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誘惑偵查

㈠ 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證據如何具有法定效力

理論上是不能認定為有效證據的。但是司法實踐又是一回事。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 第五十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㈡ 我國特殊偵查手段有哪些呀

偵查權作為國家打擊犯罪，實現刑罰權的一項重要公權力，它的行使往往與公民享有的生命、版財產和人權身自由等私權利發生沖突，故而常常成為刑事訴訟在致力於實現社會安全、秩序穩定與保護人權這兩種價值沖突中的焦點。對偵查權法制化，即通過正當程序來緩解二者在偵查權行使中形成的沖突、尋求其平衡成為我國立法者面臨的任務。
偵查手段是偵查權的具體體現，應是法制化的主要對象。對偵查手段的法制化主要包括對偵查手段種類和偵查手段運用程序的規制兩個方面。偵查手段的種類及其運用程序應當為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這是偵查正當程序的內在要求。我國刑事訴訟法目前確認的偵查手段有訊問、詢問、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通緝等，以及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規定的辨認手段。但對偵查實踐中廣泛使用的監聽、強制采樣、心理測試、誘惑偵查和卧底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則沒有明確規定

㈢ 犯罪偵查的手段有哪些

復刑事案件的偵查手段制是根據不同案情來確定的，除有程序上的明確規定，具體到偵查手段的實施是沒有規定也無法進行詳細規定的。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八章 偵查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訊問犯罪嫌疑人
第三節 詢問證人、被害人
第四節 勘驗、檢查
第五節 搜查
第六節 查封、扣押
第七節 查詢、凍結
第八節 鑒定
第九節 辨認
第十節 技術偵查
第十一節 通緝
第十二節 偵查終結
第十三節 補充偵查

㈣ 誘惑偵查所獲取的材料是否具有證據資格

誘惑偵查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特殊偵查手段，通常分為「機會提供型」和「犯意誘發型」，而後者即為常說的「警察圈套」，在西方形成「陷阱之法理」作為被告人免責事由。據廣西桂林某城區檢察院統計,該院在1998年至1999年6月受理這兩類案件94件130
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運用了誘惑偵查手段。對誘惑偵查，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沒有作明確的規定，只是第43條籠統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依「法定主義」看，國家機關必須遵循「法有規定按法辦，法無授權不得行」的原則行使職權，法律上沒有肯定的不得行使，否則就是違法（至少在公法層面上如此）。我國學者認為：「未超過合理限度，且為偵查所需要並作為偵查策略使用的具有欺騙因素的偵查和預審，其合法性是被司法實踐和法理所認可的。」 「但從法理和實踐分析，在特定限度內實施這種偵查手段應當被允許，這是由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性，與使用欺騙性偵查手段的負面影響兩者之間相權衡而作出的價值和政策選擇。」「犯意誘發型」之誘惑偵查，不但從實體法上違反了罪責自負的原則，而且從程序法上違反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驟。從法律價值層面分析，其亦存在難以克服的弊端：侵犯了公民不受公共權力干涉的基本權利，利用人性弱點陷人入罪背離了政府打擊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職，偵查機關權力濫用、易滋生腐敗等。總之，其背離了現代訴訟（包括偵查活動）的公正價值，有損於國家機關的威信，背離了法律精神，違背了社會的價值標准，造成極壞的消極影響，我國亦當禁止之。
首先，從實體法的規定來看，排除誘惑偵查證據的效力有法可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刑訴法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相反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3條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一下判處刑罰。通觀整個規定刑罰具體運用的61條到89條，諸種減輕處罰的規定並沒有包括誘惑偵查這一方面。顯然，把誘惑偵查當做「案件的特殊情況」報給最高院進行核准，也是不切實際且效率低下程序繁瑣的行為。所以，與其在判決階段在「量刑」和「刑罰適用」上再加以考量，不如直接在證據認定階段就對其進行效力認定更具有實體法上的依據和說服力。
許多國家對其適用范圍作了嚴格限制。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0條明文規定其適用必須滿足：必須有「足夠的事實根據」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為；只限於毒品、武器交易、偽造貨幣或有價證券、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職業性的、持續性的犯罪，或者是有組織地實施的重大犯罪；只限於採用其他方式偵查將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難的情形。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教授認為：「在被侵害法益很大，偵查比較困難的無被害人犯罪中允許適用誘惑偵查。而且這種誘惑偵查必須是極少可能被政治利用的犯罪。不包括殺人、傷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 結合我國國情，筆者認為誘惑偵查只能用於下列案件：具有相當隱蔽性難以收集證據且極難偵破；「無被害人」的公訴案；有嚴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案（如毒品、走私、偽造貨幣、危害國家安全、有組織犯罪等）。對政治或職務犯罪可適當但應慎用誘惑偵查。 使其負面影響盡可能小。
誘惑偵查要適度，不得違背偵查的司法公正基石，不得超越其倫理道德底線，偵查目的是為了打擊犯罪而不是製造犯罪，否則有損國家法治及公信力的基礎。禁止高度誘惑性手段，只限於給被誘惑者提供一種有利的作案機會。避免侮辱人格或有傷風化的行為。

