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證據共通原則案例

❶ 民訴案證據採信原則

您好！採信證據，即采證，亦稱認證，是指法官在訴訟過程中，主要是在庭審時，就當事人舉證、質證、法庭辯論過程中，所涉及的與待證事實有關聯的證據材料加以審查認定，以確認其證據能力上的可采性、證據力的大小與強弱並決定是否採信以及如何採信的訴訟行為與職能活動。法官的采證行為是相對於當事人的舉證以及質證行為而言的，和當事人的舉證、質證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實際運作過程。舉證為質證的基本前提，舉證和質證則是采證的共同必要前提和基礎，當事人的舉證與質證體現的是一種利害關系的對抗狀態，與舉證、質證程序的動態活動方式而言，采證程序則基本處於一種靜態之中，表明法官處於一種中立、超然地位，有利於體現司法公正。以下筆者就采證過程中如何正確運用推定、司法認知、蓋然性規則談點淺見。一、推定規則的運用推定是指法官藉助於已知的現存事實，並據以推斷出另一相關事實存在的假設。其根據是事物之間的常態聯系，而這種聯系是人們通過日常生活中長期、反復地實踐和運用而取得的一種因果關系經驗，這種因果關系是事物的現象之間體現出一種內存的必然性聯系，即每當一種現象實際存在，另一種現象必定出現，具有的伴生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5條規定「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當事人無須舉證。明確規定了推定可以作為訴訟證明的一種方式。推定一般分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實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官依照法律預先設置的有關規則，以已知的基礎事實的存在而推定其他事實的存在。目前，我國在立法上採用法律推定的規定較少，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0條規定「有證據證明持有證據的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於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這種推定就是法律推定。此外，還有些規定散見在一些實體法或訴訟法中，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66條規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25條規定繼承人在遺產處理前不作放棄繼承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受遺贈人在知道受遺贈後兩個月內沒有作出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4款規定的作者推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43條、第53條、第55條、第66條的規定等等，這些規定中的「視為」、「視同」就是推定。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規定「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的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和文書，人民法院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即被公證的事項作為證明對象時，可推定為屬實，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已明確規定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必須查證屬實」。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26條規定責任人過錯推定等等。事實上的推定是指法官基於職務上的需要根據一定的經驗法則，就已知的事實作基礎，進而推論出未知事實的證明手段。例如，當事人只要證明自己對某片土地享有所有權或使用權，如無反證，即可推定地上地下的建築物、設施及種植物歸其所有；夫妻在婚姻存續期間生有一小孩，如無反證，推定這孩子為他們的婚生子；當事人提供的書證上載明地點、時間的，推定其為製作時的地點、時間；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時，推定對方當事人的主張為真實等等。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實上的推定兩者之間有本質的區別，法律上的推定主要表達了立法者的審判意圖，具有法定性，其運用將導致舉證責任向相對一方當事人轉移，即基礎事實被證明後，把有關推定事實不存在的舉證責任轉移至對方當事人。而事實上的推定屬於邏輯上的一種演繹推論，是人類理性思維的一種高度產物，具有相對性和不確定性，證明效果上要弱於法律推定，因此，它沒有轉移舉證責任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規定事實推定可以作為一種證明方式的同時，又混淆其與法律推定的本質區別，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因為盡管事實推定是根據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相互排斥關系等法則作為推理機理的，但是，作為事物的發展規律而言，凡事都有例外，這是由於事物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相互依存關系所決定的。同時，被據以證明的事實的真實程度與案情的復雜程度、法官的社會閱歷和業務素質等都有著直接和密切的關系。故在適用推定規則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一）作為推定前提的基礎事實必須真實、可靠。基礎事實是否真實、可靠，對於推定的結果正確與否至關重要。因此，在當事人對基礎事實進行質證時，只要以反證反駁使其處於真偽不明狀態，即可導致推定不成立。（二）應以法律推定作為推定的常規方式，而以事實推定作為補充，不宜濫用事實推定。只有按法律規定推定的事實，當事人才無須舉證，僅根據已知事實推定的事實假定，不發生舉證責任轉移的結果。（三）事實推定而得出的結論只是一種假定，這種假定被認定為真實的前提是相對方當事人不予反證。

