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刑事訴訟法的程序正義
A. 如何體現程序正當 新刑事訴訟法
程序性正義：認為有三種程序正義。
1． 純粹的程序正義：
不存在關於結果正當與否的任何標准，一切取決於程序要件的滿足，只要游戲規則公正，且被嚴格守，無論結果如何，都被認為是公正的。如賭博。
2． 完全的程序正義：
存在結果正當與否的獨立標准，並且合理的程序總是導致正當的結果。如分蛋糕理論。
3． 不完全的程序正義：
無論程序怎樣設計，都可能出現不公正的結果。如刑事訴訟。我們的任務是設計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實通過該程序進能盡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實難以查明，只要該程序本身公正且被嚴格遵守，控辯雙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實查明（實體真實實現）之艱難，要求嚴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敗訴者的不滿，同時使判決得到公眾的接受，使法院獲得信賴和權威。
這樣，程序就具有了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外在價值，即功利價值，作為手段、工具的價值。表現為通過程序懲罰犯罪、釋放無辜。一是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個體的基本人格尊嚴。程序正義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內在價值。
一旦確立程序規則，就應當遵守，否則應負不利後果（程序法也是法，應當遵守）。美國的《量刑階段》，我國的重實體輕程序。
「訴訟法乃實體法發展之母體」。早期英國採取「訴訟方式」的程序、羅馬法中的「訴權」理論、現在法官實際上的解釋法律創製法律都說明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之功能。
事訴訟：私力救濟、血親復仇——國家介入（從消極到積極，從自訴到公訴，由國家暴力取代個人暴力）。
刑事訴訟法：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與憲法聯系最緊密。犯罪是個別的、特殊的，而國家的暴政，國家對個人權利的干預和侵犯卻可能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不僅背後有國家資源的支持，還難以救濟。因此自由主義哲學認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才是最可怕的。寧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願遭受國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陪審團制度。
B. 學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有什麼感想
呵呵，希望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為刑事訴訟立法建言獻策，為推動中國法制進步作貢獻啊！
制度立法層面，個人感覺有不健全之外，但這是與當前公民法治理念與社會各層矛盾關系，即中國特色因素造成，需逐步完善。但更重要的應是實踐中嚴格落實現在法律規定的問題，其實現實中很多不良執法或社會不公很大程度上是以權代法、不嚴格依法辦事造成的，解決這一問題，也許一方面要喚醒民眾法治理念，一方面要加速現代科學立法步伐。
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正義的意義和價值
正義的實現有兩種途徑，即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前者通過配置權利、義務的內容，而後者則通過設計獲得正當性結果的步驟與方式。實體正義是一種結果的正義，其正義是由事物的因果關系決定的；而程序正義是一種過程的正義，其正義是由程序建立或保證的。
刑事訴訟法中之所以需要重視程序正義，是因為：首先，程序正義是以保護人權為追求目標，凡是被懷疑實施犯罪行為的人都有權要求偵查、公訴、審判機關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行使職權，以避免有權機關濫用職權，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其次，刑法作為實體法，因社會情況變化等，自身存在著導致結果不確定性的主觀和客觀因素，而通過刑事訴訟中程序正義的實現，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判決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再有，程序正義也有助於增強法律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從而最終實現司法正義和社會正義的價值目標。
但是當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發生沖突時，應該以程序正義為先。正義的程序並不必然產生正義的結果，其只能保證裁判結果的權威性和推定出實體結果的正義。因此，在追求刑事訴訟價值時，難免要發生沖突，由於程序正義要求的是法律真實，而不是客觀真實，因此在個案中，對程序正義的要求有時是以實體正義的喪失為代價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一般情況下，正義的程序比不正義的程序能夠產生更加正義的結果，因為如果放棄程序正義而追求實體正義的話，沒有了程序對人權的保障，可能就會使無辜的人受到不應有的處罰，而使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這樣就會使受到懲罰的無辜者和知情的民眾必然會對法律的正義產生質疑，法律的權威也受到挑戰，這對於人們樹立法律信仰是極其不利的。而如果優先追求程序正義，有可能放縱了犯罪分子，但偵查機關仍可繼續追查，一旦有新的證據發現，仍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如果錯誤地追究了無辜者的刑事責任，一旦發現錯誤，將會出現兩難選擇：糾正錯誤，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影響到法律的權威和人們對法律的信仰；不糾正錯誤，來掩蓋當時的錯誤追究，這樣也許能夠維護部分人<對冤假錯案有責任的人)心目中的所謂的「法律權威」。我們應該牢記法律權威是建立在神聖的正義基礎上的，這種知錯不改的行為，只會褻瀆法律正義和權威，一旦為公眾所知，後果不堪設想。
C. 對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理解
都二十一世紀了，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再到法國大革命，多少年了?
