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306條

❶ 律師法中規定的律師的業務權利義務與刑訴法中規定的律師權利義務有什麼具體區別

關於律師會見權：

一：關於律師會見權：
1、會見權的時間：
律師法規定：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
刑訴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

沖突點：律師法刪除了刑事訴中的「後」字。

2、會見權的手續：
律師法規定：無論任何案件，均無需批准。
刑訴法規定：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

沖突點：律師法改變了刑訴法對涉及「國家秘密」等案件必須批準的規定。

3、會見權的狀態：
律師法規定：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既然監聽不允許，當然更不允許偵查人員在場。
刑訴法規定：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
直接沖突點：律師法突破刑訴法，明確規定了會見時不被監聽的權利。
隱含沖突點：律師法否定了偵查機關「在場權」。

附錄相關法條：
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託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
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
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
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訴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二、關於律師閱卷權：

沖突點：關於閱卷權的范圍，律師法和刑訴法明顯矛盾，律師法規定的范圍遠遠大於刑訴法規定的范圍。

相關法條：
律師法第三十四條受委託的律師自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受委託的律師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
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三：關於律師調查取證權沖突點：
1、直接沖突：
律師法規定，律師調查取證，無需任何批准，只要「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而刑訴法規定：律師對於證人和相關單位，必須「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而律師對被害人等取證，則必須「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2、隱含沖突：
律師法對於律師受委託以後的取證沒有作階段限制，也就是說，律師接受犯罪嫌疑人委託以後，即可開展調查取證工作，橫跨偵查、起訴和審判三階段。
而刑訴法對律師調查取證，則明確限制在受理審查起訴以後。在偵查階段，律師只有「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申請取保候審等權利。而沒有調查取證權」

附錄相關法條：
律師法第三十五條受委託的律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律師自行調查取證的，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第九十六條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
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

❷ 《刑法》306條詳細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版證據，幫助當事人權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

(2)刑事訴訟法306條擴展閱讀

偽造證據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是指在訴訟活動中，唆使、協助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行為。偽造證據罪所侵害的客體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對象則是當事人。

偽造證據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偽造證據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偽造證據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員犯前兩款罪的，從重處罰。

❸ 律師在法制國家中的地位

律師屬於上層建築，它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不是國家機關，是唯一的民間性質的上層建築，是代理型的上層建築。代理型上層建築的力量依賴於被代理人在整個社會和國家中的法律地位。律師要實現上層建築的法律工具的功能，提高被代理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就需要一個施展工具功能的舞台，就必須認可律師在法治社會中的作用。
第一，律師精通包括實體法、程序法在內的法律法規，具備對案件進行調查的能力，不僅如此，律師還養成了從法律角度進行思考的習慣，能夠把眼前的具體案件與法律規范恰當地聯系起來，通過法律推理提出具有一定客觀性和說服力的主張，並及時提示給法院。
第二，律師在其擁有的法律法規知識和法律推理能力基礎上，還能夠根據具體案件對有利於自身委託人的論點和證據材料加以組織並以邏輯嚴密完整的樣式來展開辯論，而且這樣的辯論在不一定與律師個人所持有的信條或好惡有直接聯系。
第三，律師熟悉法律實務尤其是其中關於訴訟的實際事務。做一個好的律師，往往經過反復處理大量的案件而逐漸領會掌握了種種程序上的技術，這不單是個知識的問題，還包括經驗和技巧。這顯然是當事人所不具備的。
第四，從與案件或糾紛本身的關聯來說，當事人本人是直接的利害關系者，往往只能站在自己主觀的立場上來對待訴訟，而律師則因案件本質上屬於他人的問題，能夠保持一定距離，較客觀冷靜地把握情況。
第五，律師作為從事專門職業的人員，接受職業團體特殊的倫理規范制約。雖然他與法官同屬從事法律專門職業，但律師畢竟不是司法機關的附屬部分，他以一種中間的獨立的立場參與訴訟。
律師作為代理人參與訴訟具有不可替代性。這里更多地從當事人的角度思考，如果從司法的過程來思考，則律師的必要性，更多地體現在它對司法正義的保障作用上。

