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法治發展進程如何

㈠ 現在我國的行政管理存在什麼問題，將來要怎麼發展

進入新時期，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等各方面既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新的形勢對我國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特別是在政治領域，其對我國的整個政府管理體系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促使我們必須正視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並探索使之完善並適應市場經濟建設的行政管理模式。

一、我國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首先，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觀念有待改變。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為了適應以市場取向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個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仍然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市場培植資源的運行機制尚未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改革進展緩慢，尤其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些行政管理觀念尚未擯棄，諸如直接干預、微觀管理、人治管理等，在部分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相反，許多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行政管理觀念，如民主參與的管理、法治化管理、自治管理等，又尚未建立起來。如果不及時解決這個問題，將難以與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競爭。因為在市場經濟要求下，首先約束的是政府行為，要求政府必須遵守市場法則，制定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經濟運行規則，盡快樹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行政管理觀念，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的步伐，清除舊的管理體制、觀念和壟斷利益。我們要盡快擯棄那些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被實踐證明已經是過時了的行政管理理念，形成新的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行政管理理念。

其次，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方式有待改進。市場經濟要求在一切行政管理活動中，必須堅持以法律手段為主，尤其是在對外活動中必須按照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接軌。為此，必須盡快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提高政府管理人員的法律意識。中國在加入,-.的談判中，承諾按照,-.規則辦事/即應該按照被時間和實踐檢驗了的、被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接受和公認的、迄今為止仍被視為公正和節約成本的國際規則辦事，再也不能片面強調所謂的「中國國情」「、中國特色」。過去，我們雖然也宣稱要按國際規則辦事，但往往是中國化的「國際慣例」，如我國目前雖然也實行了工程建設項目招投標制度這樣一些國際慣例，但由於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不盡如人意。據國家有關部門對+0個國家投資項目的稽查發現，其中真正公開、公平招投標的只有』1，有"21的項目招投標失靈，未嚴格按照規定的要求進行。我們要切實改變行政管理方式，堅持以法律手段為主，建立一套規范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並使這套法律體系與國際上的規則相銜接，以便形成真正公平的市場競爭。就目前而言，必須系統地清理各部門的法律、法規，對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規、規章，必須逐步進行修改、補充、完善。第三，我國行政管理的程序有待完善。我國至今尚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既缺乏行政程序的憲法規范，也沒有缺乏法典化的行政程序予以規則。並且在現有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往往重事後程序，輕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的參與性弱，公開度低，對違反行政程序的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的參與性的強弱和公開度的高低，是行政程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體現。在我國，相當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參與性，沒有說明理由、聽證程序，甚至於當事人沒有申訴權。市場經濟需要我們按照行政管理程序辦事，提高辦事的效率，真正做到政務公開和依法行政。這對我國現行的行政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須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構建完備、透明、適應國際規則的行政程序體系。

第四，我國公務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由於各種原因，我國公務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行政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還不能適應新時期市場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提出的要求。從總體上來看，我國公務員隊伍的素質還不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比較低，開放市場後，國外企業進來了，要求與國內企業平等競爭，從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尤其是對各級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公務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各級政府的決策水平和行政領導的決策能力，這也是政府面臨的巨大挑戰。所以說，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必須不斷提高公務員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行政管理水平。

二、完善行政管理對政府行為的要求

完善行政管理對政府行為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政府行為的民主性。在市場經濟中，企業而非政府才是唯一的經濟主體，企業的經濟自主權是其主體地位的真正體現。政府應將蠶食、侵奪企業的權利還給企業，政府行為的政治價值定位是追求民主。通觀歷史，國家權力重心下移是歷史的潮流和內在選擇，其趨勢表現為國家本位讓位於社會本位，官本位讓位於民本位。入世後，中國的這一歷史進程必將加快。民主在經濟緯度上表現為企業主位，在政治緯度上則凸現為人民主位，政府政治行為的民主性是其經濟民主性的集中體現，社會經濟主體的地位不斷強化和實現，必然促使其作為政治主體地位的強化和實現，這一歷史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按照市場規則運作決非僅在經濟框架范圍，更是政治觀念、制度設計及運作等方面的一系列變革。民主憲政觀念下的傳統文化改造、構築民主的生存土壤對我們而言決非輕松，更非過時。政府行為的民主性是經濟民主的迫切需要，這就要求我們的政治制度設計、運作符合民主的人文關懷，擯除傳統體制下的政府行為的非民主性及民主不充分性，加快由管理行政向服務行政的現代政治行為模式轉換。政府行為的民主性是其科學性的前提。廣泛、充分地實現民主，汲取社會力量和資源，才可能從根本上保證政府行為科學性的實現。

其次，政府行為的科學性。實行市場經濟，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不僅僅意味著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經濟，更意味著政府應在全球視角下解讀其管理行為。隨著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融合，政府間的交融、溝通進一步加強。藉此機會學習、借鑒它國政府行為所體現出的時代進步意義和科技成果，可以促進我國政府行為的科學性。電子政府與網路政府的迅速成長，行政信息的快速膨脹、政府行為的公開性與透明性等都需要我國政府擺脫傳統的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陳舊管理模式和管理行為。同時，在加入世界統一大市場後我國與世界的交往將進一步加深，與此相適應，政府間交流也應上升一個更高層次，諸如選派優秀的公務人員出國學習、交流，邀請國外優秀的管理專家到我國講學，加強政府間信息的溝通等。政府行為的科學性體現的是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無關的實踐理性，是全人類共同的進化文明。從政府行為的行政成本而言，科技界乃至政府內部都應努力提高我國行政技術的科技含量。在追求政府行為科學性的過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這也是企業化政府、廉價政府的內在要求。

第三，政府行為的法治性。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文明的成熟性是市場經濟實現的必要條件。政府行為的法治性是市場經濟中社會主體對政府行為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面臨的一次嚴峻挑戰。不論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不但要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更要符合實質法治的要求；不僅要符合實體正義的內涵，更要符合程序正義的內涵。在法治行政下，社會的主體地位從以往隱性、附從地位上升到顯性、主體地位。政府行為的法治性要求立法、司法、執法、普法等諸環節加強法治建設，即嚴格依法行政，樹立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最高權威和終裁的法治意識。政府公務人員應該率先垂範，任何對法治的破壞即是對正義的最大諷刺。政府行為的法治性應在開放性、全球性的視角下，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更多地與國際接軌，而非盲目自閉地強調特色。從形式法治到實質法治，從法制行政到法治行政，對我們而言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要有效地控制政府權力、規范政府行為、構築社會權利的保障機制，這是政府行為法治性實現的重要舉措。

