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上利害關系判斷基準
❶ 法律規定利害關系人包括哪些人
《行政許可法》中確立利害關系人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1、相鄰權關系中的利害關系人：這是產生利害關系人的主要情形。如：經許可設立的加工型生產企業、資源開發型企業或個體工商戶，在經營活動中可能產生噪音、污水、廢氣、粉塵，對鄰人的生產、生活環境帶來直接影響。
2、競爭關系中的利害關系人：某些行政許可依法律、法規或慣例規定有明確數量限制（如舊機動車回收，按照國務院規定一個縣只設立一家。），如果實施許可突破了原有的數量規定，那麼勢必會影響已經獲得許可的經營者的利益，因而構成利害關系人。
3、知識產權關系中的利害關系人：行政許可事項可能對他人知識產權完整性、獨占性產生侵害的，如企業名稱核准中，與他人商標、專利上使用的名稱重復，易讓公眾產生誤認誤導的，構成重大利害關系。
4、契約關系中的利害關系人：契約一方當事人為行政許可申請人，行政許可將改變其契約關系，則他方當事人為利害關系人。如村民公約有明確的規定，在本村范圍內不得興辦某類企業，某村民欲取得該類企業的營業許可，則其他村民為利害關系人。
5、人格權、身份權關系中的利害關系人：如工商廣告登記審查中，對可能涉及侵害他人隱私權、肖像權、名譽權和影響企業商譽的許可事項，可能受侵害者應視為利害關系人。
拓展資料：
利害關系人，是指對於訴訟標的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系的人。直接利害關系人有權向法院起訴或可能被提起訴訟。間接的利害關系人對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標的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但當事人一方的敗訴可能使自己遭受不利後果時，可以參加到訴訟中輔助一方當事人進行訴訟。
「法律上利害關系」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與行政行為之間存在的一種因果關系，所以，從合法權益、行政行為及其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這三個維度來探討「法律上利害關系」的構成是較合乎邏輯的研究進路。
❷ 行政法問題
B
A:
第三十四條 行政機關應當對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進行審查。
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機關能夠當場作出決定的，應當當場作出書面的行政許可決定。
根據法定條件和程序，需要對申請材料的實質內容進行核實的，行政機關應當指派兩名以上工作人員進行核查。
B:
第四十八條 聽證按照下列程序進行：
（一）行政機關應當於舉行聽證的七日前將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通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必要時予以公告；
（二）聽證應當公開舉行；
（三）行政機關應當指定審查該行政許可申請的工作人員以外的人員為聽證主持人，申請人、利害關系人認為主持人與該行政許可事項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迴避；
（四）舉行聽證時，審查該行政許可申請的工作人員應當提供審查意見的證據、理由，申請人、利害關系人可以提出證據，並進行申辯和質證；
（五）聽證應當製作筆錄，聽證筆錄應當交聽證參加人確認無誤後簽字或者蓋章。
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聽證筆錄，作出行政許可決定。
C:
第三十九條 行政機關作出准予行政許可的決定，需要頒發行政許可證件的，應當向申請人頒發加蓋本行政機關印章的下列行政許可證件：
（一）許可證、執照或者其他許可證書；
（二）資格證、資質證或者其他合格證書；
（三）行政機關的批准文件或者證明文件；
（四）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許可證件。
行政機關實施檢驗、檢測、檢疫的，可以在檢驗、檢測、檢疫合格的設備、設施、產品、物品上加貼標簽或者加蓋檢驗、檢測、檢疫印章。
D:
第三十八條 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
行政機關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的，應當說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❸ 試述行政法制原則的主要要求
2004年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對依法行政提出了六項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這六項要求對指導和規范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政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1.合法行政
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進行；沒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
2.合理行政
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要平等對待行政管理相對人，不偏私、不歧視。行使自由裁量權應當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關因素的干擾；所採取的措施和手段應當必要、適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可以採用多種方式實現行政目的的，應當避免採用損害當事人權益的方式。
3.程序正當
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國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外，應當公開，注意聽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意見；要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履行職責，與行政管理相對人存在利害關系時，應當迴避。
4.高效便民
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守法定時限，積極履行法定職責，提高辦事效率，提供優質服務，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5.誠實守信
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應當全面、准確、真實。非因法定事由並經法定程序，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因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變更行政決定的，應當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進行，並對行政管理相對人因此而受到的財產損失依法予以補償。