二、司法認知規則的運用司法認知是指當事人對顯著的事實和法律，無須舉證，而由法院直接予以確認的證據規則。運用司法認知規則的優點：有利於節約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避免有關法院就不同的裁判對同一事實的認定產生沖突；避免重復性勞動並節約社會資源。司法認知的內容包括顯著的法律和事實，這里的法律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本國法律、外國法律及國際條約。事實，即眾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以及已為法院所知悉的事實。根據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規定，能夠作為司法認知的事項為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的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和文書。由於這種標准設置的過於狹義或嚴格，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司法認知的范圍作了擴充解釋和規定：（一）眾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和定理；（二）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定的事實；（三）已為有效公證書所證明的事實。但司法認知范圍規定的仍顯得過於偏窄，根據當代各國的發展方向，其司法認知的范圍已呈現日漸擴大和更加明晰化的趨勢，體現了處於信息時代世界新的面貌的一些特徵，即愈來愈多的知識和信息使人們在把客觀事物作為認知對象時增加了智能化上的實現功能，已知的知識和信息領域大大縮小了未知的空間。因此，在立法上增加認知事項的范圍勢在必行。同時，對法官業務素質和專業化水平將愈來要求愈高。筆者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正確採用司法認知應注意以下幾點：（一）法院既可根據當事人申請，也可依職權自行採用司法認知。司法認知一般以當事人請求為條件，但對法官已知或應當知道的的事實可依職權自動認知。如，對屬於普通知識或通常經驗以及同一法院或上級法院曾裁判所確定過的事實等，當事人即使未提出申請，法庭也應當依職權直接進行司法認知，法官不能對周知的事實裝聾作啞。（二）要保障當事人的抗辯權。即便是顯著的事實也有違背事實真相的時候，比如，有關輿論或發布的信息對人們在理解上產生的誤導，從而產生以訛傳訛的情形。故應當給當事人抗辯的機會，以便予以核實或澄清。（三）「眾所周知」的事實范圍界定在審判法院的管轄區域較為科學、較為實際。過於寬泛，在審判實踐中實際上沒有確切的標准可循，可操作性相對較弱，而一些事實，如自然災害、重大事件或某一地區的自然概貌、交通狀況等為人所知悉的范圍很可能限於某一地域，要求在沒有限制范圍內都為人們普遍知曉，標准顯得過高。（四）「對眾所周知事實」的判斷，應採用合議庭的方式，必須經過合議庭的一致認為，方可採用司法認知。三、蓋然性規則的運用。蓋然性規則是指由於受到主觀和客觀上條件的限制，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實的認定，依據庭審中對證據調查、審核、協商之後而形成一定程度內心確信的一種證明規則。在對「蓋然性」的認識和理解上，根據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可以：（一）從法官自由心證角度來認識和理解蓋然性。即「屬實」的標准，是法官主觀信以為真，是相對真實而並非絕對真實，相對真實的程度由法官自由裁量。（二）從舉證責任分配的角度來認識蓋然性。法官以某一待證事實成立的可信程度和不成立的可信程度相比較，分配可信程度低的一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三）從邏輯推理來看待蓋然性。即不要求用嚴格意義上的演繹推理方法來評價證據，對證據評價可以採取不完全的歸納方式。（四）從優勢證據的角度來論證蓋然性。所謂優勢證據，是指證據力較強，相對其他證據更有可信價值的證據，與舉證數量無關。我國在立法以及有關司法解釋上對證明標準的設置為「高度的蓋然性」，即在形式目標上以追求「客觀真實」為標准。如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規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第64條第3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第64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等。同時，又實際承認這種標准具有客觀上的局限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第二審程序和審判監督程序，雖然是作為追求「客觀真實」的過濾器，但上訴程序的啟動完全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審判監督程序雖可依職權進行，但也離不開當事人的積極推動，加之調解結案仍占相當的比重等，根本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觀真實」。我國之所以設置「高度蓋然性」的標准，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法官素質問題，法官作為審判主體具有雙重人格屬性，即司法者和自然人，其懷有常人的意志、性格、情感、慾望、偏見、經歷等生理、心理和社會諸多因素，進而制約其對事實客觀性的認識。同時，個人的人格要素，如政治經驗、法律經驗、生活經驗、聰明、教養、意思力、家庭環境、交際環境、社會地位等，都對事實的認定有著重大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就我國目前蓋然性規則的運用應遵循：（一）堅持規則法定的原則，保持中立、超然的地位。即包括證據規則在內的各種程序規則的設置必須是明確的、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盡量減少由法官據情自由裁量的范圍。同時，依照舉證規則自動調節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並對當事人的不當行為進行干預，以規則監護人的身份保障當事人的對抗式訴訟有序的進行。（二）盡量減少法官依職權取證的范圍。法官不對當事人舉證不能承擔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相互有矛盾、無法認定的由人民法院負責調查收集的規定過於擴大法官依職權取證的范圍，這實際上是一種公權介入私權的不當救濟，它以形式上的公平掩蓋了程序上的實質性的不公平。因此，法官依職權取證的范圍應主要限定於當事人確因客觀上的原因無法自行收集的證據，以及涉及到公民人身權益的證據。（三）任何證據，包括法官依職權收集到的證據，在采證之前，必須接受當事人的質證，否則，不能產生證據效力或作為定案證據。同時，就此應當在裁判文書中闡述認定的根據和理由。（四）對於一些特殊類型案件，如欺詐以及婚姻、繼承等與人身權益相關的案件，法官內心確信度應達到更高的標准，如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應取得全體成員的一致確信。
謝謝閱讀！

❷ 證據規則的案例分析

（一）原告：江有意，男，1960年月10日出生
被告：歐陽燕平，女，1959年2月4日出生
案由：離婚
2003年9月3日，原告向八步區法院起訴，請求判決與被告離婚。受案後，法院向原、被告發送了《舉證通知書》，告知雙方應在開庭前1日完成舉證，並將證據材料交到法院，逾期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在舉證期限內，被告未向法院提交證據。2003年9月29日，法院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時，被告當庭提交了原、被告的共同財產包含有以原告名義向廣州市長途汽車運輸公司交納的安全押金60000元的證據（押金收據），要求分割。稱：此款是原、被告以原告名義掛靠廣州市長途汽車運輸公司經營客運期間，依照掛靠合同，雙方以原告名義向廣州市長途汽車運輸公司交納的，按約定，如在掛靠經營期間未出現安全事故，掛靠經營期滿，廣州市長途汽車運輸公司要將此款退回給原告，在經營期間並未出現安全事故，該款應可以分割。審案法官在告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四條第一、二款的規定並征詢原告意見後，原告對被告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同意質證，並對被告所舉證據和證據證明的事實予以認可，但稱：因同時欠廣州市長途汽車運輸公司有相當的債務，此安全押金已不可能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分割，此事被告是明知的；原告未將此款和欠債的事實向法院提出，是因為認為所交安全押金與所欠債務基本可以抵銷所致。被告否認原告的質證主張。為此，原告要求庭後提交欠有相當債務的反駁證據，申請法院批准。 問題：一方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並認可，但要求提出反駁證據，人民法院是否應當准許？
討論意見：對是否准許原告提交反駁證據的申請，經討論存在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四條第一、二款規定：「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對於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這是司法解釋對舉證期限和證據失權問題作出的規定。據此規定，除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以外，逾期提交的證據喪失證明權，人民法院對之不組織質證，對方當事人也享有不予質證的權利。但對方當事人同意對逾期提交證據方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進行質證，是其對逾期提交證據方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不予質證權的放棄，屬於對其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自由處分；其處分了該項權利後，並不能享有在舉證期限屆滿後重新舉證的權利。因此，對原告要求提交反駁證據的申請，法院應不予准許。
第二種意見認為：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四條第一、二款規定，對原告要求提交反駁證據的申請，法院如果予以准許，設立證據失權制度就毫無意義，故應不予准許。但為避免雙方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重大失衡，應告知原告有另行提起共同債務分擔之訴的權利。
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純粹從字面含義上理解，第一種意見無疑是正確的。它既有利於實現程序正義，也有利於改變以往重實體、輕程序的弊端。但它違反司法應當公平、公正的原則，走向了重程序、輕實體的極端。司法的目的，應是既實現程序正義，又實現實體正義，而且實現程序正義，也是為了實現實體正義，故從此角度考慮，第一種意見似不宜採用。第二種意見，一方面維護了司法解釋設立證據失權制度的嚴肅性和程序公正，另一方面又兼顧維護了實體公正，在避免案件審理遲延和超審限結案的情況下採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正確的。但是，既然可以採用增加當事人和法院訟累的另行提起訴訟的辦法解決原告申請提交反駁證據所涉及的問題，那在能保證案件在法定審限內審結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能採取准許原告提交反駁證據的這一增加訟累較少的方法來解決原告申請提交反駁證據所涉及的問題呢？所以，從維護司法公平和公正的原則出發，在不影響案件正常審結的情況下，採用准許原告申請的辦法，應該成為平衡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最佳選擇。這既能維護設立證據失權制度的嚴肅性，也能保證案件處理結果的公平、公正性。因為證據失權，是以逾期提交證據的對方當事人對逾期提交的證據不同意質證為前提的。本案的被告逾期提交的證據，因原告同意質證而未喪失成為證據的能力。在此情況下，出於訴訟公平和公正，於情於法，在不影響案件正常審結的情況下，似都應該認可原告享有對被告逾期提交的證據提出反駁證據的權利，並將原告的反駁證據作為「新的證據」對待，不能認為原告放棄了對逾期提交證據的不予質證權，也放棄了自己對對方逾期提交證據提出反駁證據的權利。本案原告申請提交反駁證據時，離審限屆滿還有兩個多月，准許原告申請完全能保證案件在法定審限內審結，故應以准許原告的申請為宜。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 法院採納了律師的意見，根據證據規則對付某的支付記錄不予認可，付某夫婦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對付某夫婦所稱已支付勞務報酬的事實不予認定，對梅大姐提出的要求付某夫婦支付勞務報酬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
付某夫婦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梅大姐終於得到了她應得的報酬。

