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當事人要求當庭質證刑事訴訟法

⑴ 刑事案件中證人一定要出庭作證嗎

如若法院傳喚證人出庭，則一般其必須出庭。

《刑事訴訟法》對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予以了強制性規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一百九十三條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根據上述規定可知，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出庭並傳喚的，公民有出庭作證的義務，如不配合法院出庭作證可能面臨訓誡或短期拘留等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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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刑事案件證人「必須」出庭作證

我國刑訴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七條又規定：「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意見、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對此，許多人認為，鑒於刑訴法第四十七條是對證人出庭作證的原則性規定，故應適用於絕大多數情況；而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七條，則應當是受法律規定限制的極少數例外情況。而在刑事審判實踐中，不出庭作證的問題沒有因法律作出了明確規定而得到明顯改善，自然也沒有如預期的那樣，通過證人出庭使抗辯性明顯增強；證人不出庭作證的現象仍很普遍，法庭多以宣讀證言筆錄代替證人出庭作證，包括案件的關鍵證人出庭的比例也普遍較低。

事實上，刑訴法第一百五十七條已經成為普遍適用的一般原則，而刑訴法第四十七條的適用反而成為極少數的例外。我國審判實踐顯示的這種情況，與立法的期待和公開、公正的司法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困擾著法院。

⑵ 新刑訴法中證人不出庭作證其證言可否作為定案依據

新刑訴法中證人不出庭作證，其證言是可以作為定案依據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修正)第六十一條的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並不意味著證人不出庭，證人證言就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該條款是對證人證言的要求，而非對證人的要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修正)第一百九十二條的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才應當出庭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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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修正)

第六十一條

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

最高法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七十八條證人當庭作出的證言，經控辯雙方質證、法庭查證屬實的，應當作為定案的根據。

證人當庭作出的證言與其庭前證言矛盾，證人能夠作出合理解釋，並有相關證據印證的，應當採信其庭審證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釋，而其庭前證言有相關證據印證的，可以採信其庭前證言。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法庭對其證言的真實性無法確認的，該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

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⑶ 刑事案件可以要求證人當庭對質嗎

我國在現行民事訴訟立法上對證人出庭作證是否應相互隔離地進行未加以規定，但是內，在審判實踐中安排證人分容別出庭作證應作為一種通例。不過，根據現行立法，即使有法院不作此項安排，而讓證人共同出庭作證，以便相互對質，雖有悖於法理，但卻與現行立法沒有明顯之抵觸，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為此，根據《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8條規定：「證人不得旁聽法庭審理;詢問證人時，其他證人不得在場。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可以讓證人進行對質。」據此，為保證證人證言的客觀性，證人不得旁聽法庭審理，不得旁聽人民法院和當事人對其他證人的詢問。但在數個證人證言相互矛盾的情況下，人民法院為査明事實的需要，可要求證人當庭對質。

⑷ 新刑事訴訟法中有關於鑒定人 強制出庭的規定嗎

這要看法院的裁決，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年10月26日第三次修正）

第一百九十二條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

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一百九十三條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不停止執行。

第一百九十七條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

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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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人和證人的區別：

（一）在資格條件上，鑒定人有嚴格的資格要求，必須具備相關的專門知識和技能；而證人的資格要求只是具備辨別是非的能力和正確表達的能力，即使證人有生理缺陷和精神缺陷或者年幼，均可出庭作證。

（二）在可否替代上，證人是就其親身感受的案件事實向法庭作證的人。證人的基本特徵就在於證人的不可替代性，這是由案件事實本身決定的，既不能由法院指派或聘任，亦不能隨意替換；而鑒定人並非由案件事實所決定，其從事鑒定活動是受法院指派或聘請，因此，鑒定人是可以替換的。

