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民事訴訟法

① 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協議管轄的規定

根據新《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解讀】本條是關於協議管轄的規定。
協議管轄，又稱合意管轄或者約定管轄，是指雙方當事人在糾紛發生之前或發生之後，以合意方式約定解決他們之間糾紛的管轄法院。本條規定，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在書面合同中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可見，協議管轄必須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1)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案件，包括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
(2)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范圍，包括可以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當事人選擇了與合同沒有實際聯系地點的人民法院，該協議無效。合同簽訂地是指合同雙方在書面合同上簽字和蓋章的地點。例如，廣東某廠與黑龍江某廠在北京簽訂購銷合同，北京為合同簽訂地。標的物所在地是指標的物存放的地點。例如，上海某廠與大同某廠簽訂的購銷合同，合同約定履行地為大同火車站，貨物由上海裝船運至秦皇島港時發生糾紛，因貨物在秦皇島港，秦皇島港為標的物所在地。
(3)必須以書面協議選擇管轄，包括書面協議可以採取合同書的形式，包括書面合同中的協議管轄條款，也可以採取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當事人雙方協議選擇管轄法院意思表示的形式。或者是訴訟前雙方當事人達成的管轄協議，口頭協議無效。
(4)當事人必須進行確定的、單一的選擇。當事人必須在上述五個法院中選擇其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的雙方當事人選擇管轄的協議不明確或者選擇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人民法院中的兩個以上人民法院管轄的，選擇管轄的協議無效，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確定管轄。
(5)協議管轄不得違反民事訴訟法關於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目前，有些地方法院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對合同及其他財產權益糾紛案件，不屬於自己管轄的，也搶著受理爭管轄。如果依原告就被告原則，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原告怕地方保護主義;如果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轄，被告怕地方保護主義。為了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因此規定協議選擇管轄。這樣規定，還可以避免因管轄權的爭議而延誤糾紛的解決。協議選擇管轄，不得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② 在法律上，未成年能.............

一、 研究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必要性

在人類歷史上，對於證人資格一度存在諸多限制，年齡﹑宗教信仰﹑智力缺陷﹑膚色﹑道德缺陷﹑定罪判決﹑婚姻關系﹑與一方當事人﹑律師﹑利害關系人的訴訟關系等，這些都曾經是不具備證人資格的理由。[1]許多未成年人往往不在證人之列。我國《唐律》中就明確規定十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作為證人，「基於律得相容者，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2]隨著人類歷史的進步，年齡不再是決定證人取捨的標准。「今天，幾乎所有人都被假定為有能力作證，除非相反的情況得到確切的證明。」[3] 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都明文規定未成年人具有作證的資格。美國《加州證據法典》第700條就明確規定：「除非成文法有其他規定，每個人不管他的年齡，都有資格作證人。沒有人被剝奪了對問題作證的資格。」並且在司法實踐中加州法院也已經允許十分幼小年齡的兒童作證了。[4]英國法律明確規定未成年人可以作為證人出庭作證，稱為「克服年齡缺陷從而合格的證人」。義大利民事訴訟法規定可以傳喚未滿14歲的人不加宣誓地直接詢問。總之，對於兒童證據，不應採取否定的定型觀念。近年來在普通法和成文法典中已經形成共識，「兒童證據具有天然的不可靠性因而應當特別小心」的觀點已經被消除了。[5]

法律明文規定未成年人的證人資格並不意味著每一個未成年人都可以出庭作證，未成年人能否作證要受制於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具有以下一些特點：1.由於在知識﹑智力﹑經驗等方面都與成年人存在很大差距，所以未成年人對於案件事實的觀察﹑理解﹑記憶﹑陳述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成年人有作證能力的案件未成年人就未必有作證能力；2.未成年人包括剛出生的嬰兒至17周歲的人，雖然年齡跨度不足18年，但基本完成了個人心理﹑生理﹑智力逐步走向成熟的完整過程，因此，各個年齡段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17歲的未成年人可以像成人一樣作證，1歲的未成年人就沒有什麼作證能力；3.未成年人由於居住環境﹑生活狀況﹑教育程度﹑家庭等方面的差別，同一年齡的未成年人對於同一事物的認識就可能存在天壤之別。例如，大都市裡學齡前的兒童可能熟練地操作計算機，而偏遠地區17歲的未成年人完全有可能不知道電腦為何物（當然這種情況在成年人中也是存在的，但未成年人由於身心發育的不成熟，其認識能力則更易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與此相適應，同一年齡的未成年人之間的作證能力就會存在很大的差異。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證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是兩個有一定聯系但又不能相互混淆的概念。我國《民法通則》依據年齡、精神狀況將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分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一般說來，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作證能力，具有限制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是否具有作證能力則比較復雜。因為證人證言往往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並且證人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證人的取捨上必須慎重。對於未成年人來說，其是否具有作證能力不能僅僅依賴年齡來判斷，而應當尋求更加適當的判斷標准。

往往在其他證人或者其他證據難以取得時，案件當事人才會主張由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因此未成年證人對於案件的證明就顯得更為重要，而未成年人具備作證能力是未成年人作證的前提條件，所以確立適當的標准和程序審查、判斷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我國由於證據立法的滯後，法律中沒有關於未成年人作證的專門規定，而理論界對此問題又鮮有人進行專門的研究，所以對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研究就具有了理論上和實踐上兩方面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二、 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確認標准

前已述及，我們不能簡單地依據年齡來區分證人有無作證能力，這是因為：首先，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主要體現在對案件事實的陳述上，年齡是未成年人作證能力的關鍵性因素，但是並不是絕對的和唯一的因素；其次，未成年證人對於案件的作用往往是不可代替的，所以在未成年證人的選取上應當更加慎重，不宜採取絕對的、單一的年齡標准。因此，應當確立對未成年人作證能力進行審查的獨特標准。

加拿大《證據法》認為不足十四歲的未成年人能否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取決於兩個因素：(1)此人是否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2）此人是否可以表達證據內容。如果此人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應當在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後作證；如果此人不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但能夠表達證據內容的，可以在許諾說出真相的情況下作證；如果此人不懂得證據宣誓或鄭重陳述的性質又不能夠表達證據內容的，不能作證。澳大利亞《1995年證據法》將證人證言分為宣誓證言和非宣誓的證人陳述。一般來說，證人要提供宣誓證言，只有在作證中不能理解的才沒有提供宣誓證言的資格，但提供非宣誓事實陳述的證人同時要滿足下列條件：（1）法院確信該人能夠理解事實與謊言之區別；（2）法院告之該人陳述事實之重要性；（3）在對其進行詢問時，該人表明擬在訴訟程序中陳述真情的。符合下列情形的人不能作證人：（1）該人不能聆聽或者理解對事實的提問，或者不能表達對問題的回答；以及（2）此種不能聆聽或理解無法克服。美國法律則僅要求該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理解和回答簡單問題的能力。為了決定該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區分事實與謊言的能力，法官可以提出一些

