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原理
Ⅰ 《民事訴訟法原理與實務》
1、劉丙作為女兒同樣享有繼承權，因此劉丙可作為共同原告，主張自己的繼承權專。
謝英是該訴訟屬標房產的買受人，應當作為第三人參與訴訟。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部分訴訟參加人
Ⅱ 什麼是訴訟契約原理
現代法學理論成果和國際司法經驗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兩大法系的日漸趨同說明了借鑒國外有益經驗，是司法改革走向成功的一條捷徑。在簡易程序司法解釋中，引入的訴訟契約理念就在於尊重當事人的權利。
訴訟契約是大陸法系訴訟法學者提出的概念，有學者認為它是當事人之間就訴訟程序事項而達成的以直接發生訴訟法上效果為目的的合意。包括管轄合意、訴訟上的和解、證據契約、放棄型訴訟契約、執行程序中的契約。5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如果足以解決已經形成的糾紛和沖突，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這也是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要求。
簡易程序司法解釋第二條中規定的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體現了訴訟契約原理。程序選擇權，是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就程序性事項達成合意後共同處分自己訴訟權利的一種權能。它體現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體現訴訟民主，提高訴訟效率。根據該條的規定，在一審普通程序案件中，當事人各方可自願選擇適用簡易程序並經法院審查同意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這實際上也就是當事人之間達成了適用簡易程序的契約。程序轉換過去是單向，只允許向普通程序轉換，絕對禁止向簡易程序轉換。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第171條中就規定，已經按照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在審理過程中無論是否發生了情況變化，都不得改用簡易程序審理。而簡易程序司法解釋的出台，對此是一個突破。
在過去，我們在法律規定上很少承認訴訟契約。比如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調解書須經當事人簽收後才具有法律效力。賦予當事人在調解書簽收前的反悔權，不符合契約理論，而且有悖於誠實信用原則，客觀上還形成法院作出的調解書效力還不及民間調解組織作出的調解協議的效力的尷尬局面。因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明確，民間調解組織作出的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質，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在簡易程序司法解釋中，對此進行了修正。解釋第十五條的規定，調解協議經當事人簽字後即具有法律效力，體現了尊重訴訟契約的精神。此外，簡易程序司法解釋第二十二條關於當事人可以協商舉證期限，但最長不超過15日的規定都體現了訴訟契約的原理。
其實，從訴訟法律關系參與者的角度講，法院作為訴訟關系的一方，同樣可以作為訴訟契約的參加者，因此筆者認為訴訟契約並不局限於當事人之間。當事人與法院之間同樣可以達成契約，簡易程序司法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的當事人可以要求郵寄送達裁判文書，這實際上當事人與法院之間達成的訴訟契約，法院只要按照約定進行送達即可產生法律效力。
Ⅲ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普通程序是什麼意思
普通程序是訴訟程序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一種程序，是訴訟程序的基礎，具有審判程序通則的功能。
與其它訴訟程序相比，普通程序具有以下特點：
普通程序具有完整性。其表現在：從體繫上看，普通程序包括了當事人起訴、法院受理、審理前准備、開庭審理、裁判等各個法定訴訟階段，每一個訴訟階段按順序相互銜接，體系完整，反映了審判活動和訴訟活動的基本規律。從內容上看，普通程序對各個訴訟環節的具體內容均作出了具體明確規定，並且對一些必要的訴訟制度也作出了規定，如撤訴、缺席判決、訴訟中止和訴訟終結等。它們不屬於某一個訴訟階段，但對於處理訴訟中可能出現的特殊問題，卻是必不可少的。
普通程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其體現在：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民事案件，除貫徹民事訴訟法總則部分的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外，不需要適用其他任何一種訴訟程序的規定，是不依賴簡易程序、第二審程序、審判監督程序的獨立的訴訟程序。法院無論是審理一般的訴訟案件，還是重大、復雜的訴訟案件，都可以只適用普通程序就將其審結。
普通程序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普通程序適用於各級各類法院審理訴訟案件。中級以上的法院和各專門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基層法院除審理簡單民事案件適用簡易程序和小額訴訟程序外，審理其他案件也必須適用普通程序。
同時，由於普通程序完整、系統，可廣泛適用於法院審理一審民事案件、上訴案件和再審案件。我國民事訴訟中的簡易程序、第二審程序、審判監督程序是專門用於處理簡單民事案件、上訴案件和再審案件的訴訟程序，針對性強但不系統完整，法院在審理這些案件的過程中，凡是相應的程序沒有規定的，就要適用普通程序的有關規定。普通程序的這一特點反映了普通程序和其他訴訟程序的關系，反映了訴訟程序之間的差異性和協調性。
Ⅳ 民事訴訟法有沒有溯及力
民事實體法沒有溯及力，但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法具有溯及力。可以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施行時未結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這一司法解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施行時未結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第一條
2013年1月1日未結案件適用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但本規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前款規定的案件，2013年1月1日前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已經完成的程序事項，仍然有效。
第二條
2013年1月1日未結案件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或者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管轄規定的，人民法院對該案件繼續審理。
第三條
2013年1月1日未結案件符合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或者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送達規定的，人民法院已經完成的送達，仍然有效。
