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八大修改三大亮點

㈠ 刑事訴訟法產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被納入了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盡管這是一個政治決策行為，但我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是充滿著廣闊的歷史背景與深刻的發展動因的，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剖析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別是回答為什麼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這一國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過去的近10年時間里，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GDP連年以9%以上的速度遞增。這種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也必然會推動著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發展，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為了決策機關與社會公眾越來越關系的一個問題。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均著重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國未來社會發展、改革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間，司法改革已經成為了推動中國法制狀況前行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風險最小、成本最低，最能為政治決策機關所認同？我個人認為，訴訟法的修改是首選的方案，訴訟法是關於訴訟程序、訴訟步驟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強調糾紛的程序化解決，與劇烈的司法體制、人財物等國家財政體制變革不同，通過修改三大訴訟法可以逐漸、安全地推動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等三大訴訟法要進行再修改的第一個背景與動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會公眾與法律人當中越來越受到認同，這為刑訴訴訟法的修改創造了另一基礎。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學術界對程序獨立價值的研究逐步開始深化，新聞媒體也通過不斷的宣揚程序的價值、功用來提高社會公眾對程序獨立性、正當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認知程度。觀念的轉變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創造了良好的「軟環境」。
第三，刑事訴訟法自身存在著若乾重大弊端與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事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了一次認真、細致的執法大檢查，檢查的結果暴露出我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圍繞著這三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整治，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對策，但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依賴於立法中對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2005年頻頻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使得通過立法修改，遏制長期困擾中國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這一社會實踐要求顯得更加突出。要切實解決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走向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必然之路。坦誠地講，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盡管有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但尚處於起步階段，與世界法治先行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實際上，中國近年來法律制度的發展，在民商事方面進展較大，我們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與世界法治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正在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更為先進。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發展、發達程度卻不容樂觀。這一推論可以從質的方面與量的方面兩個角度來證明：從「質」的角度來看，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法治國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則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中都處於缺失狀態，最簡單的例子是西方國家200多年前就已經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21世紀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中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這恐怕很難用「中國的國情」這一借口就能解釋得通；從「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只有225個條文，2萬字多一點，這樣的一種條文規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須知刑事訴訟法本質上是一種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執法人員、相關人如何操作，作為一部操作性質濃厚的法律必須完備、詳細，其條文數量應當多於實體法的條文數量，而我國刑法現在的條文數量都有448個，可見刑事訴訟法的條文真是少得可憐。由於條文數量少，規定粗，導致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各個機關的司法解釋、內部規定，這種狀況與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大趨勢是嚴重相悖的。總之，保質保量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也呼喚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

㈡ 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是指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規范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版民法院進行刑權事訴訟活動以及訴訟參與人參加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行為准則。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有：

①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

②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③依靠群眾。

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⑤對於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⑥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互相監督。

⑦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⑧各民族公民有權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

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⑩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保障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追究在中國境內犯罪的外國人刑事責任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

