

2、共和國中心論。

在西塞羅的理論中，有關愛國主義的核心作用是對政治思想的獨創性發展。正義的功能是要保存社會，尤其是共和國的社會。其他的美德都受它制約。個人的美德在社會的善中體現出來，即使是《論共和國》關於心理學討論的部分流傳下來，這個結論仍成立。

在羅馬法律和政治演說中，訴之於共和國占壓倒地位的價值觀是常識，元老院通過的緊急狀態法授權甚至提供了證實它們的憲法機制。西塞羅利用了這種傳統情感，使其成為他的倫理學體系的核心。

3、認為共和國的本質要通過對官員的選舉，因此也是進入元老院的權利，被結合到那種主要由貴族把持的政府體系中去。

西塞羅認為共和國實際是尊重法律和先例的穩定政府，是廣泛共享的觀念。西塞羅對元老院作用的關注，讓共和主義具有了特殊的韻味。當政府由自由的貴族辯論安排時，共和國就繁榮；當暴力或者賄賂控制著榮譽和政策時，共和國就會喪失。

因此，西塞羅對徹底羅馬式的尊嚴、權威、建議概念感興趣，而且關注演說術。同時，西塞羅並未忽視人民的作用。他們也擁有適當的自由，忽視這些將導致災難。

4、對歷史和經驗資料採取了一種突出的、非柏拉圖式的信任態度。

柏拉圖的理想城邦存在於想像中；亞里士多德集合式的政體不夠完善。通過把盛期羅馬共和國作為可能存在的最優良政體的化身；西塞羅從內部把柏拉圖傳統羅馬化了。這就是理論可以描述，但只有經驗才能創造的城邦和政治家。

西塞羅誇張的愛國主義，激勵他進行政治探討時，對歷史和經驗資料採取了一種突出的、非柏拉圖式的信任態度。對歷史和經驗資料採取了一種突出的、非柏拉圖式的信任態度。總之，西塞羅對社會和政治問題外延性的思考，完全是由當代事件決定的。

西塞羅不支持無條件地支持羅馬貴族對光榮的激情追求。此外，人民的不滿，表明對政體的穩定來說，保民官具有重要地位。個人書信和公共演說作用與哲學的影響一樣。

他的理論創作顯示，他的思想是緊扣政治生活現實的。其結果是他的政治哲學作品變成徹底的政治行動，這也是為什麼有時發表它們是危險的原因。希臘哲學為他提供了理論分析工具，羅馬為他提供了原料。

5、政治高於哲學

西塞羅認為政治家能通過法律和政策比較迅速地影響大多數人，而哲學則只能通過自身的言傳身教及著書立說，相當緩慢地影響少數人--影響少數潛在的、年輕的精英，這些精英中有些人或許以後能成為有力的政治家而再影響到全社會。

今天哲學乃至其他未進入政治領域的思想學術的實力比古代更趨微弱和間接，在某些短暫的革命時期除外，甚至最看重思想的力量，認為思想比利益還要有力的凱恩斯也認為思想主要是影響現在的年青人，而很難影響到現在的執政者。