第四條
在2013年1月1日未結案件中，人民法院對2013年1月1日前發生的妨害民事訴訟行為尚未處理的，適用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但下列情形應當適用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
（一）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情形；
（二）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情形在2013年1月1日以後仍在進行的。
第五條
2013年1月1日前，利害關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請訴前保全措施的，適用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等法律，但人民法院2013年1月1日尚未作出保全裁定的，適用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確定解除保全措施的期限。
第六條
當事人對2013年1月1日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或者調解書申請再審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審查確定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間，但該期間在2013年6月30日尚未屆滿的，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
前款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的，仍適用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
（一）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
（三）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二年後，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以及發現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第七條
人民法院對2013年1月1日前已經受理、2013年1月1日尚未審查完畢的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案件，適用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
第八條
本規定所稱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是指根據《決定》作相應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本規定所稱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是指《決定》施行之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4)民事訴訟法原理擴展閱讀：
民事訴訟法溯及力問題
法的溯及力，即法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新頒布的法律對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是否適用。《立法法》第八十四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
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根據該條規定確立法的溯及力原則：從舊兼有利。
最高人民法院於2001年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規范並統一了刑事法律的溯及力問題。但民商事法律規定並沒有統一的溯及力的規定。
根據學者學說，實體法與程序法在溯及力原理上存在不同。
實體法：
民商事法律（包括司法解釋）關於法的溯及力的規定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一、原則為法不溯及既往：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
第1條：「合同法實施以後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適用合同法的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前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釋另有規定的以外，適用當時的法律規定，當時沒有法律規定的，可以適用合同法的有關規定。
第5條 人民法院對合同法實施以前已經作出終審裁決的案件進行再審，不適用合同法。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33條：
擔保法施行以前發生的擔保行為，適用擔保行為發生時的法律法規和有關司法解釋。擔保法施行以後因擔保行為發生的糾紛案件，在本解釋公布施行前已經終審，當事人申請再審或者按審判監督程序決定再審的，不適用本解釋。
擔保法施行以後因擔保行為發生的糾紛案件，在本解釋公布施行後尚在一審或二審階段的，適用擔保法和本解釋。
二、例外：
1、跨法行為從新：
關於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1條：
除本解釋另行規定外，2001年10月27日以後人民法院受理的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涉及2001年10月27日前發生的民事行為的，適用修改前著作權法的規定；
涉及該日期以後發生的民事行為的，適用修改後著作權法的規定；涉及該日期前發生，持續到該日期後的民事行為的，適用修改後著作權法的規定。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
第2條 合同成立於合同法實施之前，但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實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實施之後，因履行合同發生的糾紛，適用合同法第四章的有關規定。
2、合同有效優先：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3條 人民法院確認合同效力時，對合同法實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適用當時的法律合同無效而適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則適用合同法。
3、空白追溯：
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條：「合同法實施以後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適用合同法的規定。
合同法實施以前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釋另有規定的以外，適用當時的法律規定，當時沒有法律規定的，可以適用合同法的有關規定。」
Ⅳ 婚姻法與民事訴訟法的關系
盡管婚姻法與民法存在著很多的區別，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系又是絕對不能輕視的：
