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我國行政法發展的社會背景

Ⅰ 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論文摘要]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指導和規制行政法的立法、執法以及指導、規制行政行為的實施和行政爭議的處理的基礎性規范。行政法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具體規范之中，同時又高於行政法具體規范，是在行政法調控行政權的長時期中形成的，體現行政法基本價值觀念，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是行政法的靈魂。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導和統率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並要求所有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在行政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准則。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行政法的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過程具有「指導」作用。「指導」作用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據此，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四是只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
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對此原則有學者稱之為行政法治原則，並大都認為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利運作的基本准則。首先，行政合理性問題應屬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又稱公正、公平原則，是行政法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權利應當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學者們把行政合理性原則作為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前提是，行政活動千變萬化，錯綜復雜，行政法律規范不可能對每一種權利的每個具體方面都規定的細致入微，必然會有遺漏，特別在變動性很強，行政法律規范永遠也不可能趕上每個變化，因此，法律規范必須留給權利行使的自由空間，即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機關形勢行政權力，必須對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享有一定的選擇權。正是由於自由裁量權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權力主體在法定范圍內盡可能合理、適當地做出行政決定，採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權力時應適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歸納為一點，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法律共同的基本價值追求為自由、平等、正義、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實質應是對法律基本價值的一種反映、體現。那麼，行政法精神實質就在於保護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益，維護平等，追求正義，確保行政秩序穩定，並保證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則就應全面體現行政法的這種精神實質。同時，直接實用性應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特徵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體規范有所遺漏之下，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仍應嚴格地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使，也即仍是嚴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則應屬合法性原則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實質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規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規范得以具體體現。行政合理性原則其實也是要求行政主體依法行政，應屬於行政合法性原則的一個方面，是蘊含在行政法規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規范沒有以明確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實質，就認為依此所謂行為為合理性之考慮，不為合法性行為，那麼，推而廣之，任何部門法都存在合理性行為問題，如刑法的量刑幅度，這豈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則也應有一合理性原則。因為刑法規范也不可能將各種犯罪行為一覽無遺地加以規定，而各種犯罪行為是多種多樣的，並隨社會進步，科技發展，犯罪手段與形式呈多樣化、復雜化。這顯然是違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則應當也必須包含在合法性原則之中，否則就不符合我國行政法追求「法治」的發展趨勢。「法治」應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標，它要求法律的權威，削弱甚至消滅「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則不是以合法為基本前提就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必須在行政法的規范內進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應有一個依據，按照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既然行政法已規定了相應的幅度、范圍，就只能依據這一范圍幅度進行，不能有任何超過范圍幅度的自由裁量權，這更應是嚴格依法行政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合理問題。只要嚴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則除了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之外，該原則還應強調行政法關系中的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理由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體直接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務的管理、社會秩序的維護需要與行政相對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則要求行政相對人對合法行政行為予以配合、支持，並積極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義務，這樣就能很好地約束行政相對人，使之不會無理抗拒。同時，有利於保護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則不僅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嚴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實質，還應強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等活動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人民對事物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並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應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認為行政民主原則是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范疇，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只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認識，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民主化程度總是越來越高，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逐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是更趨民主化。「法治」也成為我國治國安邦的重要途徑。「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謂「良法」，其價值核心應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執法等都要講求民主，特別作為影響面廣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切身利益，行政執法最容易侵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故而，行政立法、執法等各種行政活動都較其他部門法更重民主。這一趨勢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確認，如：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均規定了聽證制度。還有《立法法》也規定了行政法規、規章制定中的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在現實中，因為行政法不同於刑法具有嚴格的懲罰性；也不像民法所規定地位平等的當事人之間本就蘊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來部分行政主體片面理解並認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單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服從，而社會需要行政管理過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對人的配合與支持。這是一對矛盾且經常影響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這一矛盾的解決取決於行政主體及其執法人員的民主意識的進一步提高。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應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民主的指導作用，將民主性作為我國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無疑對我國行政法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並在根本上扭轉部分行政主體的片面觀念，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與水平。另外，現實中還有部分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認為行政民主沒有貫穿行政法律關系始終，這也過於片面，當今更重民主的社會，行政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即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各種行為無不從始自終強調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體的行政立法行為，要求其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這就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我國行政管理的組織原則，更是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行政立法更應如此。其次，行政執法行為中，為了取得行政相對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應強調民主。這已在《行政處罰法》和《物價法》中得到體現。最後，在現實的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為中，無不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民主原則，不能以單個利益違背整體利益、多數人利益。使行政相對人知曉其享有民主權利的同時，也明白民主的終極關懷為多數人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中包含參與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內容包括：（1）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2）公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4）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較其他部門法而言，其影響是最廣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也正是這個道理。那麼，行政主體在各種行政行為中，最經常也最直接地影響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行政法及其實施過程中的特點。這樣，給權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對人一個及時救濟就尤顯重要，並且這種救濟應貫穿於行政法的始終，也體現了行政法的精神實質。及時救濟的原則要求建立行政糾錯制度，「對於行政行為特別是具體行政行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斷為違法不當的，應有一個獨立於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制度之外的行政糾錯制度，並相應地在行政機構內部設立獨立辦案的行政糾錯機構，以經常性地對明顯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及時地修正，以盡快地恢復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及時救濟原則是和合法性原則相輔相成的，共同保證行政法治的實現，並促使行政主體能及時主動地糾正錯誤，盡快地理順行政法律關系。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權的實施必須統一，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
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入進行，行政事務及行政法律關系急劇增長，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在我國得到確立。在行政法學領域深入研究的展開以及行政法的實施、實踐取得一定成功並積累相應經驗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訓。如：行政規章之間的矛盾問題及其繁雜無序問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執法行為的彼此沖突、矛盾和重合、重復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對人因同種或類似的違法行為卻受到行政機關不同的處罰決定，皆因依據不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使其不能申辯，獲得及時救濟，等等。「法治」時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別是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務的管理，都要於法有據。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應密切配合、彼此協調，行政相對人的同種行為應同等對待。所有這些都有賴於行政統一性原則的指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應根據國家行政事務不斷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及時將新生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以職能為依據，以統一精簡為原則，在一定行政區域內的國家行政機關各個機構要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參考文獻資料：
1、韓國章.行政法學[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52.
2、王連昌.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42.
3、王連昌.行政法學（修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9
4、方世榮.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48
5、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5
6、胡建淼.行政法教程[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53
7、羅豪才.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47
8、薛剛凌.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J].行政法學研究，1999，（1）
9、應松年.行政法新論[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36
10、朱維究，吳華.論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兼論21世紀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發展趨勢[J].政法評論，2002，（4）
11、修斯歐E.公共管理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6
12、皮純協.對行政管理學研究的可貴探索[J].中國行政管理，1998，（8）
13、高軒.行政效率機制的行政法保障[J].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
14、任建新.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本知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6
15、黃賢宏，吳建依.關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再思考[M].法學研究，1999，（6）

Ⅱ 中外行政法歷史發展的比較

本人認為，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外行政法的歷史發展，應該首先了解各自的發展歷史，這是前提所在，然後再分別對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一、新中國建立以前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在中國產生於民國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訴訟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質，行政審判權不屬於普通法院，而屬於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行政訴訟法》，1945年4月16日又頒布了《行政法院組織法》，這兩個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專門處理行政訴訟案件。它規定行政訴訟有三個步驟，當事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和再訴願，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二、新中國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新中國行政法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行政法的初創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初創階段，沒有制定系統的行政法體系，甚至對行政法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與破壞階段（1957－1977年）。這一時期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壞殆盡。
3、行政法的恢復階段（1978－1988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82憲法開始，行政法進入了恢復階段。許多領域的行政法律規范相繼制定，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審理行政案件，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行政訴訟制度誕生的。
4、行政法的發展階段（1989年－）。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具有重大意義，確立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給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切實的保障，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正朝著「法治國」的目標艱難而穩步地前進著。
三、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在人們使用行政法這一概念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產生較早，體系完善、理論發達。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有兩個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兩種法律規則，即公法和私法。法國行政法和德國行政法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由於大陸法系各國的歷史不同，在行政法的產生和發展上也存在差異。
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在審理各種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時，適用同一體系的法律規則。
1、英國行政法
在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所以早期的英國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作為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產物。
2、美國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受英國行政法的影響產生較晚，美國行政法的產生是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相聯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是美國行政法的開始。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行政法迅速發展，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國行政法上劃時代的法律，該法以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基礎，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歷史發展比較
外國行政法主要分為兩大法系行政法，即為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1、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
雖然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中國行政法相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特別是法國、德國的而言，起步較晚。從產生開始，中國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德國行政法的影響。
2、中國行政法與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中國行政法研究則起步較早，重視程度也較高。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產生於民國初期，而英美法系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其
學者們才開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並逐步建立了理論體系。在英國，作為一門科學，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視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情；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
從當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外行政法日趨融合。兩大法系互采之長，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圍向廣義演進，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實體法，既包括內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過去上訴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審理，現在，上訴法院專設了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大陸法系行政法已經突破公法的范圍，在一些行政領域適用私法，在法德等國，行政私法已成為流行詞，公私法的界限日漸模糊。
參考文獻：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編行政法學》，譚宗澤，重慶出版社，2001年。