6.權責統一
行政機關依法履行經濟、社會和文化事務管理職責，要由法律、法規賦予其相應的執法手段。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實現權力和責任的統一。依法做到執法有保障、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
❹ 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行政不作為一案
上訴人（原審原告）蔣姝平，女。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原鄭州市建設委員會），住所地鄭州市淮河西路39號。
法定代表人郭慶寬，主任。
委託代理人毛學謙，河南天坤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蔣姝平因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行政不作為一案，不服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2009）中行初字第197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於2010年3月30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蔣姝平，被上訴人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的代理人毛學謙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認定，2008年9月，原告以書面形式向被告進行投訴，認為裕興公司開發的位於黃河東路89號的盛世年華小區一至三期工程都是未經竣工驗收合格即違法交付使用，應當對該行為進行處罰。2008年10月20日原告通過網上政府信箱進行了主題為「鄭州市裕興置業有限公司不通過竣工驗收交房應予處罰」的投訴，被告於2008年11月13日在該信箱「處理意見」中針對裕興花園二期7號樓東單元8層東戶蔣姝平的投訴，回復稱經其核實調查，確實發現該工程有違反《建築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三款「建設工程經驗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的違規事實，已提請行政執法。2008年12月18日原告又通過網上政府信箱進行了主題為「對鄭州市裕興置業公司違法交房行為的處罰結果如何」和「鄭州市裕興置業公司不通過竣工驗收就是違法」的投訴，被告於2008年12月29日在該信箱「處理意見」中回復稱，市工程質量監督站於2008年11月13日已提請行政執法。2008年12月31日原告再次通過網上政府信箱進行了主題為「對已查明的違法事實為何遲遲不依法處罰」的投訴，被告在該信箱「處理意見」中回復稱，被告法規處已經立案，案件正在辦理中。在此期間，被告立案受理了原告的投訴，對原告所反映的問題進行了調查，於2009年4月10日作出了聽告字（2009）第001號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2009年10月20日被告作出鄭建質罰決字（2009）第00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原審認為：被告鄭州市建設委員會作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設主管部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的規定，對本行政區域內建築活動進行監督管理是其法定職責。訴訟中，被告雖然提供了其在接到原告投訴後進入執法程序並作出處罰決定的相關證據，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行政機關在接到申請之日起60日內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的期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的規定，原告自其2008年9月向被告投訴至原告2009年10月14日起訴之日止，被告沒有對原告投訴所反映的問題作出處理，而是在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後作出了處罰決定，不符合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守法定時限、積極履行法定職責、提高辦事效率、高效便民的要求，而且被告對原告的投訴未及時處理沒有作出合理的解釋，亦未提供其延長辦理期限的證據。但由於被告在訴訟期間作出了行政處罰行為，判決被告履行法定職責已無實際意義，故應確認被告未及時履行法定職責行為違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本案審查的是被告針對原告的投訴是否履行了法定職責。由於原告系該社區的業主，對危害本社區業主的違法行為向被告進行投訴，而被告作為或不作為是基於原告的投訴，原告與本案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之間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原告即享有訴訟主體資格。原告對被告未及時履行法定職責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因此，被告辯稱蔣姝平不具備本案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的意見本院不予支持。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確認被告鄭州市建設委員會自2008年9月至2009年10月14日期間對原告蔣姝平的投訴未及時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違法。
蔣姝平不服一審判決上訴稱：1、上訴人要求對1－16號樓進行處罰，而被上訴人僅對6－8號樓進行了處罰，其它樓未進行查處；2、6－8號樓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不真實，存在的問題為法定代表人不正確、加蓋的公章為監察章、沒有送達回證、未向上級機關備案等。請求二審法院依法糾正，改判被上訴人對全部違法交房行為作出真實的行政處罰。
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答辯稱：一、被上訴人已經對上訴人的投訴履行過法定職責，再判決上訴人履行法定職責已無實際意義；二、對6－8號樓以外樓未處罰是因為答辯人未發現有違法交付的事實；三、6－8號樓的處罰決定是被上訴人依法作出的，上訴人無權對該處罰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上訴人說處罰決定是假的，無證據支持。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同一審一致。
另查明，在二審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對上訴人投訴的為1－14號樓的事實無異議。