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1第2款是什麼意思

訴抄訟法51條只有一款，其內容為公檢法應該依法辦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 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人民檢察院起訴書、人民法院判決書，必須忠實於事實真象。故意隱瞞事實真象的，應當追究責任。

㈥ 依法隱匿身份偵查 刑事訴訟中叫什麼

特殊偵查措施
特殊偵查措施，是指只適用於某些特殊類型的案件、異於普通偵查措施而具有高度的秘密性、技術性的偵查措施。具體包括技術偵查、秘密偵查和控制下交付。
（一）技術偵查
1、案件范圍
（1）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2）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3）追捕被通緝或者批准、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准，可以採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2、期限
批准決定應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確定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和適用對象。批准決定自簽發之日起三個月以內有效。對於不需要繼續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應當及時解除；對於復雜、疑難案件，期限屆滿仍有必要繼續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經過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月。
3、材料的保密運用等
（1）偵查人員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材料，必須及時銷毀。
（2）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於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3）公安機關依法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並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二）秘密偵查
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秘密偵查包括卧底偵查、化裝偵查、誘惑偵查。秘密偵查應當符合以下條件和程序：
1、只能是基於查明刑事案件案情的需要，而不能用於查明案情以外的目的。
2、必須基於偵查的必要性。
3、必須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並派有關人員實施。
4、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
（三）控制下交付
控制下交付，是指偵查機關發現有關線索或者查獲毒品等違禁品，在保密的前提下對毒品等違禁品或者有關人員進行嚴密監視、控制，按照犯罪分子事先計劃或者約定好的方向、路線、地點和方法，順其自然，將毒品等違禁品「交付」最終接貨人，是偵查機關能夠發現和將犯罪分子一網打盡的整個偵查過程。
1、控制下交付只能由公安機關依照規定實施。
2、控制下交付只適用於涉及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
（四）證據材料的運用
採取技術偵查、秘密偵查、控制下交付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的，應當採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㈦ 樊崇義的學術成果

