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法律體系的建構沿著

① 我國現行法律體系

我國法律體系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由部門齊全、結構嚴謹、回內部協調、體例科答學、調整有效的法律及其配套法規所構成，是保障我們國家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各項法律制度的有機的統一整體。這個體系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三個層次，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七個法律部門組成。

② 我國行政法律體系包含的法律規范有哪些

行政法律體系包含的法律規范有不少，凡是規范和約束行政管理方面專的法律法規，都屬屬於行政法律法規，無法一一列出。

下面只列舉部分：

行政法律：

行政訴訟法

行政強製法

行政復議法

行政許可法

行政監察法

行政法規：

徵用土地公告辦法

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

③ 我國行政法律制度的構成體系是什麼

1、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一個國家法律體系的本質，由這個國家的法專律確立的社會制度屬的本質所決定。
2、體現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要求。中國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進。
3、體現了結構內在統一而又多層次的國情要求。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如何構成，一般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法律傳統、政治制度和立法體制等因素。

④ 我國災害法律制度體系是如何構建的

一、災害預防及救助組織法律制度
任何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法律對策，組織是前提，信息是關鍵。應對重特大自然災害的組織系統，縱向而言，包括中央及地方災害預防及救助組織機構，例如，國務院或省級政府所設立的災害預防及救助委員會以及各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工作規則等。橫向而論，包括災害應對指揮部(中央及地方)，專事決策的執行、災害救助特種搜救隊，專事災害發生後的緊急搜索及緊急施救、災害搜索救助訓練中心等。
二、災害應急預案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該行政法規使得政府在國家災害等公共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 政府應對災害的緊急預案制度內容包括:災害預防及救助基本預案制度和具體各種災害預防及救助業務預案制度，包括國務院及其各部委的全國性或行業性災害預防及救助預案制度以及各級政府的地區性災害預防及救助預案制度等。必須強調的是，行政機關依其他法律制定的災害預防及救助預案以及災害預防及救助的相關規定，不得與本法規定的預案制度相抵觸。
三、災害預防法律制度
(一)防災減災制度。包括災害預防及救助教育、訓練及相關知識的普及制度、災害預防及救助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的迅速應用制度、國土資源整治行為，如停止砍伐森林、綠化、防沙治沙、水土保持、修建防洪設施等制度、對老舊建築、重要公共建築的建設與相關設備檢查與更新制度、城市防災機能的改善等制度。
(二)災害預防及救助准備制度。包括災害預防及救助組織的建立與業務工作的開展制度，災害監測、預報、災情發布及其相關設施的配備制度，災害預防及救助物資、器材的儲備及檢查制度，災害預防及救助設施、設備的配備及檢查制度，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事項的改進制度等。
(三)訓練及演習制度。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適時實施災害預防及救助訓練及演習，其他機關、部門及其相關人員、居民及學校、團體、公司、廠礦等部門都有共同參與或協助演練的義務。
(四)責任制度。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配備災害預防的專職人員，具體執行災害預防的各項具體工作，責任到崗到人。
四、災害應對法律制度
(一)應對措施的實施制度。制定實施災害信息發布、傳遞、應對警戒、災民疏散、搶救與避難的勸告、災情搜集與損失查報等制度、緊急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治療制度、災民臨時安置、救災物資及災民飲用水的供應制度、社會救助及弱勢群體特殊保護制度、食品衛生安全制度以及其他次生災害的預防制度等。
(二)法律措施的應對制度。劃定一定區域范圍為警戒區域，限制或禁止民眾進入或命其離去;宣布交通管制，指定道路區間，限制或禁止車輛通行;在災區採取其他秩序維持及犯罪預防和懲治制度等。如果災情特別嚴重，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三)災害應急指揮調配中心的設立與運作制度。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應根據指揮部的決策，由中心負責人負責救災的指揮、協調與整合工作。各級災害指揮中心應當有固定的工作場所，配備充實的災害預防及救助設備，災害應急指揮中心應當將其工作場所與聯系信息以公眾易知的方式公開。
(四)指揮人員的工作制度。災害應 急指揮中心指揮長應當指揮協調整合各編組機關執行應對災害的工作，指揮督辦協調政府機關與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公安消防、民兵預備人員以及志願者組織等的救災工作，有權決定或變更救災措施。
(五)災民安置、補救制度。對災民安置方面，採取政府集中安置與投親靠友相結合、臨時安置與永久安置相聯系的制度;在災民補救方面，採取政府救助與社會募捐、親友資助與保險賠付相結合，對災民的生命、財產損失進行補救，目的是使災民盡快能夠生活自理。
五、災後重建法律制度
災後重建過程包括臨時安置、重建准備和全面重建三個階段。臨時安置階段，包括醫療與心理救助、臨時住宿、防治次生及誘發災害、恢復社會秩序、臨時恢復生產秩序等制度;重建准備階段，主要由災情評估、地質調查、規劃環評和重建規劃四個方面的工作組成。 災區重建制度的重中之重是災後重建保障體系的建立:(1)組織保障制度。例如，設立災區重建委員會，負責統籌災區重建工作。(2)資金保障制度。例如，通過國家財政撥付制度、臨時財政預算制度、發行災區重建政府債券等，保障災區重建資金的落實。(3)政策保障制度。例如，面對「5·12」汶川特大地震，我國政府提出了對口支援政策，使一個省幫一個重災縣，四川省一個部門對口配套幫一個重災縣，幾個省幫一個重災市州的政策。(4)法制保障制度。災區重建法制建設工作，既是災區重建的重要保障，也是打造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5)監督保障制度。應當重點加強對重建資金的運用情況、實施重建工程政府官員的考核情況、重建工程質量情況等的監督。(6)信息保障制度。政府應當將重建信息持續地向社會公開，使民眾成為災區重建的積極參與者與忠實看護者。
六、法律責任制度
對在災害預防及救助工作中，表現不力的人員，應當科以一定的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責任，以保證國家災害預防及救助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

