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疑難問題
『壹』 淺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審理的幾個問題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時，附帶解決由遭受損失的人或人民檢察院所提起的，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引起的賠償而進行的訴訟。【1】 成立附帶民事訴訟必須具備下列條件【2】： 第一，被害人的損失是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引起的，即附帶民事訴訟的成立是以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為前提。第二，犯罪行為造成了被害人物質損失。第三，被害人的物質損失與犯罪行為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第四，附帶民事訴訟必須在刑事過程中提起。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現狀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調解情況。在法院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背景下，法院越來重視調解在訴訟中的作用。民商事審判領域從「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轉變為「以調為主，調判結合，調解優先，案結事了。」行政審判也越來越注重協調在案件處理中的作用。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領域調解同樣越來越受到重視，並得到了充分運用。在實踐中各地法院充分運用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帶民事合並審理這一有利條件，積極促成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調解結案並得到兌現，讓被害人及其家屬在經濟上得到一定安慰和補償。以筆者所在的郫縣法院為例，2008年審結附帶民事訴訟案件22件，以判決方式結案的10件，調解結案或撤訴的12件，調撤率54.5%；2009年上半年審結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5件，判決結案2件，調解結案和撤訴的13件，調撤率86.6%，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和撤訴的案件中，絕大部分案件得到了實際兌現，調解結案或撤訴所佔比重較大，且調撤率逐漸上升。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調解促使當事人之間重新建立起誠信與友愛，實現了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最佳統一，有利於促進良好社會秩序的建立，保持社會安定團結。
（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刑事部分的處理情況。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調解好的案件中，法官一般都會考慮被告積極賠償這一法定情節，酌情對被告人從輕予以刑事處罰，大部分案件刑事部分判處緩刑或予以從輕、減輕處罰。以筆者所在的四川省郫縣法院為例，2008年調解結案或撤訴的12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處緩刑的6件，免予刑事處罰的1件，撤訴的1件，判處實刑的4件（其中1件減輕處罰，1件從輕處罰）。2009年上半年結案或撤訴的13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處緩刑的8件，判處實刑的5件（其中1件從輕處罰，1件減輕處罰）。
（三）賠償金額偏低，難以彌補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損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刑事部分案由多是交通肇事罪和故意傷害罪等，附帶民事部分無論是調解還是判決，賠償數額普遍偏低，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原因：1.司法實踐中，很多法院未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是否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一直有爭論，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此分歧較大，做法也不盡相同。以筆者所在的成都市為例，所有法院附帶民事部分判決結案的案件，除交通事故案件外，一律未支持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一些案件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故意傷害行為，導致勞動能力下降，甚至喪失勞動能力，卻只賠償了醫療費、交通費、誤工費，在經濟上遠遠不能彌補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比如有一件案件由於被告人的故意殺人行為，導致被害人九級傷殘，由於不賠償殘疾賠償金，只賠償了七千多元錢，根本不能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這是明顯有失公平的。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精神損害賠償不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受案范圍。理論界對此爭議較大，但司法實踐中做法相對統一，都未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受案范圍。3.附帶民事部分調解結案的案件，賠償金額偏低，除了上述兩個因素外，多是由於被告人的經濟能力有限，但也與被害人為了能得到實際賠償，作出讓步有關系。
二、附帶民事部分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如何根據不同情形來確定被告人積極賠償對量刑所具有的價值和作用
從實踐來看，附帶民事部分達成的調解協議基本上都在確定刑事責任前得到了實際履行，並得到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諒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從近年來的刑事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人如果能夠積極參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賠償金一般都能作為酌定的量刑情節給予從輕處理，特別是在涉及到死刑案件時常常把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能否調解結案作為適用死緩或無期徒刑的一個關鍵因素。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將被告人是否願意賠償作為量刑時一個法定的從輕、減輕情節予以考慮。1994年《德國刑法典》規定量刑時要考慮犯罪行為人對被害人的經濟補償（第46a條）。在特定的前提下，犯罪行為人如果已經補償了他的行為對受害人所造成的損害，法院甚至可以完全免除行為人的刑罰。如果行為人已經對《德國刑法典》第46a條意義上的行為後果給予了經濟補償，檢察機關也可以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53b條第1款不起訴中止訴訟程序。【3】加拿大刑事法典第737條規定，法院可在緩刑令中規定被告人應當履行賠償或補償被侵害人或受傷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實際損失或損害為條件。前蘇聯《刑事立法綱要》第33條規定，「犯罪人自願賠償所造成的損失或消除所造成的損失」是「減輕責任的情節」 之一。在美國，到1988年為止，幾乎所有的州都授權矯正官員可以要求罪犯向受害人支付賠償金，以此作為假釋的條件之一。此外，大多數州的官員也有權命令罪犯支付賠償，來作為緩期處刑或工作釋放的部分之一。【4】