刑事司法協助。

㈢ 2017《民法總則》的八大亮點有哪些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1
自然人出生、死亡時間按照以下順序認定:「出生證明記載→戶籍登記或其他有效身份登記記載→其他證明」，改變了《民通意見》規定的「戶籍證明記載→出生證明記載→其他證明」的順序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2
第16條:胎兒在涉及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方面，視為具有權利能力，但其分娩時為死體的除外。
該規定將對胎兒利益保護的范圍從《繼承法意見》第45條確立的遺產「特留份」制度擴大到「接受贈與」。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3:
自然人限制行為能力的年齡起點從《民法通則》中的10周歲改為8周歲。
如果不明白為什麼如此修改，不妨走訪幼兒園和小朋友侃侃，就明白其合理性。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4:監護制度
（1）取消「有關組織指定前置」，有關當事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指定監護人。
（2）增加規定「臨時監護人」。
（3）增加「未成年人父母遺囑指定監護人」制度。
（4）增加「意定監護」，即完全行為能力人「未雨綢繆」，與相關主體事先協商確定自己日後的監護人。
（5）規定「父母、子女、配偶」的監護人資格與「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義務分離，即被撤銷監護人資格後，應繼續履行相關義務。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4:監護制度
（1）取消「有關組織指定前置」，有關當事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指定監護人。
（2）增加規定「臨時監護人」。
（3）增加「未成年人父母遺囑指定監護人」制度。
（4）增加「意定監護」，即完全行為能力人「未雨綢繆」，與相關主體事先協商確定自己日後的監護人。
（5）規定「父母、子女、配偶」的監護人資格與「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義務分離，即被撤銷監護人資格後，應繼續履行相關義務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5: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
（1）確立財產代管人「輕過失免責」規則。
（2）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時間的認定:一般情形為「宣告死亡的判決作出之日」，特殊情形為「意外事件發生之日」。
（3）規定撤銷死亡宣告後婚姻關系自行恢復的例外情形:配偶申明不願自行恢復。
《民法總則》考點6:民事法律行為的概念去「合法性」
《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於是存在「民事行為」與「民事法律行為」之實質區分。《民法總則》果斷去掉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性」評價，即只要以意思表示為要素，能引起民事法律關系變動的行為，都屬於民事法律行為。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7
限制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效力——
（1）不再區分單方行為與合同行為。只要行為與其行為能力相適應，在滿足其他有效要件的前提下，均有效；而超出行為能力范圍實施的行為，均效力待定。
（2）該規定結束了舊法時代對「單方行為」與「合同行為」效力區別評價的局面（限制行為能力人實施的單方行為一律無效，合同行為或有效或效力待定）
《民法總則》變化考點8:撤銷權的行使期限
《民法通則》中撤銷權的行使期限採取一刀切的規范模式:主觀標准1年。
《民法總則》將其分為三種情形:（1）欺詐、顯失公平——主觀標准1年；
（2）脅迫——脅迫行為結束之日起1年；
（3）重大誤解——主觀標准3個月。
此外，上述三種情形均受最長除斥期間5年（民事法律行為發生之日起算）的限制。
摘自 houda 法 碩 楊善長老師微博

㈣ 新《律師法》修改的亮點與完善

沒有什麼本質改變。跟憲法==行政法一樣一般得不到很好的解釋和適用。

新律師法對律師權利的規定幾乎都是宣言口號式，這樣的規則沒有辦法實現，這樣的立法需要反思。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規則以宣言方式出現卻沒有任何法律後果，就註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實施。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

改變各部門「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鑼」的狀況，關鍵是要有中央的統一領導。中央政法委應出面協調公檢法司各家統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責任、有能力來協調這一工作。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

2008年6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正式施行。其中最受律師業關注的是，新律師法擴大了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如今新律師法施行已滿周年，具體執行情況怎樣呢？

「新律師法實施一周年以後，有喜有憂，喜少憂多。」前日，在法制日報周末報社和京都律師事務所主辦的「新律師法實施一周年座談會」上，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的上述觀點，得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陳光中等人的呼應：「總體來說新律師法貫徹實施，不敢說一團糟，但是敢說相當不好」「新律師法在有的地方得不到好的執行甚至公開不執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亦認為，這部法律試圖解決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難等「三難」問題，但從總體實施情況看，沒有發揮預期效果：「新律師法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就是三難問題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像新律師法這樣，在執行過程中遇到如此波折。」田文昌指出，過去在法律實施中出現的問題，往往是執行效力的問題，而不存在是否執行的問題：「但新律師法在全國各地的執行狀況五花八門，有的地方公開不執行，有的地方則是有條件、打折扣地執行。」田文昌所指的，主要是該法中關於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部分。

來自學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建議，中央政法委應當協調公檢法司等部門統一思想，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破解刑辯律師「三難」困局。