⑤ 我國現行憲法的結構體系是

中國現行憲法的結構體系，可謂邏輯嚴密、布局合理，並與豐富的憲法內容有機地結回合起來。我國現行憲法的答結構體系是序言、總綱、國家機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國旗、國歌、國徽、首都。

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5)我國行政法律體系的建構沿著擴展閱讀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⑥ 如何構建中國的行政法學理論體系

一、三大行政法流派 : 控權論學派、平穩論學派、管理論學派。
二、各自的主版張和內容：
1、控權論學權派主張,行政法調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其重點是控制行政主體的權力,保護行政相對人的權益免受行政主體濫用行政職權行為的侵害,以建立和維護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的法的秩序。
2、平衡論學派主張,行政法調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應盡可能"在總體上平衡行政主體與相對主的權利義務關系,兼顧公共利益和人人利益",以建立維護民主和效率有機統一和協調的法的秩序。

3、管理論學派主張,行政法調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其重點是規范行政相對人的行為,保障行政管理的順利進行,以建立和維護有利於提高管理效率,實現管理任務的法的秩序。
三、行政法學是以行政法以及行政相關的社會關系為研究對象的一門法律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律學科，行政法學主要研究行政法產生和發展的規律，行政法的本質、內容和形式，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國家行政管理關系以及在這種關系中當事人的地位，由此確立行政法的原則、原理和理論體系。

⑦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如何完善我國法律體系

請參考：【差異而非統一：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建構思路】
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傅鬱林
編者按:
社會差異對於和諧社會的威脅，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法律服務在減少和解決社會沖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們的目光不斷投向「和諧社會與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這一主題。主流觀點認為，應當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所有的法律消費者提供同質同量的法律服務，法律服務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師的標准，通過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取得執業資格，以此建構統一的法律服務體系。實際上，那些活躍在社會基層特別是農村地區的非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基本上沒有進入政府決策者和理論研究者的視野。本期刊登的兩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關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會學家塗爾干斷言：「在勞動分工得以發展的當代社會里，分工具有整合社會機體，維護社會統一的功能……分工已漸漸成為了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成為社會團結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會發展的等級越高，它的專業化水平就越高。但這並不是說，專業化發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說它必須根據需要的發展而發展。」法律和法律服務本身就是社會分工或專業化的產物，其專業化程度也要適應社會需要。法律服務「專業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有清晰界線；（2）法律服務職業內部具有高度同質化，亦即法律服務體系的統一化。那麼，當社會需要的層次存在明顯差異時，法律服務專業化的層次必然也應當存在相應差異，從而形成分層建構的法律服務體系。這意味著，一方面，法律服務體系內部具有多元、多層次的特徵；另一方面，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的界線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當時當地社會需求的差異而不同。