但是，關於被告人對被害人進行了賠償，是否應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問題，理論界和社會公眾對此仍存在一定分歧。認為應予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積極賠償體現了被告人對被害人的撫慰，是其悔罪的一種表現；對積極賠償的被告人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可以促使被告人盡可能地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有利於彌補被告人及其家屬的物質損失，安慰其心理，促進社會和諧。認為不應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理由主要是：刑事責任予民事責任性質不同，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如果把被告人及其近親屬的賠償作為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會讓社會公眾產生「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錯誤觀念，有損法律尊嚴和權威；富人「賠錢」可作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量刑情節，窮人因無力賠償不能得到這種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機會，讓人感到法律 「貧富有別」，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義原則，正因為如此，社會上出現了花錢買命、以錢買刑的質疑之聲。【5】
筆者認為，必須承認與重視刑事附帶民事部分民事賠償金的支付情況對被告人刑罰裁量影響的積極意義，同時也要正視適用這一量刑情節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在司法實踐中，積極賠償這一因素在量刑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分量，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
（一）量刑的從輕或減輕，特別是在確定刑期時應根據案件的類型區別對待。
1.對於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發引發，事出有因，以及交通肇事等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案件，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此類案件最為核心的特徵是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是犯罪行為的最大受害者或最主要受害者，而且是唯一的直接受害者。以交通肇事罪為例，被告人行為的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違反交通法規，破壞了交通管理秩序；二是對被害人的人身或財產造成了損失，被害人是被告人唯一的直接受害者和最主要的受害者，其他社會公眾受到的損害可能是由於被告人破壞了交通秩序耽誤了時間或減少安全感等。被告人賠償了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遭受的損失，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彌補了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絕大部分損失，承受了其犯罪帶來的絕大部分後果。所以是否積極賠償對其從輕、減輕處罰甚至免除刑事處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價值。換句話說，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發引發的案件通常被害人即使沒有明顯過錯，也或多或少對案件的發生有一定責任，而且很可能被告人沒有犯罪預謀，系臨時起意。如：因婚外情引發的故意傷害案。
2.對於沒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暴力犯罪，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對次要的一個因素。沒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如：走私文物罪），侵害的是國家民族或整個社會的利益，這是任何犯罪者都無力賠償也不可能通過賠償來彌補其犯罪所造成的損失。那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如：黑社會性質組織所實施的殺人、爆炸、綁架等犯罪），此類犯罪所造成的後果主要是公眾安全感的喪失，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環，然後才是被殺者、被綁架者的人身權利遭到侵害，被告人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賠償對於彌補其犯罪所造成的損失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對次要的一個因素。
3、適用緩刑最核心的是適用緩刑被告人不會再繼續危害社會。積極賠償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現的參考標准之一，但判斷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除了悔罪表現外，還有很多其他標准。所以是否積極賠償作為適用緩刑的因素只能是一個分量很輕的因素。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根據這一規定，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為：一是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里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指的是宣告刑。二是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而判斷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根據，是犯罪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判斷被告人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除了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外，還與家庭環境、有無收入來源、一貫表現、再犯可能性等有密切的關系。比如：某被告人犯有盜竊罪，犯罪情節較輕，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有後悔的想法，家人又在精神上積極支持其改過自新，對這樣的人適用緩刑有利於挽救他，並減少社會的對立面。反之，即使被告人積極賠償，如果對他適用緩刑後，他沒有收入來源，連起碼的生活保障都沒有，他就很可能為生活所迫，再次盜竊以維持生計。悔罪表現只是眾多判斷被告人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的標准之一，而積極賠償又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現的參考標准之一。所以，是否積極賠償對判定被告人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所具有的價值和作用十分有限，換句話說，是否積極賠償作為適用緩刑的因素只能是一個分量很輕的因素。
三、關於賠償金額偏低，難以彌補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損失的問題。