本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行政機關在接到申請之日起60日內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的期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河南省行政機關執法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按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辦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提出的申請。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的具體行政行為，應依法及時對申請事項進行審查，對符合條件的，必須受理。……經審查符合要求的，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時間內辦理，法律、法規沒有時間規定的，自收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予以辦理。依法不應當受理的，必須告知不受理的原因或有管轄權的機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建設行政處罰程序暫行規定》的相關規定，被上訴人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作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建設工程質量有依法監督管理職責。被上訴人在收到上訴人關於盛世年華1－14號樓違法交付的投訴後，對其中1－5號樓及9－14號樓的投訴，被上訴人無法證明其在60日內已經依法處理或者予以答復，被上訴人對於針對1－5號樓及9－14號的投訴不予處理或答復的行為，屬不履行法定職責行為。
被上訴人於2008年10月收到上訴人對盛世年華（裕興花園）1－14號樓的投訴，在法院受理本案後，其於2009年10月20日對其中的6－8號樓作出了（2009）第00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被上訴人在收到上訴人投訴後未積極履行法定職責、拖延履行義務，且對投訴未及時處理沒有作出合理的解釋，亦未提供其延長辦理期限的證據。鑒於被上訴人在訴訟期間已作出行政處罰行為，判決其對該部分履行法定職責已無實際意義，故應確認被上訴人未及時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違法。
上訴人稱被上訴人對6－8號樓作出的處罰決定違法，鑒於本案是行政不作為案件，該處罰決定不屬於本案審查的范圍，上訴人若對該處罰決定有異議可另行起訴。
綜上，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未履行法定職責的上訴請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訴人關於處罰決定違法的上訴請求，因不屬於本案審理的范圍，本院不予支持。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但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2009）中行初字第197號行政判決書;
二、確認被上訴人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對上訴人蔣姝平關於盛世年華6－8號樓的投訴未及時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違法;
三、判令被上訴人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於60日內對上訴人蔣姝平關於盛世年華1－5號樓及9－14號樓的投訴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上訴人鄭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何信麗
審 判 員 張 啟
代理審判員 孫 健
二0一0年五月六日
書 記 員 耿 立
解析；
在當今法治社會，行政亂作為和顯性的行政不作為都難以遁形，但是對於實體與程序在事實上相分離的行政行為的規制上卻是乏力的。基於有效保護行政相對人或第三人利益的考量，更好促進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以及秩序行政相給付行政發展，本文從案例著手，從行政不作為中抽離出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並以此作為文章論述的視角。在把握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的涵義及其構成要件的基礎上，對該種類型的行政不作為案件的判決形式進行了簡要的概括。對於實踐中易引起爭論的履行判決的判決形式，著重從履行判決的適用、判決中能否確定履行的具體內容以及能具體的程度、履行判決與撤銷重作判決運用的不同三個方面分別論述，以期行政不作為的救濟制度有一點點的完善。
以上案例中行政機關在程序上都有一定的作為，但是他們作為的手段、措施是否到位，在實質上是否達到了法律效果就值得考慮了。由於現實中的行政行為還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被模式化，我們常常過於關注已經模式化的行政行為而忽視未被模式化行政行為。 再加上長期以來，在行政法學界對於判斷行政作為與不作為採取法定期限內義務履行這一客觀化的標准，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對行政不作為的判斷和識別，但是對於程序與實體兩者在事實上處於分離狀態的行為該如何定性呢？也即是說，對於有些行政行為以積極地形式出現而產生的卻是不作為的實際效果的行為的定性。
對於此，有的學者主張行政不作為表現的是程序方面的不作為，只要行政機關對當事人的申請做出了最後的實體決定，無論其內容是肯定或否定，都屬於行政作為行為。 依此邏輯，案例中的未採取合理措施處理交通事故的民警、未合理羈束精神病人的公安機關、未及時有效做出處罰決定的城鄉建設委員會、未確實有效監督整改情況的消防部門都不屬於行政不作為，這大概是個讓人很恐慌的結論。行政法相較於其他的部門法，它是一個行政程序和行政實體並重的法律，任何行政行為都是行政程序與行政實體兩方面的完整統一。如果僅憑有限的程序作為而認定行政主體已履行了法定職責，對該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追求的效果，是否與行政相對人或第三人的利益相符都不管不顧，這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有必要在不作為行政行為中抽離出此類形式上作為而實質上不作為的行政行為，這既是行政不作為從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深化，也是有效遏制行政不作為中的形式主義的手段，實現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以及秩序行政向給付行政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的界定