1 、會見等程序缺乏具體規定

律師法規定比較原則，導致執行困難，這需要刑訴法完備

「新律師法對律師權利的規定幾乎都是宣言口號式，這樣的規則沒有辦法實現，這樣的立法需要反思。」陳瑞華指出，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規則以宣言方式出現卻沒有任何法律後果，就註定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實施。

自1996年出台以來，律師法先後兩次修改，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其中增加了律師權利保障的內容，曾被部分業內人士視為破解刑辯律師「三難」困局的利器。

頗具隱喻意義的是，新律師法的施行，選擇在了2008年6月1日兒童節這天。有律師稱，這或許「意味著律師法還沒有走出兒童時代」。

與以往相比，在保障律師執業權利方面，新律師法較刑事訴訟法等規定的突破之處有三：

第一，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經過司法機關批准，而只要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受委託的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第二，律師自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第三，律師可以申請檢察院、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律師憑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律師法規定比較原則，沒有對刑事訴訟中律師會見、閱卷、調查的程序作出具體規定，導致執行困難，這需要刑訴法完備。」與會實務部門人士亦如此認為。

2 、三難堅冰未融關鍵在偵查

別說律師，就是檢察官去調查，有一些機關照樣不配合

「徒法不足以自行」。相關統計數字以及實務部門的反饋，亦可道出新律師法實施以來所暴露的共性問題。

前不久，法制日報、法制網和全國律協舉行了「律師會見狀況網上調查」；從5月14日起至5月31日，共有1610人參與律師會見狀況網上調查，其中律師1080人，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187人，其他行業343人。

據統計分析，共有1182人（佔73.4%）認為新律師法實施後，律師會見難與頒布之前一樣，沒有任何改觀；299人（佔18.6%）表示對律師會見難是否改觀「說不清楚」；只有129人（佔8%）認為律師會見已經完全按照新律師法確定的原則操作。

與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陳國慶透露，新律師法實施之後，檢察機關執行律師法比較好，在會見、閱卷、配合律師調查等方面，特別是在審查起訴階段，嚴格按照律師法要求安排會見、閱卷等。但陳國慶坦承，偵查階段律師的會見權在有些地方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某些特殊案件，辦案機關控製得比較緊，可能對律師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造成不便。

而對調查取證中律師常遭遇的種種不暢，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方工認為，新律師法作出上述規定，並不意味著在司法實踐中就能順利實現。他還透露，檢察官在調查案件時也會遇到閉門羹：「別說律師，就是我們去調查，有一些機關照樣不配合，有一些人照樣不讓你見。」

另據與會的法院人士透露，即使是法官到地方辦案，亦曾有過因受制於個別地方部門規定而無法面見被告人的經歷。

基於此，方工建議，盡快建立證人出庭制度，使之變成硬性規定：「你不配合律師的工作，咱們就法庭上見，這樣律師取證就好辦了。」

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究竟是哪個階段在「難為」律師？陳光中一語破的：「考驗新律師法，關鍵就在偵查。」

3 、律師法與刑訴法沖突之惑

律師法修改突破刑訴法部分規定，應按新法優於舊法原則執行

「如果在修改律師法的同時修改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執行起來效果或許會好一點，就不會產生目前認識上的分歧。」與會的一位來自實務部門的法律工作者稱，一些基層執法人員的困惑在於，他們覺得律師法是規范律師行業的法律，而搞刑事訴訟要依據刑事訴訟法執行。

據悉，上述觀點在司法實務界頗有市場。

以律師會見權為例。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要經過司法機關批准；但新律師法規定，自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託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而不需司法機關批准。

有地方的司法實務部門認為，刑事訴訟法是全國人大通過的，律師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因此刑事訴訟法的效力位階高於律師法，並以此為由拒絕執行新律師法相關規定。

盡管在憲法關於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的規定部分，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之分，但立法法第七十八條、七十九條在明確法律位階時，並未對「法律」細分出上述區別。