Ⅲ 為什麼我國行政法壟斷是無效的

一 我國行政法淵源的主流觀點：
形成過程、社會原因及最近修正
二 反思法律淵源的性質
（一）作為依據的法律淵源？
（二）作為論據的法律淵源
三 行政法淵源重述
（一）成文法源
（二）不成文法源
四 各種法律淵源間的「優先性規則」
我國行政法淵源理論在20年間幾經變遷。目前對行政法淵源的理解，大體定位在法律、法規、規章和法律解釋等制定法層面上。這一主流觀點體現了我國學者在特定情境中，面對國家治理難題，構建行政法治的一種努力。鑒於主流觀點所面臨的困境，一些學者試圖對它加以修正，但法律淵源作為法律存在形式和執法依據這一基本命題還沒有根本動搖。
本文將反思我國行政法淵源的性質，並把法律淵源理解為一種法律論據，即闡述一種法律制度或者爭辯一條法律規范時，可以使用的形式多樣、具有說服力的論據。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並闡述法律淵源應當包括一般法律原則、民間習慣、行政慣例和司法判例、法律學說、比較法等非制定法因素；在權威機關制定和認可的淵源中，本文還討論了憲法、國際條約的司法適用效力，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行政規定）。最後，本文探討如何整合各種法律淵源，以及各種法律淵源之間是否存在、在什麼意義上存在優先關系。
一 我國行政法淵源的主流觀點
主流的法學理論認為，法律淵源是一國法律的存在方式，或者說表現方式。我國法律存在於（表現為）特定級別的國家機關依照特定程序制定和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具體地說，我國的法律淵源包括：憲法，法律，法規（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法規），規章（包括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法律解釋等。[1]
（一）行政法淵源主流觀點的形成
當我們回溯20年來中國法學中各種法律淵源理論，我們發現，當前流行的法律淵源理論是一系列法律實踐和理論變遷的產物。它有著兩個明顯不同的理論淵源。在正式法律文本中，法最初被看作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此後立法權不斷分化，及於法規、規章和法律解釋。在法學理論中，法一開始就被定義為各級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隨後，范圍不斷收縮，止於法規、規章和司法解釋。兩個源流基本殊途同歸，匯流成今天流行的法概念。
先說法律文本意義上法律淵源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並制定憲法後，依照新的國家學說和政制理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最高權威，一切權力由它而生，法律自它而出。這種理念在「54憲法」中得到鮮明的體現。它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不單國務院和地方沒有被賦予立法權，連全國人大常委會都沒有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可謂「法不二出」。但「54憲法」剛出，立法權旋即發生了分化，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分別被授予制定法律和就法律具體應用進行解釋的權力；70年代末以後，國務院、省級地方人大、省級地方政府、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國務院部委、省會城市和一些較大市的人大和政府相繼取得了規則制定的權力。這些被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和法律解釋文件，人們都從觀念上承認它們屬於法的范疇。經過這些連續的授權，法律淵源在80年代中期基本成型，在2000年的《立法法》最後鞏固。從此，憲法、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地方性法規、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構成了法律文本意義上的法。
在法學理論中，法律淵源則呈現從彌散到集中的相反趨勢。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雖然開始強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法學理論對法並沒有更多的形式上的要求：只要是國家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無論哪個機關制定，也無論以什麼方式制定，都是法。[2]在行政法著作出現前，權威的法學辭書在介紹行政法時，用的是與法理學相同的口氣。[3]萌發於80年代初期的中國行政法學，在行政法的概念上基本照搬了法理學的定義。第一本全國行政法學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在論述行政法的淵源時稱，「行政法是由各種含有行政法規范性質和內容的法律文件和法規所組成的」。[4]直到80年代中後期，行政法的概念和法源被重新討論。多數作者把行政法淵源限定在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行政規章范圍，反對把行政規章「排除在行政法之外」，也反對把行政法的范圍擴大到鄉或者縣一級人民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從一些專著、論文和教科書中，我們不難看到這場重述行政法淵源的努力。[5]1989年出版的第二本全國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學》，可以視為這種重述在行政法學獲得正統性。[6]此後，這種觀點在行政法學界一統天下。
（二）主流觀點的社會背景
在前面關於行政法淵源的變遷中，不管各種觀點變化有多大，在這一點上卻是完全地一致：法律都是國家機關「制定」出來的白紙黑字的文本。我們不承認自然法，基本上也排除習慣、判例、學說等不成文法律淵源。不但如此，按照主流的法律淵源理論，法的制定機關限於特定的高層機關，法的生產是高層級機關壟斷的事業。除了制定機關級別的要求外，主流理論對行政法淵源還有一個形式要求：我們承認國務院及其部委、省級政府和較大市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是法，但同時把他們以「通知」等形式下發的規范性文件排除在法的家族之外。
上述觀點可能令一些人感到費解：為什麼法律必須是制定的？為什麼我國行政法不包括法律原則、判例等其它淵源？為什麼只有特定機關、以特定形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才演算法？兩個同樣大小的城市，為什麼一個有權立法，另一個卻不行？
要回答上述問題，不僅要注意我國的成文法傳統和現行憲政體制，更要追問它背後的社會原因。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淵源的主流觀點，體現了中國當代行政法學者面對國家治理難題，建構行政法治的初步努力，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雖然我國傳統上被認為是成文法國家，但如果仔細觀察，非成文因素在我國古代法律實踐中曾廣泛存在[7]，現代法學理論在討論法律淵源時，對非成文因素也都予以肯定[8].主流法律理論排斥不成文法，與其說是由於法學傳統斷裂而導致的遺忘，或者出於防止行政專制、保護公民自由的考慮[9]，不如說是出於特定時期國家治理需要的一種選擇。50年代以來，乃至80年代以來中國法治的成長時期，正是社會變革時期。制定法和各種政策性文件因其能最明快地體現政府的意志，最迅速地統一各方認識，成為政府推行變革的有效工具。而各種不成文淵源，要麼還沒有生成，要麼對秩序統一有害無益。以習慣為例，社會變革意味著舊的習慣可能恰恰是變革對象，新的習慣又難以生成。再說司法先例，當前社會面對的諸多矛盾使得高層機關也常常不得不出於各種現實考慮而無法遵循法律。我們也許能夠容忍對法律條文的一時違背，但不能容忍因遵循先例而一錯到底。說到法理，當初我們的法學本身還比較幼稚，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知識傳統和相對獨立的規范體系。更重要的是，把法理引入法律淵源，意味著法律學者在正式立法程序之外直接分享了法律的制定權，意味著一般民眾也可以對法律問題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爭辯。在法律共同體還沒有成長，法律議論的理性空間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承認非成文因素，法律問題就可能異說紛呈，產生「無窮之辭」[10].只有斷然擯棄可能產生各種異說的法理、原則、道德，把各方思路統一到制定法條文中，才能避免紛爭。
在排除不成文法源後，從理論上把法的制定者限於高層級機關，表明了對法的合法性問題的關注，對「法出多門」的憂慮和抗拒。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里，完全依靠中央立法來提供規則顯然應付不了各地非常迥異的情況；但由於司法審查制度和其他法律監督制度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建立或者有效運作，對統合層次繁復、形式多樣的法律規范還缺乏有效機制。「一放就亂，一統就死」，是考慮如何分配立法權時反復出現的一個雙重難題。面對行政部門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我們不能允許立法權過度分化，不得不通過法律淵源的層級限制來防止低層級機關濫用權力。[11]立法權適度分化又相對集中，止於國務院部委和較大城市的政府，是中央與地方博弈的暫時均衡，反映了在現有憲政結構下中央控制地方的限度。
至於把國務院「通知」等規范性文件被排除在法的家族之外，既不是因為它們天然「不姓法」[12]，也不是因為它們不直接設定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關緊要。真正原因恐怕是兩者在制定程序和形式上的區別，以及對這種區別意義的認識。雖然暫時還承認命令、決定、指示的實際約束力，但無法消除對領導個人意志和紅頭文件不確定性、易變性的憂慮。對法律淵源范圍的限定，反映了學者們對依靠明確、穩定的規則治理的企求，應當「以法治理」，即通過特定程序和特定形式的文件來治理，而不是用「紅頭文件」所體現的政策來治理。[13]
（三）對主流觀點的若干修正
在我國行政法淵源主流觀點確立後不久，大約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行政法學界即開始對其提出輕微的質疑，或局部的修正。
首先，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外數量龐大的其他規范性文件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不管是否承認它們是法的淵源，這些規范性文件的實際效力被認為應當予以尊重。一些學者認為，它們在行政審判中也具有「參照」適用的地位，或者換一個說法――「參考」。[14]
其次，憲法的作用開始被重新審視。雖然教科書中大都把憲法列為行政法淵源的一種，但長期以來，援引憲法判案卻是法律實踐當中的禁忌。但近年，「憲法司法化」，更准確地說是「憲法的司法適用」，呼聲日高。最高法院在「齊玉苓案件」中，明確表達了這種意圖。[15]