在殘酷、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經濟市場化的集中要求是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及社會多元化，對政府職能、管理模式、管理觀念的准確定位是經濟市場化生存的外在需要。從政府行為的民主性、科學性、法治性層面上而言，民主性是靈魂，科學性是基礎，法治性是保障。

三、完善行政管理的途徑

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和依法治國的進程，建設法治政府，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完善我國行政管理體制。

首先，嚴格依法行政，將行政行為契合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之內。依法行政就要做到既嚴格地合法行政，又充分地合理行政。實施行政管理，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進行；沒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必須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平等對待行政管理相對人，不偏私、不歧視。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應當符合正當的法律目的，排除不相關因素的干擾；所採取的措施和手段應當必要、適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可以採用多種方式實現行政目的的，應當避免採用損害當事人權益的方式。

其次，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依法界定和規范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實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能分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行政機關應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依法履行市場監管職能，保證市場監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門保護、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要進一步轉變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的方式，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在繼續加強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完善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建立健全統一、公開、公平、公正的現代公共服務體制，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和公共服務意識，簡化公共服務程序，降低公共服務成本。

第三，加快行政程序建設，保證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要公平、公正、公開，聽取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意見，要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並嚴格實行迴避的制度。要切實保證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事前陳述和申辯，事後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以及對重大事項，要求聽證的權利。行政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必須在行政決定中說明理由。對行政機關違法行使權力侵犯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嚴格實行責任追究。通過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完備規范，切實保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程序權利。

第四，完善行政管理監督制度和機制，強化對行政行為的監督。要完善人大監督，對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應當嚴格實行依法報送備案的制度，對報送備案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權力機關必須依法嚴格審查，做到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不能使這種備案審查流於形式。要完善司法審查制度，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行政管理活動依法實施監督，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予以審查。同時，還必須加強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包括強化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的監督和專門監督。上級行政機關要建立健全經常性的監督制度，通過層級監督，加強對下級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強化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機關的工作，並與檢察機關密切配合，互通有無，形成監督合力。最後，要完善政協的民主監督和社會監督以及新聞輿論監督。通過拓寬監督渠道，完善監督機制，促使行政管理工作嚴格依法、公正地進行。

㈡ 我國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內容 是什麼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內容是通過法律對國家行政管理的各項活動、各個環節進行調節和規范，將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術方法、協調手段、行為方式、步驟和程序法律化，為國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運用國家權力對社會事務的一種管理活動。也可以泛指一切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事務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統是一類組織系統。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分系統。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管理的對象日益廣泛，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市政建設、社會秩序、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現代行政管理多應用系統工程思想和方法，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支出和浪費，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則主要包含以下三項內容：
1、行政行為必須具有法律依據。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採取行動，這是行政法治原則的根本要求。對於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動，而無須法律授權。但是，對於行政機關來說，則沒有這種自由，而必須嚴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則。這是行政行為與公民個人行為的最大區別。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機關職責清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包括事務、時間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規定在憲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當成文法規定不明確時，行政法院根據法的一般原則對成文法的規定進行補充和解釋。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自由行動，否則，構成「無許可權」。無許可權行為是最為嚴重的違法行為，在越權之訴中，「無許可權」是行政行為被撤銷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無許可權機關所作出的行為，屬於羈束行為，且該行為的內容符合法律規定，有管轄權的機關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只能作出同樣的決定，行政法院對這種行為並不撤銷，因為撤銷該行為「並不影響行政決定的結果和當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費訴訟時間。」
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僅要求行政行為的存在須有法律依據，而且進一步要求行政行為的實施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過程必須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法律對行政行為全程的監督和控制，使行政權在法律所設定的軌道上運行。但是，我們不能把行政法治的這一要求，簡單理解為行政機關只能機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則適用於具體事件而沒有任何斟酌選擇的餘地。行政行為有羈束行為和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它們受法律制約的程度上是有所區別的。但是，二者都必須受制於法律這一點是共同的，不可動搖的。根據行政法治原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律往往出於不同的目的和考慮對行政行為規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條例的咨詢、討論和公布程序，行政處理的說明理由和書面形式等。由於法律規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於保障相對人權利的考慮，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遵守，否則行政法院將宣布該行為無效。但是，出於行政效率的考慮，行政法院對於形式違法的行政行為也並不是一概予以撤銷，而是根據形式違法的具體情況分別作出撤銷、不予撤銷和補正等不同形式的靈活處理。
明確的管轄權與合法的形式共同構成了控制行政權行使的主要條件，無許可權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銷行政決定的最初的兩個理由。在當代的法國，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因為「手續不僅限制每個公務人員的權力，也使每個公務人員受到其他公務人員的制約和補充。」 比如，法國在 1978 年公布實施了《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79 年公布實施了《說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實施了《行政機關與其使用人關系法令》等單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則的重要內容。首先，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須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出於以私人或黨派或者所屬團體的利益。例如，當某家旅館與市長的某個親戚開辦的旅館形成競爭時，該市長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為借口關閉該旅館。其次，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特別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訴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銷了省長作出的關閉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場的決定，理由是該行為的目的不是法律與規章授予他權力時要保障的目的，而是為了維護國家財政部門的利益。
行政行為的目的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是行政法治原則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在法國行政法治進程的初期，只要一種行政行為是由具備法定許可權和資格的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會認定該行為合法，而不問該行為的目的和動機是什麼。隨著行政法治的進一步發展，行政法院發展了濫用權力的理論，根據該理論，行政法院可以審查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如果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不符合法律規定，該行為將被行政法院以濫用權力為由予以撤銷，從而使每一項行政行為都處於行政法院的監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目的和動機的審查極大地擴展了行政法治原則的內容，狄驥認為這導致了自由裁量行為概念在公法領域的消失。
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還要求行政決定的內容和法律根據合法。
3. 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積極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法治有兩層含義：消極的行政法治和積極的行政法治。消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程序和目的。積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機關以自己的積極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這是法國行政法治原則的最新擴展。
根據積極行政法治的要求，不僅行政機關拒絕作出實施法律的具體行政處理決定構成不作為的違法，而且當法律和上級機關條例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制定條例，而行政機關不履行該義務的行為同樣也是違法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行政機關在情況需要的時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條例來維持秩序，就是違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觀點：當制定行政條例為實施某個法律所必要時，行政機關有義務制定這個條例。