第一，民法的一般原理、原則大都適用於婚姻法。雖然婚姻法與民法有很大區別，但是他們調整的對象都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及身份關系，民法經歷了長久的發展過程總結了一系列相對完備的基本原理與原則，由於調整對象的相似性，諸如平等、自願等最基本的原理與原則也大多一樣適用於婚姻法。這是婚姻法與民法相同相容的基礎。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上，我國民法通則中的有關公民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監護、宣告失蹤等規定在調整婚姻家庭關系中也同樣具有直接或間接的依據與適用作用。
第二，從法律發展的趨勢上看，婚姻法也會向民法繼續靠攏。隨著現在社會的發展，經濟關系越來越成為法律調整的中心，身份關系在法律調整中被逐漸弱化，婚姻法在調整內容上也由以前的單純側重調整身份關系轉為兼顧調整財產關系，因此婚姻法必然會因內容的發展變化而逐漸向民法靠攏。
第三，從調整方式上來講，婚姻法必須藉助於民法的調整方式。法律調整社會關系必須以行為為調整對象，而婚姻法是相對典型的身份法，以調整身份關系為主，而身份關系很難被直接地調整，婚姻法現在在調整方式的立法上並不發達，所以婚姻法要想真正有效地調整婚姻家庭關系，必須藉助調整方式立法發達的民法。此外，我國民法通則中的諸如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權、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等規定是專為調整婚姻家庭關系而制定的。
第四，從法律部門之間的內容平衡來看，婚姻法如果獨立為一個法律部門的話，以其現有的法律規范很難與其他法律部門平衡；而婚姻法若不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唯有與民法更為接近，才能夠與其他的民事法律共同構成完整的私法部門。順應我國民法典緊鑼密鼓准備出台的現實需要，服務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婚姻法從屬於民法的法律體系地位，准確把握其民事特別法的定位，在未來的婚姻立法工作中，指導對現行婚姻法的修改與完善，使我國婚姻法更好地發揮維護家庭和睦，保障社會和諧的積極作用
Ⅵ 未及時交納保費,保險公司理賠嗎運用合同法和民事訴訟法原理來分析
你好，如果在應交日期後60天內出險了
是理賠的。如果超過了60天就是合同中止了，出險了就不陪了。所以是按照合同來辦的，這在合同里有的。所以一旦忘記交費合同中止了一定要在2年內辦理復效，合同繼續有效。超過2年的就辦不了了，合同終止。希望能幫到你
Ⅶ 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學有區別嗎
當然有區別，譬如：
1、民事訴訟法是從事民事訴訟活動所必需遵從的現行法律；回但民事訴訟法學主要答是研究民事訴訟法的結構、體系、制度、條文的設置及其原理。
2、民事訴訟法是民事訴訟活動的規則，民事訴訟法學是研究、評論民事訴訟法的學問。
Ⅷ 田平安的《民事訴訟法原理》哪些章節算總則李開國張玉敏的《中國民法學》是不是一定要看
現在時間還早 你還是看吧 中國民法學寫得挺好的。田那本，只要不涉及具體審判程序版的 都要看 審判程序像一權審二審簡易程序監督程序這些最好還是看看 總則分則是一體的 掌握不好其一，都很難拿高分。當然 對於答題來說 還是側重考察理論。但是案例題里會涉及分則，最好還是看看。拜託 看到懸賞分是0，還真沒什麼積極性。
Ⅸ 民事訴訟法中怎麼理解證據的合法性
證據的形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沒有影響；收集證據的主體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一定影響，應當區別情況，分別對待；收集證據的程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較大影響，但總體上應當從寬；實體法的特別規定不應作為判斷民事訴訟證據是否合 法的標准。民事訴訟在證據合法性的解讀上應當不同於刑事訴訟，總體上應當更加寬松 、靈活。按照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合法性是證據屬性的構成要件之一，證據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對於應當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內涵卻有爭議。多 數人認為，合法性指證據的形式、收集證據的主體及收集證據的程序合法。另一個有 爭議的問題是對證據合法性的內容的闡解，在三大訴訟法中是否應有所區別。一直以來 ，對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證據的合法性的解釋都是套用刑事訴訟領域對該問題的理解， 沒有做出區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頒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68條明確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才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一規定似乎對民事證據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訴訟更為寬松的解釋。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 的規定》第55條，明確提出了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應當針對的內容是：(1)證據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法情形。這一對證據合法性的解釋與以往的學理解釋又有不 同之處，它將違法情形是否會對證據的效力產生影響作為判斷合法性的標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們，人們已經意識到在不同類型的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應當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應當如何將這種差異體現於立法中還有待我們作更深入的探討。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無論是在證據的收集、舉證責任的承擔以及證據的採納等方面都 與刑事訴訟有顯著的區別，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別於刑 事訴訟的解釋。但是，證據的「合法性」是一個過於寬泛的問題，因此學者 將它的內容進行拆解，使其變成一個由若干要件共同構成的證據合法性規范(比如，將合法性分解為證據的形式、取證的主體及取證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一總體的思路是正確的。問題僅在於在民事訴訟領域應如何選擇「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釋每一個構成要件的內涵。