樊崇義教授長期從事刑事訴訟法學和證據法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積極主張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科學化與民主化，在訴訟程序的研究中，重點放在第一審程序關於審判方式的改革上，合著有《第一審程序論》；在訴訟證據的研究上，運用馬列主義哲學觀，以辨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對證據的概念、證明的規則、標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獨創見解，提出法律真實和排他性的證明標准，對司法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樊崇義教授參加了1996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的主要成員之一。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其積極主張的統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則、堅持疑罪從無，改革刑事辯護制度，改革審判方式，增設簡易程序，完善強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議均為立法所吸收。
樊崇義教授多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1995年在第七屆國際反貪大會上《論反貪秘密偵查及證據力》的發言，1997年的中芬法制圓桌會議和中國－－歐盟法律研討會以及1998年在華盛頓中美法治與人權研討會上的發言，闡明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均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和好評。 1、《刑事訴訟指南》（獨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87年2月
2、《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綜述與評價》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1年4月
3、《比較檢察概論》（合著） 中國檢察出版社 1991年11月
4、《論證據》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89年12月
5、《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3年2月
6、《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副主編 中國方正出版社 1995年7月
7、《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釋義與應用》 副主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6月
8、《出庭公訴理論與實踐》（合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1996年5月
9、刑事訴訟法學系列叢書 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年5月
10、《第一審程序論》（合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89年9月
11、《刑事訴訟法專論》主編 方正出版社 1998年12月
12、《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研究》 （合著） 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0年5月
13、《金融欺詐的預防與控制》 副主編 中國法制出版社 1999年
14、《兩岸比較刑事訴訟法》（合著） 台灣五南圖書印刷公司 1996年11月
15、《中國法制改革》 （合著） 廣角鏡出版社 1994年
16、《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 法律出版社 1998年11月
17、《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2001年 1、《法學教程》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刑事訴訟法學》 主編 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 1989年1月
3、《刑事訴訟法學》 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0年
4、《刑事訴訟法學》（統編）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年
5、《中國刑事訴訟法》（統編）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3年
6、《外國訴訟法概論》 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年12月
7、《中國刑事訴訟法》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年12月
8、《刑事訴訟法學》（統編）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年至1999年連續修正並印刷九版
9、《刑事訴訟法學》新編 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年8月 1、《論刑事訴訟中如何貫徹綜合治理的方針》 《法學研究》 1985.5
2、《論我國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的創立與發展》 《學習與探索》 1985.6
3、《論刑訴二審如何參照一審進行》 《電大法學》 1985.12
4、《四川三縣綜合治理調查報告》 《中國法學》 1985.1
5、《對公訴案件調查後的處理》 《河南司法》 1985.12
6、《涉外刑訴程序初探》 《政法論壇》 1986.5
7、《試論律師辯護制度的中國特色》 《訴訟法論叢》 1985.1
8、《論法庭調查》 《法學研究》 1988.3
9、《論法庭審判中的審判長、公訴人和辯護律師》 《政法論壇》 1988.6
10、《略論台灣刑事訴訟法》（合著） 《法學研究》 1990.1
11、《模擬法庭為教學改革開路》 《政法論壇》 1989.2
12、《從蘇俄刑訴原則看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 《法制日報》 1989
13、《論刑訴法學教學改革》 《高等法學教育》 1989
14、《刑事訴訟法學結構的思考》 《高等法學教育》 1991
15、《論法人犯罪案件刑事訴訟程序》（合著） 《政法論壇》 1993.3
16、《刑事訴訟職能論》（合著） 《現代法學》 1992.4
17、《法人犯罪被告人的確定》（合著） 《中央管院學報》 1993.4
18、《刑事審判程序的修改和完善》 《政法論壇》 1994.4
19、《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新走勢》 《政法論壇》 1994.3
20、《市場經濟與刑事審判模式改革》 1994刑訴國際研討會論文
21、《退回補充偵查之研究》 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5.10
22、《修改刑訴法的宏觀思考》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1994.3
23、《刑事訴訟證明標准》 1995年刑訴法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24、《我國辯護制度的歷史性變革》 《中國律師》 1996.3
25、《庭審改革與實務》 《法制日報》 1996.5.30
26、《更新觀念，明確價值取向》 《法制日報》 1996.2.6
27、《反貪秘密偵查及其證據力》 載《第七屆國際反貪大會文集》 紅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
28、《十六載的實踐與探索》 《檢察日報》1996.10.24
29、《即要打擊犯罪，又要保護公民合法權益》 《廣州法制報》1996.4.13
30、《兩手抓的策略與方法》 《檢察日報》1997.3.17
31、《論公開審判》 《法制日報》1997.12.19
32、《簡論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實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的適用》，《政法論壇》1997.3
33、《刑事訴訟與人權保障》 《訴訟法論叢》第1卷
34、《簡論金融詐騙案件的證據及偵查綱要》 《政法論壇》 1998.6
35、《聯合國公正審判標准與中國刑事審判程序改革》 《中國法學》1998.2
36、《我國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刑事立法條件已經成熟》（合著） 《政法論壇》1998.3
37、《刑事訴訟法修改後我國證據制度的改革和變化》（合著） 《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4
38、《關於人民法院陪審員制度的建議》 《北京觀察》 1999.10
39、《言詞證據必須用實物證據檢驗》 《北京青年報》 1999.9
40、《刑事訴訟法學五十年》（合寫） 《法制世界》 1999年第5期
41、《刑事訴訟法學回顧與前瞻》（合寫） 《人民檢察》 1999年第6期
42、《客觀真實管見》 《中國法學》2000
43、《二十一世紀檢察機關的角色定位》 《新世紀檢察》 2000年第1期
44、《中國刑事庭審制度改革與特色》（合寫） 《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1期
45、《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定位》 《檢察日報》 2000年5月31日
46、《自由裁量與不起訴制度的完善》（合寫） 《人民檢察》2000年6月
47、《刑事證據前沿問題》（合寫），《證據法論壇》第一、二卷；
16、 《關於誘惑偵查法律問題的對話》，《檢察日報》2001年1月18日
17、 《公正與效率 辯證同一》，《人民日報》2001年2月21日 ◇ 樊崇義 李艷玲：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要論
◇ 樊崇義:司法鑒定製度改革應遵守的原則
◇ 樊崇義翁怡潔:監督、獨立與司法公正關系之辨證
◇ 樊崇義:人民監督員制度是一項有生機和活力的制度
◇ 樊崇義：人文精神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 樊崇義 張中:論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法典化
◇ 樊崇義、毛立華、李莉：私有財產保護入憲呼喚財產處置的法律正當性
◇ 樊崇義 劉濤：檢察機關偵查權需要局部適當調整
◇ 樊崇義：確立訴訟預防的觀念
◇ 重塑刑事司法的人文精神
◇ 俄羅斯刑事訴訟結構轉向當事人主義
◇ 完善的訴訟程序是政治文明的標志
◇ 「簡化審」關鍵在於被告人配合
◇ 統一司法考試對中國司法體制的影響
◇ 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司法體制 樊崇義教授1991年評為校級優秀教師，由他主持和領導的刑事訴訟教研室於1998年被評為先進教研室，本人評為校優秀教研室主任；主持的模擬法庭教學法 ，1990年被評為教育部優秀教學成果獎；作為第一主持人的公訴案件第一審程序教學錄象片1998年獲司法部教學科研一等獎；1986年在《政法論壇》發表的《涉外刑訴程序初探》,獲司法部第一屆優秀科研獎；主編的《刑事訴訟法學》獲司法部一等獎；1998年2月在《中國法學》發表的聯合國公正審判標准與中國刑事審判程序改革一文評為司法部優秀論文，並被中央黨校編入《中國社會主義精神寶典》；2000年1月在《中國法學》發表的《客觀真實管見》被評為中國政法大學憲梓科研二等獎。