❹ 如何看待證人證言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

一、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之一，證人證言歷來受到廣泛重視。一個自然人，根據自己的感覺器官對案件客觀情況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實陳述，不同於其它刑事證據，具有不可選擇性。由於感知是證言形成的基礎，只有親自感知了案件事實的人才能成為證人，因此就某一具體案件而言，證人都是特定的。①作為不可替代的證據，證人在刑事訴訟中不但可以幫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實情況，還對刑事審判程序的公正有著重要意義。1996年全國人大對我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庭審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強化了控辯雙方在庭審中的作用，調動了控辯雙方在庭審活動中的積極性。從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司法實踐來看，新的庭審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可以說就是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突出表現為證人不願作證、不敢作證；既使提供了證詞，也不願或不敢出庭作證。據《檢察日報》的調查，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長春市二道區檢察院1997年共審查起訴185件258人，有證人出庭的僅8件。1998年該檢察院共起訴197件277人，有證人出庭作證的僅11件。這種狀況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會文化背景、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有心理作用，但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證人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
二、我國證人制度的現行立法
目前，我國並無關於證據制度的專門立法，有關證人作證的規定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的各個章節和相關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來，主要有：
（1）證人資格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2）證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的規定
1、 證人訴訟權利
（1）證人有權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況提供證言，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單位和個人的干涉。《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2）證人有權要求司法機關保障自身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刑法》對上述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即第306條妨害作證罪、第308條打擊報復證人罪等。
（3）證人有權向司法機關要求補償因到案作證所支出的費用，以及所減少的勞動收入。
（4）未成年證人的特殊保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8條專門規定，詢問不滿18歲的未成年證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
此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證人在偵查期間有權要求對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個訴訟階段對自己報案、舉報的行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作證的權利，有在開庭前三日內獲得出庭通知的權利，以及開庭後查驗、核對自己證言的法庭筆錄的權利等。
2、證人訴訟義務
（1）證人有作證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2）證人有向司法人員如實陳述和回答所題問題的義務，即證人如實作證的義務。證人不僅有作證的義務，而且必須如實提供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此外，還規定了證人有義務保守司法機關向其詢問的情況以及他所稱述內容的秘密，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義務。
3、 證人證言效力的確認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言並且經過查實後,才能作為定案根據。」也就是說，證人證言要得到法院的採信，必須經過當庭質證。
4、證人不出庭作證條件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2條規定：「未成年人、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經人民法院准許，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
三、現行法律證人制度分析
我國關於證人的立法，雖然對證人資格、權利及保障、義務及責任等都作了規定，初步形成了證人制度的輪廓，但是規定極為粗略，條文過於原則，不利於實踐操作的弊端顯而易見。
（一）證人權利、義務規定的缺陷。《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由此，可以看出作證是證人的一項義務。權利和義務相一致，是法學基本原理。因此，證人履行作證的義務總是與其作證應享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法律義務的履行又總是與不履行義務的法律制裁聯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和對不履行作證義務的法律制裁，與證人承擔的作證義務相比是不對等的。具體表現在：
1、證人權利保障的缺陷，即證人保護上的缺陷。
（1）對證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缺乏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相應的保護運行機制。證人依法履行作證義務，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都不能對其阻撓、侵犯。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對證人的人身權利保障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從上文可以看出第49條規定了事後對傷害證人的行為實施懲罰，我國刑法對此類行為也規定了相應的罪名。但是，這些規定一般只限於對證人事後的保護，即證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後司法機關才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由於缺乏相關的保護運行機制，且未規定對證人事前預防性保護措施，證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難以落實。對證人的財產也缺乏保護。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內容不僅應包括人身權利的保護，而且還應包括對財產權利的保護。目前此方面無相應規定。
