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處分韓國社會防衛法

A. 中國大陸刑法典從清代到現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於1908年完成，但由於守舊派的反對，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該律並未施行。它採用資產階級的刑法體例、刑罰制度和刑法原則。在刑法體例方面，分總則、分則兩篇。

在刑罰制度方面分主刑、從刑兩種，主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包括褫奪公權和沒收。 在刑法原則方面，採用了資產階級的罪刑法定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此外，還根據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新情況，規定了有關妨礙國交、妨礙選舉、妨礙通訊、交通以及妨害衛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暫行新刑律》

《暫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對《大清新刑律》稍加刪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規，於1912年4月30日頒行，內容與《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凱發布命令：「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各條應失效力外，余均暫行援用。」此處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據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隨即擬定《刪修新刑律與國體抵觸各章條等並刪除暫行章程文》，並附列刪除各章條目，經呈袁世凱批准，並通令各司法衙門遵行，是為《暫行新刑律》。

後1914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以「重典」威懾人民，頒布《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15條，增設了一些罪名，並加重了原來的許多刑罰。此外，北洋政府還在1915年和1918年先後擬定了兩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頒行。

3、國民政府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

該刑法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共48章，387條。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經過修改的刑法,即所謂新刑法。其中總則編12章99條,分則編35章258條。

列舉了諸如竊盜、殺人等罪名，並針對各罪內容特別規定。學說上一般把刑法分則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數部分；在個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細分為生命、身體法益、自由法益和財產法益等。

原則上本法總則部分的規定適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規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規定稱附屬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別刑法），在分則的部分則列舉了基本的刑事處罰規定。

4、國民政府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

新刑法標榜「從輕主義」,對一般輕罪的處罰比舊刑法規定的有所減輕,但對於所謂觸犯反動統治秩序的行為則從嚴、從重處罰。

同時吸取了德、意、日帝國主義國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謂「社會防衛主義」和「主觀人格主義」精神，宣稱犯罪原因在於人的生理素質和心理因素，主張應以主觀的犯罪動機，而不是以客觀的犯罪事實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對所謂「內亂罪」以及「外患罪」、「殺人罪」、「強盜罪」等「危險極大」者，皆規定了懲罰「預備犯」、「未遂犯」和「陰謀犯」的條款。

特別增加了「保安處分」專章,對於所謂有犯罪行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險」的人,可以借口預防「犯罪」或「再犯罪」,實行「社會防衛」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處所。

5、新中國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

在 1950 年，我國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的主持下進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備工作。刑法大綱草案是對新中國各項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後刑法修訂的基礎

6、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B. 司法一元主義是什麼意思

一元主義是指關於保安處分和刑罰關系的一種立法主義或理論主張，一元主義從否定刑罰的報應性立場出發，認為刑罰的本質在於預防犯罪，矯正改造犯罪人，使其復歸社會。
刑罰和保安處分都是實現社會防衛目的的手段,二者之間並無本質區別,因而刑罰和保安處分應該一元化,不應並存。

一元主義又分為兩種形式,即以刑罰本身實現保安處分機能的保安刑一元主義和以保安處分代替刑罰的保安處分一元主義。
採用保安處分一元主義的立法例有一九二一年的義大利刑法草案(菲利草案)和一九二六年的蘇俄刑法。前者舍棄刑罰的名稱,而稱制裁。後者排斥刑罰的概念,稱社會防衛處分,並把社會防衛處分分成矯正性質的社會防衛處分、醫療性質的社會防衛處分和醫療教育性質的社會防衛處分等三種。但是,菲利草案並沒有成為實定法,蘇聯刑法現在也恢復了刑罰的概念,並使刑罰和保安處分並存。