㈧ 公安機關在什麼情況下會採取手機定位所有罪犯還是案件嚴重的

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

第一百五十條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査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追捕被通緝或者批准、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准，可以採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8)刑事訴訟法誘惑偵查擴展閱讀：

技術偵查應由上級公安或同級檢察機關批准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召開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熱點問題研討會就審判程序、偵查程序和證據制度改革進行深入討論。

來自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北京師范大學等科研院校的博士、博士後與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庭室負責人共同進行了探討。

關於偵查程序改革，與會專家表示，特殊偵查手段應加強程序控制，必須取得上級公安機關批准或者規定應當由同級檢察機關批准。保障不強迫自證其罪的關鍵是律師在場制度。法院在審判階段並不能直接要求偵查機關補充證據，建議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制度。

技術偵查應杜絕權力濫用的可能及危害

楊錦炎博士後認為，修正案草案專門規定了技術偵查，有利於提高偵查機關的偵查能力。但是該節還規定了誘惑偵查、秘密偵查等內容，「技術偵查」一詞，不足以涵蓋上述內容，此節名稱應修改為「特殊偵查」更為適宜。

另外，技術偵查手段容易造成隱私權的侵害，應當從實體、程序等方面進行限制。陳驚天博士後認為，特殊偵查手段的規定非常有必要，這次修改實際上也是將實踐經驗和做法立法化的過程。

但是，特殊偵查手段具有其自身規律和特點，必須考慮權力濫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建議立法應加強程序控制，規定必須取得上級公安機關批准或者規定應當由同級檢察機關批准。

不強迫自證其罪問題 關鍵是律師在場制度

刑訴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樊崇義教授認為，這是人權保護方面的重要進步，草案在如實回答的規定之後，緊接著做了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規定，巧妙地處理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與如實回答之間的關系。

李明博士認為，應當為這項原則進一步設置相關的配套措施，確保該原則得以落實。草案在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同時又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的義務，使得該原則容易被架空。

陳驚天博士後認為，保障不強迫自證其罪的關鍵是律師在場制度，這也是刑事訴訟文明與民主的標志，是發展的方向。

檢察院要求退回補充偵查更符合訴訟階段

余茂玉博士後認為，應當重新設立退回補充偵查制度。從訴訟模式的角度看，我國的刑事訴訟並非完全是對抗制，公檢法三機關在訴訟中有互相配合的要求，退回補充偵查體現了協同合作型訴訟模式的要求。

從訴訟職責的角度看，檢察院不僅承擔證明責任和控訴職能，同時也有客觀義務，退回補充偵查體現了檢察院客觀義務的要求。

從訴訟階段上看，法院在審判階段並不能直接要求偵查機關補充證據，規定建議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制度，更符合訴訟階段的要求。