（2）未規定作證的經濟補償。證人到指定地點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如花費的交通費、住宿費以及誤工費，對此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均未確定是否應當補償、由誰負責補償以及如何補償等。
（3）證人的特殊保護是空白。如證人對於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是否有權拒絕回答沒有明確規定。至於國際上較為普遍的證人拒證權，反對自我歸罪特權等，毫無涉及。
2、對證人不履行作證義務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證人作證是法律規定的義務，那麼如果證人不履行這一義務，就應當加以適當的法律制裁。刑法設立了偽證罪，但無法約束拒不作證行為。雖然《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隱匿罪證的，應當依法處理。《刑法》第305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的、隱匿罪證的，以偽證罪論處。但對拒絕作證的情況，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都沒有規定製裁措施。目前，我國刑法只對特定案件中拒絕提供證言規定了的法律責任。刑法第311條規定：「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行為，在國家安全機關向其調查有關情況、收集有關證據時，拒絕提供，情節嚴重，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規定只適用間諜案，且是在偵查階段證人拒證的情況，所以對確保證人提供證詞或出庭作證的作用有限。對證人拒不配合，無法律規范約束，這顯然是立法上的一個缺陷。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為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定："必要時，也可以通知證人到人民檢察院提供證言"。同時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作出規定：「對證人，不得採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獲取證言。」但由於缺少對證人相應的制裁措施，偵查機關對證人拒不配合的各種行為，毫無對策。偵查機關能否用何種措施使該證人到案，法律無明文規定。故雖然條款的規定約束了證人，而實則無具體條文規定給予保障。
可以說，立法上對證人作證行為的性質採用雙重標准，對證人作證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又不對等，使得證人制度明顯的存在缺陷，並導致這種缺陷成為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
（二）立法相互矛盾，導致證人出庭具有可選擇性。司法實踐中證人制度出現的最大問題體現在證人不出庭作證、拒絕出庭作證，證人在庭前的陳述在法庭審理中大量使用，導致控辯雙方的質證難以展開，法官難以證人當庭的證言來直接審查證言的真偽。刑事訴訟法第47條和第48條雖然都規定了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無論是實體規則還是實施規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處。
從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141條第1款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已經確立出庭作證是證人的義務。但是刑事訴訟法第157條又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筆者對此條的理解是，證人可以不出庭,其證言只要經過公訴人或辯護人宣讀,審判人員在聽取公訴人及訴訟參與人的意見後,仍可作為定案的證據。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釋》第58條的規定：「未出庭證人的證言宣讀後經當庭查證屬實後，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規則》第337條第2款也規定了：「對於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公訴人應當當庭宣讀。」這樣，相關規定證人也可以不出庭。這種立法上的矛盾使證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證詞與公訴人、訴訟參與人宣讀的證人證言具有同樣的效力,均可作為法庭採納的證據。因此在庭審過程中,司法人員往往擇易避難,以書面證言、詢問筆錄代替證人出庭作證,以宣讀證言代替出庭質證。所以，有的學者指出「由於我國沒有嚴格確立直接言詞原則，對於證人不出庭作證的行為，在證據效果上沒有體現。換言之，證人庭審前的陳述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可以直接採信。因此，檢控方也缺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動力。」② 「這無疑是導致證人不出庭在我國成了司法實踐的痼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矛盾直接限制了有關法律規定的有效運行。」③
四、證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當然，目前我國證人制度存在的問題除了立法上的原因還有證人自身的觀念上、司法辦案人員的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徹底解決證人制度上的問題，絕非易事。除了要加強法制宣傳，增強證人的作證意識和提高司法人員辦案水平外，關鍵的是要解決法律規范的完善問題，也就是從立法上完善證人制度，制定專門的證人作證法規或規則，對證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
首先，應明確規定言詞原則，即審判長必須依據在開庭審理時經口頭陳述、口頭辯論的事實作出判決。二是平衡證人的權利和義務。給予證人與義務對等的權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設置證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對負有法定出庭義務的證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的，經教育後仍不履行義務的可以根據其情節的輕重，採取如拘傳、罰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規范證人作證的程序。法律應明確規定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提供的證人，都應由法院負責保證證人到庭，改出庭通知為傳票方式傳喚證人出庭作證。五是應加強對證人的保護，明確對證人的經濟補償。目前，對證人的保護只有原則規定，沒有具體措施，且這種保護只是一種事後制裁，因此法律應具體規定對證人採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另外，還應明確規定證人出庭的經濟補償權和具體經濟補償項目。
要完善刑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就必須綜合我國當前的法制環境和司法實踐，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既有實體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學界進行了詳盡的探討，筆者在這里就不進行贅述了。

