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的新發展
① 2015新的行政訴訟法全文
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
發文單位：國務院
文 號：國務院令第321號
發布日期：2001-11-16
執行日期：2002-1-1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立項
第三章 起草
第四章 審查
第五章 決定與公布
第六章 行政法規解釋
第七章 附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規范行政法規制定程 序，保證行政法規質量，根據憲法、立法 法和國務院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制定本條 例。
第二條 行政法規的立項、起草、審 查、決定、公布、解釋，適用本條例。
第三條 制定行政法規，應當遵循立 法法確定的立法原則，符合憲法和法律的 規定。
第四條 行政法規的名稱一般稱「條 例」，也可以稱「規定」、「辦法」等。國務院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 授權決定製定的行政法規，稱「暫行條 例」或者「暫行規定」。
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 規章不得稱「條例」。
第五條 行政法規應當備而不繁，邏 輯嚴密，條文明確、具體，用語准確、簡 潔，具有可操作性。
行政法規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章、 節、條、款、項、目。章、節、條的序號 用中文數字依次表述，款不編序號，項的 序號用中文數字加括弧依次表述，目的序 號用阿拉伯數字依次表述。
第二章 立項
第六條 國務院於每年年初編制本年 度的立法工作計劃。
第七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為需要制 定行政法規的，應當於每年年初編制國務 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前，向國務院報請立 項。
國務院有關部門報送的行政法規立項 申請，應當說明立法項目所要解決的主要 問題、依據的方針政策和擬確立的主要制 度。
第八條 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根據國 家總體工作部署對部門報送的行政法規立 項申請匯總研究，突出重點，統籌兼顧， 擬訂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報國務院 審批。
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的行政 法規項目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適應改革、發展、穩定的需 要；
（二）有關的改革實踐經驗基本成 熟；
（三）所要解決的問題屬於國務院職 權范圍並需要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事 項。
第九條 對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 計劃的行政法規項目，承擔起草任務的部 門應當抓緊工作，按照要求上報國務院。
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在執行中可 以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調整。
第三章 起草
第十條 行政法規由國務院組織起 草。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確定行政法 規由國務院的一個部門或者幾個部門具體 負責起草工作，也可以確定由國務院法制 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
第十一條 起草行政法規，除應當遵 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原則，並符合憲法和 法律的規定外，還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體現改革精神，科學規范行政 行為，促進政府職能向經濟調節、社會管 理、公共服務轉變；
（二）符合精簡、統一、效能的原 則，相同或者相近的職能規定由一個行政 機關承擔，簡化行政管理手續；
（三）切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 織的合法權益，在規定其應當履行的義務 的同時，應當規定其相應的權利和保障權 利實現的途徑；
（四）體現行政機關的職權與責任相 統一的原則，在賦予有關行政機關必要的 職權的同時，應當規定其行使職權的條 件、程序和應承擔的責任。
第十二條 起草行政法規，應當深入 調查研究，總結實踐經驗，廣泛聽取有關 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 採取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 形式。
第十三條 起草行政法規，起草部門 應當就涉及其他部門的職責或者與其他部 門關系緊密的規定，與有關部門協商一 致；經過充分協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 應當在上報行政法規草案送審稿（以下簡 稱行政法規送審稿）時說明情況和理由。
第十四條 起草行政法規，起草部門 應當對涉及有關管理體制、方針政策等需 要國務院決策的重大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報國務院決定。
第十五條 起草部門向國務院報送的 行政法規送審稿，應當由起草部門主要負 責人簽署。幾個部門共同起草的行政法規 送審稿，應當由該幾個部門主要負責人共 同簽署。
第十六條 起草部門將行政法規送審 稿報送國務院審查時，應當一並報送行政 法規送審稿的說明和有關材料。
行政法規送審稿的說明應當對立法的 必要性，確立的主要制度，各方面對送審 稿主要問題的不同意見，徵求有關機關、 組織和公民意見的情況等作出說明。有關 材料主要包括國內外的有關立法資料、調 研報告、考察報告等。
第四章 審查
第十七條 報送國務院的行政法規送 審稿，由國務院法制機構負責審查。
國務院法制機構主要從以下方面對行 政法規送審稿進行審查：
（一）是否符合憲法、法律的規定和 國家的方針政策；
（二）是否符合本條例第十一條的規 定；
（三）是否與有關行政法規協調、銜 接；
（四）是否正確處理有關機關、組織 和公民對送審稿主要問題
② 行政訴訟法的執行
「行政訴訟法的執行」，按照《行政訴訟法》第八章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七條規定的條款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章的「執行」設置了以下條款：
第九十四條 當事人必須履行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
第九十五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行政機關或者第三人可以向第一審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或者由行政機關依法強制執行。
第九十六條 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採取下列措施：
（一）對應當歸還的罰款或者應當給付的款額，通知銀行從該行政機關的賬戶內劃撥；
（二）在規定期限內不履行的，從期滿之日起，對該行政機關負責人按日處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罰款；
（三）將行政機關拒絕履行的情況予以公告；
（四）向監察機關或者該行政機關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接受司法建議的機關，根據有關規定進行處理，並將處理情況告知人民法院；
（五）拒不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九十七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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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社會法治國階段，行政法出現了哪些新發展
中國行政法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分別服務於法律規則國家、法律國家和法治國家三個不同歷史時期。
一、法律規則國家時期的「以法行政」（1978-1989）
1978年，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深刻意識到政治官員、行政官員遵守法律的重要性。隨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人治」與「法治」的大討論。十年浩劫給人們留下的巨大創傷使這次討論在痛定思痛、以史為鑒的認識下深入進行。最終，「法治」戰勝了「人治」。中國從此堅定不移地走上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之路。
