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審判金融審判交叉
1、行政訴訟法是程序法。程序法是規定以保證權利和職權得以實現或行使，義務和責任得以履行的有關程序為主要內容的法律。
行政法是實體法。實體法是規定和確認權利和義務以及職權和責任為主要內容的法律。
2、行政法的基本內容包括三大部分：
（1）行政組織法；
（2）行政行為法；
（3）行政法制監督、行政救濟、行政責任法。
行政法的這三個部分分別調整著不同的行政關系：
行政組織法主要調整內部行政關系；
行政行為法，主要調整行政管理關系；
行政法制監督、行政救濟、行政責任法主要調整行政法制監督關系。
3、 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是規范行政訴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4、 行政訴訟法的淵源
具體而言其法律淵源主要有：
（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的規定尤其是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對行政訴訟活動的進行具有基礎性的指導和規范作用。
（2）國際條約。《行政訴訟法》第7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該國際條約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3）《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有關審判組織、審判程序以及法律監督的規定。
（4）行政訴訟法典。
（5）單行法律、法規。
（6）正式有效的法律解釋。主要是指《若干解釋》以及有權機關對法律、法規所作的其它解釋；
（7）民事訴訟的有關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和本解釋外，可以參照民事訴訟的有關規定。
5、 行政訴訟法的效力范圍
行政訴訟法的效力范圍，是指行政訴訟法的適用范圍，具體包括行政訟法的空間效力、時間效力、對人的效力和對事的效力。
（1） 空間效力
空間效力是指行政訴訟法適用的地域范圍。我國行政訴訟法適用於我國國家主權所及一切空領域，包括我國的領土、領空、領海以及領土延伸的所有空間。也就是說凡在我國進行行政訴訟活動，均應適用我國行政訴訟法。
我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不適用我國行政訴訟法。有關行政訴訟的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只能在本行政區域內適用。
（2） 時間效力
時間效力是指行政訴訟法適用的時間范圍，具體包括行政訴訟法的生效、失效的起止時間以及行政訴訟法對該法生效前發生的行政案件的溯及力。我國行政訴訟法第75條規定：本法從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該日期即為行政訴訟法的生效日期。同時，我國行政訴訟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3） 對人的效力
行政訴訟法的效力，是指行政訴訟法能對哪些人有拘束力，對哪些人沒有拘束力。我國行政訴訟法採用屬地原則確定對人的效力。凡在我國領域內進行行政訴訟的，無論當事人為中國公民、法人還是外國公民、外國組織或無國籍人，均適用我國行政訴訟法。但是，中國參加或締結的國際條約對外國公民的權利作了特殊規定的，適用該規定。外交代表享有民事管轄豁免和行政管轄豁免，據此，除非派遣國政府明確表示放棄豁免或者外交人員從事與公務無關的活法，行政訴訟法對其沒有約束力。
（4） 對事的效力
對事的效力，是指行政訴法對行政案件的適用范圍，即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
6、 行政訴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1） 行政訴訟法與行政實體法
行政訴訟法是規范行政訴訟行為，調整行政訴訟關系的程序法，它規定法院、訴訟當事及其他參與人在訴訟活動中的程序性權利和義務，因此，是有關程序規范的總和。而行政實體法是規定行政機關及相對一方實體權利義務的法律規范。所以，二才規定的內容及范圍是不同的。但是，行政訴訟法與行政實體法也有一定的聯系。行政訴訟法是保證實體法得到正確實施的重要手段。
（2） 行政訴訟法與行政程序法
行政訴訟法與行政程序法都屬於程序法，都是保證行政實體法正確實施的手段。但適用的主體不同，所處的階段也不同。行政訴訟法主要是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程序依據；而行政程序法主要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實施公務行為的依據。從適用的階段看，行政訴訟法是審理行政案件時適用的程序法，因而是事後救濟程序；而行政程序法是關於行政得為的程序法，它於行政行為的全過程，不僅包括事後救濟程序，也包括事前、事中程序。通常情況下，行政實體法首先通過行政程序法得以實施，只有發生行政爭議時，才有適用行政訴訟法，通過訴訟程序實施行政實體法的必要。
7、 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
（1） 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
（2） 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3） 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行使行政職權
㈡ 民事案件的裁判能否以行政法為判案依據
一、民事案件的裁判抄能可以行政法為判案依據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2〕21號）第七十條規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或者仲裁機構裁決文書確認的事實，可以作為定案依據。
㈢ 刑法和行政法交叉的論文能寫什麼
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身份犯、瀆職罪等等
㈣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1.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2.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3.法律上保護的權益。
⑴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⑵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4.審理方式。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號：（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復議
審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審理程序： 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
【當事人信息】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劉廣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人民中路33號。
法定代表人：黃戟，市長。
【訴訟記錄】
再審申請人劉廣明訴被申請人張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張家港市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蘇05行初59號行政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劉廣明不服提起上訴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蘇行終1415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劉廣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耿寶建擔任審判長並主審、審判員白雅麗、汪軍參加的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案件基本情況】