❺ 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主體有哪些及內容是怎樣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l款規定，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此次修改，由原《刑事訴訟法》系38條的「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改為「辯護人和其他任何人」，原條款一直被認為是對辯護人的「歧視性」條款，可能作出上述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不僅僅包括辯護人，其他相關人員或者公檢法機關人員也存在干擾的可能性，所以，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主體應包括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此外，本次修改還作了一些技術性的文字處理，將「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中的「證人改變證言」予以刪除，因為，「作偽證」與「改變證言」相互重復，不符合法律用語的習慣。
《刑法》第306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訴訟法》本次修改，與刑法保持了一致，但在犯罪主體上，《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主體不僅限於辯護人，還包括「其他任何人」，但《刑法》第306條的犯罪主體僅限於「辯護人、訴訟代理人」，這就出現了法律條文之間的不銜接，需要相關司法解釋的出台。

❻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辯護人的范圍是什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三十三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託為辯護人：

（一）律師；

（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

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

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

(6)刑事訴訟法306條擴展閱讀：

辯護人的主要義務是：

1、 辯護人有義務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依法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2、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應當遵守看管場所的規定。

3、參加法庭審判時要遵守法庭規則。

4、未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不得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5、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隱匿、毀滅、偽造證據，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否則，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刑法第306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6、辯護人應當向法院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

7、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❼ 為什麼說刑法第八十九條要慎用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九條：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的期限從犯後罪之日起計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 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

堅信，要解決中國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弊端，提高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必將確立這些制度。

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的七日以內，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

2、刑法第八十九條，是關於追訴時效的，不存在慎用的問題。你說的有可能是刑事訴訟法，有關拘留延長的慎用問題，防止公安以此為名濫用此條惡意拘留。

(7)刑事訴訟法306條擴展閱讀：

刑法的第八十七條 【追訴時效期限】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

(一)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後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

刑法的第八十八條 【追訴期限的延長】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❽ 刑法306條還要扳倒多少刑辯律師