我們也許看到，逐步統一法律服務體系，成為西方國家的普遍發展趨勢，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務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納入「律師」的范疇，層次不同的律師則正在日益縮小職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據此主張加速我國法律服務體系統一化進程，卻過於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國家的動態發展過程恰恰有意無意地認同或印證了塗爾乾的上述結論——法律體系統一化的基礎和前提是各國內部的社會差異日益縮小、法律職業內部的進一步分工合作成為必要，而非通過政府人為或強制推行的結果；況且，即使在已實現城市化從而基本消除了城鄉差別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受到社會差異和傳統慣性的不同程度制約，統一化過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國學者在評述國內律師制度改革時說：「兩次改革表明，社會的擴大和密集並沒有允許分工不斷發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斷發展。它並不是實現分工的工具，而是實現分工的決定性原因。」由於法律職業高度同質化發展的推動，1971年法律將原來三種不同的職業即律師、一審法院訟務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訴訟代理人合而為一，律師從此獲得了在普通司法機構和最高法院壟斷性代理職能，當事人必須滿足一定前提條件才能自行進行口頭陳述。而律師業由單打獨斗的執業模式向團隊合作方式的轉變，促成了1990年底律師與法律顧問這兩種職業融合為一體，從此，律師執業的范圍就從單純的司法協助活動拓展到了在訴訟中代理當事人，隨即又擴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詢、起草法律文書等。目前，跨專業網路的發展又引發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標——把企業中的法律工作者並入一個大的律師職業范疇。在橫向差異即地域性方面，法國律師的訟務代理活動原則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師只能在其注冊的律師公會所在地的大審法院中行使訟務代理職能，在此領域以外，只能對案件提供訴訟協助服務。不過這種地域性原則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強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區，律師公會的注冊律師可以在上述任何一個地區的司法機構中提供訟務代理服務，只是在某些訴訟（例如不動產扣押、遺產分割、不可分共有財產拍賣案件）中不適用多元代理制。

英國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分為初級律師和出庭律師。二者的職能區別在於：初級律師是一般從業者，而出庭律師是專家；在訴訟中，初級律師是委託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師在初級律師（代表委託人）的指揮下專門從事需要專家介入的事務——典型的是出具專家意見，以及在那些從前只有出庭律師有權出庭的較高級別法院中提供辯護。這種區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歷史上出現過試圖合並這兩個分支的種種努力，但由於傳統慣性和大英帝國之內三套法律體系並存的局面，這些嘗試都宣告失敗了。

美國律師職業的「統一化」經常被有意無意地當作我國律師職業改革的模板。然而，這種所謂的統一化或同質化，不過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烏托邦，至少是一種片面的假象。在縱向上，各州小額法庭的存在及其對於專業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國在滿足底層民眾糾紛解決需求中與英國一樣，非專業代理與專業代理、法官職業與律師職業之間的界線模糊；而在級別越高的法院訴訟，法律服務的專業化程度越強。在橫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獨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師業的地域性——各州律師只能在本州代理訴訟，已足以支持美國律師職業多樣性這一事實，各州法律服務的層次自然是以適應當地社會需求而形成的。

可見，即使在發達的西方國家中，法律服務體系也並未實現「統一」，而是因時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現出不同層次。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以「借鑒」西方經驗而進行比較研究時，還必須意識到作為法律服務對象的我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兩個基礎性差異：其一，在靜態層面上，我國地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城市與鄉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異之大，超過了任何西方國家。而我國一方面實行單一制政體，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協調法律統一和地區差異之間的沖突時無能為力。西方大國通過聯邦制緩解地區性差異對於司法統一的沖擊、通過律師制度的區域性解決法律服務與當地經濟、文化層次一致性和協調性的問題，在借鑒中值得特別關注。

其二，在動態層面上，西方社會正在由極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結構漸漸出現相對集中和統一化趨向，比如，從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的普遍走向，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的日益強化，歐洲一體化進程及其對歐盟各成員國內部中央集權的推動，都可能構成對法律服務職業的趨同發展乃至統一進程的需求。我國社會的發展卻出現了相反的趨向：從強調高度集權和統一的計劃經濟向強調個人權利和社會自治的市場經濟轉化；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由高度中央集權到地方相對分權；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分化為十個階層；國際交往的劇增使得率先進入國際先進軌道的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和老少邊窮地區之間的差異已經不限於經濟水平，而開始直接表現在糾紛類型上……這一切都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各個地區和各個群體之間的分化加劇和差距擴大的長期的結構性因素。

在當下中國，法律對於糾紛解決的介入已成為社會各階層的需求，但對於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思路，卻是以城市中心主義作為基礎，以已基本實現城市化的西方國家的似是而非的樣本作為標准。這就導致那些居住在農村地區和服務於城市的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群，難以獲得「適銷對路」的法律服務。在筆者隨機抽樣進行的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中，各縣僅有的一兩個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也全部在縣城，很少接受農民當事人的或標的額較小的案件。