㈨ 刑事訴訟法將在哪些方面做重點修改

1.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對刑事訴訟法制定宗旨的規定是:「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考慮到「人民」在我國是一個政治范疇，在外延上不包括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訴訟法要保護的是包括涉嫌嚴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權利。同時考慮到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目標，《建議稿》將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修改為「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2.進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關於程序法定原則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根據法治國家的授權原則，並特別考慮到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進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則的重要內容，《建議稿》將程序法定原則獨立作為一條，並分兩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許可權。」「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訴訟行為，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違法的輕重程度及結果情況，決定違法行為是否有效。」

3.將人民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造為無罪推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之基石，《建議稿》第十條第一款根據國際社會的通行表述，將無罪推定原則表述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確定有罪之前，任何人應當被推定為無罪。」此外，為了保證無罪推定原則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於被追訴人處理的精神在實踐中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和落實，該條第二款還規定:「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按無罪處理;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輕的，按罪輕處理。」

4.增加規定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是現代公法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被譽為公法的「帝王條款」。在刑事訴訟中，比例原則的確立對於合理劃分國家權力與公民個人權利的界限，防範國家權力濫用，保護公民個人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建議稿》增加規定了此原則，並將其表述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實施強制性訴訟行為，應當嚴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並與所追究罪行的嚴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相適應。」

5.增加規定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基於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對於防止刑訊逼供、保護被追訴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並考慮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這一原則的規定，《建議稿》第十二條確立了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於自己的陳述。」至於此原則是否包含沉默權，可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解讀。

6.增加規定刑事和解原則。考慮到刑事和解制度既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又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復性司法在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趨勢，《建議稿》在第二十條將刑事和解作為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願，並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7.增加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鑒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禁止雙重危險規則)在保障人權、維護司法權威和裁判穩定性方面的重要意義，考慮到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重復追訴之現實，結合國際社會一事不再理原則相對化的發展趨勢，《建議稿》第二十一條確立了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後，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再次受到起訴和審判，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8.增加規定國際法優先原則。鑒於我國已經簽署和批準的國際公約都規定了不少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內容;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與這些國際公約的規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異。為此，《建議稿》參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條增加規定了國際法優先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本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不同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9.增加規定未成年人特別保護原則。考慮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發展的狀況，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訴人的特別保護對於保障人權以及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建議稿》第二十三條將未成年人特別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規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10.完善辮護人的職責。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關於辯護人職責的規定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在辯護的內涵上對程序性辯護體現不夠;二是過分強調了辯護人有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針對這兩個問題，《建議稿》第五十四條將辯護人的職責修改為:「辯護人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以及維護其訴訟權利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11.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盡管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的幫助，但是沒有明確賦予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從而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順。為此，《建議稿》明確規定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12.通過加強保障辯護人閱卷權的方式解決辯護方的知情權。針對現行刑事訴訟法造成的司法實踐中律師閱卷難的突出問題，《建議稿》結合實際，不明確規定證據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時間，另一方面擴大了辯護人閱卷的范圍。《建議稿》第五十五條規定:「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國家秘密外，可以查閱、摘抄、復制犯罪嫌疑人的陳述筆錄、技術性鑒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訴訟文書。」「自審查起訴之日起十日後至一審判決前，辯護律師有權到檢察機關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再審程序中，辯護律師有權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當為辯護人依法查閱、摘抄、復制案件材料提供條件和便利。」

㈩ 如何認定偵查行為中的引誘，誘導

誘惑偵查，指偵查機關設置圈套，以實施某種行為有利可圖為誘餌，暗示或誘使偵查對象暴露其犯罪意圖並實施犯罪行為，待犯罪行為實施時或結果發生後，拘捕被誘惑者的特殊偵查方法。具體來說，誘惑偵查的目的是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收集犯罪證據；其主體限於具有偵查權的偵查人員及其委託的其他人員。從實踐情況分析，其適用的范圍主要是具有隱蔽性的，無被害人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

（二）特徵分析

正是由於誘惑偵查針對的犯罪都是隱蔽性強、偵查難度較大的案件。因此，其偵查手段與常規的偵查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三個明顯的特徵：

第一，主動性。傳統的刑事偵查順序是「犯罪在前，偵查在後」。而誘惑偵查的順序則相反，是「偵查在先，犯罪在後」。偵查的過程往往是與犯罪事實同步發展的，偵查人員耳聞目睹甚至親身經歷、見證了犯罪事實，顯然屬於「主動型偵查」的范疇。