（一）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否應支持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對於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最關鍵的在問題在於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是物質損失還是精神損失。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精神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二）致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界定為精神損失。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採用了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是物質損失的觀點。但是，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此問題的認識和具體操作差別較大。具體操作有以下三種：1、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2、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不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3、一般情況下，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不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但因交通肇事犯罪或者其他辦理過人身保險的過失犯罪例外。
全國各地法院在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方面裁判結果的巨大差異，不同地方的被害人在相同的情況下得到的賠償卻如天壤之別，這不僅對不同地方的被害人而言不公平，而且給法制的統一造成了不良影響。最高法院應盡快出台司法解釋，統一裁判尺度，結束目前司法實踐中的混亂局面。新的司法解釋應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明確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理由很多，但我們認為最為核心、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1.不賠償殘疾賠償金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極度不公平，還容易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在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時，由於不賠償死亡賠償金，可能只賠償一、兩萬元；在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導致被害人殘疾時，由於不賠償殘疾賠償金，可能只賠償幾千元。顯而易見，這遠遠不能彌補被害人及其家屬的物質損失，更別說精神損失，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是不公正的。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他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和主要收入來源，而他被人故意傷害失去勞動能力，他妻子還年輕，但沒有工作或收入很低，由於不賠償殘疾賠償金，他們得到的賠償很少，全家的生活很可能陷入極其艱難的境地。一個家庭本來生活自在，卻一下子陷入舉步維艱的地步，他們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更加仇恨被告人，同時滋生對法律、對社會的不滿情緒 。「如果一個糾紛未得到根本解決，那麼，社會機體上就可能產生潰爛的傷口；如果糾紛是以不適當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決的，那麼，社會機體上就會留下一個創傷，而且這種創傷的增多，又有可能嚴重危及對令人滿意的社會秩序的維護。」【6】
2.普通民事訴訟支持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附帶民事訴訟中不賠償或死亡賠償金，導致法律沖突，有損法律尊嚴。一個國家所有的法律規范，就某一事項所作的原則規定和具體要求，應該是協調統一的。不同的法律在各自的范圍內各司其職，但在一些交叉領域，解決同一法律問題，則不管適用何種法律，得出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7】同一個民事侵權行為，在普通民事訴訟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得到的賠償相差很大，甚至金額可能相差一倍以上，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協調統一，有損法律尊嚴。
3.為了得到更多的賠償，被害人被迫在刑事案件結束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既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又要消耗更多的司法資源，違背了設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人身損害賠償中，一般情況下，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在賠償總額佔有很大的比例，高者甚至達到百分之六、七十。所以是否賠償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切身利益有著極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問題更為迫切，比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利益的影響更大。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有了更強烈的意願和更大的現實需要選擇在刑事案件結束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以得到更多的賠償。這與設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之一——實現訴訟效益背道而馳。
4、關於精神損害賠償是否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的問題。理論界對此爭議較大，但司法實踐中做法相對統一，都未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受案范圍。我們認為應修訂相關法律，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關於這方面的建議和理由很多法律界的同仁都作了充分的論述，在此，筆者就不再贅述。
四、刑事附帶民事審理最新司法動態。
近年來，部分省市區高級人民法院相繼出台了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指導意見或解答，對本轄區內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規范，並對一些疑難問題進行了解答。筆者對部分高級人民法院出台的指導意見或解答中有關調解和賠償的內容進行比較後，發現了以下共識和差異之處。
基本一致的認識有：1、均強調了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應進行調解，並指出附帶民事訴訟部分達成調解協議並實際履行且已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對被告人可酌定從輕處罰。所不同的是，有的高級人民法院對主持調解的原則和調解協議的製作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操作性較強，有的高級人民法院規定較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較。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在下一步制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相關司法解釋時，對刑事審判中應如何對待和處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調解問題作出統一規定，避免因「賠償從輕」的調解程序不當及尺度不一而造成負面社會影響。2、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范圍包括：人身權受到犯罪行為侵犯遭受的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行為毀壞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佔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只限於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和間接造成的物質損失。