因此陳光中分析，盡管全國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相對更重要和權威，但並不等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或修改的法律在效力位階上比全國人大制定或修改的法律低一級，因此沒有法律依據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或修改的律師法同全國人大制定的刑事訴訟法歸於不同的法律效力層次。

陳光中指出，律師法修改後突破了刑事訴訟法的部分規定，應按照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執行。

來自實務部門的人士認為，偵查階段律師憑「三證」會見犯罪嫌疑人，如規定例外條款，法律實施的效果或更好：對重特大案件、恐怖案件和特別嚴重的暴力犯罪案件，在律師會見時適當做一些限制，更符合辦案需要，更容易為執法機關接受。

4、學者建言政法委力破三難困局

改變各部門「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鑼」，關鍵要中央統一領導

2007年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楊明侖曾表示，正在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准備對律師會見須經司法機關批准條款進行修改：「律師法是一個特殊情況，等於是提前與刑事訴訟法保持一致。」

事實常在想像之外。由於種種原因，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遲遲未能走上前檯面對社會公眾。因此，學界和實務界不少人主張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來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寄希望於通過刑訴法修改落實新律師法，並不現實。」陳光中認為，要實現律師法關於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實務部門應協調立法部門作出更加明確的解釋，更加鮮明地貫徹律師法新規定。

「改變各部門『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鑼』的狀況，關鍵是要有中央的統一領導。」陳光中建議，中央政法委應出面協調公檢法司各家統一思想，「中央政法委有責任、有能力來協調這一工作。」

此外，陳光中還主張「檢察部門是法律監督部門，法律監督要啃硬骨頭，加強對偵查階段的法律監督：不僅要監督自偵案件，還要監督公安部門的偵查活動」：「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對律師法實施一年來的狀況進行執法檢查，調查什麼部門認真執行，什麼部門不認真執行；對不認真執行的情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究竟執行律師法的困難在哪裡，律師法本身有哪些不足。」

「在我國不應該有哪個部門置身於法律之外，視法律為廢紙，願意執行就執行，不願意執行就不執行。」陳光中強調：「律師法存在的缺陷，我們的態度是，應該在認真貫徹落實中去完善，而不是在拒絕貫徹中去等待完善。」

而在陳瑞華教授看來，「三難」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國的司法體制：「司法體制不改革，『三難』永遠解決不了，刑訴法修改也沒有用。」陳瑞華主張，在加強司法保障和偵查手段，改變定案過度依賴預審和口供的做法，改革公檢法三家的業績考核制度等方面做文章。

新律師法較刑訴法三大突破

會見：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再需要經過司法機關批准，而只要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受委託的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閱卷：律師自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調查：律師可以申請檢察院、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律師憑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本報記者陳寶成發自北京

㈤ 國家賠償法修改的亮點及意義

亮點一:賠償程序更順暢

對賠償程序的完善，是這次修改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原來的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請求人要求刑事賠償，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由賠償義務機關對賠償請求中涉及的行為是否違法進行確認。

但是在實踐中，有的賠償義務機關以各種理由不確認或者對確認申請拖延不辦，申請人向上一級機關申訴又往往行不通。「這樣就變相剝奪了當事人提出賠償請求的權利。」武增說，「這次修改使得賠償請求的渠道更加暢通。」

武增所說的「暢通渠道」，指的是取消了刑事賠償中的確認程序。按照修改後的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賠償請求人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賠償請求，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在兩個月內作出賠償決定。如果沒有按照法定期限作出賠償決定或者當事人對賠償決定有異議，可以向上一級國家機關提出復議。如果對復議結果不服，還可以向人民法院的賠償委員會提出賠償請求，這樣從程序上保障了賠償請求人的救濟權利。