要准確把握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的涵義，需先就其上位意義上的行政不作為有個了解。行政不作為只是擬制的行政行為。所謂「擬制」，就是本來不是行政行為，但把它當作是行政行為。這種擬制是一種立法技術，目的是使行政不作為與行政行為一樣接受司法審查，但它不能從根本上將行政不作為變成行政行為。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四）、（五）、（六）項列舉了行政不作為的具體的形式，如不頒發證照、不履行保護人身權和財產權的法定職責、未依法發放撫恤金等。在其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首次將不作為以一個法律術語的形式予以規定，但是並未對行政不作為做出具體的界定和形式的說明，因此在理論中和實踐中對認定行政不作為留下了探討的空間。
目前，大多數學者都以法定義務的履行來作為判斷行政作為的標准。如果法律明確規定了行政主體應當履行的法律義務，且具有作為的可能性時，只要行政主體在程序上積極的為之，無論其表現出來的實體內容是「為」或是「不為」，都屬於行政作為；反之，就是行政不作為。也有學者以是否改變現有法律狀態來作為判斷的基準，指出行政不作為是行政主體維持現有的法律狀態或不改變現有法律狀態的行政行為。第一種觀點割裂了行政法的程序與實體並重的特點，不能很好的體現行政法的價值目標，而第二種觀點是從行為結果而非行為狀態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的，這勢必會導致行政不作為認定范圍的擴大化，即將實質屬於否定性的明示拒絕行為也視為行政不作為行為。因此，有的學者採用「通過不作出有內容意義的動作或動作系列」的表述 ，該表述突破了單純的程序判斷標准，還牽涉到實質性的有內容意義的衡量。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才在行政不作為中抽離出有關怎麼行使，行使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即本文論述的視角---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政行為。
所謂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雖然啟動了行政程序但是並未實質性地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其主要表現為行政主體方法、措施、手段不當，或者未盡到注意義務，或者根本就未進行實質性行為，且從常理上就便於認知的行政行為。該行為最顯著的特徵是在外部形態上表現了積極作為，但在實質上並不符合行為的要件。 筆者認為，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政行為的構成也要具備以下四個要件：第一，行政主體負有法定義務，這是該行為的前提條件；第二，行政主體在程序上已經有所為，此為區別傳統意義上的行政不作為的顯著特徵；第三，行政主體具有履行上的可能性，但由於其主觀上的原因而沒有在實質上達成法定的目標。具體而言的話，該履行上的可能性也包括對於損害結果的預見可能性和避免損害發生的可能性；第四，行政相對人對於行政主體的行為具有合理的期待可能性。對於以上的構成要件中，恐怕第三和第四個是最容易引起質疑的。對於行政主體只有在主觀意志能力范圍內不履行法定義務才具有法律評判的意義沒有異議，但是實踐中如何判斷行政主體具有履行的可能性是個模糊標准，以及將這一模糊標准運用到形式作為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的判斷中，即何時是由於行政主體主觀上的原因導致具有作為的可能性卻未達到行政目的就更是一個難點，更何況行政主體的主觀意志能力的判斷沒有一個具體可行的客觀的標准。因此就要運用好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其自由裁量權的運用是為了彌補法律規范的形式正義對個案特殊事實回應不足的。具體到判定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的行政主體的主觀狀態，除了要考察一般意義上的行政不作為主體的主觀狀態，法官對於常識理性的判斷也是不可或缺的。就第四個要件而言，需指出的是，合理的期待可能性是指社會一般民眾對於行政主體在相應的情形下的行政行為是否存在可期待性，而不是特指在個案中的相對人的期待。
需特別注意的是，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政行為是一個成熟的行政行為，不同於某些行政主體只做出了某些程序尚未最終處理完畢的行政行為。這對於我們准確判定是行政不作為還是行政作為，顯得特別重要。
三、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的履行判決方式
不作為訴訟的最大特點是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在訴訟過程中關系啟動的不特定性，即行政相對人之所以有不作為的訴權其原因在於其對行政主體有著主觀上的正當預期，當這種正當預期讓他失望時他就產生了訴權。 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政行為相對人訴權的產生莫過於此。因此，在審判實踐中，有的法院以行政主體已經作為為理由而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甚至拒絕受理立案的做法是不夠妥當的。在該類案件的受理中，不能以行政主體的外在形態的為與不為作為審理的標准，而應該以原告的訴訟請求為考量的核心，即以行政主體的行為實質上是否滿足相對人或第三人合理的期待為界定作為與不作為的基準。
從世界范圍看，在行政不作為的救濟形式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採用履行判決中的課予義務的方式。日本在《行政案件訴訟法》修訂前，法院在認定不作為違法時作出確認判決，這對於因時過境遷無再履行的必要僅要求賠償的案件非常適用，但對於要求行政主體做出特定的行政行為的訴訟請求，就會產生權利保護的不周延、當事人陷入重復不必要訴訟，導致有限的司法資源的浪費。於是，日本在行政訴訟法的修訂中，增加了課予義務訴訟。德國《行政法院法》也是採取課予義務訴訟的救濟類型。 在我國，依據《行政訴訟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在不作為訴訟判決主要包括駁回判決、確認判決和履行判決三種。從本文論述的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政行為的視角出發，駁回判決適用的情形一般指的是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主體的行為未滿足其權利的有效保護，法院審查後認定行政主體的行為的方式、手段、措施都是在當時情境下所能採取的適當的措施，未能完全滿足相對人的請求是客觀原因造成的，就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對於被告形式上履行了，但實質上未能履行的行政不得力的行為，如果判決其履行已無實際意義時，法院可以確認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並依此判決行政主體因不充分作為對相對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履行判決適用於行政主體的行為實質上並為充分完全履行，基於相對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考量還有履行的必要時，可作出該種類型的判決。實踐中，爭論最多的還是履行判決這一形式。