㈢ 如何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進程

一、進一步明確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的現實意義
首先，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做出了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確定為我們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黨的十七大再次明確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關系黨的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把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作為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核心內容抓緊抓好」。法制建設的狀況和立法、執法水平，直接關系和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就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具體實踐，也是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舉措。
其次，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完善，尤其是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和依法管理的有效機制還未完全建立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任務還十分艱巨。在新的形勢下，市場主體和市場行為需要進一步依法規范，市場意識、誠信意識需要法治的強化和塑造，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市場經濟環節需要法治規范和引導，宏觀調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設需要抓緊推進，經濟違法犯罪需要依法打擊和治理。為此，必須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逐步形成良好的市場經濟法律秩序，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三，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利益格局的調整越來越深刻地觸及到傳統體制的剛性部分，越來越深刻地觸及到與人民群眾現實利益聯系最為緊密的環節。一些改革發展政策措施的推出，可能會使絕大部分群眾受益，但也可能會導致少數群眾利益受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增多，各種利益關系更趨復雜，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我們黨高度重視統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妥善處理各種利益矛盾，以有效整合各種社會關系，促進各種社會力量良性互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要更加註重依靠法治解決社會矛盾、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就必須要依靠法治加強社會管理、打擊各種犯罪，保障社會安定有序，就必須要依靠法律嚴密防範和打擊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只有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現代法治思想內涵全面落實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監督、公民行為和黨對法治建設領導等各個方面，才能更好地協調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從而全面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諧。
二、進一步明確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
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第六部分以「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題，從六個方面集中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對「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了全面部署，報告通篇洋溢著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現代法治精神。當前，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就必須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
（一）拓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新途徑，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
黨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為此，當前法制宣傳教育的重點就是全面落實「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規劃」，在全社會弘揚法治精神，樹立法律權威，培育公民意識，使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公正司法。
一是圍繞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以推進社會管理的法治化為著力點，組織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學習和掌握法學基礎理論、憲法和基本法律，以及與本職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使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能夠自覺運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法治實踐，努力提高依法決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杜絕發生因領導決策失誤、瀆職、違法行政、監管不力而導致的影響惡劣的徇私枉法事件、重大違法犯罪案件、嚴重侵犯群眾利益、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經濟損失等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問題，從而推進社會管理層面的法治化。

二是圍繞促進市場經濟建設，以維護經濟活動依法、公平、有序、協調發展為重點，組織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學習憲法、國家基本法律特別是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法律法規，教育引導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牢固樹立法制意識、市場意識、誠信意識，依法規范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市場經濟環節，宏觀調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設需要抓緊推進，經濟違法犯罪需要依法打擊和治理。
三是圍繞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以「學法律，講權利、講義務、講責任」為主線，在全體公民中開展憲法和國家基本法律的宣傳教育，學習宣傳與公民工作、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增強公民學習法律法規的積極性、履行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以增強青少年法律意識為重點，努力構建「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及法律教育體系，根據學生的不同年齡、心理特點、接受能力，精心設計並依託青少年學生喜愛、樂於參與的豐富載體，組織生動活潑、寓教於樂的法制教育活動，使青少年學習掌握憲法以及預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權益保護等與青少年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把他們培養成崇尚法律、依法行為的新人。與此同時，作為少數民族地區，要加大對各族人民群眾進行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教育力度，使各族人民群眾牢固樹立公民意識和國家意識，自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構建和諧社會夯實法治基礎。
（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兩個不完全適應」不僅僅存在於立法方面，也存在於執法領域。報告在分析過去五年工作中的問題和差距時，指出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為此，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認真貫徹《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嚴格運用法律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實現行政行為的程序化、規范化、法治化。
一是要繼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樹立職權法定意識、責任意識，嚴格按照法定職責、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職權，把依法行政作為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進一步轉變職能，切實將政府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實現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努力建設一個人民信任和滿意的親民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
二是要健全完善政府決策機制。為確保依法決策、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各級政府應當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定相結合的行政決策機制，對事關本地區發展大局和各族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方案，在決策權行使過程中應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並引入公示制度、聽證制度，使民情得到匯集，民意得到充分體現，使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此同時，應當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推進政務公開，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三是要進一步理順行政執法體制。加快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執法體制，進一步減少行政執法層次，規范審批程序和環節，改變多頭執法和執法缺位、越位、錯位的狀況，促進行政執法活動的規范化、法治化。
四是要不斷強化行政執法監督。實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執法依據公開制、執法行為評議考核制和執法過錯追究制，完善並嚴格執行行政賠償和補償制度，做到執法有保障、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健全以行政執法責任制為核心的行政執法監督和考核評議制度體系，積極探索行政執法績效評估和獎懲辦法。
（三）堅持司法公正，切實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兩個不完全適應」也存在於司法領域，司法不公、久審不決、執行難等問題，直接影響到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權威，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一是要強化司法機關職能作用。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嚴厲懲治犯罪，依法調節經濟社會關系。首先要健全維護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工作機制，保證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享有各項訴訟權利，妥善調處涉及公民財產權利、人身權利的案件，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要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其次要加大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的力度，推動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再次要加大案件執行全程公開力度，強化適用執行強制制裁手段，切實解決執行難的問題。
二是要健全對司法機關內部的監督制約機制。必須完善司法辦案責任制、錯案責任追究制和司法賠償制，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增強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時要健全公、檢、法、司等職能部門既分工負責，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監督制約機制，檢察機關要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依法監督審判機關、偵查機關的司法、執法活動，依法查處司法領域中的腐敗問題，確保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
（四）強化監督，建立健全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機制
一是要加強監督體制建設，確保有法必依、違法必糾。以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監督為重點，構建全方位的監督網路。充分運用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民主監督及黨內各種監督手段，加強權力制約，確保公共權力置於嚴密的監督之下。
二是要強化黨委、人大、政府、司法的監督職能。加強黨的監督，充分發揮紀委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的職能作用，加大對黨組織、執法部門及黨員、執法人員的監督力度；加強人大監督，進一步健全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評議制度，支持和督促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加強政府機關的內部監督和層級監督，及時糾正、嚴肅查處各種違法行政行為，確保依法行政；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濫用職權等現象。
三是要充分發揮社會監督職能。加強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監督，健全舉報制度，加強信訪工作，進一步暢通群眾監督渠道，發揮社會公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確保監督的廣泛性和有效性。
（五）規范和拓展法律服務，切實發揮法律服務組織的作用
一是要規范法律服務主體。完善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務體系，充分發揮法律服務的市場中介作用，幫助群眾解決訴訟難等實際問題。
二是要加強對法律服務業的管理。逐步完善司法行政部門行業管理和法律服務機構自律性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系。培育和規范法律服務市場，規范法律服務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營造良好的法律服務執業環境。
三是要拓展法律服務領域。圍繞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部署，進一步推動法律服務介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並向社區延伸，更好地服從服務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局，為地方經濟建設和深化改革提供法律服務。
（六）深入開展平安建設活動，健全確保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
綜合治理是促進依法治理、實現法治理念的機制。當前，我們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構建和諧社會要求我們要統籌安排，整體思考，協調多元的利益沖突，使社會系統中的各要素、各部分處於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狀態，實現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和而不同、元素互補、彼此互動、全面協調。因此我們必須科學、合理地運用政治、經濟、法律、道德、行政等多種手段，統籌各種社會資源，實行綜合治理。在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時候，既應充分肯定依法治理的積極功效，又要認識到綜合治理的重要性，以彌補單純法治的不足。
一是要健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統籌協調，科學規劃，形成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機構協調，以政法機關為骨幹，以群防群治為依託，以社會面、居民區和單位內部的防範工作為基礎，以案件多發的人群、區域、行業、時段為重點的社會治安防控大格局，做到「人防抓落實、物防抓鞏固、技防抓提高、協防抓合力」，實現運作高效、防範嚴密、控制有力、管理到位的目標。
二是要健全人民內部矛盾排查調處機制。建立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逐級建立健全人民調解工作的協調領導機構，形成黨政掛帥、部門聯動、各方參與的大排查大調解的工作格局，實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更多採用調解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依法及時合理地解決群眾反映的困難和問題，預防和減少群體性事件，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
三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事件應急處置機制。進一步完善處置重大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專項預案，健全預警體系和快速反應機制、應急處置機制、應急救援機制，切實提高應急處置能力，確保公共安全，維護社會穩定。
三、深入開展「法治六進」活動，全面推進依法治理工作
為落實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規劃，自治區黨委率先制定了開展「法治六進」活動的實施意見，要求全疆各地首先要抓好「法治進機關」，在此基礎上全面推進「法治六進 」。並強調要注重強化法治實踐，提高公務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依法履責、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大力加強各級領導班子法治化建設，認真解決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以及公職人員在依法履責、依法辦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設法治政府。作為石油工業城市，克拉瑪依在抓好 「法治進機關」的同時，應當重點抓好「法治進企業」和「法治進社區」活動，以此夯實依法治理的基礎。
一是要完善居民自治，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進一步加大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力度，實行社區事務公開，依法保障社區居民的民主權利。充分發揮社區居民委員會的作用，全面推進社區建設、社區管理和社區服務工作。健全群防群治組織，維護社區治安秩序，積極開展刑釋解教人員幫教安置工作。
二是要完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加強企事業單位的依法治理，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落實事務公開制度，保障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三是要抓好專項依法治理活動，增強依法治理效果。抓住影響和制約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突出問題和社會關注、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依法進行專項治理，切實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與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治與保障民主制度、規制權力運作的重要性。黨的十七大再次強調指出，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就是要從法律制度上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保證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的貫徹落實。黨能不能正確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黨越是重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黨的執政能力就越能得到增強，黨的執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理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形式，是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實踐，弘揚法治精神，推進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廣大群眾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決策，又要規制權力的濫用，維護法律的權威，唯有此，才能在全社會樹立起對法治的信心，才能確保黨的十七大確定各項目標得以實現。