為什麼還有人糾結這種問題?這國家真是神奇的可以。
1、這世上，尤其是涉及到人的問題，「絕對」、「完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絕對正義不存在，惡是人性的一部分，除非人類死絕，否則人類無法消滅惡，同不同意?
2、中國有句古話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世上不存在絕對沒有惡念、私慾的「聖賢」，同不同意?
3、沒有程序正義而能保證結果正義、實體正義的情況，只有一種，執行者是「聖賢」或者「神」。同不同意?
4、法律最大的目的是什麼?是保護良善、是防惡，而不是消滅惡，同不同意?
5、程序正義的目的在於盡可能的、最大程度的讓結果接近正義，而不是為了實現絕對正義。對不對?
6、如果否定程序正義，我們還要什麼法律?找一群聖賢，給他們無上的權力，不就好了?對不對?
D.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E. 三、論述題 論述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
這是網路百科中的描述，看了下還是比較全面，如果是考試，不用寫那麼多，找些重點即可，一般為前幾個原則：
基本原則概述
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貫穿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或主要訴訟階段，公、檢、法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進行刑事訴訟活動都必須遵循的基本行為准則。在日本、我國台灣地區刑事訴訟法學中，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往往被稱為「刑事訴訟之主義」。民國時期學者也有類似用法。
編輯本段特點
作為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基本行為准則，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具有以下特點：
1．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現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規律。這些基本法律准則有著深厚的法律理論基礎和豐富的思想內涵。例如，審判公開原則要求法院的審判活動從形式到內容應當向社會公開，使得審判活動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監督，這是審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證，也是司法審判活動的基本要求。
2．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由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法律原則。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那些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應當遵循的政治或理論原則，只要沒有由刑事訴訟法作出明確規定，就不屬於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刑事訴訟和其他性質的訴訟必須共同遵守的原則，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各民族公民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原則；審判公開原則；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原則；等等，我們稱之為一般原則。另一類是刑事訴訟所獨有的基本原則，如：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原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原則；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原則，即刑事訴訟的特有原則。
3．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一般貫穿於刑事訴訟全過程，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規范和調整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原則，適用於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不僅國家專門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當遵守，而且各訴訟參與人也應當遵守。一些具體的制度或原則，由於只適用於刑事訴訟的某一階段或僅對某一專門機關或訴訟參與人有約束力，只解決具體的訴訟問題，因此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如：兩審終審、上訴不加刑等。
4．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具有法律約束力。基本原則雖然較為抽象和概括，但各項具體的訴訟制度和程序都必須與之相符合。各項具體制度、程序是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具體化，如果違背了這些制度和程序，就違反了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就必須承擔一定的法律後果。
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基本法律規范，是公安司法機關長期實踐經驗和優良傳統的總結，反映了刑事訴訟的客觀規律和基本要求，對於刑事訴訟立法和實踐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首先，合理的刑事訴訟原則體系有利於促進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的科學化。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在司法實踐中逐漸總結出來而為法律所明確規定的，對刑事訴訟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完善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系有利於指導立法機關合理設定公安司法機關的地位及相互關系，從而建立科學的程序機制，建立合理的刑事訴訟法律體系。其次，刑事訴訟基本原則還指導著刑事訴訟活動的開展，對公安司法機關及訴訟參與人正確理解刑事訴訟法，提高依法辦案和依法訴訟的自覺性，確保刑事訴訟活動的正確、合法、及時進行有重大作用。總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與刑事訴訟的目的和任務緊密相連的，是指導人們實現刑事訴訟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價值目標的重要保證。
編輯本段我國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偵查、檢察、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
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這一規定確定了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則。具體說來，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基本內容：
1．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專屬性，只能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等專門機關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不得行使。當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條和第225條的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機關所享有的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的權力；監獄對於監獄內發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偵查權；對於軍隊內部發生的刑事案件，軍隊保衛部門也可以行使偵查權。