一、證據的形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依據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當事 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形式。並且按照證據法學的一般理論，證據只有具備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為什麼要將法定的形 式作為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以及這樣規定的意義何在，還缺少必要的理論支持。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有更多的新類型的證據出現在訴訟中。上述七種證據表 現形式難以概括並預見所有的證據形式。如果按照訴訟法學界的通常觀點，證據只有具 備了法定的表現形式才有可能被採納，這無異於削足適履，荒謬之處顯而易見。並且從 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對於某些新種類的證據，比如，經常在訴訟中出現的電子證據， 法院也並沒有因為它不屬於法定的七種證據形式就拒絕採用。對此，也許會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並舉例說，測謊結論不就是因為不具有法定證據形式才不能被採納嗎?測謊結論之所以不能在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並非由於它沒有在七種證據表現形式之 列(我們可以將它納入鑒定結論的范圍內)，而是由於測謊結論的准確性還不十分令人滿 意，另外，測謊這種方式本身與訴訟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比如反對自我歸責原則)有抵 觸之處，因此，我國訴訟法才沒有將測謊結論列為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之列。
在證據形式與證據的合法性的關系的問題上，堅持證據必須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當的。這也與各國在證據法領域盡量避免形式主義傾向的趨勢不符。並且象我國民事訴訟法這樣對證據的形式做出如此細致的劃分的做法在其他國家也是很少 見的。在英國證據法理論中，證據被籠統地分為口頭證據、文書證據和實物證據三類。 口頭證據也稱證言，一般指證人或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實對法院所作的陳 述。文書證據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審閱的以文字、符號等信息傳遞思想內容的事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證據形式，如錄音帶、影片等也被納入到文書證據的 范圍內。實物證據在英美法系國家包括物體、身體特徵、證人舉止、勘驗、自動化記錄 等。大陸法系國家側重於通過訴訟程序的運作來實現對證據的篩選。因此對證據的分類 就必然要適應這種調整方式。在法國民事訴訟中，證據被分為書證、證言、推定、自認 以及宣誓五種。法律 沒有規定物證這種證據形式，這是因為物本身並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物所體現的案件 事實只有通過人的「解釋」，比如，鑒定、勘驗、診斷、確認等方式才能實現。法律具 體規定了解釋物的具體方式和程序卻沒有把物作為一種單獨的證據形式。對物的「解釋 」的結果視具體情況被歸納到其他證據形式的外延內。我們也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對證據 的分類方法，適當改變對證據形式的劃分方式，減少類別，擴大各類證據的外延。比如 可以將證據從形式上分為人證和物證兩大類。人證包括證人、當事人、鑒定人、勘驗人 。物證包括在訴訟中能夠起到證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使證據 的分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會生活事實，使今後可能出現的新的證據 種類能夠歸入到現有的證據類型中。
二、收集證據的主體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的合法性之間的關系，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有不同的體現 。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方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就決定了大多數的證據收集工作是由控訴機關完成的，並且刑事案件的證據收集還涉及到某些與公民人身權、財產權 密切相關的強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規定只有特定的國家機關才有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來收集證據，其他訴訟主體無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也就是說，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的主體不合法是可能導致證據喪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證據的主要主體，法院只在例外情況下才提供幫助。但是，我國1991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對審判者與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權利的區分並不令人滿意，這集中體現於沒有切實貫徹由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原則。不過經過十幾年的審判方式改革， 這一問題已有明顯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 見》中及《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對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 進行了初步的限定，並且後一法律文件中明確規定應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 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進一步把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利限定於當事人申請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他人合法權利的事實及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 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法院才能不經申請主動 調查收集證據。並且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申請調 查收集的證據屬於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必須經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2)涉及 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3)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規定使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法院與當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確了，但尚不能認為這些規定已經十分完善。因為法律並沒有同時規定如果法院超越職權收集證據，也就是證據的收集主體不合法時將對該證據的採納產生何種影響，而這正是限製法院調查取證權的關鍵。