C. 如何評價輕型化和非犯罪化對刑法改革的影響

非刑罰化——當代刑法改革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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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論證了非刑罰化運動發端的刑事觀念基礎，分析了非刑罰化運動的方式和途徑，主張我國應當實行「輕輕重重，以重為主」的刑事政策，在以嚴刑懲治重大犯罪的同時，適時地對輕微犯罪進行非刑罰化。
一、非刑罰化：發端及其觀念基礎
德國當代著名刑法學家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曾經指出，通過對犯罪學的研究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各種研究，現代刑事政策在怎樣處理犯罪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和手段來戰勝犯罪方面，大致已經形成了以下三個共識：第一，立法者為了避免不必要地將某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同時也是為了在一般人的思想上維護刑罰的嚴肅性，必須將刑法所必須歸罪的行為范圍限制在維護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最低范圍之內。第二，因為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發展的，所以，對於有輕微甚至中等程度的犯罪行為的人，應當擴大在自由狀態中進行考驗的辦法。犯罪暗數的研究不僅揭示了犯罪的普遍存在，而且發現，同導致人們陷入重罪的誘惑力相比，公民對法律的忠誠更強有力。只要人們對那些現實地威脅法律所保障的和平的嚴重犯罪還保有免疫力，就不應當認為公共安全受到了威脅。因此，對於有輕微甚至中等程度犯罪行為的人，應當擴大採取在自由狀態中進行考驗的辦法。第三，應當使警察和司法機關的工作集中於較嚴重的犯罪，至於輕微的犯罪則委託給行政機關通過簡易程度予以處理。〔1〕耶塞克教授的這一席論述實際上勾勒出了當代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的一大原則——刑法謙抑和兩大主題——非犯罪和非刑罰化。
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作為當代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的兩大主題，是作為現代刑法基本刑事政策的刑法謙抑原則的直接要求。所謂刑法謙抑，是指刑法應當作為社會抗制違法行為的最後一道防線，能夠用其他法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盡量不用刑法手段調整，能夠用較輕的刑法手段調整的犯罪行為盡量不用較重的刑法手段調整。
刑法謙抑原則首先嚴格收縮刑法干預范圍即法定犯罪圈，能不作犯罪處理的違法行為盡量不作犯罪處理。在西方國家道德高度刑法化、刑法高度道德化的刑事政策思想和「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化模式既存條件下，刑法改革首先是通過將傳統的道德犯罪、危害不大的行政犯罪進行非犯罪化處理的方式體現刑法謙抑原則的。而我國則主要是通過「立法定性限制加定量要求」的犯罪化模式來嚴格控製法定犯罪圈的。盡管兩種模式利弊不一，但在體現刑法謙抑原則方面則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其次，刑法謙抑原則還要求嚴格收縮法定刑罰圈，廣泛適用刑罰替代措施。所謂嚴格收縮法定刑罰圈，是指盡管行為構成了犯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在決定對犯罪行為的反應方式時，嚴格控制對犯罪行為適用刑罰的條件，在能不適用刑罰、採用其他非刑罰處理手段也能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時，即排除刑罰的適用，改用非刑罰處理手段。這就是當代刑法改革運動中非刑罰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非刑罰化運動作為與非犯罪化並駕齊驅的當代刑法改革的主題之一，是目的刑主義刑法思想對報應刑主義思想論戰的產物。報應刑植根於人類根深蒂固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復情感。19世紀的英國著名刑法史學家詹姆斯史蒂芬（JAMESSTEPHEN）曾說：「報復情感之於刑法與性慾之於婚姻具有同樣重要的關系，對罪犯處以刑罰是普遍沖動的合法發泄方式。」〔2〕經過康德的道德報應主義（註：康德的道德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實施的違反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行為，刑罰則是針對犯罪人因犯罪而引起的道義責任所施加的公正的懲罰和報應，是理性的當然要求。）、黑格爾的法律報應主義（註：黑格爾的法律報應主義認為，犯罪否定了作為絕對的定在的法，刑罰則是犯罪對法的否定的否定，刑罰的本質在於對犯罪的否定和揚棄，通過否定的否定，法才能顯示其有效性，正義才能得到恢復。）和賓丁的規范報應主義（註：賓丁的規范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以刑罰法規為前提的對規范的違反，刑罰則是國家基於要求犯罪人服從規范的權利，而對其否定規范的犯罪行為的否定。）的理論推動，報應刑作為一種系統的刑罰理論，主張犯罪是一種惡害，刑罰只不過是社會犯罪這種惡害行為的惡的反應方式，刑罰意義和本質在於報應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惡害，用刑罰所施加予罪犯的痛苦來均衡犯罪行為的惡害和罪犯的罪責，以實現社會正義。在報應刑看來，刑罰應當從所有預防犯罪的目的構想中解脫出來，而單純作為對犯罪惡害的公正報應，刑罰的科處應當以犯罪為法律上的唯一原因，犯罪的惡害程度應當成為決定刑罰輕重程度的唯一依據。簡言之，報應刑主張刑罪相報，有罪必罰，罰必當罪，只追求正義的恢復和人類報復情感的滿足，不考慮刑罰的功利目的尤其是預防再犯的必要性。在報應刑思想指導下，罪必刑，刑即罪，法定犯罪圈和法定刑罰圈完全同其范圍。
而目的刑主義則認為，無論刑罰對已然之罪的事後報應多麼公正，都不可能改變犯罪行為已經發生這一事實，也不可能彌補犯罪所造成的惡害或者恢復犯罪行為發生前的原狀，因而著眼於犯罪惡害程度的刑罰報應總是被動的、消極的、徒勞的。事實上，刑罰只要是國家的，就不可能是原始本能的、沖動的東西，其自身一定會有某種必要性和目的性。例如，李斯特指出：「法的目的觀念是內在的，這個法的目的觀念是法的本體。……只有用刑罰目的觀念來徹底約束刑罰權力，才是刑罰主義的理想。」〔3〕羅爾斯則進一步明確指出：「刑罰妥當與否，只能依據刑罰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實施它的可能效果來評價。如果實施刑罰的結果表明它具有促進社會利益的效果，它就是適當的；否則，就是不妥的。」〔4〕目的刑論主張，一方面，刑罰必須是達成社會防衛的合理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刑罰又必須為防止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目的服務，以每個罪犯的個別情況為標准來確定個別的刑罰。根據對犯罪原因和犯罪人情況的實證的科學研究，目的刑論主張對不同類型的罪犯適用不同的處分，如恩里科菲利主張對生來犯罪人和不能改造的習慣犯罪人適用隔離處分，對可能改造的習慣犯罪人和偶然犯罪者適用治療、矯正處分，對激情犯給予損害賠償處分，對行刑終了仍有危險性的人和雖未犯罪但有犯罪傾向者預先採取防衛措施。李斯特主張，對機會犯以懲戒為主要手段，對可能改善的情況犯應當進行矯正、治療和感化，對不可能改善的情況犯則進行長期或終身隔離。除此之外，李斯特還主張限制短期自由刑、擴大緩刑、假釋的適用范圍、廢除或限制死刑、改進行刑設施，實行保安處分和不定期刑制度。正是以菲利和李斯特為代表的目的刑論，看到了傳統刑罰對犯罪的被動的、事後的、消極的懲罰的功能局限，在積極倡導目的刑觀念的同時，積極探索彌補刑罰功能不足的「刑罰替代措施」，提出了限制刑罰適用范圍的犯罪的非刑罰處理和保安處分理論。在目的刑論的倡導下，在反省以剝奪自由刑為中心的傳統刑罰體系的缺陷的基礎上，各國刑法不同程度地規定了犯罪的非刑罰化處理的措施，從而大大限制了法定刑罰圈的范圍，推動了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中的非刑罰化運動。
二、非刑罰化：方式和途徑
綜合考察當今世界各國刑法改革中的非刑罰化運動，通過非刑罰化對刑罰圈進行實質限制的方式和途徑主要是：
（一）通過規定免刑制度和免除處罰情節，對刑罰的適用范圍進行實質限制。
脫離了報應刑藩籬的現代各國刑法，根據實現刑罰目的的需要，普遍規定了作為有罪必罰原則例外的免刑制度，對犯罪行為規定了許多免除處罰的情節。行為人只要具備了法定的免除處罰情節，盡管其行為仍然構成犯罪，但法院也只能確定其有罪，而宣告其免除刑罰處罰。如《法國刑法典》第132—58條規定：「在輕罪方面，或者除第132—63條及第132—65條規定之場合外，在違警罪方面，法院在宣告被告有罪並在必要時作出沒收有害物或危險物的判決後，得免除被告其他任何刑罰。」第132—59條規定：「如表明罪犯已獲重返社會，所造成的損失已予以賠償，由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已告停止，可予以免除刑罰。宣告免除刑罰的法院得決定在犯罪紀錄上不記載其決定。」〔5〕《德國刑法典》第60條規定：「犯罪人由於因其犯罪而遭遇生活艱難，再科處刑罰顯屬不當時，法院應免除其刑。但本規定不適用於犯罪人因其罪行應判處一年以上監禁刑的情況。」此外，該法第23條還規定：「行為人由於重大認識錯誤，按其犯罪所侵犯的對象或所使用的手段的性質，不能完成犯罪的未遂行為，法院可以免除處罰或酌情減輕處罰。第24條規定：「（1）行為人自動中止犯罪繼續進行或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處罰。只要行為人自動、認真著力去阻止犯罪的完成，即使犯罪並非由於中止行為而沒有完成，亦應免除處罰。（2）數人共同實施犯罪時，其中出於自己意思而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處。犯罪並非因中止行為而沒有完成的或犯罪實施與中止犯先前參與行為無關的，只要中止犯出於自己意思而認真作力阻止犯罪完成的，亦應免除處罰。」〔6〕
（二）通過非刑事制裁措施對刑罰的適用范圍進行實質限制。
所謂非刑事制裁措施，是指對依法被確定有罪的罪犯不適用刑罰，而採用刑罰以外的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質的手段予以處分。非刑事制裁措施一般適用於有免除刑罰情節的罪犯、罪行輕微的罪犯或有輕微罪行的未成年人，它本身不具有刑罰的性質，但又可以起到彌補刑罰功能局限的作用。
隨著非刑罰化運動的發展，各國刑法都規定了許多非刑事制裁措施，作為替代刑罰的制裁措施。例如，英國在1972年的《刑事審判法》規定社會服務命令（CommunityServiceOrder）和白天訓練中心（DayTrainingCenter），作為對監禁刑的替代措施。德國1975年對刑法典進行一項改革排除了違警罪的刑事犯罪的性質，把違警罪只作為對法律的一般違反，只處行政罰款，而不處刑事罰金。在比利時則實行緩予起訴制度。如果檢察官認為根據犯罪行為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性質、情節和輕重程度以及犯罪後的情況，認為可以暫緩起訴的，可以決定暫不起訴，而予以考察監督。在經過一定時期的考察監督後，如果認為犯罪行為人表現良好，則可以決定不予起訴。這一做法在本世紀60年代被引進美國後則被改造成審前考察監督制度（pretrialprobation）。被適用審前考察監督的被告人必須是被檢察官認定確實犯了罪的人，如果其行為本身不構成犯罪，不能對其進行審前考察監督。因此，審前考察監督是對事實上犯了罪的人的非刑罰處理方式。與審前考察監督相適應，在美國還有一種適用范圍更為廣泛的非刑罰化的犯罪反應方式，這就是緩刑監督（probation）。緩刑監督，是指法官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作有罪宣告而不判處其刑罰，但規定一個監督考驗期，在此期限內受有罪宣告的人應當在緩刑監督官的監督下遵守特別的義務。如果認為受有罪宣告的人接受監督表現良好，則期限屆滿後不再對其適用刑罰。目前，美國所有的司法管轄區都規定了這種緩刑監督制度。〔7〕除美國外，英國以及英聯邦國家甚至大陸法系的法國、比利時、瑞典等國都採納了這種緩刑監督制度。但是，緩刑監督雖然也是適用於犯罪人的一種處理方法，但它本質上是一種非刑罰的處理方法，與大陸法系多數國家以及美國少數州實行的緩刑制度有實質區別。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的緩刑制度，是指法院對被告人作有罪宣告並判處一定期限的剝奪自由的刑罰，同時根據一定的條件暫緩刑罰的執行，規定一定的監督考驗期限和應當遵守的特別義務，如果認為犯罪人接受監督表現良好則不再執行原判刑罰。在美國，這種緩刑制度叫做暫緩監禁（suspendedsentence），僅有少數幾個州實行這種暫緩監禁制度。暫緩監禁實際上只是監禁刑的一種執行方法，盡管暫緩監禁的實際後果可能是不再執行原判監禁刑。在美國，除了上述非刑罰處理方法外，人們還努力爭取公共和私人的幫助以及利用調解程序，並且通過某些非官方機構和團體的介入，避免使沖突訴諸刑事訴訟。這就是所謂的「轉處」（Diversion）。〔8〕轉處的最早嘗試出現於本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9年費城市政法院設立了仲裁庭（），1970年在俄亥俄州發展了一項哥倫布市首席檢察官之夜間公訴人計劃（theColumbusCityAttorney'sNightProsecutorProgram）。這兩項計劃都在法庭之外處理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給予沖突雙方討論其沖突的機會，並試圖解決糾紛。哥倫布市計劃的調解人是受過專門的調解技巧訓練的法學院學生。該項計劃推出不久，即大受歡迎，得到廣泛傳播。1974年聯邦司法部一官員委員會將該計劃列為樣板工程。至80年代，超過30個州的大約140個城市都實施了類似的轉處計劃，其名稱也叫法不一，如「居民糾紛調解中心」、「鄰里審判中心」、「社區調解中心」、「社區委員會計劃」、「城區法庭工程」等。〔9〕在加拿大，這一潮流被稱為「非司法化」。
在原蘇聯東歐地區，則有同志審判會或企業法庭專門審判輕微犯罪案件。〔10〕（三）通過保安處分，彌補刑罰功能的不足，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
保安處分（sicherndemassnahmen），是指國家基於維護法社會秩序之必要及滿足社會大眾之保安需求，在行使刑罰權之外，對於特定的行為人，以矯治、感化、醫療、禁戒等手段所為之具有司法處分性質的保安措施。保安處分一般適用於無刑罰適應性的無責任能力人、限制責任能力人、具有特種危險性的犯罪人如習慣犯、常業犯和累犯等，在有的國家保安處分還適用於未曾犯罪但惡性重大者。
保安處分是近代刑罰理論由報應刑向教育刑轉化的結果，是刑法理念革故鼎新的理論結晶，是刑事實證學派與刑事古典學派論戰的產物。作為一種刑事政策思想，保安處分最初由德國刑法學者克萊因提出。他認為，維護公共安寧和幸福是一切刑事立法的唯一正當根據。因此，就有必要在刑罰之外另行根據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予以保安處分。因為「刑罰具有按現實的犯罪程度而定的確切內容，而保安處分則具有以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為基準科處的不定期的內容。」〔11〕
經過近一百年的努力，保安處分在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中得到了確認，內容日益豐富和完善。綜觀各國立法例，廣義的保安處分可以分為對人的處分和對物處分兩大類。對物的處分一般包括解散法人、封鎖營業場所、沒收違禁物品；對人的保安處分可以分為剝奪自由的處分和限制自由的處分兩類。「所謂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乃指剝奪受處分者的人身自由，而收容於保安處分執行機構或社會治療機構，接受監護、治療、禁戒、感化教育、強制工作與保安監禁等的保安處分。」〔12〕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措施主要有以下七種：（1）療護處分，即對於無刑罰適應性的心神喪失人及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耗弱人所為的治療與保護的處分。德國、義大利、日本及我國台灣有此規定。（2）強制禁戒處分，即強制吸食煙毒或使用麻醉葯品及興奮劑等成癮者以及酗酒者所為的戒除處分。德國、義大利、瑞士、日本及我國台灣刑法有此規定。（3）強制治療處分，即強制患有某種傳染病之特定犯罪人接受醫葯治療的處分。我國台灣刑法有此規定。（4）感化教育處分，即對於未成年觸犯刑法，或有觸犯刑法之虞，或有影響社會治安之虞者，基於防患於未然與社會保安之需要所為的強制教育的矯治處分。各國刑法大多有此規定。（5）強制工作處分，即對於一切出於怠惰與游盪成性，厭惡從事正當工作而致犯罪者的一種勞動訓練的處分。德國、瑞士、奧地利以及我國台灣刑法曾有此規定。（6）保安監禁處分，指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二元制的國家刑法中對於習慣犯和常業犯所設的處分手段，其內容是對於已受長期刑罰執行而未能矯正的習慣犯與常業犯予以不定期的預防性監禁，是最嚴厲的保安處分手段。德國、瑞士、英國規定有此種處分。（7）收容於社會矯治機構，即成立專門的社會矯治機構，以特別的社會處遇與輔導以及精神醫學的治療方法對罪犯進行矯治和再社會化的工作。丹麥、荷蘭和德國刑法有此規定。〔13〕而限制自由的保安處分則主要有下列五種：（1）剝奪駕駛許可處分，即對於欠缺駕駛能力，顯然不適宜駕駛機動車對參與道路交通的犯罪人所為的一種駕駛許可的剝奪處分。德國刑法有此規定。（2）禁止執業處分，即對於濫用其職業或營業上的專業知識或特有關系而為故意犯罪或破壞其職業或營業上的義務者，禁止其在一定期間內或永久從事該項職業或營業的處分。（3）素行考管處分，即對於具有再犯危險的累犯，在其刑滿出獄後進入自由社會生活前的危險時期中的一種輔導、考核與管理的處分，以防止其在釋放後的危險時期內再犯新罪。（4）保護管束處分，即對於有較輕社會危險性的犯罪人，委託其所在地的警察機構、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的親屬或其他適當人員予以保護或赦免後強制其離境或遣送回國的處分。〔14〕
三、非刑罰化：評價與選擇
在現代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影響下，非刑罰化運動已經成為席捲世界多數國家的刑法改革運動的主題，對各國傳統刑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非刑罰化對傳統的報應性刑罰提出了根本的挑戰，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固守的有罪必罰的報應觀念，推動了社會對於犯罪和罪犯的態度的改變，同時也節約了國家刑罰資源的投入，使現代社會對付犯罪的反應方式在趨向多樣化的同時，更趨向人道、文明、經濟的選擇。各國對輕微犯罪以及中等嚴重程度的犯罪廣泛適用非刑罰制裁措施的實踐效果表明，社會對這些不嚴重威脅社會秩序和公共福利的犯罪採取較以往更為寬容的態度，並沒有導致犯罪率的明顯上升。相反，由於非刑罰制裁措施的獨立或輔助適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傳統刑罰特別是短期剝奪自由刑的種種弊端，從而有效地控制了一段時期以來累犯率和再犯率明顯上升的局面，總體上保持了犯罪形勢的相對穩定，有的國家如美國近年來甚至還出現了犯罪率連續、明顯下降的趨勢。
非刑罰化運動代表了現代社會寬容輕微犯罪的最新趨向，但是，不能因此認為非刑罰化已經成為現代西方刑事政策的主導方面。事實上，基於目的刑觀念和成本—效益觀念的現代西方國家的刑事政策，在強調對輕微犯罪甚至一般犯罪非刑罰化的同時，也十分重視集中有限刑罰資源嚴厲懲罰嚴重犯罪。前者代表了現代西方國家刑事政策中「輕輕」的一面，後者則代表了現代西方刑事政策中「重重」的一面。「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與美國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在側重點方面還是有實質區別的。一般認為，歐洲一些國家的刑事政策表現為「輕輕重重，以輕為主」。而美國的刑事政策則表現為「輕輕重重，以重為主」。〔15〕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和世界性的非刑罰化運動相聯系，我國刑法也規定了對犯罪人免除刑罰處罰的制度和免除處罰情節。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法定免除處罰情節包括應當免除處罰情節和可以免除處罰的情節。其中，應當免除處罰的情節有：犯罪中止並且沒有造成損害的；防衛過當；避險過當；脅從犯；犯罪後自首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等。可以免除處罰的情節則有：在我國領域外犯罪，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預備犯；犯罪中止造成損害的；從犯；犯罪以後自首，犯罪又較輕的；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個人貪污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10000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非法種植罌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獲前自動鏟除的，等等。另一方面，我國刑法也規定，對犯罪情節輕微的人可以用非刑罰處理辦法替代刑罰，第37條規定：「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行政處分。」此外，我國在實踐中還有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人適用的各種行政性的強制性措施，如勞動教養、收容教養、強制戒除等。這些措施作為非刑罰強制措施的適用，在實質上限制了刑罰的適用范圍，是我國對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進行非刑罰化處理的重要方式。
但是，總的說來，受刑法泛化、刑法萬能和重刑主義的法律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並沒有對非刑罰化運動給予足夠關注，立法上的非刑罰處理措施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刑法制度，司法實踐中用非刑罰處理辦法替代刑罰處理輕微犯罪案件的案例更是鳳毛麟角。近十多年來，嚴峻的犯罪形勢迫使立法者不斷制定強化刑罰制裁力量的新刑事法律，司法實踐中則根據這些刑事法律廣泛適用重刑和死刑，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大案要案率並未因嚴峻刑罰而得到有效遏制。實踐中形成了刑不壓罪、犯罪量和刑罰量螺旋式地惡性上升、刑罰投入幾近極限而刑罰效益卻急劇下降的罪刑結構性對抗局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罪刑結構性對抗實際意味著我國刑法的運行已經面臨著一場基礎性危機。
我們認為，化解這場刑法基礎性危機可能具有多種方式和途徑。但是，轉換刑法思維，革新刑事政策，調整社會對犯罪反應方式的結構，無疑是其中的一項重要選擇。轉換刑法思維的重要方面就是徹底揚棄報應刑觀念，張揚刑罰謙抑和刑法經濟觀念，承認刑罰的最後手段性，根據成本—效益分析選擇社會對犯罪的反應方式。革新刑事政策，就是要以符合刑法謙抑和刑法經濟原則，同時又不放鬆對嚴重犯罪嚴厲打擊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取代我國實行了十多年之久而實踐效果不佳的片面的「從重從快嚴打方針」。當然，根據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狀況特別是犯罪形勢比較嚴峻的現實，我們選擇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應當是類似美國的「輕輕重重，以重為主」的刑事政策。根據這樣的刑事政策，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確定對犯罪的反應方式時，應當對不同侵害性質和危害程度的犯罪實行區別對待，該重的重，該輕的輕，對於性質、情節和後果都比較輕微的犯罪則盡量不用刑罰手段予以調整，這樣我們才可能以最少的刑罰資源投入達到最大的控制和預防犯罪的效果，從而使我國刑法的運行實現效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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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理查德·霍金斯.美國監獄制度——刑罰與正義［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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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馬克·安賽爾.從社會防護運動角度看西方國家刑事政策的新發展［J］.中外法學，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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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4〕，367—379.
〔15〕楊春洗.刑事政策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420