2．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應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別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為國家的治安保衛機關，公安機關負責對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偵查，並在偵查過程中享有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的權力。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享有法律監督權，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活動、法院的審判活動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進行法律監督；檢察機關有權對其直接受理的案件進行偵查，有權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作為國家的司法裁判機關，法院行使審判權，有權對刑事案件進行審理，並作出裁判。
嚴格遵守法律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這一規定確立了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進行刑事訴訟活動時，必須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更不得侵害各方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這里所說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與刑事訴訟程序有關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律師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訴訟活動中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的，有關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權依法提出申訴和控告。有違反法律程序行為的機關，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判有違反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限制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審判組織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違法情形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61條的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規定確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對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的刑事訴訟活動加以干涉。
這一原則所強調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集體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而不是法官、檢察官個人獨立行使職權。由於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實行不同的領導體制，因此它們獨立行使職權的主體范圍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是監督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每個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各自獨立，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的監督只能通過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以及審判監督程序來進行，上級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級法院如何辦理具體案件。就每個人民法院內部而言，獨任法官和合議庭成員對一般刑事案件有獨立判決權，但是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與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檢察院的上下級之間是領導關系，全國檢察機關作為一個整體獨立行使檢察權。在刑事訴訟中，上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下級人民檢察院的辦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級人民檢察院應當服從。就每個人民檢察院內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訴和抗訴，均由檢察長決定，重大、復雜、疑難的案件由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盡管這一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作為整體獨立行使職權，但是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實踐明確顯示，法官在法院的審判活動中正享有越來越大的審判權。
2．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不得實施違反法律程序和規則的行為。
3．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接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並向其報告工作。這是由我國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
依靠群眾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特點之一，體現在第6條、第50條。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這一規定確立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訴訟原則。
「分工負責」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按照法律的規定各負其責，各盡其職。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負責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人民檢察院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和提起公訴，人民法院負責審判。分工負責要求公安司法機關在法定范圍內行使職權，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諉。
「互相配合」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協調，使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銜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證實犯罪、懲罰犯罪的任務，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約」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當互相監督，互相約束，防止發生錯誤和及時糾正錯誤，正確執行法律。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是密切相關、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負責是前提，配合和制約是三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順利進行刑事訴訟的保證。貫徹這一原則，有利於保證案件的正確處理，使法律得到准確有效的執行。
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這一原則的基本內容有：
在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法院的審判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貫穿於刑事訴訟活動的始終。
在立案階段，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是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最後一關。