轉載一篇《刑法306條的致命缺陷》的文章，幫助你了解306存廢之爭，供參考。有關律師造假門」再次引發對《刑法》306條的存廢爭議，主張廢除的人認為，306條嚴重惡化律師的刑事辯護執業環境，是追訴機關報復律師的常用武器，是懸在律師頭上隨時可能掉下來的達摩克利斯劍。主張保留的人認為，任何人毀滅、偽造證據都應該受到法律的追究，律師也不例外，律師從偵查階段開始就可以介入刑事訴訟，有權利就必須有相應的制約措施。有道理嗎？都有道理。只是大家的是從宏觀層面來探討問題，意氣飛揚，卻忘了法律人還有一個基本職責，那就是從法律技術的層面來探討一下306條為什麼會有這么大的爭議。在討論之下，我得表明一下身份，我不是律師，也不是公檢法，所以不存在利益影響。先看一下306條的原文：「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可以明確的是，如果律師毀滅、偽造，或者幫助毀滅、偽造的證據是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其行為構成犯罪不會有什麼爭議，太明顯了。有爭議的是什麼呢？第一，毀滅、偽造證據中的「證據」，是否還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李庄案中，新聞報道也好，社會輿論也好，很多人認為教唆被告人翻供，同樣構成毀滅、偽造證據，因為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證據的七種形式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推翻了原來的口供，不就是毀滅了原來的證據，偽造了新的證據嗎？這種理解有沒有道理？答案是肯定沒有。且不說在學理上毀滅、偽造證據指的就是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就是從306條的邏輯安排上也可以清楚地得出這一結論。306條包括三種罪狀，分別是1、毀滅、偽造證據；2、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3、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如果說言詞證據的偽造、翻供，也是毀滅、偽造的一種形式的話，306條就完全沒有必要把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作為一種獨立的罪狀。因為它可以被前面兩個罪狀所包含。當然大家會有意見，教唆被告人翻供既不屬於毀滅、偽造證據，又不屬於威脅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被告人不是證人），豈不是放縱了律師的這種教唆行為？我也有點疑惑。但是306條就是這樣規定的，何況被告人翻供最多就是認罪態度不好，本身不構成新的犯罪，教唆他人實施不構成犯罪的行為，教唆行為就不能構成犯罪。因此，只能得出結論：律師和被告人可以商議如何回答法庭提問，哪怕是翻供，也不受刑法追究（串供是另一碼事，被告人相互之間的指控或包庇，可以作為證人證言處理，串供構成妨害作證罪）。但是，如果其他證據充分確實，當事人應該承擔認罪態度不好導致從重處罰的後果。第二，引發對306條的爭議，更重要的是306條描述的第三種罪狀貌似嚴謹，其實模糊。什麼叫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說起來小學生都知道，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容易會被曲解和利用。我們可以假設一下，證人在偵查階段被刑訊逼供作出虛假陳述（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實踐中也是存在的，盡管是少數現象），在律師的說服下，證人改變了證詞，雖然這顯然不屬於律師偽證罪，但是偵查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卻可能以此為由報復律師，先抓起來再說。不怕你最後無罪釋放，反正你得坐上一段時間班房吃一段時間苦頭。在這種可能的風險威脅下（嚴格的說不是可能，在實踐中已經多次發生），律師往往不願從事刑事辯護工作（北京那些大牌刑辯律師都是有背景的，一般律師不能比），即使參加了刑辯，也往往不願意向證人調查取證（今後還要加上不願意和被告人商量，李庄的下場就是最好的教訓）。在這樣一種控辯力量明顯不對等的情況，怎麼能保證刑辯的質量？怎麼能保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益不受侵犯？因此，結論很明顯，306條即使不廢止，至少必須修改。修改的要點有三，其一，明確毀滅、偽造證據所指的「證據」就是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而不包括言詞證據。其二，明確律師的哪些行為構成妨害證人作證罪，哪些行為是正當的辯護行為。其三，明確在律師的行為是否構成妨害證人作證罪的事實不清，與正當辯護行為難以區分、存有爭議的情況下，從有利於律師執業，保障辯護權利的角度作出解釋。

❾ 刑法是否有一事不再罰原則

刑法是有一事不再罰原則。

根據理性制度的要求和立法精神，中國行政處罰領域應專該存在一事不再罰原則屬，其中，一事指符合一個行政違法構成要件的行為；不再罰指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行政主體只能給予一個和一次處罰。

復雜的事數形態和法條競合領域也應貫徹一事不再罰原則，但基於行政處罰主體的多樣性，現行處罰種類性質上的不純真性、過罰相當的有效性，該原則應該存在必要的例外。

(9)刑事訴訟法306條擴展閱讀

不屬於一事不再罰原則：

1、行為人數個違法行為應分別處罰。行為人實施了不同性質的兩個以上的違法行為，可按前述原則分別處罰，這是原則。

2、行為人同一違法行為觸犯兩個以上的法律規范，各有權處罰機關可同時給予行為罰或其他不同種類的處罰。如一機關給予行為人罰款後，另一機關依據不同法律規定給予罰款以外的其他處罰。

3、行為人同一違法行為同時觸犯一個法律規范的兩個法條，行政機關可一次作出兩個處罰。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十六條規定：「有兩種以上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分別裁決，合並執行。」雖然分別裁決，但屬於一次處罰。

參考資料來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❿ 一:試述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哪些訴訟權利如何加強權利的保障