D. 刑法人物問題

菲得: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06055
義大利犯罪學家菲利先前曾是龍布羅梭的學生，後轉為刑事社會學派，是刑事社會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刑法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犯罪三元論：他放棄了刑事古典學派「自由意志」 與「行為選擇」的觀念，認為，某人犯罪，絕非由於自願，而是必然存在另外的原因。他將導致犯罪的原因分為三類：人類學因素（生理、心理、種族方面的個性特徵）、自然因素（氣候、土壤狀況、晝夜相對長度、四季平均氣溫、氣象情況、農業狀況等）和社會因素（促使人們生活不誠實、不完滿的社會環境）。這些原因可以說是犯罪人人身危險性表徵的描述，其理論特色是「綜合作用」。反對僅用其中某一類去解釋犯罪，與其師龍氏有別。提出「犯罪飽和法則」來解釋社會全部犯罪。認為：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原因十分復雜，在一定的條件下，它的產生具有某種必然性。對於犯罪，不能指望通過刑罰予以消滅，而只能盡可能地將其控制在不危及社會根本生存條件的限度之內。大部分犯罪是可以預防和控制的，盡管「犯罪飽和」。他也主張刑罰個別化，對待犯人及預防犯罪，要對症下葯。

二、身危險性與犯罪類型說：在研究和理解犯罪之前，必先了解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人分為五類：1天生犯罪人；2精神病犯罪人；3習慣性犯罪人；4機會性犯罪人；5激情犯罪人。犯罪預防對策是建立在「退化與進化」「二分法」基礎之上。退化型犯罪是出於利己動機，進化型犯罪是基於利他動機的。

三、社會責任論：否定舊刑法學體系中的道義責任論，提出社會責任論。刑事責任的根據是行為人反社會的危險性格，應受社會防衛的是行為者，不是行為。刑事責任的本質是防衛社會。刑事責任就是依據刑罰的方法可以達到防衛社會目的的能力，即刑罰適應能力。對於實施犯罪、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之人，給予刑罰處罰；對於實施犯罪、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之人，給予防衛社會的處分，即保安處分。