諸如此類的問題：「假如我曾經對你說我的法袍是白色的，那是真的還是假的？」「聖誕老人是確有其人，還是有人裝扮的？」[6] 1947年，美國肯德基上訴法院的一個判決認為：「法院應當確定未成年人是否有足夠的觀察、回憶與敘述事實的智力以及說真情的義務感。如果他具備這些條件，就應該允許他作證。法院一旦裁定他是一個合格的證人，應由陪審團確定應給予他的證言多大的分量。」[7]印度法律規定未成年人出庭作證的能力取決於：（1）是否能夠理解所提問題；（2）是否能對這些問題給出理性回答。奧地利《民事訴訟法》規定不能傳遞知覺或者對應證明的事實缺乏知覺能力的人不能作為證人進行詢問。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這可以說是關於證人能力的立法規定，也可以說是對未成年人證人能力的確認標准。但由於該規定過於簡單，又缺少理論上的研究，結果造成實踐中的操作困難。未成年人能否出庭作證取決於四個因素，即未成年人的：（1）觀察力；（2）理解力；（3）記憶力；（4）陳述力。未成年人對於案件事實要經歷一個觀察——理解——記憶——陳述的過程，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可能導致案件事實的證明成為不可能。而這四個因素又是由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心理、智力等因素的發育情況所決定的。所以，未成年人的作證能力必然與成年人之間存在差異，恰如加拿大判例法認為的一樣：「採用審查成人可靠性的標准來審查兒童證據的做法是錯誤的。他們的證據應當在常識的基礎上予以探究，同時考慮在具體案件中的優勢和劣勢。」[8]因此，只要未成年人具備了基本的觀察、理解、記憶能力，並且通過自己的陳述（窮盡現有手段）為他人所知，表明其能夠區分事實與謊言的，就證明該未成年人具有證人能力。也就是說，在未成年人作證能力方面不應當採用過於嚴格的標准，只要未成年人具備了證明案件事實的最基本能力即可。在此方面，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通過提問一些簡單問題的提問來決定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作證能力。在實踐中，對於作證能力較差的未成年人可以採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來幫助其在作證能力方面的缺陷。比如對記憶力差的未成年人可以採取回歸現場、催眠等措施 ；對盲、聾、啞等表述能力有缺陷的未成年人，可以藉助於助聽器、盲文、啞語等手段；必要時還可以請未成年人的親屬、老師等進行協助。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8條中規定，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9]對此問題應當如何理解？首先，這是關於未成年人證言效力的規定，而非作證能力的規定。作證能力是未成年人是否具有作證資格，能否出庭作證的前提條件。而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是否與其年齡和智力相一致是證言的效力問題。只有具有作證能力的未成年人出庭作證以後，才會發生證言效力的問題，兩者是不在同一范圍的不同問題。因此，證人是否有能力作出與其年齡和智力相一致的證言不是證人作證能力的確認標准；否則，會不可避免的犯本末倒置的錯誤；其次，此規定表明未成年人可以出庭作證，並且沒有明確的年齡限制。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是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一致對於未成年人作證本身沒有影響，僅僅對證言的效力有影響。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與其年齡和智力相一致，該證言就可以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超過或者低於其年齡和智力水平，該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需要和其他證據相互印證。這就更加證實了在未成年人作證能力上的「低要求」。

③ 債權人撤銷之訴與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聯系與區別

首先，提出了

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的問題，進入第三方武力的問題損害了消費者的權利利益提出上訴的裁判制度不健全的補救缺點存在。特別是近年來，一些惡意串通當事人，一些政黨故意隱瞞重大事實，超出了權利要求的范圍有些裁判文書調解的內容，更多的性能與損害局外人的利益。 2007「民法通則」第178條只是賦予當事人申請第三方重審不提供救濟渠道的權利。當第三方民事權利受到侵犯時，裁判需要在2007年生效，「民法通則」第204條的設計是第三方反對意見的執行情況，向執行法院，第一次初步反對第三方審核由執行法院，反對機構設立規則暫停標的物的執行落實。第三人不服該決定，申訴人只要求由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以按照職權啟動程序，即通過公權力進行干預，以解決問題的第三方權益後生效侵犯的裁判。 [我]因此，由於外界第三方的訴訟權利損害的虛假情況的救濟問題，主要通過申請再審解決。但也更嚴格的條件申請再審，開始是很困難的。早在2011年8月2日，日本民法室LAC上需要研究這個問題「內政部頒發」提出了三種方式解決，一種是第三人應當設立上訴制度，以第三人在原方的被告人，使法院的生效判決，要求對他們的判決的內容。二是再審程序應，以便第三方再審申請原判決的權利。三是建立第三方不應被和的再審上訴程序，而另一個投訴解決由第三人，可以在上訴之前否認了上訴。

要通過訴訟等手段防止惡意人士，對在外人看來，新的「民事訴訟法」第227條，同時保留了「第三方執行異議上訴」的合法權益，「來自法國和台灣學習，中國的第三人訴訟制度「[二]，第56條，第三人增加規定，」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或部分調解或全部的錯誤的內容，損害公民權利，他可能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利的日期正在六個月內侵犯，使該判決，裁定，人民調解法庭訴訟。人民法庭上，建立了債權，應當改變或者原判決，調解;索賠是不成立的，駁回了索賠，「熊躍民教授認為，這一規定」與再審相比，在訴訟中的第三人提起程序更方便，更利於第三方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III]

二，民法兩種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評論

（一）第三方投訴程序

第三人的上訴過程起源於法國，法國的表述是「第三方反對」，中國學者將其轉化為「第三人提出取消異議的決定」[IV]。「法國新民事訴訟法」，為「第三人異議」為「極上訴途徑「和」再審「並列第582條的規定規定：」第三人提出取消該異議是指攻擊第三人不為己判決的興趣，要求該決定或要求修訂的決定第三人異議，反對擬議的第三人，是指爭他們的攻擊點已被判處挑戰法律，並使其事實上重做裁判。 「第583條規定，」在讓市民提出反對給第三人的任何權益「第587條規定，」第三人在質疑的上訴請求的判決提出，要提出攻擊法院的判決;反對由第三方提出的，裁判是由同一警長「同時，」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頁592規定：」由第三人取得，彷彿要做出這樣的判斷，法院裁判的決定提出反對的判斷，提出了同樣的呼籲。 「在它的程序，第三人提出異議，以取消實質條件的決定」應該有益處，「-----」獲准第三人造成損害這一規定的判定「，使大部分的判斷可以進行救濟以這種方式由第三方取消判決的反對意見。在接受原來的法院判決，審理。結果在審判普通程序的司法管轄區作為第三人提出取消異議的決定被駁回，原判確認;此類第三方異議贊成判決得到判決的取消將被取消或減刑對於由第三方提出的任何判決的反對，拒絕接受該應用程序可以請求救濟[V]民事訴訟法守則的條文，解釋取消第三方異議，雖然是上訴的途徑非常的決定，但它是一個普通的審判程序，還有適當的補救措施。