現在的執政者的觀念主要是年青時形成的。這樣就有了一個時間差。思想發揮效力不僅必須通過一定的時間，常常還需要人群和組織的中介，甚至還可能需要某種機遇。

5. 西塞羅法律思想是怎樣的

立法方面：主張確保公民權利的平等和自由。

執法方面：主張法律至上、嚴格執法，提出審判公開和罪行相適應的原則。

守法方面：主張每個公民都應遵守法律。

6. 請問 西塞羅 對於 自然法 的 貢獻

從歷史上看，西塞羅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幾乎所有的政治法律思想學說史家都不認為西塞羅對西方政治法律傳統有什麼獨到的重大貢獻，但是幾乎所有的政治法律思想著作都不能不提到西塞羅。他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據了一個他人無法取代的地位。西塞羅的法治觀創造性的融合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與斯多葛學派的有關思想，並立足於羅馬人民的長期的憲政實踐，較好地回答了世界帝國時代「法的統治」的問題。
西塞羅主要是出於「為國家奠定堅實基礎，加強城邦，以及祛除民族的惡習」的實踐目的而繼承和發展了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觀念，並使之系統化、通俗化和羅馬化。斯多葛學派將理性普遍化，使之與自然等同，正義與自然法都成了理性的體現。這些，在西塞羅那裡都有鮮明的體現，並有了重大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西塞羅本人並沒有明確肯定他對自然法的論述的真理性，他只能斷定它們似乎常常且大部分是正確的。因為它們部分地依賴於對神聖天意以及以人類為中心的目的論的理解，而後者曾被他在其他著作中拒斥過。根據西塞羅的《論共和國、論法律》及其他有關論著，可將其自然法及自然法之下的法的統治的思想概述如下。
一．法有自然法與人定法之分。

西塞羅第一次明確地、系統地闡述了自然法哲學說的這一前提性觀點：「法（jus）的始終應異源於法律，因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

二．自然法的本質是正確的理性，是「最高的法」。

西塞羅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自然法的本質就是正確的理性，並將自然法置於「最高的法」的地位。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 因為在羅馬共和國後期，隨著世界性國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市民法無法適應多民族的法律生活，需要一種普遍適用的法律原則。同時也是由於其主動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創造性地融合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斯多葛學派的有關觀念。
西塞羅所說的理性，是神與人共享的「財產」，因為人的理性淵源於神的理性。而他所說的「神」、「上帝」和「自然」都是同義詞，故理性法也就是自然法。他明確指出，「我們需要解釋法的本質問題，而這需要到人的本性中去尋找」，「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許做應該做事情，禁止相反的行為。當這種理性確立於人的心智並得到實現，便是法律。」 「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確的規則，它與自然相吻合，適用於所有的人，是穩定的，恆久的，以命令的方式召喚履行責任，以禁止的方式阻止犯罪，……要求修改或取消這樣的法律是褻瀆，限制它的某個方面發生作用是不允許的，完全取消它是不可能的；我們無論以元老院的決議或是以人民的決議都不可能擺脫這樣的法律」，「一種永恆的、不變的法律將適用於所有的民族，適用於各個時代。」「神：它是這一法律的創造者、裁判者、倡導者。誰不服從它，誰便是自我逃避，蔑視人的本性」。
理性的力量在於這規定什麼是正確的，善的，什麼是錯誤的、惡的。西塞羅稱這種規定善惡的理性為「正確的理性」、「最高的理性」。正是這種理性，構成了自然法以及與之相符合的人定法的本質。他斷定法律「是某種憑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個世界的永恆之物。……那第一的和終極的法律乃是靠理性令一切或行或止的神明的靈智。因此，法律由審明賦予人類，……這是智慧之士允行禁止的理性和心智。」「真正的第一條具有允行禁止能力的法律是至高的無上的正確的理性。」 「理性既存在於人，也存在於神，因此人和神的第一種共有物便是理性。」「因為法律即理性。因此應該認為，我們人在法律方面與神明共有。還有，凡是具有法律的共同性的人們，他們也自然具有法的共同性；凡是具有法律和法的共同性的他們理應屬於同一個公民社會。」「從而整個世界應該被視為神明的人類的一個共同的社會。」因此，人也具有某種永恆的、神聖的因素，對於神的信仰最終源於一種深厚的宗教信仰。