首先，履行判決對何種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政行為適用的問題。其會不會走入一個「原告不斷訴訟而被告不斷作出不充分為」的怪圈呢？對於此，筆者認為，是不是可以考慮原告的訴訟請求來解決。比如說，城市中的噪音擾民，行政主體下發了一個整改通知書，而行政相對人對該整改通知置之不理，整改期結束後，行政主體採用行政罰款的方式予以處理，但周圍居民仍然飽受噪音之苦。該案例中行政主體既實施了應當實施的行為，但相對人的侵權的不法狀態處在持續狀態，第三人的權益沒有得到實質性的保護。假使第三人提起訴訟，法院依法做出履行判決，而行政主體依然採取的是相類似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侵權的行政行為的話，就難免會進入到一個不斷訴訟的怪圈中了。在如此請求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情形中，法院有必要採取確認行政主體行為違法並承擔賠償責任的判決方式，只有這樣才能有效保護行政相對人和社會公眾的實體上的權利，而不僅僅是程序上的權利。
其次，法院在履行判決中能否確定行政主體應履行義務的具體內容，進一步說，能具體到什麼程度。從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來看，法院不能指明行政主體履行義務的具體內容，這對於原告權利的保障來說是個極大的欠缺。假如我們把履行判決的內容僅僅局限於行政主體履行一定程序上的義務的范圍，那麼這個訴訟就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因為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的行為本身就是程序履行上的完滿，而實質權利保護上的缺失。但是，如果履行判決中規定行政主體履行的事項、要求、期限以及具體數額的話，又會帶來法院司法權對行政權的過分的干預，有違法治之嫌，甚至可能出現相對人對法院責令行政主體進行的行政行為再次提起行政訴訟的尷尬。比如美國就規定不作為和拖拉遲延屬於行政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法院有權強制行政機關履行非法拒絕的行政行為或不當延遲的行政行為，但不能代替行政機關做出行為。
對於在訴訟中如何平衡好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或第三人，既能很好的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有個回應，又不會侵犯行政主體的許可權，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德國《行政法院法》第113條第4項規定，法院若要以判決命令行政機關作成特定內容的行政處分，其要件除因行政機關之拒絕或不作為系違法且侵害原告的權利外，尚須「事實達到可為裁判之程度」，則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仍應受尊重，因此，法院僅能判決行政機關應考慮法院之法律見解而為裁決，此種訴訟稱為「命為決定之訴」。 據此，法院在履行判決中做出具體的特定的內容時，應受到以下三點的限制：首先，判決內容所涉及的權利義務及其程度必須是在原告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的范圍之內，否則就有違法院中立的不告不理的原則。其次，還要考慮該行政行為所指向的權利義務是屬於羈束行政范圍還是裁量行政范圍。做出具體的內容的裁決應該是在羈束行政范疇中做出的，否則的話，還是有可能只是形式上的作為，而實質上的權利依然得不到有效的保護，依然有悖於提起訴訟的初衷。最後，受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情況查明程度的限制。根據行政機關和審判機關的分工原則，行政機關不得干預審判權的行使或代替法院對合法性問題作出終局裁決；法院亦不得代替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直接對行政管理的適當性問題作出評價和決定。 只有在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情況（僅指作為證據呈現在法官面前的事實）能完全臻明時，法院才能在判決中詳細確定行政主體應履行的義務。
最後，履行判決與撤銷重作判決在形式作為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中的運用。判斷對某個行政行為適用履行判決還是重作判決的一個最關鍵問題就是看是否已經存在一個內容與作為義務相沖突的作為形式的行政行為，如果存在，那麼就只能適用撤銷並重作判決。但是當並不存在這樣一個作為形式的行政行為時，那麼法院就應該採用履行判決來作為應付行政違法的手段。 所以適用履行判決還是撤銷重作判決這個問題的本質是該行政行為的定性上，即形式作為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的性質。根據前文所述，形式作為而實質不作為行政行為仍屬於行政不作為，雖然其在程序上履行了義務，但對於相對人或第三人的實質利益的保護仍然缺失，故判決中宜採用履行判決的形式。
四、結語
在當今行政法治水平不斷提高中，行政亂作為和顯性的行政不作為會越來越難以存在。行政主體程序上義務的履行並不能帶來實體權利的完滿保障，而社會公眾所需要的又不僅僅局限於程序上的權利，更呼喚的是實體權利。因此，本文從行政不作為中抽離出形式不作為而實質作為的行政行為的概念，在此基礎上賦予相對人或第三人訴權，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利出發，對履行判決形式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淺顯的思考，以期對行政不作為的救濟制度有一點點的完善。
❺ 行政法中相關人和第三人區別
相關人，指的是與某一具體行政行為存在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
第三人主要是指：一，工具所有人作第三人 二，與行政相對人簽訂民事協議的對方作第三人。
三，土地、房屋、交通工具的使用人作第三人。 四，另一被處罰人作第三人
❻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原告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25條規定的「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至少應當包括：（1）被訴的行政行為涉及其相鄰權或者公平競爭權的；（2）與被訴的行政復議決定有利害關系或者在復議程序中被追加為第三人的；（3）要求主管行政機關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責任的；（4）與撤銷或者變更的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除上述情況外，還有哪些公民、法人或者組織可以作為原告，可以根據實踐需要，進一步擴大。原則是通過行政訴訟比通過其他途徑解決爭議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有利於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二、原告的近親屬提起訴訟有權提起訴訟的公民死亡的，其近親屬可以作為原告提起訴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釋》的規定，這里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三、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權利承受人提起訴訟有權提起訴訟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承受其權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訴訟。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其他組織是指沒有取得法人資格的社會組織。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釋》規定的非法人組織包括：合夥企業以和他合夥組織以及其他非法人組織。