此外，國家賠償程序的操作性也更強了。原來的國家賠償法對行政、刑事賠償程序僅作了原則性規定，這給賠償請求人帶來了不少麻煩，這種局面將隨著法律的修改而改觀。

武增舉例說，修改後的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收到賠償申請書，應當出具加蓋本行政機關專用印章並註明收訖日期的書面憑證;對申請材料不齊全的，應當當場或者在五日內一次性告知賠償請求人需要補正的全部內容。又如，明確了舉證責任——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賠償義務機關要對損害和行為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針對將有大量賠償案件進入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的程序，新法規定了賠償請求人認為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確有錯誤的，可以提出申訴，上一級人民法院可以指令重新審查或直接審查，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對各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提出意見，要求重新審查……種種細致規定讓賠償申請走得更加順暢。

亮點二:賠償范圍更完善

哪些行為該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一直是社會議論的焦點。原來的國家賠償法採用了違法歸責原則，即只有國家機關或工作人員違法了，才能納入國家賠償范圍，這就造成了國家賠償范圍過窄。

這次修改，刪去了「違法行使職權」的前提，規定「有本法規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情形，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權取得賠償。

據介紹，修改後的國家賠償法完善了國家賠償的范圍，主要有兩個方面:

——完善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國家賠償。原來的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三項和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以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這一規定沒有明確規定受到虐待以及監管人員放縱他人實施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情形，國家是否承擔賠償責任。而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原因中，因監管人員虐待，或者放縱他人實施毆打、虐待等行為佔有相當比例，因此新法將虐待、放縱他人毆打、虐待等行為納入賠償范圍。

——完善了採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侵犯人身權的國家賠償。原來的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二項對錯誤拘留、錯誤逮捕造成損害的國家賠償作了規定。但是，在實踐中由於對什麼是錯誤拘留和逮捕，在執行中和理解上存在不同認識，影響了對賠償請求的處理。

本次修改根據刑事拘留和逮捕的不同性質，區別情形作了修改完善。「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對公民採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時間超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時限，其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對公民採取逮捕措施後，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對於「錯拘不賠」等社會關心的問題，武增回應說，該條規定在法律執行中有嚴格的條件。如果偵查機關違反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條件實施拘留的，要承擔賠償責任的。「對刑事賠償范圍作這樣的修改，一方面能夠保障公民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另一方面也能夠保障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行政機關不作為造成損失是否應當進行賠償?這也是備受關注的問題。武增表示，修改後的國家賠償法關於行政賠償范圍的規定中，沒有出現「不作為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的字眼，但是並不是說行政不作為已經構成違法的，不屬於賠償范圍。不作為構成違法的，可以適用「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這一條款，「已經有這方面的案例」。

亮點三:精神損害賠償被明確

原來國家賠償法沒有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

武增告訴記者，在民事賠償中，已經建立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不久前通過的侵權責任法首次在法律中對精神損害賠償作出了明確規定。

實踐中，不少賠償請求人也要求賠償義務機關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但囿於法律對此沒有規定，他們的要求很少得到滿足。如胥敬祥就因為「提出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不屬於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范圍」而遭到拒絕。

但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權，同樣會對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基於這些考慮，武增介紹說，修改後的國家賠償法規定，致人精神損害的，賠償義務機關應當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對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據介紹，因為考慮到現實中這類情況非常復雜，法律難以對精神損害的賠償標准作出統一規定，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實踐中出現的具體問題，作出具體應用的解釋。亮點四:賠償費用支付有保障

能不能真正拿到賠償金，是賠償請求人最為關心的問題。由於原來的國家賠償法沒有對賠償費用的支付機製作出具體規定，賠償金支付並沒有法律保障。現行的做法是，在賠償責任確定後，由賠償義務機關先向賠償請求人墊付賠償金，然後再向同級財政申請核銷賠償費用。

這一做法不利於申請人及時領取賠償金。武增說，在國家賠償法實施的十多年裡，在賠償費用支付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在一些較為貧困的地區，財政預算中沒有列入國家賠償的費用。