可以想見，當社會需求向著復雜多樣的方向發展時，法律服務體系卻試圖「統一」，如何可能創造「和諧」？！即使不考慮美國每322人擁有1名律師的事實，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務的「國際標准」，又如何想像這樣的統一標准能夠同時滿足我國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務對象？不同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對於法律介入的廣度和深度、法律門類的細化程度、法律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國基層社會糾紛解決體系中各主體職能的混沌狀態，取決於社會發展的較低層次和相應簡單、低廉的社會需求。但必須強調的是，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所需求的法律服務的差異，決不是簡單的層次高低之分，而是有類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異。比如，農村法律工作者經常面臨的宅基地糾紛和土地承包糾紛，可能城市律師一生都不會遭遇；城市律師經常處理的公司重組、證券交易等糾紛，可能「鄉村律師」聞所未聞。既然我們接受了鄉村醫師的從業資質可以有別於專業醫師，為什麼不能用不同於律師資質的全國性的統一標准來規范鄉村律師？因此，現行的統一司法考試，即使給予農村基層地區和邊遠地區的執業者以降分優惠，也仍然不能滿足法律服務需求上的差異（是差異，不是優劣）。而司法考試如果以A、B卷將法律基礎性（即共通性）測試與專業性（即差異性）測試區分開來，並對各自的執業資格進行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顧屬人原則的限制（比如，基層律師的執業范圍原則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區，同時允許其代理本司法區的當事人在外地訴訟），可能真正解決這一結構性的矛盾，構建起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

⑧ 我國法律體系包括哪些組成部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構成包括三部分：第一，立法體制。立法體制是指國家關於立法主體的組織系統、立法許可權的劃分和行使制度。有的認為立法體制就是立法體系，有的還認為立法體制即就是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我認為立法體系這樣的概念不夠准確。「體系」一詞與「體制」一詞不同。漢語中的「體系」是指若干有關事物或某些意識互相聯系而構成的一個整體（系統）。而「體制」是指國家機構、企事業單位的組織制度。所以使用立法體制概念比較適合。至於把立法體制等同於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更是不合適，應把二者區分開來使用。我國的立法體制就是「一元兩級多層次」，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主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根據憲法62條和67條規定，全國人大的職權15項，其中立法權4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21項，其中立法權8項。這就是一元的含義。兩級包括中央一級立法和地方一級立法。在國家行政結構上，分中央與地方，中央領導地方，地方服從中央，這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這一關系在立法體制上的表現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作為中央國家機關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和政府的政治地位高，處於領導地位。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立、改、廢）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於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憲法、法律（基本法和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立法體制的多層次表現是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的主體從中央到地方寶塔式的設置，層次清楚，許可權明確，相應它們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地位也是成為梯級的。第二，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這里講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各類規范性法律文件依其地位和效力不同而構成的體系。如，制定法中憲法、法律、行政法規、條約等就是民法法系國家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制定法的傳統，規范性法律文件在當代的形式體系是以憲法（含修正案）為根本大法，相配有法律、行政法規和軍事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包括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軍事規章）、國際條約等。「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范圍上應包括一切立法機關、授權立法機關或行政立法機關所制定的階位不同、效力不同的具有法律形式淵源的一切規范性文件」。第三，部門法體系。部門法體系又稱法律部門體系，是指一國的全部現行法律規范按照一定的標准和原則劃分的本國同類法律規范即部門法形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我以為不能把部門法體系等同於法律體系，這樣從概念上到內涵上都會給人們造成思想混亂。因為人們對法律概念的認識不統一，多元復雜，法律的分門別類派流眾多，於是把一國部門法體系等同於含義廣泛復雜的法律體系，或是用難於統一的法律體系概念取代部門法體系，都是不合適的。當然部門法體系是法律體系基本的構成部分。

⑨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事法律體系

也論民法典的體系

摘 要：當前關於我國民法典編纂體系的學說、主張，有再予斟酌的餘地。我國民法典編纂體系應在以下四項原則的指導下安排：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原則；體系性、邏輯性的原則；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的原則以及民事權利性質類型兩分型的原則。基於此，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編纂體系應是：總則法、人格權法、身份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總則法、合同法、侵權行為法，共九編。

關鍵詞：民法典，體系，原則

關於民法典的編纂體系，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爭、吵」後，現已趨近「心平、氣和」，但此局面之形成絕非是不同意見達成妥協的結局。筆者認為：關於我國未來民法典編纂體系的問題，有繼續探討和爭論的必要。這樣的探討和爭論應直至民法典的頒布才可以告一段落，但並非到此終止。學界應有這樣的態度和熱情。這是一種負責任的科學的態度，只要有不足和必要，就需要研究和爭論。