（三）在詢問規則上，對證人的詢問應遵循個別和隔離的原則，證人不能了解案情；而鑒定人可以了解案情，對疑難復雜情況，可以由多個鑒定人相互商量形成最終的鑒定結論。

（四）在能否迴避上，證人不得以與案件處理結果之間的利害關系而申請迴避，而鑒定人如果有迴避事由，必須執行迴避的規定。

（五）在發表的意見上，證人只能就其所知悉的案件事實陳述意見，而不能發表自己根據這些事實得出的結論和意見。但是鑒定人作為專家不受此項意見規則的限制。

（六）在出庭義務上，證人出庭作證是一項普遍性的訴訟義務，一般不能拒絕，而鑒定人有正當的理由，可以拒絕接受法庭的指派或聘請，可以不出庭接受質證而只提供書面鑒定意見。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人大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⑸ 刑事訴訟中質證的方式有哪些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廣義上說，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種「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⑹ 刑事訴訟法辯護人能否當庭舉證

刑事訴訟法辯護人能否當庭舉證
辯護人是指接受被追訴一方委託或者受人民法院指定，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辯護權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人。辯護人既可以是律師，也可以是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還可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但指定辯護的只能是律師。辯護人具有獨立的訴訟地位，他既不從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從屬於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辯護人可以當庭出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相關證據，公訴人對於這些證據是否採信需要當庭發表質證意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託為辯護人：
(一)律師；
(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
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

《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 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條 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意見、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⑺ 刑事案件中，刑辯律師如何舉證質證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質證的概念尚未達到一致的盾法，可謂眾說紛紜。較早的法學詞典對質證的定義是：「指出問題，要求證人作進一步的陳述，以解除疑異，並確認證明作用的訴訟活動，是審查和核實證人證言的一種方式」，或是「在刑事審判的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對與證人證言有關的疑難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進行核實查證的訴訟活動。
對制裁證要領的爭議主要是關於質證對象范圍方面的分歧，即在質證程序中「被質疑證據」的范圍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認為質證對象僅限於證人證言；第二類認為質證對象為所有證據；第三類認為質證對象是與實物證據相對立的言詞證據。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趨向於贊同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的觀點。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一類言詞證據的盤詢質疑僅僅是質證制度中較特殊的一部分內容。筆者認為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

⑻ 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證據的規定有幾條

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證據的規定有十六條：

1、《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全款

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2、《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全款

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

3、《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全款

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4、《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全款

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

5、《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

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於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

6、《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全款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7、《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全款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8、《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七條，全款

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於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9、《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全款

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

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10、《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全款

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

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11、《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全款

對於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12、《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全款

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並且查實1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

13、《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全款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14、《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全款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15、《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全款

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採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

16、《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全款

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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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種類：

1、書證、物證

是以物品或者文字為表現形式的實物證據。物證是用於犯罪或與犯罪相關聯的，能夠證明犯罪行為和有關犯罪情節的物品或痕跡，如作案工具、贓款贓物、血跡、指紋、腳印等。

書證是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文件或其他文字材料，如毒品犯罪分子進行聯絡的往來書信;貪污犯罪分子塗改的單據、賬本等。

物證的特點是，不具有任何主觀的東西，而只以其客觀存在來證明案件的事實。對物證必須妥善地加以保管，以保持物證的原有的形態。如果不能保持原來形態或者物證有可能滅失的，行政機關必須採取措施予以保全。

2、證人證言

是知道案件真實情況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司法機關或有關人員作的陳述。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

刑訴法對知道案件真實情況的人向司法機關作證規定了義務，即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證人不能隨意指定，也不能由他人代替。

行政處罰法規定，在行政機關對行政處罰案件進行調查時，「被調查人應當如實回答詢問」。這是因為，行政機關在處理行政處罰案件時，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因此，在行政機關調查時，被調查人必須據實陳述所了解的真實情況，不作偽證。

3、當事人的陳述

是指當事人向執法人員所作的關於案件真實情況的敘述和承認。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

因此，當事人的陳述與申辯，行政機關必須認真聽取，並製作詢問筆錄；同時，行政機關對於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成立的，才能作為行政處罰的證據。

