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領域存在的問題

『壹』 行政法相關問題，謝謝~

1.應該優先保護弱者的權利，尤其是生命健康權。但實際上，弱者的權利也並非總是合理版的，法律是否都權要保護、保護到什麼地步還要商榷。題干中提到的情形，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頒布之後不存在了，撞死人必須賠償，數額再議。
2、無此許可權。現在看來，是當然不合法律、憲法的。但是當時，也就是八、九十年代，屬於打擦邊球。可以通過向該規范性文件的制定部門提出建議、向同級人大建議、向上級人大建議來糾正。如果明顯違法的規定，在行政訴訟中不得作為行政行為合法性的依據。
3、不應該。生命是最寶貴的，不能因為影響了道路交通的暢通就可以輕易剝奪。即使發生事故導致死亡，也必須承擔賠償義務。現在有「無責任賠償」一說，就是克服這個漏洞的。
有問題可以繼續追問。

『貳』 加強行政執法監督工作還存在哪些問題和困難有何意見或建議

一、概述
行政執法監督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廣義上的行政執法監督是指各類監督主體依法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及有權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實行監察、督促、督導活動。是一個包括權力機關的監督、司法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執政黨的監督、社會團體和社會輿論監督等多層次、多形式的監督體系。狹義上的行政執法監督是行政機關對一定范圍內的行政執法機關和行政執法人員的行政執法活動依法進行評判、監控、督促和制約，是行政機關內部對行政執法的層級監督。本文在狹義上探討行政執法監督的有關問題，即政府內部的行政執法監督。
隨著我國「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時代的到來，政府法制工作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在行政決策，法律事務的處理處理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行政執法監督是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職權之一。主要通過行使通知限期改正權、提請同級政府處理決定權、與政府工作部門協調溝通權等權力來發現和糾正執法中存在的問題，從而達到監督的目的。政府法制工作機構的執法監督是一種內部監督，與行政訴訟等監督方式相比，在監督方式上可以更加靈活，溝通上也較為方便，一方面減少了行政機關的糾錯成本，另一方面，這種內部監督更加註重從執法隊伍建設等基本層面進行監督，更加有利於行政機關從根本上解決行政執法中存在的問題，而且通過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前提供一些執法意見，降低了違法行政的幾率，從而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行政機關因其他監督可能成為被告的不利地位，將違法行政帶來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行政執法監督還存在著很多與自身職權不相適應的制約因素，如何正確這些因素，並找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對於更好地發揮執法監督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存在問題
一是監督力量較為薄弱，不利於我國依法行政目標的實現。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十年內亂時期，「法律虛無主義」盛行，我國政府法制機構基本上處於癱瘓或者空白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政治體制改革也不斷深化。政府法制工作正是在這種大的經濟、政治變革環境下得以恢復、重建並正常運轉起來。但是，由於我國法治理念的缺失，特別是在政府行政領域，認為行政就是管理，「政府不能為非」的思想還占據著統治地位，這就造成了對政府法制機構建設重視不夠，存在著機構過於簡單，人員配備不齊全的情況。有些地方沒有設置專門的政府法制機構，法制工作由相關部門作為一項「兼職」來對待。有些政府法制機構人員、設備配置較為薄弱、辦公經費不足。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來完成對政府行政的監督職能。監督職權得不到有效的行使和落實。