這一時期，我國制定了大量的行政組織法律、法規，如1979年7月1日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1982年10月10日的《國務院組織法》等。在行政活動領域，1986年9月5日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作用顯著。
從黨的政策到國家法律，行政活動依據的政治色彩被逐步淡化。但是這一時期的行政法律規范，由於主要規定行政相對人的義務而鮮有提及行政機關的職責，而往往被看作是實現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管理社會事務、管理行政相對人。
與文革期間的法律虛無主義相比，「以法行政」無疑代表著一種進步。因為，運用法律治理社會暗含著對行政恣意的否定和抵制。然而，在希望行政機關同公民一樣遵守法律的呼聲日漸強大的社會背景下，僅具有這樣的行政法認知是遠遠不夠的。這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89年4月4日的《行政訴訟法》揭開了中國接受依法行政理念、踐行行政法治的序幕。
二、法律國家目標下的控權法（1989-2000）
受中國傳統「中庸」思想的啟發，一部分行政法學者提出了「行政法平衡理論」，認為行政法不應當只是行政機關的特權法，而應當同時是行政機關的義務法。雖然單方規則制定權、命令權和行政決定效力先定等特權，使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管理階段處於優越的地位，但這種不平等應當通過多種事後監督機制和若干程序規則來加以修正與平衡。這一時期，中國建立起多種針對行政機關的監督機制。它們各有所長，互不排斥。
1．行政訴訟。
1989年4月4日頒布的《行政訴訟法》被公認為中國行政法治里程碑式的法律文件，它標志著中國正式接受法治行政理念與原則。按照這一法律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為了平衡行政機關在行政過程中的優勢地位，該法律還特別設計了若干有利於行政相對人訴訟的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之訴中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即，由作出受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提出證據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將承擔敗訴的風險。
2．行政監察。
為了加強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中國重新採用古代的監察御史制度。1997年5月9日的《行政監察法》確立了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機制，以保證政令暢通、維護行政紀律、促進廉政建設、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據這部法律的規定，全國的監察工作由曾經在1959年被取消、1986年恢復的監察部主管。
3．行政復議。
依據1990年12月24日的《行政復議條例》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向原行政機關或上一級行政機關請求復查該行為的合法性與適當性。這部《條例》後來為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復議法》所取代。從此，行政相對人不僅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質疑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適當性，還可以請求復議機關一並審查作為受爭議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4．國家賠償。
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憲法享有的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1994年5月12日的《國家賠償法》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確立有別於民事賠償的國家賠償制度是中國邁向法治國家的重要一步，它明確肯定了行政機關應當為其侵權行為造成的不利後果承擔責任的法律原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這部法律逐步暴露出歸責原則過於單一、賠償范圍過於狹窄、刑事賠償程序有失公正、賠償標准過低等不足。目前，全國人大正在積極修訂該法律。
5．非訴行政程序。
在學者有關「程序正義」、「正當程序」的研究推動下，中國立法機關一改「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確立了一系列旨在加強行政相對人權益保護的程序規范。1996年3月17日的《行政處罰法》和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許可法》均肯定了行政相對人知曉行政決定事實、依據及理由、進行陳述與申辯的權利，要求聽證的權利和被告知權利救濟途徑等程序性權利。《行政處罰法》更是明確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行政機關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
三、依法治國藍圖下的平衡行政法（2000-2008）
1999年3月15日，中國在憲法中庄嚴宣告「中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此，中國進入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新時代。如果說「法律國家」首先意味著行政機關要遵守法律且法律至上，「法治國家」則要求行政機關不僅要遵守法律，而且要服從憲法規范及其所確立的價值體系，努力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透明、誠信、尊重人權的政府。
1．行政法推進尊重人權的法治政府建設。
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不應當只是國家治理的工具，它同時承擔著為公共決策、行政行為劃定邊界、為行政相對人確認權利的功能。換言之，行政法應當兼有保障行政權與控制行政權的雙重功能，並盡可能地在公權力與私權利間實現平衡。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重集體、輕個人」、強調社會成員義務的國度。「權利」概念只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在中國出現。盡管許多學者、仁人志士為權利概念在中國的傳播做出努力，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內中國人依然不能很好理解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也不知道該怎樣在法官等有關機關面前主張和實現自己的權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成員「經濟主體」地位被逐步確立。這對其形成權利觀念和開展維權行動奠定了基礎。為了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人們開始運用多種手段進行自我權益維護。在《行政訴訟法》的激勵和保障下，在過去的20年間，行政訴訟案件數量逐步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顯示：1989年至2008年間，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一審行政案件1 405 085件，審結1 401 532件，結案率為99.7%，案件類型多樣，涉及經濟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改制、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勞動和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確權、土地徵收、土地違法制裁、環境保護及計劃生育等眾多領域。應當承認，由於受到傳統「厭訴」思想的影響，行政訴訟並不是社會成員實現權益救濟的首選途徑，但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000年以後，中國在行政領域逐步採取措施，廢除了一些無視公民基本權利、自由的制度，代之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人性化措施。2003年的「孫志剛案」 直接導致實施了20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充分體現對社會弱勢群體關懷的收容救助辦法。從收容遣送到收容救助，不僅僅是行政機關工作方式的轉變，它同時意味著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再是行政管理的「對象」，而是與行政機關平起平坐的「主體」，他們享有作為人所應當享有的權利，特別是在遭遇困難時有從國家獲得幫助的權利。