四、個別預防與「刑罰替代物」：由於古典學派的刑罰威嚇無效，所以他否定一般預防，主張個別預防。刑罰效力有限，只是社會用以自衛的次要手段。強調建立刑罰之外的補充策略。在刑罰學說上，否認國傢具有懲罰犯罪人的刑罰權，主張根據造成犯罪人不同人格的社會情形，用不同的方法取代刑罰，此即「刑罰替代物論」。

這個是關於費爾巴哈的,不能粘貼,給個鏈接:
http://www.cnlyjd.com/falv/Article/yuwaisifa/200605/548084.html

貝卡利亞:http://www.puhra.cn/chinese/printpage.asp?ArticleID=665
是義大利刑法學家.
近代資產階級刑法學鼻祖，於1738年出生於米蘭的沒落貴族家庭，
從小在帕爾馬的教會學校讀書，青年時代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正如
他在1766年寫給他的著作的法文譯者莫雷萊（Moree-llet）的信中所
講： 「我把一切都歸功於法國人所寫的書。這些書喚起了我心靈中8
年來一直遭受溺信教育扼制的人道情感。僅僅 5年的功夫，我就完全
轉而相信這些哲理，並且成為（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的信徒。
促使我完成頭腦中革命的第二本書是愛爾維修的著作。是他猛然把我
推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他第一次喚起我對人類的迷惘和災難的注意。」
（轉引自《貝卡利亞及其刑法思想》，黃風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87年，第23頁）23歲加入「拳頭社」， 於1763年3月到1764年1月
寫出了《論犯罪與刑罰》。1768年被授予米蘭宮廷學校的政治經濟學
教授，1771年被任命為最高經濟委員會顧問，幾年後又擔任了財政法
官，接著又接受了朱塞培二世的任命，領導國務委員會第三廳的工作。
雖然在此期間寫了幾部美學和經濟學的著作及一些有關刑法改革方面
的諮詢意見，但再也沒有寫出像《論犯罪與刑罰》那樣的傳世之作。
《論犯罪與刑罰》在世界許多地區版本和譯本很多。

本書包括序言和47篇專題。作者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抨擊了封
建社會以罪刑擅斷、司法專橫為主要特徵的刑法制度，闡述了資產階
級的刑法原則，宣告了近代刑法學的誕生。

貝卡利亞在本書中是從刑罰權的問題開始入手探討的，解決刑罰
的根據問題。在封建社會，刑罰以封建統治階級的個人好惡為轉移，
罪刑擅斷。要建立資產階級刑罰，首先必須解決刑罰是建立在什麼基
礎之上，他引述了孟德斯鳩的一句話：任何刑罰只要不是絕對必要的，
都是專制的。他指出：「主權者懲治犯罪的權力是以必須維護公共福
利的保護機構，使它不受人們的侵犯為基礎的。而安全愈是神聖不可
侵犯，主權者所保護的國民的自由愈多，刑罰也就愈公正。」（見本
書第 2篇）所以刑罰存在的根據不能從已經發生的犯罪中去尋找，而
應從公共福利的保護的需要中去尋找。他還系統地提出了罪刑法定主
義理論，即只有法律禁止的行為才能稱作犯罪，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
治犯罪的刑罰。為實現罪刑法定，他又提出了立法權問題、法律的解
釋權、法律的准確性問題，他認為「頒布法律的權力只能屬於立法者
——根據社會契約形成的整個社會的代表。任何法官——他只是社會
的一個成員——都不可能既為社會的其他成員規定刑罰而又不違背公
正的精神」。（見第3篇） 「法官不是立法者，只根據這一點，解釋
刑事法律的權力就不能屬於法官。法律不是從我們的祖先那裡作為家
庭的傳說或者遺囑——它讓後代只是服從——傳給法官的」。（見第
4篇） 「如果說解釋法律是一種弊害，那麼很顯然，促使人們進行這
種解釋的法律的含混不清也是一種弊害。如果法律是用人民難以理解
的語言寫成的，而這種語言又把法律書籍由大家的公共財富變成私有
的家庭財富，而且使人民不能判斷出自己的自由與別人的自由的界限，
並從屬於少數人，那麼這種弊害就將達到極點。」（見第5篇） 他還
提出了衡量犯罪輕重的唯一標尺就是社會遭受到的危害程序，指出：
「使民族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准。因此，那些認為犯罪
人的意圖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準的人的想法是錯誤的。」同時還批判
了以被害人的身份和罪孽的輕重作為犯罪標準的錯誤做法。 （見第7
篇）他也提出了刑罰與犯罪相適應的思想，「在這兩端中間，由上到
下排列著一切違反公共福利的犯罪行為—由最大的一直到最輕微的犯
罪行為。如果幾何學可以應用到人類行為的無數模糊不清的結合上面。
那麼就應當有一個相應的刑罰—由最重的到最輕的—階梯」。（見第
6篇） 根據罪刑相適應原理，因此犯罪人不論社會地位如何，同樣的
罪應受同樣的刑罰，不能因犯罪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同罪異刑。他
還提出了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論和刑罰人道主義的思想，指出：「刑
罰的目的並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實施的犯罪成
為不存在。……刑罰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會遭受到危害
並制止其他人實施同樣的行為。因此，應當採用的只是這樣的刑罰，
即在保持刑罰同犯罪行為相均衡的條件下，它給人們的精神上的影響
是最強烈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的身體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見
本書第12篇）他還提出了犯罪分類的思想：「有些犯罪行為是直接破
壞社會或使它的代表者死亡的；而另一些犯罪行為是侵犯公民的個人
安全、生命、財產和榮譽的；第三種罪行是同法律為了社會的福利而
規定的每一個公民應當作或不應作的事情相抵觸的行為。」（見本書
第8篇） 此理論對後來資產階級刑法岔體系的建立有重要影響。在結
論篇中，他把他所有的刑法理論歸結為一句話，又稱之為定理：「要
使刑罰不成為一個人或許多人對個別公民的暴力行為；刑罰必須是公
開的、即時的、必要的，在該種情況下可能判處的刑罰中最輕的、同
所犯的罪相均衡的、在法律中有明文規定的。」

貝卡利亞的刑法思想為資產階級刑法理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徹底否定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刑法理論體系，完成了刑法史上一次重要
革命。

E. 論述刑事責任能力的本質

論刑事責任能力的本質

舊派的道義責任論認為,刑事責任能力的本質是犯罪能力,是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或者說是意思能力。他們主張,刑事責任的歸責基礎在於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是非難的前提,即人在具有從善去惡的意志自由的前提下,不決定從善,卻決意從惡,因而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但並不是任何人都具有意志自由,具有意志自由的先決條件是,行為人能夠認識其行為的價值或行為的是非善惡,具有這種認識能力的人,才產生對自己行為的責任,法律才認為行為人具有責任能力,反之,則不具有責任能力。

新派社會責任論則認為,責任能力的本質是刑罰適應能力,就是通過科以刑罰可以達到防衛社會的刑罰目的的能力。該學派主張,責任的歸責基礎是行為人的危險性格。刑罰之所以處罰犯罪,是因為行為人的行為中表現出的危險性格危及社會,並不是因為行為人基於自由意志的犯罪。凡實施犯罪的人,無論其有無刑事責任能力,均應遭受社會的非難,即均應承擔刑事責任。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具有刑罰適應能力,而處以刑罰;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人沒有刑罰適應能力,而科以保安處分。因此,刑事責任能力本身不是犯罪成立的要件,它與犯罪行為和犯罪主觀要件並無關系,而只是對行為人選擇適用社會防衛方法中的刑罰方法還是保安處分的標准。
在我國,學者們對刑事責任能力所下的定義也不統一。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1)行為能力說。認為刑事責任能力就是指犯罪能力。例如，有的學者主張刑事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辨認控制能力,這應是指犯罪行為能力；在行為時具有犯罪能力，當然也就表明行為人有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
(2)承擔責任能力說。認為刑事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例如,有的學者主張「刑事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基於一定的行為,具有承擔責任的能力。」「所謂刑事責任能力,顧名思義,是擔負刑事責任的能力。「
(3)統一說。認為刑事責任能力是犯罪能力與承擔刑事責任能力的統一。如:「我國刑法中的刑事責任能力,既是行為人可能對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必須具備的條件，也是行為人成為犯罪主體必須具備的條件。」在我國刑法理論界出現以上紛爭,主要是由於對「刑事責任」的理解不同所導致而成,因為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刑事責任」本身模糊不清,存在後果說、義務說、法律關系說、責任說等等,但任何一種觀點都不同與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的刑事責任。在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中，刑事責任是指一種主觀歸責的可能性。即刑事責任是作為犯罪的前提條件而存在的，沒有刑事責任就沒有犯罪，也就沒有實施刑罰的可能，其邏輯結構是責—罪—刑的模式。
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刑事責任乃是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應受懲罰、制裁的法律地位或可能性，「即刑事責任是指行為人因其犯罪行為所應承受的，代表國家的司法機關根據刑事法律對該行為所作的否定評價和對行為人進行的譴責的責任。」所謂能力，指的是一種可能性或者所處的地位。因此，刑事責任能力指的是行為人因其所實施的行為所應受刑法規定的否定性評價和譴責的可能性或其所處的法律地位。刑事責任能力的實質就是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而非犯罪能力。「因為不具有責任能力的人，並不是不能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而是由於他們不具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法律上不讓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行為負擔刑事責任。」