二是行政執法監督理論上的缺失。在行政法學關於行政監督法律關系的論述之中，幾乎沒有涉及到政府法制機構的行政執法監督職能。我國行政法理論對於行政監督的論述，包括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專門的監督機關（監察、審計等）以及社會力量對政府行政活動的監督。而對於政府法制機構這一重要的政府內部監督力量，卻論之甚少。理論上的缺失使得這一內部監督的存在和重要性容易被忽略。而在立法層面，我國缺少一部統一的政府法制監督法。而其他的監督方式都有與之職權相適應的立法，例如立法機關對政府的監督以《憲法》作為依據，監察部門有《監察法》，司法機關有《行政訴訟法》，作為廣義上的政府內部監督行政復議有《行政復議法》作為法律支撐。而行政執法監督沒有全國統一的法律文件，盡管各地大都有法律文件規范行政執法監督行為，但是，就我國行政執法監督對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而言，制定一部統一的政府行政執法監督法，更有助於我國依法行政工作的開展。
三是監督制度設計不完善，與我國行政執法現狀不協調。
第一，監督制約機制過於薄弱。我國的行政執法監督工作主要由以下幾個制度來實現：行政執法證件管理制度、規范性文件備案制度、執法情況通報制度、重大處罰案件報備制度、案卷評查制度以及對政府各部門法制工作的檢查制度。首先，這些制度在運行中，沒有相應的反饋機制，行政機關對監督機構的處理意見採納執行等後續行為往往陷於監督空白。其次，有些監督結果沒有納入行政機關工作考核體系之中，這樣一來，工作好壞，制度落實的優劣情況就不能反映到行政機關的整體工作之中，從而也就引不起行政機關對執法工作的重視，不利於行政執法工作的提升。
第二，有些制度是「表面文章」，形式大於內容。例如執法通報制度，每個季度一報，其數字完全由各相關單位報送，而且對其報送的數字並不要求有相關的案卷資料予以佐證，這樣就很難避免有些部門錯報、漏報甚至是編造一些數字來應付，這項制度就是典型的「表面文章」，完全是形式，使得監督變成了統計，起不到真正的監督作用。
第三，監督配套機制不夠健全。監督內容規定過於簡單，沒有建立起相應的配套措施。例如對拒絕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行為，只是規定通知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提請同級人民政府作出處理決定。但是沒有具體的制度來規定如何獲得此類行為，如何認定此類行為，改正的期限以及改正後是否需要反饋給監督機構等內容。
三、完善行政執法監督制度的對策
一是更加重視行政執法監督工作，加強行政執法監督隊伍建設，夯實執法監督工作的物質、人力等資源基礎。進一步規范、加強行政執法監督崗位建設，增加崗位工作人員數量，加大建設中的人力物力投入，把行政執法監督建設成與其他監督方式力量平衡發展的重要監督方式。
二是加強行政執法監督理論和立法建設。以行政法理論和執法監督實踐為基礎，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府執法監督理論體系，彌補我國行政法對執法監督研究缺位的不足，可以從行政執法監督法律關系著手，定位監督方與被監督方的權力義務關系。結合各地行政執法實際，統籌兼顧，盡快制定統一的執法監督法律文件，以使得該監督方式有更加具體明確的法律支持，避免監督無據、監督隨意、監督不力的情況，從而促進執法監督工作的開展。
三是進一步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建立一套與行政執法狀況相適應的監督制度。我國的執法監督還存在著表面化、制約機制不健全等情況，不能解決困擾行政執法的一些問題。因此，建立起一套措施得力、監督有效的制度勢在必行。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建設。首先建立一套行政執法動態信息收集制度。通過實地調查、電視廣播、群眾反映等方式，對涉及行政執法的相關信息進行分析、判斷、篩選，從而將這些信息與相關行政機關的職權相聯系，從而提出執法建議，建議相關執法部門開展有的放矢的重點執法活動。例如，監督機構在接受群眾對某些執法部門不作為的舉報，調查核實之後，就可以督促有關職權部門開展行政執法活動。第二、強化制約機制。監督需要有相應的制約機制，我國政府執法監督的制約機制過於薄弱，不利於行政機關自我糾錯。針對這種情況，應該建立起一套權責統一的監督制約機制，一是建立對監督機構的處理意見採納反饋制度。有關行政機關要重視監督機構的建議，並將處理意見採納與否等相關情況反饋給監督機構。二是建立監督結果與工作考核掛鉤制度。要把執法監督作為各部門工作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直接與單位政績掛鉤。
結語
總之，我國的行政執法監督制度作為政府法制工作的一項重要制度，在推動行政執法部門自我糾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打造「法治政府」實現「依法行政」的目標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我國的行政執法監督機制受傳統思想、經濟發展、民風民俗等諸多方面的影響，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只有加大監督機構自身建設，完善執法監督理論體系，加大監督制約機制，這一制度才會更加完善，從而發揮出更大的監督作用。