認識不一致的有：個別高級人民法院規定被告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或以上刑罰的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根據被告人的實際賠償能力大小等因素，依法確定其所應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查明被告人確無個人財產用於賠償的，對被告人判決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而大多數高級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中無此項規定。筆者認為此項規定值得商榷：首先，被告人應負賠償責任與被告人有無賠償能力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應負賠償責任是法律概念，是法律的規定。有無賠償能力是被告人的實際賠償支付能力問題，是判決後的執行問題。其次，雖然目前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補償制度並未建立，可能形成附帶民事賠償「判了白判」的情形發生，但不能因此就減輕或免除被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因為「減責或免責」不僅違背了設置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的初衷，也不符合相關民事立法的規定及價值取向，更重要的是不能實現「案結事了」，還可能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將被害人及其家屬與被告人的矛盾轉化為被害人及其家屬與法院之間的矛盾。
【1】劉金友、奚瑋著：《附帶民事訴訟原理與實務》，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2】莫湘益：《附帶民事賠償范圍的擴張》，載《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3】參見[德]拖馬斯•魏根特著，樊文譯：「德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改革：趨勢和沖突領域」，載陳光中主編：《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頁。
【4】參見[美]羅伯特•C.戴維斯等著，房保國譯：「各州被害人權利立法對地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載《維拉方法論選介》，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編印，第142頁。
【5】參見李洪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若干爭議問題研究》，載《法制資訊》，2008年第2期。
【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頁，轉引自孫萬勝著：《司法權的法理之維》，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7】劉金友、奚瑋著：《附帶民事訴訟原理與實務》，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頁。
『貳』 刑事案件中，刑辯律師如何舉證質證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質證的概念尚未達到一致的盾法，可謂眾說紛紜。較早的法學詞典對質證的定義是：「指出問題，要求證人作進一步的陳述，以解除疑異，並確認證明作用的訴訟活動，是審查和核實證人證言的一種方式」，或是「在刑事審判的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對與證人證言有關的疑難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進行核實查證的訴訟活動。
對制裁證要領的爭議主要是關於質證對象范圍方面的分歧，即在質證程序中「被質疑證據」的范圍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認為質證對象僅限於證人證言；第二類認為質證對象為所有證據；第三類認為質證對象是與實物證據相對立的言詞證據。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趨向於贊同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的觀點。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一類言詞證據的盤詢質疑僅僅是質證制度中較特殊的一部分內容。筆者認為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
『叄』 刑事案件無罪辯護的4步驟 （附幾種常見的無罪辯
1.如何在法庭中詢問被告人（目的、內容、注意事項）
2.對公訴方一些主要形式的證據的質證
3.提出辯護方證據
4.法庭辯論
（1）識別庭辯焦點：對公訴意見的反駁。辯護律師通常只需要通過證明（或論證）公訴方指控中的一個犯罪構成要件不成立（或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地成立）即可取得無罪辯護的成功。
（2）建立辯論主題：辯護律師要主動地將辯論焦點轉換成辯論主題，讓法庭的審理納入到辯護律師最有把握的軌道。
（3）組織庭辯內容：無罪辯護的律師在法庭辯論中的發言首先要闡明被告人無罪的結論，辯論的重點是論述無罪的事實和法律理由，最後是重申被告人無罪的結論。
（4）庭辯發言技巧：庭辯中，律師要說服的是裁判者，律師要以毋庸置疑的語氣將被告人無罪的事實理由和法律理由清晰地闡述給裁判者。
抗辯方法：
針對公訴機關對被告人的指控，辯護律師可以選擇的基本抗辯方法是：案件事實辯護、證據不足辯護和法律適用辯護。
1、案件事實辯護
（1）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辯護
（2）阻卻違法性事由辯護
2、證據不足辯護
（1）「孤證」不能定案
（2）排除不合法、不真實、與案件無關聯的證據
（3）證據不能構成證據鏈不能定案
（4）證據不充分不能定案。
3、法律適用辯護
辯護律師對控方提出的事實認定不持異議，但辯護律師認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被告人的行為並不符合公訴機關指控罪名的具體法律規定，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肆』 辦理刑事案件常見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戶」的特徵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與外界相對隔離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徵，後者為場所特徵。在具體案件中，有時一個與外界相對隔離的房屋所具有的功能特徵在不同時間段是不同的，因此能否認定為「戶」，應結合實施搶劫行為時房屋所承載的實際功能進行分析判斷。賣淫女在從事賣淫行為時，該房屋實際承載的功能為賣淫牟利的場所，而非生活居住功能，不屬於司法解釋中的「戶」，不應認定為「入戶搶劫」。
同理，對進入開設賭場進行賭博的住戶搶劫，由於戶的實際功能承載的是非法活動場所，因此也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
問題2：在公共道路上酒後駕駛機動車造成危害後果，行為性質應如何認定？
一般而言，酒後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人多輕信自己能夠避免發生危害後果，屬過失心態，因此對於大多數這類案件一般是以交通肇事罪評價。但如果行為人酒後駕車的行為產生了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的具體的公共危險，且行為人對具體的公共危險具有故意，宜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指導意見及相關典型案例的通知》中的案例，認定醉酒駕車的行為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時需考慮以下因素：一是行為人駕車行駛的道路及時間；二是行為人醉酒的程度及當時的車速；三是行為人在肇事後有無繼續駕車沖撞的行為；四是造成的後果嚴重程度。如超過醉酒標准數倍而喪失控制機動車能力、嚴重超過規定時速在鬧市區駕駛機動車或者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繼續駕駛車輛沖撞人群的，可以考慮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問題3：危險駕駛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應如何定性？