台灣，中國在保留[第三人異議訴]前提「強制執行法」，修訂2003年「民事訴訟法」原生態「第三者決定提起申訴的程序，」第507-1條規定認為「無私第三人在法律上歸屬於非結果是訴訟的主體，但不參加，沒有取得所造成的攻擊或防禦方法判決誰是共同被告雙方在決定最後的足夠影響判決提起申訴，要求其不利判決的一部分。「還規定，」第三方投訴，投訴原審法院判決的專屬管轄權。「中國台灣」民法通則「這個系統的建立」後該系列的程序保障為保障第三方程序所賦予的權利，並通知該第三者的事先程序保障（第254第四的第67條），構建一個統一的決心程序性保障措施和糾正爭，法國（或裁判）穩定性的具體要求和有效性。 「[VI]必要的細節，以擴大訴訟的功能來解決爭端，」實體法維持秩序與和諧「的基礎上」，確保糾紛解決的有效性「和」改進司法系統的運作效率與經濟「中，有時決定的有效性必須擴大和第三方比其他訴訟當事人，但在另一方面，站在鑒於憲法訴訟自由和產權保障的權利，從而使第三的地位人在一個特定類型的綁定結果私法的判斷，它必須給予某種形式的系統，豐富強大的擴展的有效性決定的合法性的基礎上，設計程序保障的，因此，首先，賦予法院依職權的訴訟部門的事實被告知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之間的特殊關系的結果，第三方可根據俾使的訴訟保留的內容和決策類型的賭注「是否」和「在其中的方式」參與訴訟，但前提是第三者「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前」;在另一方面，法院不得基於一個恆定的能量，第三人在訴訟程序中的股權，並告知現實正在實施程序保障的要求，所以對於第三方之前，參加訴訟的機會沒有給出判決，允許其在事後競爭是什麼效力的判決，只要它「之後的程序保障」，設置了「第三人之訴」該系統。 [七]然而，第三方的吸引力和功能性的立法宗旨的詳細視圖，該部應確保的目的和正確的客觀判斷，其目的應該是一樣再審的目的。

在現有吊銷第三方投訴的框架內，第三人在法國和中國台灣提出反對取消的判決，該判決是第三人來攻擊自己的利益，或者要求廢標判決改判。但目的是通過既判力裁判的法國法律打破，目的是為了保護第三方的台灣成立過程的權利。在[八]無論是在訴訟要求，提上訴，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和審判過程中，等方面是不一樣的判決。

（二）第三人再審再審

方有特殊要求滿足，其目的是判決和重審案件依法作出了終審判決錯誤。

「義大利民事訴訟法」第404條規定：「讓路給他執行的最終判決或權益受到侵害第三人的判決，或因欺詐或串通，以自己的利益訴訟的損害繼承人和債權人已就判決確定再審。「第三義大利再審的規定是非常簡單的，但與第三方上訴制度，等等，這是由判決確定的同一主題的侵犯第三方的方式提供救濟。

日本的「舊民事訴訟法」第483具有欺詐判決受害者的規定，第三人可以得到緩解與准再審訴訟賠償訴訟。該第三人應確定原方共同被告的判決。該系統可以對第三人給立竿見影，而且可以防止沖突的裁判。在1926年修訂的規定刪除，並於1996年修訂民事訴訟法，這對於是否需要額外審理再審審查中提出。但學者認為，遺漏詐騙受害者屬於立法再審制度的錯誤，並在現有法律的解釋承認這個政權。 [九]可見，日本第三人原判的投訴並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訴訟制度，但分類再審，無論申請再審第三的選項法定主體。日本學者也認為，多個外部第三方的情況下，可以類推適用再審的主體的規定，提起再審。但民事訴訟法對第三人再審的標的物沒有特殊規定，因此可作為其申請再審基於事實第三方的主題日本的新代碼，是模糊的，它基本上取決於的要求相關的實體法。同樣，第三方的基礎上，生效判決提起再審下是模糊的，因此不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目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47條[獨立人士參加]規定，訴訟的結果主張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的第三人，作為雙方當事人的訴訟作為共同被告。日本學者通說認為，基於廣義解釋，當涉及第三方，預留判決判決的效力有固定的第三方的利益可能帶來再審。 [X]此外，欺詐第三方的執政黨，第三方也提到這一點，理由再審。 [XI]同時，從實體法的角度來看，在欺詐案的判決，「日本商法」三下「股東代表訴訟欺詐再審」和「行政訴訟案件在日本」第34條第268條的「第三人再審「，也是」第三方可能再審「補救一套程序性保障措施之後。 [XII]

由上可知，第三人在日本和義大利再審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但？？第三人的想法有救濟和立法意圖，但是這兩個國家都將是第三人的救濟後 - 原案糾正侵犯其判斷---為一體的元素再審制度的，因此將解除延伸到進入裁判的力量主要再審有第三人有直接利害關系。

看到來自第三方聯合呼籲兩個訴訟官司的比較第三再審：一，第三人再審功能旨在否定原終審判決的有效性，而上訴的原則只有在第三人，要求判決不利原來的第三人最後一部分，但原終審判決的錯誤還沒有得到處理和解決。可以看出，該第三方再審的作用遠遠大於第三者投訴更徹底地更大。其次，由於第三人的結構，只在有合法再審申訴，認為原訴訟的主體必須繼續聽取法律關系的再審。所以，說到第三人再審原告在理論必須建立在訴訟各方有法律關系的資格是有限的原始標的物;而第三個重大訴訟撤回只有在終審判決不利於第三人部分，據此，原告的范圍在更廣泛的上訴再審申請第三方投訴第三人的主要范圍。綜合上述兩點，第三人提起再審的主體區域和更加具體和嚴格的再審，但提交的更多的休閑第三方投訴的主要范圍，勢必效率值？構成既判力和民間的威脅。因此，第三人與再審中投訴的功能和意義的獨立第三方。 [XIII]