在審判階段，人民檢察院在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同時，監督法庭審理活動。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卜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人民檢察院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
在執行階段，人民法院在交付執行死刑前，應當通知同級人民檢察院派員臨場監督。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批準的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有權以書面意見送交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後，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核查。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有權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後20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後1個月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另外，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
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
刑事訴訟法第9條規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應當為他們翻譯。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的地區，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布告和其他文件。
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內容：(1)各民族公民，無論當事人，還是辯護人、證人、鑒定人，都有權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陳述、辯論，有權使用本民族文字書寫有關訴訟文書；(2)公、檢、法機關在少數民族聚居或多民族雜居的地區，要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偵查、起訴和審判，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訴訟參與人不通曉當地的語言文字，公、檢、法機關有義務為其指派或聘請翻譯人員進行翻譯。
刑事訴訟是查明案件事實，適用刑法定罪量刑的過程。為保證這一過程正確而順利地進行，為保障在訴訟中不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應保障各訴訟參與人有權了解與自己有關的訴訟活動的內容，保障被告有權知道自己所受指控，並在訴訟過程中發表意見，進行辯護。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訴訟參與人就很難了解案情，無法有效行使訴訟權利。具體而言，實現這一原則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訴訟意義：(1)有利於貫徹憲法規定的民族平等原則，保護各民族公民，特別是少數民族公民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進而保護他們相應的實體權利，加強民族團結和合作，促進各民族人民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和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法律允許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陳述案情，提供證據和進行辯論，有利於公、檢、法機關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真實情況，對案件作出正確處理。(3)為刑事訴訟其他原則的實現提供保障。沒有這一原則．公開審判原則、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辯論原則等都很難實現。(4)有利於當地群眾了解案件和訴訟情況，對群眾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從而加強公民的法制觀念，提高他們同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
審判公開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和宣告判決都必須公開，既要允許公民到法庭旁聽，又要允許記者采訪和報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有權為自己辯護。自審查起訴階段開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審判階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規定的相關條件的，法院應當指定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2．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根據這一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從而有效地行使辯護權。
3．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人民法院在審判程序中，應當及時告知未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被告人進行辯護。在法庭審判中，人民法院應當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依法辯護行為不受干擾。當然，這一規定對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同樣適用，這兩個機關也都有義務保障被告人獲得辯護。
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
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在刑事訴訟中，確定被告人有罪的權利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在刑事訴訟中，審判權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審判權包括定罪權與量刑權。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權確定某人有罪和判處刑罰的機關。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可以對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訴和提起公訴，但它們對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認定，只會帶來訴訟程序意義上的效果，而不是終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決，才是國家對被告人有罪結論的權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依法作出。在刑事訴訟中要確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須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經過開庭審理查明事實，以法律為依據作出有罪的判決，並且將其公開宣告。未經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這一原則的精神：廢除了人民檢察院原來曾長期擁有的以免予起訴為名義的定罪權，使定罪權由法院專門行使；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律稱為「犯罪嫌疑人」，而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後，則改稱為「被告人」；檢察機關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有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合議庭經過開庭審理，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對於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訴訟參與人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這項原則的含義是：