對於因危險駕駛行為而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應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以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不再單獨認定危險駕駛罪。如行為人醉酒後駕車，在遇到公安機關執法檢查時駕車沖撞執法人員的，其行為既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求，也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二款的規定，應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但若該沖撞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重傷、死亡、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其他犯罪構成要件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對於不是因危險駕駛行為本身帶來的危險所導致，僅是醉酒駕車後又實施了其
『伍』 《刑事訴訟法》多少條規定申訴的權利
刑事訴訟法第203條規定：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由於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與案件的結局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法律賦予了他們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提出申訴的權利。審判監督程序中的申訴不同於上訴。2002年9月10日頒布、自2002年11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規范人民法院再審立案的若干意見(試行)》(以下簡稱《若干意見》)對再審申訴作了進一步規范。
一、申訴的提出和受理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以下僅敘述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的程序。
(1)申訴的提出
申訴人向人民法院申訴，應當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訴狀，應當載明當事人的基本情況、申訴的事實與理由;
②原一、二審判決書、裁定書等法律文書，經過人民法院復查或再審的，應當附有駁回通知書、再審判決書或裁定書;
③以有新的證據證明原裁判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為由申訴的，應當同時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需要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應當附有證據線索。申訴不符合前述規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審查。
(2)申訴的受理
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的申訴人在刑罰執行完畢後兩年內提出的申訴，應當受理;超過兩年提出申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受理：
①可能對原審被告人宣告無罪的;②原審被告人在《若干意見》規定的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人民法院未受理的;③屬於疑難、復雜、重大案件的。不符合前述規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外，以下情形下亦不予受理：①人民法院對不符合法定主體資格的申訴，不予受理。
②上級人民法院對經終審法院的上一級人民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後維持原判或者經兩級人民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復查均駁回的申訴案件，一般不予受理。但申訴人提出新的理由，且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04條及《若干意見》規定條件的，以及刑事案件的原審被告人可能被宣告無罪的除外。③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裁判或者復查駁回的案件，申訴人仍不服提出申訴的，不予受理。
二、申訴的審查處理
(1) 人民法院對申訴的審查處理
1、根據《若干意見》的規定，受理、審查處理申訴一般由終審人民法院進行。上一級人民法院對未經終審人民法院審查處理的申訴，一般交終審人民法院審查;對經終審人民法院審查處理後仍堅持申訴的，應當受理。對未經終審人民法院及其上一級人民法院審查處理，直接向上級人民法院申訴的，上級人民法院應當交下一級人民法院處理。對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或者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的申訴，可以由原核準的人民法院直接處理，也可以交由原審人民法院審查。原審人民法院應當寫出審查報告，提出處理意見，逐級上報原核準的人民法院審定。
2、人民法院受理申訴後，應當在3個月內作出決定，至遲不得超過6個月。人民法院經過審查，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204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這些情形包括：①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②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③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④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
3、《若干意見》第7條則作了進一步的規定，即對終審刑事裁判的申訴，具備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決定再審：①有審判時未收集到的或者未被採信的證據，可能推翻原定罪量刑的;②主要證據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證明力的;③原裁判的主要事實依據被依法變更或撤銷的;④據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證據自相矛盾的;⑤引用法律條文錯誤或者違反刑法第 12條的規定適用失效法律的;⑥違反法律關於溯及力規定的;⑦量刑明顯不當的;⑧審判程序不合法，影響案件公正裁判的;⑨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時索賄受賄、徇私舞弊並導致枉法裁判的。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對不符合上述情形的申訴，應當說服申訴人撤回申訴;對仍然堅持申訴的，應當書面通知駁回。
4、申訴人對駁回申訴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訴。上一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申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04條規定的，應當予以駁回。經兩級人民法院處理後又提出申訴的，如果沒有新的充分理由，人民法院可以不再受理。
5、此外，《若干意見》第11條還規定，人民法院對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僅就民事部分提出申訴的，一般不予再審立案。但有證據證明民事部分明顯失當且原審被告人有賠償能力的除外。
(2)人民檢察院對申訴的審查處理
1、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規則》的規定，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向人民檢察院申訴的，人民檢察院控告申訴部門、監所檢察部門應當分別受理，依法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告知申訴人。