國務院關於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規定，賠償經費先由賠償義務機關墊付，墊付之後再由國家財政支付。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由於近年來財政預算體制改革不斷推進，部門預算細化，實際上國家機關已經沒有墊付資金。

修改後的進步意義
其一是國家賠償歸責原則的修改。

即將原《國家賠償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修改為「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職權」。看似簡單的去掉「違法」二字，卻意味著我國國家賠償原則的重大進步，因為取消自我認定「違法」的確認程序，實質是掃除了國家賠償的制度性障礙。對於保障公民的人身、財產權利，使國家賠償真正落到實處，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是增加了精神損害賠償。

在民事賠償中，已經建立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今年7月將實施的侵權責任法，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而在原來的國家賠償法中卻沒有這樣的規定。事實上，在國家機關侵犯公民人身、財產權利案件中，特別是對公民限制人身權利的案件中，損害最大的，影響最難以消除的，恰恰是精神上的傷害。這次國家賠償法的修改明確了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無疑是時代的進步、民主法治的進步。

同時，此次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在賠償程序、賠償費用的保障等方面均有可圈可點之處，它必將使國家賠償法形同虛設的局面有所改觀，從而更好的保障公民、法人的人身、財產權利不受國家機關的非法侵權，從而也能更好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使老百姓看到一個真正勇於承擔責任，真正負責任的政府形象。

㈥ 新《民事訴訟法》、新《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新《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此次民訴法修改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調解與訴訟相銜接的機制；進一步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完善當事人舉證制度；完善簡易程序；強化法律監督；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完善執行程序等。
1、證人費用由敗訴方當事人負擔
新修改的民訴法規定，證人因履行出庭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費用以及誤工損失，由敗訴一方當事人負擔。當事人申請證人作證的，由該當事人先行墊付；當事人沒有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作證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墊付。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專家出庭參與訴訟的規定 新修改的民訴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或者專業問題提出意見。 這樣規定的考慮是，醫療事故、環境污染和知識產權等案件，專業性強，為了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庭審過程中需要專家提供專業意見。
3、明確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進一步明確了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第二審民事案件是否必須開庭審理規定得不夠清晰，實踐中有許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審程序中未經開庭書面裁判，為此，應當進一步明確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將現行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修改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
4、與仲裁法的有關規定相互銜接
新修改的民訴法統一了人民法院對申請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標准。 現行民訴法規定了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仲裁法規定了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裁決所根據的證據是偽造的」，「對方當事人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人民法院對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比撤銷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更為寬泛，不盡合理，為此，應當根據我國仲裁的實際情況，統一審查標准。
新修改的民訴法根據仲裁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了相應修改。
5、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救濟程序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增加了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程序。
6、增加對惡意訴訟懲罰措施
當前，當事人通過惡意訴訟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惡意訴訟，除應當適用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給予拘留、罰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還應當在民訴法中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渠道。 為此，新修改的民訴法關於第三人的規定中增加規定，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7、小標的案件，一審終審
新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 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30%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
現行民訴法對於民事訴訟案件統一實行二審終審制，也就是說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均有權向上一級法院提起二審，在二審審判終結前一審判決並不生效。但在司法實踐中，個別當事人為拖延審判時間，延長最終法院執行期限，對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判決依然無故提出上訴，一個簡單的案子有時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長；另一方面，如簡單的侵權、借款、租賃糾紛案件等，權利人苦於訴訟時間太長，權利得不到及時救濟而放棄訴訟，進而通過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違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濟」，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針對上述情況，新民訴法對於小標的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一審案件，增設「一審終審」制度，有助於減少當事人的訴累，節約司法資源，使公平正義得以及時實現。 8、當事人選擇法院，應選「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
新民訴法第三十四條 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現行民訴法已經確立了「約定管轄」制度，即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來選擇合同或財產糾紛案件將來起訴時所管轄的法院。新民訴法在現行民訴法規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5類「固定」約定管轄地之外，增加了「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使得原來5類「固定」管轄地變成了實際聯系地的列舉，在實際中使得約定管轄更加靈活。另外，將約定管轄案件的范圍，由原來僅適用於「合同糾紛案件」，擴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財產糾紛案件」。
在適用約定管轄時，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第 二，約定的地點不能與爭議沒有任何實際聯系。
例如：在石家莊居住的一個老人向鄰居借款5萬元並出具借條，雙方不能在借條上約定爭議由石家莊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轄，那樣就違反了「級別管轄」的規定。兩個鄰居也不能約定與借款沒有任何聯系的北京法院管轄。但如果老人的兒子還向鄰居提供了連帶還款保證，兒子住在北京市朝陽區，則北京市朝陽區就成為了與借款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該區人民法院可以作為約定管轄的法院。