第三，行政法一般原則等不成文淵源被廣泛討論。開始，一些學者小心翼翼地提出，要考慮和重視非成文淵源，或者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對它的研究。[16]之後，在一部分學者中逐漸形成共識，行政法的淵源不應限於制定法，還要包括非成文因素。羅豪才教授提出，行政法「不僅包括一系列行政法規范，而且理應包括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原則，它們同樣具有法的效力」。[17]大量的論文在比較法研究的基礎上，闡述了行政法諸原則，並強調其在實踐中的應用。[18]司法判例和行政慣例、習慣對法院審判的效力也被不斷地提出。[19]關保英教授以發展市場經濟為背景，主張承認行政法的非正式淵源。[20]孫笑俠教授在一本著作中把政策、法理和判例列為我國行政法的非正式淵源。[21]姜明安教授也指出，「在實際的司法和行政執法中，法理和判例也有著重要的作用」；甚至，權威法學家的著作也具有「准法源」的作用。[22]朱新力教授主編的一本教材批評大陸學者概括法源類型時「遺忘」了非制定法。該書列舉了習慣、判例和法的一般原則等幾種外國法中認可的不成文法源，呼籲我國權力機關對這些非正式淵源予以「明確承認」，使之具有司法的統一適用性。[23]雖然上述觀點迄今仍是一種比較前衛的觀點，還沒有進入法學院學生的必讀教材，但主流理論開始面臨動搖，新的共識正在形成。
二 作為論據的法律淵源
對主流理論的前述改良，在思想淵源上主要來自西方國家（尤其是大陸法國家）已經定型的法律理論。如果我國也確立這樣的理論，我們與西方國家教科書上的說法就非常接近了。但這種形式上的接軌並不意味著法律淵源理論的成熟和思考的終結，反而包藏著一個更大的理論危機。一旦我們為把上述成文和非成文因素都添加到法律淵源家族中，我們原先對法律淵源性質的理解，即把法律淵源定義為「法律的存在方式」，並奉為「有約束力的法律依據」，是否還能成立？如果不能成立，我們又當如何去理解法律淵源本身的性質？
（一）法律淵源作為「依據」的缺陷
迄今為止，不管對我國行政法淵源的類型看法多麼不同，對於法律淵源性質的理解仍然沒有擺脫主流法理學的觀點：法律淵源是法律規范的存在方式，或者說是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
這一論斷表明或暗示：
1、法律淵源和法律規范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就象通常所理解的語詞與其所指稱的對象一一對應一樣，每一條法律淵源都包含固定內容的法律規范（至少其核心的意義是確定的）。如果說法律條文的含義還有不清楚的地方，那隻是一個解釋的問題。解釋法律的過程，就是正確地認識和闡述法律條文本來就有的含義，就好比從工具箱里找出預先擺放在那裡的合適工具。在這樣的意義上，法律淵源和法律規范沒有實質區別。
2、法律淵源的范圍由一個權威機構選定，因此是有限的、固定的幾種。最高法院專門規定法律文書的援引范圍，以及學者主張全國人大對不成文法源予以「明確承認」，都顯示這一觀念被廣泛接受。
3、法律淵源具有約束力，是法院和其它執法機關必須遵循的「依據」。反過來，只有具有這個特徵才能被承認為法律淵源。從規章和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是否法律的爭論，到主張或者反對我國建立判例制度，都能看到同樣立場。
這幾條相互聯系：既是權威機關選定，就不容不服從；既然具有約束力，就不能人人得而主張。上述論斷表達了一種自上而下進行國家治理的理想：權威機關提供法律，然後要求行政機關和法院必須服從法律，而且只能考慮法律。「有法必依，唯法是從」，就這個信條的簡單表達。
但這幾點都有相當問題的。
首先，當代法律解釋學指出，法律條文本身並不包含固定的含義。這種不確定首先來自語言本身含義的不確定。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通過對日常語言的精細分析指出，語言沒有本質，沒有統一性，它是在不同語境中針對不同對象、按照不同方式使用的；只有在多種多樣的實際用法中，才能把握語言的含義。[24]同樣道理，法律文本的含義不是不可以界定，但也只有在千變萬化的特定情境中才有可能得到界定。泛泛地敘述法律文本的含義（就象法律教科書一樣）不是沒有意義，但不能代替對錯綜復雜案件的具體思考。法律文本的不確定性，還因為法律解釋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事實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正當性的問題。由於法律涉及利益，當事人爭奪法律文本的含義，就是為了爭奪切身利益。這里存在的問題不是語詞本身具有什麼含義，而是我們希望它具有什麼含義。也就是說，法律文本的「歧義」可能是當事人為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論據而人為製造出來的。[25]有時作者（立法者）的原意是清楚的，但拘泥原意可能導致不利的或不合理的結果，當事人甚至法官可能舍棄立法原意而代之以其它。
其次，在司法和行政活動中，作出法律決定的實際考慮也不象主流觀點所要求的那樣，局限於指定的幾種法律淵源。這一點不但被西方的法律現實主義和法律解釋學所揭示，也被中國當代的司法活動所印證。西方法律現實主義揭示了司法活動中法官實際思維的復雜性，當代的法律解釋學則論證和闡明法律解釋方法的多樣性。[26]雖然法律解釋學並不著眼於法律淵源，但法律解釋的多樣性已經暗示了法律淵源的復雜多樣。如果不拘泥於理論，而注意一下我國當前的法律現實，我們將同樣看到多種多樣的材料和理由被當事人用以爭辯自己的主張。其它規范性文件雖不認為是法律，但大量地被當成一種行為規范，甚至在司法中廣為「參照」。甚至不成文法的因素，例如法律原則、司法判例、學說、外國法等等，都被拿到法庭上使用。前述一些學者考慮到制定法的不足，把習慣、學說、原則等列為「非正式淵源」，作為正式淵源的可能的補充。[何海波2] 非正式淵源區別於立法機關制定的具有約束力的「正式淵源」，並維護了法律淵源有限的觀點。可是，一旦承認「非正式淵源」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成為作出法律決定的理由，那麼，它與「正式淵源」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區別。
第三，即使某個法律文本的含義可以被確定，它的有效性也不是絕對的。在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效力上，主流觀點就遇到了首尾不能相顧的難題。規章作為行政法淵源基本上沒有爭議[27]，但我國《行政訴訟法》含蓄地承認法院對規章效力的保留態度。這對法律淵源理論產生了沖擊：有一種法不是法院必須遵循的，或者說有一種不是法的規定卻是法院必須考慮的。如果說一個措辭含混的「參照」暫時解決了規章地位給法律淵源理論帶來的尷尬，那麼把這一點推演開，「參照」就不僅僅是行政規章。《行政訴訟法》把法律、法規列為法律審理案件必須遵循的「依據」，按通常見解，就是它怎麼規定法院就怎麼判決，不能違背。但依照《憲法》、《立法法》等確立的我國法律監督體制，法院對於法律、法規也不是必然無條件地適用。雖然通常認為法院無權徑自決定不適用或者宣告其無效，但如果法院認為其違法，可以提請法定監督機關予以撤銷或改變。這種程序設置賦予法院對法律、法規含蓄的保留。法律、法規實際上是否也只是一種「參照」？至於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主流觀點認為根本算不得法律，然而它仍對法院具有一定的約束。如果我們承認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應被視若無物，完全不加考慮，那麼它們是否也獲得「參照」的地位？最後，也更為復雜的是，假如我們把法律原則、習慣、判例、學說等非成文因素也引進到法律淵源中來，我們更無法把它當作必須遵循的規定來對待。主流觀點從法律效力角度理解和限定法律淵源，本身不能自圓其說。
（二）作為論據的法律淵源
把法律淵源看成對行政執法和法院判決有約束力的「法律依據」，導致理論與事實的脫節。那些被奉為法律淵源的制定法條文，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約束力；而那些沒有被承認為法律淵源的材料，對行政執法和司法活動有著實際的影響力。在許多情況下，後者比依循有約束力但沒有說服力的法律更有實效，甚至取代有約束力的法律而成為判案根據。主流的法律淵源理論不能解釋這些現象，反而令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為此，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法律淵源，為它確立一個統一的邏輯基礎。
美國法學家格雷（John C. Grey）提出，區別使用「法律」和「法律淵源」這一組概念。格雷認為，制定法和判例白紙黑字的東西，以及道德、政策、法律原則、習慣、法律專家的意見，都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的淵源。法律適用者結合這些淵源和案件事實得出的適用於具體案件的規則，才是真正的法律。[28]格雷對法律淵源和規范的區分是一個重要觀點，也是本文探討法律淵源的邏輯起點。我國的法學教科書一般也提到法律與法律淵源的區分，並往往用專門章節闡述我國的法律淵源。但是，法律和法律淵源的區分在不斷的轉述過程中變得模糊，乃至被忽略。在主流的行政法學中，那些本來被作為法律淵源的法律、法規文本似乎成了法律本身。「法律」這個術語，既指法律淵源（法律文本），也指法律規范。[29]
在格雷區別法律與法律淵源後，英國法學家哈特（H. L. A. Hart）提出，哪些屬於法律淵源，可以根據一套「承認規則」，即指明哪些形式具有「法的資格」的權威性標准，來加以確認。[30]承認規則很少明文制定出來，而是「通過法院或者其他官員、私人或者私人顧問確認的方式顯示出來」。哈特的理論，從邏輯上區分了法律規則的不同層次，為理解法律淵源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視角。但它仍具有某些缺陷。首先，哈特把法律規則視為由某個「承認規則」所確立或者引入的，他暗示了一種本體意義上的法律規則固定地存在於某種形式的法律淵源中，只是需要予以「引入」而已。其次，盡管哈特強調在現代社會里確認法的標準的多樣性，但在他的敘述中，法的淵源仍是有限的。比較典型的是，他幾乎沒有提到法律原則這一重要的法律淵源。正是基於「承認規則」的復雜性，德沃金批評道，在美國和英國這樣有著復雜法律制度的國家中，不存在哈特所說的辨識哪些是法律規則、哪些不是法律規則的基本檢驗標准。[31]
如果想讓法律淵源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現實，必須改弦易轍，放棄法律淵源效力上的決定性和種類上的固定性，採取一種更開放、更靈活的態度。本文將基於區分法律規范和法律淵源的立場，把法律淵源理解為敘述法律或者爭辯法律時所使用的論據。
當我們敘述某個法律是什麼，或爭辯某個事件應當適用的法律是什麼時，我們必須使用某些論據來論證；就如當我們爭辯某個案件事實時，必須使用一定證據來證明。當一位法學家向人們介紹某個國家特定領域的法律制度（例如行政許可制度、高等教育制度）時，他是從一個觀察者的視角，把法律作為一種有關行為規范的確定的知識加以敘述。它可能援引制定法條文，也可能根據某些司法判例、行政習慣，作為敘述的根據。在法庭上，當事人爭辯案件應當適用的法律時，他是從一個參與者的視角，把法律作為一個有待確定的、可爭辯的命題。例如，當一個學生認為校方對他的開除處分沒有事先聽取他的意見，因而違背正當的法律程序，構成違法，他實際上爭辯的是：存在這樣一條法律規范，它要求校方在作出開除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的申辯。在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要證明其實施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原告常常要駁斥其合法性，法院在作出判決時同樣要向當事人、上級法院乃至社會公眾證明其裁判依據的合法性。他們可能援引制定法條文，也可能根據上級法院的某個先例，某本權威教科書，某個被廣泛認可的法律原則，甚至外國法的經驗。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論據是有說服力的。這些有說服力的論據就是本文所說的法律淵源。
一旦接受這種立場，可用來論證的法律淵源就不再局限於立法機關事先提供的法律條文，而容納了法律原則、學說、先例等等廣泛的因素；它們的效力也不再是絕對的，而是取決於具體情境的對話和論證。採取這一態度，先前遇到的種種矛盾正好得到理論上的統一，困擾我們的很多問題也可以消散。