❼ 行政法問題
都是，可以是衛來生廳也可以是源市政府，如有需要你可到『問』『法』『網』這個專業的『法』『律』『網』『站』上咨詢下那裡的『律』『師』們吧，他們會免費為你解答的，你也可與他們在線即時溝通，很方便，希望他們的建議對解決你的問題有所幫助。
❽ 行政不作為怎麼界定
行政不作為就是指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有積極實施行政行為的職責和義務，應當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職責的狀態。認為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未履行具體的法定作為義務，並且在程序上沒有明確意思表示的行政行為。
行政不作為的構成要件有三個：
一、申請要件-行政相對人向行政主體提出了實施一定行為的合法申請。按照行政主體能否主動作出行政行為標准，行政行為可分為依職權的行政行為和依申請的行政行為兩類
二、職權要件-行政主體對行政相對人的申請事項具有法定職責和管理許可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行政主體作出的一定具體行政行為，要在被申請的行政主體的法定職責和管理許可權范圍內。
三、期限要件-行政主體未在一定期限內按照法定程式實施一定的行為。行政主體為一定行為的時間，少部分法律法規已作出規定，包括《行政復議法》在內的大多數法律法規未作出規定。
(8)行政法上利害關系判斷基準擴展閱讀
《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其「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三類行為提起的訴訟案件歸為行政不作為案件。
《行政訴訟法》第68條規定「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由該行政機關或者該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所在的行政機關負責賠償。行政機關賠償損失後，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國家賠償法》第14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後，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對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❾ 如何理解"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
所謂「來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自上利害關系」是指：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這與《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的「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含義基本相同，而絕不是僅僅限定在行政法關系當中。
那麼，行政行為的直接對象不起訴，與直接對象有民事關系的第三人能否以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呢？答案是肯定的，並且，提起行政訴訟是對其合法權益從根本上進行救濟的一種方式」。
❿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1.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2.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3.法律上保護的權益。
⑴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⑵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4.審理方式。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復議
審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
【當事人信息】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廣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人民中路33號。
法定代表人：黃戟，市長。
【訴訟記錄】
再審申請人劉廣明訴被申請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張家港市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蘇05行初59號行政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劉廣明不服提起上訴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蘇行終141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劉廣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耿寶建擔任審判長並主審、審判員白雅麗、汪軍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案件基本情況】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作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於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遊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於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該通知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並