辯護律師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託或人民法院的指定，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以訴訟參與人的身份參加刑事訴訟，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辯護權，依法維護其合法權益的律師①。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是刑事辯護活動中的根本性問題，它不僅決定了律師的辯護職責、任務，而且制約著律師辯護的性質和辯護律師的身份。有鑒於此，本文僅就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談點粗淺看法。
一、目前我國辯護律師所處的法律地位
所謂地位，就是指人或團體在社會關系中所處的位置②。法律地位，就是在法律關系中所處的位置。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反映在刑事訴訟法上，就是辯護律師依照刑事訴訟法享有的權利和履行的義務。目前，我國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處於以下三種地位：
（一）獨立地位。在刑事訴訟中，辯護律師的獨立地位表現為：依法執行職務，依據事實和法律，獨立提出自己的辯護意見，不受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非法干涉，也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見所左右，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如實陳述案情，還可以拒絕為其辯護。辯護律師既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傳達人」，也不是司法機關的陪襯。在訴訟中，辯護律師與被告人同為辯護一方，依法執行辯護職能，與控訴職能、審判職能交織,共同推進刑事訴訟③。
（二）依附地位。辯護律師的依附地位是指依附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律師參加刑事訴訟，履行辯護職責，是基於被告人的委託，即使是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的辯護律師，其參與刑事訴訟，一般應由法院徵得被告人同意，如果被告人由於案件原因拒絕指定的律師為其辯護，並且確有理由的，人民法院應更換其他律師為他辯護。律師在辯護活動中不能作不利於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事，否則就是失職。二是被告人認為辯護律師工作不得力，不能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有權拒絕律師繼續為他辯護，律師不能參加刑事訴訟，也就毫無獨立性可言。三是上訴權也是被告人的一項專屬權，律師只能幫助被告人行使上訴權，而無權獨立上訴。律師的整個辯護活動就是幫助被告人行使辯護權，從而決定了辯護律師對被告人一定的依賴性。
（三）特權地位。在法律規定的辯護人中，律師是最主要、也是最有能力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辯護律師的特權地位是相對於其他辯護人來講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律師是經過嚴格考試考核取得執業證的職業法律工作者，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和辦案經驗，熟悉辯護業務。同時，律師必須遵守嚴格的執業紀律，具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因而整體上能圓滿完成辯護業務。另一方面，法律又賦予了律師較其他辯護人更多的權利，比如律師依法執行職務受保障的權利、查閱案卷權、會見通信權、調查取證權、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權利、司法文書獲取權、提出證據權、質詢權、辯論權、控告權、拒絕權等等④。其中，調查取證權是辯護律師特有的一項權利，其他辯護人不能享有。此外，對律師行使辯護權的限制相對於其他辯護人來講是比較少的。如，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許可，才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
二、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並未得到鞏固
雖然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處於三種較高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仍然遇到了許多的問題、阻力和困難，特別是其獨立、特權法律地位並未得到鞏固，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會見難。《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受委託的律師在偵查階段「可以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第11條規定：「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批准。」⑤但在實踐中，律師要會見非涉秘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時，幾乎都必須經過批准或變相批准，即使形式上不需要批准，但辦案機關不安排就得不到會見。律師實際上不可能徑直前往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目前，這個問題在全國各地並未真正解決。律師會見受阻的情況比比皆是。且「涉及國家秘密」已經成了阻止律師會見的普通借口，何況「秘密」的界限也無從界定。此外，律師會見難還表現在被限定時間和次數、限制問話內容、禁止記錄或允許記錄也不讓犯罪嫌疑人在筆錄上簽名等等;至於在會見場所裝置錄音錄像設備、暗中監聽監視的現象更是司空見慣。之所以出現律師會見難，其主要原因並非法律限制律師會見，而是個別辦案人員或監所人員不了解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是其明知有法律規定，卻出於對律師辯護制度的誤解或排斥而有意阻撓刁難。
(二)取保難。律師提前介入後，有相當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及其近親屬要求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雖然律師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難的案件比比皆是，但是成功者極少。《刑事訴訟法》第75條規定，辦案機關未能在法定期限辦結或審結案件，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羈押期限的，律師有權要求解除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強制措施，或者要求變更為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第20條也規定，對律師申請取保候審，「有權決定的機關應當在7日內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復」。但是，當律師提出這些要求時，絕大多數的情況是：既無結果，也無答復。即使有了答復，許多辦案機關不願意接受保證人擔保，只接受保證金擔保，而收取的保證金高得驚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根本無力承受。之所以出現辯護律師取保難的問題，主要原因是：法律規定不明確，缺乏硬性標准;辦案機關擔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後逃跑，不願承擔責任;個別辦案機關在取保問題上以金錢作交易;個別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對取保候審存在認識上的誤區，認為只要取保候審一般就不會再收監，只要有可能被判實刑的就不予取保候審。