『叄』 關於行政法的現實問題

行政法是來處理公民與行政源機關關系的，如果你要告的是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包括不作為），認為行政機關的處理行為違法，那麼就提起行政訴訟，如果你要告的是另一方公民侵害人身權請求賠償，那麼就提起行政訴訟，兩種法律關系分別進行救濟。
也不存在所謂的願意找誰不找誰的問題，公安機關有責任對此類事件進行處理，公民可以要求公安機關依法處理，而法院則有權對賠償問題進行審理，公民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如果對公安機關的處理行為不滿，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肆』 你認為目前我縣行政法領域還存在哪些問題

普遍存在以權代法，借口上級規定，而嚴重違反行政執法程序。

『伍』 行政法的問題。

請參考以下文章：

今天在閱讀葉堅學者所寫的「關於行政行為的幾個問題的界定」一文，認為其對「行政事實行為」的這一概念產生了誤解。其引用方世榮教授所說的「所以沒有必要採用行政行為（行政法律行為）與行政事實行為這樣的二分法，現有的所謂事實行為完全可以為行政行為所涵蓋。行政事實行為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切的詞語，應予廢棄。」 對於行政行為這一概念的認識，最早出現在法國行政法學，直到1895年，德國行政法學鼻祖奧托•邁耶教授在其論述德國行政法的鴻篇巨著中把行政行為權威性的定義為：行政行為是關於「個別的條件下決定某個權利主體的權威性宣告」。[1]此後，行政行為這一概念成為各國行政法學的一個核心范疇。我國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行政行為是指「享有行政權能的組織或個人運用行政權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法律行為。」並且分析出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性、無償性、強制性的法律特徵。[2]從這一定義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將行政行為理解為是法律行為的一種。而就法律行為這一概念而言，是指人們所實施的，能夠發生法律上效力、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為。其所對應的范疇應是「非法律行為」，如純粹的經濟行為、政治行為、道德行為、宗教行為等。[3]這樣看來，法律行為並非對應的是事實行為。而事實行為被認定為是法律行為中的一種非意思表示行為，是指非經行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於某種事實狀態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為，如民法上的先佔、遺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發現等。[4]從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法律行為則是行政行為和事實行為二者共同的上位概念。那麼我們還需要弄清楚的是，什麼是行政事實行為？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事實行為之間是一種什麼關系？行政事實行為和事實行為是否是同一概念呢？根據學者們的考察和研究，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最早是從德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耶律納克所提出的「單純公權力行政」一詞所演變而來的。所謂「單純公權力行政」是指「類似市政有關的都市房屋、街道、公園、水庫等的建築，及其他技術方面的行為以及行政機關用文字發行的『指導』文件，如公安為避免車禍所發行宣導交通安全之別針、小冊子，以及社會服務性的工作指南、民眾 調解與法律咨詢的說明書等，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行為。」[5]對於行政事實行為這一概念的進一步分析和理解，中外行政法學界也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要代表的觀點有：德國法學家毛雷爾認為行政事實行為是指某種事實結果而不是法律後果的所有行政措施。[6]著名的印度公法學者賽夫教授在其著作中將行政事實行為表述為「是旨在產生事實上結果而不是法律結果的行為」，這一點與毛雷爾的認識是相同的。繼而他又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或行政機關的其他法律行為均屬於行政事實行為。[7]針對其這種理解，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行政行為必然產生一定的法律後果，這是由行政行為的性質所決定的，而與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後果而是事實結果相比較，與其所稱的行政行為屬於行政事實行為的認識產生了矛盾，因為法律後果與事實結果應是一對相對應的范疇，它們之間不存在隸屬性。因而行政行為當然不屬於行政事實行為。但是，無論學者們對行政事實行為與行政行為的關系如何認定，對行政事實行為法律屬性和特徵的認定是明確的，即行政事實行為是行政主體依據行政職權所實施的一種行為，具有行政性的特點，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再者，就目前各國的立法例當中，都表明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約束力，但實際上它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仍可能產生實際上的損害。經過上述對行政事實行為特性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行政事實行為並不是簡單的從事實行為這一法理概念中推演出來的，而其表現出自身產生的基礎和獨特的法律意義，其實二者是兩個不具有同質性的概念。就行政事實行為而言，根據其性質和特徵，有學者將其歸納為補充性行政事實行為、即時性行政事實行為、建議性行政事實行為和服務性行政事實行為。

『陸』 行政執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的國內外研究情況綜述或主要支撐理論

關於行政執法．

內容提要：行政從「管理」到「執法」的轉變是我國二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產物，是我國從幾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標志。行政的「執法」性質和「依法」特徵是由國家實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發展目標和治國方略所決定的。「行政執法」在不同的場合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涵義，但其實質是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要有法律根據，是執行法律（人民的意志）而不是執行長官的意志，是受法律規范、制約而不是任意所為。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我們必須繼續推進行政執法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執法的方式、方法，而且涉及執法體制、執法范圍、執法目標及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的關系，是整個執法機制的轉換。

關鍵詞：行政執法、行政管理、行政行為、行政體制、行政執法機制

一、偉大的轉變：從「管理」到「執法」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行政等同於管理。我國古書中所謂「召公、周公行政」，即指國家政務管理 1。《漢語大詞典》對行政的釋義有二：其一為「執掌國家政權，管理國家事務」；其二謂「機關、企業、團體等內部的管理工作」 2。可見，無論古今，行政均指管理，管理無論內外，均可謂之「行政」。在許多外國學者的著述和詞典、辭典中 3，通常也將行政與管理等同，如德國學者平納特在其所著《德國普通行政法》一書中說，「行政」一詞常用於超出公法的其他地方，例如「家務管理」、「財產管理」等形式。這里提到的行政（作為行政法依歸的行政），乃是國家機器及其組織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 4。原蘇聯行政法學者更是不僅將行政等同於管理，而且將行政法定義為「管理法」 5。