通過的情況下的補救措施域外研究以外的第三方顯示，在編制而言的方式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設立獨立的第三方相對上訴制度將盡可能多的方式上訴的，並設置並排再審。這相當於上訴的普通途徑，而不是第三方提供救濟的情況下，在普通的方式提起上訴，並需要通過法律明確授權。相較之下，台灣，中國，法國，更加註重對民事訴訟法第三人該裁決的權利 - 授權不被判決的約束，但他們損害的權利的有效性其最終判決的利益被害人的事實救災後，應給予法律。另一種是日本的民事訴訟法和義大利沒有一個獨立第三方訴制度的舊民事訴訟法，但它會被歸類在建立再審，或者在特別法中，具體的規則來指定允許再審的相關規定。關於防範欺詐的危害歲的日本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三人可以提供及時的救濟和預防沖突的裁判。 [十四]

我們認為，第三方上訴制度因生效兌判斷，它不是按照一般程序，但只有在符合再審聽證程序，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爭議解決辦法是與司法效率的原則。在2005年底，最高法院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了「關於當事人權利的保護決定申請再審，正義（草案）的利益」，提請各國相關立法的嘗試和地區，結合國情，建議，規定：。 「第三方民事，行政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損害其權益再審，比照申請的當事人的規定，再審處理的理由」在2007年6月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的過程法院認為，以立法的單獨條款重審後，給第三人有權申請再審的權利。 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適用司法解釋」第三人第5條原判決的，實行調解，以確定任何索賠的標的，提起了新的訴訟並不能解決爭議，可以向原審判決，對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調解申請再審。

台灣「司法」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吳明軒委員建議修訂，第三方的補救措施採取補救措施再審，增加了一個第三人再審再審程序。 〔XV〕陳容宗教授也認為它是一種思維相當正確的方向。 [XVI] Yaorui廣老人在第三方訴訟講道的評價：「判決後，這支部隊的學生，以確定這種決心的力量，除了再審，不得推翻，那麼法律和維護穩定，顯示考慮法院。威爾遜也因此，雖然再審，但原審判決理由，投訴應當予以駁回。「德國」民事訴訟法「再審分為兩種形式，申訴即和恢復的投訴。第579 [申訴]的判決違反程序規定，提起再審，稱為投訴，而不是在投訴外的再審能夠確定推翻原判決確定力。在民事訴訟法，確立了在通常的訴訟程序，以推翻該決定，以確定該系統的有效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3，提出在適用投訴的第三人應注意的問題

（一）原告資格問題

新的「民法通則」第56條道路提供第三者「，因為我不能歸因於標的物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一些錯誤的內容或所有調解，傷害他們的公民權利，他可能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利的日期正在六個月內侵犯，使該判決，裁定，人民調解法庭訴訟，「據此，我們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個第三方作為原告的資格：（1 ）的人不得參與行動的最後第三個原因不能歸因於受試者本人; （2）第三人，是指只對第三人的「民法通則」第56條，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獨立權利（訴訟的原告題材當事人有權要求一個獨立的權利），並沒有獨立的權第三人（案件的結果，他在一個合法權益）兩種。這樣的規定，原則和抽象的仍然是有用的概念來解釋猜疑的概念。應當指出在其應用：

首先，必須有三分之一的人比原來當事人其它。如果你屬於第三方應參加黨的訴訟中，當事人其實不是第三人。缺少必要的共同訴訟人，根據新的「民法通則」第200條第8款的，當事人可以申請再審;對於普通共同訴訟，因為抱怨是可分的，這也是常見的共同訴訟人不存在問題起訴第三人。

二，有一個第三人的獨立權，參與訴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自稱參加中國新的「民法通則」第56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的主體雙方之間的訴訟，第三人認為獨立請求權，起訴權「，是一位自稱參與。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判斷基於相對性原理第三方獨立的權利可以是一側或前執政黨兩側提出了新的投訴，而不必使用這個系統，原判決，並因此，第三次這樣的情況下，沒有第三人誰退出訴訟的原告資格問題;第二是訴訟的結果會造成損害他們的權利，即防止欺詐行為的受害者參與。台灣學者認為，騙取被害人的訴訟索賠欺詐受害者用訴訟的方法，故意侵犯有關各方的權利，該方法應受害人在被占的損害予以救濟。 [十七]中國的「民事訴訟法」並沒有參與這些規定的訴訟程序。我們認為，虛假訴訟今天撤回其第三次訴訟條款的盛行，它會被添加，以防止欺詐行為的受害者參與，讓第三方介入訴訟，以更有效地保護他們的利益。

三，第三人，上訴法院的基礎上參與對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的影響無獨立請求權的當事人之間的糾紛來確定，有責任在隨後的單獨的一個案件有一個預堅定感，即第三方的無獨立請求權，以協助其人而已，不能聲稱其原來的裁判參與法庭訴訟，不正當的，因此，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參與本案的訴求，比如它的輔助被告提起了他們的黨原告喪失資格的第三方提起訴訟。根據「因為我不能歸因於標的物」沒有參加本案的訴訟程序，也不會產生參與的效果。對於其他當事人的基礎上，相對既判力原則「可能是其他訴訟起訴不當的裁判」[十八]。由上可知，對於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未參加訴訟」，因為沒有任何影響的參與。這是第三方的無獨立請求權沒有使用這個系統是有效的，他們不原判決。此外，如果誰直接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法庭，由於雙方的人可能會提出上訴或申請再審，而無需使用第三方的決定提起申訴必要的。

（二）問題

新的「民法通則」第56條第3款，第三人的范圍，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某些內容或全部調解錯誤破壞了他們的公民權利，可以起訴到人民法院。

我們知道，在原則上，僅受既判力的法院訴訟的限制當事人有約束力。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也將受到既判力第三人以外的其他當事人產生約束力的限制。作為繼承人各方持有人的請求的標的物，在全體股東的訴訟，代表和所有訴訟和起訴是代表沒有參與破產案件，以便分配企業利益相關者的破產是誰。上面的人的訴訟非常廣泛的接觸判斷的影響，是第三人有權參加訴訟的機會，法院應當受理此案的事實，發表在「人民法院報」或「最高人民公報「中，」損害他的民權「不是一個特定的第三方通知，以避免」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未參加訴訟「，並提交第三訴訟撤回。

我們認為，由於第三方投訴是基於第三人的審判，其中有獨立的權利提出的身份，因此，其范圍應有權請求權獨立第三方，與類似的范圍。這是合理的定義僅限於：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及擁有權。