2、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材料應迅速審查，認為需要復查的，由承辦人填寫案件處理呈批表，經主管領導批准後復查。對批准復查的申訴案件，應當擬訂復查計劃，確定需要查清的主要問題以及復查的方法、步驟、措施和完成的時間等。
3、復查終結後，辦案人員應製作結案報告，內容包括：①申訴的主要問題和主要事實;②查證的情況和結果;③復查處理的意見。結案須經部門負責人批准。重大的案件應報檢察長或檢察委員會批准。結案處理，必須履行法律手續。法院原判決、裁定正確的，駁回申訴，並製作駁回申訴通知書。原判決、裁定確有錯誤，需要糾正的，應製作改判建議書，建議人民法院重新審理;必要時經報檢察長或檢察委員會決定，可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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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控涉嫌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國家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而進行立案偵察、審判並給予刑事制裁(如罰金、有期徒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等)的案件。基本特點：
(一)外在表現為直接侵害形態;
(二)多數案件存在明顯的犯罪現場;
(三)案件因果聯系復雜多樣;
(四)案件形成具有階段性與突發性。
民事案件一般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則，即當事人不主動向國家司法機關請求，國家司法機關一般不介入干預當事人之間的糾紛。而刑事案件一般都有國家刑事司法機關主動介入，受害人或者群眾報案、舉報後，公安、檢察機關即會介入偵查。然後由檢察院代表國家對被告人提起公訴，由法院作為法律的裁判者進行公正的審判從而達到制裁犯罪人和保護人民的刑法目的。
『陸』 對哪些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可以麻煩告訴我
提出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開庭審理並且評議後，應當作出判決或者裁定。對下列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可以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一）擬判處死刑的；（二）合議庭成員意見有重大分歧的；（三）人民檢察院抗訴的；（四）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的；（五）其他需要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對於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院長認為不必要的，可以建議合議庭復議一次。獨任審判的案件，開庭審理後，獨任審判員認為有必要的，也可以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柒』 新的刑事訴訟法有哪些新動向謝謝
陳光中：刑訴法修改中的幾個重點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定於1979年，1996年作了成功的修改，至今已有15年。期間，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先後入憲，這對有「小憲法」之稱的刑事訴訟法提出了與時俱進的修改要求。近年來發生的多起社會影響廣泛的冤假錯案暴露出了刑事訴訟法的諸多缺陷，更凸顯修法的迫切性。經過數年的充分醞釀和認真准備，目前，《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有望在明年3月通過。據筆者了解，該修正案涉及面廣，改革力度較大，凈增加的條文達60條之多。現就此修正案所涉及的重點問題略加述評如下：
一、辯護。有以下修改：第一，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身份。第二，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適用階段由審判延伸至偵查、起訴；應當指定法律援助的案件從死刑擴展到無期徒刑；對於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經申請符合條件的，也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完善會見制度。除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外，辯護律師憑「三證」即可會見；會見時不被監聽。第四，完善閱卷權。辯護律師自審查起訴之時起，可以查閱、摘抄和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同時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第五，完善申請調查取證權。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公安機關、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請調取。第六，修改第三十八條。被追究責任的主體改為「辯護律師或者其他任何人」；刪除「改變證言」的規定。第七，規定辯護律師職業保密義務。上述規定不僅吸收了律師法中的許多內容，而且還有一些新的突破。這些都將有效破解司法實踐中辯護難的問題。但是，對於第三十八條的修改似尚不足以有力保證律師被無辜追究刑事責任。
二、證據。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完善證據的概念和種類。規定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增加電子數據等證據類型。第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規定通過刑訊、體罰、虐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的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物證、書證也應當排除；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的階段、程序、證明責任和證明標准等。第三，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並且對與此相關的第九十三條既保留「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又增加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第四，規定舉證責任分配。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公訴機關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第五，解釋「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將其具體規定為：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第六，建立證人保護制度和證人補償制度。以上對證據制度的修改有一些亮點，特別是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但是也存在不足，如關於「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有直接沖突；對「排除合理懷疑」解讀和應用也將成為理論上和實踐中的難題。
三、強制措施。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完善監視居住制度。規定了區別於取保候審的作為一種獨立強制措施的適用條件和執行場所；增加了對指定居住的權利保障；對被監視居住人可以採取電子監控等監視方法。第二，完善逮捕制度。對逮捕條件中「社會危害性」具體列舉了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等五種情形以及規定了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等三種應當逮捕的情形；規定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時需要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聽取辯護人的意見；逮捕後，檢察院還應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上述二項強制措施的完善有利於被監視居住人和被逮捕人的人權保障。但是，我國高逮捕率現狀難以因上述修改而明顯改觀。