行政雖然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視同於管理，或謂公共管理、國家管理。但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前，行政通常指國家整個政務管理，是指管理整個國家事務，而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行政則僅指除立法、司法以外的國家管理。西方許多傳統的行政法學家都曾這樣給行政下定義：所謂行政，乃除立法、司法以外的一類國家（及其他公權力主體）職能（作用、活動、行為） 6。至於作為行政的國家職能（作用、活動、行為）的實質和內容，則可歸結為執行與管理。所謂執行，可包括執行法律、政策、命令、指示、決議、決定，等等。所謂管理，可包括組織、指揮、發布命令、禁令、實施許可、徵收、進行監督、檢查、對違規者給予處罰、強制，等等。

執行並不等於執法。執法在執行中的比重決定行政的性質。古代的行政雖然可界定為國家整個政務管理，但這是就廣義的行政而言。在古代，同樣存在狹義的行政，狹義行政不包括宏觀決策，宏觀決策是作為最高統治者國王（皇帝）的行為，而狹義行政則是國王之下的官僚機構執行國王的命令、指示，下級官僚機構執行上級官僚機構的命令、指示，對國傢具體事務進行管理的活動。古代社會雖然也存在某些法律（一些國家的法律可能多一些，一些國家的法律可能少一些，卻不可能存在完全無法律的國家），但是，數量無疑很少（主要是刑法），而且，古代一般沒有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反映人民意志的專門立法機關（像我國這樣的東方國家更是如此）。因此，古代官僚機構的行政主要是（或基本上是）執行最高統治者和上級官僚機構的命令、指示，而不是執行法律。即使其中有一星半點的執法因素，它也完全不能影響古代行政的整體性質。古代行政整體上只能是行政管理，而不可能是「行政執法」。

在現代，國家事務有了立法、行政、司法等的分權或分工。從理論上說，行政作為執行和管理，其執行主要應該是執行法律，其管理主要應該是依法實施法律。當然，除了法律以外，行政還要執行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制定的政策，執行本級行政機關所作的決議、決定，執行行政首長的命令、指示等。行政的職能和任務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有多少職能和任務，執法應該是現代行政的基本要素。但是，從事實層面說，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民主法治的水平不同，執法在各國行政中所佔的比重仍然是很不一樣的。有的國家執政者重視法治，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都制定了比較完善的法律，因此，這些國家的行政主要是執法，其行政管理實質即是行政執法。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執政者輕視法律，他們習慣於以政策代法、以命令代法、以言代法。這些國家雖有立法機關之設，但多隻重其形式而並不寄希望它發揮多大作用。這些國家自然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律，既使有一些這樣那樣的法律，也並不準備真正使之付諸實施。因此，這些國家的行政主要不是執法，而是執行領導人的命令、指示，執行執政者的政策。其行政的實質是依領導人、執政者的隨心所欲，且往往是反復無常的意志管理社會，管理相對人，而不可能是行政執法。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機關也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設，但作為立法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很少立法，甚至很少開會，很少制定和發布決議、決定。從而行政的基本職能和任務不是執法，不是執行人民代表機關的決議、決定，而是執行黨的政策，執行政府的計劃，執行領導人的指示，執行上級的命令等。行政的依據主要是紅頭文件和行政長官的指示、命令。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行政各領域（公安、工商、交通、城建、稅務、海關、貿易、商檢、環保、質監、計量、醫葯、衛生、文化、教育、科技、體育等）尚處於基本無法，甚至完全無法的狀態，此時的行政還只是「管理」（行政管理），而不是「執法」（行政執法） 7盡管這個時期的行政管理與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前的行政管理在內容和范圍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性質上並沒有根本轉變。我國行政從「管理」到「執法」的轉變（即性質上的根本轉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1984年，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同志在一次與新聞界人士的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我們國家要開始一個歷史性的轉變：「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依靠政策，還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辦事」 8。此後，國家立法，特別是行政領域的立法，明顯加快了步伐。1984年至1990制定的法律和重要行政法規就達幾百件之多。其中：

涉及公安管理的有：《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外國人出入境管理法》、《集會遊行示威法》、《保守國家秘密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消防條例》、《居民身份證條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等；
涉及工商、稅務管理的有：《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廣告管理條例》、《工商企業名稱登記管理暫行規定》、《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農業稅條例》、《工商統一稅條例》、《產品稅條例》、《增值稅條例》、《營業稅條例》、《資源稅條例》、《鹽稅條例》、《國營企業所得稅條例》等；