法院

增加的第56條，第三人新的「民法通則」的規定（三）司法管轄權「，使該判決，裁定，人民調解法庭提起訴訟。」第三人訴訟部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拒絕接受調解，非常規的補救措施制定程序，應作出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法院調解書的管轄權。這樣的規定，首先考慮到的，人民法院作出原生效判決，更好地了解調解的優點，有利於法院;而到了審判法庭本身的糾錯充分發揮;其次，避免了下級法院或變更上級法院的決定正式生效，調解情況。我們認為，由於第三人與原案屬於上訴法院改判變得更加困難。建議第三人可以向上級法院採取提高裁判的效果。因為我不能占標的物進行起訴

（4）第三次訴訟問題

增加的第56條，第三人「的新的」民法通則「規定的條件並沒有參與訴訟，但有證據表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的，或者這本書錯的全部內容，傷害他們的公民權利，他可能知道或應該知道其民事權利之日起六個月內受到侵犯，做出的判決，裁定，人民法院「調解起訴條件，並據此：（1）沒有的，因為非歸因於當事人本人參加訴訟。條件是能夠參加訴訟，以便讓第三方在訴訟過程中，及時解決糾紛，訴訟，避免在不穩定的狀態長期原生效判決。在這方面，第三人作為原告提供的責任不應參加的第一個證據是不是自找的。如果右側的要求有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法院應通知投訴發生，恕不另行通知的事實;對於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恕不另行通知職權，或者通過有正當理由更改，恕不另行告上法庭。 （2）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一些錯誤的或全部內容進行調解。為了防止濫用第三方的權利，有效的判決，裁定和調解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影響應該申請設點相對嚴格的條件，第三方訴訟，有證據顯示，第三人效果判斷的要求，執政，一些調解錯誤或全部內容。 （3）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損害公民權利的調解，原判決的第三人，請求調解的情況下，如以書本上的作為財產處置該物業的權利。日期（4）民事權益受到損害的不超過六個月。第三撤回訴訟作為一種非常救濟制度，其主裁判為進入錯誤的力的目的，以避免訴訟制度的存在是穩定的，安全的，穩定的社會秩序之間的貿易關系法律對構成長期潛在的威脅，敦促第三方及時行使自己的權利，並該第三方提出申訴，該六個月期間與規定的申請期間所作的必要的限制在規定期限的再審是一樣的。

所以起訴條件，如申請再審的條件。相較於申請再審，一提起第三人在台灣，中國，法國和投訴不像第三方訴訟，程序是不容易的，並不一定有利於第三方通過適當的法律渠道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e）該判定
增加了「人民法院，要求建立了56條新的」民法通則「規定的影響，應改變或者原判決，調解;不索賠成立，並駁回訴訟請求。「因此，制定或的第三方程序是決定他的人的判決，裁定，調解及的有效性的目的一直在呼籲的性質應屬形式，其的基礎上形成正確的行動。從判決的效果，如果訴訟提起第三人，原判決，調解不受影響。然而，為了防止惡意的第三方提出訴訟，您可以參考新的「民法通則」第112條規定，人民法院在駁回他們的要求，「但應處以罰款，在當時情況下被拘留」 ;

④ 為什麼沒有義大利民事訴訟法典全文呢

請到義大利相關法律網站上查詢.

⑤ 什麼是第三人撤銷之訴講義或課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新增加了對於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規定版。

該法第五十六條權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

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義務。

前兩款規定的第三人，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⑥ 律師:書證的真實性包括哪些方面

段。首先，應認定文書不是偽造，而是真正成立。其次，應當認定該人的思想在何種程度上對待證事實的證明有所作用 .即第一是形式上的證據力問題，第二是事實上的證據力問題。形式上的證據力與事實上的證據力在其他證據方法中很少加以分開區別。

書證的證據意義取決於其真實性。因而，通常需要針對真實性的問題提出證據，供法官考慮。換句話說，書證只有當其真實性被確定後方可作為證據使用。關於書證真實性規則必要性各國法律都有規定。義大利《民事訴訟法》215條216條219條220條221條 ；義大利《民法典》2716條 ； 奧地利《民事訴訟法》296條310條312條 313條314條315條 ； 日本《民事訴訟法》229條230條 ； 韓國《民事訴訟法》330條331條332條334條； 巴西《民事訴訟法》372條386條 ； 法國《民事訴訟法》287條288條290條291條292條295條 ； 德國《民事訴訟法》419條441條442條 ；澳門地區《民事訴訟法》359條471條 ； 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359條360條；美國《加州證據法典》1415條1416條1417條1418條 ；加拿大《證據法》8條 ； 菲律賓《證據規則》132第23條。 從本文以上歸納的條文數量可以看出，各國多比較重視書證真實性規則。各國用如此多的條文來規定書證真實性規則原因是不一樣的。英美法系國家在訴訟中採取陪審團制度，首先要向法官證明書證的真實性，這是初始步驟，然後再由法官予以考慮提交評審團加以認定。這樣可以避免出現誤導陪審團的情況。大陸法系雖然沒有上述情況，但是書證的形式上的證據力與事實上的證據力明確分開的特點使得各國沒有理由不對書證真實性作出規定。我國在大多數法官的素質比較低下的情況，更應對書證真實性作出規定。我國的民事訴訟雖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變革，但在長期以來 「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影響下，法官的強職權以及擅斷仍是一個嚴重的大問題。書證真實性規則的立法闕如，書證的識別以及運用規則全部委於法官的自由裁量，這就不乏存在自由擅斷的一面。況且由於實務中很多法官素質低下，忽視書證的形式證明力，而片面的考慮書證的實質證明力。因此對書證的真實性規則單獨研究加以規定完全有必要。