新《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1 逼供獲得言詞證據一律排除
【草案摘錄】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解讀】
胡康生（全國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員）：此次修改的亮點，就是在原來刑訴法嚴禁刑訊逼供的基礎上，加上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進行強迫。如果逼出來的言詞證據，就一律要排除。
這從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來講是個進步；對公安機關辦案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也是動力，督促他們更要嚴格依法辦案，防止一些錯案發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後來反思為何會發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訊逼供，使用非法言詞證據。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法學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證明其自己有罪，這條原則來自於聯合國的規則，不能自證其罪，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讓被告人自己去證明自己有罪。這體現了人權精神，也使證據更加准確和科學，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了保障。
2 證人強制出庭直系親屬除外
【草案摘錄】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讀】
胡康生：刑事案件現在比較突出的就是證人出庭的問題。一些案件證人不出庭，直接宣讀證人證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辯護，法院認為必要的證人，就得出庭。
同時，一些鑒定結論對案情的判決也很重要。舉例說，官員在貪污受賄時涉及一張名人字畫，如果最後決定犯罪不犯罪，罪輕罪重，關鍵在這個字畫值多少錢。那麼鑒定環節就很重要。對鑒定意見不一致，也可要求鑒定人出庭。
另外，為了尊重中國國情，規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強制出庭作證。
此次草案首次確立了對證人的保護制度，現在一些人為什麼不敢作證？就是怕打擊報復。包括經濟糾紛、民間糾紛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證，更別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強對證人的保護。
3 貪官外逃財產沒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錄】
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後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解讀】
陳衛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的特別程序的設置，有利於嚴厲懲治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挽回國家損失，消除犯罪的經濟條件，並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
由於我國不允許缺席審判，因此，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無法到案時，訴訟程序就無法啟動，使得犯罪分子的財產長期無法得到追繳。
「不定罪的財產沒收程序，是一個特別程序，可以有針對性地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繳其犯罪所得的問題。」由於這些財產是犯罪行為所得，因此對這些財產的追繳必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
4 懷孕婦女可監視居住
【草案摘錄】
監視居住適用於符合逮捕條件，但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撫養人的，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以及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讀】
宋英輝（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採取監視居住措施首先是為了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嫌疑人出現逃跑、串供、毀滅證據等妨礙訴訟的行為或者繼續犯罪。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目標是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找平衡點。這樣的修訂也符合有關國際公約倡導的以非羈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時規定，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和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為防止這一措施在實踐中被濫用，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5 發回重審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錄】
對於因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二審法院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原審法院再次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二審法院應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二審法院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解讀】
陳衛東：在此前的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二審頻繁發回重審，使案件久拖不決，而且有二審法院以此來推脫責任、迴避矛盾的情況。
對於已經發回重審後又再次上訴、抗訴的案件，二審法院如何處理此前法律並沒有規定，也沒有有限制發回重審的次數。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違反程序法這些彈性較大的標准發回重審，此時案件將重新進入一審程序，案件永遠無法結束，是出現「循環審判」的訴訟怪圈，發回重審沒有次數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訴不加刑」是二審的一項原則，發回重審的案件來源於當事人的上訴或者檢察機關的起訴，也是派生於二審程序。因此對於一審法院違反訴訟程序所作出的判決，二審法院發回重審，原審法院判決不應加刑。
6 死刑復核結果應通報最高檢
【草案摘錄】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可以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解讀】
胡康生：死刑復核程序備受關注。死刑是最嚴厲的懲罰，應該慎之又慎，因為錯了就無法挽回。
按照規定，所有死刑案件須最高法核准，那麼，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監督？此次規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時，可以訊問被告人，如果辯護律師在有證據時提出還有疑問，還可以提。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體現了國家對適用死刑的慎重，有利於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