四、偵查程序。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規定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應當全程錄音或者錄像。第二，規定拘留後二十四小時內應當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訊問必須在看守所進行。第三，規定公安機關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等嚴重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秘密偵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偵查手段；檢察院對於重大的貪污、賄賂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對上述偵查手段的適用期限、審批手續、偵查機關的保密義務以及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等內容作了規定。以上規定較好地實現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平衡。但是，全程錄音或者錄像的案件范圍似應適當擴大；對於被非法特殊偵查的公民的救濟手段應當加以規定。
五、一審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對於基層法院審理的案件，如果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和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都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第二，改革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並且控辯雙方有異議的，或者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對於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的可以強制出庭，但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以10日以下的拘留。第三，完善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鑒定人依法應當出庭而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根據。第四，建立專家證人制度。控辯雙方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關專門知識的人作為證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第五，完善審限制度。對於重大、復雜、疑難的公訴案件，在一般審理期限的基礎上，還可延長兩個月。上述規定顯然有助於實現審判公正，提高審判效率，值得肯定，建立專家證人制度是更是難得的創新。但是對於近親屬可以不強制到庭的規定與國際通行的親屬拒絕作證權相距甚遠，頗有「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感。
六、二審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明確規定二審開庭審理的情形和審理期限。應當開庭的案件包括：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二審法院認為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檢察院抗訴的案件；二審法院認為應當開庭審理的其他案件。開庭審理的案件應在二個月內審結。第二，改革發回重審制度。對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發回重審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檢察院提出抗訴，二審法院仍然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應當說，此次修正對二審程序的改革力度不大，多數案件二審是否應當開庭完全取決於法院，對被告方的要求沒有予以考慮，這種修改似需細思量。通過發回重審變相上訴加刑的通病也未得到有效解決。
七、死刑復核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應當訊問被告人。第二，應當聽取辯護人的意見。第三，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這三條規定使死刑復核程序從行政化的內部復核程序走向適度訴訟化的程序，有利於實現權利保障和司法公正。
八、執行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規定對於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執行刑罰前，剩餘刑期在三個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為執行。第二，嚴格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和批准程序。第三，規定社區矯正制度。對於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實踐中社區矯正機構是由司法行政部門主管的，對此立法最好應當予以明確。
九、特別程序。增設以下四種特別程序：第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規定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針和原則；實行法律援助辯護制度；嚴格限制適用逮捕；建立訊問和審判時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人在場制度；建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建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第二，公訴案件的當事人和解程序。對於因民間糾紛引起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或者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可以和解。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潛逃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法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由中級法院審理裁定。第四，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精神病人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傷，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依法不負刑事責任，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法院可以決定強制醫療。上述四種特別程序適應了社會的需要，屬於填補空白的首創制度。但是當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圍似應再擴大一些。
基上所述，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力圖改革，求真務實，亮點多多，必將有力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盡管也存在一些缺憾，如有的規定有待進一步斟酌，有的在文字表述上有待糾正或者改進（如把公安機關列入司法機關之中），有的應當加以補充修改（如上訴不加刑），但是總的來說，該修正案草案應當予以充分肯定，如獲通過將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制發展的新里程碑。（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