一審法院審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張家港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張家港市發改委）向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沙洲公司）作出張發改許備〔2015〕823號《關於江蘇金沙洲旅遊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態農業旅遊觀光項目備案的通知》（以下簡稱823號通知）。該通知內容涉及項目名稱、主要功能及建設內容、項目選址、項目總投資及資金籌措、有效期等五個方面。劉廣明於2016年1月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認為該通知將其位於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福利村悅豐片一、二組擁有承包經營權的土地納入其中，該通知存在重大違法情形，遂向張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要求確認違法並予以撤銷。張家港市政府經審查認為，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不具有利害關系，遂於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張行復第2號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並於2016年3月22日送達劉廣明。劉廣明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申請人提起行政復議申請，應當與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項目申報單位憑項目備案機關出具的項目備案通知書，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本案中，823號通知系對建設項目的備案行為，是職權機關就申請人申請備案的項目是否符合項目備案條件依法進行審查後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行為產生實體影響的利害關系人是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對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並不產生直接影響。金沙洲公司僅憑該通知是不能實施開發建設的，還必須依法辦理土地、環保、規劃等各方面的手續後方可開工建設。故劉廣明與823號通知並不具有利害關系，其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根據《實施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法和本條例規定的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駁回行政復議申請。因此，張家港市政府作出駁回行政復議申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遂判決駁回劉廣明的訴訟請求。
劉廣明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實與理由，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劉廣明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1.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並依法改判；2.一、二審訴訟費由張家港市政府承擔。其申請再審的事實和理由為：823號通知具有行政審批效力。該通知是涉案地塊進入徵收程序的必備文件。唯有該通知通過，涉案項目才能啟動其他程序。因此，823號通知並非隻影響到備案申請人金沙洲公司，還直接對用地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產生影響。823號通知將再審申請人的土地納入項目選址范圍，對再審申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823號通知的作出，導致再審申請人的土地因涉案項目需被徵收的法律後果，且再審申請人作為相關地塊地上附著物所有權人，仍未獲得合法補償，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故再審申請人與823號通知有重大利害關系，再審申請人有權提起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理應受理並履行行政復議職責。二審法院並未就案件情況向再審申請人進行任何詢問即決定進行書面審理，嚴重違反法律規定。
【裁判分析過程】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如何理解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利害關系」暨如何認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條也有關於利害關系的規定。顯然，上述法條規定的「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能擴大理解為所有直接或者間接受行政行為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謂「利害關系」仍應限於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響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統稱當事人）。同時，行政訴訟乃公法上之訴訟，上述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一般也僅指公法上的利害關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舉凡債務人夫妻的離婚登記行為、債務人的非抵押房屋轉移登記行為、抵押人的公司股東變更登記行為，雖有可能影響民事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債權或抵押權的實現，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因而與上述行政登記行為有了一定的利害關系，但因此種利害關系並非公法上的利害關系，也就不宜承認債權人或者抵押權人在行政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資格。上述債權人的普通債權和抵押權人的抵押權等民事權益，首先應考慮選擇民事訴訟途徑解決。申言之，只有主觀公權利，即公法領域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為影響，存在受到損害的可能性的當事人，才與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原告適格），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關系的判斷，同樣較為復雜。原告主體資格問題與司法體制、法治狀況和公民意識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判斷是否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標准多重，並呈逐漸擴大和與時俱進態勢。其中，保護規范理論或者說保護規范標准，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即以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行政實體法和所適用的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是否要求行政機關考慮、尊重和保護原告訴請保護的權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統稱權益），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關系的重要標准。