三．自然法是正義的基礎，而正義的實質是正確的理性。

在西塞羅的法哲學中，正義是隸屬於理性的倫理學概念，這便利他的思想有別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視到此為正義為最高的倫理的概念，凡是正義的，才是善的和有理性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善是第一位的，善的東西才是正義的。而西塞羅則將理性置於至主無上的地位，。正確的理性指明了善與惡，規定了正當的行為與非正當行為的原則界限因而為正義奠定了基礎。他論證說：「我們的生是為了正義，法不是以人們的意見為基礎而是以自然為基礎」，「那獨一無二的，使我們超越於其他動物的理性，那使我們能進行推測、論證、批駁、闡述、綜合，作結論的智慧，毫無疑問是大家共同具有的。」「自然創造了我們，是為了讓我們互相共同分配和享受法。」「要知道，凡被自然賦予理性者，自然賦予他們的必定是正確的理性，因此也便賦予了他們法律。」
西塞羅對此又論證說：「如果正義在於服從成文法律和人民的決議，如果一切都應以是否有利來衡量，那麼這些法律便會遭到任何一個人的蔑視和破壞，如果他認為這樣對他自己有利，只要他可能這樣做。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不存在自然，便不可能存在任何正義，如果法不是源於自然，則終都將被廢除。我們按本性樂於敬愛他人，而這正是法的基礎。不僅恭敬他人，而且對神的禮敬和虔誠也都可能廢棄，而這些得以保留，在他看來不是靠恐懼，而是由於人和神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善本身並非依賴人們的意見，而是依靠自然而存在。實際上，所有高尚的人都喜歡公正和法本身。在法律意識濃厚的古羅馬，正義已成為法律的代名詞，這一法文化傳統在西塞羅的著作中也充分得到了體現。
最後，在西塞羅看來，根據自然法的要求從都是平等的，雖然在學識上他們是不一樣的，國家要想使他們的財產都均等也不易辦到，但在具有理性這一點上，在人們潛在的心理學素質、以及在他們對他們認為是光榮或卑劣的事物的一般看法方面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只是由於錯誤、壞的習慣和荒謬的意見才使人們事實上變得不平等。所有的人和所有種族的人都有同樣的能力取得同類的經濟，所有的人同樣都有分辯正確與錯誤的能力。當然，平等最終只能是道德上的需要，而非事實。

四．人定法應當服從自然法，否則無效。

「法的統治」意味著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法律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西塞羅認為國家是個道德的集體，是共同擁有該國及其法律的人的集團。他說：「共和國是人民的事業，人民並不是由偶然事物聯系起來的人屬，而是共同擁有有法律和各項權利，希望分離共同利益的為數眾多的人們的集合。」因此，在國家中，法律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執政者只能依照法律對人民進行統治，並給予正當的和有益的指導。因為法律統治執政官，所以執政官統治人民，並且我們可以說，執政乃是會說話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會說話的執政官。」[13]這很好地表達了法的統治的思想。

他認為只有符合正當的理性即自然法的法律才是正義的，而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無效的。違反了自然法，即使具有法律形式，也是無效的。他說「人民通過的那許多危險的、那許多有害的決定，」「並不比強盜們根據自己的意願作出的決定更配稱法律。」「法律是根據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對正義和非正義的區分，人類法律受自然指導。」這種終極的效力實質上是道德的力量，然而，在古代社會，藉助神、自然的這種道德力量是無比強大的。這種包含宗教意識的觀念在西方社會深入人心，與淵源深遠的西方宗教傳統息息相關。當然，西塞羅也明確認識到，純粹的自然法不可能會實現於我們所知的公司社會中，因為它可能不適用於一般的人類狀況。因此，人和國家的活動一般要涉及到的自然法必然是這一真正法律的淡化了的形式，即低標準的自然法。「人民的感性常常戰勝理性」。智慧的立法者和政治家因而將降低純粹正義和純粹理性的要求。盡管這樣，政府義和理性的標准依然存在，它仍依充當人類行為的指南，而人應該總是力求盡可能地接近它們。

7. 概括指出韓非子與西塞羅的法律思想有何不同

立法中,韓非子主張「法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晨霧法則亂於天下」他強調法」和「定法」相結合,一方面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變法原則,有堅持「法莫如一而固」的定法原則.
執法中賞罰並用
韓非子的法律思想是「不務德而務法」
、優點：
韓非子秉承了其師的「性惡」論，反對孟子的「性善」論；以「嚴刑」、「重罰」的「法治」制度思想來對治儒家的「德治」、「仁政」制度思想。