涉及外經、外貿管理的有：《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涉外經濟合同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進口貨物許可制度暫行條例》、《邊境小額貿易暫行管理辦法》、《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等；

涉及醫葯、衛生管理的有：《國境衛生檢疫法》、《傳染病防治法》、《葯品管理法》、《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麻醉葯品管理辦法》、《醫療用毒性葯品管理辦法》、《精神葯品管理辦法》、《放射性葯品管理辦法》等；

涉及海關管理的有：《海關法》、《關稅條例》、《海關法行政處罰實施細則》、《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等；

涉及農業、林業管理的有：《草原法》、《森林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種子管理條例》、《家畜家禽防疫條例》、《獸葯管理條例》、《森林防火條例》、《森林病蟲害防治條例》等；

涉及土地、水、礦產資源管理的有：《土地管理法》、《水法》、《礦產資源法》、《河道管理條例》、《土地復墾規定》、《礦產資源勘查登記管理暫行辦法》、《礦產資源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等；

涉及城建、環保管理的有：《城市規劃法》、《地名管理條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條例》等；

涉及交通、郵電管理的有：《郵政法》、《水路運輸管理條例》、《航道管理條例》、《公路管理條例》、《漁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條例》、《鐵路運輸安全保護條例》、《鐵路交通檢疫管理辦法》、《民用機場管理暫行規定》、《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等；

涉及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管理的有：《教育法》、《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掃除文盲工作條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幼兒園管理條例》、《廣播電視設施保護條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專利法》、《技術合同法》、《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關於技術轉讓的暫行規定》、《關於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實驗動物管理規定》、《國家體育鍛煉標准施行辦法》等；

涉及國防、外事管理的有：《兵役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軍事設施保護條例》、《徵兵工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士兵服役條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等。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國進一步加快了行政法的立法步伐，不僅部門行政法逐步趨於完善，而且開始逐步制定和健全作為行政法基本體系架構支柱的基本法，如《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國家賠償法》、《行政監察法》、《立法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以及即將出台和正在制定的《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行政程序法》等。

作為行政法基本體系架構支柱的基本法不完全同於部門行政法。首先，部門行政法只適用於相應行政管理部門或領域，而行政基本法適用於所有或多個行政管理部門。如作為部門行政法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只適用於公安管理的治安管理領域，而作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處罰法》則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公安、工商、海關、稅務、文化、教育、科技等）的行政處罰，作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更是不僅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的行政處罰，而且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的所有行政行為。其次，部門行政法通常只為各行政部門的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而行政基本法同時為整個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責任和行政救濟提供法律依據，例如，《行政監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即為對行政行為的監督，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行為責任的追究，對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行政相對人的救濟提供了法律依據。第三，部門行政法為行政從「管理」轉化為「執法」提供了直接的動力和條件，沒有部門行政法，執法即失去了前提：相應部門，相應行政領域沒有法，無法可執，則只能按政策辦事，按長官指示辦事，「管理」不可能轉化成「執法」；而行政基本法則為部門行政法的健全、完善提供了動力和條件，因為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啟動了對各部門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如果某部門行政法不健全、完善，敗訴，賠償的壓力就會促使該部門盡快去健全、完善該部門行政法，而《行政程序法》一類的行政基本法亦可以指導部門行政法的健全、完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各個行政管理部門和領域都已陸續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規和規章，雖然尚未達到健全、完善的程度，某些部門（如新聞、出版、結社等）可能還很不完善，但整體上應認為已初步實現了有法可依。就行政基本法而言，作為構成行政法體系的支柱的基幹法律，現在大多數也已制定出來了，並且由這些法律設計的制度（如行政復議制度、行政訴訟制度等）也已陸續開始運作。因此，我國的行政在整體上應認為已初步實現了由「管理型」到「執法型」，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的轉變，「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轉化成了「行政執法

『柒』 行政強制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行政強制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研究：
內容摘要：行政強制措施是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可訴具體行政行為之一，也是我國行政強制立法過程中遇到的重要問題。但圍繞行政強制措施，在我國行政法理論上和實務中，卻存在較大意見分歧和模糊認識。本文認為，我國的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執法過程中採用的強制性手段，是應行政執法的需要和借鑒民訴法的規定而來。我國現行法律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規定，一方面使行政執法者擁有了排除妨礙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名稱不一、形態各異的行政強制措施產生認識分歧的原因有：法律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規定留有彈性空間；行政法理論對實踐中使用的各種強制方法缺乏理性的總結和歸納；法律引入行政強制措施時未考慮與既有概念的協調。我國的行政強制措施存在三種形態：執行性強制措施；即時性強制措施；一般性強制措施。我國的行政強制立法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處理思路是不可取的。行政強制措施是否可訴，取決於它是否為一個獨立完整和已成立的具體行政行為，也取決於它與相對人權益的關系。