實踐中，對行政實體法某一法條或者數個法條保護的權益范圍的界定，不宜單純以法條規定的文意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應堅持從整體進行判斷，強調「適用一個法條，就是在運用整部法典」。在依據法條判斷是否具有利害關系存有歧義時，可參酌整個行政實體法律規范體系、行政實體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內容和性質進行判斷，以便能夠承認更多的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利益，屬於法律保護的利益，從而認可當事人與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並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以更大程度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需要強調的是，個案中對法律上利害關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關系或者說行政法上權利義務關系的擴張解釋，仍不得不兼顧司法體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的限制；將行政實體規范未明確需要保護、但又的確值得保護且需要保護的權益，擴張解釋為法律上保護的權益，仍應限定於通過語義解釋法、體系解釋法、歷史解釋法、立法意圖解釋法和法理解釋法等法律解釋方法能夠擴張的范圍為宜。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相互契合。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判，除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據行政機關所主管的行政實體法；在實體問題上的判斷，更多是依據行政實體法律、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考慮和保護的法律上的權益，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但在對行政行為合法性進行實體審查時，仍然不會將行政機關未考慮原告訴請保護權益之情形，作為認定行政行為違法的標准。也即，即使當事人所主張的權益客觀存在，也可能會間接受到行政行為的影響，但因不屬於行政實體法保護的權益，故並不會得到實體裁判支持，原告最終仍然只能承擔不利的後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認可其原告主體資格，受理其起訴，因其所訴請保護的權益並不會在訴訟中得到保護和尊重，其起訴也就喪失了必要性，不具備訴的利益；因而不承認其原告主體資格，也並不會侵犯其任何權益。對於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權益的當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訴行政行為被作否定性評價後，可能會間接有利於保護其所主張的權益為由取得原告主體資格。申言之，當事人民法上的權益或者習慣法上的權益，只有在有關行政法律規范對其加以保護的情形下，才能成為行政法上保護的權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才能取得原告主體資格，才能請求司法保護該權益。否則，上述相關權益，只宜通過民事訴訟或者針對直接對其設定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等方式來保護。而且，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評價，主要依據行為作出時的事實和法律狀態，一般不受事後變化了的事實和法律規定的影響；因而當事人主張的權益，應當是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已經存在和需要考慮的權益，原則上對於事後形成的權益或者已經消失的權益，當事人無權提起訴訟，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關系存續而事後受到影響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規定。
將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護的權益，作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重要標准，與現行公益訴訟的立法和實踐相一致。行政訴訟的立法宗旨，體現了權利保護和權力監督的統一性。適格原告的起訴，既在主觀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在客觀上維護法秩序，監督依法行政，有利於法治國家建設，從而體現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樣態。因而，通過適度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堅持合法性全面審查、嚴格審查標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行政訴訟主、客觀訴訟的爭議。但行政訴訟雖有一定的公益性，卻顯然不能將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無限擴大，將行政訴訟變相成為公益訴訟。現行行政訴訟法在確定原告主體資格問題上，總體堅持主觀訴訟而非客觀訴訟理念，行政訴訟首要以救濟原告權利為目的，因此有權提起訴訟的原告，一般宜限定為主張保護其主觀公權利而非主張保護其反射性利益的當事人。即使在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污染、公共服務等領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訴訟，客觀上具備一定程度公益訴訟特點，呈現自益為形式而公益為目的的特徵；但在原告主體資格上，一般仍然限於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訴訟，仍然堅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其存在與普通公眾不同的獨特的權益，且該種權益受行政實體法律規范所保護，並存在為被訴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確規定其屬於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除外。因而，在行政機關不依法處理投訴舉報事項等行政不作為引發的訴訟中，認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權益受侵害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就比認可因公共利益受損而投訴舉報的當事人的原告主體資格，更具有正當性。
就本案而言，根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2004〕20號）、《中央預算內直接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政府核准投資項目管理辦法》、《江蘇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暫行辦法》等規定，發展改革部門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行為和企業投資項目的核准和備案行為，主要是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判斷某一項目是否應予審批、核准或備案（以下統稱項目審批行為）。考察上述一系列規定，並無任何條文要求發展改革部門必須保護或者考量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人權益保障問題，相關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須考慮類似於劉廣明等個別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發展改革部門在作出項目審批行為時，也就無需審查項目用地范圍內的征地拆遷、補償安置等事宜，無需考慮項目用地范圍內單個土地、房屋等權利人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的保護問題。