❸ 民事訴訟法案例

1,本案中，一對夫婦死亡，因其遺產繼承問題而發生糾紛，夫婦二人有已出版嫁長女李梅、次子李可、權長子李明、長女李梅、次女李娜數位法定繼承人，次子李可起訴請求分割父母的遺房，長女李梅明確表示放棄繼承權，次女李娜不明確表示棄權，又不願參加訴訟．另有案外人於某主張自己是房屋的共同所有權人．

2，本案焦點在於長女李梅、次女李娜二位繼承人應如何處理，李娜則既不明確表示棄權、又不願參加訴訟的行為應如何認定，於某的要求能否為法院認可，他們在本案中訴訟地位該如何列明．

3，本案法律適用主要＜＜民訴意見＞＞第58條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規定

4，本案李可是原告，李明之妻張麗為被告，長女李梅、次女李娜為必要必要共同訴訟人．民事訴訟法規定，應當追加的原告，已明確表示放棄實體權利的，可不予以追加，因李梅明確表示放棄繼承權，所以，法院可以不予以追加．對於次女李娜，既不明確表示棄權，又不願參加訴訟，民事訴訟法規定應視為沒有放棄權利，應當予以追加．對於某，應其對房屋有獨立的實體權利，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人民法院應予追加，在本案中，其訴訟地位應為參加之訴訟的原告．

❹ 哪位高手能夠幫我找出分析民事訴訟法上辯論原則中三種事實的案例

辯論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所有民事訴訟中不可或缺的原則和程序。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人們的法制觀念或法制意識發生了變化，新的法制觀念或法制意識正在形成，並且不斷得到強化。作為法制觀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訴訟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就民事訴訟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對訴訟程序的職權干預，尊重當事人的程序主體地位，保障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基本權利，強化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主導權。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必須認真地研究辯論原則，從而促進我國民事訴訟模式的轉變。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民事訴訟的目的，更好地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價值，從而加快我國民事司法現代化進程。本篇中，筆者將從民事訴訟的基本定義、理論依據、內容以及其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與刑事訴訟法中的辯護原則的區別等方面進行闡述分析;一、 民事訴訟辯論原則的定義
所謂辯論，指的是當事人雙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實和運用法律的問題，陳述各自的主張和意見，相互進行反駁和答辯，以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訴訟結果，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則通過辯論查明案件事實。[1]對此，德國的法學家肯納認為：辯論一般指當事人在訴訟中所提出的事實，並且經過辯論才可以作為法院判決依據的一項訴訟的基本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的事實，就不能作為判決的依據，法院不主動調查，即使調查了而不經當事人提出仍不能做為判決的依據。英美法系國家了多採用此觀點。[2]
二、 辯論原則的理論根據和法律依據
當今世界，在民事訴訟領域其主要有如下幾種學說：
其一，手段說：即人都有一種趨利避害的心理。對於民事爭議而言，對雙方當事人都有利害關系。正是由於這種利害關系的驅駛，雙方當事人都必然想盡辦法，竭盡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樣，利已的心理趨勢成了法院解決訴訟的杠桿，輕易地推動訴訟的發展。這樣做，一則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證據中的不盡力或偏袒一方。二則如果當事者不積極的收集證據。那麼敗訴風險的負擔就從制度上給確定下來了。但因為自己已經被給予了充分的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提出證據，並且由相信是公正無私的法官進行了慎重地審理，但由於自己舉證不利而敗訴，所以對結果的不滿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學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之所以要採取辯論主義，是因為民事訴訟以私益糾紛為其對象，當事人能直接並且一次性地感覺到其解決的利害的緣故。因此，利用當事人的利己之心，將提供訴訟資料的責任委任給他，則能夠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資料。（如果資料不充分，而判決對其產生不利，則將責任歸屬於當事人就無所謂不妥當）[3]
其二，程序保障說：這種學說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認為只有在當事者之間經過了充分的攻擊防禦的事實和證據才能作為法院判決的基礎或根據，而法院依職權來確定審理對象或收集證據往往帶來先入為主的問題，結果是剝奪了當事者充分陳述自己觀點或進行反駁防禦的機會。辯論原則正是為了防止這種情況而確立的法理。[4]
其三，本質說：正是這種消極的政治觀認為應維護和弘揚個人的自由，尊重私權，盡量少干預。因此，法院作為國家機關在民事訴訟活動中應處於消極和被動地位，在訴訟中盡量聽任當事人自己自由處理。即應實現當事人自治。這種觀點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鈴木正等著名法學家都主張這一觀點。[5]
其四，多元說：這種觀點認為在民事訴訟中之所以採取辯論主義，是出於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發現真實，防止出其不意的攻擊，確保對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賴等多元根據，它是在漫長的訴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由於該觀點所依據的根據不是單一的，故稱"多元說"。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學者是"多元說"的倡導者。"多元說"近年來已成為一種十分有力的學說。[6]對此，我國有人認為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辯論原則的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有四點：1、當事人地位平等 2、當事人應承擔舉證責任 3、法院只在特定條件下才主動調查收集證據 4、訴訟應當公正 [7]