第二，誘導性。誘惑偵查採取的基本方法就是向對方「示利」。具體表現方式可能是提供犯罪機會，也可能是創造犯罪條件，或創設某種誘導性、暗示性情景，或設置某種「情感圈套」。這些誘惑偵查手段，都至少在表面上迎合了對象的某種利益需要，從而給對象製造某種「合意性」，對犯罪行為的實施施加了一個「正向」的促進推進力。由於犯罪人各個的情況不一，犯罪心理也各不相同。這一個「促進力」有可能使之暴露真實的犯罪意圖，實施預料中的犯罪行為，使警方能夠有效取證，及時抓捕。但也有可能觸動人類天性中的某種弱點，甚至於觸發犯意，大大提升其犯罪動機，陷人入罪。因此，這個「誘導性」就是誘惑偵查最招人非議之處。

第三，欺騙性。在誘惑偵查中表現為偵查機關使用種種詐術，為達到目的而利用對方的某種慾望。包括偵查人員適用假身份，假面目，假情境等等。在有些案件中，為了達到欺騙的目的，偵查人員甚至會參與實施一些單獨看起來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這些舉動常常被人認為有損國家威信，而且具有天然的道義上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誘惑偵查必須同時具備這三個特點，否則就不能定義為是「誘惑偵查」。比如在審訊中警察也可能使用到利誘的刑訊方式，然而就不屬於誘惑偵查。二、通過證據效力判定對誘惑偵查進行規制

（一）進行規制的必要性

近年來，隨著犯罪案件日益組織化，智能化，秘密化，以及犯罪行為人反偵查能力的日益提高和維穩壓力的增大，誘惑偵查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偵查手段，越來越受到偵查部門的青睞。然而，誘惑偵查好似一把雙刃劍，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傷及無辜。具體來說，其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過度地採用欺騙性，誘導性策略，可能會沖擊社會信用體系，嚴重損害司法誠信。二是可能影響個人意思自決的自由，甚至誘人犯罪。由於手段的欺騙性和誘導性，因此在偵查過程中可能出現由於被誘導而產生犯意，從而觸犯刑法的情況。三是存在濫用警察權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不採用誘惑偵查又將會導致許多犯罪無法偵破，從而放縱了犯罪。因此，誘惑偵查的公正性備受爭議。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刑事司法公正往往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刑事偵查陷阱這一誘惑偵查過程中，落陷人因犯本罪而受刑罰，而設陷人無論怎樣設置陷阱，即使存在犯罪嫌疑，也因為是執行公務，身份上的不同而免除其罪，或不談其罪，甚至普通的違法行為都不構成，用公正的天平衡量顯然是不平衡的。」

因此，筆者認為，當我們滿足於懲治犯罪的需要時，也同時要考慮到規制誘惑偵查這一刑偵手段本身公正性的缺失易帶來的弊端。有條件地否定那些嚴重違反規則的偵查所得到的證據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恣意擴張的公權力將會極大擴張，最終被威脅到的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

（二）對誘惑偵查所獲證據進行效力認定是對其進行規制的可行方法

針對如何對不合適的偵查陷阱進行規制的問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建議。各國的實踐也有不同的做法。舉例來說，德國的學者就提出了量刑說、證據禁止說、刑罰放棄事由說、刑法排除事由說、刑罰排除事由說、無影響說等數種學說。總的來說包括從證據著眼和從刑罰適用上著眼兩種角度。筆者認為，對誘惑偵查所獲證據進行效力認定，排除其在審判過程中的適用，否定其證明效力，是對其進行規制的可行方法。而其他的學說則在理論上和實體法的適用上不能自圓其說。

首先，從實體法的規定來看，排除誘惑偵查證據的效力有法可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刑訴法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相反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3條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一下判處刑罰。通觀整個規定刑罰具體運用的61條到89條，諸種減輕處罰的規定並沒有包括誘惑偵查這一方面。顯然，把誘惑偵查當做「案件的特殊情況」報給最高院進行核准，也是不切實際且效率低下程序繁瑣的行為。所以，與其在判決階段在「量刑」和「刑罰適用」上再加以考量，不如直接在證據認定階段就對其進行效力認定更具有實體法上的依據和說服力。