因此，項目建設涉及的土地使用權人或房屋所有權人與項目審批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以項目審批行為侵犯其土地使用權或者房屋所有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並不具有申請人或者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到本案中，張家港市發改委作出823號通知即使涉及劉廣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劉廣明也不能僅以影響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由申請行政復議。張家港市政府以再審申請人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為由，作出駁回其申請之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一、二審法院判決並無不當。再審申請人劉廣明如認為項目建設過程中行政機關的土地徵收與補償等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應當通過其他法定途徑解決。
另外，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原則上應當公開進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決定書面審理或者開庭審理、公開開庭或者不公開開庭。不能認為所有的一審行政案件和二審行政案件，都必須要經過公開開庭審理程序。為節約司法成本，減輕各方當事人訴訟負擔，對於原告或者上訴人所訴之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於職權，不經言詞辯論，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對於一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逕行裁定駁回起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六條規定，對於二審行政案件，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不開庭審理。因本案的主要爭議是法律適用問題，二審法院未開庭審理而採用書面方式審理，系法院職權所在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再審申請人有關二審法院未經詢問即書面審理違法的再審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裁判結果】
駁回再審申請人劉廣明的再審申請。
【文尾】
審 判 長 耿寶建
審 判 員 白雅麗
審 判 員 汪 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孫輝妮
書 記 員 周 萍
㈤ 刑訴和行政訴訟的交叉
相同點：都為訴訟法，程序法
不同點：規范的案件類型不一樣．
（一）、關於調解：
1、民事訴訟中：
(1)調解是一項基本原則，在自願和合法的基礎上，只要案件性質適合調解，人民法院均可以進行調解；
(2)對離婚案件，人民法院必須首先進行調解。
2、刑事訴訟中：
(1)對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可以進行調解；
(2)對《刑事訴訟法》第170條前兩項規定的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
(3)對公訴案件和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三項規定的自訴案件，不適用調解。
(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
1、民事訴訟中：
(1)重大涉外案件；
(2)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
(3)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如專利糾紛案件等。
2、刑事訴訟中：
(1)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2)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3)外國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㈥ 法學專業的課程
主要課程：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
主要實踐性教學環節：包括見習、法律咨詢、社會調查、專題辯論、模擬審判、疑案辯論、實習等。
(6)行政法審判金融審判交叉擴展閱讀
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系統掌握法學知識，熟悉我國法律和黨的相關政策，能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特別是能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從事法律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㈦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案例解析求解答！加急！急急急！
1、合議庭的組成具有違法情形：
第一，合議庭的成員，應當是三人以上的單數，而本回案中合議庭的人答數為4
第二，審判人員的構成違反了迴避原則：縣衛生局的工作人員與本案有利害關系，應當迴避
2、人民法院屈從於縣委領導的指示做出判決，違反了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原則
3、審判公開原則不包括法庭評審、合議的公開，縣委領導物權在案件審理終結之前聽取案件審理情況；
4、人民法院的抗訴存在不合法情形：
第一，主體不合法。應該由縣人民檢察院建議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向同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
第二，程序不合法。檢察院抗訴的對象應該是已經生效的判決，但是本案中，判決書送達原告方才5日，第一審判決還未生效。
㈧ 抽象危險犯的增加為什麼會帶來刑法與行政法的交叉
抽象危險犯刑法以另一種侵害結果替代抽象危險，比如盜竊槍支的危險是開槍才產生具體的危險，但是刑法以行為人實現對槍支的控制（已經造成抽象危險）作為侵害結果（既遂標志），這是由於這種危險太大。所以我理解的是抽象危險犯是在行為未產生具體危險就可以定罪的犯罪。抽象危險犯並不是不會產生具體危險，只是立法技術上把犯罪結果提前。
抽象危險犯增加帶來行刑交叉問題、從立法到司法：行刑交叉解答方案的路徑轉換和二元化犯罪模式與行刑交叉的立法解答。他表示，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來，我國已先後頒布出台了九部刑法修正案。經濟刑法中抽象危險犯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刑法與行政法、經濟法之間的沖突問題。行刑交叉的問題在當前較為突出，會帶來司法操作上的混亂。解決行刑交叉的教義學方案可以從法益再定義理論、一次性刑法理論和違法相對性理論來考慮。同時我們應重視解決行刑交叉的立法路徑。他認為，要把行政處罰手段置於比刑罰手段更優先的地位，強調行政處罰手段在預防與懲治經濟不法行為中的作用，並以刑罰手段作為保障，是二元化犯罪模式有別於傳統犯罪之「有罪必罰」的地方。二元化犯罪模式意味著當行政手段可以解決經濟沖突之時，則可以不採取刑罰手段這一犯罪模式，採取二元化犯罪模式可以很好的解決行刑交叉問題，刑法與行政法之間的區別並不都表現為危害程度的輕重差異，而是基於法律的規定而產生的。總之，隨著風險社會命題被提出並日漸受到重視，以刑法控制風險，就成了立法者增設抽象危險犯的制度追求，由此帶來了法益保護的前置化與抽象化。然而，控制風險帶來的刑法擴張，也使刑法自身成為了風險，帶來對人權保障的漠視可能。如何在控制風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二元化犯罪模式是一個更優的制度選擇，它既滿足了控制風險的需要，又能夠體現人權保障，應該引起立法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