⑦ 涉外民事訴訟的外國關系

（一）相互承認、執行外國法院裁判和外國仲裁裁決與司法協助的關系
一國法院在審理涉外民事案件時，常常需要把某些訴訟文書送達給居住在國外的當事人，或者詢問在國外的當事人或收集在國外的證據；判決生效後，也可能需要在外國得到承認甚至要求外國法院執行。但由於一國訴訟程序具有嚴格的地域性，判決只能在其領域內發生法律效力，而不能將其效力延伸到國外，所以一國法院不能在外國進行上述訴訟行為或者執行行為時，只能通過法院之間的司法協助來完成。
所謂司法協助，是指不同國家的法院之間，根據本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彼此之間相互協助，為對方代為一定訴訟行為或者相互承認、執行判決和仲裁裁決的行為。司法協助分為兩類：一是一般司法協助，即代為送達文書、調查取證和提供法律資料等行為，前述涉外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域外送達和取證就是一般司法協助。二是特殊的司法協助，指兩國法院相互承認並執行對方法院的裁判和涉外仲裁機構裁決。 也有學者把司法協助分成廣義的司法協助和狹義的司法協助。廣義的司法協助指訴訟程序方面所有的合作事項，既包括代為送達文書和調查取證等，也包括對外國法院裁判和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狹義的司法協助僅包括代為送達文書和調查取證等行為。本節專門對特殊的司法協助進行論述。
由上可見，互相承認、執行外國法院裁判和外國仲裁裁決是司法協助的重要內容，屬於司法協助中的特殊司法協助。
（二）相互承認、執行外國法院裁判和外國仲裁裁決的前提條件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人民法院和外國法院可以相互請求，代為送達文書、調查取證以及進行其他訴訟行為。」《民事訴訟法》第266條規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如果被執行人或者其財產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當事人請求執行的，可以由當事人直接向有管轄權的外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的規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則，請求外國法院承認和執行。」因此，司法協助，都應當具備下列前提條件之一：
1．國家間締結或者參加有關雙邊或者多邊司法協助條約。我國已與幾十個國家訂立的包含民商事司法協助內容的雙邊條約，大都包括了相互承認和執行對方國家的法院判決的內容。我國1980年參加了《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公約規定，每一個締約國應該承認其他締約國的仲裁裁決有約束力，並且依本國法律承認或者執行其他締約國的仲裁裁決。
2．兩國間存在互惠關系。所謂互惠，是指兩國間在互利互益基礎上對某種特許或者特權的相互交換，給予對方以方便的條件。如果國家與國家之間沒有司法協助協議，但在事實上存在司法互惠關系，兩國法院可以根據互惠原則，互為對方為一定的訴訟行為。我國與許多國家一樣，將互惠關系作為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根據和條件之一。
最高法院《民訴法適用意見》第319條規定，對與我國沒有司法協助協議或者沒有互惠關系的法院作出的判決或者裁定，只能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司法協助；未通過外交途徑，直接請求我國法院司法協助的，我國法院應予退回並說明理由。例如美國田納西州法院對一案件作出生效判決後，勝訴人（即美國進口商）曾經向東莞市中級法院提出承認和執行該判決的申請。請求書認為，「盡管兩國沒有相互承認和執行對方判決的協議，但兩國間仍然有雙方互利基礎」，要求中國法院執行被告方即東莞土產進出口公司因出口產品責任給美國進口商人造成的損失，中國法院拒絕了這一申請，理由是：中美之間尚沒有相互承認和執行對方法院判決的司法協助條約；在司法協助方面，兩國之間也沒有雙方互惠關系。
雖然互惠關系一般是通過外交途徑以國家或者政府名義書面承諾的，但國家之間事實上的互惠關系，就不需要明確的外交承諾，適用的程序靈活性大。在不影響國家主權或者公共政策的情況下，絕對要求以國際條約和互惠關系為承認和執行判決的前提，否則就一律拒絕承認外國判決，將會對我國市場信用或者本國當事人的利益造成損害。近些年來，國際上有些國家也不再將互惠作為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條件。如德國法規定，對與財產有關的案件，才要求存在互惠關系，而對於其他類型的外國法院判決（主要是涉及身份關系案件）的承認不要求互惠。匈牙利及瑞士的蘇黎士州規定，互惠只是執行判決的前提條件，而不是承認判決的條件。義大利《民事訴訟法》第797條關於承認判決的條件中，也沒考慮到互惠原則。
我國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對承認一些涉外案件採取了靈活態度，特別是對涉及我國公民人身關系的判決和確認財產權屬的判決，並不是一律不予承認和執行。如果承認或者執行一項外國法院的判決，並不構成對我國主權的侵犯；或者依照中國的法律程序，也會得出相同或者相近的判決結果，對與我國無司法協助也無互惠關系的對方國家法院的判決，可以予以承認。如果不予以承認，讓當事人重新起訴離婚或者提起確認之訴，這對當事人和我國司法機關來說，都是不必要的和不經濟的，因為這類案件只涉及承認外國判決而不涉及執行問題，當事人雙方已接受了這個判決結果，只希望我國人民法院根據我國法律，賦予這種結果以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關於中國公民申請承認外國法院離婚判決程序問題的規定》指出，對與我國沒有訂立司法協助協議的外國法院作出的離婚判決，中國籍當事人可以根據本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承認該外國法院的判決。這一規定承認，在無司法協助協議也無互惠關系條件下，原則上承認外國法院的離婚判決。但它同時規定：該當事人之間的離婚案件，我國法院正在審理、或者已經作出判決、或者第三國法院對該當事人之間作出的離婚案件的判決已為我國法院所承認的除外。 各國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的制度，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1．德國法系國家的規定
德國法系國家規定，由本國的法院審查確定外國裁判是否符合有關條件，就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的問題作出裁定（也稱「宣告性決定」或「執行令」）。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28條規定，只要外國法院判決符合一定的條件，當事人就可以向德國法院申請發給執行令。德國法院在頒發執行令時，對外國法院判決不進行實質審查。
2．法國法系國家的規定
法國法系和拉丁法系國家規定，對某些類型的外國裁判，如形成判決、與身份有關的判決和指定破產管理人的判決，採取依法承認的制度；而對於其他一些裁判，則要有承認外國判決的裁定書。
3．普通法系國家的規定
以英國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制度，根據是否與英國訂有相互承認和執行判決的條約或安排，分為兩種不同的制度。有條約或者安排的國家和地區，適用1920年的《司法條例》和1933年的《外國判決（相互執行法）》，根據其規定，為了承認某一外國判決，應當進行登記，但是適用這一制度的國家有限。而沒有條約或者安排的國家，有關勝訴人不能持判決要求在英國直接獲得承認和執行，應當將外國法院判決看成是在當事人之間成立的一種債務，向英國法院提起一項新的訴訟，要求債務人履行外國法院判決中所確定的債務。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80頁。
美國在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裁判方面沒有統一的聯邦法律，而是由各州自行決定，大多數州在受理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時，採取與英國相同的做法。即除非有條約規定，不直接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而是要求勝訴人重新起訴。 民事判決的法律效力具有地域性，承認外國判決保證了一國司法裁判在國外的訴訟法效力和實體法效力。不過，承認還不能保證外國法院裁判的執行，根據國際司法實踐，執行還需要另外的條件。
在國際民事訴訟的實踐中，承認和執行的外國法院裁判，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1．作出裁判的外國法院有管轄權。其管轄權一般是根據承認和執行地國家的內國法為標准來確定的。
2．訴訟程序公正。內國法院在承認和執行外國裁判時，要對其作出判決的訴訟程序公正性進行審查，如敗訴方應當得到合法傳喚，從而出庭陳述了自己的主張；敗訴方在沒有訴訟行為能力時得到適當的代理等。如不滿足這些要求，就可以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裁判。
3．外國法院裁判是確定的裁判。對實體法和程序法問題都作出終局的裁判，並且要遵從既判力規則，即該裁判不能為外國法院隨意撤銷。
4．外國法院裁判是合法的裁判。運用欺詐手段獲得的外國法院裁判不能在內國得到承認和執行。
5．外國法院裁判不能與其他有關的法院裁判相抵觸。
6．外國法院適用了適當的准據法。這里是以被請求國沖突規范所指定的准據法為依據來確定的。
7．一般需要存在條約或者互惠關系。
8．不能與內國法院所在地的公共政策相抵觸。