關鍵詞：行政強制措施 形態 思路 可訴性

行政強制措施是我國行政執法實踐中經常使用的手段，也是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可訴具體行政行為之一。但究竟什麼是行政強制措施？如何理解、規范和把握行政強制措施？在理論上和實務中卻存在許多模糊認識。本文從行政強制立法需要出發，對行政強制措施的由來，現行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意義和問題，現有理論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認識和分歧，行政強制措施的范圍、形態及其可訴性等問題展開研究。
一、 我國行政強制措施的由來

1989年《行政訴訟法》頒布以前，我國現行法上沒有行政強制措施這個概念。在文字表述上與行政強制措施比較接近的現行法上的概念，有憲法和《地方各級人大和地方各級政府組織法》規定的行政措施[1]，及《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2]，但其含義與現在使用的行政強制措施很少或根本沒有相通之處。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的行政措施包含兩種含義，一是指具體行政行為，其形態表現為行政主體對具體事件作單方面處理；二是指抽象行政行為的一種形式，特指縣級以上國家行政機關為執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決議或上級行政機關的決議或命令而規定的各種辦法和手段，其形態表現為命令、決定、條例、決議等[3]。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的行政措施顯然是一個概括性、包容性的概念。僅將其按第一種含義即具體行政行為來理解，仍然是比行政強制措施范圍大得多的概念。《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本質上屬於針對犯罪嫌疑人和排除防礙訴訟行為的司法行為，與行政強制措施性質截然不同。1989年以前，現行法上雖然沒有直接使用行政強制措施這個概念，但並不表明現行法上沒有具體的行政強制措施方式的規定，更不表明實踐中沒有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的行為。據統計，1989年以前規定

具體行政強制措施的法律、法規為數不少[4]，行政強制措施的具體名稱和形態也多種多樣。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主要有：對人身的強制約束、強制傳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強制帶回、人身搜查、人體檢查（《海關法》），限制活動范圍、強制離境（《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強制隔離、強制立即離境（《艾滋病監測管理若干辦法》）及人身扣留、強制實施行為、強制進入相對人處所等；限制財產權的強制措施主要有：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征繳滯納金、強制扣款、強制拆除、強制徵收、強制拍賣、以物折抵等[5]。這些具體的行政強制措施的存在正是《行政訴訟法》將行政強制措施納入可訴具體行政行為范圍的基礎。繼《行政訴訟法》之後，《行政復議條例》（1990年）、《行政復議法》（1999年）和《國家賠償法》（1994年）分別將行政強制措施明確納入可申請行政復議和可請求國家賠償的行為范圍之中。《行政訴訟法》頒布12年以來，各單行法律、法規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規定基本沿襲《行政訴訟法》頒布以前的軌跡發展。

根據最新統計，新中國成立到1999年，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共10369件，其中法律314件，行政法規1584件，部門規章8469件。在314件法律中，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有33件，佔10.5%；在1584件行政法規中，佔1.7%。另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向十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發函調查，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中也規定了一些行政強制措施。如河南省制定和批準的329件地方性法規中，有65件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佔19.8%；四川省規定和批準的155件地方性法規中，有32件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佔20.6%上海市政府制定的500多件政府規章中，有26件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佔2%。[6]上述33件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法律涉及的執法主體有：縣級以上各級政府和公安、國家安全、海關、環保、林業、審計、衛生、動植物檢疫機關和戒嚴機關等。上述71件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法規涉及的執法主體要有；工商、技術監督、城建、土地、規劃、教育、民政、邊防、港務監督、漁政、水產管理及商品流通部門。從上述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我國有採取行政強制措施權的行政機關比較多，行政強制措施通常是作為一種行政執法手段被使用的，行政強制措施存在領域非常廣泛，存在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還必須看到，在我國行政管理實踐中，政府針對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集中和突出的社會問題，經常採取集中時間、集中力量的突擊行動，進行專項「治理、整治和打擊」，如「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行動，「整頓集貿市場小攤販」的行動，「掃黃打非」行動，「拆除（城市）私搭亂蓋違章建築」的行動等等。這類集中治理行動，一般都是由國務院或者省、市政府發出通知，實行「嚴厲查處、有效整治、決不姑息」。在這類行動中，行政機關往往採取超過法定限度和范圍的行政強制措施，以收加強打擊力度的效果。[7]這類行動往往被看作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或手段，並因此而被頻繁使用。