1．訴訟權利是訴訟參與人享有的法定權利，法律予以保護，公安司法機關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剝奪。不僅如此，公安司法機關還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對於刑事訴訟中妨礙訴訟參與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各種行為，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採取措施予以制止。
2．訴訟參與人在其訴訟權利受到侵害時，有權採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如控告或請求公安司法機關予以制止，有關機關對於侵犯公民訴訟權利的行為應當認真查處。
3．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並不意味著訴訟參與人可以放棄其應承擔的訴訟義務。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也有權力要求訴訟參與人履行相應的訴訟義務，否則，刑事訴訟就無法順利進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訴訟權利，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一貫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標志。只有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積極參加訴訟，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保證刑事訴訟的任務和目的得以實現。同時，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還有利於促進公、檢、法機關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的工作，從而充分行使職權，有效查處和打擊犯罪。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刑事訴訟法第15條確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原則。具體說來，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根據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
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刑法規定了對於刑事犯罪的追訴期限：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經過10年；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15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20年。超過上述法定追訴時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決定特赦。這種特赦命令具有終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訴為前提。被害人沒有提出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對這類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礎。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實行罪責自負、反對株連的原則，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責任已經沒有意義，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對於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處理方式。具體說來，在立案階段，人民法院發現自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不予受理。公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應作出不立案的決定。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撤銷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對於上述第一種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以判決宣告無罪。對於其他幾種情形，一般應以裁定終止審理。不過，根據已經查明的案件事實和認定的證據材料，能夠確認已經死亡的被告人無罪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追究外國人刑事責任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第16條規定：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本法的規定。對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項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里的外國人包括具有外國國籍的人、無國籍人以及國籍不明的人。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我國司法管轄權范圍內，外國人應與中國人一樣，應遵守中國法律。當外國人的行為觸犯刑法，應當受到刑事追究時，公安司法機關應當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立案、偵查、起訴及審判活動。
2．依據國際慣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據外交途徑解決。依據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包括：外國駐中國使館的外交代表以及與他們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來中國訪問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員；途經中國的外國駐第三國的外交代表和與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國外交簽證或者持有外交護照來中國的外交官員；經中國政府同意給予外交特權和豁免的其他來中國訪問的外國人。上述人員在中國犯罪的，不受我國法律刑事管轄，而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解決方式可以是建議派遣國將其召回，依法予以處理；或者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國政府宣布將其驅逐出境。
刑事司法協助
刑事訴訟法第17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互相請求刑事司法協助。這一規定確立了刑事司法協助的基本原則。
刑事訴訟中的司法協助，是指我國司法機關與外國司法機關之間。根據相互締結的條約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以及互惠原則，互相協助，代為進行某些刑事訴訟行為的活動。
刑事司法協助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刑事司法協助的主體是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這里的司法機關是廣義的，包括雙方法院和檢察機關。我國於1984年加入了國際刑警組織，因此我國公安機關與外國警察機關的協作通常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進行。司法部司法協助局作為我國對外進行司法協助的中央機關負責對外聯系。
2．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依據包括我國與外國締結的條約或者協定、我國參加的載有司法協助內容的國際條約以及國際公認的互惠原則。
3．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主要包括代為送達文書，代為調查取證，互相委託進行鑒定、勘驗、檢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為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證、書證等證據。另外，刑事司法協助還包括引渡這一重要的內容。所謂引渡，是指一國將當時在其境內而被他國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過刑的人，根據他國的請求，移送該國進行審判或者處罰的制度。我國與外國的引渡以與外國簽訂的引渡條約為依據。