總的來說，辯論原則的根據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不管學者對辯論原則的理論依據認識有多大差異，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礎即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強調意思自治，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是被動的和消極的。
三、 對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的內容的分析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當事人有權進行辯論。」該條文被認為是民事訴訟法對辯論原則的原則性規定，是辯原則的法律依據。其意義在於，通過當事人雙方的辯駁，幫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解決糾紛。當事人通過行使辯論權，積極參與到訴訟程序中去，真正成為訴訟主體。
辯論原則的具體含義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辯論權是當事人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即當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對訴訟請求有陳述事實和理由的權利。有對對方當事人的陳述和訴訟請求進行反駁和答辯的權利。當事人藉此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2、辯論原則貫穿於民事訴訟的全過程，包括一審、二審和再審程序。可見，辯論原則所指的辯論並不完全等同於法庭辯論。法庭辯論僅指當事人在開放審理過程中進行的辯論，是一種口頭辯論。辯論原則所指的辯論包括法庭辯論，也包括法庭審理程序以外程序中進行的辯論。3、辯論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口頭形式，也可以是書面形式。口頭辯論又稱「言辭辯論」，主要集中在法庭審理階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辯論，也是辯論原則最重要的體現。4、辯論的內容既可以是實體方面的問題，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問題。首先，凡與案件的事實和適用法律無關的問題不辯論的內容。其次，雖與案件的事實和適用法律有關，但雙方沒有爭議的問題也不屬於辯論的內容。辯論的內容主要是雙方爭議的實體問題，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本身，如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主張能否成立，基於某一事實主張的民事權利請求有無法律上的根據等。辯論的內容也可以是雙方爭議的程序問題，如當事人是否符合條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無管轄權等。5、人民法院在訴訟過程中應當保障當事人充分行使辯論權，也就是說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經過和基於當事人的辯論而作出。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形成於法庭辯論之後；人民法院對案件事實真相的判斷必須充分考慮當事人辯論的結果。只有這樣，辯論原則才能發揮人民法院判斷案件事實真相和確保訴訟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這樣，當事人才能通過行使辯論權達到證明自己的主張，維護自己的實體權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應當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辯論權。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導當事人的辯論行使權，使當事人的辯論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法院應當給當事人充分的行使辯論權的機會，讓當事人能夠充分發表自己的主張和意見。

四、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大陸法系辯論原則的區別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辯論原則與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法的辯論原則有著實質上的區別。在我國，辯論原則的實質被規定為當事人所享有的一項訴訟權利，而在德國和日本，辯論原則的實質被規定為一種訴訟結構，即關於形成審理對象方面的當事人主義，故又被稱為「當事人主導原則」。按照日本學者的概括，辯論原則最根本的含義是：「以什麼樣的事實來為請求的根據，又以什麼樣的證據來證明所主張的事實存在或不在，都屬於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領域，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在這一領域的自由。」[8]按照德國學者的概括，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只有當事人才能夠把爭議的事項導入程序並判斷是否有必要對此任出決定；作為程序規范，法院自身則不得考慮當事雙方都未提出的事實，且不得根據自己的判斷主動收集或審查任何證據。」[9]與此相應，辯論原則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沒有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的事實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第二，當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實，對方當事人無爭議的，法院應將其作為裁判的依據；第三，法院對案件證據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的辯論中所抻出來的證據。」
我國的辯論原則的基本指導思想是調整雙方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基本關系，其不足之處在於它只規定了當事人有權對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卻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後果，這樣，盡管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辯訴原則要求人民法院在訴訟中保障當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辯論權，但這就使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關於辯論權的規定成為一個空洞的口號。對現行辯論原則的一般闡釋雖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當事人能夠實施辯論行為，而沒有使當事人的辯論結果形成對法院裁判的約束。例如，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但質證的內容及其後的法庭辯論對法官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是否具有約束力，法律並未說明。因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辯論原則實際上成為一種非約束性或非實質性原則，從而導致了辯論原則的「空洞化」。
大陸法系辯論原則對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為具有很強的約束力。裁判必須以當事人在辯論中提出的事實和證據為基礎，法官必須尊重當事人對審理對象所作的選擇，不得在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和提出證據之外主動提出事實和證據，使其成為約束性的辯論原則。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為整個民事訴訟核心的辯論程序真正得以實現，有效控制庭審前的隱性訴訟活動和審判過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當事人對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體現。三能夠真正使法院置於中立的第三者立場，從而保證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刑法辯護原則的區別
我國民事訴訟辯論原則與刑法辯護原則有相似之處，但二者有著本質意義上的區別。具體說來，辯論原則與辯護原則的主要有兩方面：1、辯論原則是建立在當事人訴訟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礎之上的；而辯護原則則是建立在公訴權與辯護分立的基礎之上的，公訴人與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並不平等，前者代表國家，後者則處於被審判的地位。2、民事訴訟中辯論的范圍十分廣泛，當事人可以就案件實體問題進行辯論，也可以對案件的程序問題進行辯論，還可以對適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見，而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輕重進行辯護。

六、 我國民事辯論原則的改革構想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法制意識發生了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權的強化。這種變化是改革以來最深刻的變化。人們不僅要求認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權利，而且人們還要求賦予自己應有的權利，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非約束性的辯論原則已嚴重滯後於人們的法法意識，不能滿足人們對權利行駛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從目前國內主流學術觀點來看是傾向於學習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強化當事人地位，增加對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也暴露了不少弱點，尤其是法官的職權過於弱化和地位過於消極，當事人過於主動，容易導致訴訟拖延，增加訴訟成本。對此，我們應採取比較的、歷史的、辯證的方法來吸收、引用和借鑒大陸法系的辯論主義原則，取長補短。但是，我國的傳統觀念、社會經濟、人文觀念的不同，註定了我們的法制改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❺ 求民事訴訟案例

事實法律都對已有利 無奈不懂程序致敗訴
作者：Admin 發布時間 ：2007-6-21 閱讀 ： 353 次

王先生與深圳某公司老總是朋友，1999年11月，王先生與該公司簽訂一份購銷協議書，協議書約定王先生負責山東省市場的產品銷售工作，王先生與山東客戶商定買賣合同後，由該公司根據王先生發來的合同信息，向山東客戶發貨，山東客戶把貨款匯到該公司帳戶上，每筆業務五先生提取5%的提成。合同簽訂後，王先生開始負責該公司在山東省的銷售工作，截止2005年3月王先生已經工作六年之久，期間有部分山東省客戶共計欠公司貨款21萬元。