一、民法學界關於民法典編纂體例的幾種主張

目前民法學界關於我國民法典體系的學說、主張，可以分為兩大流派或曰三大主張。

一大流派是主張匯編式或曰鬆散式的編纂體例。這一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組成員費宗褘所提出並得到江平教授和魏耀榮先生贊同，但卻沒有得到大多數民法學者的贊同的民法典編纂體例。這一體例的本質是不再堅持大陸法系法典所固有的邏輯性和體系性。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已經有了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繼承法、婚姻法，正在起草物權法，把它們匯編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國民法典，無須按照嚴格的邏輯關系，也無須要求完整的體系，各部分相對獨立，相互之間構成鬆散式的、邦聯式的關系。[1]2002年1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審議的民法典草案，就是典型的匯編式民法典。這一草案包括：總則、物權法、合同法、人格權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侵權責任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九編，其中合同法、婚姻法、收養法和繼承法，是原封不動地將現行法編入，是徹底的鬆散式和匯編式的民法典。對這一法典體例，多數學者表達了堅決反對的聲音：首先，這一編纂體例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實際，首當是中國民事立法的歷史和民事司法的現狀兩個方面：從中國民事立法的歷史來看，一百年前，我們的前輩在列強入侵，國難當頭的歷史關頭，自覺地拋棄固有的中華法系，學習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以德國法為藍本，起草民法法典，現今中國民法之屬於大陸法系，是出於當時對德國法的主動繼受。一百年來，從德國法繼受過來的這套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已經成為中國立法、司法、教學和研究的理論基礎，成為中國法律傳統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現在討論民法的完善，當然是在這個基礎、這個傳統之上進行完善。[1] 從中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法官素質不高是中國司法實踐中的不爭事實，而大陸法系民法編纂體例所固有的體系性、邏輯性，在處理法典與法官之間的關繫上，以法典所體現的眾人理性優勢彌補法官的個人理性不足，以法典的體系性、邏輯性防止法官斷案的隨意性、波動性，以期實現案件審理的穩定性、統一性。其次，這一體例嚴重損害了法律編纂的邏輯性和體系性。王利明教授也指出：「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減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將更加便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2] 最後，這一體例也不符合世界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依據法律發展史，法律的發展軌跡，是由習慣法進到成文法，再進到法典法。世界史上先後發生過三次民法典編纂熱潮。現在，世界上約有110多個國家有民法典。而且1989年的歐洲議會已提出制定一部歐洲民法典的要求。即使實行判例法制度的美國和加拿大，也有若干個州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典，如加利福利亞民法典和魁北克民法典。[1] 可見，制定民法典是現代法治的一個共同經驗。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當然也應通過制定民法典來實現。筆者也不贊同搞什麼法典匯編，認為這是一種「偷懶」 的作風，絲毫無益於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以及良好民法典對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作用。對於匯編民法典的主張，應堅決予以拋棄。

另一大流派是編纂民法典。②這一流派又分為兩大主張：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從民法典制定的編纂化來看，這兩大主張沒有分歧，其分歧僅在於如何編纂民法典：理想主義承繼羅馬法、法國法模式，力主民法典的編纂體例分人法與物法，且人法在前物法在後，以體現對人的重視的人文主義思想。③按照這一思路，理想主義設計的中國民法典分為兩編：第一編人身關系法，第二編財產關系法。各編再細分為四個分編。第一編人身關系法再分為：第一分編自然「人法」、第二分編親屬法、第三分編法 「人法」、第四分編繼承法；第二編財產關系法再分為：第一分編物權法、第二分編債權法總則、第三分編各種合同、第四分編知識產權法。另外，在法典開頭設一個序編，規定法律行為、代理、時效等，俗稱之為「小總則」。在法典後面設一個附編，規定國際私法；[1]按照梁慧星先生的分析，理想主義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回到羅馬法」。羅馬法就是分為「人法」和「物法」兩部分，與此相對應，理性主義將民法典分為人身關系法和財產關系法。第二個特點是以法國式三編制為基礎。法國民法典為三編制：人、財產、財產的取得方法。理性主義法國式三編制深得羅馬法的本意，突出民法的「人法」色彩。第三個特點是以重要性為標准。按照理性主義的思路，法典的布局以重要性為標准。人格權、知識產權重要，所以應納入民法典規定，同時納入民法典的內容先後也是按照重要性來做先後安排的，如人格權比財產權重要，就被安排了在第一編；物權比債權重要，所以物權被安排在債權之前。[1]