㈣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㈤ 我國政府應該怎麼樣做到依法行政

在實踐中提高國家公務員的依法行政能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轉變觀念，培養法律意識

法律意識是人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根據法律意識主體和水準的不同，法律意識可分為一般性法律意識、理論性法律意識和職業性法律意識。一般性法律意識主體是普通公民，是由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據個人生活經驗和所受法律教育的影響，自然形成的法律意識。理論性法律意識是從事理論研究者通過對國內外法律進行研究而形成的較為全面和深層的法律認識。而職業性法律意識是指具體法律工作者的法律意識。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屬於上述職業性法律意識的一種類型。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廣泛影響於社會，形成一種無形力量，作用於眾多的普通公民，從而影響著人們對法律的態度和看法。由於行政活動幾乎遍及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行政機關的形象和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對社會一般法律意識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它既有助於樹立法律的權威和良好形象，強化人們對法律和行政機關的信任，也同樣會削弱以至銷蝕公民對法律和行政機關的信賴。因此，轉變不符合依法行政的陳舊觀念，培養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至關重要。

1、轉變「官貴民賤」觀念，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封建時代「官貴民賤」，行政機關及其成員與普通百姓之間無平等可言。近代民主和法制社會的建立，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使行政機關及其成員和公民處於平等的地位。在我國社會中，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地位平等，主要表現在：一是，法律平等地對待國家公務員和公民。國家公務員與公民一樣，必須同等地受法律的制約和限制。國家公務員也必須遵法守法，而不能游離於法律之外。二是，國家公務員與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要求國家公務員與公民享有和承擔完全一致的權利和義務，既然政府要管理社會，它就必須擁有特別的權力。現代法治要求的並非是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完全無差別的待遇，而強調的是「國家公務員不應當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權和豁免權」。三是，公民享有對行政機關的決定提出異議，並因行政行為違法而獲取國家賠償的權利。面對居於優勢地位的行政機關，公民必須獲得與行政機關相抗衡的權利和途徑。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就是現代社會中公民尋求保護和對抗行政機關的兩條重要途徑。雖然國家公務員與公民平等的思想和制度已在現代社會生根開花，但由於「官貴民賤」的封建思想殘余仍然存在，加之國家公務員手握權力，在行政活動中往往處於管理者地位，也容易形成管理——服從思維定勢。這種不平等觀念既阻礙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也影響行政公正和行政效率，甚至可能使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惡化。因而轉變「官貴民賤」觀念，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至關重要。

2、轉變「權大於法」觀念，樹立「職權法定」意識

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現象如：家長作風，以權壓法，以權棄法，徇私枉法等等都是「權大於法」觀念的體現。因此轉變「權大於法」觀念，樹立「職權法定，權力有限」意識刻不容緩。