F. 如何理解罪行法定原則

罪行法定原則的選擇與適用
韓克芳

一、歷史考察
(一)國外罪行法定的淵源和發展罪行法定思想可謂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的「適用法律必須根據法律實體」的規定。但作為一項原則立法的最早淵源，可算是英國大憲章。而作為一種具有近代意義上的刑法思想，則是十七、十八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產物。當時，以洛克、孟德斯鳩為代表的思想家，以自然法思想為理論基礎，基於追求人的解放和保護人權的價值目標，針對當時的封建司法專橫、罪刑擅斷，提出了罪行法定的思想。後來，這一思想得到了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貝卡利亞在1764年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寫到：「只有法律才能對犯罪者規定刑罰……超出法律的刑罰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沒有法律規定的另一種刑罰。」同時，德國刑法學家馮·費爾巴哈也對罪刑法定的思想作過系統而全面的闡述。近代意義上的罪行法定由一種法律思想被確立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最早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該《宣言》第5條明確規定：「法律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同時，該《宣言》第8條也明確規定：「不依據犯罪行為前制定、頒發並付諸實施的法律，不得處罰任何人。」後來，法國在1791年的刑法典和1801年的拿破崙刑法典中均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由此，罪行法定由思想變成法律制度並被近代歐美各國所普遍採用。二次世界大戰後，罪行法定逐漸擴展為國際性法律原則。至今，在現代西方國家，由於受新派教育型思想和社會防衛論的影響，在刑法或其他附屬法律中推行緩刑、不定
期刑、保安處分等措施，使罪刑法定思想受到一定程序的沖擊。但是，罪刑法定原則作為現代各國刑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並未發生過根本性的動搖，仍被明確規定在多數國家的憲法或刑法之中，其影響所及已遠遠超出了歐美，並傳入了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
(二)我國罪刑法定的傳入和發展
在我國，罪行法定作為一種思想，最早傳入是在清末。但作為一項原則和制度的確立，卻是近幾年的事。長期以來，我國習慣於從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司法上強調司法機關的專政職能，把懲罰、鎮壓刑事犯罪當作刑法的唯一功能，認為無產階級要維持統治，就不能容忍危害國家和社會的任何行為，哪怕這種行為未被法律所禁止，也不能讓其逃避刑事懲罰，否則，危害社會的罪惡行為就難以禁絕。因此，國家的職責就是要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靈活運用刑法這一專政工具，打擊危害無產階級專政的行為。1在這種思想認識的指導下，罪行法定被認為是束縛無產階級手腳的東西，有礙於無產階級對敵人的專政，從而不能被刑法所確認。1979年刑法由於受當時特殊立法背景和具體歷史條件的影響，也沒有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雖然其某些條文中也隱含有罪刑法定的思想，但是體現不鮮明，內容不全面，貫徹不徹底，實際上處於一種名不正、言不順的狀態。它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僅僅是受到了一些理論上的承認而已。這種沒有得到立法確立的情況，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一直影響著我國刑事立法的完善，妨礙著司法公正。2
二、現實選擇
在我國，罪刑法定原則是否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並明確規定在刑法典中，一直存在著肯定與否定兩種觀點的爭論。其爭論時間之長久、程度之激烈，這在當代世界是少有的。經過長期的爭論和審慎的思考之後，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全面、認真總結79年刑法實施近二十年來的司法實踐和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同時借鑒國外有關刑事立法的經驗，並結合現代刑事立法的發展趨勢，終於沖破了舊觀念的束縛。刑法第3條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最終確立，從而使我國對罪刑法定的爭論畫上圓滿的句號。這標志著我國刑事立法的突破性進展，成為我國立法技術不斷提高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我國實施依法治國戰略決策的重大勝利。歸納起來，確立這一原則的重要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實踐證明，法治是治國安邦之道。有法才能治國，無法就會亂國。只有依法治國，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要依法治國，就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並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來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事務，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擔負著保護人民、打擊敵人、懲罰犯罪、保障民主、促進改革、服務四化的任務。為了有效地發揮刑法的保護功能和懲罰功能，修訂後的刑法典明確規定了罪行法定原則，把要懲罰的犯罪和要對犯罪行為適用的刑罰作為專條規定下來，實現了罪刑法定關系的明確化、規范化，從而為司法機關提供了定罪量刑的標准和依據，便於司法機關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學操作，便於根除司法擅斷、刑罰不公、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弊端，從而能夠真正實現司法公正；同時也便於司法機關頂住和消除來自各方面權力的司法干擾，嚴格依法定罪並依法用刑，保證國家刑罰的正確實施，充分發揮刑法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這正是依法治國的要求。
(二)是保障人權的重大舉措
罪刑法定以個人自由為價值取向，充分體現了主權在民和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法律應當在事先就為人們提供一個明確的行為標准，使人們在法律范圍內，能夠充分享有自由，行使權利，免受刑法的意外打擊。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權應當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刑法中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實際上也是運用法律來限制國家刑罰權，杜絕法官的恣意、專橫和擅斷，防止了濫定罪、亂施刑，有利於切實保障公民的人權。實踐證明，只有罪刑法定，人權才有保障，法律才有權威。如果法律事先並未告之公民不能實施某種行為，也就沒有規定實施該行為後將會承擔什麼法律後果，那麼從罪刑法定原則來看，國家就沒有權力懲罰這種行為。若懲罰了這種行為，必會失去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有了這個原則以後，公民的多餘擔心就沒有了，即只要不實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為，就不必擔心自己會受到懲罰。這樣，公民的個人自由就免受司法侵犯，人權就得到了最切實的法律保障。
(三)是立法理念的重大進步
97年刑法典，把罪刑法定明文規定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類推制度，這是刑法理念上的重大轉折和更新。長期以來，由於受國家主義的影響，刑事立法一直堅持從國家本位出發，把懲罰犯罪當作刑法的唯一功能。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使人們注意到，刑法的功能不單是「專政」，而且具有懲罰與保護、懲罰與教育的雙重性，並且二者還必須趨向平衡。可以這樣說，1997年刑法確立的罪行法定原則體現了以依法治國、保障人權為價值核心的新刑法觀的確立。這一新刑法觀的確立，可以有力地促進我國刑事立法水平的提高，使我國的立法能夠及時地、正確地適應社會實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可以規范我國司法解釋權的行使，使司法解釋權的行使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則所界定的范圍，從而使我國的刑事司法能夠徹底擺脫封建刑事司法觀念的影響，實施依法治國。
(四)順應了國際刑事立法的趨勢
罪行法定已是當今世界公認的一個基本刑法原則，已經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確認。有些國家不僅在刑法典中加以規定，而且在憲法中也加以規定。可以說，它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廣泛地規定在各國的立法中，也更嚴格地施行於各國的司法中。早在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就對罪刑法定原則作了明文規定：「任何人實行的根據國內法或國際法不構成犯罪的行為、不作為，不得認為犯罪，不得科處該犯罪實行時應適用的刑罰為重的刑罰。」隨後，聯合國大會於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7款也作了類似的規定。這充分說明，罪刑法定原則在立法上的不斷增加，在理論上的日益完善，已成為當代世界各國刑事立法的發展趨勢和潮流。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的確立，有利於推進我國刑法同國際刑法的接軌，有利於開辟我國刑法發展的新時代。
三、司法適用
實踐證明，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只有科學的立法，而沒有得到切實的執行和遵守，那也不過是一紙空文。檢驗法製成敗的標准，並不是立法的規模和數量，而是執法的實效，即法律被執行和被遵守的程度。我們不能認為只要取消了刑法中的類推制度，在刑法中確立了罪行法定原則就萬事大吉了。我們應該認識到，比在刑法典中確立罪刑法定原則更為重要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貫徹罪行法定原則。結合我國的司法實踐，罪行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在當前應著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要正確理解和把握罪行法定原則的實質內涵
罪行法定原則的內容極其豐富，它對刑法的指導意義也甚為廣泛，我們不能只對其作簡單化的教條理解。筆者認為對新刑法第3條規定的罪行法定原則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去理解：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里的「法律」是指廣義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的附屬刑法。刑法典，包括刑法總論和刑法分則的規定。單行刑法是指立法機關為應付某種特殊情況而專門頒布的規定犯罪與刑罰的規范性文件。附屬刑法是相對於單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為了保護該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而規定的、刑法典和單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關犯罪和刑罰的規定的總和。3第二，對於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必須定罪處刑，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罪行法定原則既從保障人權的角度禁絕司法機關法外施「法」，也排斥有罪不罰的情形，這與新刑法第4條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相互一致的。
(二)補充刑事立法活動中應嚴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則
刑法典是罪行法定原則的基本載體，但由於刑法典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社會生活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犯罪的形式也是在變化之中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刑法典的基礎上根據新情況、新變化來適時而科學地通過一些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來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和補充。但是，這種修改和補充「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因此，立法機關的補充刑事立法應當在罪行法定原則的基礎上、在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進行，不能與其相抵觸。今後應特別注重堅持以下幾點：第一，補充增加新的罪名應當以刑法第13條關於犯罪概念的規定為標准。只能將那些在刑法中未規定但其社會危害性已達到犯罪程度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對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應上升為犯罪；第二，對新增罪名規定的法定刑應當與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保持協調與均衡，既不能顯得畸輕也不能顯得畸重；第三，對補充立法的效力是否溯及既往的規定，應遵循新刑法第12條規定的「從舊兼從輕」原則，不能採用「從新」原則，或附條件地採用「從新」原則，否則，就與刑法所確定的罪刑法定原則所蘊含的「不溯及既往」的精神相沖突。4
(三)刑事司法活動中應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
在司法活動過程中，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關鍵是如何認識和處理罪刑法定與司法裁量之間的關系。司法機關對被告人應否定罪，對犯罪人應判處何種刑罰，均應嚴格遵循刑法的規定，嚴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對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實施離不開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權作為司法權的一種，它對於案件的正確處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審判中正當地行使自由裁量權，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補充以新的內容，使法律與社會同步漸進地發展，從而既可以避免突變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會震盪和阻礙經濟發展。因此，在司法活動中，法官的能動作用是保證法律正確實施的重要因素。罪刑法定並不排斥執法者的司法裁量，它應當也能夠容納司法裁量。但是，罪行法定原則下的司法裁量是應受到限制的，因而刑法對絕對的自由裁量是不能容忍的。因為絕對的自由裁量是一種無法司法，是一種人治的表現。所以，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法定原則，一方面應嚴格適用刑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機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則，認為罪行法定就是簡單地「對號入座」，不加以區別地定罪量刑。
(作者單位：山東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