現實主義承繼德國法模式，力主以德國式五編制和民法通則為編纂的基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並因應20世紀社會生活新的發展，借鑒20世紀制定的新民法典的立法經驗。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持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張：梁慧星教授認為中國民法典應設七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第三編債權總則；第四編合同；第五編侵權行為；第六編親屬；第七編繼承；[1]王利明教授主張民法典的體系應當有民法總則、人格權法、親屬法、繼承法、物權法、債權總則、合同法、知識產權的一般規定、侵權行為法構成；[3]（第12頁）馬俊駒教授主張民法典應由總則、人格法、親屬法、物權法、合同法、繼承法、侵權法七編構成。[4]劉士國教授主張民法典應由通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等七編構成。[5]梁慧星教授更加強調民法典編纂的體系性和邏輯性，認為民法典的結構設計和內容安排只能以法律本身和社會生活本身的邏輯性和體系性作為標准，而德國的五編制的法學概念和權利類型，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體系性，這樣的法典制度安排，對法官的素質要求相對要低於英美法系，有利於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統一性。由是之故，梁先生關於民法典的編纂方案就是在德國民法典五編制的基礎上，結合20世紀社會生活的發展並借鑒新的立法經驗，將侵權行為法從債法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編，列編在合同法之後，為其民法典編纂方案的第五編。與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相比，梁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有兩處不同：一是調整了物權與債權的先後順序：將《德國民法典》列為第二編的債權法調整為第三編，與物權編置換；二是將侵權行為法此一債的發生原因之一的債權法內容，從債權法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編並置列在合同法之後，即將《德國民法典》的債權法一編改編為債法總則、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三編。所以，從根本上講，梁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是在《德國民法典》體例的基礎，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有所發展，但這些發展沒有表現為法典的根本性變化—— 主要是形式上的發展。一如上述。

王利明教授也重視法典編纂的邏輯性與體系性。他認為，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應採納德國法的模式設立總則。總則的設立不僅增強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有利於減少對一些共性規則的重復規定，使立法簡潔明了，而且使民法典形成了一個從一般到具體的層層遞進的邏輯體系。在分則編纂上，王利明教授則更強調不能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適應社會的巨大變化，在德國五編制基礎上使民法的體系與內容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和有所發展，以期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王先生的民法典編纂方案在總則的引領下突出了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將其單獨成編，以示該法典編纂體系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同時，在編排順序上，又將人格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置於總則之後和傳統財產法之前，顯有昭示人身關系法重於財產關系法的用意。將侵權行為法放置於法典的最後一編，則有視侵權行為法為民事責任法的玩味，但這一點在王先生的文章中沒有確定。令人遺憾的是，王先生的法典體系設計在試圖追求完美的挺進途中，卻將知識產權的一般規定夾置於合同法之後並侵權行為法之前，這樣的安排在筆者看來缺乏理論支撐且有隨處棲身之草率感，從而使這一編纂體系的價值為此折減，不無頓挫之憾。

馬駿駒教授的民法典編纂體例在尊重德國模式的基礎上，也強調人格權法和侵權行為法並將其各作為一編，但與梁先生、王先生顯有不同的是，馬先生將從德國法承傳下來的債權法一編變為合同法，將繼承法一編作為財產法的內容之一後置於合同法一編並前置於侵權行為法一編。馬先生關於其民法典編纂體例安排的理由似有道理，[4]但將債權法變為合同法，以及將繼承法置於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之間的做法，恐怕知音難覓。成一家之言尚可，成一派學說則難。

劉士國教授綜合有關主張的優點，他認為：中國的民法典，不必像以往立法那樣確認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只要確認是調整中國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其調整對象就十分明確，且較以往立法之規定為本質上之升華。至於分則各邊如何安排不存在「物文主義」還是「人文主義」的差別，僅為邏輯性、體系性之安排問題；並且，邏輯性、體系性與重要性並不矛盾，被推崇為最具邏輯性與體系性的德國民法典，在分則的編排上已將重要性放在首位。從哲學的辯證關繫上看，重要性與邏輯性、體系性是對立統一的，邏輯性、體系性就包含著重要性，而重要性是從邏輯性、體系性中體現出來的，離開重要性，邏輯性、體系性是不全面的，離開邏輯性、體系性，重要性就無從體現；[5]在充分論證了民法典的調整對象以及重要性與邏輯性、體系性的依賴關系後，結合社會變動出現的新情況——合同的種類以及訂立合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侵權行為法的變化以及知識產權的空前發展，劉士國教授提出了其上述民法典的體系。但就筆者的見解，將傳統民法上的債權編變為合同編，以及將知識產權置於繼承與侵權行為之間的體系安排，也是筆者所不能贊同的。

二、民法典編纂應堅持的指導原則

民法典的制定事關國家法治建設根基，舉國注目，滿懷期待。身為法學園地一丁，願拋磚引玉。就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編纂體系安排，依筆者之見，應堅持以下四項基本原則：