Ⅳ 什麼是行政法 行政許可法他們有什麼聯系

行政法包括許可法

行政許可法
行政許可法是為了規范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根據憲法規定製定的法律。

行政法
(一)行政法的概念、特徵品和分類

1.行政法的概念

所謂行政法，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過程中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規范行政主體和行政權設定的行政組織法、規范行政權行使的行政行為法、規范行政權運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規范行政權監督的行政監督法和行政救濟法等部分組成。某重心是控制和規范行政權，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關系主要包括四類：(1)行政管理關系。即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等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的過程中，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等行政相對人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形成的行政管理關系，是行政關系中的主要部分。行政主體的大量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政徵收、行政給付、行政裁決、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大部分都是以行政相對人為對象實施的，從而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產生行政關系。(2)行政法制監督關系。即行政法制監督主體在對行政主體及其公務人員進行監督時發生的各種關系。所謂行政法制監督主體，是指根據憲法和法律授權，依法定方式和程序對行政職權行使者及其所實施的行政行為進行法制監督的國家權力機關、國家司法機關、行政監察機關等。(3)行政救濟關系。即行政相對人認為其合法權益受到行政主體做出的行政行為的侵犯，向行政救濟主體申請救濟，行政救濟主體對其申請予以審查，做出向相對人提供或不提供救濟的決定而發生的各種關系。所謂行政救濟主體，是指法律授權其受理行政相對人申訴、控告、檢舉和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國家機關。主要包括受理申訴、控告、檢舉的信訪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的行政復議機關，以及受理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4)內部行政關系。即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包括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平行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行政機關與其內設機構、派出機構之間的關系，行政機關與國家公務員之間的關系，行政機關與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之間的關系，行政機關與其委託行使某種行政職權的組織的關系等等。在上述四種行政關系中，行政管理關系是最基本的行政關系，行政法制監督關系和行政救濟關系是由行政管理關系派生的關系，而內部行政關系則是從屬於行政管理關系的一種關系，是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一方當事人——行政主體單方面內部的關系。

2.行政法的特徵

(1)行政法尚沒有統一完整的實體行政法典這是因為行政法涉及的社會領域十分廣泛，內容紛繁豐富，行政關系復雜多變，因而難以制定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統一法典。行政法散見於層次不同、名目繁多、種類不一、數量可觀的各類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之中。凡是涉及行政權力的規范性文件，均存在行政法規范。重要的綜合性行政法律在我國和國外主要有：行政組織法、國家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製法、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公開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

(2)行政法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內容十分豐富：由於現代行政權力的急劇膨脹，其活動領域已不限於外交如國防、治安、稅收等領域，而是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這就決定了各個領域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均需要行政法調整，現代行政法適用的領域更加廣泛，內容也更加豐富。

(3)行政法具有很強的變動性

與其他部門法由於社會生活和行政關系復雜多變，因而作為行政關系調節器的行政法律規范也具有較強的變動性，需要經常進行廢、改、立。

3.行政法的分類

(1)以行政法的作用為標准，行政法規范可分為下述三大類：①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這類規范又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有關行政機關的設置、編制、職權、職責、活動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規范，其中職權、職責規范是行政組織法規范的核心；再一部分是有關國家行政機關與國家公務員雙方在錄用、培訓、考核、獎懲、晉升、調動中的權利(職權)、義務(職責)關系的法律規范。②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其中最主要的是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雙方權利(職權)、義務(職責)關系的法律規范。這類規范數量最多，涉及面最廣。③關於監督行政權的法律規范，即監督主體對行政權進行監督的法律規范，最主要的有行政監察、行政審計、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賠償等法律規范。這一類規范數量雖不是最多，但十分重要，是行政法律制度的重點之一。

(2)以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范圍為標准，行政法可分為一般行政法與部門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對一般的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加以調整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如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組織法、國家公務員法、行政行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監督法、行政救濟法等。一般行政法調整的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范圍廣，覆蓋面大，具有更多的共性，為所有行政主體所必須遵守。部門行政法是對部門行政關系加以調整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如經濟行政法、軍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民政行政法、衛生行政法等。在行政法學上，人們通常在行政法總論中研究一般行政法，而在行政法分論中研究部門行政法。

我國行政法的表現形式主要有：

1.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各項立法的依據。憲法中關於行政權力的取得、行使及其監督等根本性問題的規定，奠定了行政法的基礎，因此，憲法是行政法的根本表現形式。憲法中規定的行政法規范主要有：(1)國家行政權力的來源和行使權力的基本原則；(2)行政機關在國家機構中的法律地位和行政體制；(3)行政機關的設立、許可權和職責；(4)公民基本權利及其保障的規定。

2.法律

法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基本法律和法律。法律中涉及行政權力的取得、行使及對其加以監督補救的規范均為行政法律規范。法律是行政法最主要的表現形式。(1)關於行政權力的設定及許可權范圍方面的法律。如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以下簡稱地方組織法)等。(2)關於行政權力行使及運用方面的法律。如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稅收徵收管理法等。(3)關於對行政權力的行使予以監督及對受侵害人予以補救的法律。如行政監察法，審計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

3.行政法規

行政法規是指國務院為領導和管理國家各項行政工作，根據憲法和法律，按照行政法規規定的程序制定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類法規的總稱。由於法律關於行政權力的規定常常比較原則、抽象，因而還需要由行政機關進一步具體化。行政法規就是對法律內容具體化的一種主要形式。