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於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並於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申請人提起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與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項目申報單位憑項目備案機關出具的項目備案通知書，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本案中，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後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並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並不具有利害關系，其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根據《實施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法和本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駁回行政復議申請。因此，張家港市政府作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
劉廣明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實與理由，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劉廣明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1.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並依法改判；2.一、二審訴訟費由張家港市政府承擔。其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為：823號通知具有行政審批效力。該通知是涉案地塊進入徵收程序的必備文件。唯有該通知通過，涉案項目才能啟動其他程序。因此，823號通知並非隻影響到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還直接對用地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產生影響。823號通知將再審申請人的土地納入項目選址范圍，對再審申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823號通知的作出，導致再審申請人的土地因涉案項目需被徵收的法律後果，且再審申請人作為相關地塊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人，仍未獲得合法補償，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故再審申請人與823號通知有重大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有權提起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理應受理並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二審法院並未就案件情況向再審申請人進行任何詢問即決定進行書面審理，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裁判分析過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就本案而言，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發展改革部門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行為和企業投資項目的核准和備案行為，主要是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判斷某一項目是否應予審批、核准或備案（以下統稱項目審批行為）。考察上述一系列規定，並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保護或者考量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人權益保障問題，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於劉廣明等個別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發展改革部門在作出項目審批行為時，也就無需審查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事宜，無需考慮項目用地范圍內單個土地、房屋等權利人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的保護問題。因此，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到本案中，張家港市發改委作出823號通知即使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以再審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為由，作出駁回其申請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一、二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再審申請人劉廣明如認為項目建設過程中行政機關的土地徵收與補償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應當通過其他法定途徑解決。
另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對於一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對於二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因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法律適用問題，二審法院未開庭審理而採用書面方式審理，系法院職權所在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再審申請人有關二審法院未經詢問即書面審理違法的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裁判結果】
駁回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
【文尾】
審 判 長 耿寶建
審 判 員 白雅麗
審 判 員 汪 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孫輝妮
書 記 員 周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