咨詢者：我是否應該償還山東客戶拖欠的貨款？
律師：首先我們來分析1999年10月份你與深圳某公司簽訂的這份協議書，該份協議書實際上是一份代理合同，你在代理許可權內從事代理行為，其銷售風險由被代理人承擔，而且購銷是一種買賣行為，買主接收賣至貨物後，再繼續銷售，其銷售風險由自己承擔。
咨詢者：我們簽訂的協議書名稱是購銷協議書怎麼能夠認定為供銷呢？
律師：根據《合同法》規定，認定合同性質，並不以合同名稱為主，應當以合同實質內容為准，所以根據你們鑒定協議的內容，應認定為代銷合同，雙方是一種代理關系。
咨詢者：2005年2月份，公司搞了一個對帳單讓我簽字，以前也搞過但是這一次公司在對帳單上有一個註明，內容為山東客戶王某某其欠公司貨款21萬元，由於以前搞過我沒仔細看就簽了。
律師：欠款是要基於一是事實基礎上的行為，由於公司與你之間並不存在欠款的基礎事實，所以說，你對這份對帳單上的簽字行為是一種誤解行為，是可以撤銷的。
咨詢者：可是公司就根據這份對帳單起訴我，法院判決我敗訴這是為什麼？你看這是判決書。
律師（看完判決書後）：判決書認為你沒有證據證明你與該公司之間不存在購銷關系，只存在代理關系。請問，你把協議書向法院提交了嗎？
咨詢者：我開庭的時候把材料都帶去了，對方律師說不予質證。
律師：你有沒有收到法院的舉證通知書，草證通知書上有舉證期限。
咨詢者：什麼是舉證通知書和舉證期限？
律師：舉證期限又稱舉證時限，是指在特定期限內，當事人向法院或者對方當事人提證據，否則逾期將產生相應責任的時限。法院在訴訟過程中會向你送達舉證通知書，告知你舉證期限的，你必須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證據。
咨詢者：我沒有收到舉證通知書呀！這是法院給我的材料，你看一下。
律師（看後）：這不是舉證通知嗎？
咨詢者：法院給我這么多材料，我以為這東西沒有用呢！
律師：法院已經向你送達舉證通知書，在舉證通知書規定的期限內你沒有舉證，在開庭時你舉證已超過了舉證期限，由於對方不同意質證，所以，法院判決你沒有證據證明。這就是由於你不懂程序導致敗訴的原因。
咨詢者：這太沒有道理了，我有理還有證據，就因為我沒有在規定的期限內提前，就判決我敗訴，太不公平了！
律師：我國設立舉證時限制度是為了防止當事人利用程序上空當實施突然襲擊，拖延訴訟是一種進步，以前在我國民事審判過程中，當事人在整個一審訴訟過程中可以任意提出「補充證據」或「新的證據嚴重影響法律的嚴肅性，法官的權威性，當事人舉證行為的正當性與訴訟程序進行的及時性、有序性，現在有了舉證時限，這些問題就能克服了，更能體現法律的公平、公正。

《寶安日報》義務法律服務律師團成員：廣東深寶律師事務所

律師：韋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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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運用程序不當敗訴案
2005年07月13日

一、案情簡介 2000年6月22日，原告李毅在放學回家途中，攀爬10千伏高壓電桿玩耍時，被電擊傷致右臂高位斷離，經法醫鑒定為二級傷殘，需要配製假肢輔助器具，以代償部分功能。為索賠原告李毅於2003年3月6日訴至襄樊市中級法院，請求判令被告老河口市供電局（下稱供電局）賠償假肢費118萬元。

二、審判情況 i湖北省襄樊中級法院根據原告提供的襄樊假肢站出具的《假肢證明》，預測認定其成年前假肢費用為25萬元/具，結合成年後的假肢費共計118萬元，遂判令被告供電局賠償80%計付945160元。

本案判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襄樊晚報》曾以《天價賠償》一文作過報道。其後，中央電視台也作過兩次相應報道。

被告供電局不服一審判決，以一審判決假肢費用嚴重過高為由上訴要求改判。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開庭審理，查明一審認定的假肢費標准系國外產品價格，其後，在省高級人民法院主持下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即由被告供電局賠償原告李毅觸電事故損失30萬元結案。

三、律師評析： 本律師未參加一審程序，系從二審程序中代理被告供電局參予訴訟。經閱卷後認為，本案焦點為根據賠償預見性原則應准確界定假肢費的數額，並以此為切入點展開代理工作。後調查發現，襄樊假肢站出具的《假肢證明》確定的假肢費系法國產假肢價格不符合法律規定。

因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殘疾用具費必須憑醫院證明按照國產普及型器具的費用計算」的規定，襄樊假肢站出具《假肢證明》中涉及的智能假肢費25萬元/具系法國產的假肢價格，而國產的假肢價格為2.6萬元/具，原判以法國產的假肢價格作為認定損害數額的依據，有悖司法解釋中關於以「國產普及型器具」的價格標准界定損失的規定。

該案在一審判決被動的情況下，二審中緊緊抓住原判採信證據不當，錯誤預測假肢費用的關鍵所在，展開代理工作，最終促成達成調解協議，將94.5萬元的高額賠償費用降至30萬元，已經達到了供電局上訴的預期效果。

一、案情簡介。

被告戴豐勇系原告隨州車輛廠的職工，一直為原告主持南方片的銷售工作，從1995年到1997年期間，被告經手共向南方片的客戶發貨價值203萬多元，收回150多萬元，尚有540184.13元未收回。

此前，原告內部制定了《銷售管理制度》，其中第七條規定，銷售人員經手對外發貨，如貨款不能回收，則由銷售人員進行賠償。據此，在1998年6月10日，被告針對未收回的款項，向原告出具了《還款協議》，承諾自已償還540184.13元。後經原告催討，被告未按期償還欠款，原告遂訴至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主張該債權。

二、審判情況。

湖北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一審法院，受理本案進行審理後，作出了（2003）隨民初字第20號判決，認為該還款協議合法有效，判令被告依約定償還540184.13元並承擔訴訟費12000元。

被告不服不一審判決，遂委託本律師代理，向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省高院經審理後認為，雙方之間不屬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不應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作出（2005）鄂民終字第 11號裁定：撤銷了一審判決，直接駁回了原告的起訴。至此，原告手持的還款協議仍無法實現債權。