4.地方性法規

地方性法規是指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的市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地實際需要，在不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頒布的規范性文件。

5.民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民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依照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許可權，結合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的規范性文件。規定有行政法規范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也是行政法的表現形式。

6.行政規章

行政規章分為部門規章和地方規章。部門規章是指國務院各組成部門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占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許可權內按照規定程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地方規章是指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所制定的普遍適用於本地區行政管理工作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行政規章是行政管理活動的重要根據，其數量之多、適用范圍之廣、使用頻率之高均居行政法各表現形式之首。

7.其他行政法表現形式

除上述6類行政法的表現形式外，國際條約、法律解釋以及行政機關與黨派、群眾團體等聯合發布的行政法規、規章等規范性文件，也是行政法的表現形式。

(三)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

行政法與刑法、民法一樣，是現代法律體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門之一，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行政法的作用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

隨著現代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要求行政機關履行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保護環境、控制人口、加強治安等各項職責。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通過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及行政司法等各種手段，來有效地規范、約束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制止危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與行政管理秩序，確保行政機關充分、有效地實施行政管理。

2.監督行政主體，防止行政權力的違法和濫用

由於行政權力客觀上存在易腐性、擴張性以及與個人權利的不對等性，因而必須對其加以監督和制約。在各類監督方式中，最有效、最直接的監督就是行政法監督。行政法通過規定行政權力的范圍、行使方式及法律責任等方式，可以達到有效監督行政主體、防止行政權力違法或濫用的目的。

3.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行政法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賦予行政機關合法許可權並監督其行使，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各項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實現：二是通過賦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為的監督權(如檢舉權、控告權)，行政權行使過程中的參與權(如知情權、要求聽證權)，特別是對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提起復議權、訴訟權和要求賠償權，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四)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行政法的精髓，貫穿於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司法和行政法制監督之中，是指導行政法的制定、修改、廢除並指導行政法實施前基本准則。

對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國內外行政法學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不同的概括和歸納。根據我國的行政法發展狀況，我們認為應當特別強調以下兩項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1.依法行政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即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使行政權。該原則具體又可分為4項子原則：(1)法律優先原則。指法律位階高於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一切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皆不得與法律相抵觸。(2)法律保留原則。指立法法第8條所規定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又分為絕對保留和相對保留。前者如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必須由法律規定，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做出規定：後者如立法法第8條規定的其他事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授權國務院先制定行政法規。(3)職權法定原則。指行政機關的任何職權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否則不得行使。(4)責任政府原則。指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違法行政必須承擔法律責任：既包括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被撤銷、變更的責任和行政賠償責任等，也包括國家公務員因違法失職而應承擔的行政處分責任和引咎辭職責任等。

2.合理行政原則

合理行政原則，即行政機關做出的行政行為內容要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合理行政原則產生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與擴大。自由裁量權指行政機關的自行決定權，即對具體行政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等的選擇權。盡管從機關性質上來說，行政機關應當是執行法律的機關，其行為皆應依法實施：但由於行政事務的復雜性，立法機關不可能通過嚴密的法律規范完全約束行政行為，故不得不在事實上和法律上承認行政機關的一定程度的行為選擇權，即自由裁量權。誠然，為了執行公務的需要，行政裁量權必須存在：但與此同時，由於行政裁量權較少受到法律的約束，因而常常產生濫用的事實或出現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後果。無論行政裁量權的濫用或行政裁量顯失公正，都是對行政法治的破壞。因此，我們既應當承認自由裁量權的作用，又應當加強對自由裁量權的控制。

合理行政原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它從實質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提出了要求，即要求其內容合理。合理行政原則的出現可謂是行政法原則的一個重大發展。

合理行政原則作為一項普遍適用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其具體要求是：(1)行政行為的動因應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為應建立在正當考慮的基礎之上；(3)行政行為的內容應客觀、適度、合乎情理。這三點具體要求反映著合理行政原則的內涵。

(五)行政法律關系

1.行政法律關系的概念

行政法律關系是指經過行政法規范所調整，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政關系。

就行政關系與行政法律關系的關系來說，凡是涉及權利、義務的行政關系，都應當通過法律加以規范，這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要求。當然，行政關系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轉化成行政法律關系。在現代行政管理過程中，因行政指導、行政建議、行政咨詢等形成的行政關系，固然產生於行政活動過程中，但由於其不具有權利、義務內容，故不宜上升為行政法律關系。

2.行政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

行政法律關系由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內容等要素構成。

(1)行政法律關系主體

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又稱行政法主體，指行政法權利(職權)、義務(職責)的承擔者。行政法律關系的主體由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構成。行政主體是依法行使行政職權、並對其後果承擔責任的國家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與行政主體對應的行政相對人可以是我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也可以是在我國境內的外國組織、外國人及無國籍人。

(2)行政法律關系的客體

行政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指行政法律關系參加者的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行政法律關系客體的范圍十分廣泛，但可概括為如下三種：①物。指一定的物質財富，如土地、房屋、森林、交通工具等。②智力成果。指一定形式的智力成果，如著作、專利、發明等。③行為。指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為一定目的的有意識的活動，如納稅、征地、交通肇事、打架斗毆等。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

(3)行政法律關系的內容

行政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行政法上的權利(職權)和義務(職責)。當然，行政法律關系的內容還包括引起法律關系變動的原因和事實等，但核心部分是權利(職權)和義務(職責)。

公民在行政法上的主要權利有自由權、平等權、參加國家管理權、了解權、保護隱私權、請求權、建議權、舉報權、控告權、批評權、申訴權等：主要義務則有遵守憲法、法律、法規，服從行政命令，協助行政管理等。

3.行政法律關系的特點

行政法律關系包括行政實體法律關系、行政程序法律關系、行政裁決法律關系、行政復議法律關系和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等，它主要有以下特點:

(1)行政主體是行政法律關系的一方。行政主體是行政職能的承擔者，這決定了行政法律關系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體。

(2)行政法律關系具有不對等性。行政法律關系具有不對等性，是指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對等，行政機關具有更多的優越地位。但在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中，行政相對人則具有更多的優越地位，以抗衡和平衡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行政機關更多的優越地位。

(3)行政法律關系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由有關法律規范事先加以規定。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主體之間不能相互約定權利(職權)、義務(職責)，不能自由選擇權利(職權)、義務(職責)，而必須依據法律規范取得權利(職權)並承擔義務(職責)；這與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可以相互約定權利、義務，協商改變權利、義務，共同選擇權利、義務完全不同。

(4)行政主體實體上的權利(職權)義務(職責)經常具有重合性。行政主體實體權利(職權)義務(職責)的重合性，通常意味著其權利(職權)或義務(職責)的雙重性。例如，征稅既是稅務機關的權利(職權)，也是稅務機關的義務(職責)；維護治安既是公安機關的權利(職權)，也是公安機關的義務(職責)。在這種情況下，行政主體不能擅自轉讓、放棄其權利(職權)，否則就是失職。

(5)行政法律關系引起的爭議，大多由行政機關或行政裁判機關依照行政程序或准司法程序解決。

Ⅳ 試述行政法的法源

一、行政法的法源即行政法的淵源，是指行政法的外部表現形式。
二、根據制定主體、效力等級以及制定程序的差別，行政法的法源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形式：
1．憲法。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立法的依據。其中有關國家行政管理的部分，對行政法的各種具體規范起統率作用。因而憲法中關於國家行政機關的設置、組成及基本職權、職責、活動原則，公民在有關行政法律關系中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等的規定即是行政法的法源之一。
2．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的作為行政法淵源的法律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某一項法律的全部法律規范均屬於行政法規范；二是某一項法律的一部分或某一條款屬於行政法規范，其他部分或條款屬於其他性質的法律規范。
3．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行政法規是國務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部門規章則是國務院各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是行政法的最主要的淵源。
4．地方性法規和地方行政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地方行政規章，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中關於地方國家行政機關的職權、活動方式等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規范是行政法的重要淵源。
5．與行政法有關的法律解釋。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以及有權進行解釋的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對有關行政法規范所作的解釋，也是行政法的淵源。
6．行政法的其他淵源。包括我國政府簽訂、加入或承認的國際條約中有關行政管理的內容、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發布的有關法律文件等。

Ⅵ 關於行政法的核心論文

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

作者：羅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麼？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