F. 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刑事訴訟法》在我國已頒布多年，但在司法領域內沒有真正發揮其相應的作用，常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根本原因在於我國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使得訴訟程序的研究未能深入。實踐中往往忽略了程序法的獨立性、優先性。程序法僅僅作為實體法的工具而存在。人們評判某一訴訟結果正義的標准一般是按實體正義的規定來確定，很少關注程序正義這一重要問題。司法實踐中，法官們也常以實現實體正義為最高目標，疏不知實體正義尚需程序正義作保證。《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就開門見山地表明制定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事實上，程序法與實體法就象兩棵生長在一起的大樹，枝葉交叉，根莖相連，卻又彼此獨立。 首先，從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產生來看，有社會就有糾紛，通過一定的社會制度來解決糾紛就尤為必要，出於保持社會安定的本能，傾向於對一定種類的糾紛採取大致相同的解決方法，社會的組成人員對此也加以承認並形成特定的期待。長期演化的結果是：只要沒有特殊情況，當權者反而逐漸要受這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約束。正是經過這樣的過程，實體法才得以形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根源——英國法與羅馬法中，私法實體法上的重要法則，全部是經過現實的訴訟而形成的。依當時的社會習慣，通常是解決糾紛的實踐程序在前，而總結法官的判例和逐漸形成的實體法在後。由此可見，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的母體作用。 其次，從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發展來看，訴訟程序的發展推動了實體法的進程。無論是對習慣的確認，還是由於社會的發展帶來新的事態而有新的訴訟形式、訴權被追加進來，都要通過訴訟程序加以肯定。當然，實體法的發展也帶動了程序法的發展，如刑法關於一些高科技、高智商犯罪的規定明確後，刑事訴訟法對這些新型犯罪的證據的理論研究又深入了一層。可以說，實體法的發展又推動了程序法的發展，並確立了一些新的訴訟程序原則，使得程序法能夠適應變化了的實體法。 程序法的獨立性表現為程序正義。實體法追求的是實體正義，但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不可能形成完美無缺的實體法，法官審判的正義性不僅僅是實體正義，還應有程序正義。訴訟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義，以確保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嚴、人身權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辯護、作證等權利；保證法官能公正地聽取各方意見，遵守迴避制度，保證司法獨立。英國有句古老的箴言：正義不僅要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這種「看得見的方式」就是正義的訴訟程序。訴訟程序正義的核心在於公正聽審，體現司法公正。訴訟的目的在於實現訴訟結果正義，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結合，才能真正實現訴訟結果正義，單獨強調實體正義，就會為了實現實體正義而不擇手段，刑訊逼供也就成為常用手段，人權、人格尊嚴將會被踐踏，而單獨強調程序正義，則可能導致審判的僵化，不利於實體正義的實現，甚至妨礙實體正義的實現，當然也就違背了訴訟的根本目的。 程序法具有自生的獨特內在價值。一方面，它是實現實體正義的工具，是一種手段；另一方面，它又追求著獨特的本身固有品質，即程序的公正、獨立、正義。正是因為這種屬性使得程序法獨立於實體法，具有獨立性。訴訟程序在實現實體正義過程的同時，向訴訟參與者展示、證明判決的公正性，吸收因實體法的不同帶來的缺憾，以消除人們心中對實體結果不滿的情緒。當今世界已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其價值體系五花八門，常常很難就實體上的某一點達成一致，一個問題的答案往往會因人而異，因組織而異。程序是他們唯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一旦他們同意了程序，則無論是何結果，都必須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帶來的結果。程序正義同時也是衡量法官審判正義的一項根據，法官要根據實體法的規定斷案，而法官對實體法規定的執行很大程序上取決於程序法，因此，法官的法律意識中必須有程序正義，這也是司法公正對裁判者素質的一項基本要求。 程序法的另一特性是它的優先性。相對於個案而言，一個實體案件的判決結果是否正確，是否進行重審或再審，案件的判決結果是產生積極還是消極影響，都是個案影響，不會也不能影響到整個司法體系。若犧牲程序法的優先性去滿足個案的需要，並形成習慣，那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會被濫用，法律的指引、教育、評價、預測功能就會下降，當事人對自身利益無法作出正常的預測，人們對法律的威嚴會失去信心。而訴訟程序是社會成員都同意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即使在訴訟程序下得到了實體並不公正的結果，即個案不公，人們仍然會認為是合理的結果。 訴訟程序優先性的內在要求，是要求人們確立一種非經正當程序的審判結果即非法的意識。盡管各國的文化、歷史、經濟背景不同，但人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已走向趨同。程序優先性在審判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程序優先性與個案的實體公正有沖突之處，但從保障人格尊嚴、保障參與者處於公平的法律地位，充分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來看，保證程序法的優先性，利大於弊。訴訟程序的屬性是訴訟程序的固有屬性，正因其有獨立性，決定了它獨立於實體法；因為其有優先性，決定了它撇開個案影響而維持訴訟程序的完整劃一體系。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又彼此獨立，自成體系。兩者的發展雖有不平衡，但差距在縮小。實體、程序並重時代已到來，二者不可偏廢，對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輕視都會帶來不利影響。兩者和諧的結合、消除、減少沖突，才能使訴訟結果正義實現，達到立法者、民眾的意願。 程序性是現代法治極重要的特性。在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間，法律堅決地站在程序正義的一邊。這裡面極重要的一點，我認為來自英美思想的經驗主義氣質。經驗主義的法律觀很謙虛，它認為嚴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達實質正義的唯一路徑。就如一個瞎子摸著大象的腿大叫這就是大象。這在我們看來很可笑，然而這的確就是人類社會及其理性空間的現實，沒有其他的途徑可以比觸摸更加接近真相。程序正義是一種看得見的正義，看不見的正義就算實現了（你怎麼知道實現了），當事人之一也不一定服氣，說不定雙方都不滿意。當然，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間，常常有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落差，這是現代法律必須關注的問題，但它關注的方式也是非常謹慎和謙虛的，即放棄對實質正義的直接追求，轉而追求程序的無懈可擊。他假定程序不合法的事情實體就不合法，比如，非法的逮捕是不合法的，即使那個被捕的人真是罪犯，這個觀點，劉少奇同志在1956年就曾表明過，但隨即被否定。幾十年後，我們在刑事法里才重新確立了這個姿態，但已還有相當數量的執法人員心中依舊不服氣。然而「真的是罪犯」這個判斷是如何作出的呢？離開了程序，事實上我們無法檢驗和復原這個結論，也無法放心的把評判權交給某個法官。 從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關系看，審判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刑事審判的實體公正，就是法院的最終裁判使有罪者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輕罪輕判，重罪重判，無罪者免受法律追究。這是結果的公正，是實體法律的要求。