其次，從理論高度上看，通過對落陷者進行刑罰上的減免，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某一罪行進行審判，法官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內，通過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和犯罪構成要件的評析，將其「涵攝」到具體的案件情況之中，將預先評判具體化的過程，並沒有綜合具體案件中於刑法裁量有關的一切事由進行「總體性評價」的餘地。因此，在形影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原則上並未降低的情況下，以誘惑偵查為原因，在刑罰的適用和裁量上做過多的參考，不符合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

因此，從證據角度對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證據進行效力判定，是可行度較高的一種規制誘惑偵查行為的方法。下面，筆者將重點分析如何對證據進行效力上的認定以達到前述目標。

三、誘惑偵查證據判定的具體方法

（一）證據分類

1、分為「犯意誘發型」和「機會提供型」

美國法將誘惑偵查分為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和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是指對原來沒有犯罪傾向的人實施誘惑行為，使其產生犯意，並促使其實施犯罪行為。在此種類型的誘惑偵查中，犯罪嫌疑人本來並沒有犯罪意圖，在偵查人員的誘導、暗示下才產生犯意，繼而實施犯罪行為。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則是指犯罪嫌疑人本來就已產生犯罪意圖或者先前就已經實施了犯罪行為，偵查機關只是為其提供了有利於其暴露犯罪意圖或實施犯罪的一種情境或機會。可見，這種分類方法考察的視點聚集在被誘惑者的主觀心態上，即考察其是否持有犯罪傾向。其區別在於：

（1）被誘惑者先前有無犯罪意圖。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的犯罪人，其犯意的產生是由於偵查人員所採取的一系列積極、主動的誘導、暗示行為。而機會提供型偵查的犯罪人先前就已有犯罪意圖或者犯罪行為，偵查人員的誘惑行為只是使其原有犯罪意圖暴露或者強化。

（2）偵查機關實施此種類型偵查時有無明確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的懷疑理由。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具有隨意性，缺乏明確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的懷疑理由。因此，有學者認為這種偵查手段有對被誘惑者進行人格測試之嫌。

（3）偵查人員是否對被誘惑者實施了積極、主動的誘惑行為。犯意誘發型偵查的偵查人員在整個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積極地幫助和推動犯罪，有引誘清白者犯罪之弊端。反之，機會提供型偵查的偵查人員相對消極，只提供犯罪的情境而不添加過多的推動因素。

2、分為「容許的偵查陷阱」和「不容許的偵查陷阱」

這是德國法的分類方法。不是所有的誘惑偵查都被容許。根據聯邦最高法院的觀點，偵查陷阱是否被容許，取決於案件中的「總體評價」，即「警探的唆使行為對犯罪的影響是否已經達到了如此重要的程度，以至於相比之下被唆使的行為人自己對犯罪的影響反而居於次要地位。也就是說，偵查陷阱的容許與否，必須通過具體案件中對於」被唆使者的危險性程度」以及「阻止其將來實施犯罪行為的必要性」這兩點之間的權衡而確定。進行這種權衡時所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包括：被唆使者具有犯罪嫌疑的原因和程度、警探對被唆使者所市價影響的類型和強度以及被唆使者實施犯罪意願和主動性的程度等。根據這一標准，德國各級法院（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在諸多判決中主要確定了五類不被容許的偵查陷阱，分別是：針對無刑事犯罪嫌疑者的偵查陷阱、量的躍升、強制性的偵查陷阱、過於強烈的偵查陷阱、侵入私密空間的偵查陷阱。

綜上分析，針對無刑事犯罪嫌疑者的偵查陷阱、量的躍升這兩項，都屬於第一種分類中「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的范疇。而強制性的偵查陷阱、過於強烈的偵查陷阱，以及侵入私密空間的這三項，則屬於第一種分類沒有顧及到的一個方面，提示了誘惑偵查中手段上需要注意的其他幾個方面。

（二）效力認定

對一項證據進行效力判定的依據可以分為內部性和外部性兩類。其中內部性的要素包括證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證據的外部性評判標准包括對刑事訴訟制度可能帶來的影響。

1、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所獲證據的效力

（1）合法性判定

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是對原來沒有犯罪傾向的人實施誘惑行為，使其產生犯意，並促使其實施犯罪行為的偵查行為，這種偵查行為對於犯意誘發型偵查所獲證據的效力，各國有不同的認識。在美國和日本，對於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所獲證據一般不具有證據能力，而被認定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但在英國，對犯意誘發型偵查所獲證據的效力則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密切相關。筆者認為，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3條所提及的「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范疇。針對這種證據，可以適用刑訴法解釋第61條的規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完全排除了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言辭證據。