G. 關於韓國法律

http://www.korealaw.com.cn/這是韓國法律網，你自己看看
大韓民國憲法
[法令介紹]

□ 制定和修改過程
- 制定：大韓民國憲法規定了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政府的基本結構、經濟秩序和選舉管理等關聯的基本事項，於1948年7月17日制定。
- 修改：大韓民國憲法制定後，經過九次修改（第一次：1952.7.7，第二次：1954.11.29，第三次：1960.6.15，第四次：1960.11.21，第五次：1962.12.26，第六次：1969.10.21，第七次：1972.12.27，第八次：1980.10.27，第九次：1987.10.29）形成現在的憲法。

□ 主要內容
- 大韓民國作為民主共和國，主權掌握在國民手中，領土由韓半島和附屬島嶼構成。
- 大韓民國努力維持國際和平，反對侵略戰爭，嚮往和平的統一。
- 全體國民具有人類的尊嚴和價值，具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 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人都不因性別、宗教、社會性身份而接受政治、社會、文化性的差別。
- 全體國民具有人身自由，不接受非法的逮捕、拘留、扣押、搜查或審問，不接受非依合法程序進行的處罰、公安處分、強制勞役，具有接受辯護人幫助的權利和接受法官依法裁判的權利。
- 保障全體國民的財產權，該內容和界限依據法律決定。
- 立法權歸屬國會，國會由依照選舉而產生的國會議員構成，具有認可預算權和關於國政的監察和調查權。
- 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代表國家，依據選舉而產生，統轄由國務總理和各部組成的行政府。
- 由法官組成的法院具有司法權，為了依據憲法和法律和良心獨立地進行裁判，保障法官的身份和任期。
- 設立憲法裁判所管理法律的違憲與否、彈劾裁判、政黨解散等事務。
- 大韓民國的經濟秩序是以個人和企業經濟上的自由和創意為基本的社會性市場經濟為原則。

大韓民國憲法
[1987.10.29. 全文修訂 憲法 第10號] 前 文
擁有悠久歷史和光輝傳統的大韓民國，繼承以3.1運動建立起來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法統和抗拒不義的4.19理念；立足於祖國的民主改革和和平統一使命，以正義、人道和同胞愛來鞏固民族團結；打破所有的社會陋習和不義；以自律和調和為根底，更加牢固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使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所有領域內各人的機會均等化，並能夠發揮最高能力；使得完成相應於自由和權利的責任和義務，決心通過致力於國民生活的均等向上和永久的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繁榮，永遠確保我們和子孫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現經國會表決並依國民投票，將制定於1948年7月12日並經過八次修訂的憲法進行修訂。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①大韓民國是民主共和國。
②大韓民國的主權在於國民，一切權力來自國民。
第二條
①成為大韓民國國民的條件以法律來規定。
②國家根據法律規定，有保護在外國民的義務。
第三條
大韓民國的領土為韓半島和其附屬島嶼。
第四條
大韓民國志向統一，樹立並推進立足於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和平統一政策。
第五條
①大韓民國致力於國際和平的維持並否認侵略戰爭。
②國軍以履行國家的安全保障和國土防衛的神聖義務為使命，遵守政治中立性。
第六條
①根據憲法締結、公布的條約及普遍得到承認的國際法規具有國內法同等效力。
②外國人根據國際法及條約的規定，其地位得到保障。
第七條
①公務員是國民全體的公僕，向國民負責。
②公務員的身份和政治的中立性按法律規定得以保障。
第八條
①設立政黨是自由，復數政黨製得到保障。
②政黨的目的、組織及活動要民主，並要具備參與到國民的政治意思形成所需組織。
③政黨根據法律規定受國家保護，國家可按法律規定補助政黨運營所需資金。
④政黨的目的或活動違背於民主的基本秩序時，政府可向憲法裁判所起訴申請解散，政黨根據憲法裁判所的審判來解散。
第九條
國家要致力於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和民族文化的興隆。
第二章 國民的權利和義務
第十條
所有國民擁有人的尊嚴和價值，並享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國家擔負確認、保障個人擁有的不可侵犯基本人權的義務。
第十一條
①所有國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國民均不因性別、宗教、社會地位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方面所有領域受到差別。
②不予認可社會特殊階級制度，並不得以任何形態創設。
③勛章等榮譽稱號僅對收到此稱號的當事人有效，並無任何相應特權。
第十二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身體自由。未經法律許可，所有國民都不受逮捕、拘束、沒收、搜查或審訊；未經法律和合法程序，不受處罰、保安處分或強制勞役。
②所有國民不受刑訊，不得被強迫做出刑事上不利於自己的陳述。
③逮捕、拘束、沒收或搜查時，應按合法程序，根據檢察官的申請，提示法官發給的令狀。但，現行犯和犯有相當於三年以上長期徒刑的犯罪並在逃或有毀滅證據憂慮的，可在事後申請令狀。
④所有國民均有受到逮捕或拘束時立即得到辯護人幫助的權利。但，刑事被告人不能自行選任辯護人時，按法律規定，由國家提供辯護人。

⑤所有國民在未被告知逮捕或拘束理由並被告知享有取得辯護人幫助的權利的情況下，不受逮捕或拘束。應不遲延地向受到逮捕或拘束者的家族等法律規定者通知其理由和時日、場所。
⑥所有國民在受到逮捕或拘束時，享有向法院申請合法性審查的權利。
⑦被告人的自首被認為是因刑訊、暴行、脅迫、拘束的不當長期化或欺瞞及其他方法導致而不是本意陳述的；或在正式審判中，被告人的自首為對其不利的唯一證據時，不得將其作為有罪證據或以此為由進行處罰。
第十三條
①所有國民均不因按行為時法律不構成犯罪的行為而追訴，並不因同一犯罪而受到重復處罰。
②所有國民均不因溯及立法而被限制參政權或被剝奪財產權。
③所有國民均不因親屬的行為而受到不利待遇。
第十四條
所有國民享有居住、遷移的自由。
第十五條
所有國民享有選擇職業的自由。
第十六條
所有國民的住處自由均不受到侵害。對住處進行沒收或搜查時，要提示按檢察官的申請由法官發給的令狀。
第十七條
所有國民的私生活的秘密和自由不受侵犯。
第十八條
所有國民的通信秘密不受侵犯。
第十九條
所有國民享有良心的自由。
第二十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宗教自由。
②國教不被認可，宗教和政治相分離。
第二十一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和集會·結社的自由。
②不允許對言論、出版的許可或審查及對集會·結社的許可。
③通信、廣播的設施基準和為保障新聞的機能而所需事項以法律來規定。
④言論、出版不得侵犯他人的名譽、權利或公共道德、社會倫理。言論、出版侵犯他人的名譽或權利的，被害者可就此提出損害賠償請求。
第二十二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學問和藝術自由。
②著作者、發明家、科學技術者和藝術家的權利以法律來保護。
第二十三條
①所有國民的財產權得到保障。其內容及限度以法律來規定。
②財產權的行使要適合公共福利。
③根據公共需要的財產權徵用、使用或限制及補償以法律來規定，應支付適當的補償。
第二十四條
所有國民按法律規定享有選舉權。
第二十五條
所有國民按法律規定享有公務擔任權。
第二十六條
①所有國民按法律規定享有以書面形式向國家機關提出請求的權利。
②對於申請，國家有審查的義務。
第二十七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得到憲法及法律所定法官根據法律進行裁判的權利。
②不是軍人或軍務員的國民，在大韓民國領域內，除關於軍事機密、哨兵、提供有毒飲食物、俘虜、軍用品的罪中法律規定的情況及宣布非常戒嚴的情況外，不受軍事法院的裁判。
③所有國民享有得到迅速裁判的權利。刑事被告人除有相當理由外，享有不遲延地得到公開裁判的權利。
④刑事被告人至有罪判決確定之前，被推定為無罪。

⑤刑事被害人根據法律規定可在該事件的裁判過程中進行陳述。
第二十八條
刑事嫌疑人或作為刑事被告人曾被拘禁者得到法律規定的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的，可按法律規定向國家要求正當補償。
第二十九條
①因公務員履行職務時的不法行為而受到損害的國民可根據法律規定向國家或公共團體要求正當補償。此時，並不免除公務員本身的責任。
②軍人、軍務員、警察公務員及其他法律規定者因戰爭、訓練等同履行職務相關的活動而受到損害時，除法律規定的補償外，不得向國家或公共團體要求因公務員履行職務時的不法行為而導致的賠償。
第三十條
因他人的犯罪行為而受到生命、身體侵害的國民，可根據法律規定從國家獲得救助。
第三十一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按能力受教育的權利。
②所有國民對其所保護的子女負有至少使其受到初等及法律規定教育的義務。
③義務教育為無償。
④教育的自主性、專門性、政治中立性及大學的自律性根據法律規定收到保障。