但是，並不認為法院超越職權收集的證據應該一律不可採納。因為如果讓當事人承擔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不利後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難有說服力。而且如果規定法院越權收集的證據一律無效也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並危及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對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效力應根據越權行為的不同進行區別對待。對於證據本屬於應由當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圍之內，不符合法院收集證據的條件的，此類越權收集的證據應認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當事人提出異議並證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該證據自己也會收集並向法院提供此證據。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收集證據的行為 違反了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某一證據應視為當事人在行使對證據的處分權 ，法院無權干涉；對於證據客觀上雖具備了由法院收集的條件，但法院在沒有經當事人 申請的條件下實施了收集證據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證據並不當然無效，除非有申請 權的當事人明確表示放棄該證據。
總之，在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合法性的關繫上，提供證據的主體是否合法應當成為 判斷某一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的一個因素。這也是在證據法領域明確區分當事人與法院 在訴訟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貫徹法院的越權取證行為將會影響證據的合法性的原則時應充分考慮證據的失效可能對訴訟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靈活處理。
三、收集證據的程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程序對證據的合法性的影響體現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也就是說，法律並不明確規定合法的證據應當具備的條件，而是通過非法證據的排除來達到保證取證行 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特指由司法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證據。由於這類違法收集證據的行為易給當事人的人身、財產權利造成損 害，因而各國刑事訴訟立法對司法機關違法取證的行為均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通過 違法程序收集到的證據，立法發展的趨勢卻日趨理智，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將非法證 據分為三類，分別適用不同的規則：(1)對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於嚴重 侵犯了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因此兩大法系諸國對此類證據均持否定態度，不允 許採納為定案根據；(2)對於非法取得的物證，採取靈活的政策，或原則上承認其效力( 法國)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國、德國)；(3)對以非法取得的證據為線索獲得的其他證 據的可采性問題，逐步趨於放鬆對這類證據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實行「毒樹之果」排 除規則的美國近年來也不斷通過判例法修訂原來的規則，增加了許多例外規定。
在民事訴訟領域，各國對當事人用違法方式取得的證據採取了更為寬容的態度。英國 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最初的原則是：該證據的可采性取決於它與案件是否存在關聯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採納了原告從郵局盜竊來的信件作為證明被告 有通姦行為的證據，事後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責任，但這並沒有影響證據的可采性，審理 該案的上訴法院認為：「近年來，法律的政策是採納幾乎所有的有助於查清案件事實並 實現司法公正的證據。」這一判決對英國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證據的態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成為法院處理 相同問題時經常引用的一個判例。但是，不斷有人對這一判例所確認的原則提出異議， 最終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態度才略有轉變，審理該案的法官認為：「這里沒有絕對的規則，應當根據每個案件的 特定情況決定是否採納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這些應當考慮的具體情況包括：相關證據的性質、使用該證據的目的、取得該證據的方式、採納該證據是否會對被取證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該證據的採納是否會對法院查明事實作出公正的判決有所幫助。」這樣，在英國的民事訴訟中， 在決定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可采性時，實際上採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據實際情 況作出裁決。美國對待普通公民通過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也並不絕對地禁止，除非該證 據的取得方式使證據的可靠性受到影響，法院不予採納的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機關違反 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規定取得的證據，而公民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顯然不屬於該修正案規 定的范圍，因此是可以採納的。
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中，只有義大利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一方當事人以非法手段從對 方當事人處取得的並且屬於對方當事人所有的書證是不可採的。但是，用違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錄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證據卻是可採的。在大陸法系的另一些國家，比如德國，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採取了相當性原則。 德國最高法院雖然在審理民事和刑事訴訟中曾有過排除秘密獲取的錄音帶的案例，但是為了避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被過度使用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障礙，德國法院採取了相應 的限制措施。如果採納違憲獲取的證據是保護他人權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護更為緊要的基本價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國法院有權採納違憲取得的 證據。