通觀行政強制措施的發展過程和具體形態，我們可以看出，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執法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行政執法過程中採用的強制性手段，而且常常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理決定的前奏和准備。從理論和行政執法的特點上來講，行政強制措施是不可缺少的手段。當前行政執法難的現實，也使行政執法機關更加偏愛行政強制措施。這也是推動法律、行政法規、規章設定行政強制措施的現實原因。

通觀行政強制措施的發展過程和具體形態，也有兩個問題不容忽視：一是行政強制措施作為對行政強制性手段的綜合概括，究竟包括哪些具體形態行政強制措施方式？進而言之，各領域單行法律、法規規定的具體的強制方式，哪些應歸於《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二是如何認識行政強制措施，是什麼因素決定著行政強制措施的可訴性？
二、 我國現行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意義和問題

由前述分析可知，我國現行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各個領域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形式。這種形式的規定，一般都不直接使用行政強制措施的名稱，而是使用最能直觀地描述強制手段的語言和叫法，如強制約束、強制帶回、限制活動范圍、強制離境、強制立即離境、扣留、查封、扣押、凍結、強制扣款、強制拆除、強行拍賣等等。這種形式的規定，既是為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使用強制手段提供依據，又是對行政執法實踐的總結和對行政執法實踐需要的回應。由前述統計數字可以看出，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在被統計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中所佔比例，多數遠遠高於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在所有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中所佔比例。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離行政執法實踐活動越近，對行政執法實際感知越深的法規和規章制定者，越容易規定行政強制措施，與此相反，中央級國家機關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相對比較審慎。

另一種是《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1990年頒布的《行政復議條例》也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國家賠償法》和《立法法》規定的形式。這種形式的規定，都是用行政強制措施概括地指稱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名稱不一的各種強制手段，如《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這種規定形式是對單行法規定的名稱不一、形態各樣的行政強制手段的綜合概括，其初衷或目的，是實現對單行法規定的這類強制性手段進行設定上的和復議、訴訟上的制約，並對其違法造成的損害後果進行國家賠償。如果說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是對行政執法實踐需要的回應的話，那麼，《行政訴訟法》等法律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規定，則一方面可以統合名稱不一、形態各異並散見於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中的強制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為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活動實現對這些強制手段的事後制約提供明確的指向。

綜合分析以上兩種規定形式，其意義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對強制性手段的規定或認可，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行政執法實踐的需要，也與加強行政執法的總體政策思路相吻合，並且符合強制實現法律的方式本身對力度的要求。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分析，行政執法是實現法律內容的方式之一，行政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必須擁有足以排除各種抵抗或妨礙的強制手段，否則，行政執法將不會形成任何權威，也無法實現行政執法預期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單行法律賦予行政主體採取強制性手段的權力也是必須的。

第二，《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立法法》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規定，使名稱不一、形態各異的行政強制性手段，從屬性和特徵上被統合到一類「行為」之中，並被置於「行政強制措施」名下，解決了理論上和立法上對該類強制性手段難以窮盡列舉的困難，也解決了列舉的煩瑣和不周延的問題。《行政訴訟法》等法律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規定，還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各單行法律、法規、規章重授權、疏監督的漏洞，並將這類強制性手段置於復議機關和人民法院的經常性監督之下。

第三，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與《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和《立法》的規定相結合，使顯得散亂的眾多強制性手段有了明確的類別歸屬，也使《行政訴訟法》等法律概括、統合的行政強制措施有現實的依託。兩種規定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綜合分析以上兩種規定形式，也可以發現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行政訴訟法》等法律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是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一種形式出現的。而《行政訴訟法》等法律規定的行政強制措施的實際所指應是行政機關「對有關對象的人身、財產和行為自由加以暫時性限制，並使其保持一定狀態的手段」，[8]這種強制性手段源於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它或者服務於行政違法案件的查處，或者服務於行政強制執行的實現，或者服務於法律、法規規定需要即時強制的狀態，也可能為其他種類的具體行政行為服務。」[9]正是這種強制性手段的服務性，使其容易與其他具體行政行為相混淆，因為在許多時候，這種強制性手段及其使用是某一特定具體行政行為完整過程的組成部分。從作為方式、方法的強制性手段，到對眾多強制性手段概括和統合的行政強制措施，是如何實現從方法、手段到具體行政行為的轉化？現有法律規定和現有理論的解說都存在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這也是在行政強制措施問題上存在眾多歧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既然行政強制措施是對眾多行政強制性方法、手段的概括和統合，那麼，從邏輯上講，行政強制措施應該是對眾多強制性方法、手段的概念抽象。對強制性方法、手段抽象概括而成的概念——行政強制措施，同被抽象概括的實務原型——強制性方法、手段，在根本屬性上應該是同一的。如果不同一，就犯了邏輯錯誤。如同水果是對蘋果、香蕉、桔子和梨等的抽象概括一樣，水果同香蕉、蘋果、桔子和梨在根本屬性上是一致的。學界存在的關於行政強制措施不包括行政強制執行措施的認識，[10]與上述邏輯環節上的處理不當有關，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在行政強制措施問題上存在的模糊認識也或多或少與此有關。