⑤國家要振興終身教育。
⑥包括學校教育及終身教育的教育制度及其運營、有關教育財政及教師地位的基本事項以法律來規定。
第三十二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勞動的權利。國家應運用社會、經濟方法，為保障勞動者僱傭的增加和適當工資而努力，並要按法律規定施行最低工資制。
②所有國民負有勞動的義務。國家將勞動義務的內容及條件按民主主義原則用法律來規定。
③勞動條件的標准，在保障人尊嚴的前提下用法律來規定。
④女性的勞動收到特殊保護，就僱傭、工資及勞動條件方面不受不當差別。

⑤青少年的勞動收到特殊保護。
⑥國家有功者、殘廢軍警及戰死軍警的遺屬根據法律規定優先取得勞動機會。
第三十三條
①勞動者為了勞動條件的提高，享有自主的團結權、團體交涉權及團體行動權。
②身為公務員的勞動者，限於法律規定者享有團結權、團體交涉權及團體行動權。
③從事法律規定的主要防衛產業的勞動者的團體行動權，可根據法律規定限制或不予認可。
第三十四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享受人類生活的權利。
②國家負有為加強社會保障、社會福利而努力的義務。
③國家應為提高女性的福利和權益而努力。
④國家有義務實施旨在提高老人和青少年福利的政策。

⑤身體殘疾人和因疾病、老齡及其他事由而無生活能力的國民，按法律規定收到國家的保護。
⑥國家要為預防災害並從該危險中保護國民而努力。
第三十五條
①所有國民享有生活在舒適環境中的權利，國家和國民要為環境保護而努力。
②關於環境權的內容和行使，由法律來規定。
③國家應通過住宅開發政策等，為國民能過上舒適的居住生活而努力。
第三十六條
①婚姻和家庭生活應以個人尊嚴和兩性平等為基礎成立並維持，國家對此保障。
②國家應為保護母性而努力。
③所有國民就保健收到國家的保護。
第三十七條
①國民的自由和權利並不因沒有列舉在憲法而被輕視。
②國民的所有自由和權利，在為保障國家安全、維持秩序或為公共福利所需時可以法律來限制，但限制時也不得侵犯自由和權利的本質內容。
第三十八條
所有國民負有按法律規定納稅的義務。
第三十九條
①所有國民按法律規定負有國防的義務。
②無論誰都不因履行兵役義務而受到不利待遇。
第三章 國 會
第四十條
立法權屬於國會。
第四十一條
①國會由國民通過普通、平等、直接、秘密選舉來選出的國會議員組成。
②國會議員數由法律來規定，但為200人以上。
③國會議員選舉區和比例代表制及其他有關選舉的事項由法律來規定。
第四十二條
國會議員的任期為四年。
第四十三條
國會議員不得兼任法律規定的職務。
第四十四條
①除現行犯，國會議員不在會期中未經國會同意而被逮捕或拘禁。
②國會議員在會期前被逮捕或拘禁的，除了是現行犯以外，如有國會的要求，在會期中得到釋放。
第四十五條
國會議員不因在國會中所作的職務發言和表決而在國會外負責。
第四十六條
①國會議員負有清廉的義務。
②國會議員以國家利益優先，並按良心履行職務。
③國會議員不得濫用其地位通過同國家、公共團體、企業簽訂合同或處分的方式來獲取財產上的權利、利益、職位或為他人中介該取得。
第四十七條
①國會的定期會議按法律規定每年舉行一次，國會的臨時會議則在總統或國會在籍議員四分之一以上請求時舉行。
②定期會議的會期不得超過100日，臨時會議的會期不得超過30日。
③總統要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應明示期間和要求召開的理由。
第四十八條
國會選出議長一人和副議長二人。
第四十九條
憲法或法律沒有特殊規定時，國會以在籍議員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議員的過半數贊成來通過。贊成和反對票數為同數時，視為否決。
第五十條
①國會的會議公開舉行。但，有出席議員過半數贊成或議長認為為了保障國家安全而必要的，可不公開。
②公布未公開的會議內容時，按法律規定。
第五十一條
提交給國會的法律案及其他議案並未因未在會期中通過為由而被廢棄。但，國會議員的任期未滿的除外。
第五十二條
國會議員和政府可提出法律案。
第五十三條
①在國會通過的法律案，在移送到政府15日內由總統公布。
②對法律案有異議時，總統可按第一項期間內一同異議書退還國會要求再議。國會閉會期間也相同。
③總統不得對法律案的一部分或整體進行修正後要求再議。
④有再議要求時，國會經再議，如經在籍議員的過半數出席和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以上贊成而做出同樣的決議，該法律案則被確定為法律。

⑤總統在第一項期間內沒有公布或提出再議要求，該法律案仍被確定為法律。
⑥總統應不遲延地將按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確定的法律予以公布。按第五項法律被確定後或按第四項確定法律議送給政府後5日內總統未予公布時，國會議長將此公布。
⑦除了有特殊規定外，法律自公布日起經過20日發生效力。
第五十四條
①國會審議、確定國家的預算案。
②政府應在每個會計年度編成預算案，於會計年度開始90日前提出，而國會應至會計年度開始30日前為止作出決議。
③新的會計年度開始前預算案尚未通過時，政府可至國會通過預算案為止，就下列目的所需經費以前一年度的預算為准來執行。
1、根據憲法或法律設置的機關或設施的維持、運營。
2、履行法律上的支出義務。
3、繼續已被承認為預算的事業。
第五十五條
①有必要跨過一個會計年度而繼續支出時，政府應定年限後以繼續費獲得國會的通過。
②預備費用應以總額取得國會通過。預備費的支出需取得下期國會的承認。
第五十六條
政府認為有必要對預算進行變更時，可編成追加更正預算案提交國會。
第五十七條
國會不得未經政府同意增加政府提出的支出預算的各項金額或設置新的項目。
第五十八條
政府在募集國債或欲締結將成為國家負擔的合同時，應預先取得國會表決。
第五十九條
稅收的條目和稅率以法律來確定。
第六十條
①國會對關於相互援助或安全保障的條約、關於重要國際組織的條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關於主許可權制的條約、媾和條約、給國家或國民重大財政負擔的條約或關於立法事項的條約的締結、批准享有同意權。
②國會對宣戰布告、國軍在國外的派遣或外國軍隊在大韓民國領域內的駐留享有同意權。
第六十一條
①國會可監查國政或調查特定的國政事案，並可要求提出所需的相應文件或證人的出席、證言或意見的陳述。
②關於國政監查及調查的程序及其它必要事項以法律來規定。
第六十二條
①國務總理、國務委員或政府委員可出席國會或其委員會報告國政處理狀況或陳述意見、答復詢問。
②國會或其委員會要求時，國務總理、國務委員或政府委員要出席、答辯，國務總理或國務委員收到出席要求時，可令國務委員或政府委員出席、答辯。
第六十三條
①國會可向總統建議國務總理或國務委員的罷免。
②第一項規定的罷免建議由國會在籍議員三分之一以上提議及國會在籍議員過半數的贊成。
第六十四條
①國會可在不抵觸法律的范圍內制定關於議事和內部規律的規則。
②國會審查議員資格，並可懲戒議員。
③欲將議員除名，要有國會在籍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
④對第二項和第三項規定的處分不能向法院提出訴訟。
第六十五條
①總統、國務總理、國務委員、行政各部長官、憲法裁判所法官、法官、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監查院長、監查委員及其它法律規定的公務員在履行職務中違反憲法或法律時，國會可對彈劾的追訴進行議決。
②第一項規定的彈劾追訴要有國會在籍議員三分之一以上的提議，其議決要有國會在籍議員過半數贊成。但，對於總統的彈劾追訴要有國會在籍議員過半數提議和國會在籍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
③受到彈劾追訴議決者停止行使其權利，直至進行彈劾審判。
④彈劾決定僅限於從公職的罷免。但，民事或刑事責任並不因此而免除。
第四章 政 府
第一節 總 統
第六十六條
①總統是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
②總統負有維護國家獨立、領土保全、國家繼續性及憲法的義務。
③總統就祖國的和平統一負有忠實的義務。
④行政權屬於以總統為首的政府。
第六十七條
①總統由國民以普通、平等、直接、秘密選舉來選出。
②就第一項規定的選舉，如最高得票人為2人以上時，以在國會在籍議員過半數出席的公開會議中取得多數票者為當選者。
③總統候選人為1人時，其得票數不超過有選舉權人總數的三分之一，則不得當選。
④可被選為總統者，要有國會議員被選舉權，並且選舉當日達到四十歲。

⑤關於總統選舉的事項以法律規定。
第六十八條
①總統任期即將期滿時，於任期期滿70日至40日前選舉繼任者。
②總統缺位或總統當選人死亡或因其它事由喪失其資格的，於60日內選舉繼任者。
第六十九條
在就任之際，總統作如下宣誓。我嚴肅地向國民宣誓，遵守憲法，保衛國家，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國民的自由和福利的增進及民族文化的繁榮而努力，以此來忠實履行總統的職責。」
第七十條
總統任期為五年，不得連任。
第七十一條
總統缺位或因事故而不能履行職務時，依國務總理、法律規定的國務委員的順序代理其許可權。
第七十二條
總統認為必要時，可使得關於外交、國防、統一及其它有關國家安全的重要政策進行國民投票。
第七十三條
總統締結、批准條約，信任、接受或派遣外交使節，做宣戰布告和媾和。
第七十四條
①總統按憲法和法律規定統帥國軍。
②國軍的組織和編成由法律規定。
第七十五條
總統就法律具體確定范圍委任給自己的事項和為了法律的執行而所需事項可發布總統令。
第七十六條
①限於因內患、外患、天災、地變或重大的財政、經濟危機，為國家的安全保障或維持平安的秩序而有必要採取緊急措施並且沒有多餘的時間可等待國會召開時，總統可做出最低所需的財政、經濟處分或就此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②限於因有關國家安危的重大交戰狀態，為保衛國家而需要採取緊急措施並且召開國會不可能時，總統可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③總統發布第一項和第二項規定的處分或命令時，應不遲延地向國會報告並取得其承認。
④未能取得第三項規定的承認時，該處分或命令從此失效。此時，因該命令而修訂或廢止的法律從該命令未獲承認時開始自然恢復效力。