我國台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中沒有關於非法證據的效力問題的規定，實踐中也缺少可以依據的案例。學者對此的觀點有三種：法規范統一說主張不論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是整體法規范的組成部分，因此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在訴訟上也應當為否定之評價。否則 ，一方面就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加以處罰，而另一方面卻允許在訴訟中使用該違法取得的 證據，將造成國家法律體系的矛盾；法規范分離說認為，證據取得行為的實體違法性與 訴訟程序中利用該證據並無直接關系，因此對實體法的違法性與證據的能力問題上應當 作出區別；近來有學者提出，對於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應當參照憲法與民事訴訟 法的基本原理，依據個案權衡。
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趨勢以及各國在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上對非法取得 的證據的態度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首先，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體，不存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因此，法律應當將規范的 重心置於保障、促進雙方當事人積極地行使調查取證權上，而不是保護處於劣勢一方當 事人的權利免受對方侵犯。其次，我國目前司法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從調查 取證的負擔中擺脫出來，主要由當事人收集證據。但是從實踐情況來看，由於法律對當 事人的調查取證權缺少切實的保障，加上我國公民整體的法律素質較低，造成了許多當 事人對法院的取證權仍存有很大的依賴心理，這就需要我們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 充分考慮這些現實因素，如果規定得過於嚴格難免會增加取證的難度，挫傷當事人舉證 的積極性。最後，我們還應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一個清醒的 認識，一方面，過於嚴格的排除規則會減少法官據以做出判決可以依據的信息，不利於 實體真實的實現；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證據意味著對該證據投入的司法資源沒有得 到相應的回報，顯然也不利於訴訟效率的提高。筆者認為，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應當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明確界定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界限。刑事訴訟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質決定 了必須對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加以嚴格約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職權或違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證據都屬於「非法證據」。民事訴訟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法 律對普通民事主體的行為要求是，只要他們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就是合法的 。這一點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證據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來。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關於當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定，尚有不妥之處：一方面，我國法律明確賦予公 民的權利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民主權利、人身權和財產權，如果認為當事人的取證行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項權利都應認定由此取得的證據不能採納，顯然是對民事訴訟證據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也似乎與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當事人的違法取 證行為又有不同的類型，有些違法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而且 違法行為本身使證據的證明力受到影響，比如用肉體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證據 ，另外一些違法取證行為雖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但並沒有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比 如用私自錄音的方式錄取的證人證言或用盜竊的方式取得的證據等。筆者認為，對這兩 種不同的「非法證據」應在效力上有所區別，對前一種「非法證據」應當絕對地排除適 用，因為它不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證據本身的可靠性亦難以保障。對後一種類 型的「非法證據」，由於還有可以利用的證據價值，因此應當由法官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是否予以採納。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調查取證權是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賦予當事人的一項基本的 程序性權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都可以對這一權利作出禁止性規定的 。對當事人取證權的限制性解釋只能通過較高級別或同級的法律作出。因此，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的談話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的批 復的法律效力有所懷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捨非法證據的自由裁量權時，應當採取利益衡量的原則。也就是說，對於絕大多數「非法證據」，雖然存在違法取證的行為，但是只要證據的可靠性並 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法律並不絕對地規定這些證據是不可採納的，法官也不能僅僅因 為該證據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絕採用，法律將這類證據採納與否的決定權交給法官 ，法官在判斷是否採納某一非法證據時應綜合考慮案件的性質、當事人取證的難易程度 、該非法證據對於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證行為給被取證方造成的損 害等各種因素。