一是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原則。民法的內容決定民法的形式，民法的形式彰顯民法的內容。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6]以調整私人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為其內容。民法典的內容因其存在上的客觀性，相對穩定少變。但民法的形式亦即民法的編纂體系卻因依人的主觀認知及選擇的不同而有迥異：一是羅馬法或法國法模式，將整個法典形式分為人法和物法，以「人法」規范人身關系，以「物法」規范財產關系，沒有「民法總則」。二是德國法模式，設有總則，在內容上雖包括人身關系法和財產關系法，但在形式上卻將人身關系法一分為二，人格權法內化於總則編的主體制度中，身份關系法則單獨成編於財產關系法之後。有學者稱此民法典編纂體系使民法淪為財產法，人被淹沒了。[7]筆者認為，從民法典之內容與形式的關繫上看，在民法典體例安排上，以專編形式「彰顯」人身關系法之內容，確有必要。但這樣的制度安排不是用一個所謂「重要性」就能夠解釋得通的。可以明確的是，「重要性」不足成為法典編纂的指導原則。編纂法典的社會意義是以其指導行為、處理糾紛，是要解決問題，關於該問題是否重要，不是法典所要關注和定奪的。就是說，重要性和單獨成編不能劃等號。因為，不單獨成編也能實現對所謂具有「重要性」的法律問題在法典中進行制度規范。將人格權法置於民法典總則編的主體制度中的德國式編纂體例就是明證。從根本上講，重要性是一個主觀價值的問題，而重要性的實現卻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技術則具有非單一性。正因應了那句古諺：「條條大路通羅馬」。難道將物法置於人法的前面，人身權就不重要了？而不管是人法在前還是物法在前，也不管是人法是否單獨成編，都不影響法律規范目的的實現。但從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的角度考慮，在民法典中設專編來規范人身關系法就確有必要了。故此，筆者贊同人格權法單獨成編。④

二是體系性、邏輯性的原則。法典，是理性的產物。「匯編式」民法典的主張已在反對聲中失聲了曾經張揚的喉舌。中國決心要展示給世人的民法典，定是以體系性、邏輯性為編纂原則的民法典。所謂的體系性、邏輯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民法典要有總則編。就這一點而言，《法國民法典》是缺少體系性和邏輯性的——《法國民法典》沒有民法總則一編。《德國民法典》開設民法總則之先河，將分編中共性的東西抽象的置於總則中加以規定並普遍適用於分則各編，以避免這些內容在分則各編中反復出現、重復規定，引致立法成本之浪費，導致法律適用的人為沖突。二是分則各編也是以體系性和邏輯性為立法原則。如物權法一編，先是物權總則，繼而所有權，然後用益物權，最後擔保物權和佔有制度。我國民法典應延續和承繼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化展開，以此形成一個有機的體系化的民法典。按照體系性和邏輯性要求，我國民法典編纂應當設民法總則編、債權總則編。

三是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的原則。可以說，整個民法典是以民事法律關系為構架來建構和設計的。民事法律關系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法學概念。通說認為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包括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內容和責任四要素。⑤這四個要素不僅體現於民法典的每一個完整的民事法律規范里，而且也抽象的存在於分則的每一編中，如在物權編；在更高的抽象宏觀層面，就整個民法典而言，民事法律關系的四個構成要素同樣也存在於人們的抽象觀念之中。在總則編中，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人、客體——物、內容——權利、以及權利的實現保障——責任制度，都被抹去其具象，抽象化的存在於法技術的制度層面里，在最高抽象層次上實現法律規范抽象調整的目的。作為民事法律關系內容並作為民法出發點和歸宿點的體系化的民事權利，則被分解成編制的存在於分則各編之中。進而言之，不僅民法典的各編，而且，整個民法典也可全息為一個民事法律關系構造：總則主要表現為一個主體制度，分則主要表現為權利體系制度（人身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債權等），而作為體現民事法律關系要素之一——責任要素的，則是由民法典的侵權行為法編擔當。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誰（民事主體制度），享有何樣的權利（權利體系制度），權利如何實現（民事責任制度）。故此，筆者贊同將侵權行為法單獨成編並置於法典之最後，而其他各分編則以權利的體系化標准分類成編：人身權法（人格權法、親屬法、繼承法），財產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法——分為債權總則法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

四是以權利性質的兩分型為板塊的原則。民法，是關乎權利的法。權利，按其效力所及的范圍為標准，可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所謂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指得對一切人主張的權利，通說認為絕對權可包括人格權、身份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所謂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指得對特定人主張的權利，相對權主要指債權。大陸法系民法學關於債權的定義即是：「債權者，以對於特定之人，請求特定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為內容之權利也。」[8]（第1 頁）實際上，民法為調整人與人之間權利關系的法律，而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皆可類型化為兩類關系：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B-A-C，即對世權）和兩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A-B，即對人權），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類型化的權利義務關系。一般地也認為，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為靜態的權利關系——義務人的義務多表現為不作為義務，兩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為動態的權利關系——義務人的義務多表現為作為義務。按照權利類型的板塊劃分，民法典的各編可作如下順序安排：總則、絕對權利體系（即三個人之間的權利關系或曰消極權利義務關系）、相對權利體系（即兩個人之間的關系或曰積極的權利義務關系）三大板塊。在絕對權板塊，有如下權利順序安排：人格權法、親屬關系法、繼承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在相對權板塊 ，有以下權利順序安排：債權法總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