職權法定是依法行政賴以存在的基礎和根據。「行政機關是法律的產兒。」行政機關的創設源於法律的規定，國家公務員的權力源於法律的授予，法律是國家公務員賴以生存的基礎。與「法無明文規定即為公民自由」相反，對國家公務員而言，凡法無明文規定即為禁止。國家公務員只能行使法律明確授予的職權，否則就是超越職權，所做出的行政行為違法。因此，其權力具有有限性。職權法定和權力有限是國家公務員必須樹立的法律意識。要行使權力，做出決定，必須首先看法律上是否有明確授予；同時，即使有行使權力的法律依據，還必須按法律所設定的權力范圍和要求去行使，而不能為所欲為。現代社會中，行政機關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和國家公務員享有的權力日益膨脹的現實，並不能否認「職權法定，權力有限」這一基本行政法治規則。其一，國家公務員因社會發展、社會需要而擴大了的權力，並不是自然取得的，仍然是通過法律的授予才享有的。社會對國家公務員的要求是以法律為中介得以實現的。其二，盡管國家公務員享有越來越大的權力，但並不能說國家公務員可以享有無限權力。任何社會必然有公民個人可自由生存而不受任何權力干預的空間；同時每一個國家公務員的權力無論多大，都有明確的法律界域，只能在此范圍內活動。其三，雖然代議機關常用籠統的法律語言授權行政機關，但也不說明行政機關及國家公務員可以對該權力任意行使、任意解釋。因為「不論授權法用了什麼樣的籠統語言，任何權力都應有限制」。同樣，行政機關有權制定行政法規這一事實，也不能說明國家公務員可以為自己設定權力。其一，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是被代議機關關系委任的權力，本身具有派生性。其二，它尤其要受法律優先、法律保留規則的限制。即行政法規范必須與法律規范相一致，而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等重要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只有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享有一定的設定權。

3、轉變「人治」觀念，樹立「法治」意識

公務員要尚法，執政過程要把法放在首位，一事當前，先考慮符合法的要求與否。心中有法，意識才能建立起來。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出現的「長官意志」、「個人專斷」、「一言堂」等，都是「人治」觀念的表現或變種。不徹底擯棄這種舊觀念，嶄新的社會主義法治意識就無法形成。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我國法治的基本要求。國家公務員在進行行政活動時必須銘記在心。豐富的社會主義法治實踐是培養和提高社會主義法治意識的直接前提條件。因為只有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才能糾正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甚至以權壓法、以權棄法的不正常現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一切按法律辦事，才能建立嚴明公正的法律秩序，實現依法管理的治國方略；才能形成人人知法、守法的社會氛圍，從而為培養社會主義法治意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學法懂法，提高依法決策能力

1、學法懂法，依法思維

如前所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活動必須運用法律手段來規范、引導和調整。我國的法律法規絕大多數都是由行政機關來實現的，國家公務員能否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直接關繫到依法治國進程。因此，行政機關領導幹部及執法人員必須高度重視和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採取有效措施學法、知法、懂法。

鄧小平指出：「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對於國家公務員而言，同樣要通過教育的途徑來提高其法律素質。一是，對國家公務員進行深入的法制宣傳教育，使其理解認識到法的本質和精神、權力的來源與本質、依法治國的意義及途徑、依法行政的內涵及重要性等內容，從而提高其思想認識，增強其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由於歷史及現實原因，這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二是，對國家公務員進行定期或不定期、集中而有序、短期而持久的依法行政能力培訓。通過培訓，增強法制觀念，使國家公務員知法、懂法，進而守法，特別是按法定許可權、程序和規則實施行政活動。三是，廣大國家公務員還需自覺刻苦鑽研法律，提高依法行政素養。

2、統攬全局，依法決策

依法決策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決策正確有利於行政活動的順利進行，決策一旦失誤，所有的行政活動將歸於無效，甚至帶來負面效應。

實行依法決策，關鍵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決策程序法定化。依法決策程序過程必須有法律的明文規定，確保決策在程序上具有過程的公開性和公眾的廣泛參與性。二是決策內容透明化。決策內容透明化就是行政機關及其國家公務員按照法律制度、法規和程序行使權力，決定涉及整個社會的公共事務或其他有關事務時使社會全體成員可以有效地了解行政體系的活動，明白重大決策的產生機制、原因和條件，從而有效地監督行政活動。每做一項重要決策，都要採取一定方式，在一定公眾范圍內予以告示，廣泛聽取意見，集思廣益。這樣對行政權力實行有效的外部監督，避免權力膨脹。三是決策過程高效化。行政機關及其國家公務員在進行決策時一定要嚴守時限要求，使行政效率得到提高，從而避免以權謀私，侵權瀆職等現象，減少行政管理工作發生失誤、國家利益遭受損失，避免可能產生拖拉推諉、互相踢皮球之類的官僚主義現象，維護國家行政管理的權威性和效力。四是民主參與制度化。凡重大決策都要注重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要征詢有關法律專家的意見，以保證決策的長遠效應。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參與制度化，從而使所定決策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個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決策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五是決策科學化。科學的決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決策要符合實際情況。具體說來，科學的決策，首先是應有明確和正確的目標；其次是決策的結果能夠實現；再次是實現決策目標所耗費的代價最小；最後是決策執行後的副作用降到最低。六是決策責任明確化。誰的責任誰承擔，可以引導決策機關加快和完善決策立法，明確決策范圍和決策責任，從而避免「首長工程」、「獻禮工程」、「鬍子工程」、「樣板工程」等。七是健全決策反饋機制。對以往的決策進行定期反饋，可以滿足修正和完善決策的需要，而且更可以為後來者提供經驗教訓。

三、恪守行政道德，打造「責任行政」

1、遵守行政道德，奉行公正廉潔

行政道德是指行政人員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它是維持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之間的合理、正當關系的原則和規范。在現階段，出現了國家公務員知法犯法和行政失當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公務員缺乏必要的道德修養，行政道德意識淡薄。由於行政主體行使的是國家權力，因此人們對其期望和要求都很高，他們也理應承擔更多、更高的義務。行政主體對行政道德規范的違背，可能招致黨紀、政紀的處分甚至民法、刑律的制裁，因此，推進行政道德規范法制化進程迫在眉睫。行政道德規范法規的內容應包括：國家公務員行政道德規范；國家公務員行政道德教育、培訓制度；監督行政道德規范執行的專門機構；違反行政道德規范的責任方式等。