⑧ 請問國家對仲裁員有什麼樣的要求及條件

二、仲裁員的資格 （一）國家法律對仲裁員資格條件的規定 仲裁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依據仲裁中當事人意思高度自治這一原則，當事人可以選擇任何人擔任仲裁員。但是有些國家為了保證仲裁案件的審理質量，通過立法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進行一定限制，規定必須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才能擔任仲裁員。從各國對仲裁員資格的有關規定看，各國對仲裁員的資格要求有寬有嚴。規定較寬的如1986年荷蘭《民事訴訟法典》第1023條規定，任何有法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可被指定為仲裁員。[2]再如，《阿根廷民商事訴訟法典》第743條第2款規定：「只有已經達到成年且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才可以擔任仲裁員」。[3]也有些國家對仲裁員的資格條件規定得較為嚴格，如在西班牙，在當事人約定依法仲裁爭議的情況下，只有執業律師才能被選擇為仲裁員。[4]在這些國家中，我國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國《仲裁法》對仲裁員的資格條件做了相當具體明確的限定。《仲裁法》第13條規定：「仲裁委員會應當從公道正派的人員中聘任仲裁員。仲裁員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從事仲裁工作滿8年的；（二）從事律師工作滿8年的；（三）曾任審判員滿8年的；（四）從事法律研究、教學工作並具有高級職稱的；（五）具有法律知識、從事經濟貿易等專業工作並具有高級職稱或者具有同等專業水平的。」 與我國法律直接規定仲裁員的資格條件不同，有些國家通過禁止某類人員擔任仲裁員來對仲裁員的資格條件作出限定。如《義大利民事訴訟法典》第812條第2款規定：「未成年人、無法律行為能力人、破產者以及被開除公職的人，不能擔任仲裁員」。 無論國家立法對仲裁員資格條件規定得是寬是嚴，或多或少，這都是對仲裁員資格的最基本的要求。一個人能否成為仲裁員，還要取決於仲裁機構的聘任以及當事人的選定。 （二）仲裁機構對仲裁員資格條件的規定 除國家法律規定的仲裁員資格條件外，在機構仲裁中，仲裁機構通常對本機構的仲裁員資格條件作了進一步規定。由於一個機構仲裁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常常象徵著該機構的水平和層次，所以仲裁機構往往會對仲裁員的資格條件做出比法律規定更高的要求。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制定的《關於聘任仲裁員的規定》第二條「仲裁員的條件」中，除了規定有仲裁法規定的仲裁員資格條件外，還規定：「1、熱愛仲裁事業，公道正派、品行高尚，堅持獨立公正辦案原則；3、擁護仲裁委員會章程，願意遵守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仲裁員守則以及仲裁委員會其他有關規定；4、掌握一門外語並可以作為工作語言，少數知名人士可適當放寬；5、能夠保證仲裁辦案時間；6、仲裁委員會規定的其他條件。」 北京仲裁委員會制定的《仲裁員聘用資質要求》第二條規定：「仲裁員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十三條規定的條件，同時還應滿足下列條件：（一）遵守《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守則》、《北京仲裁委員會關於提高仲裁效率的若干規定》和本辦法的有關規定；（二）誠實信用、認真勤勉、注重效率；（三）具有本辦法第三條規定的學歷、資歷、知識、經驗，熟悉《仲裁法》、《仲裁規則》、仲裁程序、證據規則和仲裁實務；（四）明察善斷、善於學習，具有較強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能夠組織開庭審理、製作裁決，辦案效果好；（五）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有相應的時間從事仲裁工作；…」。該要求第三條對不同職業、專業領域的仲裁員應滿足的學歷、職稱等條件作了詳細具體規定。 其他仲裁機構也有對仲裁員資格條件的類似規定。這些規定反映了仲裁機構對仲裁員資格條件的重視，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確保仲裁審理的質量和效率。

⑨ 論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論述題)