一、傳統行政法學以行政權為核心夠建理論體系

傳統的行政法學都是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戰前的大陸法系國家如德、日以及舊中國等，他們的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權。這集中表現在行政法學理論體系的架構上結構方面。傳統行政法學的結構主要由有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行政組織法。行政組織、行政機關、行政主體，這三個概念的含義存在差別，運行機能也不盡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與行政權有關，都是作為行政權的載體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為法，都是有關行政權運作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濟法。行政機關要為其權力的行使承擔責任，給受損害的公民提供賠償。總的說來，在歷史上大陸行政法系國家強調以行政法為工具來保障行政權有效地行使，強調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傳統行政法理論體系，主要也是三個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三部分內容構成。這三個部分內容體現的中心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委任立法是通過立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權，司法審查是司法權對行政權進行制約。可以看出，這種理論體系還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來構建，強調控權，不重視相對方應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政法學界也有過關於行政法性質、功能的爭論，提出了控權、保權以及既要控權又要保權的三種理論觀點。由於當時行政法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又急於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便大量地從日本和我國台灣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則甚至理論框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為制定行政訴訟法作理論准備，我國行政法學階曾圍繞行政法與行政權的關系、行政法的性質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展開一場關於行政法要「控權」、「保權」還是「既要保權又要控權」的爭論。我國1989年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這場學術爭論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因此爭論並不深入的立法宗旨，與這一階段理論爭論有密切的關聯。

自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我國行政訴訟法的制定與實施，我國行政法學界對實踐的發展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人們逐步認識到，雖然以行政權為核心構建行政訴訟制度，、強調維護和監督行政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整個行政法制、行政法學理論體系來看，其視角比較狹窄，思路比較短淺，形而上學的片面性比較突出，認識到以行政權為核心來構建理論體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難以揭示行政法內在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預期，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事實上，二戰後，特別是自80年代以來，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歐洲，其行政法理論也不完全拘泥於傳統的理論，也在不斷探討2。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考慮行政法的核心問題。

二、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

當前，理論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我們認為，應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重構行政法的理論體系。以行政權和公民權的關系作為行政法的核心，應該說在當前的理論界爭議並不大，共識程度比較高。行政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關的概念結成一定關系，才有其實質意義。在行政法上，行政權與公民權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行政法學歸根到底也是權利義務之學。但是即便承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於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對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目標的差別，會形成不同的理論模式。

第一種理論認為行政主體和公民的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把公民置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張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強調維護行政特權。以這樣的原則來構建的行政法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管理理論」。第二種理論強調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主張通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來控制行政權，認為只有行政權受到嚴格控制，公民權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點是突出監督行政的關系。，我們稱之為「控權理論」。第一種理論曾主要流行於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蘇聯等，第二種理論主要流行於英美等普通法系國家。應該說，近幾十年來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國家的行政法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體系、方法、原則、規范，還是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等方面都有所創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借鑒，但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行政法理論模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種就是我們所倡導的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我們認為，行政法關系的各方主體都是能動的，擴張的，又有兩重性。雙方既對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發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對雙方主體既要加以制約，又要加以激勵。當然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強調制約行政權。行政主體應維護和增進相對方的合法權益，行政相對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體的執法行為，特別要通過互動的參與機制，形成和諧、合作的行政關系格局。我們的理論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因此，以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為核心來構建行政法理論體系，至少有三種模式。這些模式在價值取向、目標、規范體系、制度體系的設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別3。

三、行政法平衡理論的創見與價值

在行政法學的研究中，是否還存在別的研究視角？是否還有別的研究範式，或者別的理論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現象紛繁復雜，並在發展之中，人們的認識不斷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現多樣化，理論模式決不會是單一的。何種理論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時間的考驗。

但是，我們認為，行政法的平衡理論作為一種理論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獨特的創見和價值特點:

（一）平衡理論為建立行政主體與相對方的良性互動構築重要平台提供理論支持。

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行政領域十分廣泛，具體關系多種多樣，非常復雜。但隨著現代行政的發展，以「命令－服從」為特徵的強制性行政行為的范圍將日益縮小，而以協商、引導等方式實施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為將大量增加。激勵性規則的引進，將極大地改善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平衡理論認為，要構築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良性互動的平台，必須保證行政法關系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從我國憲法上看，這個問題早已明確。但仍有不少人認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的公法」，「主體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質特徵」。我們認為，主體地位平等是現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標志，就我國當前轉型的社會形態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為獨立的主體；其次，要調整行政主體的職能，改革行政權力的運作方式；第三，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增強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盡量發揮其他國家機關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機關和相對方的權利義務處於動態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論為調整行政法權利（權力）結構機制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

在行政法實踐中，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行政主體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作為最優化的平衡狀態是相對的，不平衡狀態則是絕對的。平衡理論不僅在行政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有所創新，同時非常注重對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張構建調整權利結構的機制，明確評價權利結構平衡與失衡狀態的標准，並通過相應的手段對影響權利結構平衡的各種因素進行有效的調整，以維護和實現相對平衡的狀態。

平衡理論認為，有效的機制是發展和維持一種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良好的機制調整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結構，一個完美的制度設計是無法在運作中發揮現實作用。因此，行政法學不但要對制度本身進行研究，還要研究相應的機制，通過機制的有效運作，實現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機制的構建上，應當特別注重對激勵機制的研究。建立激勵機制是現代行政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現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這些機制的構建與權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設置以及司法審查的范圍和標准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對等關系。

平衡理論首次揭示行政法關系的本質特徵，認為行政法關系中的每一個具體關系都是不對等的。一般情況下，在實體行政法律關系中，行政主體和相對方形成行政機關為優勢主體、相對方為弱勢主體的不對等關系；在程序法律關系和司法審查關系中，則形成另一種反向的不對等關系。4不對等關系是行政法關系不同於私法領域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最重要特徵。在行政法關系中，一定的不對等關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於所有的不對等關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於不同性質的不對等關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關系。

平衡理論對行政法中不對等關系的揭示，有助於行政法在權利義務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們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關系中的不對等關系的形成過程的同時，要研究正向不對等關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等非強制行政行為過程中形成的不等關系的特徵和行政程序、司法審查中的反向不對等關系等等相關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行政法律關系中不對等程度的區別，具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與行政法關系平衡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與行政程序和訴訟程序制度構建之間關系。把不對等關系問題的研究與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具體制度安排相結合，改善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結構。

（四）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質。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構對於建立和維持公民權利和行政權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對行政程序性質的研究和探索至關重要。傳統行政法理論認為，行政程序規范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既可以是權利性規范也可以是義務性規范。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主張，集中體現了不同的程序性價值取向。這種觀念阻礙了行政程序理論的發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設。平平衡理論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為行政行為的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形式，並根據雙方的情勢，認為把行政程序法應重點制約行政主體的行為，應為其設定更多的規范界定為義務性規范。，但不同的行政行為其適用的程序的性質應有所不同，行政相對方亦應遵守必要的義務性規范。是對行政程序理論的重要變革。

平衡理論認為，義務性的行政程序規范，就其性質而言是一種義務性規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行政行為對相對方權利的影響程度。但行政程序不應是越復雜越好，越嚴格越好，而是要根據行政行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對於嚴重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許可等，應當設置嚴格的行政程序，以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權力濫用；對於不會嚴重影響或者不會直接影響相對方權利的行政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合同行為、行政建議行為等，應當設置相對寬松的行政程序，要給行政機關積極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留有餘地。

（五）平衡理論有利於行政法方法的創新和引進。

促使行政主體和相對方進行良性互動、進而調整權利結構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平衡理論主張運用各種有效方法實現權利義務的均衡化。這有利於方法論的創新和引進。除了傳統的歷史、比較、邏輯等方法外，平衡理論更多地運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

在某種程度上講，行政立法是一個通過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體和相對各方達成共識或達成一定的共識，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和政策的過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在既有的規則（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內的博奕過程。平衡理論為引進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於分析和解決行政機關和相向對方的動態矛盾，為制度的設計和機制的構建提供實證依據。博奕方法的引進，有利於促進作為博奕規則的法律規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開，並有利於優質的行政對策的產生和行政管理質量的提高，對於揭示行政法的價值取向也有重要意義。

由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審查案件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利益平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疇不僅體現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狀態，同時也體現一種方法。在司法過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審視行政法主體之間博弈是否符合原則和規則的重要方法，同時，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釋和司法裁判的過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這種方法正在司法審查的各個領域受到重視並得到不斷運用。