⑤總統應將第三項和第四項事由不遲延地公布。
第七十七條
①因戰時、事變或相當於此的國家非常事態，有必要使用兵力應付軍事上的必要或維持公共秩序時，總統可宣布戒嚴。
②戒嚴包括非常戒嚴和警備戒嚴。
③宣布非常戒嚴時，可按法律規定就令狀制度，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政府或法院的許可權做出特殊措施。
④宣布戒嚴時，總統應不遲延地向國會通告。

⑤國會以在籍議員過半數贊成要求解除戒嚴時，總統應解除。
第七十八條
總統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任免公務員。
第七十九條
①總統根據法律規定可命令赦免、減刑或恢復權利。
②欲命令一般赦免，要經國會同意。
③關於赦免、減刑及恢復權利的事項由法律來規定。
第八十條
總統根據法律規定授予勛章及其它榮譽稱號。
第八十一條
總統可出席國會發言，也可以書信發表意見。
第八十二條
總統的國法上行為以文書做出，該文書由國務總理和相關國務委員副署。關於軍事方面也相同。
第八十三條
總統不得兼任國務總理、國務委員、行政各部長官及其它法律規定的公私職務。
第八十四條
總統除犯有內亂或外患之罪外，在職中免受刑事追究。
第八十五條
關於前任總統的身份和禮待以法律來規定。
第二節 行政府
第一款 國務總理和國務委員
第八十六條
①國務總理經國會同意由總統任命。
②國務總理輔助總統，行政方面經總統命令統轄行政各部。
③軍人除免現役之後，不得被任命為國務總理。
第八十七條
①國務委員經國務總理提名由總統任命。
②國務委員在國政方面輔助總統，作為國務會議的組成人員審議國政。
③國務總理可向總統建議罷免國務委員。
④軍人除免現役之後，不得被任命為國務委員。
第二款 國務會議
第八十八條
①國務會議審議屬於政府許可權的重要政策。
②國務會議由總統、國務總理和15人以上，30人以下的國務委員組成。
③總統擔任國務會議議長，國務總理擔任副議長。
第八十九條
下列事項要經國務會議審議：
1、國政的基本計劃和政府的一般政策；
2、宣戰、媾和及其它重要的對外政策；
3、憲法修訂案、國民投票案、條約案、法律案及總統令案；
4、預算案、決算、國有財產處分的基本計劃、將成為國家負擔的合同及其它關於財政的重要事項；
5、總統的緊急命令、緊急財政經濟處分及命令或戒嚴和解除；
6、關於軍事的重要事項；
7、召開國會臨時會議的要求；
8、授予榮譽稱號；
9、赦免、減刑及恢復權利；
10、行政各部之間許可權的劃定；
11、關於政府內許可權委任或分配的基本計劃；
12、國政處理狀況的評價、分析；
13、行政各部重要政策的樹立和調整；
14、解散政黨的申請；
15、對同向政府提出或傳閱的政府政策相關申請的審查；
16、對檢察總長、合同參謀議長、各軍參謀總長、國立大學校長、大使及其它法律規定的公務員、國營企業管理者的任命；
17、其它由總統、國務總理霍國務委員提出的事項。
第九十條
①為就關於國政重要事項的總統咨詢作出答復，可設立由國家元老組成的國家元老咨詢會議。
②國家元老咨詢會議議長由上一任總統擔任。但，如上一任總統不在時，由總統指名。
③國家元老咨詢會議的組織、職務范圍及其它必要事項由法律來規定。
第九十一條
①關於國家安全保障相關對外政策、軍事政策及國內政策的樹立，為在國務會議審議前答復總統的咨詢，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②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由總統主持。
③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組織、職務范圍及其它必要事項由法律來規定。
第九十二條
①為答復關於和平統一政策樹立的總統咨詢，可設立民主和平統一咨詢會議。
②民主和平統一咨詢會議的組織、職務范圍及其它必要事項由法律來規定。
第九十三條
①為就關於旨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政策樹立答復總統的咨詢，可設立國民經濟咨詢會議。
②國民經濟咨詢會議的組織、職務范圍及其它必要事項由法律來規定。
第三款 行政各部
第九十四條
行政各部長官由總統從國務總理提名的國務委員中任命。
第九十五條
國務總理或行政各部長官就其管轄事務經法律或總統令委任或依職權發布總理令或部令。
第九十六條
行政各部的設置、組織及職務范圍由法律來規定。
第四款 監查院
第九十七條
為了對國家年度收入、年度支出的結算，國家及法律規定團體的會計檢查和行政機關及公務員職務進行監察，在總統屬下設立監查院。
第九十八條
①監查院由包括院長在內，5人以上11人以下的監查委員組成。
②院長由總統經國會同意任命，其任期為四年，限於一次可連任。
③監查委員由總統經院長提名任命，其任期為四年，限於一次可連任。
第九十九條
監查院要每年檢查年度收入、年度支出並向總統和下一年度國會報告其結果。
第一百條
監查院的組織、職務范圍、監查委員的資格、監查對象公務員的范圍及其它必要事項由法律來規定。
第五章 法 院
第一百零一條
①司法權屬於由法官組成的法院
②法院由作為最高法院的大法院和各級法院組成。
③法官資格由法律來規定。
第一百零二條
①大法院可設部。
②大法院設大法官。但，根據法律規定可設大法官之外的法官。
③大法院及各級法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
第一百零三條
法官依據憲法和法律及其良心，獨立做出審判。
第一百零四條
①大法院長經國會同意由總統任命。
大法官經大法院長提名，國會同意後，由總統任命。
除大法院長和大法官之外的法官，經大法官會議的同意，由大法院長任命。
第一百零五條
①大法院長的任期為6年，不得連任。
②大法官的任期為6年，可按法律規定連任。
③除大法院長和大法官之外的法官的任期為10年，可按法律規定連任。
④法官的退休年齡由法律來規定。
第一百零六條
①除被宣告為彈劾或禁錮以上的刑之外，法官不得被罷免；除被處於懲戒處分外，不得被處於停職

H. 刑事法律特點是什麼

1．反進步力量、鎮壓人民革命運動為目的

國民黨政府刑事立法中，最嚴厲的罪行。就是「危害民國罪」。一系列刑法立法公布後，成為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鎮壓人民革命運動的反動工具。無論是內戰時期。還是抗戰時期，打擊共產黨等進步力量、鎮壓人民革命運動都是刑事立法的重點。

2．以法西斯主義的刑罰理論作為刑事立法的指導思想

隨著國際帝國主義國家政權和法律制度法西斯傾向的加強，蔣介石於1931年公開提出法西斯的政治理論，「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反映在刑法領域，就是主張採用所謂「社會防衛主義」的「保安處分」。1935年的刑法典中專門增加了「保安處分」一章，雖然名義上用於青少年、吸毒犯、精神病人等，實際的目的是用於迫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3．以刑事特別法規補充刑法典打擊鋒芒

數量繁多的刑事特別法補充、擴大了刑法典中關於犯罪的范圍，其中許多特別法規均是針對中國共產黨和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進步力量而制定的，帶有極為明顯的政治性。刑事特別法的效力也高於普通刑法典，因而在實際上，數量眾多的特別法排除了刑法典的適用。

4．以封建宗法和倫理綱常作為制定刑法的重要根據

蔣介石集團一向利用封建主義人性論，鼓吹「忠孝」，在國民黨政府的刑法中，繼承了封建法統的衣缽，只是調整了文字，形式隱蔽。尊尊親親的封建倫理觀念在刑事立法中依舊有所體現。

I. 現代西方國家,新派教育型思想和社會防衛論的影響是什麼

現代西方國家，由於受新派教育型思想和社會防衛論的影響，在刑法或其他附屬法律中推行緩刑、不定期刑、保安處分等措施，使罪刑法定思想受到一定程序的沖擊。但是，罪刑法定原則作為現代各國刑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並未發生過根本性的動搖，仍被明確規定在多數國家的憲法或刑法之中，其影響所及已遠遠超出了歐美，並傳入了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

一、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則是中國刑法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

二、司法適用：

罪刑法定原則不是一條法律標准，在刑法中確認下來就萬事大吉了。較之在刑法典中確立罪刑法定原則更為重要的是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要付諸實現，有賴於司法機關實際的執法活動。這種執法活動所貫穿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原則，正是罪刑法定原則對司法活動的基本要求。從中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切實貫徹執行罪刑法定原則，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定罪准確量刑適當

對於刑法明文規定的各種犯罪，司法機關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認真把握犯罪的本質特徵和犯罪構成的具體要件，嚴格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

正確進行司法解釋

對於刑法規定不夠明確不夠具體的犯罪，司法機關通過司法解釋，指導具體的定罪量刑活動，這對於彌補立法之不足，統一規范和指導司法實務，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