（三）維權難。《刑事訴訟法》第38條單獨針對辯護律師規定了一條：辯護律師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或者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作偽證以及有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的，應當依法 追究法律責任。不同的是，偵查人員搞違法取證，只由本方處理，不可能由律師來查處。而律師違法取證，卻由對方的公安、檢察機關來追究，而不是由自己的行業行政管理機關--司法行政機關來追究。新《刑法》第306條還專門對律師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作出了規定，這是各國立法中絕無僅有的⑥。在該條規定中，「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罪名最易觸犯又最難界定，而偵查和公訴機關對此又最為關注、最感興趣。有資料顯示，自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以新《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訴的律師超過了100多名。有的律師在庭上與檢察官對峙舌戰，一轉眼在庭下卻成了檢察官的階下之囚。試想一下，有兩個相互對抗的對手，其中一方卻手握對另一方的自由予奪之權，這種對抗不僅使人覺得滑稽，甚至會讓人感到恐懼。也正因為不敢想或不願看到這種隨時可能降臨的災難之險，越來越多的律師，乃至一些以刑辯聞名的律師，對於刑事案件都退避三舍，敬而遠之。
三、鞏固辯護律師法律地位的設想
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出現了上述會見難、取保難和維權難三難現象，最終導致了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的結果。據統計，全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由《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為2001年30％。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得不到鞏固，導致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下降，這對國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實際進程是一個長遠的傷害。就個案來講，不利於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就整體而言，不利於國家法治健全和人權保障。因此，筆者認為，應採取以下三項措施著力鞏固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
（一）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全體公民，特別是各級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充分認識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尊重辯護律師，鼓勵和支持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辯護，因為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尊重律師，尊重和保障律師權利，從根本上說就是尊重自己，尊重法治。如果我們將法治社會看作是一座由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撐、生活其中的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為其構造理念的大廈的話，司法這根柱石的三維則由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構成，三維中的任何一維弱小、萎縮甚或缺失，都會令這根柱石結構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則整個法治大廈危矣。而法官、檢察官、律師，乃至一切以運用法律和研究法律為職業的群體（有學者謂之「法律共同體」），其生存賴法治之昌明發達，正可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息息相關。因此，法官、檢察官、律師要相互尊重，因為，我們都有一個高遠的追求和神聖的事業--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全社會實行公平和正義。
（二）及時修改相關法律。盡快修改有關法律來鞏固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至少應盡快作出相關的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對辯護律師會見中的障礙應健全有效的排除機制，保障辯護律師依法行使會見權，特別是能徑直到監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取保問題，應有相應的保障措施，明確規定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取保候審時，辦案機關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依法作出是否同意的書面答復，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親屬經濟特別困難的情況下，應准予提供保證人擔保。對於律師執業的保護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借鑒當今世界上不少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盧森堡、日本等國家的作法，在立法上確立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⑦，修改或者廢除新《刑法》第306條關於律師「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罪名，從法律上消除辯護律師的執業風險，讓辯護律師解除思想負擔，大膽履行自己的職責，提出辯護意見，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