國家公務員行政道德要求的核心就是公正廉明。國家公務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僕，對於人民賦予的行政權力，國家公務員只有用其為人民謀利益的義務，而絕不能以權謀私，濫用職權。因而，這就需要國家公務員應具有公正廉明意識。所謂「公」，是指大公無私，勤儉奉公，嚴於律己，秉公執法；所謂「正」是指為人正派，剛正不阿，執法正確，公允持平；所謂「廉」，是指廉潔自律，見利思義，反貪拒賄，廉潔自守；所謂「明」，是指光明磊落，辦事公開，盡職盡責，練達明職。這是公正廉明意識的基本含義。古人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就說明，國家公務員要有效地行使人民所賦予的權力，就需加強自身修養，具備公正廉明意識。這就要求國家公務員以身作則，帶頭公正廉明，做出表率。凡是該辦的快辦，辦好；凡是不該辦的堅決不辦；不講人緣，不拉關系，杜絕「走後門」等不正之風；凡是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做好；凡是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

2、堅持政務公開，積極接受監督

提高國家公務員的依法行政能力必須有有效地制度相匹配。在外部環境上給予有利條件，需要推行政務公開制度，落實各種監督制度。政務公開的目的是公正、便民、廉政、勤政。推行政務公開要做到依法公開，真實公開，注重實效，便民利民。要把政府及其部門的法律、法規、政策、程序以及工作中應遵守的行政紀律等公布於眾，特別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和熱點問題，作為政務公開的重點，把辦事的依據、程序、結果以及監督投訴途徑公開，解決「暗箱操作」問題，以取得公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參與。總之，凡需公眾知曉的內容，都應向社會公開；凡需一定范圍知曉的事情，要在一定范圍公開；凡需當事人知曉的事項，要讓當事人查詢。通過政務公開將政府各部門及其國家公務員履行職能，辦理政務，執行公務，處理事務的運作情況置於有效地監督之下，有助於促進政府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同時，政務公開有利於規范國家公務員的行政行為，促使他們依法行政，杜絕和減少工作中的隨意性和盲目性；促使國家公務員認真學習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努力提高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提高行政效率和質量。

孟德斯鳩早已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當前，我國監督弱化的主要問題表現是柔性監督多，剛性監督少；對事監督多，對人監督少；對下監督多，對上監督少。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國家公務員缺乏應有的接受監督的思想，不習慣於有人對自己做出的決定或行為提出異議，不願意作被告，因而想辦法阻礙當事人起訴，侵犯了當事人的權利，妨礙了司法工作的正常進行。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作為行政權的享有者和行使者就必須接受監督。因此，要進行有效監督可以採取下列措施：一是健全監督工作網路。通過黨風監督、人大監督、行政機關內部監督、司法監督、社會群眾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等全方位的工作監督網路，置所有國家公務員的行政活動於監督之下，達到規范執法行為的目的。二是強化政府法制監督。主要是採取規范性文件備案，重大行政處罰備案，常規性的執法檢查、執法責任制和錯案追究制等手段強化政府法制監督。通過對重大行政處罰案件、行政復議案件、行政訴訟案件的剖析和評議，圍繞案件找問題，圍繞問題查原因，圍繞原因追責任。對一般問題，要督促整改和糾正；對重大問題，應及時向有關部門發出行政執法改進意見書，限時報告糾正結果。顯然，上述措施仍主要靠國家公務員落實。

3、嚴格執法責任，杜絕違法行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不嚴格執行，都只能是一句空話。目前我國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有些執法人員認為行政機關只要是與違法現象做斗爭，只要是處理違法個人或組織，就是履行職責而不管自己是否有權力管理和處理這些違法現象。殊不知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在同違法現象做斗爭時，也必須有法定職權；即使有權管理和處理，還必須按法律規定的方式、程序進行，否則也是違法的。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不能以非法對抗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違法，不能因相對人的違法而使自己的違法行為合法性。某些國家公務員責任意識淡薄，總以為職權為自己所享有，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因此，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追究行政違法者的責任勢在必行。

行政執法責任制，就是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要求，確定負責實施的行政機關，明確執法責任。行政執法責任制包括：明確劃分行政執法機關的職責許可權，層層分解，落實到每個職能部門、崗位和執法人員；將執法任務、執法標准和執法程序具體化，明確考核標准和獎勵辦法；建立執法過錯追究制度，廉政勤政制度，執法人員考核獎懲制度等。對不依法行政和違法行政的，不僅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而且要追究執法部門領導的責任，該批評教育的批評教育，該給紀律處分的給予紀律處分，該追究法律責任的堅決追究法律責任，確保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

㈥ 行政訴訟法的實施對最近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作用 論文 2000字 求求求

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幹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後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並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於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後，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闢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庄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台，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後，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並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 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 澤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後，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後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於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 錦 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並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

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 錦 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並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 中 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 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 務院又先後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

㈦ 如何看待中國的法制發展進程論文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㈧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㈨ 如何完善我國行政機關組織法