4、「被害人陳述」

是直接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人，就受害情況及案件的有關其他情況向司法機關或有關人員所作陳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與辯解」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本人的犯罪行為向司法機關所作的供述，或稱口供，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認自己有犯罪行為或者承認犯罪，但認為應當減輕處罰、免除處罰所作的辯解。

6、視聽資料

是指能夠作為證據的錄音、錄像、電腦儲存的數據等，是一種被固定、被保全的證據。它比較可靠，更接近於真實情況。但是視聽資料必須經過審查，才能認定作為證據。

7、鑒定意見

是鑒定人運用自己具有的專門知識對案件中專門性問題所進行的分析、鑒別和判斷。它是一種獨立的證據。如法醫鑒定、指紋鑒定、筆跡鑒定、化學物品鑒定、精神病鑒定等。

8、現場筆錄

是書證的一種，是指行政機關執法人員在現場，對當場實施行政處罰的現場情況的記錄。如交通民警對違反交通管理的司機進行罰款，交通民警開具的罰款單據。

又如工商管理人員對這反工商管理的個體商販進行處罰時，現場記明其違法事實、沒收商販的違法物品的數量、質量等情況。

現場筆錄上應當有執法人員和當事人的簽名。現場筆錄可以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行政訴訟法將其規定為一種獨立的證據，以防止在訴訟中出現「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情況。

9、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筆錄

是指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或者專門人員為了解案件的事實，對事實發生的現場或者物品進行勘驗、檢查。如查處非法出版物，執法人員對該出版物的印刷場所進行勘驗、檢查，對印刷的非法出版物或者印刷工具進行勘驗、檢查等。

勘驗應當製作筆錄，勘驗筆錄是對客觀事實的反映，能夠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是一種獨立的證據。

10、電子數據

是電子化技術形成的文字，數字等等，如電子郵件、聊天記錄等等；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4日發布的一份司法解釋顯示，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簡訊、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可以視為民事案件中的證據。