在羈束行政情況下，行政機關手中的權力同時構成其行為的義務。當行政機關怠於履行法定職責並給相對人造成損害時，行政機關應當予以賠償。這是最高法院為2000年的「李茂潤案」所作司法批復給出的結論。在該批復中，最高法院明確指出，「由於公安機關不履行法定行政職責，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害的，應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
2004年3月，國務院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這部《綱要》揭示出新形勢下行政權與公民權的源流關系：行政權不再被看作是可供行政機關自主支配的特權，它來源於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行政機關必需在尊重公民權利的前提下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行使行政權，否則將承擔行為被撤銷、賠償損失等不利法律後果。
2．行政法推進誠信政府建設。
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政府應當向普通民眾一樣注重自身的名節與信譽。政府要以誠信的方法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得制定具有溯及力的規范性文件，不得隨意撤回或變更既已做出的行政行為，在撤銷或變更行政行為給行政相對人造成損失時，應當予以賠償。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許可法》首次在中國實定法上肯定了國際通行的信賴保護原則。不僅要求行政機關以坦誠、富有誠意的方式及時處理申請人提出的許可申請，而且規定在非因被許可人過錯而違法從而導致許可被撤銷的情況下，行政機關應當賠償由此給被許可人造成的損失。
3．行政法推進透明政府建設。
建設法治國家必須同時推進民主。近些年，中國在完善代議制民主的同時，採取措施發展參與式民主。然而，無論哪種民主的發展都離不開公民知悉權的實現。為此，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僅劃定了政府依職權公開信息的范圍，還明確了依申請公開信息的程序規則。按照該條例的規定，所有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反映本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等情況的信息。另外，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還應當根據各自職責許可權有重點地公開政府法制、統計、財政、決策及日常活動信息。屬於主動公開范圍的政府信息，應當自該政府信息形成或者變更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予以公開。除了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還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國務院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門申請獲取相關政府信息。有關機關應當在收到申請之日起的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
1978年至2008年，從向世界敞開國門，到在憲法層面確立建設尊重人權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立法高潮期。這些法律、法規的出台雖然一時無法與西方法治發達國家完備的法律體系相媲美，但仍為目前中國的國家治理、社會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然而，法治國家的建設不能滿足於金字塔型法律規則體系的構建，而更應當關注憲法權利的真正落實。如今，世界各國普遍宣布接受法治原則，承諾建設法治國家，以至於「建設法治國家」成為一種時尚「標簽」或「符號」。為了有別於他國，我國應當落實這一治國方略和憲法原則。這其中，以尋求行政權與公民權間合理平衡點為目標的行政法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依法治國始於依法治政。我們深信，建成一個透明、誠信、尊重人權的法治政府將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推動。
⑤ 行政訴訟法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89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根據年11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在常委會第11次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一、中國封建時代，人們心目中沒有民可以告官的觀念
封建時代，中國的皇帝代表統治階級依靠封建法律統治和壓迫老百姓。當時的法律，是民、刑、行政不分；實體、程序不分的。由於長期以來官貴民賤、官尊民卑的意識形態，人們心目中沒有民可以告官的觀念。不存在提起「民可以告官」的訴訟制度。
二、新中國成立後，始終未形成規范的行政訴訟制度
1989年4月4日《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打破了幾千年傳下來的傳統觀念，建立起了民可以告官的行政訴訟制度。因此，人們普遍地把這部法律叫做「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它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
中國行政訴訟法，除《行政訴訟法》中比較集中地規定的一些行政訴訟法律規范外，還包括其他分散規定在其他許多法律、法規中的行政訴訟法律規范。
三、行政訴訟法，是建立資產階級國家以後的產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的國家已制定了行政程序方面的單行法律，如美國的《聯邦行政程序法》、日本的《行政案件訴訟法》、德國的《聯邦行政訴訟法》等。有的國家還設有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把程序法同實體法逐步分開來形成為兩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已成為當代行政法發展的必然趨勢。
現代國家的行政法，同刑法、民法不同，大多數國家的許多行政法律文件中，都既規定了實體法規范，又同時規定了相應的程序法規范。而在刑法領域和民法領域中，實體法同程序法已基本分開，形成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民法、民事訴訟法等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
⑥ 《行政訴訟法》在哪些方面進行了修改意義何在
2017年全國人大作出修改，第二十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四款：「人民檢專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屬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葯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增加該條款的意義：在於進一步堅強對監管機關的法律追究力度，有利於社會發展，極大適應了新時代的發展需要。
⑦ 行政訴訟法對發現新犯罪事實的規定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認為行政機關的主管專人員、直屬接責任人員違法違紀的，應當將有關材料移送監察機關、該行政機關或者其上一級行政機關；認為有犯罪行為的，應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檢察機關。
⑧ 行政訴訟法的實施對最近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作用 論文 2000字 求求求