8. 求：西塞羅的《論共和國 論法律》評論

一、關於法和正義的思考

西塞羅在法律篇中的第一卷是給我們呈現其自身關於法和正義的解釋。西塞羅在其論述的開頭，首先從談論一棵「馬略橡樹」開始，談到詩歌和歷史，逐漸談到市民法，但在真正開始對市民法展開探討之前，提出這一卷的真正主題——法與正義——作為市民法闡述的序言。西塞羅首先指出法律科學——也就是研究法與正義的科學——是怎樣推演出來的，他借阿提庫斯之口，指出：「法律科學不應如現在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從司法官頒布的法令中推演出來，或如同人們習慣認為的那樣從十二銅表法中推演出來，而是從哲學的最深層秘密中推演出來的」[1]。西塞羅關於法律科學是從哲學中推演出來的觀點，表明他對於法與正義的思考並不是基於一種經驗的理解，也就是法與正義並不是從司法和立法中推演出來的，換言之，法和正義是更加根本的事物。只有理解和解釋了正義的本質，人們才能真正開始各個民族（包括羅馬民族）自身的法律，譬如市民法。那麼，什麼是正義的本質？西塞羅認為正義的本質是必須在人的本質中尋求的。但西塞羅並沒有直接去指出什麼是正義或者從人的本質中直接發現正義。他首先指引大家去關注法律和理性：「法律是植根於自然的、指揮應然行為並禁止相反行為的最高理性」，「這一理性，當它在人類的意識中牢固確定並完全展開後，就是法律」，並且「法律就是知識，其自然功能就是指揮正確行為並禁止錯誤行為」。同時，西塞羅還認為，當人們「將公平的觀念歸於法律這個詞時，我們也就給了法律以選擇的觀念」，而且，如果上述看法是正確的話，西塞羅認為「正義的來源就應在法律中發現，因為法律是一種自然力；它就是聰明人的理智和理性，是衡量正義和非正義的標准」[2]。由西塞羅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的思想中，正義是與法律、理性密切相關聯的，而這也是西方法律理念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和觀念。

其次，西塞羅的法律觀當中尤為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法觀念，而且，他也指出尋求或確定正義是什麼，必須從最高的法律而不是以文字規定的法律開始，他認為這種最高的法律——也就是自然法——的產生是遠遠早於任何曾經存在過的成文法和任何曾經建立過的國家。所以，他認為「我將在大自然中尋求正義的根源，我們的全部討論必須在大自然的指導下進行」[3]。接著，西塞羅在分析人的理性本質時，指出人和神共同擁有正確的理性，而法就是正確的理性，因而人和神分享法，而且也分享正義。因為他指出「正義只有一個；它對所有人類社會都有約束力，並且它是基於一個大寫的法，這個法是運用於指令和禁令的正確理性。無論誰，不了解這個大寫的法——無論這個法律是否以文字形式記錄在什麼地方——就沒有正義」。在西塞羅看來正義和功利必須區分，而且正義不是符合成文法和民族習慣的事物，否則人們就會以功利取代正義，根據功利的標准制定法律和遵守法律。但如果是這樣，正義就被功利所顛覆，也就說正義根本不存在。因此，西塞羅認為正義必須以大自然為其基礎，並且體現為人類的自然美德——慷慨、愛國、忠誠或為他人服務。而人類的美德就是得以完全發展的理性——也就是智慧，而且美德是符合自然的，而在生活中堅定、持續地運用理性，就是美德的表現。因此，西塞羅認為「與自然保持一致的生活是最高的善。這表明享用一種基於美德的恰當的生活，或者是遵循大自然並按她的法律生活，如果我可以這樣稱呼它的話；換言之，只要我們有能力，就應不遺餘力地去實現大自然的要求；在這些要求中，大自然希望我們以遵守美德作為我們的法律」[4]。而在西塞羅看來，最大的美德就是智慧，而智慧是所有善事之母，所以，人們應該熱愛智慧。雖然在愛智慧——也就是哲學——中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認識自己」，但是西塞羅認為只有當人們「考察了和徹底地檢查了自己時，他就會懂得自然為他進入生活准備了何等高貴的配備，懂得他為達到和獲得智慧而擁有什麼樣的各方面的手段」[5]。