11、視聽資料

是以模擬信號的方式在介質上進行存儲的數據，例如錄像、錄音資料等等。

⑼ 刑事案件辯方如何對控方證據質證

轉載他人論文一篇，供參考。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廣義上說，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種「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質證的概念尚未達到一致的盾法，可謂眾說紛紜。較早的法學詞典對質證的定義是：「指出問題，要求證人作進一步的陳述，以解除疑異，並確認證明作用的訴訟活動，是審查和核實證人證言的一種方式」，或是「在刑事審判的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對與證人證言有關的疑難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進行核實查證的訴訟活動。
對制裁證要領的爭議主要是關於質證對象范圍方面的分歧，即在質證程序中「被質疑證據」的范圍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認為質證對象僅限於證人證言；第二類認為質證對象為所有證據；第三類認為質證對象是與實物證據相對立的言詞證據。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趨向於贊同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的觀點。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一類言詞證據的盤詢質疑僅僅是質證制度中較特殊的一部分內容。筆者認為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
據此筆者認為刑事庭審質證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審過程中，在法官的指揮下，控辯各方對當庭舉出的所有證據相互進行質疑和辯駁，以此為法官的認證提供依據的訴訟活動。
二 刑事庭審質證的法律關系
法律制度一經確立後，即在相關領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關系。質證制度一經確立後，就在控辯雙方及相關的證人、鑒定人等接受質詢的人之間形成了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對該種程序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妨稱為質證法律關系。由於法律關系是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化，因此通過對質證法律關系的剖析，能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一制度的本質。
對於一切法律關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要件構成，質證法律關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對質證法律關系的認識也就是對其所含的諸構成要件的認識。
（一）、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
在刑事質證活動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是刑事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其范圍包括：1、檢察官（當事人）。在英、美法系檢察官也是當事人，本文只就大陸法系做一探討。檢察書在提起刑事訴訟後即代表國家對犯罪行使訴訟權，對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證的責任。因此，檢察官必須通過對各類證據進行質證，合理排除被告人無罪的所有疑點。當事人是指與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和被告。由於當事人與訴訟的結果有最終的利害關系，因此，當事人對訴訟證據應有質證的權利。2、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根據事實和法律，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都應當減輕、免除處罰的責任，因此通過質證排除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是辯護人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要手段。訴訟代理人受當事人委託參加訴訟，在受託范圍內為維護委託人的利益，也應有質證的權利。此外，由於質證是一項對法律專業和訴訟技能互相配合的訴訟活動，因此，作為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實際上在質證活動中要發揮比當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質證的人。在以人證作為證據方法的場合，提供證詞的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作為證據的，鑒定人、勘驗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物作為證據方法的，負責收集物證的偵查人員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與證物有關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書證、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的，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以及該書證、視聽資料本身的製作者及其它等與證據相關的人員是接受質證的人。
對於未成年人能否成為質證的主體，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於未成年人能夠在其認識范圍內作證，因此，在其作證的范圍內應當有接受質詢的義務。如果未成年人作為被告人，由於法律同樣賦予其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因此，其應有對證人及相關人員就證據問題進行質詢的權利。
對於上述人員作為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理論上應不會有太大的爭議，爭議主要體現在審判人員能否作為質證的主體。因此，要從質證的本質和審判人員的職責進行分析。質證在本質上運用質詢、辯論等對抗的方式來揭示證據證明力的活動，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審判人員採納某一證據作為判決的依據。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在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會就證據的某些問題進行發問，但是這只能是「認證」權的延伸，其范圍只限在控辯雙方在質證的范圍內，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審判人員未能聽清的內容。也就是說審判人員不是質證的主體，但是其對質證活動應有監督權和指揮權，以確保庭審活動有秩序、高效率地進行。
（二）、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
即是質證這一訴訟活動的訴訟標的。對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是本案的訴訟標的。但對於質證這一特定的訴訟活動而言，其訴訟標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項證據資料在訴訟中的證明力。通常情況下，凡是規定能夠作為證據資料的，都必須經過質證才能確定其證明力大小，並作為裁判的依據。對此也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某些常識、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根據已知的事實簡單推理得出結論等，無須經過質證就可以被裁判所採納。此外，根據我國證據學來說，證據必須同時具備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證據資料的證明力大小應由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所決定。因此，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也就是證實證據資料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內容