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幹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後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並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於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後，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闢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庄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台，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後，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並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 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 澤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後，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後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於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 錦 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並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
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 錦 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並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 中 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 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 務院又先後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
⑨ 行政訴訟法的發展趨勢
我國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應當說是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同步的，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分散在集中、從低層次到高層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兩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一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和實施，它從司法監督的角度有力推進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設，其中有宣言式的規定條款：具體行政行為違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銷；
二是1996年《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開始，《行政處罰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在行政訴訟法確立的程序違法無效的原則上，又進一步確立了保障公民權利與促進行政效率相結合的公正、公開原則，規定了告知、陳述、早辯和聽證等程序制度。
總體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表現在：
1、新憲法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憲法依據。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有關於行政程序基本原則的規定，這些規定構成這些國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淵源。我國憲法並沒有專門明確規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中的有些規定卻可以被認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據。例如，憲法第2條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規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開原則、參與原則的憲法依據。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建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行政程序無法可依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有關國家機關先後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度程序暫行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使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蓋面大為擴大。
3、某些行政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程序制度。雖然目前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總體上還比較落後，但從局部看，有些領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如行政處罰程序、行政復議程序等。以行政處罰以例，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對行政處罰決定的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和聽證程序，以及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都作了統一、明確、具體的規定。此外，還制定了大量專門規定特定領域的行政處罰程序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這使我國行政處罰程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
4、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開始得以確立，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單純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權功能和保護公民權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認識，其結果，使得我國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益為主要目的、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規則和制度逐步被確立。例如，告知程序、聽證程序、迴避程序、復審程序等。這種變化表明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現代化邁進。
5、行政程序制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隨著國家法治的發展，行政程序開始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訴訟法》明確地將程序合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行政處罰法》則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這些規定表明，我國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實體法的附庸，它已經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盡管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還比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還存在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