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中的一個引人矚目之處，是將誠實信用原則明文化、法定化。新民訴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第二款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鑒於在民事訴訟實踐中，普遍地存在著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的情形，惡意訴訟、虛假訴訟、訴訟中的虛假陳述、拖延訴訟、偽造證據等時有發生，因此，在應對社會訴求方面，將誠實信用作為一項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並非僅僅具有法律上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政治層面的意義。因為，整個社會的誠實信用喪失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將誠實信用原則法定化，有助於引導、規范人們的訴訟行為，也有助於提升整個社會的誠信度。人們相信只要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訴訟公正、高效、低成本的價值追求都能夠充分得以實現。
一、誠實信用原則化的認識基礎
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許多人認為，只有植入誠實信用原則，通過對傳統的當事人主義、辯論主義（辯論原則）、處分權主義（處分原則）的修正或限制（甚至是訴訟模式的轉換——社會性民事訴訟、協動主義的訴訟模式），轉變傳統的訴訟觀念，才能實現實質上的平等和正義，充分實現民事訴訟關於真實、公正、迅速解決糾紛的價值追求。很顯然，這種認識的觀念基礎與傳統的自由主義相反，是一種國家本位、社會本位、義務本位的觀念基礎。
隨著誠實信用規制逐漸超越私法領域，擴展至公法領域，成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即使不考慮私法權利義務與民事訴訟權利義務的聯系，民事訴訟法作為公法也將適用誠實信用原則。這樣一來不僅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關系也同樣適用於誠實信用原則。
基於上述認識，1895年奧地利民事訴訟法、1911年匈牙利民事訴訟法、1933年前南斯拉夫民事訴訟法、1939年德國民事訴訟法、1942年義大利民事訴訟法均相繼規定了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有真實陳述之義務，尤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最大。1990年修訂的韓國民事訴訟法第1條明確規定：「法院應為訴訟程序公正、迅速以及經濟地進行而努力；當事人及訴訟關系人應當誠實信用地進行訴訟。」 1996年日本修訂民事訴訟法，新增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情形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適用一般有以下情形：
1．當事人真實陳述的義務。當事人真實陳述的義務略稱為「真實義務」。真實義務通常被認為是誠實信用原則的主要內容。有的大陸法系國家，雖然沒有將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般規定，卻有關於真實義務的規定；相反，有的國家雖有誠實信用的一般規定，但卻沒有明確規定真實義務，僅理論上認為這是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發生的一種法定義務。在外國法理上，一般認為，當事人的真實義務僅為主觀性義務（正直義務或真誠義務）或主觀真實義務，即只要當事人根據本意為真實陳述時，就屬於履行了義務。也就是說，即使事後發現和認定當事人的陳述與案件事實不符，也不屬於違反真實義務。要求真實義務為當事人陳述的客觀真實也是無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定義為主觀性義務，則真實義務對於發現案件真實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真實義務應當如何界定，在國外依然有較大的爭議。
2．促進訴訟的義務。當事人負有促進訴訟的義務，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要求之一。這一義務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不得實施遲延或拖延訴訟行為，或干擾訴訟的進行，應協助法院有效率地進行訴訟，完成審判。這一義務具體體現在不得遲延提出攻擊和防禦方法；不得故意申請無理由的迴避（迴避權的濫用）；不得故意拆分訴訟標的，以規避相應的訴訟程序（如通過拆分訴訟標的使之適用於小額訴訟，由此獲得小額訴訟程序帶來的利益）等。
3.禁止以欺騙方法形成不正當訴訟狀態。按照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不得以欺騙方法形成不正當的訴訟狀態，從而獲得法規的不當使用或不適用。例如管轄權的濫用，原告通過編造虛假的管轄原因事實，從而獲得有利於自己的管轄。又如，在票據訴訟中票據持有人向出票人行使權利，但為了讓自己所在地的法院獲得管轄權，特意將同一所在地的背書人作為被告，提起共同訴訟，從而獲得所在地法院的管轄權，但在第一次口頭辯論期日中又故意撤回對背書人的請求。再如，當事人在訴訟即將開始之前，廉價取得幾乎沒有價值的自動債權，然後在訴訟中主張抵銷的情形。另外，外國當事人為了規避訴訟擔保義務而讓所在國當事人代為起訴的情形，也屬於違反誠信原則。
4.禁反言。民事訴訟上的禁反言，也稱之為禁反言原則。該原則源於英美法上estoppel法理。大陸法系國家，如日本又將其擴展或概括為禁止矛盾行為。這一原則的具體適用要件包括三個方面：其一，當事人在訴訟中實施了與之前（訴訟中或訴訟外）訴訟行為相矛盾的行為；其二，在對方信賴的前提下，作出了違反承諾的行為；其三，給信賴其先行行為的對方造成了不利。例如，作出自認之後，在無正當理由的情形下撤回自認。禁反言原則的法理在實踐中也得到了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認可。但在理論上，關於如何適用禁反言原則還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在同一訴訟中，因為遵守口頭辯論一體化的原則，所以，即使當事人的行為是矛盾的，並可能對法官的自由心證的形成有影響，但也不適用禁反言原則。另外，從訴訟行為的性質而言，對於取效性訴訟行為（指該行為的實施不會直接發生程序上的法律效果，僅僅是要求法院實施相應的裁判行為，如訴訟中當事人主張和舉證的行為就屬於典型的取效性訴訟行為），原則上當事人是可以自由撤回的，也不受禁反言原則的約束。
5.訴訟上權能的濫用。雖然訴訟制度給予了當事人某些權能，但如果沒有誠實信用地行使該權能，也就不能予以承認該權能行使的利益。訴訟上權能的濫用，如無正當理由反復要求審理法官迴避；期日指定申請權的濫用等。這些權能的濫用可以從有無正當理由來判斷，不容易把握的是訴權的濫用問題。由於訴權是一種受憲法保障的基本訴訟權利，因此，在外國民訴的實踐中，以誠實信用原則對訴權濫用的處置是相當謹慎的。在承認誠實信用原則的國家，關於誠實信用與訴訟上權能或訴訟權利濫用的規制二者之間的關系，理論上至今仍存有爭議。實質是誠實信用原則是否包含對訴訟上權能或權利濫用的規制。
6.訴訟上權能的喪失。因行為人長時期不行使訴訟上的特定權能，使得對方產生一種行為人大概不會行使該權能的期待，一旦達到如此階段，行為人還可以行使權能的話，就將有損對方的期待，因此，為了維護這種期待，在此情形下權能的行使是不合法的，也就是所謂失權的原則。在規定的期間內不行使權利救濟的方法，可以適用失權原則，通常認為沒有問題。但對於訴權的失效或失權問題與對待訴權濫用的問題一樣需要謹慎對待。訴訟上權能的喪失與訴訟上權能因濫用而被禁止的情形不同在於，前者是因消極的不作為而發生的，後者卻是因積極的作為而發生的，前者的效果是失權，後者的效果是無效。
三、誠實信用原則的實施
在國外民事訴訟中，作為一項抽象的原則或規定，通常是通過判例來實現的。但判例的示範性和規范性要求強有力的司法作保障。與此不同，我國各級法院的司法權相對比較弱，因此，試圖通過判例形成具體的適用規范和指南比較困難。在我國，落實法律的原則性規定通常採用的方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司法解釋，通過司法解釋的細化使抽象的原則規定得以實現。司法解釋的難點在於，需要在規范技術上做到抽象化和類型化，如果沒有一定時間的司法實踐積累和抽象能力是很難做到的。而且一旦抽象化，又可能存在一些情形下抽象與具象無法對接適用的問題。誠實信用與正當的概念一樣是非常寬泛和抽象的，我們也可以通過指導性案例將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典型事例提升為規范。在這方面，尋找具有說服力的典型案例是關鍵。由於指導性案例的產生，在程序上相當復雜，因此不可能指望短時期內就會有較多的相關指導性案例產生。
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中，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是，如何正確適用誠實信用原則而不至於不正當限制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正當行使。因為總體而言，誠實信用原則是限制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是對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制約，因此，在沒有明確制度規定的情形下，也容易以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為由，發生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不當干預，有損程序正義、訴訟平等，尤其是在以追求實質正義、實質平等的名義下。要使誠實信用在民事訴訟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司法的權威性、公信力，強化裁判的功能，增強審判中法律理論的解釋、說理作用，否則誠實信用原則很容易因為「適用難」擱置起來，成為一條「睡眠」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