是控辯雙方和接受質詢的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是相對應的關系，一方主體在行使質證權利的同時也就是另一方主體履行受質問義務的過程。在控辯雙方和證人之間是質詢和受質詢的關系。通常情況下，受質詢的人有回答控辯雙方提問的義務，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其次，對控辯雙方而言，同時有向對方進行質證的權利和回答對方質詢的義務。
三 刑事庭審質證的基礎規則
借鑒國外的有關立法規定，結合我國刑事司法的實際情況，筆者以為在我國的刑事庭審質證程序中應確立以下的基本規則。
（一）、充分質證規則
這是最重要的基本規則之一，也是實現控辯各方質證權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內容是：一是指所有證據材料都必須經過在庭審中控方（包括公訴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辯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認、質疑、說明、解釋方能作為定案根據；二是指每個證據都應該給予控辯雙方對其進行充分的辯論、駁斥的機會。
（二）、嚴格程序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活動順利進行的基本規則。其內容包括：庭審質證程序必須實行「誰舉證、誰主詢、誰答疑」原則，質證主體每一項質證行為都應當遵循法官的指揮，詢問必須經法官同意後才可進行，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的詢問順序進行質疑等。如果一方違反規則，擅自詢問，或打斷對方的正常詢問，法官應予以制止，以維護法庭程序和質證的順利進行
（三）、證據中心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規則，主要指質證必須圍繞當庭當示的某些特定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等問題進行質證，在質證環節中不允許隨意地進行其它事實問題或法律適用等的辯論，質證必須對事不對人，嚴禁一切借質證之名進行人身攻擊、惡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
（四）、質證自願規則
一般來說，控辯各方是否質證以及對哪些證據進行質證被認為是質證主體的權利。主持和指揮質證程序的法官不適合去干涉控辯各方行使這種權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質證依照控辯各方的意願有序進行。當然，必須同時在立法上明確不質證和不能充分質證的後果，以促進質證主體積極有效進行使質證權。為防止故意的訴訟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對控辯雙方的證據進行詢問，但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而且必須嚴格限制。
（五）、禁止性規則
針對質證程序的特點，設計一些較具體的禁止性規則對於確保質證活動的順利進行和高效地實現質證目的非常必要。這類規則主要應包括禁止誘導性詢問、禁止質證已方證人和限制重復詢問規則等。
四 刑事庭審質證的模式
一般認為，刑事質證程序的模式從屬於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當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種：法官主質型、控辯方主質型和兼容型質證模式。
（一）、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
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大陸法系國家適有。是在批判地繼承和改造糾問式訴訟形式的基礎上，並吸收英國的辯論式訴訟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訴訟形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發揮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而不強調當事人在質證中的積極作用。這種模式下，法官擁有很大的職權，可以主動詢問被告人、公訴人。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各種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均以法官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開展詢問、調查，辦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較高，但是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審法官越俎代皰，削弱了公訴人的控訴職能，並且受到檢察機關的起訴材料的影響，難以客觀公正的聽取辯護意見，從而導致控、辯失衡，這對於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決是極為不利的。
（二）、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
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英美漢系國家適用。在繼承和改造控告式訴訟的基礎上，形成了辯論式訴訟模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被告人、辯護人和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強調控、辯雙方的力量平衡，賦予雙方當事人以平等的訴訟地位各自提出證據以支持自己的主張，法官只負責主持法庭辯論，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動直接調查收集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防止法官先主為主，在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前作出預斷，這種模式強調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漢權利的保護，因而更符合設立質證程序的本意，其缺點是：1、懲罰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夠，並且難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尋求客觀真實有效地結合起來。2、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過分拖延，乃至降低訴訟效率。
（三）、兼容型質證模式
兼容型質證模式主要在二戰後的義大利、日本等國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和控辯方主質型質模式的有機融合，這種質證模式彌補了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過分強調法官的能動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辯護人在庭審質證中的積極主動性，不利於辯護職能的發揮，不利於法官從正反兩個方面兼聽而明的缺點。同時也彌補了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審理過分依賴於控辯雙方的調查和辯論。因而，案件處理結果很可能會依賴於控辯雙方的經驗和辯論技巧，尋求客觀真實變成空談和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拖延缺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控辯雙方在法官的指揮下進行質證，法官在庭審質證的過程中也並不是消極被動的。在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進行詢問以後，法官就案件的相關部分，可以在控辯雙方詢問結束以後作補充性詢問。兼容型質證模式的優點是吸取了前兩種質證模式的長處，兼顧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鑒性。
五 刑事庭審質證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情況
（一）、漠視辯方權力導致控辯雙方在庭審質證中的地位不平等