同時，體現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的程序公正也是極為重要的。公正既是設定程序的基本要求，又是程序所要追求的終極目的。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障和體現。「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在刑事訴訟中要公平地對待控辯雙方，保障其平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訴權，公正地作出裁決而不偏袒。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告人具有的特殊訴訟角色和社會身份，任何程序上的偏袒和不平等，甚至法官態度、語言、表情上表現出來的先入為主情緒，都有可能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員和社會關系產生某種不公正的感覺，即使裁判做到了實體公正，也不容易服判，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官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意見不注意聽，聽不進去，甚至聽不下去，這不僅形象上不公正，而且也不能保證裁判法結果的公正。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尤為重要。 轟動全國的沈陽劉涌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因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將一審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改判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爭議。對於本案，劉涌該不該判死刑，只能由人民法院經過公正的審判作出結論，但該案給我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對於本案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論，一是主要由非法律專業人士所主張的觀點：劉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劉涌案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另一方則主要是由法律專業人士所主張的觀點，即劉涌案件的改判說明法治的進步；說明我們國家對於人權的保障正在走向完善，對於程序違法應當有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假如劉涌案件的案件事實如同判決書所講的存在刑訊逼供，那麼對於劉涌案件的兩種觀點正代表了兩種理念，前者為包青天式的實體正義理念，而後者為辛普森式的程序理念。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碰撞在劉涌案件中得到了突出反映，這一問題引發了人們更廣泛的思考。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已經走向了對抗式，我們的許多司法改革措施也是以倡導程序正義的英美國家為模型，程序正義在學界受到了大力推崇。台灣學者蘇永欽教授在評價台灣的司法改革時曾形象地稱之為「漂移在兩種司法理念之間的司法改革」，仔細思索劉涌案，人們之所以對這一案件的評論「漂移在兩種理念之間」，其深層原因在於：我們國家傳統的實體正義至上的司法傳統使得普通老百姓難以接受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他們認為，一個「罪大惡極」的集團犯罪的首犯竟然沒有被判處死刑，其原因竟然是因為刑訊逼供。然而，人們又對刑訊逼供行為深惡痛絕，同樣轟動全國的雲南杜培武案所引發的人們對刑訊逼供的討論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當然，兩個案件存在著很大差異，一個是罪行累累，而另一個則是蒙冤入獄。具體到劉涌案之所以導致兩種司法理念的撞擊的直接原因就在於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書，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樣一份判決書中竟然使用了許多含糊的不確定的表達。依照常理，凡是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司法機關一般都會調配精兵強將予以審理，其製作的判決書也代表了本院的最高水平。然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如此含糊的判決文本了斷此案，很難讓人認為這純粹是一個技術錯誤。相反，更容易使人陷入無限遐想，是否本案另有隱情，主審法官是否迫於壓力，法院之訴運用這種手法作出這樣的判決，是否是在為以後的再審埋下伏筆等等。正是這樣一份措辭含糊的判決書使得普通百姓乃至法律人士對判決結果的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的懷疑」。一些法律人士對於劉涌案也持一種審慎的批評態度，並且對劉涌案中的一些問題進行過探討。在劉涌案中為什麼有這么多人不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判決」，為什麼「民憤」因為判決書的作出而被再次激起，一個更直接的緣由恐怕就是信息的不公開，當一個案件的真實情況尚未公開，當普通老百姓連一份完整的判決書都難以看到的情況下，他們完全有理由去展開想像，完全有理由去猜測。他們完全可以認為此案之所以改判是因為強權在作案，尤其是在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黑幕的情況下，民眾有理由這樣認為。如今，我們的司法機關也在倡導「司法為民」，這也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體現。試想如果我們的法院在作出一份判決書尤其是象這樣一份有著重大影響的判決書而不向公眾說明真相，這樣的司法又怎能讓公眾滿意？ 我們注意到我們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的司法改革都在強調「民眾」，日本推出的「一攬子司法改革計劃」，其中明確提出國民的司法參與，在日本司法改革白皮書中明確規定「在刑事訴訟中，應建立廣大普通國民與法官共同分擔責任，相互配合，主動地實際參與決定審判內容的新制度」，其目的就在於讓人民參與司法，了解司法。而我國人民參與司法，不外乎有兩種方式。一是參加法庭審判或者旁聽（如今電視直播以及媒體能夠詳細報道的案件還為數不多），另一個途徑則是裁判文書，如果裁判文書作為司法程序的最終結果，但我們不能通過它來告知被審判者，告知公眾此案的情況是什麼，法庭上發生了什麼？那麼，法院就向公眾隱瞞了真相，公眾就有理由懷疑案件結果的正當性，因而，其裁判文書的公開是審判公開的課題中應有之義。 盡管劉涌案件的判決書措辭比較含糊，認為案件偵查過程中可能存在刑訊逼供，並且法院基於「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了改判的判決，但就判決書本身來講，盡管我們批評這份判決沒有充分說理，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份判決書在形式上存在著一個進步。從這份判決書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法院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日益認識到程序的重要性，敢於排除因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並且因此而改判。當然，這一進步並不意味著做到了真正的非法證據排除，但是，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畢竟邁出了這一步。然而，正是本案中對於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的排除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大討論，促使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以後刑事司法改革中對於程序違法問題的解決。如何構建我國的「程序性裁判」則又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本案中凸顯的則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問題，而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法以及司法解釋僅僅規定了言詞證據的排除規則，並且這些規定還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學界有關建立「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的呼聲日漸高漲。但從劉涌案件的討論所展示的「民眾的呼聲」，又使得我們必須去審慎地思考如何構建中國的程序性裁判。在很多老百姓還受包青天式的實體正義觀念深刻影響下，我們能否移植程序正義理念指導下的程序性裁判制度？經過移植或借鑒，在中國構建程序性裁判後，民眾能否接受這一制度？這一制度能否發揮積極的功效等一系列問題都是我們還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G. 刑事訴訟法程序價值