從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看行政組織法的完善
葉曉川
摘要：政府機構改革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體現。我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傳統的政府組織機構和行政管理體制已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障礙。因此，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就顯得十分重要。建國以來，我國經歷了數次較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但都未能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性突破。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沒有以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為指導，缺乏完善的行政組織法的制度支持。因此，加強與完善行政組織立法是政府機構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的自身理性要求，也是實現改革目標的重要條件。
關鍵詞：政府機構改革；行政組織法；法治政府
一
我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傳統的政府組織機構和行政管理體制已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障礙。因此，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就顯得十分重要。在我們探討政府機構改革的發展目標時，有必要對我國歷次機構改革作一簡要回顧。
改革開放前的政府機構改革主要圍繞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展開，集中體現在中央集權和向地方分權的博弈之中。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標志著中央政府機構改革全面展開。這次改革以加強中央集權為中心，中央政府組織機構開始擴增，到1956年，國務院機構總數達到81個。1958年下半年，我國以「中央向地方下放權力、擴大地方自主權」為目標對政府機構進行了精簡和調整。到1959年，國務院下設的部委、直屬機構和辦事機構共達60個。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好轉，從1960年開始，中央再次強調「集中統一」，但是，到1981年，國務院為了恢復經濟，國務院的工作部門增至100個。
改革開放後，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逐步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結合起來，使改革取得了明顯的突破，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歷次改革的基本情況如下：
1.1982年，我國大規模的改革開放已經展開。隨之迎來了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根據「重疊機構撤消、業務相近機構合並」的原則，以下放經濟管理權力為主，將國務院所屬部委、直屬機構和辦公機構由100個裁並為60個。同時，增設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合並、成立了對外經濟貿易部。
2.1988年政府行政機構日益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再次進行了機構改革。這次改革首次把機構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聯系起來，以經濟管理部門為重點，強調政企分開，精簡專業部門，強化宏觀調控部門。國務院各部委由原來的45個減為41個，直屬機構由22個減為18個。
3.1993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根據此方案，這次改革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目標，大幅度縮減了中央政府的機構。如，國務院的工作部門由原來的86個減少到59個，非常設機構由85個減少到26個。
4.從1998年開始，以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再次展開了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將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降格為體改辦，強化國家經貿委的功能，將勞動部更名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同時也較大幅度地縮減了國務院部委的數量。
5.2003年的機構改革仍以政府職能轉變為主題。經過這次改革，加強了政府宏觀調控，把過去兩個宏觀調控機構合並成一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同時為了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成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
縱觀歷次政府組織機構改革，表面上看來，都是圍繞著行政組織機構的膨脹和精簡，公務員數量的增長與裁減進行的，也始終不能跳出不斷精簡與膨脹的怪圈。其實，歷次政府機構改革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與政府執政理念、政府職能定位密切相關。因此，我們要把歷次機構改革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來考察。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都是圍繞著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展開的，因此，改革的主要內容體現在中央和地方對權力的分配上。如特定的歷史時期需要強調中央集權，則中央政府機構就迅速膨脹，當這種模式阻礙經濟社會發展，機構過於臃腫，效率低下，則會向地方下放權力，其表現就是中央政府機構的迅速精簡。改革開放後，政府機構改革仍在不斷精簡與膨脹中循環往復，但其已經與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體制改革結合起來進行了，正在不斷摸索中前進。特別應當指出的是，1999年國務院發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和2004年國務院發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實施綱要》，這是我國行政法治發展進程中的一件大事，正在對我國政府機構改革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現在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這些問題中的大多數都需公共行政來解決。但是我國政府機構組織改革頻繁進行，導致了行政組織的無序和行政管理的混亂，這不僅影響了對這些問題的協調解決，更影響了我國的行政民主化法治化進程。
具體來講，在行政組織的問題上，進行行政組織改革的主體是立法機關還是在行政機關自身，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在實踐中，對行政機關的組織，立法機關沒有嚴格的控制，更沒有民眾的參與。這幾乎變成了行政機關的內部事務，這顯然和民主與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此外，行政機構的組織要遵守一定的程序，以保證行政權的設定符合公民利益，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則。在現實生活中，對行政權的界定不清，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行政組織結構不合理；行政組織的規模失控；行政機關的設置不以行政事務為基礎，不符合行政管理的規律，行政機關職能交叉等，這都是行政組織不受規范的結果。行政組織的混亂必然導致行政管理的混亂。由於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劃分不清，就會出現對同一件行政事務有多個行政機關管理或無人管理相互扯皮的現象。又如，政府機構反復精簡造成了中央政府不能與國家其他機關和地方政府機構的設置和人員配備相協調。縱觀歷次的政府機構改革，真正精簡了的只是國務院的機構和人員，人大、政協、黨的機構和人員一直在增加。政府機構改革頻繁，公務員裁減增加頻繁，公務員隊伍的不穩定性嚴重影響了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能力，不利於培養和選拔幹部。另外，每一次機構精簡，對裁員的安置和從業限制不夠到位，導致政府官員進入與其有利害關系的經濟領域。這不僅不利於政府保密工作，也損害了社會公平。
因此，加強和完善行政組織立法是進行政府機構改革的關鍵。它不僅不會影響其他具體行政法律制度的實施，還有助於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規范著目前行政管理無序化的狀態，保證依法行政的實施，進而促進整個行政法治化、民主化的進程。
二
1.我國行政組織法的現狀。
與我國政府機構改革頻繁進行相比，我國的行政組織立法顯得相當滯後，行政組織立法很不完善。1982年憲法頒布以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新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1979年重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又作過三次修訂(1982、1986、1995年)。目前，行政機關組織法的主要淵源就是這兩部法律。從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開始實行「三定方案」，即「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並延續至今。雖然它只是國務院的內部規定，但對行政機構的職能界定、內部機構設置和編制規模都有很大的影響。然而，廣義的行政組織法還包括其他分散的有關行政組織的法律性、法規性文件，如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等。另外，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決定》，國務院1999年制定的《國務院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憲法》和《立法法》中也有相關的規定。以上的立法和相關規定為我國行政機構改革的推進作出了不少積極的貢獻，但總體上看來，行政組織立法仍落後於現實，還很不健全，無以完成一個法治國家對最基本的行政機構、職能等的法律界定。
2.我國行政組織法存在的問題和原因。
綜觀我國行政機關組織法的基本狀況，我們不難發現，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國行政組織法在內容上還很不健全。具體來講：
第一，從內容上看，我國現在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兩部基本組織法。它們對政府組織機關的性質、職能定位、職權和組織程序都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既沒有明確行政機關的職權必須由法律規定這一基本法治原則，又沒有明確授予行政機關對公共行政組織的規制許可權，這使得目前包括國務院在內的行政機關設定機構和職權的行為缺乏合法基礎。雖然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行政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但僅涉及國務院行政機構的設置程序及編制審批程序，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行政組織存在的無序化。而且行政機關自己規范自己的做法是否合乎理性，也是有待深思的。
第二，從現行行政組織法體繫上看，缺少必要的與《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人民政府組織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和其他行政組織規範文件，中央的行政組織法只有一個《國務院組織法》，國務院的部、委、直屬機構、辦公機構均無相應的組織條例；地方行政組織法也只有一個，省、市、縣、鄉（鎮）均無單獨的行政組織法。現行《地方組織法》將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合而為一，使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地方國家機關在立法內容上顯得過於龐雜。
第三，從實施效果上看，行政組織立法尚不能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治國的需要和政府機構改革的要求。如，現行的《國務院組織法》中的一些規定特別是有關職權的規定未能充分反映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和政府機構改革的運作構架；《地方組織法》對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職權的行使缺乏科學的職能配置和嚴格的程序規定。由於目前我國正處於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因此，不同層級地方人民政府之間的管理職能的內容和范圍，應允許有較大的差異。而現行的「地方組織法」只是籠
統地規定了「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權，使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職權上沒有區別。
事實上，要在公共行政領域建立起現代法治，並不是僅僅是立法層面的問題。如果制定法不能轉化為現實，只能是形同一紙空文，只會引起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危機。制定法從理念到文字再走向現實，取決於多種因素以及它們互動形成的合力，諸如社會發展的需要、政治制度的實際運作、傳統的法律文化、現時的意識形態、執法者的素質與價值取向等。毫無疑問，制定法的完善是實現法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實現民主、保障人權、塑造責任政府的一個必要途徑。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對加強和完善我國行政組織法予以極大的關注和重視。