三、律師評析。

原告之所以敗訴，沒有實現這540184.13元債權，原因在於其對法律關系定性不當，且選擇程序錯誤。

本律師接受委託後，經過調查和研究後遂形成了代理觀點，即原告主張的債權，不是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而是執行內部制度產生的勞動爭議糾紛，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理由如下： 被告是原告的工作人員，負責南方地區銷售工作（發貨、收貨款）是職務行為，雙方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勞動關系，勞動關系的權利義務，除雙方所簽勞動合同外，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在不違法的前提下，約束勞動者，實質是勞動合同的組成部分。本案中，原告的《銷售管理制度》第七條規定了銷售人員的賠償責任。

可見，後期形成的《還款協議》確定的付款義務，實質上是在執行《銷售管理制度》中的賠償責任，換言之，被告是在承擔勞動合同中的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職工執行公務在單位借款長期掛帳發生糾紛法院是否受理的答復》精神，這種具有人身屬性的勞動關系中，由於執行職務行為而形成的債權債務糾紛，不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而是勞動關系。因勞動關系產生爭議，應當遵循先裁後審的程序原則，原告未經仲裁而直接起訴，不符合程序規定，應駁回起訴。

在二審中，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採納了上述觀點，最後直接從程序上駁回了原告的起訴。

二00五年七月二日

摘自 華律網

以上都來自網路

❻ 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的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

1.證據包括：當事人的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勘驗筆錄。

2.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

3.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4.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

5.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製品、照片、副本、節錄本。提交外文書證，必須附有中文譯本。

6.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7.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

因情況緊急，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利害關系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證據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6)民事訴訟法證據共通原則案例擴展閱讀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

1.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2.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3.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4.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2.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3.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並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4.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5.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6.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