第三，應當區別對待非法取證的行為和通過非法取證行為獲得的證據。這也是其他國 家民事訴訟制度在對待該問題上共同的立場。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憲法中規定了公民 享有通訊自由權，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還是採納了電信公司 通過竊聽方式取得的證據。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寬容態度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取證行為應當聽之任之。 對於後者，許多國家的法律都規定，被取證方可以通過另外的訴訟程序要求取證方承擔 相應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也許會有人擔心在民事訴訟中對非法證據採取寬容的態度會縱容當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對此，對當事人非法取證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對這種非法取證的行為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而且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之所以甘願冒險用違 法手段收集證據的主要原因往往在於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方法獲得該證據。這就要求我 們在立法上拓寬當事人獲得證據的渠道、降低舉證難度、切實保證取證權的落實，只有 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
四、實體法的特別規定與證據的合法性
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通過實體法的規定對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種常見的做法。特別是書證這種證據形式，在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被賦予較高的地位 ，法律明確規定對某些法律關系或事實的證明必須用書證的形式，其他種類的證據不具 有可采性，這一原則就是書證優先性的。法國是實行書證優先原則的典型代表，法國民法典第1341條規定，一切物體的金額或價值超過五十法郎者，即使為自願的寄存，均須在公證人前作成證書，或雙方簽名作成私證書。證書作成後，當事人不得 就與證書內容不同或超出證書所記載的事項以證人證明，亦不得就證書作成之時、以前 或以後所聲明的事項以證人證明，如物件的金額或價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義大利， 書證優先原則也同樣有所體現，比如，對於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和解協議的證明法律明確要求只能使用書面證據，其他的證據形式不能被法院採納。除了書證以外，實體法還 可能對某些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的證明提出諸如公證、登記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學者認為這些要求構成了證據可采性的一個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規定才能認定 證據具備了證據能力。
但是，在我國目前條件下，不同意將是否滿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為檢驗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標准。如前所述，在我國實體法對法律關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為 法律關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證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國《合同法》第270條的規 定，建築工程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因此，當事人在有關建築工程的糾紛中，只能用 書面形式證明合同的內容，如果沒有書面合同法院將判決法律關系無效。但是，並不能 由此認為除了書面證據之外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都不具有證據能力，因為如果法院以沒有採用書面形式為由判決合同無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導致合同無效的 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此時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在證明合同無效 的民事責任時由於證明對象的改變，是具有可采性的證據。
總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與刑 事訴訟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總體而言更為寬松和靈活，體現了民事訴訟所追求的價值 目標的多樣性，同時也使當事人和法官擁有了更多的行為空間和選擇餘地。
Ⅹ 民事訴訟原理與實力(一)
（1）當事人平等地享有訴訟權利。當事人平等地享有訴訟權利，是指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回所進行的「訴答訟攻擊」與「訴訟防禦」的平等性。任何一方不得享有比對方更優越或更多的訴訟權利，只有賦予雙方當事人平等的權利、均等的機會，才能維系民事訴訟活動中當事人雙方「攻擊」與「防禦」的平等進行。
（2）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訴訟地位平等。當事人訴訟權利訴訟義務平等，也即是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訴訟地位是平等的，不因當事人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文化程度、民族等因素不同而存在差別。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不但是平等地享有訴訟權利，同時也是平等地承擔訴訟義務，並且對行使訴訟權利給予平等的機會。
（3）保障和便利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首先，立法保障。作為立法的指導原則，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應當體現在民事訴訟法的相關制度和具體規范中，使這一原則具體化，為當事人實際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訴訟權利提供法律依據。其次，是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應當為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提供保障和便利。依法保障當事人雙方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並且為他們行使訴訟創造和提供平等的機會和條件，是人民法院應當履行的職責，也是訴訟權利平等原則實現的重要保證。