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強制性方法或手段，多數重授權、疏規范和監督。《行政訴訟法》等法律規定行政強制措施重事後監督或救濟，而對採取行政強制措施過程中的實體條件和程序條件建設，通常是鞭長莫及。這就使二者的銜接常常出現問題：法院審理以行政強制措施為訴訟標的案件，常常因為缺少實體標准和程序標准而難以作出判決，這就給加快有關行政強制措施的立法提出了非常現實的要求。
三、 現有理論對行政強制措施的認識和分歧
詳細：
http://www.studa.net/xingzhengfa/060523/16094128.html

『捌』 行政立法中存在的問題的解決途徑

1樓的說法是對的。本來就是很抽象的問題，因為實際應用確實不多。

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憲法性問題，參照憲法和立法法解決。
這里涉及到違憲審查。

首先明確1違憲審查不是憲法運用（山東的齊玉玲訴陳小琪案是憲法在民事糾紛中的適用，但不是違憲審查）
2違憲審查的對象是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
3違憲審查是有權審查（我國這個權力在人大，理論上不是什麼組織、個人或者政黨都可以隨便進行違憲審查的）
4違憲審查具備一定法律後果：違憲的法律無效。
5違憲審查的機構，中國是採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審查模式，也就是違憲審查權在人大。

由此，結論顯而易見，針對法律違憲問題，可以由人大根據違憲程序提出解決方法，比如修改、變更、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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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81-85條。對憲法及法律的效力等級、法律規范沖突的解決機制、改變或撤銷法律文件的許可權和事由、對法律文件合憲性和合法性的審查程序進行了相關表述。

第八十一條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依法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定。

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法規的規定。

第八十二條 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許可權范圍內施行。

第八十三條 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

第八十四條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

第八十五條 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行政法規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裁決。

理論都鋪陳了，不是很系統，希望對你有些幫助。

『玖』 我國在制定行政法規中存在哪些問題

行政法沒有統一、完整的法典，行政法律規范賴以生存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數量特別多，居各部門法律文件之首。以行政法規、規章等形式表現的行政法規易於變動。

『拾』 行政法角度，中國的行政法治之路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與完善

首先、我國行政法律、法規以及現行規章多為實體之規定而少程序之規定，對公民義務性規定甚至於權利性規定不少卻缺少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的法律規定。由憲法到各具體法律規范，我國公民享有若干權利，但這些規定大多過於抽象，缺乏具體的法律依據。司法實踐中這些權利的救濟往往因為法律沒有具體規定而陷入真空，如受教育權被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我國各部教育法規都沒有明確的司法或行政救濟條文，僅規定學生有權進行申訴，但是申訴之規定也沒有明確規定受理部門及程序，根本解決不了受教育權被侵犯的現實問題。近幾年來，大量受教育權訴訟案件的發生就是最好的明證。在該領域之內，一旦WTO成員方公民按照「國民待遇」原則在我國接受教育並發生受教育權被侵犯之時，我國政府該如何應對，畢竟我國受教育權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之規定與WTO規則之規定差距甚大啊。同時與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於保障個人受教育權的規定也不一致。
其次法律、法規特別是行政規章之間沖突嚴重。「2003年10月22日的《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法與法撞車我們該聽誰的』再一次講述了『艾滋病疑似患者申請結婚登記』使婚姻登記機關無所適從的故事。涉及到國務院頒布的《婚姻登記條例》與《婚姻法》、《母嬰保健法》、《傳染病防治法》互相之間關於結婚登記必要條件之間的沖突；同年10月9日，重慶一名在校大學生申請登記在讓重慶教委尷尬為難之時也揭示出《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與《婚姻登記條例》、《婚姻法》之間的沖突。」而涉及入世的法律法規沖突特別是行政規章的沖突早在我國的《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五部分「與貿易有關的只是產權制度」第251條表A、表B，特別是表B第二部分加入時就廢止的四部部門規章，己說明我國目前的法規、規章沖突嚴重，急需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