二、關於宗教的法律

西塞羅在法律篇的第二卷首先回顧了第一卷對法和和正義的本質的解釋，然後，論述其關於宗教的法律之觀點。他指出「法律並非人的思想的產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恆的東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統治整個宇宙。因此，…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終的心靈，其理性以強迫或制約而指導萬物；為此眾神給予人類的法律一直受到正當的贊美；因為法律是適用於指令和禁令的聰明的立法者的理性和心靈」，而理性「來自宇宙的大自然，它督促人們正確行為而不枉為，這理性並非由於形成文字才第一次成為法律，而是理性一存在就成了法律；它是與神的心靈同時出現的。因此，運用於指令和禁令的真正且首要的法律就是至高無上的朱庇特的正確理性」[6]。西塞羅關於法和正義的解釋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強調了神，認為法和正義是人和神共同擁有的正確理性。而且在西塞羅的思想里，他認為宗教的「法律指令我們要純潔地接觸眾神，這就是心靈的純潔，因為萬物都在其中。…『應帶著虔誠，而將財富留在身後』，這條規則是說，正直誠實令神愉悅，而應避免大量的費用」，因為這樣是保證人們在神面前的平等。西塞羅還指出「『不是人間的法官，而是神他自己，將懲罰不服從』，這一規定看來會由於畏懼即刻的懲罰而強化宗教的力量」。而且，他還認為「崇拜私人的神，無論新的或外來的，會導致宗教的混亂」 [7]。總的歸納，西塞羅跟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的思想同樣也是強調了神的理性和作用。他們都提出了關於宗教祭祀的法律，而這樣一種有神論的法律觀，在我讀到的西塞羅的關於宗教的法律時，使得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給宗教立法？這樣的宗教法對法律的發展帶來什麼影響？而西方法在其起源上就如此關注法律與宗教的關系，雖然其他非西方的地區或民族也有宗教祭祀的法規或宗教法，但我們應當如何理解西方宗教對法律的影響？對這一問題顯然不是本文所能回答或解決的。但西方的宗教與法律之關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不然，美國的法學家伯爾曼就不會寫出《法律與宗教》這樣一本書，突出法律的信仰與宗教信仰的糾纏，法律與宗教的共生，提出「法律必須信仰，否則，形同虛設」。目前中國關於法律宗教學的研究顯然僅僅是處於一個政策的思考階段，盡管有許多人提出法律的信仰問題，並予以論證，但是沒有發達的法律宗教學，法律的信仰問題研究也許僅僅是海市蜃樓一般毫無根基。

三、關於官吏的法律

西塞羅在法律篇的第三卷中主要探討有關官員的法律，西塞羅認為「官吏的職能是治理，並發布正義、有益且符合法律的指令。由於法律治理著官吏，因此官吏治理著人民，而且可以確切地說，官吏是會說話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的官吏」[8]。「事實上，一個共和國的全部特點都是由其對官吏的安排所決定。我們不僅必須告訴官吏他們的管理許可權；我們還必須告知公民在什麼程度上他們有義務服從官吏。因為實行有效的統治的人昔日必定曾服從過他人，而盡責服從的人看來在以後的什麼時候也適合擔任統治者。因此一個服從者應當期望在未來成為統治者，而那實行統治的人也應當記住不久他還必須服從」[9]。由西塞羅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官吏與法律的關系：官吏必須是法律忠實的執行者和公僕。而這是一個國家建設法治的基本前提，因為連法律的執行者都不忠實法律，公民就不可能服從法律的權威！後世的西方法學家都強調官員行動與法律的一致性，或者法治就是首先要求政府遵守法令。另外，有一點很重要的是，統治者必須服從法律，而且在西塞羅思想里，似乎沒有誰是終身統治者，每個人都既有可能當統治者，又當被統治者，當然這也是與西塞羅主張共和政體有關。在共和政體中，存在各種不同官職機構相互制衡，不僅有執政官、元老院、保民官和占卜官等，而且，在西塞羅看來這些官職的權力都有一種邪惡的因素。因此，必須通過制衡和妥協的機制來協同各種權力，這也是解救國家的唯一辦法[10]。（我在讀這一部分時，想到了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西方古代政體中要有保民官這樣一種官職制度？保民官是基於什麼因素產生，具有怎樣的制度功能？）