程序性正義：認為有三種程序正義。
1． 純粹的程序正義：
不存在關於結果正當與否的任何標准，一切取決於程序要件的滿足，只要游戲規則公正，且被嚴格守，無論結果如何，都被認為是公正的。如賭博。
2． 完全的程序正義：
存在結果正當與否的獨立標准，並且合理的程序總是導致正當的結果。如分蛋糕理論。
3． 不完全的程序正義：
無論程序怎樣設計，都可能出現不公正的結果。如刑事訴訟。我們的任務是設計合理的程序，一方面使案件事實通過該程序進能盡可能地查明，另一方面即使事實難以查明，只要該程序本身公正且被嚴格遵守，控辯雙方仍都可以接受。案件事實查明（實體真實實現）之艱難，要求嚴格遵循合理之程序以消解敗訴者的不滿，同時使判決得到公眾的接受，使法院獲得信賴和權威。
這樣，程序就具有了兩方面的價值，一是外在價值，即功利價值，作為手段、工具的價值。表現為通過程序懲罰犯罪、釋放無辜。一是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個體的基本人格尊嚴。程序正義主要指的就是程序是內在價值。
一旦確立程序規則，就應當遵守，否則應負不利後果（程序法也是法，應當遵守）。美國的《量刑階段》，我國的重實體輕程序。
「訴訟法乃實體法發展之母體」。早期英國採取「訴訟方式」的程序、羅馬法中的「訴權」理論、現在法官實際上的解釋法律創製法律都說明程序法具有實體法形成之功能。
事訴訟：私力救濟、血親復仇——國家介入（從消極到積極，從自訴到公訴，由國家暴力取代個人暴力）。
刑事訴訟法：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與憲法聯系最緊密。犯罪是個別的、特殊的，而國家的暴政，國家對個人權利的干預和侵犯卻可能是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不僅背後有國家資源的支持，還難以救濟。因此自由主義哲學認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才是最可怕的。寧可遭受犯罪的侵害，也不願遭受國家的暴政。由此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陪審團制度。
H. 刑事訴訟法：論述
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執行法律監督內容。
（1）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活動實行監督回
（2）對人民法院的答審判實行監督。（1、對審判活動實行監督。2、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實行監督。）
（3）對執行活動實行法律監督。（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1、把刑事裁決、裁定所確定的內容付諸實施。2、解決執行中涉及的刑罰變更問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I. 美國法律的程序正義
1994年6月12日，洛杉磯市警察接到報警，發現辛普森以前的白人妻子尼克爾和她的一位白人男友被人刺殺於她的住所門前。經過現場勘察，警方懷疑兇殺嫌疑犯是尼克爾的前夫辛普森。然而辛普森殺妻案經過一年多的審理，檢方自始自終缺少謀殺現場的證明人，也未能找到謀殺的凶器，而且其所列的作案時間表不能服眾，許多問題難以解釋。最重要的是檢方的血跡證據也出了問題。辛普森陪審團在分析了113位證人的1105份證詞後作出了裁決――1995年10月3日上午法庭正式宣布辛普森無罪。
辛普森殺妻案審理的整個過程都體現了程序正義的原則。這里僅就其中的主要程序作一個說明。
（1）本案陪審團的組成中體現的程序正義原則。陪審制度是英美法中一個獨具特色的制度。在法律規定的應實行陪審團審裁的案件中，陪審團在法院的主持和指導下，享有獨立參與法庭審理並做出裁決的權利。法院只有在陪審團做出裁決之後才能行使判決權，而且判決的性質必須與裁決的性質保持一致。這也就是說，陪審團如果裁決有罪，法官才能做出有罪判決；否則，即使法官同意，也不能做出有罪判決。
（2）證據規則中體現的程序正義原則。俗話說「證據是訴訟之王」，但並不是所有的證據法庭都會採納。按照美國的法律規定，不僅要求提供證據的主體、證據的種類與來源是合法的，而且要求收集證據的程序和手段都必須是合法的，否則，即使證據所客觀真實的，也不能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予以排除。在英美法系國家審理刑事案件時，採用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這也就是說，陪審團只有在確信證據已經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准時，才能認定被告有罪。因此，在刑事審判中，即使某些證據被法院採信了，但並不一定就能夠給犯罪嫌疑人定罪。在本案的庭審辯論期間，辯方律師柯克論大打種族牌，在對黑人占絕大多數的陪審團面前，反復引用福爾曼警官的種族主義謾罵和攻擊，辯方的另一位律師舍克則重點攻擊了警察局技術人員在搜集證據時的馬虎，強調證據是如何被污染而不可靠。雖然這些問題沒有一個能證明辛普森無罪，但在黑人佔大多數的陪審團中間，它們已經足夠能讓人相信，檢方的證據並沒有達到無可置疑的標准。最後，陪審團經過4個小時的審議，做出了辛普森無罪的裁決。
程序正義不同於實體正義，它主要體現於法律程序的設計以及司法裁判的過程之中，是一種明確、具體且可操作的程序，是對法官和當事人的一種形式性道德約束，屬於「看得見的正義」。
程序正義原則的確立主要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基於人性惡的人性論基礎而主張對國家官員的權力運用進行一定的限制。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人們傾向於認為世界上並不存在完人，人性的本質是惡的，因此誰也不能保證掌握司法權的警察、法官等不濫用權力，這就必然要求設計一種合理的程序對權力的運用做出限制。
二是英美國家的個人主義理念要求對公民的權利予以充分的保護。與代表國家、可以動用國家財政和國家強制力的檢查方相比，個人的力量無疑是十分弱小的。為了充分保障公民個人的權利，英美法系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一系列保障公民個人權利，如「無罪推定」原則、「排除合理懷疑」的原則等等。
三是對程序的獨立價值的發現。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實體上的公正是無法准確把握的，而程序上的公正是可以「看得見」的，因此訴訟程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彌補實體法的不足；二是公正的訴訟程序，可以增強訴訟的理性形象，有利於民主、平等、法治等理念的傳播，使判決跟容易得到公眾的認可和尊重。
通過辛普森一案，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司法制度對程序公正和確鑿證據的重視程度，遠遠超出了尋求案件真相和把罪犯繩之於法。也許有人會說，注重程序公正並不必然會導致實質上的公正。但是，正是由於這種程序的公正從而避免了國家公權力的濫用，才能真正給民眾一種安全感。
與英美刑法對程序的重視相比，中國傳統的法律理念和制度都是重實體而輕程序的。著名的佘祥林殺妻案就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佘祥林因殺妻入獄，11年後「被害人」佘妻突然現身，案件重審，佘祥林被法院宣告無罪重返社會。雖然法諺有雲「遲來的正義不等於不正義」，但是11年的光陰人生又得幾個？即使重返社會，這11年的牢獄之災也將使佘祥林一輩子都無法回歸正常的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違反法定程序，甚至於刑訊逼供，使得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自由被隨意踐踏，人權得不到應有尊重的事例不在少數。這一切的症結所在就是我國注重實體公正、輕視正當程序的司法觀念，僅僅把程序作為實現實體正義的手段，而忽視了正當程序本身的獨立價值和重大意義。
刑事訴訟法修訂以來，程序正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無論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刑事訴訟法總則並在多項具體規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貫徹和體現，還是堅持「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規定不動搖之外，又增加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並規定在訊問過程中實行錄音錄像等制度都意味著正當程序的獨立價值越來越為我國司法實踐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