劉昊（北京法拓律師事務所律師）：從立法規定上看，死刑復核程序過去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帶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開性、透明性，為保證這類案件的質量，避免錯殺，落實「少殺、慎殺」的原則，完全有必要增加這樣的規定。
7 因賄賂被監外執行不計入刑期
【草案摘錄】
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及時收監：（一）發現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二）嚴重違反有關暫予監外執行監督管理規定的；（三）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後罪犯刑期未滿的。
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解讀】
胡康生：有的貪污受賄的官員或有錢的老闆判刑後，進去沒多少時間又出來了，甚至威脅舉報的人。有的判了死緩，十多年就出來了；有的判了15年，還不到1年就保外就醫了。對現實中存在這種情況，老百姓反映很強烈。
此次對監外執行有了嚴格規定。如果一旦發現行賄、拉關系等手段出來的，馬上就要收監，且在外面的時間不算，重新計算刑期。同時，對減刑假釋和監外執行要加強監督，避免花錢減刑。
徐顯明：監外執行有時候已經成為某些人的特權，人民群眾對監外執行意見很大，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監外執行的時間、取保候審、監外就醫等不能計算刑期，這些修改，有利於規范執法，防止犯罪利用這些制度逃避刑罰。
8 技偵所得材料可直接作為證據
【草案摘錄】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解讀】
顧永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現在每年的刑事發案立案數500萬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還是二三百萬、三四百萬，這幾年急劇增加。我們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們的破案率72%-73%，現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們打擊犯罪偵查破案的能力受到嚴重的挑戰。社會上的犯罪有組織性、流動性、反偵查性越來越強，如果不提高偵查破案的能力，社會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處在很不穩定的狀態，所以必須提高偵查破案能力。「怎麼提高？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術偵查，包括秘密偵查。
許蘭亭（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草案規定過於籠統，應該把使用技術手段的條件進行明確規定。過去多年我們內部一直有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與此相伴隨一直有如何審批、如何控制的規定，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樣的規定經過梳理和斟酌以後寫到刑訴法條文中。
9 輕微刑事案件當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錄】
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的范圍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這一程序。
【解讀】
全國人大法工委有關負責人：將部分公訴案件納入和解程序，適當擴大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化解矛盾糾紛。
同時，考慮到公訴案件的國家追訴性質和刑罰的嚴肅性，為了防止出現新的不公正，對建立這一新的訴訟制度宜審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也不能過大。
陳光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制度不是一點沒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規定的適用范圍很窄，比較嚴格，而且必須出於雙方自願。鼓勵犯罪人道歉賠償，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益，使其得到更多賠償。這有利於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10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
【草案摘錄】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

㈦ 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主要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三條 職權原則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原則
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
第五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原則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六條 依靠群眾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平等原則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對於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
第九條 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原則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應當為他們翻譯。 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的地區，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十一條 審判公開原則保障辯護原則
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
第十四條 保障訴訟參與人訴訟權利原則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訴訟參與人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
第十六條 依法不追訴原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第十八條 刑事司法協助原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相互請求刑事司法協助。

㈧ 刑訴法修改的幾大亮點

新刑事訴訟法共計修改二十三處，具體內容主要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版的處理;基層權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時的程序規則;補充了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舉幾條：一、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二、將第十八條改為第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三、將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