（2）可靠性判定

作為公安機關，在誘惑偵查階段既然是要誘使某人進行犯罪，其搜集證據的傾向已經十分鮮明。特別是在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的情況下，這種危險傾向無疑會表現得更加強烈。被落陷人的任何企圖不犯罪的行為都會被警方加以誘導而被引向犯罪之路。最後被偵查方收集的證據可想而知，均是在這種強烈誘導下所出現的有罪證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的無論言辭證據還是實物證據，均不具有必須的可靠性，其真實性值得懷疑，因此，其效力不能被認定。

（3）外部性評判

一項制度的適用與否，必將引起社會上的相關人員趨利避害，依照政策和法規的指引行事。由此可以推論，如果公安機關發現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言辭證據和實物證據如果可以被認定，必將引起公權力的恣意擴張，極大地威脅到一般公民的正常運行和基本權利的行使。因此，綜合考量下，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言辭證據和實物證據都不應該得到證據效力的認定。應該被排除在法官許可的證據之外，不具備任何證明價值。

綜上所述，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證據在合法性和可靠性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不宜被認定為定罪之證據。如果查證屬實，法官應立即排除所獲得全案證據，並依據餘下的證據判斷被告人的罪責。如果違法誘惑偵查所獲得證據被排除後，再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則法官應當作出被告人無罪的判決；如果該證據排除後，仍有其他充足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則法官仍應當作出有罪判決。

2. 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所獲證據的效力

目前學術界總體傾向的有限肯定說認定了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的證據效力。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在面對誘惑偵查是否合法的問題時，我們不能一概而論。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侵害的公民的人權，違反了程序法所規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及步驟，易被偵查機關濫用，因此應予以禁止；而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具有合理性因素，是符合犯罪行為做斗爭的需要的，是符合現代刑事程序法發展趨勢的，所以應承認其合法性。

筆者認為，考察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的時候，考慮到公權力的強大和容易擴張的特點，必須結合上文提到過的非法偵查手段進行進一步的限制，才更為合適。而不能一概而論，將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證據全盤採納。此時不妨參考德國法的分類，將「過於強烈的偵查陷阱」和「侵入私密空間的偵查陷阱」加以排除。由此，筆者主張，在審查機會提供型誘惑偵查所獲得證據的時候，應該考慮其是否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符合自願原則。在實施誘惑偵查時，公安機關必須確保嫌疑人實施犯罪時是出於完全自願而非強制的狀態。從而避免「強制性的偵查陷阱「。最基本的要求是，警探不得採取任何暴力或者脅迫手段促使唆使者實施犯罪行為。否則，就有使警探自己成為間接正犯的可能性。

第二，符合比例原則。比例原則強調的是手段和目的的合乎比例性。在這里，德國法中規制的「過於強烈的偵查陷阱「就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誘惑偵查手段之一。偵查陷阱中警探唆使行為的強度必須和被唆使者刑事犯罪嫌疑的程度處於一種適當的、與具體犯罪相關的比例關系。被唆使者刑事犯罪嫌疑越大，就越是可以持續地實施強度越大的唆使行為。而那些超出這種合適比例關系之外的過於強烈的偵查陷阱，則不被允許。否則，就可能會造成被唆使者自己對於犯罪的影響相對於警探的影響，反而居於次要地位的情形。由此搜集的證據定罪，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符合不得侵入公民私密空間的原則。在實施偵查時，沒有得到授權的警察是不能隨意侵入公民私人空間開展偵查活動的。更不能在此空間內為其提供誘惑。原因是公民的私密空間受到憲法的明文保護，在私人空間受到引誘時，公民可能會由於情感的因素採取某些非常手段甚至鋌而走險。警方如果在此范圍內加以引誘，則具有太大的誘導性，可能會引起原本並無犯意的人被迫走上犯罪之路。

在確定符合上述三項標准之後，誘惑偵查所獲得的證據可以認定為有效證據，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結語

誘惑偵查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運用得好，對提高偵查效率、打擊刑事犯罪大有裨益，但若缺乏規范和約束的機制，誘惑偵查則會淪為權力的玩具。在對誘惑偵查所獲證據效力的認識基礎上，如何從刑事程序法上對其啟動程序、實施主體、適用范圍、責任追究上進行明文規制，是我國司法系統下一步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