據材料在偵查階段就已經開始形成，並固定成形，但這些證據作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根本不可能見到，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使律師能夠提前介入，幫助犯罪嫌疑人，但由於質證前司法機關對有些證據的採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為辯方難以予以證實，即使是質證，也很難達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國《刑事訴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就強調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權，應當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由於這種情況是在極為秘密的方式中進行的，外界根本無法知曉。實踐中，偵查機關採用刑訊副供的這種對他們來說奉為「捷徑」的方式獲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審質證時說這是刑訊逼供形成的，又怎麼去證實呢？這樣一來，質證的意義又有何在呢？相反，由於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尋證據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辯護人（在偵查階段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還沒有給律師一個明確的稱呼），由於法律沒有賦予其足夠的權力，獲取證據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到，律師在偵察階段是不享有調查取證權，雖然在審查起訴階段，法律賦予了律師這種權力，但這是有條件限制的。《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它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方的這種帶條件的權力同控辯方依靠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表現出來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單從證據材料數量的掌握上，辯方就已經處於絕對的劣勢，質證時極容易形成一邊倒的局面，這樣就會使質證這一庭審程序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往往流於形式，根本不利於查明案件真相，打擊犯罪，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證據展示制度對刑事庭審質證的影響
跟據我國司法實踐，刑事案件中，證據展示的范圍、方式、時間對於刑事庭審質證的作用的發揮具有直接的影響。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只能『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對於案件事實部分的證據仍在禁看之列，這對於辯方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了解和做抗辯准備不會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顯得沒有多大的意義。而根據《刑事訴訟》第36條的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實材料………」但此處規定的「犯罪事實材料」只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三者150條規定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審查起訴時只向法院移交這部公材料，所以辯護律師通過法院所獲無幾，根本無法對控方證據材料作全面了解，從而影響辯方的辯護權的充公實現，最終導致質證失去了實際意義。
（三）、法官在刑事庭審質證活動中的作用
司法實踐中法官在法庭上對證據直接進行查問的仍然過多，去庭調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職權詢問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調查和閱卷中就形成了對實體問題的預斷，從而使控辯雙方的質證實際上成了印證其預斷的表演。而且，法官在這種預斷形成的「內心確信」的驅使下，往往會對控辯雙方之間的質證活動持漠視態度，甚至對質證橫加干涉。
法官在庭審質證程序中的定位應主要是質證程序的指揮者和秩序維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成為直接的質證主體。而為限製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況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具體來說，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應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官擁有對質證的引導權。在當事人雙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節問題或偏離案件事實時，由法官加以引導，使詢問緊緊圍繞對裁決有決定和影響作用的事實和情節進行。其次，法官司應該保障控辯雙方具有均等的質疑、詢問機會。再次，庭審質證禁止性規則中規定的禁止權應當由法官來行使。
我國的訴訟制度還存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即案件的最終處理要經過不出庭的庭長、審委會成員、院長決定。由於出庭的法官未必對案件的處理有最終決定權，這就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對質證的積極性。
（四）、證人出庭率低，導致質證的質量度不高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確立了「控辯式」庭審方式，要求證人原則上應當出庭，接受以交叉詢問方式進行的質證，必要時還要接受法官的詢問。從而使法庭能夠直接審查證人的作證資格，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合理判斷主客觀因素對證人作證的影響，辯別證方的真偽。但是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做證的簡直是少的可憐。這種情況的出現導致法庭審理事實上深化了法官對控方卷宗筆錄的書面或口頭審查：由於證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均不出庭作證，法官對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的調查，僅局限於摘錄和宣讀控方卷所記載的筆尋。這種庭審方式使得質證變成了「紙上談兵」而流於形式。導致證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而：1、法律規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對於條款中的「作證」是出庭作證還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員提供證人證言，沒有明確的規定。同時《刑事訴訟法》157條又規定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對未到庭的證人證言，應當當庭宣讀，然後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證人履行作證義務既可以出庭作證，當庭向法庭口頭陳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證，由司法人員其證言制定成筆錄在法庭上宣讀一下就可以了，在這種有選擇的情況下，容易造成成證人不出庭作證的現象。2、證人的義務與現任脫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作證是公民的義務，但是對於證人拒絕作證，卻沒有規定負什麼法律責任，受什麼懲罰，也沒有規定，對證人拒絕作證可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因此，證人不出庭作證時沒有任何後顧之憂。3、由於沒有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專職人員以及行之有效的保護機制，對證人的保護只停留在事後保護、人身保護、宣言式保護范圍內，忽視了對證人事前預防及財產方面的保護，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給社會大眾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時，個人最好的對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質影響，沒有充分認識到證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在執行證人出庭作證時採取消極應付的方法，認為證人證言已經在卷宗中出現，出不出庭都不礙大局，這樣一來質證也往往只是走過場，走形式。
此外，關於鑒定人、勘驗人、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筆者認為盡管嚴格要求每個案件都傳喚所有相關人員出庭接受質證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仍然有必要強調相關人員都要出庭接受質證，以保證判決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