當然，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的轉型期，政府職能和行政管理體制處於不斷調整、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立法難以緊跟其上。其次，行政組織立法涉及國家的治理結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國家的關系，這些都是重大敏感的問題，在立法上不能急於求成。再次，缺乏依法組織行政機關的理念。我國有著「行政至上」的傳統，行政權一向強大，無所不在，並支配著個人的一切。因此人們對行政權來源以及行政機關存在的正當性很少產生懷疑，甚至一些學者也認為行政權的設定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法律問題。在實踐中，人們長期以來把行政的組織形式、行政權的設定、行政組織的設置等行政組織法涉及的問題視為行政機關的內部事務，沒有認識到對行政的組織涉及全民利益。另外，學界對行政組織法研究重視程度也不夠。
三
加強和完善我國行政組織法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因為：
1.加強和完善行政組織立法是促進依法行政和推進行政法治化的需要。黨的十五大和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從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高度提出了加強行政體系的法制建設。2004年，國務院又制定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依法行政實質上就是一切行政活動都依法進行。首先強調行政組織自身的建設要法治化。無論是行政組織的許可權、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還是行政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等都要以法律為依據，排除少數人的意志。其次是行政組織的行政行為要法治化。行政組織對外活動的主體條件、行使行政權的條件、規則以及程序等要依法設定。再次，要貫徹平等、公正、民主、效率的原則，做到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以確保公民權利和利益的最大實現。
2.加強和完善行政組織法是鞏固機構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是推進政府機構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政府機構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一直被列入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五次大規模機構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組織體系法制建設滯後、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是其主要原因之一。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行政權不斷拓展，行政組織日益龐大。而按照效率原則，又需要一個高效率的政府。這就需要通過行政改革對政府進行調整，行政組織法則是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
3.加強和完善行政組織立法是保證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條件。政府機構改革的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盡快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管理體制。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逐漸觸及到解決企業的深層次的體制問題和外部環境問題，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傳統行政管理體制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阻力。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必須加快行政體制改革步伐，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根據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建立起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依法界定和規范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實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能分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而兼有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兩種性質的法律制度的規范和保障極為重要。只有健全和完善行政組織立法，將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管理職能和其他職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才能推動和保障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
4．完善行政組織法是構建和完善行政法律體系和行政訴訟法律制度的重要條件。行政組織法是一國行政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的行政組織法體系和一國的行政機關體系是一致的。行政組織法的完善對於完善整個行政法律體系都有重要意義。行政組織法對行政立法權、行政立法主體的規定也會為行政訴訟中法院對行政法規、規章的合法性的鑒別提供依據，也將為規章之間以及部委規章與地方性法規之間的沖突奠定解決的基礎。
如前所述，行政組織法作為規范行政組織結構和組織行政的法律制度，在行政法治化的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國的行政組織法體系主要由1982年的《國務院組織法》和《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組織法》以及散見於憲法和其他法律有關行政機關組織的規范構成。這個體系是不完善的。學界這些年已經逐步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對完善行政組織法進行了不少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改革完善行政組織法的主張。我認為，完善我國行政組織法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完善成熟的法學理論是立法的重要支持。法學界應加強對行政組織法的全面研究。除了要對現行的行政主體理論進行較大的修正和完善外，更需要站在較高的角度對行政組織法律問題予以系統分析。第一，探討行政組織法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二，研究行政組織法所應包含的基本內容。第三，分析行政組織法的立法模式與立法體系。
第二，修改完善《國務院組織法》，構建我國行政組織法的基本框架。首先，在本法中明確規定國務院的性質和地位。《憲法》第85條規定了國務院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而在下位法《國務院組織法》中卻沒有進一步落實，因此，應規定國務院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關系、國務院與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關系以及國務院與其各組成部門之間的關系。
其次，明確規定國務院的職責許可權。規定國務院的權力來源、權力范圍、行使程序和法律責任，並落實到具體部委中。根據憲政的基本精神，國務院權力只能來自憲法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特別授予，這是人民主權理論推論的結果。應規定國務院享有的事務管轄權的具體許可權范圍。明確中央與地方事務管轄權界限。規定國務院的行政立法權應限於法律明確授權的范圍內，也就是說，國務院不享有所謂的職權立法權，所有的立法必須依據最高權力機關的明確的授權法案，而不能再像現在這樣「依據憲法或法律」就可以制定行政法規了。
再次，規定國務院的組織機構、總定員數及其財政控制。規定國務院組成部門的數量，其實就是規定總理直接領導下的部長（委員會主任）級政府成員的數量。這個數量應根據我國的實際確定一個科學的范圍。
最後，規定行政機關的設立、變更、撤銷程序，使政府機構改革有章可循。
第三，國務院要依憲法和法律為依據制定相應的內部組織機構條例，形成一個完整的行政組織法體系。
第四，從行政組織法的內容上來看，不僅要規定組織機構條款、職權的劃分和行使條款等保障行政組織正常有序運轉的條款，還要有公民的權利保障條款和監督機制、法律責任追究機制條款。這充分體現了依法行政和保障人權的結合，也是構建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
原載《新視野》2007年第4期

㈩ 如何加快我國民主法治的建設進程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一）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支持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履行職能，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聯系，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加強人大常委會制度建設，優化組成人員知識結構和年齡結構。支持人民政協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提高參政議政實效；加強政協自身建設，發揮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的重要作用。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證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權。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支持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開展工作，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維護群眾合法權益。

（二）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對幹部實行民主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支持職工參與管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深化鄉鎮機構改革，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完善政務公開、村務公開等制度，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

（三）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推進依法行政。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加強政法隊伍建設，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四）壯大愛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對於增進團結、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民主黨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更好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選拔和推薦更多優秀黨外幹部擔任領導職務。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鼓勵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積極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認真貫徹黨的僑務政策，支持海外僑胞、歸僑僑眷關心和參與祖國現代化建設與和平統一大業。

（五）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行電子政務，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規范行政行為，加強行政執法部門建設，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規范垂直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精簡和規范各類議事協調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減少行政層次，降低行政成本，著力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問題。統籌黨委、政府和人大、政協機構設置，減少領導職數，嚴格控制編制。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

（六）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點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夠不斷發展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