（六）平衡理論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關於行政法的功能問題，理論界歷來爭議很大。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從平面思維轉換到立體思維，可以認識到行政法應當為行政主體和相對方良性互動的構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首先，行政法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機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5這種利益主張表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一個政治過程，但更多的應當體現為一個行政過程，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開和公正。其次，行政法還應當為行政機關和相對方合理的利益主張的實現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這是一個權利補救的問題，即當相對方的合理利益主張無法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獲得實現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候，提供應當有一個後續的制度和機製作為權利補救的保證。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應當具有為行政法主體利益主張得到代表並得以實現的功能，還應當具有保護行政法主體利益以外的權利的主張和實現協調發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應當簡單的界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保護公民權利，我們需要通過對行政過程的研究，揭示現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並為行政法制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盡管平衡理論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但目前還存在一些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今後，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對行政相對方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平衡理論是一種開放式的理論，自身也正在不斷的完善。理論模式的變化，會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則、制度等方面的變化，也會引起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和目標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整體把握。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開拓進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研究，主張現階段要強調提升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權力，綜合利用相關因素，逐步實現權利（力）結構動態平衡、實現利益均衡、實現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張整合行政關系和監督行政關系，調整規范體系，形成統一、有機、協調的行政法律制度；強調制約與激勵並重、實體與程序並重的行政法機制；主張行政程序重點制約「硬性行政行為」，對「軟性行政行為」，則重績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則；主張保障行政相對方權利的行使，促進其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營造一種合而不同、和諧的行政法制環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決策過程中，通過各方反復博弈，形成廣泛共識，並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堅持行政法治原則支配整個行政過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行政法權利（力）結構的均衡化；等等。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群體，並已歷時十餘年。本書作者是參與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一員，為行政法平衡理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書以兩個對立的理論模式為切入點，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對行政與法律的基本理論作了深入的闡釋，對中國的行政法理論狀態提出不少建設性批評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論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創見。本書作者作為一名法官，對基礎理論的實踐運用價值問題有較為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對於推動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機制，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2 可參見：（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與行政》）一書中關於行政法的「紅燈理論」和「綠燈理論」的論述；[日]和田英夫在《現代行政法》一書中關於「對以公共權力為中心的行政法體系一直在傳統的行政法中佔主導地位，現在人們對此提出了疑問和批評，不斷主張建立新的方法」（第12頁）的論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

3 關於行政法的三種理論模式，即「管理理論」、「控權理論」和平衡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我曾在一些論著中論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關論著可以參考。可參見羅豪才主編：《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參見羅豪才、袁曙宏：《現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石》，《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羅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論」范疇》，《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5 美國學者理查德·B·斯圖爾特認為，「歷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終是限制政府權利以保護私人自治權」，然而，由於積極行政的出現，公民的參與，「私人行為和政府活動截然兩分的領域已經融合在一起」。這個設想就不再是一個適當的模式了，外部對政府控制的原則已「無濟於事了」。他更認為，「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權，而是代之以提供一個政治過程，從而確保在行政程序中廣大受影響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見（美）理查德·B·斯圖爾特著，沈巋譯：《美國行政法的重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6－197頁。

Ⅶ 闡述為什麼我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法典.

長期以來,統一的行政法典一直被許多人視為非分之想。行政權的不斷擴張、行政事務的紛繁復雜以及國外鮮有行政法典的現實,使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路一直難以被立法部門及行政法學界的主流所接受。但隨著行政法學研究的深入及國內外行政法治的發展,克服行政法法典化的技術障礙已觸手可及,在此背景下,中國行政法是否應和其他部門法一樣,選擇一條法典化的發展道路,這關系著中國行政法發展的宏觀戰略和未來形貌,值探討。
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技術障礙
迄今為止,認定行政法難以法典化的理由顯然出自技術方面的考慮。「行政法之所以不存在統一的法典,其原因有三:第一,行政法所調整的對象———行政關系過於廣泛,且多種多樣,各種不同的行政關系又在較大的別,很難以統一的規范加以調整;第二,部分行政關系的穩定性低,變動性大,有必要留給法律位階較低的法規和規章調整,而不宜由統一法典進行規范;第三,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較晚,規范各種行政關系的基本原則尚未完全形成,有些基本原則雖已形成,但尚不完全成熟,從而不具備將之編篡成統一法典的條件。」①為了論述的方便,筆者將上述三點原因分別概括為行政關系廣泛說、行政關系不穩定說、行政法不成熟說。首先,對於行政關系廣泛說,筆者認為並不
能服眾。與其他部門法相比,很難說行政法的調
整對象比民法的調整對象更廣泛。現代行政權的
觸角盡管已延伸至從搖籃到墓地的時空領域和社
會領域,但其基礎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財產及人
身關系,即民事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說,無論被
塗上了權力色彩的行政關系如何擴張,其范圍都
難以超越作為其基礎的民事關系。就淵源而言,
總是先有涉及搖籃和墓地的民事關系,才會有針
對搖籃和墓地的行政關系;總是先有涉及互聯網
上的「網財」的民事關系,才會有針對「網財」
的行政關系。作為公法關系的行政關系與作為私
法關系的民事關系之間的這種淵源關系,使行政
關系廣泛說失去了賴以立論的歷史佐證。而且,
行政活動的種類再多,也多不過民事活動,甚至
不見得多於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動。而不同的行政
關系之間的差別,也很難說比不同民事關系之間
的差別更大,甚至不好說比不同性質的犯罪間的
差別更大。更何況,行政關系的廣泛性是近現代
行政權擴張的結果,在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
是最好的政府」的年代,西方國家行政關系的范
圍並不算廣泛,但行政法的法典化仍然沒有實現。
因此,按照行政關系廣泛說的邏輯,既解釋不通
民法和刑法何以能夠法典化的現實,也解釋不通
在行政關系簡單的年代行政法何以仍然沒有實現
法典化的現象,以行政關系廣泛說為依據來反對
行政法的法典化,恐怕難以自圓其說。
其次,就行政關系不穩定說而言,其立論的
依據,實際上是擔心統一的行政法典會損害行政
機關應對豐富多彩的社會事務的能力,但這種擔
心實際上並不必要。因為,統一的行政法典並不
會將所有的行政法規范一網打盡———正如民法典
也沒有將所有的民事規范一網打盡一樣,統一的
行政法典既不會完全取代法律位階較低的行政法
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也不會取消行政機
關的自由裁量權及行政立法權,甚至不會影響立
法機關在行政法典之外製定單項行政法律的權力,
因而不會損害行政機關的應急能力,也不會降低
行政機關的回應性。
最後,對於當今各國罕有行政法典的原因,
應當承認,行政法不成熟說提出了一種非常有力的解釋。正是由於行政法及行政法學的不成熟,
才導致支持行政法法典化的主張無論在立法實踐
領域還是學術研究領域都難以占據主流地位。但
另一方面,任何法律部門及法律學科都有一個由
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發展過程,而法典化則是其成
熟與否的重要標志。顯然,行政法不成熟說有助
於我們認識行政法在過去為何無法實現法典化,
卻不能用來否定行政法法典化的未來趨勢。隨著
行政法及行政法學的漸趨成熟,行政法完全可以
緊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的腳步,走上一條
法典化的發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法典化的技術障礙不
僅在理論上可以克服,在實踐中也同樣可以跨越。
拋開已成為歷史的德國、前蘇聯等國在此方面的
努力不談,《荷蘭一般行政法》的生效、一些國
家和地區行政程序法典所呈現出的實體化的傾向
(即,行政程序法中納入實體性條款)、以及卷帙
浩繁的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的編篡,都表明阻礙行
政法法典化的技術障礙絕非堅不可摧。
二、行政法法典化的非技術障礙
如果說過去各國行政法難以實現法典化的原
因主要出自技術障礙的話,目前阻礙我國行政法
法典化的深層原因則主要出自非技術障礙。這種
非技術障礙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對行政法法
典化的現實意義認識不足,二是行政領域的立法
存在路徑依存。
(一)對行政法法典化的現實意義認識不足
行政法法典化的意義不僅在於使行政法形式
上更加美觀,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如下現實意義:
1.減少行政法制中的法律沖突
法典化最明顯好處在於它能夠減少和避免行
政領域單項立法之間的法律沖突。在法典化之前,
由於在行政領域存在著若干個單項法律,這些法
律盡管都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但
由於其側重點不同、參與起草的部門不同、審議
的人員不同、制定的時間及背景不同,因而在同
一事項上的規定可能會有所不同。同時由於各個
單項立法均屬同一個法律位階,互不隸屬,且缺
乏可以統轄這些單項立法的行政法律原則,這樣
在同一事項上的不同規定就演變成為法律沖突。
而在法典化之後,行政領域的一些單項立法被並
入行政法典之中,且行政法典確立了統一適用於
行政一般領域的行政法原則,這既有利於避免或
減少在同一事項上存在不同的法律規定,又有利
於解決因這些不同的法律規定而產生的法律沖突。
2.彌補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
盡管我國的行政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
但行政法領域的法律空白依然存在,而且還會繼
續存在。由於行政領域的單項法律均各管一段,
在這些單項法律間的空白地帶行政權就處於無法
可依的狀態。在此無法可依的空白地帶,無論行
政機關有所做為還是裹足不前,均會均會授人以
柄,受到來自不同利益群體的責難。而統一的行
政法典通過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可以為行
政機關在法律空白地帶行使權力或約束權力提供
法律依據,從而彌補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使
政府擺脫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
3.減少行政法制中的重復條款
在目前單項行政法律中,存在著一些內容完
全雷同或基本相近的條款。例如,無論行政處罰
法、行政許可法,還是起草過程中的行政強製法,
均有內容相近的關於行政公開的條款。這些內容
重復的條款,不僅增加了行政法制中的條款數量,
製造了行政法條款的虛假繁榮,而且還為起草、
審議及學習掌握該條款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制
定統一的行政法典可以將這些內容雷同或相近的
條款合並集中,從而消除行政法制中的條款泡沫。
4.避免公法拖累私法
盡管私法公法化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公法
與私法之間仍然存在著一條大致清晰的分界線。
但在我國,公法與私法的界限卻常常為人所忽視,
從而導致私法侵凌公法的現象,即在原本屬於私
法體系的法律文件中不適當地吸納公法條款。而
基於該公法條款而引發的爭議,又拖累了該私法
文件的審議通過,由此導致公法拖累私法的現象。
有關行政壟斷條款的爭議對於反壟斷法的影響,
即是公法拖累私法的典型事例。②
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法拖累私法的現象的
出現,其原因固然非常復雜。但公法與私法之間
的界線不被國人所尊重,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而行政法典的出台,有助於國人明確公法與私法
的界線,從而有助於消除或減少公法拖累私法的
現象。
應當指出的是,對於行政法法典化的上述現
實意義,無論學界還是立法部門在理解上並不存
在困難,但由於對行政法法典化的現實意義認識
不足,學界和立法部門對行政法的法典化表現得
相當冷淡。