綜上，按照民法典體系編纂的四項原則，可得以對所形成的民法典體系九編制進行如下「切割式」的板塊劃分：一是人身權法（人格權法、身份權法、繼承權法）與財產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債權法總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板塊；二是總則與分則板塊；三是主體法、權利法（人身權法、財產權法）和民事責任法（侵權行為法）板塊；四是絕對權（人格權、身份權、繼承權、物權、知識產權）與相對權（債權總則、合同之債、侵權行為之債）板塊。特別值得提請注意的是，在四原則指導下所形成的民法典體系，四類型板塊結合的唯一的體系模式就是：總則法、人格權法、親屬權法、繼承權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債權總則法、合同之債法、侵權之債法，共九編。

⑩ 思休考試內容：我國法律體系基本內容

法律體系

(一)法律體系的涵義

法律體系，也稱為部門法體系，是指一國的全部現行法律規范，按照一定的標准和原則，劃分為不同的法律部門而形成的內部和諧一致、有機聯系的整體。法律體系是一國國內法構成的體系，不包括完整意義的國際法即國際公法。法律體系是一國現行法構成的體系，反映一國法律的現實狀況，它不包括歷史上廢止的已經不再有效的法律，一般也不包括尚待制定生效的法律。

（二）法律體系與立法體系的關系

法律體系指的是歷史地形成的法的內部結構，而立法體系（或稱規范性文件體系、法的淵源體系）則指法的外在表現形式的系統，二者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立法體系反映法律體系，以法律體系為基礎，但並不等於法律體系。法律體系與立法體系是不同的，二者的區別具體表現在：

1. 法律體系指的是歷史地形成的法的內部結構；而立法體系則是指法的外在表現形式的系統，二者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

2. 法律體系的縱向結構是規范、制度、子部門、部門群；而立法體系的縱向結構則是同發布規范性文件的國家等級結構是一致的。

3. 法律體系的橫向結構是分為不同的部門制度；立法體系的橫向結構則是不同法律部門的規范性法律文件。

4. 立法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法律規范，因為除制定法外，還有習慣和立法解釋，並且立法體系中還有一些過時或失效的規定；而法律體系不僅包括習慣和立法解釋，而且只能指一國現行法構成的體系。

（三）法律體系與法學體系的關系

法律體系是法學體系賴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法學體系的范圍比法律體系要廣泛得多。法律體系在一個國家中一般只有一個，而法學體系在一個國家中會出現多個體系並存的情況 。

（四）法律體系與法系的關系

法系是根據法的歷史傳統對法所作的分類。法律體系和法系是不同的，二者的區別具體表現在：

1. 法系是由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若干個在形式上、外部結構上具有相同特徵的法所組成，而法的體系則僅由一國的法所組成。

2. 構成一定法系的法是跨歷史時代的，不僅包括若干國家的現行法，而且包括與這些法在形式結構上有傳統聯系的歷史上存在的法，而法律體系則只能由一國現行法構成，它不僅不包括一國歷史上存在的法，而且不包括完整意義的國際法即國際公法。

3. 法系是資產階級法學家根據法在形式上的特點和歷史傳統的聯系對各國的法進行分類所使用的概念，而法律體系只能由一國現行法所構成全部現行法律規范，並由這些規范構成的內容和諧一致、有機聯系的整體。

三、當代中國法律體系

（一）當代中國的法律部門

當代中國的法律體系通常包括下列部門：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經濟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法、刑法、訴訟法等。

（二）「一國兩制」與當代中國法律體系的建構

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國的法律雖然有著內地與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種種差異，但仍然可以看作是一個法律體系，中國不存在兩個以上法律體系並存的情形。這是因為：第一，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國的國家主權和立法權都是統一的。盡管內地與港、澳、台地區在具體享有和行使立法權有些不同，但我國制定國家根本大法的最高立法權是惟一的。第二，由於香港、澳門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而憲法是我國全部法律統一的中心和出發點，這決定了我國的法律體系是統一的。這表明雖然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制度與內地的法律制度有很大差異，但並不意味著我國法律體系的矛盾。第三，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雖然分屬於不同的法系，但法系背景的差異不影響一國法律體系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