❼ 舉例說明民事訴訟法中的一個原則～

一、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授予與規制
徐國棟教授認為：「誠實信用這樣的語詞從規范意義上看極為模糊，在法律意義上沒有確定的內涵和外延，其適用范圍幾乎沒有限制。這種模糊規定導源於這樣一個事實，立法機關考慮到法律不能包容諸多難以預料的情況，不得不把補充和發展法律的部分權力授予司法者，由其行使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功用之一。
法官審理案件、適用法律、執行法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一能動的司法活動中，法官對證據的取捨、法律的適用，有自由判斷、自由裁量的權利。這是法律本身的客觀需要，它有助於個案正義的實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制度無自由裁量權，為了實現個別公正，為了實現創設性正義，自由裁量都是不可缺少的，取消自由裁量會危害政治秩序，會抑制個別公正」。正義是由法律分配，但法律不是萬能的，它存在天然的局限性。一般性規定不可能窮盡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和每一個層次。如果在司法活動中將普遍的一般性規定適用不同情況將可能導致個案的非正義時，法官不能等閑視之而無所作為。此時，法官應充分利用其手中的自由裁量權以實現個別正義。但自由裁量權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授予法官填補法律漏洞尋求正義的依據，另一方面它可能導致司法專橫，破壞法治等諸多弊端。因此，如何才能保證法官不濫用自由裁量權便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龐德指出：「歷史始終是在推崇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和堅持嚴格細致的規則之間來回擺動。」某一制度的成功有賴於它「成功的達到並且維持了極端任意的權力與極端受限制的權力之間的平衡」。因此，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予以必要限制亦是誠實信用原則應有之意。
自由裁量權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司法權力，包含了一定的「自由」空間，但這種「自由」不是恣意，它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裁量權時以誠實、善意的心態去對待，必須符合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不得濫用自由裁量權。首先，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必須基於案件事實，須是在現行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方能行使。其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必須出於正當目的，應考慮到相關因素而不應考慮不相關的因素。再次，要做到判理公示詳寫判決理由，將法官自由裁量的心證過程展示給公眾，使一般具有正常智力的人都能認可其裁量，讓社會監督其裁量的正當性。
我國立法中沒有明確法官有自由裁量的權利，過去法學理論上對自由裁量的研究也不多。但在司法實踐中我國法官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甚至比國外賦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的國家擁有裁量的「自由空間」還要大。原因有二：第一，我國的民法與國外的民法典相比顯得稚嫩、簡陋。因而中國的法官在訴訟中面對更多的法律漏洞，擁有的裁量權相應也就更大。第二，當代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多元化利益帶來的沖突以及制度未有效的確立而產生的混亂與無序給司法提出了嚴峻要求，新類型的案件不斷涌現，而法官又不得拒絕裁判，故只能依靠智慧、經驗作出裁量。君不見最近幾年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台了諸多的司法解釋即能充分印證以上兩點。說明我國法官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這些權利的行使狀況卻令人擔憂。一方面，各種新型案件擺在法官面前強迫法官裁判。另一方面囿於法官的素質、法治環境等因素，有的法官恣意妄為濫用裁量權，有的法官迫於錯案追究制，瞻首顧尾不敢下判，造成訴訟遲延。如何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已成為當前審判方式改革亟待解決的課題。確立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應是其當然的選擇。
二、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對法官釋明權的授予及規制
「釋明權」又稱闡明權，對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主張或陳述的意思不明確、不充分或有不當的訴訟主張和陳述，或者他所舉之證據材料不夠而誤認為足夠的，在這些情形下，法院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啟發當事人把不明確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補充，把不當的予以排除和修正。這種釋明從法院的職權來講稱之為釋明權，從法院義務來講稱之為釋明義務。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規定：「審判長應當使當事人就一些重要的事實作充分的說明並且提出有利的申請，特別在對所提事實說明不夠時要加以補充，還要表明證據方法。為達到此目的，在必要時審判長應與當事人共同從事實上和法律上對事實關系和法律關系進行闡明，並發問。」《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審判長為了明了訴訟關系，在口頭辯論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就有關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事項對當事人進行發問並且催促其進行證明」。「如果審判長或陪席法官在口頭辯論的期日之外，依照本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對攻擊和防禦方法進行產生重要變更的處置時，應當將其內容通知對方當事人」。在我國台灣地區亦有釋明權的規定，且法院如不行使釋明權會影響判決的合法性。
應當看到，上述關於釋明權的規定是以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訴訟機製作為基礎的，釋明權是對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的補充和保障。對釋明權的行使應有一定的范圍和限度，它不能傷及現代民事訴訟的兩大基石——辯論原則和處分原則。可見對釋明權行使范圍和時機這一「度」的把握是何等的重要。如何做到法官既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又要為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益進行釋明呢？這都有賴於法官依照誠實信用原則結合個案中情形予以區別對待。對釋明權的適用范圍大體限於以下幾個方面：
1、訴訟請求不清楚或不充分的釋明
在民事訴訟中，由於當事人的法律知識、文化素質等因素，當事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模糊不清。如在責任競合的案件中原告既提出了侵權之訴又提出了違約之訴，一則使對方當事人無法進行有效的答辯，二則給法院確定爭點造成困難，法官應要求當事人進行補充說明，明確觀點。又如在被告的答辯中除了針對原告訴請的答辯外還要求法院判令原告承擔某種責任，但又未明確提出反訴，法官應主動提示要求明確答復。司法實踐中即有因法官對此未作釋明而造成上訴案例。還有當事人本可以提出更多的訴訟請求，但因法律知識所限而未提出，此時法官應徵求其意見。如在一起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原告肢體致殘卻未要求殘疾人生活補助費。對於訴訟請求不清楚的、不充分的釋明我國台灣地區2000年修正後的民事訴訟法對此規定：（1）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系而其主張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喻其敘明或補充之。（2）被告如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原告請求之事由，究為防禦或提起反訴有異議，審判長應闡明之。」
2、當事人訴訟請求不當而需要變更或除去的釋明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性質和民事行為的效力與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並不一致，如在合同糾紛案件中，原告主張合同有效要求繼續履行而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合同無效應返還財產。此種情形下人民法院有義務提示當事人變更其訴訟請求。否則就不能給當事人帶來「判決時不意打擊」的危險，當然會產生「如果早知道，從這個角度自己也有不少主張和證據可以提出」的不滿。不符合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我國的《證據規則》第35條有相應的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34條規定的限制，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
3、證據材料不充分的釋明
司法實務中，許多當事人根本不清楚自己應承擔的舉證責任及後果，有的當事人誤認為自己就該事項並無舉證責任或認為所舉證據已經足夠。此時法官應向當事人發問，啟發他提供充足的證據材料。經啟發當事人仍不能提供充分證據的，應依法承擔不利的訴訟結果。此種情況在《證據規則》實施以後法官的釋明顯的尤為重要。一些當事人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查明事實是法院的職責，沒有採取積極的態度去搜集、提供證據。此時若法官不進行釋明、啟發他如何舉證而判決其敗訴有失公正。
從以上釋明權適用的范圍和情形可知法官在進行釋明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一方當事人的援助。如果行使得當則能起到保護弱勢群體、提高訴訟效率、防止突襲裁判、實現公平公正的作用。如不當行使，則亦會造成審判不公。「法院進行釋明，在某一程序內是義務，在該程序以上便成為許可權，再過一定限度時則為違法(違反辯論原則)」。法官究竟應如何行使釋明權，履行釋明義務呢？如關於超過訴訟時效的抗辯，法官能否釋明，法官一旦釋明，則意味著其明顯站在債務人一方，這將給債權人以沉重的打擊。鑒於法律的空白及規定不明確的局限性，法官釋明權的行使應依誠實信用原則，本著誠實、善良、公平的訴訟觀念，忠實地行使釋明權、履行釋明義務。
由於我國長期以來實行是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立法上對釋明權沒有也不必要給予重視。如今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推進，訴訟模式的轉換，釋明權的訴訟價值得以彰顯。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的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以及《證據規則》對釋明權制度均有涉及。谷口安平教授將釋明權定性為：「當事者主義與職權主義的交錯」。認為：徹底的當事者主義有時也可能帶來令人無法歡迎的後果，因此就產生了法院適當介入，依職權對當事者主義進行調整的必要。法院所具有的這種許可權稱為「釋明權」。因此在我國的訴訟模式轉換中，應總結國外法律變革的經驗教訓，依誠實信用原則建立與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相配套的釋明權制度。
三、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對舉證責任分配的作用
舉證責任的分配是指在某一具體案件中就何種事實負擔舉證責任。以是否有法律規定可將舉證責任的分配分為法定的舉證責任的分配和法官裁量的舉證責任分配。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首先要依據法律規定，在法律(包括司法解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可根據公平及誠實信用原則，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因為舉證責任的分配關繫到當事人訴訟的勝敗，法律一般對舉證責任的分配都作了具體的規定。然由於實體法的局限性所在，它不可能包羅萬象，而訴訟的案件又呈千姿百態，總有實體法調整不到的地方，需要法官在具體司法實踐中行使裁量權予以調整，由法官合理地分配舉證責任。另外法官在個案的審理中如果認為根據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不可能實現公平合理的立法目的或不符合立法精神時，亦可根據公平及誠實信用原則斟酌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
舉證責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在司法實踐中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國法律對此卻沒有明確的規定。2002年4月1日實施的《證據規則》第7條第一次肯定了法官在一定情況下自由裁量確定舉證責任分配的權力。肯定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裁量權，不是說法官可以恣意妄為，不受約束。舉證責任的分擔攸關當事人實體權益的得失，法官必須基於公正平義的理念，誠實、善意的心態去衡量。依誠實信用原則，法官在分配舉證責任時應考量以下相關因素。
1、當事人的舉證能力
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對待證事實的舉證條件和舉證能力主要受制於兩個方面，一是當事人與證據的距離，距離證據近就說明他更容易提供該證據，讓更容易舉證的一方負舉證責任，不僅公平而且更加有效率，舉證不能的機率也大大減少。《證據規則》中關於專利侵權訴訟、勞動爭議案件等舉證責任的分配即是考慮了證據距離的因素。二是收集證據的能力，訴訟實踐證明，當事人在證據收集能力上強弱不等，不同的當事人其所具有的收集證據的能力是不一樣的。如法人一般優於自然人，重復訴訟者較之偶然訴訟者收集證據能力要強一些，有專業知識的認要大於無專業知識的人，有代理律師與無代理律師的也不一樣。綜上，應由佔有或接近證據材料，有條件並有能力收集證據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否則，讓遠離證據材料又缺乏必要收集證據條件與手段的一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有違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正是有鑒於此，《證據規則》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可見舉證能力是法官在確定舉證責任分配之時應當考慮的因素之一。
2、實體法的價值取向
近代民法理念由形式正義轉向實質正義，其價值取向由法的安定性轉向社會妥當性。這在侵權行為法領域顯得尤為突出。歸責原則：由過錯責任到無過錯責任；因果關系的認定：由必然因果關繫到相當因果關系；過錯的判斷從心理過失到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的過失；旨在擴大救濟而模糊責任，向勢單力薄的受害者傾斜。相應地在實體法及程序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未作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官應根據實體法的立法精神和抽象原則分配舉證責任。如1998年上海市虹口區法院審理的一起消費者錢小涵狀告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非法搜身侵害名譽案件。審理中雙方就被告是否有脫衣搜身行為發生爭執被告否認有脫衣搜身行為，原告對此又難以有效舉證，被告也不能否認該事實不存在。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敗訴。被告上訴，再次否認「強迫」錢小涵被脫衣搜身，要錢拿出證據來，並認為即使在地下室一對一的情況下，舉證責任仍在錢某而不能倒置。二審判決調整了賠償數額但仍判被告敗訴。在此案的舉證責任分配上實體法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應是法院考量的因素之一，實體法的價值取向也指引著程序法的價值選擇。法官可依誠實信用原則，按實體法的價值取向去分配舉證責任。
在民事訴訟中，法官不但承擔著維護法律程序、公正司法的職責，同時也負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公平裁判的義務。民事訴訟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通過對法官自由裁量權、釋明權的授予與規則，從而確保了公平正義的實現及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官只有嚴格地依據法律、公正無私地行使自由裁量權、釋明權，方能真正贏得公民的信任。對法官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要予以制裁，追究其法律責任，才能確保誠實信用在民事訴訟中的貫徹落實。