Ⅷ 試述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涵及其基本要求

行政法基本原則是行政法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從行政法學研究起步之日開始,學者們對這一命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行政法基本原則應當反映出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行政法所有的性格.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歸納起來無外乎下列四種:
一是指導行政法制定,執行,遵守以及解決行政爭議的基本准則,是整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貫穿於整個行政法的主導思想和核心觀念;
二是貫穿行政法之中,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等活動的基本准則,它是人們對行政法規范的精神實質的概括,反映著行政法的價值和目的所在;
三是貫穿行政法律規范之中,指導行政權的獲得,行使及對其監督的基本准則,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徵並將其與其他部門法區別開來的主要標志;
四是指貫穿於行政法始終,指導行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基本准則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實質的體現,是行政法律規范或規則存在的基礎.
這四種不同的定義體現了學者們對行政法基本原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體現了其所依據的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同時,上述四種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涵義,即對行政法制定,實施等全部活動具有指導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功能中,其"指導"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藉以建立和展開的基礎.基於此,筆者認為我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應為:合法性原則,民主性原則,及時救濟原則和統一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要求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強調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則,也是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區別的主要標志,它是貫穿行政權力過程始終,是指導,規范行政權力運作的基本准則.
合法性原則是近年來行政法學界普遍主張的一項基本原則.該原則強調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管理行政事務,必須依法進行.法律是行政機關權力活動的依據和標准.依法行政原則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法治原則(憲法原則)對行政活動的具體要求.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目的得以實現的保障,可以確保行政活動建立在理性的法律規則之上,免受個人意志的干預.依法行政也是行政法最高層次的規則,對行政法律規范的制定以及行政機關的具體管理活動都有指導意義.依法行政原則不同於自由,權利保障原則.首先,依法行政原則主要針對行政機關而言,強調對行政機關的規范,而自由,權利保障原則則對國家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以及司法機關都有指導意義.其次,依法行政原則主要是制度層面的原則,尤其在法律適用方面發揮作用,而自由,權利保障原則則不僅是制度層面的原則,而且已上升到價值層面.就兩項原則的地位而言,自由,權利保障原則更為基本,依法行政原則不得與自由,權利保障原則相背離.
行政合法性原則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強調行政主體的各種行為都應嚴格依法,並對違法行政承擔法律責任.同時,行政主體在行使自上裁量權時必須嚴格依據體現行政法精神實質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嚴格在行政法規范規定的幅度,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要求參加到行政法律關系中的行政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依法進行配合,支持,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上的義務.

二,民主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一切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力有關的活動都要實行民主,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採用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方法.民主性原則應作為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內容包括:
一是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程序,除不應公開外都應公開,充分徵求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得舉行立法聽證會,論證會和座談會的民主性形式.這樣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行政法規范的調整涉及作為管理者的行政主體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權利和義務,該行政權利和義務與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它是行政執法的依據和基礎,如果行政法內容不能充分體現民主,就不會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切實維護,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管理行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勢必影響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規范的內容充分體現民主,才能在行政執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實施對社會的管理.
二是人民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關咨詢,以便公民參加經濟和社會活動,對此,各行政主體應創造條件.這也是行政相對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管理活動,主動配合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的重要保障.
三是在做出具體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相對人的意見,即建立聽證程序.
四是行政相對人應遵循民主程序的約束機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當其私自,個別利益與意志與公共利益,多數人意志發生沖突時,其應讓位於公共利益及多數人利益,服從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行為,積極支持,配合,並切實履行其行政法義務.

三,及時救濟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時,行政主體應始終確保行政相對人受損權益的及時恢復和補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價值之一就是促進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講求時間,數量等量上的效率外,還應包括質的效率,亦即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對人的心悅誠服並積極地予以協助.單純的強制服從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為不能取得行政相對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認為侵害其合法權益,這就應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但行政救濟也應講求效率,盡快地解決爭議,否則也會影響整個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現實是:無論是某一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明顯的違法與不當,都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來解決,這對於那些需要調查取證的違法不當不很明顯的具體行政行為來說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對那些有明顯的違法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就顯得不必要而徒耗時間,人力,物力,無疑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還應把視線放在行政實體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體在做出行政行為時,包括行政立法行為.始終有一套給予行政相對人及時救濟的機制,要建立這一機制,就應有一指導性原則給予概括或指導,這便是及時救濟原則,它要求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的整個過程中,始終關注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去侵害.同時,這一原則也要求行政相對人始終以合法行為行使其獲得及時救濟的權利,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及時救濟原則要求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權時自始至終將行政相當人的權益放在首位,在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應給予行政相對人充分的救濟機會.同時,這一原則有利於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配合行政積極性的提高,並促其充分理解行政主體的管理行為,切實履行行政法義務.

四,行政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要求與國家行政管理有關的活動都必須統一,協調;統一指揮,統一組織,統一規定.同時,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行為,並予以支持配合.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和行政守法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具體有五個要求:
一是理順現有行政法規之間,行政規章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消除彼此沖突的地方,並在以後的行政立法中始終本著統一的要求,實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統一化,確保我國行政法律規范體系的統一和協調(如我國已經頒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盡其涵蓋力,將現有的乃至今後可能產生的行政事務統一由行政法規范加以規定,使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協調,一致,統一(當然,這還依賴於一定的立法技術性規定).
三是要求實行行政程序統一化.盡快進行行政程序法典化,使各種行政行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至行政行為之間前後矛盾和沖突.不同的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統一,一致,不應彼此矛盾,相互沖突.
四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機構設置應從實際出發,統籌規劃,統一設置,防止機構重疊,職能重復,相互推諉扯皮,防止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同時,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上下級關系要統一;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位,職稱,職權,工資,任免,獎懲,選舉,退休等等都要有統一的規定,以便使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走上統一的法治軌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服從行政主體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督行政主體的各種行政行為,使同一行政主體的前後行為及不同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行為的協調一致,促進我國行政法治進程.

Ⅸ 簡述行政法的特點

行政法的特點：

行政法尚沒有統一完整的實體行政法典，這是因為行政法涉及的社會領域十分廣泛，內容紛繁豐富，行政關系復雜多變，因而難以制定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統一法典。

行政法散見於層次不同、名目繁多、種類不一、數量可觀的各類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之中。

凡是涉及行政權力的規范性文件，均存在行政法規范。重要的綜合性行政法律在我國和國外主要有：行政組織法、國家公務員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製法、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公開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

行政法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內容十分豐富：由於現代行政權力的急劇膨脹，其活動領域已不限於外交如國防、治安、稅收等領域，而是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這就決定了各個領域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均需要行政法調整，現代行政法適用的領域更加廣泛，內容也更加豐富。

行政法具有很強的變動性，與其他部門法由於社會生活和行政關系復雜多變，因而作為行政關系調節器的行政法律規范也具有較強的變動性，需要經常進行廢、改、立。

(9)試論我國行政法發展的社會背景擴展閱讀：

現代國家，行政法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調整的主要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指向的乃是行政權力的規范與約束，在國家的變遷中承擔著促使傳統「行政國」向現代「法治國」轉型的功能。就中國而言，依法治國的核心環節，在於如何實現對強大的政府權力的依法治理。

對龐大的行政組織系統進行有效的規制。不同於其他邦聯制國家，我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格局，需要一部統一的法律為行政組織提供行為指引，這便是制定「行政基本法」的國情背景。

傳統觀點認為，行政法很難生成一部統一的法典，因為生活中的行政關系太過廣泛多樣且穩定性低，很難以一部法典進行格式化規范。這樣的理由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更有說服力，政府主導的改革不僅讓社會始終處在不斷轉型之中。

也讓政府的行政權力和治理方式處在變換之中，從而讓制定統一行政法典的努力更顯徒勞。這樣的認知突出反映在改革開放之初的立法轉向上，學者們一開始也試圖勾勒出類似《民法通則》一樣的行政法典框架，但隨後的改革與治理實踐使得這一探索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