四、一個讀書小結：從柏拉圖到西塞羅，西方民族的古代哲思者在思考人類自身生活時，總是在與城邦政體相互關聯的意義上闡述倫理學原則或原理對人的城邦生活的建構。在西方整個倫理學起源上，最為基本的倫理學原理是善德原理，這體現在西方古代的哲思者總是追問善德是什麼，或者以善德作為任何政法制度建構之前設。西方民族為什麼有著這樣倫理學（而不盡是倫理的）訴求[11]？我覺得這可能是跟西方民族思想中的理性傳統有著密切的關聯，因為在西方民族思想源頭上三位哲思者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三人都是堅定的理性主義思想者，我有時覺得他們其實都是西方理性思想傳統的原初或最早的奠基者之一，而在前蘇格拉底時期的思想家僅是理性思想的萌芽者。那麼，什麼是理性？或許話語行文至此又必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但我們認為本文還無法去回答這樣一個宏大敘事的思想史問題。然而，「理性」的確是西方思想傳統起源的一個原初奠基之原則，我們也許可以認為：若沒有「理性」這一概念及西方民族對「理性」之追求，則西方民族是很難建構出或發展出其自身如此蔚為大觀的倫理學體系的。我們就自身所讀的柏拉圖、亞理士多德以及西塞羅的著作，就可以發現在他們的思想中「理性」這一概念都是具有著核心的或原初的思想原則之地位。譬如，柏拉圖的理念論思想，亞理士多德所謂人是惟一的語言（即邏各斯、理性）動物，又或西塞羅所主張人「是惟一分享理性和思想的。而有什麼——我並不是說只是人心中的，而是天空和大地中的——比理性更神聖呢？」[12]。而且，他們之所以強調理性的力量，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理性是作為人的靈魂最高貴的部分統治人的激情和慾望，還在於理性作為人的本質的規定，這是整個政體城邦——人類社會（原初的和）完整形態——的根基所在。因為理性不存在，就無法探討善德，而人們在善德上的無知或不能按善德而行事的話，則將導致城邦之毀滅或邪惡的城邦之出現，因為優良的城邦或政體是以善德，尤其是正義的原則為指導而逐步建構而成的。因此，西方古代的哲思者對城邦政體的思考始終是圍繞著善德、正義而展開的，而其整個思想立論的基點就是理性（無論是人的或神的理性），這一點是西方人思維系統最為突出的特徵。但我言說這一論點並非認為古代其他非西方民族就是缺乏理性或無理性的，而是想指出的一點，就是在東西方思想中的理性發展的向度和視域的差異：西方以知識為向度，東方以倫理為向度。因此，在西方思想中倫理最高者是理性（智慧）——如「理念」，相反在中國或東方社會思想中知識最高者是倫理性——如「仁」。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小問題，就是西方古代的這些哲思者在他們政法哲學理論中，總是首先探討政體問題，然後才是法律的問題。為什麼他們是按這樣的順序運思的呢？我認為這一點對我們思考法律問題很有啟發的意義在於，任何法制的運轉都必須有一個架構，政體就是這個架構。沒有良好的政體，法制的運作是很難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