❽ 證據案例分析

1,甲的供述屬於犯罪嫌疑人辯解和供述，乙妻子和丙姐姐的口供屬證人證言，專贓物屬於物證，失屬主證言屬於被害人陳訴。2，甲，失主，以及乙妻子，丙姐姐的口供都是直接證據，直接證據是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贓物並不能直接證明案件主要事實是間接證據。樓上說的是傳來證據和直接證據的區分。

❾ 民事訴訟法的案例分析

1、訴訟標復的是陳某與崔制某的婚姻關系；
2、本案應由B區法院管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3條第二款之規定，本案屬於對下落不明人提起的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應該由原告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管轄，因崔某經常在B區居住，因此應由B區法院管轄；
3、法院做法的錯誤有：一、B區法院接到A區法院移送後，認為無管轄權又移送回B區，二、B區法院審理本案應組成合議庭審理，三、B區法院對原告崔某提出的迴避申請沒有進行處理，四、原告崔某僅起訴離婚，法院沒有權利依職權宣告陳某為失蹤人。五、對下落不明人應該公告送達法律文書，交給其父母不能視為送達。
4、張某應該以陳某和崔某為被告提起訴訟。民事訴訟法規定，個體工商戶實際經營人與登記的不一致的以登記人和實際經營人為共同被告。
5、B區法院對張三的起訴沒有管轄權，因個體工商戶的實際經營地在A區，應由A區法院管轄。

❿ 證據裁判原則在民事訴訟中有哪些例外情形

你好，
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例外
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例外有「相對免證的事實」或「毋庸證明的事實」。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其訴訟法典(或證據法典)及實體法中，對免證事實做出明確規定。比如，《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201條規定了「關於裁判事實的認知」(即司法認知)，第301條和第302條規定了民事訴訟中的推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8條規定了「自認」，第291條規定了「於法院已經顯著的事實」，第292條規定了「法律上的推定」;法國《民法典》第1349條至第1353條規定了「推定」，第1354條至第1356條規定了「當事人自認」等。
再如，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278條規定「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的事實」為司法認知的事實，第279條至第280條規定了「自認」，第281條和第282條分別規定了「法律推定」和「事實推定」;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民事訴訟法》第434條規定：「一、明顯事實無須陳述及證明;眾所周知之事實視為明顯事實。二、法院履行其職務時知悉之事實無須陳述;法院採納該等事實時，應將該等事實之文件附入卷宗。」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公證法》(第36條)和司法解釋《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5條)、《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條、第9條、第13條、第74條、第76條)、《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5條、第68條、第70條)等規定，眾所周知的事實、公證的事實、預決的事實、推定的事實、當事人訴訟上自認的事實等，無需當事人舉證證明。
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1998年)第334條規定：在法庭審理中，下列事實不必提出證據進行證明：①為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並且未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事實;③法律、法規的內容以及適用等屬於審判人員履行職務所應當知曉的事實;④在法庭審理中不存在異議的程序事實;⑤法律規定的推定事實。
我國有學者將以上事實納入司法認知的事實。筆者認為，司法認知的事實主要包括眾所周知的事實、法院依職務所知悉的事實和公證的事實。因為採用這些事實均具有司法認知的特徵，均須遵循相同的程序規則。司法認知、事實預決、推定、訴訟上自認均具有各自的規范內容、法律特徵，必須遵循各自的程序規則，所以不能將預決(事實)、推定(事實)、訴訟上自認(事實)納入司法認知(事實)的范疇，而應當分別規定和討論。
既然免證事實是證據裁判原則和證明責任或者證明對象的例外情形，同時為防止法官濫用職權採用「免證事實」而違背證據裁判原則，就得採取法律明定原則。筆者認為，我國由司法解釋規定免證事實有輕率之虞，特別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就此所作出的解釋的效力是否或者能否及於審判值得疑問。再者，我國相關法律或司法解釋並未具體規定司法認知、事實預決、推定、訴訟上自認的程序規則，為立法上的大漏洞。
上述「相對免證的事實」或「毋庸證明的事實」，其真實性已被確定或當事人間沒有合理爭議，其主張者無需運用證據證明，法院直接採用為裁判的根據。不過，訴訟中沒有絕對的免證事實，若當事人(特別是不利一方當事人)提出充足反證、發現新的事實或者撤銷自認等，所謂的免證事實則成為證明對象。
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例外還有經驗法則、地方習慣、交易習慣、行業慣例、國際慣例等，通常不構成證明對象，法院直接予以採用。不過，對某個經驗法則、地方習慣或行業慣例等，本案法官不了解或者當事人有爭議的，則需進行調查。調查方式通常採用自由證明，調查方法包括民意測驗、查閱資料、咨詢專家等。
法官採用免證事實、經驗法則、地方習慣或行業慣例等之前，應當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參與權，特別是要保障不利一方當事人的異議權或反證權。否則，將構成上訴或再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